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平评董明珠500亿造芯片：她真的不懂科学_网易财经
蔡洪平评董明珠500亿造芯片：她真的不懂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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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弥漫着非常庸俗的完全非科学化的议论，从2014年开始很多人说国内有一个毛病，就是稍稍有格局就去炒股票。像前两三个月看到很荒唐的一件事，做白色家电的女企业家说我要花500亿做，后来说是，她真的不懂科学，这是一个漫长的科学，多方的合作和全球化的合作，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很好的教育和引导。”8月11日，汉德工业促进资本主席在由厚益控股和《财经》杂志联合主办主题为“共享全球智慧引领未来科技”的世界科技创新论坛上如此表示。以下为发言全文：蔡洪平：非常同意苏刚校长的观点，人类的文明史就是新材料的进化史，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等等，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很多说法都有，我认为这个时代是对的。我有两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人、商人，我们看到两大问题怎么解决，这是大家需要讨论的。新材料是推动人类文明和当代科技进步很重要的东西。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投的过程中，凡是我们想投一些新的材料公司，我想我要不要跟科学家走，我永远要听他们说什么，但是我真的不愿意投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举个例子，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现在半导体材料的硅，现在形成的砷化钾等等，这个是新的有前景的东西，投进去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远远超过我们的投资周期，我们从投资角度时间的有效性和技术材料研发和商业化的长时间是不成正比的，这是第一个很大的瓶颈。第二个很大的新材料，我再举个例子，现在无人驾驶车，我去年还大胆在旧金山坐了一次无人驾驶车，上了101高速，开到80迈的速度，停下来一看根本没法用，这就是人工智能，后来开玩笑说人工智能听他们说可以，讲故事可以，一旦投资一定死的，这是我们从商业角度。但是这样对科学家不公道，他们做了很多贡献，那个车开完以后，上面雷达扫射，下面芯片处理，后面已经烫的不行，三分之一的电都被计算烧掉了，先不说多贵，有科学家告诉我他们正在做14纳米的芯片，可是14纳米的芯片做出来以后，谁帮你留片，排留片要排半年以上，而且这么小的规模可能也不够，为什么帮助四你做留片，甚至真的要跑上动态的，在160多个无人驾驶的场景下，计算各种不同场景的结果和算法出来，14纳米都不够。后来有几个科学家很好，发明了扫射的时候固定的楼房和树不需要扫，只是动态的物件，对车发生危险的扫射一下，所以变成了小雷达。但是这些都需要新材料的跟进，都需要芯片。所以我看比如说芯片14纳米、7纳米，但是真的投进去看不到边界，这是我们蛮苦恼的事情。第二个是一个法律瓶颈，怎么样能够从商业化推动新材料的应用，这是我们对科学家唯一做的事情，否则很多科学家出来的东西，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跟我说过去很多新科技没有被应用就淘汰了，没有被验证的东西可能没有生命力，最后的效果是要检验你对社会的贡献和应用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是要解题的。第二个题，有些科技理论出来以后，最后计算瓶颈没法解决，怎么样做生产就是一个问题，现在说到14纳米，我看光科技都要做很大的调整，有的几乎超出人的极限，我在德国看了一个做半导体光科设备的一家企业，它几乎就是在这种想象力，比如说多少微米的，最后怎么做成功产品，里面最要命的两个问题是，一个是稳定性，还有一个是合格率。这个稳定性不解决、合格率不解决，没有一个商人会用你的。我们看到中国有些人做（英），日本有人做了很多年，有两个老板，一个死掉了，一个癌症。我的家庭是做化纤的，碳化过程中的均衡度，96%的合格率，这家江苏的企业做出来了，800T也做出来了，700T也做出来了，1000T也做出来了，合格率只由60%。所以那个老板在三年前见我的时候说不敢晚上去卫生间，12点以后去了卫生间就睡不着觉，他已经投了几十亿元进去。中国对新材料的研发有三大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是合格率需要解决，这个跟设备有关，跟IP有关。第二个是可靠性要解决，精度要解决。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内以前，不是现在，报纸上经常充斥着院士们经常吹牛逼，报喜，厉害了我的国，在材料上根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我看了蛮痛心的，很着急的，他们通常把一个论文以为就是技术，他们把中科院评院士当成待遇，后来很多人跟我说当了院士以后没有成果了，我不相信这句话，但是确实是这样。材料这块在中国的应用上面，特别是在中国，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两周前我看了深圳和宁波的科技企业，我发现今天为止所有的装备都是进口的，比亚迪是在16年前一手帮的忙上市的，我当时很感受的，当时进入半自动化生产线做出了，电池是做锂电池，我们伴生的生产线可以做这样的电池很不错，但是在一个月前我参观的时候傻掉了，这么好强的企业家最后电池生产线全是智能化的，没有工人，他最后设备是1000多万美元，没有一家是中国的，这么好强的十多年前电池革命的人，今天做电池的他要做811，电池密度很重要，要到280以上，甚至到300以上，最后已经不是人可以操作的，一定要有设备。有了设备以后再往上走，到300以上，我们设备哪里来？我们设备技术跟上也是很大的瓶颈。两大技术，一个是技术要跟进，装备要跟进。这两个不跟进，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再好的东西拿来以后，我投了德国的做汽车轻量化的材料，45秒钟到50秒钟一个零部件就出来，分量比铝还要轻，可是王传福就跟我说的很清楚，蔡总，没问题，但是我希望你轻一公斤的质量不能增加我30块钱，这个砍就很麻烦，现在车2.5吨是不够的，电池一吨不能降材料，以后可能以后会降，重量1.5吨，所以要把钢铁产品变成化工产品，化工产品要求非常高，这样的话里面材料的要求也非常高，这里面问题来了，用了材料以后，一公斤两千人民币真的不敢用。所以我们一起思考和一起努力，来解决推广过程中的问题，怎么去克服。
刘科：非常感谢，其实我回国这些年来也感觉到，中国在新材料和新能源的投资方面有很多的炒作，前些年电池材料，包括石墨烯，其实最后大家都是一败涂地，因为本身这个东西的研发周期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资本是没有这个耐心的。包括中国的芯片，到最后变成一个Knowhow，最后开发一套工艺出来，我们很多创业公司是没有实力没有时间去做这个的。蔡洪平：还有在中国国内弥漫着非常庸俗的完全非科学化的议论，从2014年开始很多人说你们是，国内有一个毛病稍稍有格局就去炒股票。像前两三个月看到很荒唐的做白色家电的女企业家说我要花500亿做芯片，后来说是董明珠，她真的不懂科学，这是一个漫长的科学，多方的合作和全球化的合作，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很好的教育和引导。
本文来源：财经网
责任编辑：杨泽宇_NF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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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我躺在换肾的手术台上
2012年，我大三，十一假期去平遥旅游返回学校后，总感觉身体异常疲乏，视力也变得有些模糊，去校医务室咨询了一下，医生只让我回去多休息，用热毛巾敷一敷眼睛。
几天过去了，也没见效，除了眼睑浮肿得更加厉害外，脚踝也粗大起来。
我有些担心，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挂了号，尿常规蛋白质“+++”，B超显示双肾长9CM、宽4CM，血清肌酐468，内科医生语气肯定地告诉我：“双肾已经开始萎缩，我估计慢性肾炎的可能性大，但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大夫，我这病严重吗？能治好不？”那时，我还不清楚这些指标的意思。
“严重不严重，这要看怎么说了，至于能不能治好，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医生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但我明白，表达如此委婉，这个病怕是很难缠了——上一次听到这样的表达，还是已经去世的大舅刚被诊断出膀胱癌的时候。
我擦了擦手心的汗，裤子也已被我捏出了褶皱。我努力地控制住自己，想跟医生说声“谢谢”，可怎么也说不出来，我撑着前面的桌子站起来，医生安慰我：“看开些，平时好好注意饮食，不要劳累，规律透析，跟正常人差别不大。”
我攥着检查单，弓着身子靠在医院的走廊上，闭着眼，眼泪就掉了下来。
这一年，我刚21岁，大学还没毕业，没有结婚、没有工作，太多的一切，我都没有经历，为什么忽然就成了这样？我不知道。
回学校的路上，我给我爸打电话，本不想让他担心，可说着说着，就像控制不住一样，哽咽了起来，我爸说：“你别哭，得病咱就治，我马上去你学校。”
到学校，除了给女朋友发短信告诉她“我要回家一段时间”以外，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我去教务处询问得这个病后，还能不能继续在学校读下去，值班老师也不确定，他咨询后很快回复我：“原则上可以，可同学你身体要紧，要不先休学一年？”——当然，后来休学还是被迫成了退学。
爸爸赶到学校，看着我的病例，死活也不肯相信，我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得这个病。他非要拉着我去确诊，做肾穿刺活检后，结果显示：“新月体肾炎，IGA5级，全球纤维化”。
我和我爸都不懂，可大致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结果。最终，还是医生的话无情地击碎了我们父子俩仅存的幻想：“基本上确定是尿毒症了，先做个篓养着。”
我当时拒绝了透析，不想像个怪物一样，一辈子被机器拴住。“透析”两个字之于我，就如“蹦跳”之于年轻的史铁生一样，我不想听到任何人提起。
回到家，我固执地相信起网上搜到的那些中药药方，奶奶也给我找了很多偏方：醋泡青蛙，生吃鱼鳔，再恶心、再难以下咽的东西，我都强迫自己吃下去。急病乱投医，也完全没有好转，身体的积水越来越多，压迫着心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三个月后，我的身体情况愈加恶化，已经到了不透析就要死的地步了。在家的最后几天，我甚至总是出现幻觉，后来才知道，就是肾脏没有工作、身体完全没有排毒的缘故。
父亲和小叔强拉着，才把我“扭送”进遵义市医院，接诊的是谭医生。爸爸问他：“能不能劝劝我家孩子，我们也不愿意让他透析，可命要紧啊。”
谭医生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把我拉到透析室，指着病床上正在透析的病人给我说：“这个，31岁，刚查出来肌酐就1200多，透析半年，老婆就带着孩子跟他离婚；这个，比你还小，还不到12，7岁时紫癜没注意，最后发展为尿毒症，已经在这里透析2年；那边那个，本来是急性肾炎，可以恢复，生生被中药耽误成尿毒症，你让他咋办……谁也不想得这个病，可就是得了，你说咋办？不活了啊？你还年轻，老老实实透析，以后说不定还能换肾。”
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其他尿毒症患者。
从那一天起，我在这间透析室已度过了快5个年头，从刚开始的2天1次，到半年后稳定在每周3次，我才终于慢慢接受了自己得尿毒症这个现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近乎变态地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严格忌口，水控制得也不错，透析了几年只感冒住了一回院。
日上午10点多，我正在小公寓里跟师傅学装修，突然接到谭医生的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很骄傲地回答谭医生：“我状态很好，没什么异常。”
“这边有个肾源，你要不要考虑移植，还有经济上怎么样，能不能跟得上，起码20万。”电话那头说。
这个电话真是让我又惊又喜，喜的是，这种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好事，竟然真能砸我身上，前段时间排肾源，也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想法，根本没有什么期待；惊的是，竟然要花这么多钱。
电话里，谭医生还特意跟我说，有个病人刚移植完，状态还不错，可后来感染了，重症监护了很久，前后花了40多万，家里经济实在跟不上，家属只能被迫放弃救治。最终，还是人财两空。
谭医生应是感受到了我的犹豫，宽慰我道：“如果钱不到位的话，就等下一次，也不是没有机会，中午12点之前给我回个话。”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平静了好久。谁不想做一个正常人？我决定，我要赌一把。
我打了3个电话，我爸、我弟，和小风——小风是我发小，我们初中高中一直在一起，生病后，他一直陪着我，帮了我不少忙——他们一致支持我换肾。
我家全部的积蓄算下来还不到20万，大家便开始四处凑，这个2万、那个3万的，等到了中午，勉强筹足了40万，我给谭医生回了电话，就准备收拾东西出发了。我甚至还带了睡衣——万一真就能手术了呢？
下午3点半，一行人走到汇川大道时接到谭医生的电话，我以为他催我到哪里了，忙说：“马上就到，进城了已经。”
没成想谭医生却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捐献者家属决定临时不捐了，所以手术做不成了。”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谭医生又说：“你都到市里了，要不要过来，我们两个交流交流？”
来都来了，去聊聊也好。在医院办公室，谭医生跟我讲了有关移植手术的各种问题以及费用，我还特意咨询了回家该怎么锻炼好身体，以便随时等待移植。
随后便打道回府，下午6点半，车行到了土坪，还有40分钟就到家了。就在车子爬坡的时候，谭医生的电话又来了：“你在哪儿？和家属沟通好了，还是决定捐献，马上来医院。”
我们都很意外，我告诉谭医生我们已经在回家的半路上，他有些遗憾，最后还是说：“尽量赶来试试吧，万一成了呢。”
于是我们再掉头往医院赶，到了已是晚上快9点了。
医院还是老样子，过道走廊上都塞满了病床，护士长正在电话联系她的手下，为今晚的移植手术配人手。
进去术前谈话室，我才看到和我一起作为备选的两个病友：一个满脸痘疤的小兄弟，十多位家属陪着他，听说开的是雷克萨斯，一个是走路蹒跚摇晃的老伯，快60岁了，只有一个女儿陪着。
从他们后面的交谈中才知，这两个病人的家属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说实话，这让我有点沮丧，可能我就没什么戏了——不过看两位病友的状态，我又自我安慰起来。
简单的介绍之后，谭医生的意思是做全部检查，谁最合适，就让谁上。
胸肺、肝胆、心电、肠胃、血管、彩超，一直做到凌晨3点多，倒数第二项胃镜，因为临时让胃镜室加班，没有麻醉师，所以做不了无痛。当我和“雷克萨斯”一起到胃镜室时，老伯正在哇哇吐。胃镜确实让人反胃，老伯低血压，恰好不会担心血压过高发生危险。
我的血压是140，可能是那天劳累的原因，过高了，“雷克萨斯”比我还厉害，胃镜师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高血压做胃镜的诸多风险，大家都沉默了。过了好久，“雷克萨斯”才沮丧地问：“这个检查能不能不做？”医生坚决地否定了他的要求，胃镜师则十分不耐烦：“给你们5分钟考虑，不做，我就回去休息了。”
就在这个时候，谭医生来了，了解情况后，他说：“这个肯定是有风险的，移植手术风险更大，再说你们这个病，哪个的血压是正常的？”
5年的透析生活让我与现实生活已经隔绝得太久了，我迫切地渴望做一个正常人。
“我来！”我先站了起来。
所幸检查都顺利，凌晨5点的时候，基本上结果都出来了。
针对术前谈话的结果，谭医生做了评估：“雷克萨斯”感冒加发烧，直接否决了，家属很失望，听说他吸烟也很厉害；老伯的检查结果还可以，但有些低血糖；谭医生最后确定我为手术对象。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手术，也是我心心念念这么多年的手术，我既紧张，又期待。
接下来就是备皮，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医生来问：“要做手术的是谁？来备皮。”我和他一起去了旁边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床，他指着床说：“平躺上去，把裤子脱下来。”见我长裤脱完，不再动作，又指挥道：“把内裤也脱了。”脱掉后，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我这才知道备皮是干什么的。
为了防止肛门括约肌松弛，我还做了灌肠，伴随着前胸贴后背的饥饿感，我焦急地等待着通知。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护士领着我们坐电梯下到手术室层，电梯异常地快，一路上也没人说话，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一会儿，一位穿手术服的护士打开门把我领了进去。
狭长的走廊里，两边都是一间接一间的手术室，像是没有尽头。走进手术室，护士让我躺在手术台上，问了我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就出去了，留我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上面。
四周一片寂静，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眼前跟放幻灯片似的，过往的人和事，一股脑向我涌来。想起病时的无助和透析这几年受过的委屈，泪腺就跟泡在醋里一样酸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是被人叫醒的，一睁眼，身边已围了一大圈穿着绿色手术服戴着口罩的医生护士，我知道手术要开始了。
他们先是让我调整到睡姿体位，然后就把我的右手绑得死死的，接着往我脸上盖氧气罩，第一次吸氧，我只感觉自己要窒息了，护士应该是看出了我的紧张，非常平和地安慰我说：“放松，放松，自然地吸。”
接下来，就是往绑好的右手臂上打针插管子，一切妥当后，护士帮我解衣服扣子，裤子褪去，开始消毒。碘伏让我感觉很冷，麻醉的效果来得很快，没多久，我就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手术时间很长，听说我是第二天中午12点才出的手术室，当时迷迷糊糊感觉有人在喊我，还拍打我的脸，勉强醒来后还是不清醒，我只意识到自己被摇摇晃晃地推着走，记忆模糊，时断时续。
我依稀记得，出手术室大门的时候，家人都在门口等我，爸妈、兄弟还有女朋友看到我出来，都围了上来，手术顺利，大家都很高兴。
到了第3天，我才完全醒来，手脚被绑着，看到我十分清醒，护士对我交代了注意事项，就松了绑。护士叫我起来走走，可是我还是感觉有点痛。
腹部的导管有血水排出来，积存在引流袋里，这是好的征兆，全家人当时都很高兴——这是我透析5年后，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尿。我们买了量杯量筒，记录每天尿的出量和进量，慢慢的，尿量也越来越多。
可能是高兴得早了点，到了第10天，尿量忽然开始减少，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医生也很紧张，开始更换服药方案，加大了“强的松”和“他克莫司”的量，冲击了4天。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刚换的“肾宝宝”（尿毒病人对肾的爱称）再出问题。由于进出不平衡，我的身体又开始肿起来，不得不再开始透析“拉水”，每天透析一次。
好在第16天，尿量开始多了起来，慢慢地维持进出平衡。
第21天下午，我终于出院了。
可最终，还是出了意外。
我清楚地记得，准备移植那晚，我在医院看到走廊里加的病床上，一位家属用伞为病人遮挡住医院的强光——这位病人在肾移植后身体产生抗体，移植的肾脏坏死被取出后，左眼就一直痛，睁不开，直到现在还怕光。
出院后的第7天，我的左耳开始疼痛，扁桃体发炎肿大，很痛。由于没什么经验，当时还是抱着忍忍就过去了的想法。直到下午还是没有好转，才给谭医生打了电话，他安慰我说：“不要过度紧张，吃着激素，抵抗力低是容易感冒的。”
可到了第8天，症状还是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起来，谭医生觉得情况不妙，让我赶紧住院。
住院后，化验结果很糟糕，控制不住恶化，谭医生也束手无策，建议我去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我老师那边技术经验设备都先进，肯定比这边有办法。”和那边沟通后，他又告诉我说，不用过去了，他的导师坐高铁过来给我看诊。
谭医生的导师到了后，立马找来机器给我做穿刺检查，检查结果很遗憾——移植肾已经坏死，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根据我身体的情况和反应，建议立即住院，把刚移植的肾摘除。
“肾宝宝”没了。
我是出院后，有天翻到住院记录，才知道我再次住院后，进了3次ICU，被下了3回病危通知书，之前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唯一的印象只有：早上透析，人忽然开始难受起来，冷汗跟泉水一样不住地往外冒，感觉汗水辣眼睛，头发、衣服、裤子都湿透了，身体里面的血液跟熬干了一样，恨不得把全身的骨头都取出来，一根根擦一遍。难受到人已经恍惚了，不自觉地乱动，家人和护士把我死死按住。
医生都劝我家人放弃，说“别最后弄得人财两空”，我爸听了直接就哭了，眼睛通红地抱着我妈说：“我不能签这个字啊，我不能让儿子到地下还恨我。”
我又想起移植后在病房里，有个老太太问爸爸：“你有60几？”父亲笑了笑，没回话，可我知道父亲今年才刚过50岁，这些年，他是用自己的命陪我熬过来的。
十几天的抢救后，我捡回一条命，人清醒过来，从ICU转回了恢复病房。兜兜转转却回到原点，心里很不是滋味。又听说，谭医生后来又做了两例移植手术，病人恢复得都很好，很羡慕。
我的肺部一直有感染，只能每天灌氨基酸、脂肪酸、消炎药，由于脂肪酸浓度很高，输得很慢，往往一睁眼就要开始输，时间长了，血管也硬得跟骨头一样。在病床上躺得时间太长，肌肉都萎缩了，只有头能动，手脚都像根木头一样。
谭医生总是一脸揪心地嘱咐我：“只要立马有点儿好转，就赶紧多动下，要不再这样下去，肌肉就会完全定型，真成瘫痪了。”可他这番话，我听着已经有些麻木了，自从在郑州大学附属医院听到“尿毒症”3个字后，我就知道我今后的路只能爬着走。
在医院躺了100多天，全靠爸妈整日帮我抬腿抬手，按摩热敷。到了7月中旬，我终于又出院了——虽说是出院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仍是摇着轮椅，沿着杭州路去医院针灸、透析。
是的，我又重新加入了透析大军
我依稀记得，2013年9月，我为期1年的休学时限将近。我不想退学，父亲也不想让我退学，可学校负责行政的老师对我说：“同学，你这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好的，学校当然不希望让每一个学生退学，可你在学校，出事，我们就要担责任。”父亲想跟学校签一个免责协议，那老师却说：“协议不管事，真出事，你们来闹，学校还是跑不了。”
最后，学校答应我，5年之内可以复学，如果换了肾，还可以继续来念书。
但如今，这个时限没有任何意义了。
距离肾移植已经过去1年了，有时在梦里手术的场景还会出现，我不知道那次体内移植的是谁的肾脏，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可我还活着，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虽然它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健康的时候，我从未意识到这点。
我不知道我今后能不能结婚，会不会有自己的小孩，甚至我经常向爸妈提起“如果我走在他们之前”这样的话。我并不想死，虽然它是不可逃避的，可我真的会怕吗？会畏惧吗？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幸福并不在于幸福本身，而是在于你对它的细腻感受、永不知足。
没有病的话，我就真的能幸福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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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五味人生》
我的五味人生
二O一三年的阳春三月，大地虽然还没有解冻，可和煦的春风，暖融融的阳光还是让人格外的惬意。
八点多钟，我兴致勃勃地逛着小河沿的早市。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的眼睛不由得一亮！在一个菜摊前，一个身材标致女人的背影和她同卖家说话柔美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她？不可能。可当她回转头来，我怔住了！是她......正是她！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她，竟是我一别三十八年，一辈子想见又怕见的初恋情人——小提琴手吴晓迪！
更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她还如此的年轻，仍不失美女的脸庞，本应五十八岁的她，看起来竟然四十多岁的样子。她高挑的个头,穿着得体的风衣，别致的盘头和她拿着蒜毫的纤细的手都是那样的美，我们相视的一瞬间，她从我的目光里也一下子确认了我。那神情和我是一样的惊喜、又是一样的惶恐。此时，谁都想躲，谁又都不忍躲的眼神，还是交汇在了一起。
我和她不约而同地靠在了路边。
我轻轻地问了一句：“你家在这附近住吗？”
她的脸也是红红的，回道：“我家在大东副食。”
此时我的脸涨的很热，心突突的跳。自己始终回避她的眼睛，脑子很乱。再往下，仍然是自己语无伦次的问话。
我不知问了些什么，也没听清她答了什么。还是她结束了这尴尬的局面，伸出手说：“那你忙吧。”
我也伸出了手，只是轻轻地一握，似乎也感到了她剧烈的心跳。
她脚步匆匆地走了，我这才若有所失地望着她的背影，后悔连个电话号码也没留。
我的心酸酸的、苦苦的。如烟的往事在眼前，像云雾一样的飘来浮去，自己被时间隧道拖回了那不堪回首的“青春”岁月。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夏季，我在青年点儿已经渡过了六个春秋，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潜下心来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不平静的春天》。
小说的内容是描写建点之初，在大队冯国珠书记麾下的一批知青，战天斗地，改造盐碱滩，当年开荒，当年受益的生活和事迹，并以右卫公社的一个坏分子黄国学混到欢喜岭青年连队，拉拢腐蚀知识青年为副线，反映了现实生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知青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
我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小说的初稿，并分两个途径进行了投送。一是将书稿托南井子知青鲁东勇送到了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二是为了避免脱离基层组织之嫌，把复写的稿件，交到了东郭苇场宣传股。
没想到，那份复写的稿件送到东郭苇场宣传股后，正赶上盘山县的一次文艺汇演，我很快接到了参加县文化局文艺创作学习班的通知。
我是在食堂打饭时得到的消息，当时心里有.出的激动。自己回到宿舍，从床头的木箱里掏出一件洗白了的仿军服，就匆匆上了路。
我坐马车，搭拖车，倒火车，几经辗转来到了盘山县城。
虽然一身的疲惫，又冒了一身汗，可是看见了盘山县城的楼房和柏油马路，我还是感到格外的轻松和亲切，因为它让多年身处荒蛮之地的我，见到了沈阳家乡的影子。
我一边贪婪的看着路边的影院、商店、工厂和机关，一边打听着通知的地点。在不大的县城里，我很快找到了报到处。
盘山县文化局把我们来自不同公社、机关单位、社会团体，一行二十多人的业余文艺创作者，安排到了盘山县第二招待所。
早晨还睡在青年点阴冷潮湿的房舍里，晚上居然躺在了洁净舒适的招待所，让我有了从没有过的愉悦的心情。
晚餐时更是让我兴奋不已。那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充满香味的餐厅里，两张桌面旁，坐满了文人。
自己进餐厅之后刚刚落座，服务员端上来一盘熘豆腐，油汪汪的馋人。要知道想吃这道菜，在青年点是绝对的奢望。尤其在冬季，知青一日三餐，顿顿吃的是大饼子、咸白菜汤，平日里见不着一丁点儿的油星，哪里能看得到油汪汪的豆腐呵！
稍许，服务员又端来了第二盘菜青椒炒肉， 着洋葱炒鸡蛋、韭菜炒干豆腐，一连竟上了十个菜，尤其是最后一盘子的红烧肉，让我的眼睛湿润了。
在那个年代，眼前这桌菜使我感觉好像是在梦中。真不敢相信，人间竟有这般美味佳肴，还有这样神仙般的口福享受。
说实在的，我真想 吃了满桌子的菜。不要说我，那会儿任何一个知青都有包海的肚皮，长年累月的体力劳动，知青的饭量个个大的惊人。
我曾经创过一顿吃过十六个大饼子的连队纪录，后来被我的同床好友吴炳发以一顿十八个大饼子刷新了纪录。
餐桌上，也许别人过的都不是青年点的苦日子，各个的吃相有点装模做样。我只得耐着性子，守着规矩，直到人们都下了桌，才露出了知青的“本相”。自己把第二碗饭，直接扣在了红烧肉的盘子里，吃的是毛干爪净，连油都没剩。
那年月家里穷得直到我中学毕业，就没看过七碟八碗的菜，从校门到青年点的苦日子，更让我没看见今天这般丰盛的席面，头一次接触的外界，真的让我开了眼界。
晚上就寝的时候，我的心情还在激动着，一时睡不着觉。突然有人轻轻地敲门，同屋的那位是高升农场的宣传干事，名字叫赵文革。他的床头正挨着门口，便顺手拽开了门。
只见一个梳着荷叶头的姑娘，站在门口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对不起，打扰了。我的蚊帐怎么也挂不上去，能帮帮忙吗？”
还没等我说话，赵文革已经笑呵呵地跟着姑娘出了屋。
这个姑娘给人的照面太美了，我没伸上手帮忙，觉得有几分失落。
姑娘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显得亭亭玉立。尤其她说话时露出的晶莹洁白的牙齿，还有那妩媚的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会儿功夫，赵文革回来了。我不无醋意地打趣道：“老弟要走桃花运啦，嘿嘿!”
赵文革白了我一眼嗔道：“别瞎说，咱跟人家能运上嘛，那是营口文艺调演的第一把小提琴手！”赵文革自甘暴弃的扫兴话，也泼了我一头冷水，让自己对姑娘一下断了念想。
第二天上午八点，盘山县第二次业余文艺创作学习班开始了紧张的学习。首先是每个学员读自己的当家作品，然后是大家评议，提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最后由文化局专职创作的老师评定学员的作品。
在这个学习班，由于我带来的是中篇小说的稿本，并且受到了老师们较高的评价,而大部分学员都是写作歌词和诗歌的，所以大家对我格外地高看一眼。
晚间的时候，我的屋子里常常坐满了人。兴致勃勃的我也愿意给大家讲一些小时候的故事。这样一来，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我也越加讲得起劲儿。
最让我高兴的是漂亮的“小提琴手”也成了我的听众，后来几乎一天不落，而且来的很早。这让我更加来了情绪。我常常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尤其是讲到高潮时，她的眼睛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每当我的眼睛扫向她时，她的面颊会刷的一下很红，我的脸庞会忽的一下很热......。
这样的场景，让我好兴奋，好满足。因为开班以来，她始终不苟言笑，那种矜持，甚至让人不敢接近。不管怎样，这位“班花”也有注意我的时候了，这就足够啦！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天午餐后，她拿着一个封面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红色日记本，来到了我的房间不好意思地说：“唐老师，我有篇日记想写好，却怎么也写不好，麻烦你给看看行吗？”
看她难为情的样子，我赶紧让开了床头，请她落座，忙不叠地给她倒了一杯水，接过了她的日记本。
我翻看后，原来是她参加营口市文艺调演，获得小提琴比赛第一名的一篇日记。几页纸上写得密密麻麻的，足有一千多字，看出来是下了不小的功夫。日记里写的主要是她比赛前的心情和获奖后的激动。
我让她讲诉述一遍那天比赛的情况，听后自己当场作了修改。我把笔触主要放在了描写比赛的场景上，写出了比赛场上人们屏住呼吸听琴的静态的紧张气氛和表演后人们给以掌声的动态的热烈场面。
她看完后竟激动地捧着我改写的手稿，兴奋地说：“唐老师，你给了我这篇日记点睛之笔呀！”
那场景我自然高兴，这让她和我缩短了距离。
后来几次去餐厅吃饭，她都会在旁边的座位放一个物件等我的到来，也自然多了许多话语。这份殊荣让我很兴奋,一连几天夜里难以入眠，白天更是魂不守舍，在走廊里我都会远远地看她一眼。
那会儿，她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她姣好的容貌，典雅的气质，就连她的形体，坐姿和步态都是那样的美。尤其是她的行走，无论脚步走得快与慢，还是双臂摆动的大与小，肩头都是平稳前行，犹如玉树临风。她让我真切地领略了偶像在心中的感觉。
由于我来学习班时走得急，没带足够的钱和粮票，在文化局经办处挂着帐。那时我们每个学员每天要交四毛钱、半斤粮票的伙食费。在学习班临近结束的时候，我拿着家里寄来的钱和粮票，到经办处去补交所欠的伙食费。
收费窗口推出了我的钱和粮票，飘出了话语：“吴晓迪已经替你交完了。”
什么？她替我交了伙食费？我呆住了。
收款员看见我狐疑的样子，诡秘地笑了。
这让我联想起和她近来一段的接触......
我深信她对自己产生了情感，心中禁不住涌起一股莫名的暖流。
学习班结束那天，大家将各奔东西。临上车时，怕没了机会，我大胆地向她表述了爱意，并把写有我所在青年点地址的字条塞给了她。
满脸通红的小提琴手上了车，随着拖车的开动，她不停地向我招着手，喊着，说着……
拖拉机的轰鸣，淹没了她发出的语声。但是她不住地点头，不舍的目光已经告诉我：她接受了我的爱情。
和她分别后，回到青年点第九天的中午，连队的拉水车给我带来一封来自台安县古城镇公社胜利大队的信件。娟秀的字迹一看就是出自女人的酥手。自己用发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心怦怦地猛跳，脸阵阵地发热，不知信里装的是怎样的一番柔情蜜意。
打开信瓤，看到的只是八个字：“见信速来，车站接你”，再下面是古城公社胜利大队的电话号码。我眼前不由的浮现出她焦急期盼的让人心疼的娇嫩面孔。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心揣一团火似的上路了。路上碰巧搭着了大队的拖拉机，八点就到了石山车站。我见到一处自来水管就走了过去，本来在连队已洗过脸，还是又洗了几把，生怕脸在路上落了灰，在心爱的姑娘面前丢分。自己还在供销社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买了一条图案别致的白纱巾。
还好赶上了准点儿的火车，并找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我陶醉地看着窗外的景物，想着见到她的情景。那真是天也美呀、地也美呀、水也美呀，其实主要是心里那个美！
十一点半，火车到了拉拉屯车站。我急不可耐地挤下了火车，一眼就看到站牌底下的她。她身披一件深灰色的海军呢大衣，微风撩起的秀发，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我大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吴晓迪，她微笑地向我走来。
可走到近前，她的笑让我觉得不太得劲儿，那是客气的笑，有分寸的笑。走出站台，她要领我到附近的饭馆吃饭，自己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说：“不忙不忙。”
我顺从地跟她走了一段路，她的头始终偏着。再仔细瞧，她哭了。
我急了，搬过她的头，只见她满眼的泪水......
她默默地领我走出站台，在一棵榆树底下停住了脚。一群麻雀好像感觉到树下，一对男女会发生不快似的，呼啦啦飞的一个不剩。几分钟的沉静，相互都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 。
她终于开口了，原来她从盘山回来，就把恋爱的事告诉了家里。她的父亲是沈阳一家大型国企的革委会主任，比盘山县县长官还大。她父亲派人专门到我父亲单位做了政审，调查出我家的地主成分，父亲是国民党宪兵的历史问题。
这让她的父亲如临大敌，似遭天塌大祸，连夜坐吉普车来到女儿的青年点兴师问罪，劈头问了女儿几个问题：你对个人问题如此草率，参军的哥哥怎么办？做政工干部的母亲怎么办？父亲还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干？那小子会有什么前途？你和他以后怎样生活？
这一连串的政治影响和前途问题，在那个年代，莫说是个女孩子，就是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也会败下阵来，她终于缴械投降了。
听完她这样的陈述，面对眼前一个个的现实问题，我深深低下了头。此时我知道，任何的理由和解释都是苍白的，任何的挽救和坚持都是无力的。
我把泪水往肚里咽了咽，没有让她送别，也忘了和她握别。自己静静地走回了车站，再回头看那棵老榆树时，已没了她的身影。
这时我才感觉到浑身像抽了筋、断了骨一样，迈着沉重的脚步，顺着铁轨毫无目的走了下去......
夕阳西下，已近黄昏。不知走过了几个车站， 也不知路过了多少村庄。我终于撑不住身子，迈不动步了，一屁股瘫坐在铁轨旁的路基上。
仰望着头上掠过的一朵朵无情的白云，忍受着荒野袭来的阵阵冷风，不免使我联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件件的不平事儿.....
不久前，上面到青年点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和连队的同学一样报考，一起参加了在欢喜岭小学的面试和笔试，而且有幸获得了东郭苇场第二名的分数。苇场招待所所长在场部亲眼目睹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最后却没了下文。我急切地找到了苇场的张朝臣书记问个究竟。
张书记回答的非常直率：主要是家庭成分的问题，上工农兵大学不同于招工，需要政审。
我鄂然，问道：“党的政策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
张书记不耐烦了：“那你的政治表现在哪里？”
我理直气壮地回道：“我被评过大队先进知识青年啊！”。
张书记笑了说：“那是你应该做的。”
我哑然，招生对我成了无言的结局。
我想起了赖以生存的连队，又是我生活的一堵墙。为了扭转当时青年连队普遍出现的混乱局面，自己曾以书面的形式向上面提出了对知青连队管理的七条批评意见和九条建设性意见。分厂领导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对知青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就上报了，最后到了盘山县。
由于我的“意见”在当时知青管理的大环境中切中时弊，受到了县里的重视。这样的事态发展是我和连队领导始料未及的。
连队领导没有从大局出发，从正面去理解、去认识，反而认为我是太岁头上动土，触动了管理者的尊严。王贵福指导员大怒不止，在连队和大队几次忿言：“招工谁走，唐明达不能走，唐明达必须把青年点改造好”。
夕阳西下，已近黄昏。不知走过了几个车站， 也不知路过了多少村庄。我终于撑不住身子，迈不动步了，一屁股瘫坐在铁轨旁的路基上。
仰望着头上掠过的一朵朵无情的白云，忍受着荒野袭来的阵阵冷风，不免使我联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件件的不平事儿.....
不久前，上面到青年点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和连队的同学一样报考，一起参加了在欢喜岭小学的面试和笔试，而且有幸获得了东郭苇场第二名的分数。苇场招待所所长在场部亲眼目睹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最后却没了下文。我急切地找到了苇场的张朝臣书记问个究竟。
张书记回答的非常直率：主要是家庭成分的问题，上工农兵大学不同于招工，需要政审。
我鄂然，问道：“党的政策不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
张书记不耐烦了：“那你的政治表现在哪里？”
我理直气壮地回道：“我被评过大队先进知识青年啊！”。
张书记笑了说：“那是你应该做的。”
我哑然，招生对我成了无言的结局。
我想起了赖以生存的连队，又是我生活的一堵墙。为了扭转当时青年连队普遍出现的混乱局面，自己曾以书面的形式向上面提出了对知青连队管理的七条批评意见和九条建设性意见。分厂领导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对知青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就上报了，最后到了盘山县。
由于我的“意见”在当时知青管理的大环境中切中时弊，受到了县里的重视。这样的事态发展是我和连队领导始料未及的。
连队领导没有从大局出发，从正面去理解、去认识，反而认为我是太岁头上动土，触动了管理者的尊严。王贵福指导员大怒不止，在连队和大队几次忿言：“招工谁走，唐明达不能走，唐明达必须把青年点改造好”。
领导说话是算数的。果真，长年不上工，在家泡病号，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青年都回城了，我却在多次招工中一动不能动。
细细想来，我唐明达真是前无出路，后无退路，没有了活路。今天又因家庭问题被女人弃之荒野，日后何以成家立业啊！
凄凄然，我闭上了双眼，无助的泪水湿满了衣襟，脱口喊出：“爸爸、妈妈，儿无能，儿无用，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啊！”
“咕咕.....咕咕.....，”耳边突然传来水鸟的叫声，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这才发现路基下面是一片大水塘，在晚霞的映衬下，泛动着金红色的波纹，美极了!
蓦然觉得这才是我的去处，我的归宿啊！脑子产生了奇异的幻觉；我在水塘里洗礼，披着金色的彩带，飞上了天空，超脱了尘世，进入了天堂！
我径直地朝着水塘扑去.......。
向水塘跨出去的腿，还没落脚…..，我的左臂，突然被一只大手抓住了。我猛然回头，见是一位穿着铁路服五十岁上下年纪的人，扯着嗓子喊道：“孩子别想不开呀！”
我惊讶地看着他，惶恐地挣脱着……。
“别怕，我是铁路道班儿的，我瞅你有一袋烟的功夫啦。”来人不由分说，把我拽出了水塘。“孩子说吧，有什么难事儿？看看大叔是不是能帮上忙？”老人一脸的着急。
看着他慈祥的面孔，我想起了父亲，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他摘下脖子上的毛巾，用他粗糙的大手，爱抚的给我擦着不断流下来的泪珠。
我一肚子的冤屈，一腔的苦水像开了闸似的，向老人全部倒了出来。
大叔听了我痛苦的经历，艰难的处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圈开始有些泛红。他拿出烟口袋，卷了一颗烟先递给了我，自己忙谢说不会抽。他劝道：“抽口不碍事儿，人生啥滋味儿都得尝尝。”
说话间，他又卷了一颗烟，点燃后，狠狠地抽了一口，一本正经地说道：“小子，听你刚才喊，你是无用无能的儿。错了！你大学的分数必竟考上了，那么好的姑娘终归喜欢过你。说明啥？你小子行！大学，有多少人不敢考啊，那么好的姑娘，她看不上的人多了。你比那些人要强吧！他们能活，你为啥不能活?”老人的话说得我顿开茅塞。
他见我点了头，又说：“说是没去上大学，和姑娘捏不到一起，那不是你本身的错，是命没到。”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加重了语气：“凡事都有个时来运转，气候还有个春夏秋冬，太阳也不可能总可一面照呀！你才二十多岁，这才哪到哪呀！”
老人连珠炮似的话语字字有声，句句在理。自己的心头，好像被他打开了一扇窗户，透亮多啦。
老人转过身来指着水塘又说：“开春的事儿，这里死了个人，想不开投的水。咋了，死了就死了，啥都完啦！你呢，活着呢。喘气就有机会，活着就有奔头。”说着他又使劲掐了下我的肩头，非常自信地说：“别看我是个工人，可我书看的不少，眼不拙。大叔看准你了，就凭你小子的长相，你的文化，准有出头那天！”
老人的话，让我佩服得不住地点着头。
看着天色已晚，老人突然问道：“还没吃饭吧？”
说真的，从早晨就没吃饭，这会儿已经饥肠辘辘，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我毫不掩饰地冲老人点了点头儿。老人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手就朝着前边不远的车站走。
到车站进了一间屋子，老人打开了一个柜门，拿出一个饭盒递给了我。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窝头和几个剥了皮的小葱。
老人可能出去打水去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一会儿的功夫，老人拿着一个大茶缸子和一碟酱回来了，见状忙说：“这还有酱呢。”
他来到我身边一看，葱已经没了，窝头儿还有一口，只得苦笑了下，递给我一杯水。我接过水杯，一扬脖下去了。
接着老人又打电话，给我联系了一列马上开往锦州，恰好在石山有站的货车，这下自己还省了火车票钱。
上车时我对老人连连鞠躬，千恩万谢。老人还不放心地嘱咐我：“大丈夫何患无妻，忘了那个丫头吧！”
火车开动了，我掏纸想擦一下工具箱落座，顺手掏出了给小提琴手买的白纱巾…..。
还有什么用呢。我来到车门口一扬手，白纱巾飞出了车外。老人看见了飘走的白纱巾，会心地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此刻，列车已经开动，驶向了石山车站，我连夜赶回了欢喜岭青年点儿……
幸亏在石山搭了一段油田的汽车，我回到青年连时，已是半夜三更。漆黑的夜里，青年点几趟房舍像几个横卧着的巨型怪物，趴在旷野里。万籁无声的大地，死一样的寂静。
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宿舍，一头扎在了囚了我六个春秋的铺位上。这是我经常做恶梦、至今提起都不寒而栗的地方。又是在这个地方，我像僵尸一样足足躺了三天三夜。
这时我所在的青年二连，已是由原来七一届的老知青和后来历届毕业的新青年儿合并而成的青年点儿。一百多人的连队，好似几百人那么混乱。
来自不同时间、不同学校的青年儿们，拉帮结伙，勾心斗角。白天不愿出工，出工不甘心出力。
晚上偷鸡摸狗的青年儿，活动已不再是村外，而是进入了屯里。老农家家关门闭户，傍黑就把鸡狗锁在了仓房里。即便是这样，青年儿们也没断了餐鸡食狗的好日子。再后来自己的连队也不能幸免，一头头成猪莫名地消失，只丢得猪圈空空，剩下了几个嗷嗷待哺的猪崽。青年干部明知何人所为，也得装聋作哑，自保其身。
许多男青年剃了秃头，引以为荣，自以为霸气。一些女青年打情骂俏，引以为乐，和男人睡到了一起。
这会儿的老农带青干部，已不再是建点之初时，有那么一点创业精神，有着一把干劲儿的时候了。不知是他们的能力控制不了青年点愈加复杂的局面，还是他们已经看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末路，失去了管理的热情,没有了干下去的信心。
这会儿老农干部对知青的管理工作，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了情况敷衍了事，发现问题顺水推舟。特别是随着时间的磨蚀，这类干部也圆滑了头脑，扭曲了心路。对男青年的送礼有了贪念，对女知青的美色产生了兴趣。当时全国范围开展的专项打击老农迫青的运动，足以说明形势的严峻。
那会儿青年点有句俗语叫好人不香，坏人不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双向的混乱和放纵，使青年二连像脱了缰的野马，无时不让人担忧。
这一年果真出了大事！轰动了东郭苇场，震动了盘锦地区。
我顺着车站的小路，摸黑直穿滑翔机厂跑道，来到了市里的沈辽路。这条路线是我非常熟悉的，孩提时，我常到铁道南的沙坑洗澡、扎蛤蟆，所以轻车熟路，半个多钟头就到了家。
我家住的是四合院式的大杂院小平房。进院时，家里和邻居的灯都熄了。我踩着筐篓轻轻地敲着家的窗户玻璃，轻声说道：“我是明达”
只一声，屋里灯一下就亮了，小弟弟为我打开了门，全家都起来啦。尽管自己的脸上挂着笑，父亲还是用不安的眼神打量着我。
妹妹给我热过饭后，我一边吃着饭，爸和妈一边问着青年点的事儿。
我极力掩饰内心的苦处，强装笑脸地编着青年点的“好处”。爸妈其实是瞒不过去的，始终皱着眉头问这问那，其实他们知道青年点是很苦的。
第二天，弟弟妹妹上学了，爸妈也都上了班。我掏净了炉坑，劈了两筐劈柴，又把院子扫了个遍。这些都是姥姥的活儿，家里人除了上班儿的，就是上学的，谁也帮不上忙。要是自己能回城，一定会帮姥姥干许多活儿的。
姥姥给我擀了一碗面条，还告诉我，家里粮证给我留了十多斤白面呢。我在碗架柜取筷子的时候发现了爸妈的饭盒。
我问姥姥，爸妈中午不带饭吗？姥姥告诉我：每当我放假要回来的时候，头一个月爸妈就不吃中午饭啦，为的是把我放假在家吃的粮份攒出来。
那年代人人吃自己的粮食定量，计划差一点，就会揭不开锅。我看着骨瘦如材的姥姥，心在被一刀刀地割着。
我眼里含着泪，知道可怜的姥姥平时是吃不到细粮的，瞅着碗里的面条怎么也送不进口。姥姥背着身儿，叹气道：“这日子还不如张大帅的年月儿，咋就这么苦呀。”
我急忙用手堵住姥姥的嘴，说：“姥啊，不能这么说。这是反动话！张大帅时老百姓也是苦的。”
“我说的就是老百姓。东北人就没挨过饿！山东的，河南，河北的，为啥都往关外来？”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我竭力阻止姥姥继续说下去。
姥姥还是说：“一把老骨头啦，怕啥？现在想吃点啥，都吃不着！你姥爷病得这样，就想吃粉条。老丫头拿着票，上九路、铁西圈楼跑了俩月，连个粉条的影都看不着。这是什么世道呀？唉……”
我来到小屋，看着重病的姥爷，帮着他梳理着打了卷的胡须，知道姥爷来日不多，含着眼圈里的泪水，发誓地说：“我一定要弄到粉条！”
姥爷看着我难过的样子，摆着手有气无力地说：“不想吃了，不吃了……”姥姥的话让我看到了家里的窘境，深深感到一家人活得真是不容易啊。
当天晚上，我一宿没合上眼睛。想着自己已经二十四五岁了，不仅帮不了家里，还回家给父母增加负担。辗转反侧，思来想去，决定回青年点。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好了行囊，父母怎么也不让我走，但还是没有拦住我。自己背着兜子跨出了门，一种难以名状的悲情，又让我转身回来。
我认认真真地给姥爷、姥姥、爸爸、妈妈每人磕了一个头，想到回青年点吉凶未卜，生死几回，今天不给老人磕个头，怕是没了这个机会了。
几天来，我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夺眶而出，生怕老人看见，转身推门就走。但是我还是听到了妈妈和姥姥的哭声。
大约八点钟左右，我在沈阳站登上了沈山线的381次列车，直接上了第9节车厢。
就在我透着车窗看着窗外的那一刻，眼前熟悉的景物，一下子把自己的记忆，拽回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那个寒冷的严冬......
六年前，就是这个时间！就是这个车站！就是这节车厢！我和同学们背着行装，拿着红宝书，怀着改天换地的理想，充满革命的激情匆匆地登上了这趟列车。那天的场面是相当的壮观！整个车站人山人海，锣鼓喧天。这边有醒目的巨幅标语，那边是耀眼的红旗招展，革命的口号和革命的歌曲声，此起彼伏、响彻云天。
然而，今天已看不到那催人的烈烈红旗，听不到了欢送的锣鼓声声。热烈的场面、激动的场景已云消雾散。那些喊着让盘锦快变、大变、巨变的知青领袖，大部分都已回了城；张贴扎根农村干革命决心书的人，已在城市结婚生了娃。
这会儿，自己觉得好像是被骗了的小孩儿，被扔在了被骗的路上。
我只身回到青年点后，抛开了幻想，绝了回城的念头，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勇气，让我决心和那些黑了心的老农带青干部斗到底！
出乎意料的是回青年点一月有余，连队和大队对我追杀指导员，冲击大队部，没有任何说法，悄无声息。苇场蹲点的郭主任悄悄地离开了大队，张指导员匆匆滚蛋回了家，再往后大队的董付主任、李付主任也都没了踪影。
这让我再次潜下心来，捡起了中篇小说《不平静的春天》的第二稿，开始了默默地写作。
这会儿，二连已调来了新的指导员，是复员回乡的军人。他尽管努力地做了一些工作，连队的局面还是每况愈下。那时新老青年的精神已经没有了支撑点，白天基本无人上工，青年成帮结队回家。秋收时，一百多人的连队，几百亩水田，只拉回了一车稻谷，成了那年当地最大的笑话儿。
一些男女青年不知廉耻，一对对的白天在一个被窝里，同在一室嬉笑打闹，自夸着做爱的技巧。许多青年无所事事，一帮帮的跑到十里八村去寻衅滋事。安分守己，出勤上工的老实人受人鄙视，而说打就捞、强抢横夺的点霸，却受到众人的推崇。
连队丧失了平时的纪律，青年没有了行动的准则。荣辱不分，黑白颠倒，致使青年点全面失去了控制，整个连队成了烂摊子。
一天早晨，几个七一届的老知青进了我的屋，几乎是破门而入。
我看着他们气恼的脸色，止住了手中的笔。
第一个说话的是聂连学，悻悻地对我说：“你写那玩意有啥用，能回城咋的？别写啦！大伙商量好了，一二三连的老青年一起上访。”
还有一个已经二十八岁的女知青叫孙曾环急切地说：“咱们老青年跟新青年轱辘不起，不能再这么囚着啦。”
听到上访，我马上表了态：“我签名！”
老青年陈国英在旁边笑了，说：“咱们来找你，不是让你签名，是让你牵头。咱们这些人就你能说会写，就领着大家走一趟吧。”
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友，又都是相怜的苦命人。同时我也觉得再不走出去，老青年就是坐以待毙。再说过去一直是我一个人扑腾，现在这么多人想到了一起，自己怎能不动呢？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家的要求——拉队伍上访！
当时一二三连的老知青们，都已是二十五六的年龄，无不为华年已去，青春不在而焦虑着，愤懑、绝望的情绪，已是干柴烈火，只振臂一呼就集聚了几十人，组成了规模不小的上访团。从没当过干部的我，这下成了团长。
我拿出了几个方案，大伙一致同意。看着一个个瞅着我的信赖的目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上访团首先来到了大队，接待我们的是刚刚上任的大队副主任王喜林。有几个老青年和王喜林嚷了起来，
我赶紧过来解围，说：“大队部不是出招工名额的地方，我们到大队只不过是打个招呼，解决问题得往上找，到东郭场部去！”再说，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上访的老青年难为自己的恩人王喜林。
王喜林大哥就是仗义，他是初期带队的老农干部，对老知青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听说了我们的意图后，当即答应出一台大60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东郭去。
这些回不了城的老知青在知青堆里本就是弱势群体，没受过待见，哪里见过这般待遇。大家在拖车上直乐得打闹说笑，有几个人还唱起了歌儿。
不到两个小时，我们老青年们就风风光光地到了东郭场部。刚一下车，四十多人一窝蜂似的钻进了供销社。平时看不着细粮的老青年个个手里掐着刚出炉的烤面包狼吞虎咽，啥吃相都有。
一个姓高的老知青更狠，一连吃了六个面包，还不罢口。好几个人劝他，别花冒了盘缠。那年代兜里有个三块两块的就算大数，平时揣个块儿八毛就不错了。我们只有几个人买了汽水，大部分人面包是干噎的。
解决了肚子的问题，这才想起了正事，一个个板起了面孔跟我来到了场部。
不巧，苇场领导全都下管区去了。场部的秘书热情地帮我们联系了青工股。青工股的干部认真地告诉我们，老青年的问题已有反映，南井子70届老青年来过好几次了，但是场部每年的招工名额是有限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主要是看县里有没有倾斜的政策。
我们还是通情达理的，没有难为青工股，打道来到了盘山县。
四十多岁的县委书记，穿着毛式服装，身板儿流直，很有派头。他先让我们都落了座，细心地听了我们的倾诉，表示了理解。
他耐心地讲到盘山县本身出不了招工名额，只能被动地接受上面分配下来的招工名额，尤其是沈阳的名额，只能看沈阳市的动作了。至于招工指标向老知青倾斜的问题，老知青在高升，甜水几个农场还有68届的。过去上面来了招工名额，也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事，结果引发了很多矛盾。哪个农场都有老知青的问题，谁占了谁的名额都不好，招工名额肥此瘦彼的处理方法，会出大乱子的。
县委书记的话说得有条有理，让我们无话可说。中午，盘山县委还给我们老知青安排了午餐，每人一小碗红烧肉，大米饭管够。我们还能说什么，又能怎么做呢。不过这一路也没白走，让我们捋清了上访思路，从根本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几个骨干分子开了个会，一致认为，只有到沈阳才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一听说回沈阳，上访团像炸了锅似的，许多人跳了起来，兴奋地喊着：“对！回沈阳。打回老家去！”
还有的人禁不住地唱起了当时最为流行的歌曲：“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
上访队伍可能是因为从青年点出来，一路顺风顺水，不仅没有任何阻碍，还全都是热情的接待，明显失去了斗志，出现了松散的状态。
我的心沉沉的，第六感觉是，到沈阳就没那么简单了，等待我们的绝不是什么乐事。不仅如此，还要发生大事！
我认真地提醒大家：真正的上访，还没到节骨眼儿上，大幕还没有拉开，后面一定会有艰难和风险。有许多老青年不解地瞅着我，或许以为我危言耸听。
果然，还未出盘山县就出了岔子！下午四点钟，我们上火车的时候，车站的喧闹声，盖住了我的招呼声，没有票的四十多人像没头苍蝇一样，一个个车门的乱闯。那时知青上火车逃票是普遍现象，机警的列车员们分兵把口，对每个上车的旅客一个人一个人地检着车票。
我眼看着上访团的人在检票时，被列车员一个个地挡了下来。心中暗想：看来分兵作战绝不是上策，只有集中力量突破。
这会儿，车站上的人差不多都上了火车 ，声音不再那么嘈杂。摆旗的铁路工人出现在车头旁，火车就要启动了。眼前的情况已是非常紧急。我摇着手臂朝我们的人喊道：“朝我这来！从我这上车！”
我不由分说，带着身边十几个人涌向一个车门口。列车员毫不示弱，站在阶梯上，用身体挡住了车门。
这是通往沈阳最后一次列车，我不能再犹豫了，一把将列车员捞了下来，老青年们趁势冲上了车。
这时从车站派出所跑出来两个警察，向我们这边奔来。我意识到大战在即，要求我必须做到的是稳住神儿，挺住架儿！
我抓住那个列车员始终没松手，列车员见到跑在最前面的警察，指着我高喊道：“刘所长抓住这个人，他是头！”
刘所长跑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直接就要往后背。真是有眼无珠，就他那体格，哪里是我的对手。我抽出手，顺势照他的前胸一推。刘所长往后踉跄了几步没站住，竟跌下了二十多米深的路基。他捡起滚下来的帽子，自知解决不了站台的骚乱，从路基底下跑向了派出所打电话去了。
这时许多老青年从车上冲了下来，挡住了那个后面的警察，为我解围。
几分钟的功夫，打完电话的刘所长从屋出来了，向这边招手，示意让那个警察撤回来。我见状，急忙将车下的老知青撵上了车。
火车喷出长长的蒸汽，好像不情愿似的徐徐地启动着。
“我们赢啦！我们胜利啦！”几个老青年手舞足蹈地冲我喊道。我们莫名其妙地取得了第一次“战斗”的胜利。至今也不知道那位所长的电话打给了谁，又是谁放了我们的行？不过这一番风波，倒是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上访的路上，又向前跨出了一步。
火车驶近沈阳站的时候，已是夜晚九点多钟。我未到假期的又一次的突然回家，让父母吃惊不小，多事之秋的青年点，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我担心。
然而更让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足以把我击倒。当我走进最惦记的姥爷住的小北屋的时候，竟是空空如也。老人家是在我上次离家回青年点的路上，一股火走的。
我抱着姥爷的遗像痛哭失声。我是老人家心中最疼爱的大孙子，竟没能为他送终。母亲是姥爷，姥姥的独生女，还是我很小的时候，二老就在我家，是他们把我拉扯大的。
我同姥爷还有个不解之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姥爷为了填补家用，捡拾破烂卖钱，我是他最好的帮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哪有破烂可捡啊。
当时从小学到大学，正在停课闹革命。我闲在家里，每每看见姥爷推着空车回来垂头丧气的样子，又是难过，又是着急。十几岁的我和小伙伴们，整日在机电学院、四十一中学玩耍，目睹了大字报的世界。校里校外、楼上楼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是铺天盖地。全是红卫兵批判走资派、白色专家、反动技术权威、修正主义教师的，而且是一天一茬大字报。
于是我“勾结”姥爷合伙“作案”。自己天天背着袋子，翻学校的墙头，进校区划拉大字报，姥爷推着小车在墙外接应。我几乎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成了姥爷心中的宝贝疙瘩。他从不叫我的名字，就爱叫大孙子。
这会儿，看着姥爷遗像，祖孙已是阴阳两隔。从老人哀怨的眼神里看出，他在埋怨我：大孙子呵，姥爷一年一年地盼你回家，还是没盼到头儿呵，姥爷想你啊！
姥爷去世的噩耗，虽然让我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晨我还是按照上访团的约定，同大家按时来到了沈阳市委的大门口。两位站岗的军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只能将事先写好的请愿书，交由收发室的工作人员，转交给市委领导。
收发室的人见我们堵着市委大门，大有不见不散的气势，不敢怠慢很快传递进去。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左右，一个带着近视镜的中年人来到了我们的面前，非常客气地给我们解释道：“沈阳市的招工名额，每年分配的去处主要有昭盟，盘锦，铁法以及昌图各线，但是必须由省统一调配。上述地区不归沈阳市管辖，所以你们的问题只能到省里去解决，最合适的归口是辽宁省知青办公室。”
这位秘书还专门给我们画了寻找的路线图，并且告诉了具体的门牌号。
人家事由说的清楚，因由讲的明白。我们只得再次改道，扑向最后的衙门，也可以说是最后的希望。
按照市委秘书画的路线图，我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省知青办公室。不太大的院子里，有一座日式的二层小楼。大门右侧的门柱上，挂着大牌子，——“辽宁省知青工作办公室”黑体大字格外的醒目。
我们刚要朝里走，又被门卫挡住了，要求我们登记。按照要求我们很快办理了登记手续，可是门卫只允许我们派代表进去。
我没理那个茬儿，带着大伙径直地朝楼里走去。门卫操起了电话，我们已经上了楼梯。
在二楼楼梯口，一个人迎住了我们，一看又是个秘书，带着近视镜，文质彬彬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知青，有事嘛？”
我告诉他：“盘锦的。”
他礼貌地把我们让进了办公室，并示意我坐在写字台旁边的沙发上，拿出了笔和纸要做记录。
我冷眼看着他，说：“我们不是要登记，要找说了算的解决问题 ”。
我的话好像伤了秘书的自尊，他说话也不再那么客气了，说：“那你们得预约，我请示领导，安排具体时间吧。”
“哪有那时间啊，就今天！”
“今天必须见真佛！”
“今天不解决问题，就不走了！”老青年们一听秘书的话火啦，纷纷抢起了话，屋子一下乱了起来。
看着失控的局面，这位秘书出了屋。
我向大家伸出了大拇指，示意了对大家表现的认可。因为今天才是接触火力点的时候，这才是紧关节要的地方。
我们在办公室坐了足有二十分钟，楼下响起了汽车鸣笛的声音。
我朝窗下看去，只见一辆伏尔加轿车驶进了院里，
一个四十左右岁的男人下了车朝楼上走来，很快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办公室。
他头也没抬地来到了写字台后面，慢慢地坐下。
那位秘书随后跟了进来，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的知青办周主任。”
这位主任白白胖胖的，从进屋到落座，始终没瞅我们一眼。自顾自地点燃了一支大前门烟，把两只手放在了写字台上，好像桌面上一下摆上来两个白面馒头。他的嘴角蠕动了下：“谁是头啊？”那声音又轻，又小，简直就是从鼻子里出来的。
大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没人吱声。
我怕让这位主任占了主动，马上回了他的话：“我们没有头，也不需要头。”
他把目光转向了我：“那来这么多人干什么？”他突然放大了声音，把屋里的人吓得一激凌。“想造反吗！”他说着把烟盒往桌面上一拍，抬起眼皮，咄咄逼人地扫视了一圈，让人不敢同他对视。
一定要反制他，这样下去，局面会很被动。自己心里这样想，声音特意变得比他大，反问道：“什么叫造反？”我直视着他，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音：“你给我们解释清楚！”
“强行闯楼，聚众围攻，不是闹事吗？”还好他给我们降了一格，我反客为主，让他的话渐软。
我看出来了，这个主任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手。我必须争取主动，继续说道：“找你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你有这个责任！我们之所以这么多人来，是因为大家各自情况不同，谁也代表不了谁。我们以为你这个主任是我们的父母官，孩子有事找家长，倾诉困难有错吗？”
室内知青发出了赞许的声音，没了刚才紧张的气氛。
周主任的目光，不再像刚才那样咄咄逼人了。
我乘胜追击，直视着他说：“你嫌我们来人多了，迎头就给我们扣了个大帽子。请问：如果没有辽宁省几百万知青，你还能当这个大主任吗？总跟一二个人打交道，那你就连个青年点长都当不上了。” 我的话引起在场的人一阵哄笑。
此时的周主任有些被动，但也不甘拜下风。声音仍然那么大：“我说的是形式，你们这种反映问题的形式是错误的！”
“形式？”我用反问的语气，对这位主任发起了又一次反击：“你看到老知青在农村的形势了吗？他们在受着磨难，在呼嚎，在绝望！”我的话一下点燃了在场老知青们心中的怒火，顷刻燃烧了起来……
“下乡这么多年，让我得了胃病，关节炎，腰脱，有谁管过我？”
“人家二三年就回了城了，我下乡都七年了，要回城有什么错？”
“我的父亲有病，卧床不起，母亲快哭瞎了眼睛，你说怎么办？……”
“我们强烈要求招工回城，老青年必须加大比例，增加名额!”
“我们不能等了，再等就是个死！”
这一连串的呼喊，周主任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不住地摆着手说：
“你们这些困难问题，不是我周杰个人能够解决的。”
“那你坐在这把椅子上，是吃干饭的？”一个老青年听到周主任搪塞的话，气愤地说 ：“你是知青的当家人，不找你解决，找谁？”
这时周主任坐不住了，站起来说道：“你们用不着冲我激动，我的上面有省委，办事有红头文件。”周主任镇静地说。
我看透了，这个家伙就是个官场上的油条，是个十足的拿着俸禄，吃着粮饷，不干正事的混世干部。我接过他的话茬，问：“那你的工作就没有自己的主观见解？就不能发挥点你的主观能动性
“不能！”周主任回答的斩钉截铁。“为什么要有红头文件？就是下面的问题林林总总，千差万别，要有必要的组织措施。我贯彻红头文件，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我在旁边对他轻蔑地笑了，说道：“想必你这个位置的大主任应该看过前天的人民日报吧。”
周主任听了我的话，看着我的表情，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言声。
我接着笑着说：“周主任没看过，我们可看过。头版头题的编者按写道：目前确有一些干部，浮在上面，不下基层，不思进取，怕担责任，做着对上级的文件照搬、照转、照发的收发室干部。”
我的话还没说完，大主任额头有些潮湿，也许还有点懵。他没想到，从垄沟走出来的知青，还有这般理论武器。其实上访两天来，我已经注意在报纸上涉猎对我们有用的理论了。
“即便是有这样的干部，也不是我。”周主任开始慌乱地辩解着：“知青抽调回城，是原则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谁也不能离开红头文件办事。”
看着这副无赖的嘴脸，真的把我气急了，我怒视着周主任，近乎吼道：“你周主任说准了，知青办解决不了知青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找红头文件去!”说着，我朝着屋里的老知青一挥手喊道：“走！到省委去!找中央去！那里有红头文件！”
我的话音刚落，老知青们潮涌般地出了屋。
那位秘书着急了，伸着两臂在楼梯口堵住了大家!周主任也吓坏了，他看出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经自己的手，拿着自己口实，知青闹起了事，别说上中央，就是闹到省委，他也兜不了啊。他极力挽回着局面，大声说道：“你们还想不想解决问题？”
那位秘书也配合着说道：“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嘛。”
我收住了脚，问道：“什么办法？怎么解决？”
“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办？我虽不能直接答应你们，但是知青办可以把你们上访的问题和意见，拿到省知青工作会议上，行文后反映给省委？”周主任投降了。
“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我认真地追问道。
“你们应该相信党和政府，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看着周主任额头上的汗珠，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起码他能拿我们这次的上访，当事办了。
我们的上访，达到了预期效果。老知青们的脸上浮出了笑容。
“上访成功啦!”
“我们胜利啦！”
“这回有希望啦！”
老知青们走出“知青办”大院后，心情从没有过的轻松，有的想到中山公园玩玩，有的想逛太原街，还有的想看电影.....
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太理解他们的思乡之苦、爱家之情啦。更何况上访团已经完成了使命，于是我高兴地宣布：“上访团解散，大家自由活动！”
人们走散了，在车水马龙的和平大街上，我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景一物。以往每次探家，都觉得沈阳的大街、汽车和大楼与自己无干，今天仿佛和它们拉近了距离，想到了或许有一天，沈阳也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时，迎面走来一男一女穿着工作服的年轻工人，胸前印着“沈阳重型机器厂”字样的深蓝色的工作服，衬着洁白的衣领，显得格外的神气。男的振振有词地说着什么，女的眼神儿不离小伙英气十足的脸孔，含情脉脉地笑着。
我目送了他们很远，那种羡慕就别提了，从内心感到可望而不可及啊！因为那时人们瞅着国营大厂矿职工的目光，不亚于今天对公务员的羡慕。直到那两个工人走得没了影，我才收回了不舍的目光。
大约半个月左右，怀揣着希望的上访老青年，纷纷回到了青年连队，祈盼着招工形势的好转。未出仨月，年根儿底果然来了招工消息。
我亲眼看到了招工文件，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的指标，而且明确限定了74届以下新青年，只占招工指标的百分之十，明显扩大了老青年招工的比例。二连分下来七个名额，74届新青年只给了一个。而且招工选举形式，也发生了大变化。
新任指导员在招工选举中，认真实行了民主评议和劳动表现（工分数额）相结合的原则，招工选举的结果，大家心服口服。
这次招工，我连边儿都没贴上，因为今年我基本没上工，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整理小说的稿本上。因为有了小说的这份期待，我心平气静。
然而事与愿违，偏巧就在招工结果发榜当天的下午，我接到了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退回来的稿件和一封信函。来函内容大致意思是，我写的那部“不平静的春天”小说稿，主人公的塑造是按照高、大、全的创作模式编写的。“四人帮”粉碎后，文学创作精神和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稿需要大手术。我知道大手术的意思，实际就是失去了再用价值，行话叫枪毙了。
我看完了信函，顿时感觉脑袋胀胀的，心气得砰砰直跳。想起稿件的两次手术，都是按照出版社对主人公不断拔高的要求，进行的反复修改，现在又变了调了，这不是在拿人搓球嘛！再说青年点生活的现状，已和建点之初的情况大相径庭，也不值我再为它去写！还有什么手术修改可言？一气之下，我发了疯似的把退回来的稿件撕得粉碎，像雪片一样落了一地。《不平静的春天》折腾了一年，这下终于平静了。
此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万念俱灰。自己一头仰倒在炕上，真想一下子死去。
这时，“呼啦”一声，寝室的门被推开了。这是青年点惯有的开门方式，我没有理睬，紧紧地闭着眼睛。进来的人推我的头说道：“哎哎，别睡了，回沈阳啦！”
听话音，我知道是老青年刘广涛。这次招工他走上了，拿我寻开心呢。我有点恼，没好气地说道：“别闹了。”“谁跟你闹啦！”刘广涛嘻嘻地笑着，往我脸上扔过来纸张一样的东西。
我这才抬起头看了下，原来是两张招工表。
他认真地说：“你一个，我一个，全是沈阳的！”
“什么？”我一下坐了起来，诧异地说：“这次招工没我呀。”
刘广涛说：“这是上面的机动招工表，专门给你的。”
“啊！”我看着真真切切的招工表，心都要跳出来了。这人啊!是愁也流泪，喜也流泪。说话间，流了下来的泪珠怎么也止不住了。
刘广涛见状笑了说：“明天坐大队拖车，上东郭体检。”话音没落，人已出了门。
刘广涛走后，我拿着招工表，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觉得招工表犹如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砸在了我的头上。在炕上躺也不是，坐也不是，下地走还不是。已是深夜，自己仍然没有一点睡意，今晚注定是不眠之夜啦！我索性走出了寝室门，上了大道朝南走去，都过了十里开外的六道沟了，还不觉累。
当我走回青年点的时候，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我登到了大窑的顶上，情不至禁地狂喊着：“解放啦！解放啦！解放啦！”
离开青年点回城的那天，我早早就起来了，推开宿舍门，听到女宿舍那边传来隐隐约约的哭声。
循声望去，原来是二十八岁的女青年孙增环，独自一人在女宿舍的墙角抹着眼泪，呜呜地哭着。她是够可怜的，都已到了晚婚的年龄，这次招工还是没走上。想必是她在屋里闷了一宿，一大早出来宣泄心中的苦痛。有几个女青年站在门口呆呆地看着她，没有一个人走过去，因为大家知道，谁过去都是没有用的，再说自己怎么走出青年点，还没有个谱呢。
是呵，青年点的青年们儿一个个都是泥菩萨过河，谁能救得了谁呢？
再看男宿舍这边，两个老知青在窗口沾着洗脸盆的水，默默地磨着镰刀，“咔哧”，“咔哧”交替响着刺耳的声音。
我知道连队今天要到十里以外的小道子打柴火。他们面临的是又一天的苦日子，还得捱着明天的难日子，难就难在没有出头的准日子。
我想和招工未走上的老青年们告个别，可是一次次地走到陈国英，聂连学几个老友的门前，又一次次地收住了脚步，最后还是静静地离开了。
这会儿我才体会到，过去回城的好友临走那天都不再告别的原因。此时的告别看似有情的惜别，而实际的作用，则是在对方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早晨七点多钟，大队的大60拖拉机开进了连队。我和几个招工回城的知青坐上车，匆匆离开了欢喜岭。那一刻，自己心怦怦地跳…..
我不敢回头看，哪怕是一眼，生怕给我的那张机动招工表出了岔头，被人叫停了车。此时离开青年点的那感觉，不是走，而是逃。
我在心里不住地向已经开到全速的拖拉机喊：“快呀，快呀，再快点。”穿过了老挝，掠过了安屯，跃过了右卫……我的心慢慢地放了下来，只觉得天越来越蓝，路越来宽
啊！看见石山啦！石山车站就在眼前！远远的石山披着金色的阳光，几朵白云缭绕着山顶，显得那样的雄浑，那样的壮美。
我这出笼的飞鸟，有一种冲动，想攀那山，想登那顶。虽苦虽险我不怕，因为它能让我看到自然美景，给我无限风光。
大队送抽调回城知青的拖拉机，在欢喜岭通往石山的砂石路上，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颠簸着开到了石山火车站。
车刚停稳，我和三个连抽调回城的十多个知青，好像放飞了的小鸟，欢笑着展开双臂，纷纷跳下了拖拉机，径直地跑向了火车站！
站台上许多人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的装束，十多个人上下身的衣服，个个打着补丁。除了一人穿着大头鞋，其余穿的都是绽开了花的棉乌拉。我们黑黑的脸、粗糙的手，更是知青典型的形象。这番景象，远远比不上今天打工的农民工阵容。
开往沈阳的382次的列车进站了。满是乘客的车厢，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十几个知青硬是靠着蛮劲，挤上了车。
我登上的是绕行盘山开往沈阳的296次列车。
因为296次列车经过盘山的途径，有我舍不下的情！忘不了的痛！今天离开盘锦不再瞅一眼，怕是会落下终身的遗憾。
列车开动了，我的脸紧贴着车窗，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景物。
我又看到了，那个救我的铁路工人领我进的那个火车站！
这个小站是乘降所，列车没有停。但是我却记住了它！我一定会回来报答那位铁路大叔的救命之恩！
顺着沿线，我又很快看到了那片差点引我了却生命的美丽的水塘。今天看上去，它没有了那天的迷人、那天的炫丽。
不知为什么，今天这片水塘无声无息，倒是静得吓人，连一只水鸟都没有，真不知道那天自己为什么扑向它，竟要投入它的怀抱。.
那可是真正地和死神擦肩而过啊！我怅然泣下，不免又想起了那阵儿的苦！那会儿的痛！
傍晚时分，列车在拉拉屯车站停住了。这是我和“初恋”第一次约会的地点，也是我和“初恋”最后分手的地方。我疯了一样的拨开人群，冲下了车。
我久久地眺望着前方，眼窝子发湿。一个温馨、漂亮的村庄呈现在我的面前。只是不知道她平时走的是哪条街？平日住的是哪间房？
我瞧见了前面的一条小路。这是车站通往村落唯一的一条道。这条路上一定有过她的脚印！一定有过她的身影！
自己疾步走了过去，不免感到了这条小路的亲切，尤其是路边花草的芳香，使我想起了在她身边时常闻到的胭脂的香味。
我默默地站在小路上，凝望着村的尽头，幻想着她神话般地出现，那该有多好。
列车启动的哨声响了。看着摆旗的铁路工人，不由多想，我鬼使神差地摘下了花丛中一枝最大的花朵。
回到车上，我小心翼翼地把这枝花搁在车桌上，细细地品味着它，端详着它。这枝花太美了，层次分明的花瓣儿，透明的白，花心泛着淡淡的黄色。
我想起了小提琴手冰清玉洁的脸孔，想起了她柔美妩媚的笑。自己的眼前浮现出在盘山文艺创作学习班时，和小提琴手接触、相处一幕幕的情景。而今这姑娘和我意已绝、情已了，活生生的两个人竟像死了一样的分开，这是怎样的伤痛？让人怎受得了？！
看着车窗外夜幕的降临，我收回了哀伤的目光。
此时，我受不了车窗外的黑暗,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听着隆隆的车轮声。
车厢里不知谁喊了句：“进沈阳啦！”
我抬起头看时，车窗外那一片的黑暗，已是万家灯火，一片光明！火车很快进了站台，华灯照进了车厢。
“到家啦！”我脱口说出，莫名的泪水随之涌出了眼眶。
我顺着路灯走到家门的时候，已是深夜。还是一年前晚上跑回家的那个时辰，家里和邻居的灯全熄了。但我却不是一年前“逃”回家时，心无底气地轻声叫门，而是拍着家门激动地喊：“爸！妈！我回来啦！”
家里人听说我抽调回了城，老少三辈儿全都钻出了被窝。全家人的脸个个笑得像开了花似的。妈妈乐颠颠地端出来给我留的几斤白面，要给我擀面条。
我告诉妈妈,儿这回不是从农村回家呆几天，以后是城里人了，再不用给我做小灶了。今晚把白面全都做了，让全家好好吃顿面条吧！
弟弟妹妹们听到要吃面条，直乐得剥葱又剥蒜。姥姥那边儿点好了炉子,爸爸这边儿帮我收拾兜子。
一会儿的功夫，妈妈擀出了两大盆的面条，全家人饱饱地吃了顿夜宵。围绕着我回城的话题，一家老小吃着、唠着、逗着、乐着......真是开心极了！
后来几十年“三十”晚上的夜宵，都没有那天夜宵吃得高兴、吃得有味、吃得快活！
二十一九七九年元月十五日，我作为盘锦最后一批抽调回城的知识青年，将户口落在了久违的故乡—沈阳城，一个阔别家乡近八年的游子，带着满身的“伤痕”，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那年我二十六周岁，按照政府安排的招工单位，我被分配到了铁西工人村供暖所，听起来这是个温暖、安逸的地方。
报到这天，我穿上了家里唯一没有补丁的趟绒衣服，照了半天镜子，心情好激动，徒步走到了报到单位。虽然路途有五里之遥，平坦的柏油马路比起农村满是车辙的土道，还是让我走的格外的轻松愉快。一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唱，几乎唱完了所有会唱的歌…..。
当我兴冲冲地走进供暖所的大院时，看见了一座水刷石罩面白色的办公大楼，庆幸自己的命运还不错，能分到这样一个好单位。
在劳资股报到后，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领着我和另外两个报到的青年，却走出了大楼，自己心中好生疑惑，不免有点失落。
我们随着她走过两条马路后，在一个有着几千平方米大院的锅炉房，停住了脚。一个满身煤灰的老工人师傅走了出来，和那位女同志握了握手，便领我们走进了满是煤堆的大院。
再看那位女同志，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人家就这样给我们打发了。
老工人师傅是这个有着五台大锅炉，百八十号人的一号锅炉房的当家人，大家都叫他杨师傅。
他把我们领进了锅炉房，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没有欢迎仪式，没有热情的话语，甚至友善的目光也没有。透着睁不开眼睛的烟尘，看见门口有几个工人在议论着我们：
“又来了几个人？”一个人好奇地问。
另一个人答道：“三个，全是知青。”
“啥知青？”先头那个人不解地问。
离我最近的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满嘴的四环素牙，参差不齐的像过了火的木桩子，在一旁呲着牙说道“就是老屯，屯老二！农村来的。咱这地方，还指望着来啥好人呐。”
听了这些话，自己的心凉凉的。尤其是这个让自己生厌的女人奚落成屯老二，来时沸腾的热血顿时消停了下来。
我感到头有点发晕，傻呆呆地瞅着锅炉房门外的大院。
杨师傅顺势指着小山似的煤堆，告诉我们：“你们的活儿，就是把这煤堆倒进锅炉房里，供足几台锅炉每天所要烧的煤”。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杨师傅说话，看见靠边一座锅炉的炉膛里火烧得正旺，好奇地拿起锹，顺手扔进一铲煤。一股气流夹着煤渣喷了出来，弄了我一脸黑。
从另一侧，冲我跑过来一个工人，喝斥道：“你有什么资格往里扔煤？”
“资格？”我狼狈地躲闪着，不解地瞅着这个凶巴巴的工人。
他更来劲了：“司炉证，你有吗?”
这会儿，我才知道了自己在这锅炉房的位置，烧锅炉都没资格，自己不过是个打杂的力工。
杨师傅跑过来解了围。他告诉我被分到了第三供煤组，当晚是夜班，可以先回家。
我悻悻地走出了锅炉房，耳边还响着被人讥讽成老屯的话语，眼前浮现着人们不屑的目光。尤其是那对我劈头盖脸的喝斥，让我铭记终身。
出门后，我站在马路的对面，仔细打量着幽深的锅炉房，抬头看着山一样的煤堆，心里憋了一股劲儿，发誓一定要在这锅炉房里，改变自己“倒煤”的命运。
二十一晚上六点钟，我准时上班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锅炉房大煤场。上空悬挂着的几盏白炽灯，把作业现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眼前的煤堆，仿佛是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我的面前。
再看干活的人马刀枪：加我是四男四女，两把大镐，两台手推车。具体分工是，男的刨煤装车，女的是推煤卸车。整个工作流程是锅炉房最苦、最重、最让人瞧不起的活儿。
四个女的是新近分配的75和74届毕业生，男的都是有五年以上工龄的老职工。
我向他们报了自己的姓名，只有两个女的点了点头，其余的人连眼皮都没撩一下,没有人和我说一句话。他们的表情木讷，现场的气氛沉闷。这也许是他们每天从事无望的劳动，过着没有奔头的日子的缘故吧。
他们的作业劳动让我堵心，男的刨煤下镐时，好像出力怕吃亏似的，镐镐无劲，次次无果。偶尔下来几个冻煤的边块，被女的懒洋洋地装上了车，推进了锅炉房。
我二话没说，操起镐抡了起来。自己采用青年点时，在农村田间基本工程学来的两边镐头开缝，中间镐尖持重的三点式的刨镐方法，一会儿功夫，大块冻煤刨了一地。
几个男的这才跟我搭了话儿：
“伙计行啊，是个刨镐的行家呀。”
“照你这么刨，都用不上我们了。”
其实，我真不愿意看他们卷烟唠磕，下镐不使劲的样儿，更让我烦心的是在旁边咋咋呼呼的碍事。索性回了他们的话：“今晚我一个人刨，明晚是你们的事儿”。
几个人一听三对一包活，乐不可支地走了。
我专心致志地找着镐的落点，认真地刨了起来。庞大的煤堆，瞅着吓人，实际上刨出了大角，顺势展开，便如同筛网一样，拆一空而破全身，大块大块的冻煤，开始倾泻下来。不到二十分钟的功夫，就把锅炉房当班所用的煤供足了。
几个女人也都回去了，剩下我一个人还是住不了手。自己把多年来的压抑，郁闷，愤懑，太多的不平和不如意，全都集中在了镐尖上。抡起镐是那样的畅快，刨下去是那般的解气。
十点多钟，我不知不觉地把煤堆南坡的冻层，全都刨了下来。自己站在煤堆上面，仰望上空繁星点点，俯瞰下面万家灯火，别有一番诗意。
这会儿，我全身的汗出透了，拽下了秋衣，脱下了衬衫，最后光上了膀子，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那天已是腊月的气候，我不仅没有一丝冷意，反而是全身冒火，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随继破开了东坡，又拿下了西坡。天大亮时，我攻下了最后的北坡，如山的大煤堆被我整个揭了盖儿。
第二天清晨六点多钟，正是司炉，供煤，维修，仪表检测，交接班的时候，诸工种几十人围着开了花似的大煤堆，惊诧地看着、议论着……。
我从煤堆顶端的热气腾腾的雾气中走下来，人们仰视我的目光，不逊于看着景阳冈走下来的武松，因为我这一晚的劳动量，那可是四个人一个月的活呀！
一个司炉工跑了过来，见我这陌生的面孔喊道：“哪来的师傅？神人啊！”
我的眼睛恰好扫到了，昨天嘲笑我是屯老二的那几个人。我不无用意地笑着答道：“不是神人，是老屯！”
听了我的话，那几个人低下了头。
黑煞神老老实实地上班了，不过因为我和她男人拜了把子，开口朝我叫上了大伯子。周师傅大小场合不避讳，管我叫上了干儿子。只要锅炉房太太平平，大家心无隔阂，我还是心甘情愿的。特别是我的背后不再有人指指点点，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
一号锅炉房是平静了，但是又浮现了往日的旧疾。由于人员构成复杂，职工数量众多，工作面点多、线长，造成了锅炉房的散漫。上班时间，随处可见打扑克下象棋的。喂奶的女职工，下午三点就没了踪影。杨师傅整治多次，还是抓不着，管不住，没有多大效果。我认为，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杨师傅走时朝我要新锅炉房的含义，大概就在于此吧。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扭转这种散漫的局面。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找出问题的症结。我开始留意不同的角落、不同的人群，调查和掌握各种类型的人对锅炉房现状的想法和态度。
一天上午，才十点多钟，我看见一个工人躺在箱子上睡觉。这是个三十多岁，入厂十多年的力工。一米九的个子，有着满身的力气，大家都管他叫大个子。
我把他叫起来问道：“大个子，这是睡觉的时候吗？”他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有些不耐烦地回道：“活干完了，趴一会咋的？”
一天的活干完了？我不太相信。
大个子为了证明自己的话，让我来到了他分的地段，只见他不仅拆下了旧管，安装好了新管，而且把旧管摆放得整整齐齐，一点毛病挑不出来。
我笑着问他：“那锅炉房就没有别的活了吗？可以帮助别人干干嘛。”说完话，觉得自己的批评有点牵强。
大个子回话也不客气：“我傻呀，咋干都是三十八块六，奖金也是一样的。”
对方的话不中听，但是在理；虽然让我无奈，但却给了我启示：三十八块六是工资政策的死数，但是每月的奖金，应该是个活数。既然叫奖金，那就是应该发给有功出力的。过去按人头每人八块的奖金发放法，实际是平均主义思想和惰性的管理造成的。
这让我管理的思路豁然开朗，有了走下去的决心。自己决定在锅炉房再来它一刀，我要把这八块的奖金切开，通过奖金的调配，产生工作的内动力，走出传统管理的死胡同。
很快到了月末，锅炉房每人每月八块的奖金，又发下来了。我召开了一号锅炉全体职工大会。会上，我把通过调查寻访掌握的锅炉房无故旷工，迟到早退，工作时间打扑克，下象棋，场外喝酒的散漫现象，一一做了列举。
我向会场愤慨发问：“这种散漫，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