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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
作者：Sov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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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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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　　
——边缘化的命运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互联网也不例外。从正面来说，互联网给了人们很方便的发表言论的渠道，从前只能通过媒体传播的信息，现在可以通过网站、贴吧和微博迅速传递开来，以致政府都开始重视网络民意；从负面来说，互联网客观上给了许多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的机会——发帖子不必署真名，别人很难知道信息的真实来源，他们因为不担心被追究责任，经常信口开河。如今在许多网站上，能够经常看到自由主义者们抨击时政的激烈言论。仔细观之，这些言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忧国忧民，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理性的情绪发泄。　　
实力是用于制胜，而不是用于炫耀的。中国海军从不大张旗鼓地宣传战略核潜艇部队，美国海军却对它忌惮三分。反过来说，过于热衷自我宣传的群体，往往是因为缺乏实力而不得不拉大旗扯虎皮、虚张声势。自由主义者们通过网络和媒体不遗余力地宣示自己的存在，恰恰昭示了他们被中国社会边缘化的尴尬地位。从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言行不难看出他们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直接导致了这一群体被边缘化的命运。　　
畸形的历史观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言辞间充斥着愤懑和不满。在他们看来，政府天生与人民对立，党和政府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有问题的。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污蔑中国革命和建国后的历史，动辄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说事儿，全盘否定新中国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不光如此，他们的想象力还很丰富，让擅长编故事的韩剧导演们自叹不如。他们惯于在网上宣扬这样的论调：民国时代是非常美好的，政治充满活力，文化领域兴旺，社会人才辈出……在无边的妄想中，他们编造出一部以意淫为主旋律的“另类民国史”，甚至将蒋介石描绘为魄力过人、治国有方的领袖。凡此种种，无非是想说，自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国今不如昔，大陆不如台湾。　　
类似的言论在网络上并不少见。由此可见，当今许多人不仅缺乏知识，甚至缺乏常识，对政治和历史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倒真让人想起一句老话：立场决定观点，屁股决定脑袋。当人们因为受偏见支配而失去理性的时候，可以对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民国时代的政治究竟多么有活力呢？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的状况，如孙中山所说“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乘，黄花冈上一抔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可以不做更多讨论了。即使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对中国的统一之后，也从未实现对全国范围的有效统治。由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尖锐，东北、山西、两广等由地方实力派统治的地区，军事、财政和人事都不容南京国民政府插手。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着纷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抢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持续多年，为此不惜另立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这般四分五裂、一国三公的政治格局有什么值得赞颂的？与建国之后统一安定的社会格局根本无法相比。自由主义者们似乎忘记了中原大战、蒋桂战争曾令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的事实，坚定地沉湎于对“民国风流”的意淫之中，境界堪比坚持不剪辫子的清朝遗老遗少。　　
至于蒋介石的个人能力，客观地说，他还是有些政治手腕的（这一点远胜于新桂系等地方实力派），但政治气度根本不行——否则也不至于败退台湾。蒋介石的致命弱点是任人唯亲，得其赏识的党政军官员多出自cc派、黄埔系、政学系。上行下效，于是国民党统治下朋党政治盛行，党内文官私下结社，军人个个拥兵自重，毫无组织原则的政党岂能上下一致、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打胜仗的陈明仁几度被贬，吃败仗的汤恩伯一路高升，人才的待遇尚不如奴才，蒋介石的“识人之明”、“领袖风度”又体现在哪里？自由主义者总喜欢拿民国历史出来说事儿，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功底糟糕得可怜。要是觉得蒋介石英明伟大，不如早日滚到台湾，在两蒋的慈湖陵寝前天天哭诉和哀叹吧。　　
自由主义者们很喜欢拿顾准这类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说事儿，意欲论证新中国不重视人才和知识。一些知识分子历史上确实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应该给予他们客观的评价和名誉的补偿。但由此得出新中国不重视知识和人才的结论，实属以偏概全。赞美民国时代“人才辈出”的自由主义者无法否认这样的客观事实：民国38年的历史上一共只培养出20万大学生，而且其中能为工业化出力的理工科学生不到30%。正因为旧中国的教育不够发达，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建国以后政府大力兴办高校，1952年全国高校在读学生已达到22 万人，高校院系调整后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超过民国38年的总和！特别是大量理工科毕业生，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坚实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是不收学费的，每个月还能领到足够支付个人开销的津贴。民国时期的大学收费不菲，只有家境殷实的学生才有资格问鼎大学；而建国后，高等教育的大门却向贫寒的工农子弟打开，这种补偿性正义是不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呢？　　
自由主义者的“今不如昔”的论调，恰恰反映出他们颓废落后的历史观：不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时代进步的标准，却为被历史埋葬的阶级和时代大唱挽歌。这样的立场显然难以得到多数群众的赞同。　　
撒谎成性 信口开河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值得鄙视的地方在于：他们的理论素养往往很差，因此不惜以编造谎言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观点。一个著名的谎言就是“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流传甚广，迷惑了很多人。“大跃进”期间确实饿死了人，而且某些地区（如河南信阳）饿死的人还挺多，但远远没有达到自由主义者宣传的惊人数字。　　
在此很有必要诠释一下3000万的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按照大跃进之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1962年的实际人口数量比预期值少了3000万。这个差异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由于饿死人造成的，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育龄人口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而推迟结婚和生育。这样一个事实，却被自由主义者们编造为“饿死3000万人的惨剧”，专门用于妖魔化新中国的历史，好像政府在有意屠杀人民。岂不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萧条也曾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按照大萧条以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实际人口比预期值也减少了1000多万，自由主义者们为何不宣扬美国大萧条饿死了1000多万人？为何厚此而薄彼？　　
“饿死3000万人”的谎言实在太鄙陋了，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问题来。苏联二战前的人口2亿出头，在二战中损失了2000万人口，举国上下每个家庭都遭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口接近6亿，如果真饿死了3000万人，那么按照比例推算，每个家庭都该有亲人饿死。问一问你家里的长辈，大跃进时期你家到底饿死了几口人？是饿死了一片，还是一个都没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经济困难被自由主义者们无限妖魔化，那么被他们追捧乃至崇拜的民国时期就更加美好吗？这可不见得：民国时期家家都生4、5个孩子，可是民国38年下来，人口总量与晚清时期相比并未出现快速增长。试问多生的那些孩子都到哪里去了？民国时期哪一场自然灾害和战争没有导致大量平民死亡？1938年，蒋介石为了阻滞日军下令在黄河花园口决堤，事先却不告知平民撤离，结果造成了89万平民死亡的惨祸。自由主义者真应该好好想想，没有建国后的社会稳定，你们的爸妈都不知道能活几天，哪里生得出来你们？　　
类似的无耻谎言还包括：　　
l& 共产党不曾积极抗战。（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事实上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惜将60%的部队用于对付抗日根据地。）　　
l& 毛主席生活奢侈，顿顿吃山珍海味。（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在回忆录中断然否定这一说法。不知哪位自由主义者曾经陪毛主席吃过饭。）　　
l& 建国前30年经济没有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以1949年GDP基数为1计算，1957年GDP为2.91， 1978年为13.5。人均寿命则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5岁。）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者不负责任的言论多为谎言与谬论的堆积。理性的、建设性的辩论理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自由主义者的宣传手段恰恰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惶恐和本质的虚伪：他们不敢以光明正大的方式参与思想争鸣，非要以卑鄙的谎言欺骗群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此等信口雌黄之辈，纵使满口民主自由，又何足信乎？！　　
崇洋媚外的政治立场
殷海光和梁实秋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还算有点风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普遍患有“软骨病”——骨子里盲目崇拜美国的一切。在他们看来，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美国都是中国的样板和楷模，只有美国模式最适合中国。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吃的是中国的奶，认的是美国的爹，经常以对美国的错误理解来批判中国。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绝大多数没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缺乏对美国社会深入、透彻的了解。他们终日鼓吹美国如何民主、如何自由，个人权利在美国是如何至高无上，误以为美国是自由主义的天堂。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现代自由主义在美国早已被边缘化，历史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如今生怕被竞选对手贴上“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标签。美国正统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影响力已非常有限，很多成为退居大学校园的学者，只能在课堂上和咖啡厅里指点江山。出现这样的情况倒无可厚非，因为自由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代表小资产阶级政治诉求的意识形态。美国早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当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理念发生冲突时，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　　
美国的意识形态的突出特点是“内外不一”。在对外宣传上，美国将自由主义作为对外渗透的工具，不遗余力地宣称个人利益高于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其目的在于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从内部瓦解在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例如苏联。而在国家行为上，美国却采取赤裸裸的国家主义立场，一切行动坚定地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例如，前些日子利比亚出现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美国宣称那是利比亚人民在争取民主，主流媒体天天报道利比亚形势，国务卿希拉里出面声援。这是因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巴不得他早日下台。几乎与此同时，巴林和沙特阿拉伯也出现了游行示威，民众高呼对王室不满的口号，美国主流媒体却对此视而不见，美国政府则对这些海湾国家联手出兵平息示威持默许态度，因为这些国家的王室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再如，中国领导人明明是通过正当程序选举产生的，高层政治决策由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表决时总书记也只有一票，美国却经常称中国领导人为独裁者。而沙特阿拉伯是世界少见的君主集权国家——没有任何民主选举，没有议会，内阁向国王负责，国王享有立法、行政、司法的至高权力，而且还是世袭的。可是美国从未指责沙特国王为独裁者，更没有积极推动“民主运动”来推翻他的统治——因为他非常乐于向美国提供充足的石油。还有，美国在南朝鲜扶持的李承晚，在南越扶持的吴庭艳，都是不折不扣的大独裁者，长期关押政治犯，大量屠杀左翼人士和知识分子。而对于这些暴行，美国从来连个屁都不放。　　
由此可见，美国支持谁上台，并非取决于谁搞民主、谁讲自由，而在于谁在台上能够为美国提供实际利益。在美国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面前，自由、民主、人权都是可以被牺牲的。以为美国真正在乎别国人民权利的人都是政治上的弱智。那些将美国当作自由主义天堂的“民主人士”，是不是应该认真反思一下？　　
自由名下的野蛮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突出特点是“有文化，没水平。”客观地说，这些人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倘若一点文化都没有，恐怕只能像泼妇一般骂街，而不会通过舞文弄墨来兜售他们的思想。而“没水平”的地方则在于，他们往往蛮不讲理：你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性和逻辑分析实际问题，他们却大为光火，给你胡乱扣一堆帽子——“五毛党”，“被洗脑了”。可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被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洗了脑，真可谓无知者无畏。　　
自由主义者的许多政治观点，与其说是思考的结果，倒不如说是非理性叛逆情绪的肆意发泄。他们盲目而迫不及待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其疯狂程度毫不亚于当年贴大字报的红卫兵。由于他们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势力瓦解中国的引路党和急先锋，也许叫他们“白卫兵”更合适一些。“白卫兵”的出发点是：逢党必反，逢政府必反。物价高了，政府若没有及时采取调控措施，他们说这是“置公民利益于不顾”；政府若采取调控措施，他们说这是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破坏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不行动是错的，行动也是错的，试问政府应当如何？　　
自由主义者们视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为眼中钉、肉中刺，整日抨击国有企业形成行业垄断，鼓吹国有企业应当全面退出各个行业，将一切交给所谓“自由市场”。这种观点恰恰反映出他们不学无术、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便西方经济学也承认，因产业发展和规模效益的自然需要，某些行业会形成自然垄断状态，如水务、电力、通信等。美国的移动电话运营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AT&T， T-Mobile和Verizon占有绝大多数用户；美国水务更被国防部下属企业直接掌控，出售水务企业需要国防部的批准。自由主义者们为何不抨击美国的垄断？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管理上确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提高财务透明度和内部监管的有效性等等。国企也确实存在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加以解决。但毋庸置疑的是，国企承担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社会责任，客观上阻挡了跨国资本对中国的渗透。正因为有了国企，国内大米价格才会长期低于国际大米价格的70%，政府才有能力通过调整货币发行量和贷款额度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倘若如自由主义者鼓吹的那样，把国企分拆之后私有化，将中石油、中粮集团拆解为几十个、几百个小公司，听任国际垄断资本逐个加以并购、最终把持中国的能源和粮食供给，中国经济是不是就更有前途了呢？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惯于戴着有色眼睛看世界，缺乏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问题的科学素养。《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时掷地有声的话，是对他们的绝妙形容——“公等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　　
实践中的低能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一个高度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更准确的说，它是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共同创造出的思想大杂烩。洛克、边沁、洪堡、康德、密尔、以赛亚.柏林、罗尔斯等学者都可以划归到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范畴之中，他们的观点并非高度一致，甚至在许多方面存在冲突。自由主义内部的思想难以统一，也无法统一。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没有亲自参加高层次的政治实践，怎比得上列宁、孙中山、毛泽东这些等开创时代的领袖人物——他们既有实践又有理论，从不局限于纸上谈兵。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继承了先辈们纸上谈兵的“光荣传统”。自由主义的信徒往往摆出一副清高姿态批判这个社会。做出批评很容易，因为不需要承担实际责任；而解决现实问题则需要强烈的责任感、过人的智慧和出色的协调能力。这些恰恰是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欠缺的品质。很多激烈批评政府的人并不熟悉政权的运作，因此以为社会事务的处理非常简单，“如振落叶尔”。他们别说没有当市长，就连当处长的经验都未必有。他们整日把宪政、人权、自由、多党制当作口号挂在嘴边，何曾谈及改善民生、增加分配公平的具体手段？自由主义者们自以为引领时代潮流，可是在改善民生、提高人民幸福感上交白卷的他们，凭什么来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要否定一种事物，首先应该提供比它更好的替代品。他们抱怨今天的中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可是他们为人民群众筹划的美好明天又在哪里？中国的发展需要诚实而有勇气的实干家，不需要迁客骚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也不是清谈扯淡，解决国家在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才是重要的。明朝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人才观很有代表性——用循吏，不用清流。雄才大略的张居正深谙中国文人的弱点：那些喜欢做道德文章、标榜清高的多是白面书生，并无治国平天下所需的胆识及文韬武略。在实践中的表现还不如那些不会做文章、却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这一论断放到今天仍然适用，整日标榜清高的人不见得就有多么高尚，往往是因为内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故作姿态。陈水扁就是典型的例子：上台前标榜清廉，上台后横征暴敛，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三国演义》里曹操说得好：“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按照这个标准，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要说英雄，连狗熊都算不上。对中国社会的建设而言，他们是一种破坏性力量，而非建设性力量——既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更无政治实践的经验，即使侥幸获得权力，也不过是片刻的小人得志。正如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上台后在治国方面皆无所作为，完全沦为外部势力的附庸。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资质来看，亦不过是这个水平而已。　　
边缘化的必然命运　　
毛主席历来主张，共产党人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情操和胸怀，他们习惯于居高临下，以“怜恤”、“悲悯”的虚伪姿态来看待人民群众。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人民子弟兵奋不顾身前去就灾，宁可自己不吃饭不睡觉也要解救被困群众。而某些向往自由主义的媒体人却躲在舒适的写字楼里，天天往电脑上敲字骂政府。试问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哪些实际贡献？他们偏执地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评”，自诩为“公民利益代言人”、“社会的良心”，虚伪得让人恶心。冲在抗震救灾的人民子弟兵，个个比他们更有良心。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成名作 《毁灭》中，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在远东游击队里，那个叫密契克的青年自视清高，鄙视工人农民出身的战友，质疑指挥员的领导，在他眼里只有自己最高尚。可是当游击队遭遇日本侵略军、面临灭顶之灾时，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自己的小命，于是抛弃浴血奋战的战友们跑得无影无踪。喊起口号比谁都响，打仗跑得比谁都快——时下在网上整日牢骚满腹的自由主义者，与当年的密契克并无本质区别。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时常自我标榜为“公共知识分子”，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当下主流民意乃是“人心思定”，期待国家能够在平稳发展中逐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自由主义者却整日鼓吹“政府和社会关系不正常”，唯恐天下不乱。人民群众有自己的主张，根本不需要这些认贼作父的白眼狼来代言。自由主义者一向脱离群众，喜欢孤芳自赏，浑身上下充斥着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其政治主张自然与人民群众的诉求背道而驰。毛主席尽管犯有错误，但他一生真心为劳动人民谋利益，让劳动人民过上了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使中国社会的公平程度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污蔑毛主席，否定中国革命的客观成果，恰恰将自己摆在主流民意的对立面。　　
尽管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值得欣赏，但也不应将他们一棒子打死。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群体可以大致分为2个亚类。一类是愤青型自由主义者，一部分涉世不深、缺乏判断力的年轻人对腐败、分配不公等社会现状不满，再加上近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弱化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影响，使他们以为质疑政府的反潮流行为是很时髦、很有意思的事情。这部分人其实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只要党和政府以实际行动解决社会问题、改善自身形象，再加上对舆论的正确引导，完全可能使许多愤青型自由主义者逐步走向理性；使他们将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化为解决问题的动力，更好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　　
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通过切实可行、讲究实效的方式加以解决。游行示威和街头政治本身并不能解决深刻的社会问题，历史已充分证明这一点。我曾接触过许多位参与1989年学潮的人，其中有的还在天安门广场住过好些日子。而今年已不惑的他们无一例外地承认：当年的做法感性多于理性，闹得再大也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而且当年他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治国主张，真要是把全国上下都弄乱了，恐怕社会状况会更糟。时光让昔日的愤青从批判走向建设，变得现实起来，这倒有些积极意义。　　
另一类则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这部分人极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不惜充当西方势力的铁杆走狗，成为它们分化、西化中国的急先锋。这部分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突出特点是：政治上无知，行动上无能，气节上无耻。无知、无能、无耻，加上脱离群众，使他们无法逃脱被中国社会边缘化的可鄙命运。天天唯恐红旗不倒、天下不乱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是国家的败类、社会的渣滓、人民的敌人，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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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自由主义基本理念》是2005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
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内容简介
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中，大概没有比自由主义更显得带有歧义和引起争议的了。不同时代、不同派别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差异很大，基本态度上的褒贬也大相径庭。可是，自由主义毕竟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倾向，无论差别和争议有多大，无论人们是赞扬还是拒斥，自由主义都是西方社会的一面思想旗帜。因此，了解、研究并把握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原则和结论，便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任务。
自由主义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信念，一种哲学和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它还是一种宽容异己、兼容并包的生活方式。它把自由当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个人与社区的生活方式。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其价值诉求也是多元主义的。
从词源学上说，自由主义本源于19世纪初西班牙的一个政党的名称，但它在英语世界里得到了最广泛的使用和认同，并且可以将其思想渊源一直追溯到古代希腊、犹太和基督教的思想和信仰中。然而，自由主义这一概念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诸多混乱。在几个世纪当中，其含义一直在变化，用法一直相当宽泛，没有明确的界定。在20世纪的后半期，英、意、德甚至日本和第三世界不少国家的政党都冠以“自由党”或类似的名称。但这些政党所强调的主要是经济纲领和政策，即将政府的干预和控制最小化，试图在现代工业组织的困难条件下推行经济自由的哲学。显而易见，自由主义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并不限于这些政党所诉求的东西。
在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粗略划分的大的政治思潮中，自由主义本身的含混性、内部不同派别的分歧与争论可以说决不亚于另外两者。而自由主义在东西方社会所遭遇的误解，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所受到的抨击批判甚至比其自身的内涵还要丰富多样，大概没有其他一种政治理念会像自由主义那样被扣上如此多的“帽子”或不当的标签。在中国大陆，自由主义曾经是革命队伍内部所斥责的不遵守纪律、自由散漫、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的代名词，当然这与作为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相去甚远。尽管如此，自由主义在西方乃至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基本的理论内涵和大致的原则界限，与其他政治理念和思潮有着重要的区别。而这些区别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体制构建和取向，甚至也涉及当今社会每个公民的生活方式和前景。
自由取向的经济政策只是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一个具体结论，而自由主义的方法、基本信念的核心理念才是其最具生命力的成分。这就是它对现代世界个人与集体生活所持的基本立场。现代自由主义是西欧社会的产物，其黄金时代可以大致划在公元年，也就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但这也只是大致的说法，其实在此之前，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在英国洛克这样的大哲学家中生了根，而在二次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自由主义不仅没有衰落，而且以普遍化的方式渗入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社会。自由主义不仅与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曾是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有生力量，并且在二战后在日本、以色列、土耳其、希腊、许多拉丁美洲乃至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生了根。自由主义也是英、德、法、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甚至还有美国的“福利州”的根本政治诉求（尽管人们对此存有争议）。甚至一些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倾向中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派势力的理论中也包含着自由主义的成分。
那么，可不可以在此简单总结一下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呢？也许可以总结出数十条自由主义的原则，而且不一定能够对这些原则给出统一的解释，不同派别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些方面同样会有所分歧。但大致说来，我们可以从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论述中总结出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一、自决原则：个人的生活只有在他们是自我决定的即自由选择的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二、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国家应当保障每个人与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的最大的个人自由；三、多元主义：由于个人确实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简言之，存在善的观念的多样性；四、中立性：从前三项原则可以推出，国家应当保持中立并且反对完美主义；五、善的原则：应当公平分配资源，以使所有人都有追求其自身善的观念的公平机会；六、正当对善的优先性：正义（正当）原则约束个人对其自身善的观念的追求。
另一位自由主义者斯皮兹（David Spitz）在临终前为自由派人士所写下的“信条”或许能更直观地反映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说：自由主义者必须：（1）尊崇自由甚于其他价值，即使是超过平等及正义。（2）尊重“人”而不是尊重“财产”；但是不要忽视财产在促进人类福祉方面的积极作用。（3）勿信任权力，即使权力出自多数亦然。（4）不要相信权威。（5）要宽容。（6）坚信民主政治。（7）尊重真理与理性。（8）接受变迁的必然发生。（9）勿耻于妥协。（10）最重要的是保持批判精神。简言之，自由主义把自由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强调尊重人，不可轻信权力和权威，坚持宽容和民主政治，接受真理、理性和社会变迁，但也要学会妥协和保持批判精神。这些可谓自由主义之精华所在。
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这里的个人主义是中性的，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它指以个人作为其立论和论证的基点，其他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原则都从此推导出来。因而理论家有时也称此种论证方式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由于这种理论将个人作为社会分析的最小和基本的单位，其他一切组织、团体、社群甚至国家都可归结为或落实到个人，这就如同科学和哲学史上出现过的原子论，因而有些理论家将这种个人主义称为原子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者并不排斥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的价值，个人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从个人主义并不必然得出排斥一切集体取向和选择的结论。它只是说，判断一种社会政策和价值观的最终标准只能是个人，个人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所有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由个人而构成人群和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都具有优先性。自由主义者坚信判定社会政策必须有一个最终的立足点，早在古代希腊，哲人们即已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人是判定一切事物的最终准则。而这个人首先是个人，个人以自己为尺度看待他人和外物；每个人具有一套完整的神经和感受系统，快乐和痛苦首先是、最终也是个人的。经验主义者坚信离开了这种苦乐感和趋利避害的本能，再崇高伟大的价值观都会失去其最终依托。因此，从认识论和价值论上说，个人也是基本的单位。
同理，当自由主义者谈论自由时，首要的立足点、判定起点和归宿也是个人，集体和社会的自由必须由个人的自由体现出来，否则便是虚幻的。很难设想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个人不自由而这个社会本身是自由的，这在法理上是自相矛盾的。当然，一个受到外族奴役的社会（比如被占领的国家）在整体上是不自由的，这并不排斥某些个人（比如侵略者的帮凶）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仍然是奴隶），但即使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整体的不自由仍然由一个个单个人的受奴役表现出来。
这种个人主义尽管强调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和基础性，但并不排斥社会性和人际互动性对个人的影响，以及集体或社会选择对个人选择的某些影响。然而，任何集体的选择最终仍然是权威人士个人及其团体的选择影响的结果，最终仍然表现为并起源于个人的选择。另一方面，在相同环境中人格与个性的差异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表明了个人主体性和独特性的意义和重要性。
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首先是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这包括个人在生活、言论、结社、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上的选择权，自由的制度表现为开放的选择余地，而不自由的制度则尽量限制公民个人的选择度。自由也是哲学和审美层次上的，只是其诠释决不限于黑格尔式的思辨，把自由仅归结为对必然的了解和把握。因为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仍然与其本义相关，从经验主义的意义上说，即使个人完全掌握了事物的全部必然性（事实上不可能），他仍然拥有选择权，必然性其实不是一条单行线，而是多条叉路口。头脑清醒而又乐观的人不会选择从悬崖上跳下去寻死，但他上山的道路却有多种选择，并不总是只有一条出路。而在审美上的自由权则显得更为广泛，“情人眼里出西施”便说明了审美的主观性，尽管人们的审美存在统计的共同性，但却并不存在唯一客观的审美结论。生活愈是多样化，审美便愈是多元化，这就为审美的自由创造了广阔的发展余地。
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并不必然排斥、否定人的社会性，把个人当作是孤零零的鲁宾逊（更何况鲁宾逊还有个星期五）。自由主义者从不否认人是社会的人，也不忽视个人受集体的某些影响，而只是强调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并不是完全对称的互动关系，因为社会性从根本上由个人的行动表现出来，而个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的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反过来就不能说社会的自由发展是个人全面发展的条件。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个人自由必须在经济上得到保障，没有经济的自由，其他的自由权便是空洞的。因此，保护个人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正如洛克所反复强调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这三者密不可分。
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因而需要随时对政府权力保持警惕。政府是必要的祸害，尽管必要，但毕竟是祸害，因而随时需要以社会来制约政府，而不能让政府成为社会的主宰。社会人群（最终落实到个人身上）是主人，政府应当是公仆。因此，自由主义者一般对万能的政府保持警惕，因而提出最小意义上的政府权力之类的理论。此外，权力机构之间的牵制与平衡也是必要的。孟德斯鸠把限制政府权力、实现权力机构间的制衡当作保障自由的先决条件。
尽管自由主义者在不同的时期对人际平等的强调有所差别，有些自由主义者（比如密尔）甚至还认为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有可能助长广泛的平庸，因而被当作自由主义者反对平等的典型；但自由主义者在总体上坚信人与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能力、贡献和政治判断方面的差别并不排斥人格上的平等，包括市场竞争中起点的平等。个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实现个人人格的一部分，因而不应该由社会或集体的名义加以强制。所以从洛克开始，自由主义者便反复强调宗教乃至文化宽容的重要性，提倡多元文化观，认为宗教信仰和道德良知上的个人选择必须得到尊重，这种观点最终在宪政主义的人权条款中得到了升华，成为国际普遍公认的准则。
因此，平等主义、宽容论和文化多元论不仅与自由主义原则并不矛盾，而且是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侧重点强调的内容。只是其论述的方式与其他政治哲学有所区别。比如自由主义者并不像一些左派批判理论家那样主张结果的平等，或者经济的平均主义；也不是以宽容论和文化多元论来否认生存、财产与政治权利等人权的普适性。从逻辑上说，人权普适性与文化多元论是不同层次的理论，前者指人作为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后者则指人类的亚群体之间在处理自身文化特点上的自主性。后者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否定个人作为人的普遍权利的理由。这正好比逻辑学家为了解决“说谎者悖论”等类悖论而必须澄清说话对象所指的适用范围一样。普适的人权与文化的特征都有自己的所指和适用范围，越出界限而否定对方是思想混乱的表现。
当然，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高度统一和一致的思想理念，其内部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别。尽管一般自由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大致处于中间的位置，但其内部不同的派别自然有所偏向。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通常以单维度的谱线依政治态度从左到右排列总的政治理念。其左端强调平等，因而赞成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其右翼则强调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这两个极端当中的自由主义者大多同时强调平等和自由，但依侧重点的不同而成为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者。最右翼的自由主义者通常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ism），哈佛大学的诺齐克（Robert Nozick）是其当代的一个典型代表，而最左翼的自由主义者则可举出社群主义者为例，他们与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有一些共通点，但在基本气质、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上仍然存在重要的差别。因为社群主义仍然是西方主流思想的一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偏颇，但却没有无条件地提倡国家主义。
在冷战后时代，人们对于这种传统政治谱线的划分也有所争议，除了认为这种单维谱线是以传统的男性主导观念为基础，因而不能说明诸如性别间的平等问题以外，还认为这种谱线忽视了历史的背景，即任何社会的体制都不能回避历史形成的过程。如社群主义者便强调任何政治判断都离不开其形成的具体历史和文化环境。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能完全抹杀这种划分的存在及其意义。因为在前面论述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如个人主义、自由和平等这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基本的差别，而且今天人们在基本制度选择上日益接受的是主流思想的基础，用相对主义很难说明这种普遍性的趋同，尽管各种文化具体表现和形式的多样化依旧。因而一般认为，自由主义不仅仍然是今日西方世界的主导思想，甚至还日益扩展至正在走向市场化和民主化的非西方世界，包括已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构架内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严格地说，这种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世界应该称为自由民主主义，因为它在诉诸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时更加强调其民主主义的内涵，因而成了今天文明世界的浩荡大潮。
说到世纪末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在西方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法国思想家列维指出：“直到大约1980年，若在欧洲投票，你要作出两种社会间的自觉选择：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十年以后，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选择项。只有一种选择：民主的资本主义。分歧只在管理它的最佳方式。仍然存在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差别，但这些都在自由主义范围以内。这是一种决定性的变化。……现在左派与右派的分歧乃涉及以效率适合社会整合，而不再是以自由适合效率的最佳方式。”列维的一家之言尽管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自由主义在冷战后西方世界更占据主导的地位，差别只是具体侧重点的不同，却不是根本性的。
罗尔斯和德沃金等当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对此也有一些论述。他们尽管更强调平等，但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思想不属于自由主义的主流传统。德沃金便强调平等权利观念的普适性，认为每一种能自圆其说的政治理论都具有自身终极的价值观，即平等。它们都是“平等主义”的理论。当然这里说的平等主义不是经济结果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是人们在权利和人格上的平等，即将人们在政治上平等对待。这是一种超越具体文化和伦理差异的普适的平等，是用以衡量当今世界政治体制的最基本的尺度。尽管平等的具体表现形式和阐述有差异，但当今世界很少有人愿意在理论上承认自己反对这种权利平等，这就说明了最基本的政治理念的普遍性。而像德沃金这样中间略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对此所作的论述很可以代表当代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核心观念。
我们在此详加论述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透过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认知差异而循其根本，以便让今人理解这一西方主流思想根本性的内容和意义。
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自由主义的思想地图册，表述清晰，层次分明，要言不烦。对于那些想给自己或者论敌贴自由主义的标签，而又没有对之作理论探究准备的人，我建议先读这本书。这是自由 主义图景的一次全面、新鲜而又富有同情的展示：你不仅能通过最新的资料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能跟随作者沿着历史轨迹追踪自由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而且在最好的情况下，还能和当代学者、思想家一起参与对自由主义重要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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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肃围绕着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主题，从“基本理念”本身及其历史潮流两个角度，阐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历史沿革、内在问题以及它对外部挑战的回应等诸多议题。在明确界定“自由主义”的要领内涵的基础上，作者就自由与平等、自由权利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等方面揭示了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在内在构成和内在关系脉络，实际从道德伦理、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三个基础层次解释了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1]
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作者简介
顾肃，江苏启东人，1955年4月生。美国杜克大学哲学硕士（1985），南京大学哲学博士（1989）。现任南京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中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1995年起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等校任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法律哲学、科学哲学、哲学史。主要专著有《科学理性论》、《》、《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史》、《宗教与政治》、《理想国以后》、《》，译著有《》、《》等。
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目录
第一章 理论基础
1 自由理性主义
2 个人主义
3 社会契约论
4 功利主义
5 道德多元主义
第二章 平等与自由
1 平等原则
2 效率原则
3 机会平等
4 收入与财富
5 自由的含义
6 两种自由概念
7 自由的范围与界限
8 自由与平等的悖论？
第三章 权利与正义
1 权利的基本概念
2 对权利的分析
3 自然权利的论证
4 作为个人权利护卫者的国家
5 人权及国际公约
6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
第四章 法治与民主
1 法治的基本含义
2 宪政主义
3 形式主义与法治
4 法律的内在道德
5 温和抵抗问题
6 民主的基本概念
7 多元民主
8 民主与自由的平衡
9 不同形式的民主
10 民众主义与程序民主
第五章 思想渊源
1 古代希腊的自由思想
2 古罗马法学思想
3 中世纪经院哲学
4 人文主义运动
5 宗教改革
第六章 革命时代的自由主义
第七章 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
第八章 英国古典自由主义
第九章 当代自由主义（上）
第十章 当代自由主义（下）
第十一章 围绕自由主义的当代争论
第十二章 当代自由主义者的回应
主要参考书目
．豆瓣[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