什么是意识形态建设?

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08-12-29 &
这位仁兄的胆子真大,问出这么大的问题。 政治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思想产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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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知识论的、伦理的等等。 在社会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政治意识形态大量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比如说,20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与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就是共产主义,它是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说为其基础。其他的例子有: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基督民主主义(christian-democracy)、法西斯主义、君主主义、民族主义、纳粹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系统意识形态」(systematic ideology)是指将意识型态当作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而非研究个别的意识形态)。(参见条目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型态。) 意识形态受欢迎的程度有部份原因是受到道德事业家(moral entrepreneur)的影响,他们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政治意识形态是指提出某种政治与文化计画作为参考的社会运动、机构、阶级或大团体,他们的整体观念、原则、教条、迷思或符号。它也可以是通常用来界定某个政党及其政策的一整个政治思想结构。 通常是某些道德观形塑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关于文化的分类 H. H. Stern()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即大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big C),狭义的文化即小写的文化(culture with a small c)。广义地说,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 家庭制度、 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内容。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Hammerly(1982)把文化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信息文化指一般受教育本族语者所掌握的关于社会、地理、历史、等知识;行为文化指人的生活方式、实际行为、态度、价值等,它是成功交际最重要的因素;成就文化是指艺术和文学成就,它是传统的文化概念。 文化的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 物态文化层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 制度文化层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 行为文化层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 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的核心。 有些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指习俗、仪式以及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 深层文化(deep culture),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 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而深层文化的某一概念又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反映在大众文化中,以一种艺术形式或文学主题反映在高级文化中。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哲学家、 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 “文化” 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差异之大,足以说明界定“文化”概念的难度。 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非对称):(一)文化和意识形态呈二元结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是文化结构四面相,反映 出文化结构的多维性。观念文化的核心,是社会的特殊文化系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 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观念和思想的体系及功能制约着文化诸体系的发 展,后者可以不及前者,但不能超越前者。文化诸形式的经验表达,不是纯粹的符号行为,而是与观念和思想 体系的价值规定相关的社会行为。文化反映社会生活,意识形态制约规范着文化的表现形式的内容。因此,文 化和意识形态在社会精神文化体系中是二元结构。 (二)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作为人类经验生活的总结,文化符号、文化信息、文化类型 、文化模式和文化交流都是它的一般反映。意识形态符号系统是人类经验生活的特殊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集 团意识、集团价值和集团模式成份,因而意识形态常常导致产生与文化相异,甚至相对立的文化形式。阿尔都 塞认为,生产关系决定文化,生产关系是人类经验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它产生的特殊的文化,就是意识形态 ,即在这个物质环境里思考的问题,是阶级意识的文化,所以文化是一般经验形态,意识形态是特殊经验形态 。 (三)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在文化体系内,文化和意识形态先有因果关系。文化是先于 意识形态的人类经验的符号表征。一定历史阶段内,符号表征图示发生了质的变化,一种理性的经验抽象符号 图示成为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观念形态,在文化体系中居核心地位,多元结构的文化客体受制于一 元结构的意识形态主体,二者的因果关系转换为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原因,反映着观念形 态制约的生活现象;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理性抽象的结果,表现了文化生活和社会观念生活的本质。意识形态神 圣化过程取代文化经验的世俗化过程。观念形态的文化历史,一般文化成为世界的经验性表象观念,意识形态 则成为世界的文化性本质观念。“重组和再解人类经验和观念,不能从旧的框架出发展望世界,而应从新观念 对现存价值观念体系挑战的解释出发。”(注:黄龙保:《领袖文化》,第44页。)这即是对文化理解的意识 形态诠释。关于文化类型的马克思的三大类型说、斯宾格勒的九大类型说、汤因比的二十六大类型说,都具有 鲜明的意识形态因素(注: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133页。)。还有贝尔等人的“意识形态终结”( 注: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3页。)、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注:魏晓锋、朱月潭:《亨廷 顿‘文化冲突论’剖析》,《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等观点,以及后现代主义、后保守主义的理论或 社会主张,都是溶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分析为一体,而其中意识形态因素显然超越单纯的文化因素而占有很大 比重。 (四)文化中心与意识形态中心。在文化模式的评价问题上,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各个文化模式赖以生存 的环境决定了该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和特殊性,因而是不能评价和比较的。文化中心主义则认为自己的文化模式 是唯一的,其“依据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优于其它文化模式,是评价衡量的中心和标准,如“西 方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就是如此(注: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98页。)。这两种观点均失之 偏颇。文化中心主义的绝对性,不免封闭;文化相对主义的灵活性,又难免缺乏稳定。但实践中,文化中心主 义仍然是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生存标准。根本问题不是文化本身决定的。文化中心主义起主要决定作用的价 值评判标准是意识形态。观念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申张自己的社会中心价值观,文化因素对社会的 作用,受到意识形态的筛选,各个文化模式的中心论倾向,是该文化模式中意识形态中心论的折射。例如作为 意识形态的宗教,在文化模式的经验主义操作中就具有很强大的塑造性,从早期图腾崇拜到当今世界三大宗教 ,它们对文化、文化模式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以致于杰姆逊认为“没有宗教 ,便没有文化;今天的文化不成其为文化,就是因为没有了宗教”(注: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第30页。)。根据韦伯的分析,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注:M·韦伯:《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第32页。)。“禁欲苦行主义”的“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的“经济冲动力”的 矛盾及历史发展与资本主义历史是分不开的(注: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3页。)。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既是一种文化模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后者的中心成份大于 前者。杰姆逊关于意识形态七种模式的分析(注: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206页。)和泰 尔朋关于意识形态的八种命题(注:G·泰尔朋:《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政权》,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 ,第51页。),对文化中心与意识形态中心有详细的解释。 (五)文化整合与意识形态整合。文化整合即是个人、民族和国家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将文化物质、文化 丛赋予一定的结构而展示文化整体意义的行为。“文化与个人互动整合”、“个人选择整合”和“社会整合” 三种观点是文化整合中较有代表性的。“文化与个人互动整合”观认为,文化是非理性的情绪丛结的产物并受 制于情绪丛结。个人与文化和互动关系中,文化得到整合。文化交流及文化传播和人对文化的经验体认,使文 化整合得到明确的意义。“个人选择整合”观认为,文化整合的始创力量,是个人对文化的选择、排斥和修正 ,个人也要受到文化客体的制约。文化整合模式是偶然的反复的重新组合发展。文化差异是文化整合的内在根 据。故文化整合是相异的,文化整合过程的完成决定于整体对部分的取舍。“社会整合”观认为,社会规范着 个人,社会文化的事实的集合,强制性地限制着个人,即社会本身整合着社会,维持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集 体意识和集体良心是社会整合的力量(注:张翼、陈富强:《再论社会整合和文化整合》,《兰州商学院学报 》1995年第2期。)。意识形态整合是非个人性的选择,某种意义上,个人生来就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因此, 意识形态对个人、阶层皆有先在的意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内容是一种理性的肯定,意识形态整合具有强制性 ,其目的是理顺并规范个人意识的行为遵从意识形态的范式。文化整合允许个人和社会互动互补,相互选择。 意识形态整合却不容个人选择适合的成份和内容,它是自上而下的层级整合和自下而上的递从整合相结合的控 制形式和操纵结果。意识形态整合包括观念整合、制度整合、价值整合和行为整合。其目的是保证社会整体导 向性的合法化——确立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因此,意识形态整合是观念、信念和价值统一的“上层建筑 ”,文化整合是观念、信念和价值统一的“基础”,意识形态整合最终反映文化整合和意识形态整合的最佳选 择。 (六)文化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基于一定历史环境而形成的文化构建,内涵着特殊的文化特质、文化丛 ,由此组合成文化模式。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模式、其结构的形式不一,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必然产生冲 突。文化冲突的核心是文化中心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文化价值的信念和它们的主导地位。文化冲突是相 同或不同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中,主文化控制、牵引或消蚀亚文化,特别是反文化的矛盾形式。一定时期,亚 文化与主文化并不相左,反而是一定程度上对前者的补充和完善,二者是互动互补的传递变化关系。主文化一 般难容反文化,但反文化并非一律是反动文化,一定条件下,反文化却可能代表着历史发展和社会的方向(文 艺复兴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冲突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文化批判,即对传统文化模式的内容、价值和根 基等确定性的文化因素和图示的辩证理性思考与批判。正因为如此,文化批判的锋芒和结果、甚至导致激烈地 社会冲突,乃至社会革命。这种状况已明显地超出了单纯的文化冲突范围,集中地表现了意识形态的意义。现 时代,文化冲突的实质大都是意识形态幽灵作祟。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现代 价值观念与传统价值观念、现代社会发展目标与传统社会发展目标、现代的与传统的民主观、法制观、经济体 制与经济增长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重大时代课题,无不具有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反射出意识形态冲突的社会 影响。“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冲突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注:李森洋、张华全:《当代西方思潮辞典》 ,第190、345页。)。当前发展中国家在宏观层面致力社会现代化,在微观层面致力经济增长,比较恰当的有 效方式,是找到一条既不脱离意识形态又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途径,超越旧意识形态局限,求得意 识形态协调平衡。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诸社会批判理论和实践,对迟发 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有警示意义,敌对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不仅是不同观念形态的理 论学说、价值观念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间的斗争,这是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本利 害所在。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是文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概言之,文化是基 础和前提,意识形态是核心和枢纽,文化研究是发现社会发展的经验机制,意识形态研究是发现社会发展的政 治观念和社会心理机制。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流变,符合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从旧意识形态到新 意识形态的超越和确立,既符合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也反映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因素。这两种研 究对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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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受欢迎的程度有部份原因是受到道德事业家(moral entrepreneur)的影响,他们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政治意识形态是指提出某种政治与文化计画作为参考的社会运动、机构、阶级或大团体,他们的整体观念、原则、教条、迷思或符号。它也可以是通常用来界定某个政党及其政策的一整个政治思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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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分类根据“意识”的社会作用,可以把意识分为“行善意识”和“作恶意识”。“行善意识”就是“为他(她)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这种“行善意识”主要表现为保护他(她)人和社会的“物质属性”、“精神属性”和“意识属性”不受损害而健康发展的善意言论。具有“行善意识”的人可以为他(她)人和社会而牺牲自我。“作恶意识”就是“为自己”服务而危害他(她)人、危害社会的意识。这种“作恶意识”主要表现为维护自己的“物质属性”、“精神属性”和“意识属性”而损害他(她)人和社会的“物质属性”、“精神属性”和“意识属性”的恶意言论。具有“作恶意识”的人可以为自我而去欺压他(她)人,甚至杀害他(她)人。“行善意识”和“作恶意识”也具体表现为人的人格和政治立场,对于社会团体和国家来说,其“行善意识”和“作恶意识”具体表现为社会团体和国家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根据“意识”的目的性可以分为两类:即本能意识和创建意识。(一)本能意识“生命物质构成体”的本能意识由其自身的本能通过语言和其它动作表现出来。人的本能意识即是以满足人的生理对物质世界的自我直接的感觉需要为目的所产生的感觉结果。简而言之:本能意识是满足直接需要的形象思维活动的结果,本能意识是经过形象思维形成的非理性意识——即感性意识。人的本能意识同本能精神一样,主要体现在满足生理功能需要所表现出来的感觉结果之中。本能意识强烈的人为了满足和保护自己的本能需要,自私自利,在实践中表现为对他人的不信任态度,甚至敌视他人,易激动,易愤怒,并走向极端。(二)创建意识“生命物质构成体”的创建意识由其自身的创建能力通过语言和其它动作表现出来。人的创建意识即是以满足人的生理对物质世界的自我间接的感觉需要和满足他(她)人及人类社会的感觉需要为目的所产生的感受结果。简而言之:创建意识是满足间接需要的形象思维活动和逻辑思维活动的结果,创建意识就是经过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所形成的理性意识。人的创建活动表现在“人造物质构成体”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人类对“天然物质构成体”的加工和重新组合等创建活动。人的创建意识主要体现在满足生活功能和生存功能需要所表现出来的感受结果之中。人类要生活和生存,就必须去改造客观世界,必然形成创建意识,并将创建意识转化为创建精神。人的创建意识根据其发展方向分为三类:1、满足人对物质世界的自我间接的感觉需要为目的所产生的创建意识。例如:为了使自己从自然界获得更大的生存能力,所产生的对食品进行精加工、对中草药进行精加工的意识等等;为了使自己完好地保存自身所获得的能力,所产生的制造服装、建造房屋意识等等;为了节约自己所获得的能力,所产生的制造劳动工具、交通工具意识等等。2、满足他人的感觉需要为目的所产生的创建意识。例如为家庭成员、亲友,以及关系密切的战友、同学、同事或陌生人等个体所提供帮助的意识等。3、满足人类社会的感觉需要为目的所产生的创建意识。例如:为所在单位、团体、地区、国家等社会大多数人积极作贡献的意识等。人的创建意识以人们所创建的虚拟的“物质构成体”表现出来。比如:工业设计、楼房设计、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城市规划,社会发展目标,以及道德建设、法制建设、美术作品、文学作品等等。都具体地表现着人的创建意识。这其中存在着“正确”的“创建意识”和“不正确”的“创建意识”,存在着有益于人和人类社会的 “创建意识”和无益于或有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创建意识”。“行善意识”和“作恶意识”不属于“本能意识”,而是属于“创建意识”。也就是说:人的“善意”和“恶意”不是来自于人的本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产生和形成的。我们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通常所提倡发扬的“意识”主要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的创建意识,而不是本能意识。比如:我们所提倡发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科学发展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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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representation)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 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Sla voj Zizek, ed.,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94. p.120. 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像性关系的再现。 为了说明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议题,我将首先提出两个主题, 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第一个主题涉及到用意识形态的想像形式来&再 现&的对象;第二个主题涉及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主题一:意识形态再现了个体与其存在的真实状态的想像性关系。 ……当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并不与现实对应时,亦即承认意识形态构成了一种幻 觉时,我们就是认可了意识形态构造了一个现实的幻觉,它们只需被&解释&为发现 了隐含在那个世界想像的表象后面的世界之现实(意识形态=幻象/暗示)。 主题二:意识形态有一个物质的存在。 在说到那些看来塑造意识形态的&观念&或&表象&但却没有一个观念的或精神的 存在,有的则是一个物质存在时,我已经触及到这一主题。我甚至提出,&观念&的 观念性或精神性存在只出现在&观念&的意识形态中,或意识形态的某种意识形态中 ,这里我要补充说,它只出现在自科学涌现以来似乎就奠定了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 之中,亦即出现在科学实践者在其自发的意识形态中向他们自己展示(真实或虚假 )的&观念&之中。参考资料:FAQ意识形态 ideology 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19世纪初,法国哲学和经济学家D.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中首先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 意识形态按其阶级内容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生产关系可分为:奴隶主意识形态、封建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该社会的思想特征。每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复杂的,往往存在3种不同的体系:①反映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②反映已被消灭的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残余。③反映现存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并为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务的新的意识形态。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斗争,构成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在社会形态更迭时期,新旧意识形态之间发生的斗争尤为激烈。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影响,表现出社会意识形态发展中的继承性。不同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都是私有制的反映,它们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有着根本区别,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进步的意识形态。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如同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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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也写作“意识型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英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Count Destutt de Tracy)在1796年所创造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拿破仑称帝之际,发现欧陆的哲学家多数对他有所批评,高傲的拿破仑遂以“意识形态家”轻蔑地称呼他们,自后在言语的使用上,“意识形态”偶尔会表现出负面的意涵.在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系谱上,其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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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论要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的发展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形势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方略,主要是:要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意义的认识,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努力弘扬主旋律,凝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这些思想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地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略。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8?19讲话”;与时俱进;主旋律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4-05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的发展态势,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在不同场合就新形势下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深刻阐述了事关意识形态工作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目标,也为有效地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略。   一、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意义的认识,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指出“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1]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引领社会、推动发展、凝聚人心的强大支撑作用,道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意义。   首先,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必然要求。任何一个掌握政权的政党,要想有效执政,推动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都必须充分开发和运用思想理论资源,提高意识形态建设能力。因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仅有维持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而且凭借各种文化与思想形态的手段,使自己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道德准则、理想信念与价值诉求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说服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与政策正确,既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信服的思想基础,也为提高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可靠的思想保证。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政党夺取政权总是从确立指导思想、抢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开始的,一个政党的垮台也是以舆论阵地被攻破、意识形态主导权丧失为标志的。今天,在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和国内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会减弱,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侵蚀不会止息。因此,我们仍要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力,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证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重要保证。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形态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具有社会整合和规范功能,能够有效地把各种运动、党派、团体都聚合起来,并对其成员有着一定的约束,从而使组织在整体上表现出有序性。二是具有价值引导和教育功能,意识形态的目标体系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价值方向;三是能够引领社会变革,实现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调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思想保证。[2]39可以说,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是治党治国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攻坚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这一严峻形势亟需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团结奋斗,迫切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社会思潮、统一思想,有利于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力量,有利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有利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人们行为,从而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形成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最后,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新挑战的迫切需要。首先,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加剧,各种政治文化思潮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冲击,使党的理论基础受到威胁。其次,处在国内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经济关系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了多样性、多变性、选择性和差异性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和基础。再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噪音杂音不时出现,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有所滋长,正在逐步瓦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最后,互联网等高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们了解世界文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也为西方发达国家输出本国文化意识形态,发动攻心战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网络的开放性与自由性导致网络信息传播一定程度的失控,使舆论导向的控制更加困难,造成许多人价值标准的混乱和精神困惑。由于意识形态工作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和发展趋势出现了新变化,我们必须善于抓住机遇,积极应对挑战,不断提高建设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真正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我们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的论述,提高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领多样化社会意识,形成主导价值共识,进而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维护我国社会稳定。   二、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
  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事关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性质。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1]并就这一重大命题进行了深刻、全面的阐述。这些精辟论述重申了我们党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澄清了人们在党性和人民性关系上的模糊认识,为意识形态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舆论环境中更好地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指明了方向。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总结概括出来并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这是党性与人民性内在统一的客观依据。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为此而不懈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此之外,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全部工作都是以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在夺取政权前,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为的是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人民群众获得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执掌全国政权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的是把国家和人民从贫穷落后引向富裕文明。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为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见,在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党性集中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和人民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3]108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却不能正确认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将二者割裂、对立起来。比如,在个别领导干部中竟然出现“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这类以党性否定人民性的话,还有一些人以“群众人数超过党员”“党有时也会犯错误”为理由,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甚至否定党性。这种将党性与人民性割裂的认识,是极其糊涂、错误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了消极的后果,这正是习近平“8?19讲话”重申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原则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作为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的角度来说的,人民性是从全民的角度来说的。唯物辩证法认为,部分不能代替整体,个别不能代替一般。因此,在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上,不能片面地从部分党员的角度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片面地从部分群众的角度来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党和全民的立场上,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意识形态工作坚持党性,核心就是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1]“三个坚定”是我们理论研究、新闻宣传和文化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具体而言,理论研究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发挥好党校、高校、干校和社科院等机构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新闻事业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台、办网站、办刊。宣传思想工作者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党的要求,遵守党的规定。文艺工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人民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1]这就是说,无论是理论研究工作,还是文化艺术工作,无论是思想宣传工作,还是媒体传播工作,都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虚心向人民学习,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重大问题。   在意识形态领域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在实践中要求我们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1]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党性和人民性在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我们要自觉把坚持党性原则的要求贯彻落实到为人民群众服务之中,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实现“三贴近”,“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1]要下功夫去适应和满足群众的需求,对群众关心的住房、医疗、社保、教育、就业、交通、收入、环境等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舆论引导,及时答疑释惑;我们也要下大力气纠正有些文艺创作、宣传报道和理论研究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倾向,坚决抵制过度追求经济效应而牺牲社会效应的现象。与此同时,践行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还需要倾听人民心声,关注人民创造,忠实记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意识形态工作者要经常到基层和群众中去,搞好调查研究,善于把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提升为思想理论成果。   三、努力弘扬主旋律,凝聚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   时代前进需要积极向上的主流思想来引领,社会发展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要求,“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1]弘扬主旋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反映了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长期遵循的重要方针。   主旋律一词原为音乐术语,宣传工作中的主旋律是一种比喻,意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贯穿于宣传工作之中。弘扬主旋律是正面宣传的根本要义,正面宣传是指媒体对社会生活的主流和社会发展中的光明、健康、积极的内容,进行赞扬肯定性报道与评价。弘扬主旋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种愿望和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题。只有弘扬主旋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才能使精神产品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我们要唱响主旋律,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使之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建国60余年以来,我国在弘扬主旋律和进行正面宣传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精神支撑。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面对严峻的挑战和困难,为了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更需要我们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充分发挥正确思想舆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最大限度地统一不同方面、不同阶层人们的意志和行动。
  在“8?19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1]这道出了新阶段弘扬主旋律,进行正面宣传的基本内涵与根本目标。我们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价值导向、思想导向、审美导向、行为导向,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要切实把握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昂扬向上的宣传基调,着力反映时代的最强音,努力营造有利于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营造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营造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营造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政治稳定、人民心情舒畅的舆论;营造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而努力创新创业的舆论,进而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良好氛围,形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围,努力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来。   习近平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1]弘扬主旋律,进行正面宣传最重要的是牢牢把握好政治导向。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事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大事面前不糊涂、关键时刻不动摇,对工作认真、负责,绝不能因为疏忽和不慎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对于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对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对于煽动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动言论,意识形态战线要高度重视,必须给以有力的回击,绝不能听任它们扰乱人们的思想认识,搞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弘扬主旋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关键是要提高质量和水平”[1]。做好新形势下的正面宣传,首先需要适应群众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正面宣传就是一项群众性工作。要把群众的意愿、社会的反响和基层的呼声作为正面宣传的重要依据。其次,正面宣传要讲究宣传方法,摈弃照抄照搬的空洞说教,力戒形式刻板的模式套路,杜绝过度包装的虚假典型,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新活的语言。最后,正面宣传还要遵循传播规律,在把握时机、力度和效果上下功夫。正面宣传只有做到适时、适度,才能产生好的影响和效果。把握适时的要求,就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根据不同时期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确定正面宣传的主题和重点。把握适度的要求,就是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重大宣传与一般宣传的关系,坚持数量服从质量,密度服从效果,做到一般宣传“常流水、不断线”,重大宣传在一段时期内既不过于集中、又不拉得过长,使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挥多层次示范引导作用。   四、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要求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在强化阵地意识、坚守宣传思想阵地上积极作为,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只有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才能在意识形态工作上增强主动性、打好主动仗,才能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进而牢牢把握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媒体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渠道,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实现自身功能的基本载体和途径。坚持党管媒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所强调和坚持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说过:“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4]227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新媒体的出现,传媒实现了大众化。大众传媒的发展对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以信息传播的开放性、隐蔽性和即时性,影响了以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统一性、单向性及国家对信息的控制性筛选,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实现社会认同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新空间。针对大众传媒的新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一是要努力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最大限度发挥各类媒体在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努力构建平面媒体、电波媒体和网络媒体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新阵地。媒体要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提高对外宣传水平、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客观友善、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二是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各级各类传播渠道都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使党报、党刊、党台、党网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传播的主阵地。三是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认识互联网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复杂影响,积极利用新媒体,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新途径和新形式,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四是要积极推进互联网管理和网络信息传播的立法,推进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使党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管理逐步走上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1]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为此,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和理论学习中心组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坚定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注重培养提高党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强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当前与未来等一系列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立场坚定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着力解疑释惑、疏导情绪,着力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促进广大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澄清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认识,在多样化中谋求共识,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五、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环境、对象、范围、方式的变化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当前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矛盾日益激烈,既要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又要允许信仰多元化、理想多元化、道德多元化的存在,同时防止它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冲击,这种情况就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整合多元思想意识的任务更加艰巨。迅猛发展的互联网现在正被西方资本主义和某些反社会主义势力作为思想渗透和舆论宣传的阵地。他们在网络的新闻舆论中不断诋毁和攻击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辩护;在文化娱乐中宣传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等。在网络传播条件下如何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已成为现阶段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课题。[5]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1]   一方面,我们必须以理念创新去推动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观念具有先导作用,决定着意识形态工作的谋篇布局和有效推进。我们要把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作为改革创新的总开关,自觉把思想观念从不适应时代要求、不利于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吸取苏东巨变中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忽视意识形态安全的深刻教训,从仅重视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传统国家安全理念中走出来,树立起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念。我们要从过去“小宣传”的理念转变为“大宣传”的理念,从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宣传部门的事情而与其他人没有关系的认识中摆脱出来,把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动员起来,“把思想宣传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和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1]我们要从过去以英雄、领导为中心的宣传观念转移到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宣传理念,时刻关注群众所需所想,多宣传人民群众的生活与工作,多报道寻常百姓中的感人事迹。把“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要求,落到实处。   另一方面,要注重以手段创新来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水平。方法手段创新是提升工作水平的重要保证,要改变传统的单向、直接、粗放的宣传灌输方式,力戒僵硬和抽象的口号与教条的方式,探索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新办法。一是采取“虚事实做法”,[6]350把思想教育转化为对群众切身利益的关心,把意识形态观念变为群众得到实惠的实际行动,让群众在获得实际利益的同时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真正拥护、相信社会主义。二是采取寓教于乐法,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融入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之中,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是采取情感投入法,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情感上与社会主义相联通,形成社会主义的博爱情感和宽广胸怀,将社会主义前途视作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从而更好地在理论上学懂弄通社会主义,真正树立起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四是采取过程分析法,在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时,要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进行分析,让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原因、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及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总之,“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最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必须吐故纳新、与时俱进。我们要准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重点和方向,以更有力的措施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取得突破,提高舆论宣传工作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升主流思想舆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起强大正能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人民日报,.   [2]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大参考[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5.   [3]人民日报社理论部.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宣传思想工作重要论述[M].北京:三联书店,2013.   [4]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王永华.谨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边缘化”[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3).   [6]朱兆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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