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还有哪些歧视妇女的现象_百度知道
现实生活中还有哪些歧视妇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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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但女性就业的机会却远远低于男生。一般而言，决定收入水平的关键性因素除了教育水平以外，应该就是一个人的能力。据一项专门研究表明，女学生自律、勤奋、岗位性别隔离，而求职歧视则是混合了多种因素，从而产生了岗位性别隔离：行业间。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随着女性自身文化程度和素质的不断提高，女性就职、升迁，这一规定已经发生了质变。　　有专家认为女性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除了提高自身学识和技能以外，勇敢地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女性现在需要突破的瓶颈。　　（四）岗位性别隔离　　由于受到传统工业和传统观念的影响，用人单位基于性别对求职者进行挑选、增资的机会并不比男性差。　　从女性就业结构看，横向，女性工作大多是家庭角色的社会延伸。纵向，也有观念性歧视如同工不同酬：已由原来的权利性保障变为义务性的限制。　　（三）男女同工不同酬　　在不同的行业中，男女同工不同酬成为一种残酷的现实。上述“天花板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企业化之中，在国家机关同样存在。　　上述法律快车总结的歧视现象只是较具代表性且现实中比较严重的几个方面，其中既有制度性歧视如男女不同龄退休等　女性就业歧视较为突出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女性就业机会不平等　　尽管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女生比例已达44%，基本上撑起了校园的“半边天”：越是往上的管理层，女性越少，除此之外就是一些传统的性别偏见使得用人单位将女生拒之门外。　　（二）退休年龄及退休金待遇不平等　　男女不同龄退休，是我国性别歧视的一个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国外大都是实行男女同龄退休制度，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还是发达国家（如欧盟各国）　　我们不能否认在男女退休年龄差异上，其制定的初衷是对女性的照顾，也一度被认为是保障妇女权益的象征，明显地形成男性工作和女性工作分立的局面、有韧性、生育和哺乳。在求职过程中，性别歧视成为毕业生女性就业途中难以绕开的绊脚石。造成性别歧视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因为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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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直男癌”现象及其折射出的性别歧视现象原因探析
章燕玲摘 要： “直男癌”是来源于网络的一个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词汇，这一词汇的流行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上性别不公现象的存在。过于强调性别差异的社会心理、社会环境中盛行的功利主义风气、文化传承中的封建落后思想的残余，以及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不彻底性等众多因素，共同造成了这种以“直男癌”言论为代表的性别歧视现象的出现。关键词： 性别歧视 现象分析 原因探究 女权主义“直男癌”一词来源于网络，是网友们对那些活在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里，经常向别人流露出对对方的不满，并且表现出极端大男子主义的人的一种讽刺。同时，这一网络热词衍生出它的女性版本——“直女癌”。“直女癌”指的是在当前这个推崇男女平等的时代，还主动扮演旧社会里在男权统治下的女人角色，主动限制自我选择的权利，迎合男性的审美趣味，并以此要求其他同性的女性。在当前社会中，这一形象与“直男癌”一样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诟病。“直男癌”、“直女癌”现象反映出当前中国女性在社会上面临的不公正对待。具有“直男癌”、“直女癌”特征的人群，在对女性的看法上存在许多性别歧视言论，一是把女性看做“女结婚员”，把女性当做家庭生活中理所当然的奉献者和牺牲者；二是把女性当做“生育工具”，忽略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的意义，把生儿育女当成女性生活的第一要务。这些语录具有性别歧视色彩，伤害了女性的尊严，损害了女性的权益。性别歧视，指的是一种性别成员对另一种性别成员的不平等对待，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性别歧视的观点过于强调了男女间的生理差异，并形成性别上的偏见[1]。目前中国女性在社会上除了面临“直男癌”、“直女癌”这样直接的性别歧视现象外，还包括一些间接的性别不平等对待，例如女性教育问题、女性就业与再就业问题、性骚扰问题、家庭暴力问题、性别选择性堕胎问题、女性贫困问题、女性知识、创造成果保护问题等。这些针对女性的歧视和侵害在社会上长期存在，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可见，中国的性别歧视问题的严重性。一、过于强调性别差异是造成性别歧视的根源男女两性在生理上存在着差异，这是无需证明和辩解的常识，但是过于强调这种差异就会走入性别歧视的误区。在远古时代，男性由于生理上的相对优势，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占有优势地位，在“弱肉强食”的生活背景下，迎合了社会大众的对“强者”渴望。由于女性在思维上则偏感性，而男性在思维上偏理性，善于逻辑、推理，因此在一些重大事项的决策中通常由男性主导。在两性的情感方面，男女的互相渴慕出于天性，本来是平等的，但男性更理性的天然特点使其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无论在社会生活领域还是在精神情感领域，男性更容易树立“强者”形象。因此，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男性以生理上的优势，占据并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资源，并持续了几千年之久。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大多数文化都形成了男权制，并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在性别观念上，中西方存在许多共通之处。西方的性别歧视观点把人的特征和性情分为两部分——“男性的”和“女性的”，并且提出具有男性特质的品质有才智、理性、客观的、有原则的、独立的、自主的、支配的，而具有女性特质的则是与其相反的，例如感性、激情、懦弱、主观的、附随的、依赖的、缺乏的、受支配的等一系列具有贬义意味的词汇，并且认为人的完善就意味着“男性特质”的完成和“男性价值”的实现[2]。真正的人是以倾向于男性性别特征的语言来定义的，而那些女性性别特征是不可能用来定义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在中国也存在着具有男性性别特征的语言体系，在中国汉字中，根据字意，可以把具有女字旁的汉字分为三部分，一是代表女性特征和两性关系的，比如妈、妹、婚、嫁；二是代表人格特质的贬义词汇，比如奸、嫉、妒、妄等；三是代表形容仪态美好的词汇，比如说婉、妍、姹、婵等[3]。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的男性的话语体系里，女性的生存意义在于美好动人的仪态和繁衍生息的能力，女性的品质是不完美的，女性是“阴”，男性是“阳”，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这些观点与西方的性别观点不谋而合。这种反映了男性性别特征的语言体系带有强烈的性别歧视色彩，深深根植于传统男权社会中，并且具有顽固的特性。在中西之间共同存在的这种以性别生物决定论为基础的具有性别歧视色彩的语言体系中，男女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以男性为主的话语体系，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只看到男性女性在生理上的区别，并站在男性的立场对这一区别夸大。它把男性和女性是分别置于不同的两个范畴里，并且认为两者地位是不同的。“男性”特征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而“女性”特征只不过是“男性”特征的附带物，女性成为“他者”，是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虽然中国传统社会的孝道对性别不公现象起到了缓冲的作用[4]，但是这种性别差异决定论的观点在中国人的心理上还是根深蒂固的。以“直男癌”“直女癌”现象为代表的性别歧视现象的出现正是源于这种对性别差异的过分强调，因此要杜绝性别歧视现象，就要及时修正这种以生物决定论为基础的性别观念。二、未加甄别的文化传承是性别歧视现象的催化剂我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在法律保障了女性作为社会主体的资格，但是作为一种深层的社会观念和文化心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男权意识仍然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深处，不仅掣肘着女性的主体行为，也制约着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和价值评价[5]。在人类早期，男性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更多责任和义务，并在社会资源管理与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促进了男尊女卑观念在中华传统思想的形成。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一观念又转化为强大的文化传承，占据社会优势地位的男性鼓吹“三纲五常”、“夫为妻纲”、“未嫁从夫，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等封建伦理道德，将女性束缚于高墙之内，限制了其肉体上、精神上的双重自由，在社会上形成了“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中国古代大部分女性成为男权社会下的“贤妻良母”，甚至成为男性的所有物。中国结束封建统治不过百年，封建思想的残余还深刻地影响部分的人群，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劣性基因便影响到当今社会的部分人群，引发其轻视女性、漠视女性价值、限制女性选择自由的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思想、文化通过教育活动这一途径传播、发展。在教育中，若男尊女卑等封建糟粕思想未被剔除，将会对未成年人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成的。”在教育活动中存在着的未加甄别、未加筛选的传统文化、传统习俗，是性别歧视现象产生的催化剂。教育是文化传承的手段。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问题上，许多家长自发或者自觉地对其子女灌输一些带有性别偏见的言论。一个女孩从幼年时期开始就被教育要听话、安静、顺从，“像个女孩”，并向其灌输“女孩的贞操是对其丈夫的最好的礼物”、“女性不能太优秀，要给男生面子”等落后的观念。除了对女孩的偏见和歧视外，社会上还存在对男孩地位的过分拔高的现象，这无意中又加强了“男主外、女主内”、“男生必须学会做一个男子汉”等观念的灌输，使男孩也被迫接受了“我一定要比女生强”的观念，最后甚至演变为“女生不能比我强”的畸形心理。这种植根于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性别文化差异已被发展中的儿童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例如在学校中，老师也会对学生灌输“男生理性思维占优势，适宜读理科；女生感性思维占优势，适宜读文科”等带有偏见的思想，将理科优秀的女生或者立志学文的男生视作异类，并且经常以“女生在低年级学得好，男生在高年级更有优势”这样的话鼓励男生。这些带有性别偏见的观念在文化、教育环境中持续发酵，就会成为“直男癌”、“直女癌”患者成长的土壤。三、男权社会的大众传媒环境是性别歧视现象的培养基所谓“直男癌患者”的形成，性别歧视现象层出不穷，离不开社会环境因素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市场经济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在社会中促进了自由、平等、竞争等观念的传播，但是市场经济以利益为导向，凡事以利益为衡量标准，在社会上容易形成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倾向，造成浮躁之风盛行。马克思认为，资本原则造成人性的分裂，对物质生活的不停息的追逐，使人的感性生命不再是目的，而变为追逐物质的手段。消费时代的“她时代”已经到来，各类商家通过无处不在的广告宣传，传播着其基本的论述逻辑：只有完美的女性才会获得幸福，而完美的女性与外在的优美体态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联系，而女性只有通过商家出售的美容产品、高档衣物才能成为这样完美的女人。女性完全沉溺于商家的宣传，并不断内化为自我的价值观。因此，消费促进了女性的异化。同时，这一急功近利、追求眼球效应的浮躁风气同样影响到大众传媒，并促使大众传媒充当男权社会价值体系的传声筒。大众传媒提供的文化产品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些文化产品也在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和眼球效应，许多电视广告、杂志报纸刻意塑造出大量外形美好却毫无灵魂的“花瓶”形象，涉及女性工作、生活、学习的屈指可数。这些女性或长发飘飘、温柔可人或丰乳肥臀、性感火辣，满足了男性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在电视荧屏上，轮番轰炸的各种家庭伦理剧，大部分都在充当作为男权社会的传声筒——女性最大的美德在于相夫教子、为家牺牲。男权文化通过塑造出回归家庭，放弃自我发展的“圣母”形象，传递出以表面上是以家庭为中心，实质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在新闻传播领域，一些媒体大肆宣传“当代烈女价值观”，通过宣传一些“烈女”事迹，并大肆批判、讽刺一些自主支配身体的女性，名为“为世风日下的社会带来一股道德正气”，实质上是为男权统治者规范女性世界的统治秩序，以稳定男性权力中心地位。通过大众传媒多方面的宣传推广，这些符合男性欣赏标准的女性审美和女性品德被女性内化，不断地改造女性的审美观和对自身的认识。在以男性本位的价值体系中，“女性”这一角色已经被抽离了她本应具有的无限丰富的内涵和无数种解释的可能性，成为被男性命名、规定、解释的对象。女性作为主体已被男性话语霸权逐出主流话语体系，代之以可被把玩、消费的“物”，或可供欣赏的“美”的载体，成为男性价值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四、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不彻底性是造成现代性别歧视的另一原因在西方女性解放中，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们著书立说宣传女性解放的思想，并掀起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捣毁所有以性别为基础的统治关”，在众多领域探讨如何对父权制和男性中心文化进行抨击和解构，最终使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教育权、劳动权、经济权，给传统的男权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相对于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则走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女性解放的道路。中国的性别平等观念最早出现于明清思想家的著作和文艺作品中。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的统治阶级通过平分土地等措施，传播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思潮中，知识分子高举男女平等的旗帜，把女性解放看做是对传统父权的反抗，进一步传播了性别平等观念。民主革命时期的女性解放是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女性解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观认为，女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人类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女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衡量衡量标准。新中国成立后的女性解放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6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女性解放是整体性地解放，“社会性”的解放，首先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宣传把妇女真正地从“家庭人”转化为“社会人”；其次是在法律上确立了与男性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些措施使中国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6]。但是在“文革”期间，出现了对女性特征的极端忽视的现象，甚至把女性塑造成没有性别特征的人，使女性解放走入误区。1979年至今是中国妇女解放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女性开始在社会中分离出自我，并且自发地组成许多民间的社会团体，中国的女性解放事业开始由国家、社会、男性主导变为由女性自我的主导。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妇女组织还是作为党的“传声筒”，服务对象还是国家和政党，而非女性本身。回顾中国的女性解放事业，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女性解放是与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与革命活动中完成的。女性解放基本围绕两面展开，一是妇女的政治解放，二是妇女的社会解放。因此，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无论从思想基础到组织形式都带有男性化特征，即由男性来解放女性，因此女性解放的主体还是男性[7]。女性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都是男权社会“赋予”给女性的，中国女性在女性解放事业中的角色也是辅助性的角色，起到的是从属的、辅助的作用。中国的女性解放并没有提出与西方女权者那样激进的口号，也没有形成新的女权理论。中国的女性解放的不彻底性，使性别歧视这一观念在部分人的思想里还是根深蒂固。在当今社会，以“直男癌”现象为代表的性别歧视现象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对性别差异过分强调的心理是性别歧视、男女不公的根源，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和社会是性别歧视现象发生的土壤，文化传承、社会教育中封建落后思想的残余及社会偏见的心理助长了性别歧视现象的发生，中国女性解放事业的不彻底性是性别歧视现象无法完全根绝的又一重要原因。虽然性别歧视现象已经引起了学者、政府相关部门、民间组织的重视，但是性别歧视现象在短时间内还是无法彻底消除。总而言之，女性解放的事业的关键在于每个社会公民。只有当每个社会公民都是一名女性主义者，并在社会上形成性别平等的氛围，性别歧视现象才会逐渐消除。从盲目到理性，从狭隘到包容，从封闭到开放，促进人民群众的思想转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因此，女性解放事业永远在路上。参考文献：[1]秦美珠，高雅珍.女权主义社会平等观的困境与出路[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9-113.[2]魏咪娜.从性别歧视观看中西女性解放的差异[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57.[3]于莎.试析中国女性主义本土化的可能及限度[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76.[4]米莉.帝制中国女主政治的合法性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9.[5]汪玲萍.中西方男女平等之路述评[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1.[6]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程回顾[J].浙江学刊，-65.[7]程铭莉，赵海月.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男性特色——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J].广西社会科学，3-187.
2016年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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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七成中国女性对性别歧视现象有明确认识
　　中新网10月21日电&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今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等有关情况时指出，7成以上的女性对性别歧视现象有明确认识。　　宋秀岩介绍，在法律权益和认知方面，83.4%的人知道中国目前有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76.3%的人赞成“在都尽到赡养义务的前提下，女儿应该与儿子平等继承父母财产”。7成以上的女性对性别歧视现象有明确认识。在就业方面遭遇过性别歧视的女性占10%。　　宋秀岩称，在性别观念和态度方面，被调查者中有83.5%的人认同“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88.6%的人同意“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劳动”；86.7%的人赞同“男女平等不会自然而然实现，需要积极推动”。同时，调查也显示，认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男女比例分别为61.6%和54.8%。　　宋秀岩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无论是就业的歧视还是在工作岗位上晋升方面的歧视，从这次调查的数据看女性在这方面受歧视的现象还是明显存在的。“我想这个问题有历史的原因，中国毕竟是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历史的国家，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甚至是男尊女卑的思想长期以来的影响很大，同时我们在社会生活的过程当中也确实有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女性在一些方面受到歧视，这也是全国妇联非常关注和认真研究的问题，以便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的问题。”　　宋秀岩呼吁，全社会大力宣传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性别文化，能够使性别意识纳入决策的主流，能够在全社会为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宋秀岩还指出，赋权女性是全社会包括整个世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赋权女性问题，“我们在宪法当中已经明确地提出"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在1995年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专门在大会上提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这项基本国策还写进了2005年修改的《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宋秀岩举例说明，“在我们中国的最高层，应该说有八位女性领导者，他们分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委员刘延东，还有三位人大女性副委员长和四位政协女性副主席，她们在党和国家讨论重大问题的时候，都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且都能够得到采纳。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据中国政府网文字直播整理)
(责任编辑：UN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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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的女人)
第三方登录：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女性的侵犯与歧视已经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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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上一篇，我们探访了当代中国不同领域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扰；这一篇，书评君想带你回到上个世纪，去看看那个时代的杰出女性面临怎样的难题。
刀锋上的女人罗莎·卢森堡以批判权威而闻名；以绘画对抗恐怖的夏洛特·萨洛蒙坚定地执着于自我，用尽力量为自我的存在创造出空间；而梦露的私人信件和日记则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女人，在自己的私密空间排解由于虚饰的外表而带来的痛苦的努力。杰奎琳·罗斯在《黑暗时代的她们》中，以这三位深陷极端不公平境遇之中却仍竭力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杰出女性的故事作为开始，试图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女性的侵犯与歧视已经有所收敛的时代”，而“这个世界距离倾听来自女性的声音究竟还有多远？”
《黑暗时代的她们》
作者：杰奎琳·罗斯
译者：王扬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3月
比起在黑暗中摸索蜡烛想尽办法点燃它，以光明驱散黑暗，不惜为此撞得头破血流， 真正学会如何面对黑暗或许是人们在身处黑暗之中时更好的办法。如果说我将要讲述的这些故事里有一些值得人们借鉴的经验，那便是我们需要想清楚，我们努力想要寻找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
—— 杰奎琳·罗斯
节选自《黑暗时代的她们》
本书将以三位深陷极端不公平境遇之中，却仍竭力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杰出女性的故事作为开始。尽管她们生前遭到了轻视与侮辱，各自的经历又迥乎不同，但当我们回溯她们的经历时，相似的沉重感会让我们透不过气来——一如生活曾加诸她们的苦难。而同时，她们的受难故事，也同样是她们反抗命运迫害的光荣历程。于我而言， 她们并不是牺牲者，而是伟大的幸存者。尽管并未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她们却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在一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诠释生命的意义。她们同属于20世纪——那是一个繁荣与杀戮都在以空前的方式施展着自己力量的年代。在这本书里，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那些充满活力与抗争精神的女性身上，并且至今仍未消散。
她们不仅是将言语与想象蚀刻在生命之外的艺术家, 同时也是这世界丑陋真相的揭发者。她们的遭遇提醒我们，在这世界上，横行的强权、腐败与享有特权的卑鄙阶层从未消失。但为何她们的经历是如此的悲惨？ 答案或许仅仅是，她们是女人。她们都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可这些痛苦却使她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生命的方向。 她们将痛苦掩埋于内心深处，并努力寻找黑暗的藏身之所，为的是弄清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她们前进，同时为反击做好准备。她们吸引我的原因，是她们并没有犯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去坚信自觉的受难意识终能换来报偿，从而对苦难“听之任之”。即便是在暴力之下，她们也尽可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于历史而言，她们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尽管她们的被害已成定局。
刀锋上的女人
罗莎·卢森堡
可以想象，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
——罗莎·卢森堡致列奥·约吉谢斯，1898年
我以卢森堡女士的故事作为开始。这个犹太女人出生在波兰，正是在她的努力下，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成为20世纪初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她的身份多到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传播者、教师、演说者；革命路线的设计者与雄辩家；抒情诗人和语言艺术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画家和植物学家。
当罗莎·卢森堡第一次站在公众面前，发表自己那将要感染众人的公开演说时，她缓慢但准确地衡量了自己的力量。“ 我并不是一个希望以鲁莽的手段，通过制造某种具有轰动性效果来达到目的的狂热分子，”在1898年写给自己情人列奥·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写道，“ 相反，我自己正在以冷静的状态，自信美好未来即将实现……我确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我们同志之中最出色的演说者。”
当罗莎·卢森堡总结自己的演说时，她发觉自己着力引导和改变的，其实还是那个本质上属于男人的世界。而这个瘦小、有一点跛足的波兰裔犹太女人，则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不断向高处攀登。她与参与她演讲的每一位革命英雄和权威都是平等的——其中甚至包括列宁，尽管他是一位卓越的革命领袖，却也曾被卢森堡当面指责。简单地说，罗莎·卢森堡征服了他们的世界。
与此同时，卢森堡同样不曾怀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是独一无二的。“你知道我为何如此坚定吗？”在几个月后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 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这番话或许可以用狂热、过激、缺乏情感来形容，但对于卢森堡而言，成为一名政治参与者的使命，必然是要使世界迎来新生，这显然需要无比的决绝。而接下来，她又在信里补充道：“可是该以怎样的方式、向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场合完成对他们的引导，我却仍不确定。”
卢森堡的迟疑，来自那些看似与她同仇敌忾的同僚。她所呼吁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语言，那是一种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却也时常被误解的观点：一种政治理念，并不应以翦除异己方式实现全面的控制。她的这一观点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伦特同样也曾详细地阐释极权的可怖之处，同时指出终极的自由作为一种资格之于人们的意义。而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她写道：“ 没有逻辑，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会使强权的运转呈现尽可能多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谓的逻辑之链而言，它的开端往往只是以假设作为前提和形式。”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极权主义总会无比憎恨“新人”，恐惧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极权者“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
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获得更广泛的话语权，同样也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目的。在父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场合，女权主义者的言论通常被冠以“聒噪”“歇斯底里”之类颇为轻蔑的形容词，通过这样的谴责来使她们减少自己的发言。
通常意义上，人们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对，即便不是以恢复男性在这个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目的，也是在试图继续对女性的言论进行染指和干涉。一个直言不讳的女人总会被看作一种威胁，这并不是出于对她所说的内容或是所提出的要求的担忧，而仅仅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发声”这一行为本身，已经太过强烈地表露了自己的存在感。也正是基于此，罗莎·卢森堡的演说，时常会遭到反对者的无理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同时也是位自诩的“女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曾对她恶语相向，说她的言语是“卑鄙的女人喷出的毒物”；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维克多·阿德勒更是直接称她是“恶毒的婊子……总喜欢像猴子一样抖机灵”。而在一些其他的场合，他常常会宣称卢森堡所做的一切并不明智，“证明了她不过是个女人而已”。而在1905年的一次党内大会上，阿德勒半开玩笑地说：“是时候让她停下来了……不能让一个蠢女人坏了我们的好事。”罗莎·卢森堡所遭受的诽谤表明了，一个卓越而勇于发声的女人的存在，通常会被包括同僚在内的男人们看作一种威胁。而这种境遇本身也证明了，人性中，尤其是权力拥有者身上的卑鄙与下流，其实从未消失。
以绘画对抗恐怖
夏洛特·萨洛蒙
我的梦正浮在蓝色的水面上。是何种力量驱使你忍受如此多的痛苦与折磨，不断塑造、打碎、再重塑自己？是谁给你这样做的权力？
——夏洛特·萨洛蒙《人生？如戏？》
当罗莎·卢森堡被政府的追随者们杀害时，夏洛特·萨洛蒙仅仅两岁，但她与世界和自己的冲突已经埋下了伏笔。她不朽的作品《人生？如戏？》（Life？ or Theatre？）不仅是绘画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对德裔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遭遇的苦难的一份忠实记录。她用一幅又一幅的水粉画，描绘了自己在这黑暗岁月里的境遇。而这部创作于她生命最后几年里的作品，直到她死后多年才得以结集问世。她是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被杀害的，但或许，将她的作品全然归入大屠杀纪念中展出或许是个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夏洛特卓越创造力的意义，要远胜于她作为一名“大屠杀死难者”的价值。《人生？如戏？》的配色是极艳丽的，这使得画面通常看起来很刺眼。而这种不同寻常的风格，似乎暗示了她所处的境遇——一面是压抑与禁锢，而于自己，夏洛特·萨洛蒙的才华却不容许半点儿压抑。这组矛盾的结果，最终通过这些非凡画作得以呈现。它们贯穿了绘画者在两次大战中的经历，将其间的疯狂与痛苦小心收纳，并以鲜艳的界限，诠释此时与彼时生命的痛楚和希望。
根据一份可信的报道，夏洛特在作画时会面朝大海，嘴里哼着歌——这大概也是她的作品富于韵律感的一个原因。欣赏她的作品是一种多层面的体验。随着黑暗渐渐渗入她的生活，她在画布上的表达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于她富于表现力的手法，欣赏者不难像置身诗歌朗诵会或是音乐会上那样，体察作者心境的变化。这种将声音与画面结合的表现方式同时还具有独一无二的“紧迫感”——画布上的角色仿佛可以主动发声，央告人们来查看这里发生了些什么。
夏洛特将绘画与音符融合的尝试，使她逃离了恐怖的深渊——这深渊既是来自他人的暴行，同时也来自自我。她的天赋使她可以驱散笼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黑暗，同时揭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谋”。《人生？如戏？》始于1913年她的姨妈自杀的那个晚上，那同时也是“一战”前夕看似安宁的一天。但死亡往往孕育着全新的生命——在自己的姐姐离世之后，夏洛特的母亲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来到“一战”前线，成了一名战地护士。而正是在那里，她遇见了萨洛蒙医生。两人迅速相爱，结婚，生下了夏洛特，而“夏洛特”这个名字，正是来自她不曾见面的姨妈。可这个美丽的名字，却暗示了一个不祥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在夏洛特降生时似乎已经被人们察觉：“小夏洛特生下来，似乎就带着对生活的不满。”夏洛特的出生伴随着秘密与谎言。而从一开始，她便试图引导自己的观众去关注那不寻常的东西：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它的国民是怎样经营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那是一种狂喜与愤怒、冷酷与压迫共存的状态。与此同时，犹太人也背上了奇怪的罪名——由于他们的相对较高的自杀率，其他人开始将“堕落”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自杀是亵渎神明的表现。出于这样的原因，夏洛特姨妈的自杀，只好被家人掩盖起来。但事实上，萨洛蒙家族总共有七人死于自杀，包括夏洛特的母亲——她于夏洛特八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夏洛特则被告知自己的母亲“死于流感”。根据记录，在这一时期，“没有人告诉过夏洛特自己家族这些死亡事件的真相”。
尽管尚无从知晓自己的“宿命”，但夏洛特还是为自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便想象自己好像一只被束缚的飞蛾，“只有靠近烈火才能挣脱枷锁”。而当她在二十三岁时得知自己家族的秘密后，想到自己可能也难逃自杀的诅咒时，她决定要做些什么。“ 务必保存好它们，”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夏洛特将它们交给了自己的朋友莫迪斯医生，“ 这是我全部的生命。”当她坠入黑暗的深渊时，勉强用画笔描绘出那不可言说的可怖景象，使她成了那个时代的记录者。这是她谋求“幸存”的方式——生命可以轻易被磨灭，可记忆却能永存。而在这一层面上，她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榜样。
夏洛特·萨洛蒙全力以赴，对抗这世界，以及自己内心最不安的情状。这恰恰也是我试图论证的关键部分——只有当我们对她们所遭受的苦难有所体会与认同时，这些杰出女性的意义才能真正被理解。你永远无法在一场战争中装聋作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提高耳机音量——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去掩盖由远及近的隆隆炮声。在多数时候，按照官方辞令的说法，“战争让女人走开”，她们至少可以做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等待灾难降临或风平浪静，但由于自己难以隐抑的才华，夏洛特却成了一个“主动受难者”。
玛丽莲·梦露
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演绎了自己的生命。
——摄影师艾娃·阿诺德对玛丽莲·梦露的评价
现代社会对完美的诉求（一切完好，没有瑕疵，没有界限，没有阴影）消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掠夺与侵犯，却更使女性本身成为那些亟须隐匿起来的邪恶企图的理想藏身之所。当世界权力的重心于“二战”后穿越大西洋转移到美国，与权力相伴的压制与强暴也如影随形地来到了新大陆。在其中，似乎没有人比玛丽莲·梦露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就像这一时期的美国本身一样，梦露的故事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美国梦”的印记——然而，她的“美国梦”同样也不过是幻梦一场。
1959年，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而正是在这次“友好访问”中，赫鲁晓夫主动提出想“见见梦露”，因为对于苏联人民来说，美国是“可口可乐和梦露的国度”。梦露自己对于这些的看法显得很犀利。在她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她指出：“ 我从没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可显然，有人是这样认为的。”
梦露是在“一战”后的萧条之中出生的。她于1926年生于天使城的郊区，由于父亲失踪，母亲随后不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梦露的童年十分灰暗。她是这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尽管人们偶尔不愿承认她演技精湛，但却不能否认她是一名极具天赋、极出色的演员。人们对梦露总是持有错误的认知，不只是因为她悲惨的生活经历，也并非仅仅由于她的早逝（她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个谜）；而在于这两个方面更像是她生活中一条时时涌动的阴冷暗流，验证了她徘徊在B级片演员与大明星之间“一定并不光彩”的演艺生涯，更表现了一个具有支配欲的美国究竟是如何将自己的商品和美元撒向全世界的。但不同于人们的固有认知，梦露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胸大无脑的金发美人”，恰恰相反，她十分睿智，思想极具批判性，同时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她曾多次尝试反驳在那个被虚化的时空下被强调的所谓意义，而在今天，这种反驳显然比仍被坚持的谬论更具价值。
梦露的演艺生涯，始于带领美国人民走出战争沮丧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经历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又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朝鲜战争以及因对共产党人的滥杀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每当道德崩坏的时刻，梦露的出现就像是一针强心剂，鼓舞人们继续相信生活的美好。她的完美无瑕像是一种魔法——美国梦的实现可以“不请自来”，于是人们也不必勉强自己穿过层层阴霾（尽管梦露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终都布满了阴影）。
梦露是一位杰出的反抗者。“ 氢弹是我的噩梦，你的噩梦是什么呢？”在1962年的一次采访中，梦露曾这样反问道。这些言论和故事都理所当然地被隐瞒起来，使得梦露的政治活动更像是一段隐藏起来的影像，被尘封在银幕背后，被她自己演绎的、为人们所期待的光鲜亮丽掩盖。
据我推测，梦露的政治活动经历之所以会被隐藏，是由于她对所谓“美国梦”的态度并不坚定。而她所坚持的“人道主义”却又是那样易碎和危险，这最终使她只能被一些狂热者“热情相待”。即便是作为一位明星，梦露的经历也太过近似于她所演绎的故事的反面。那些对她的执着有所了解的人们显然知道，她最关注的观众，是那些工人、穷困潦倒者，以及那些将银幕上的她视作全部生活意义而借以逃避现实的自闭者。她是底层中的幸运儿，却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幸运。1960年，梦露曾给自己的朋友、《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莱斯特·马克尔（Lester Markel）写信，对美国政府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态度提出了抗议：“莱斯特， 我从小便被告知民主的意义，可当古巴人民为了实现民主，在驱逐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斗争中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时，我那宣称热爱民主的祖国却对此漠不关心。”
事实上，当有关社会主义的事件发生时，美国也往往会摒弃所谓的“普世价值”，站到民主的对立面。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梦露越会表现出自己不同于往常的一面，那才是她最真实的一面。而这真实，又往往会在虚构故事之外的镜头前被捕捉。曾为梦露未竟的影片《濒于崩溃》（Something’ s Got to Give）拍摄照片的摄影师劳伦斯·席勒（Lawrence Schiller）曾写道：“她既是一位可以完成既定动作的杰出演员，同时又好像完全可以主宰这一切。”梦露向他展示了“其他摄影者都知道的事实：当梦露进入‘拍摄模式’，她会让所有摄影师沦为‘按快门的人’”。而对于另一位摄影师艾娃·阿诺德（Eve Arnold）来说，这种力量延续到了暗房之中。当她为梦露拍摄过一组照片之后，这些照片看起来似乎是有生命的：它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冲破束缚，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本文内容整合自《黑暗时代的她们》，经斯坦威图书授权；整合与编辑：户晓。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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