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国金融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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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陆旸
　　编者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发展的着力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判断创新驱动转化为新增长动力的衡量标准。本刊特约请相关学者研究了中国、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近几十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为我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实现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指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实际上，从计算方法上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余值”，即经济增长中不能够被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做是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或者创新等“难以衡量”的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为正值，也可以为负值。前者说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后者说明配置效率下降。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在短期受需求因素影响，而在长期则受到供给因素的影响，后者在经济学理论中表现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正是由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因素决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依赖于其潜在增长速度。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由两类因素共同决定：首先是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所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都迅速增长，将有利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即使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投入不再增加，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或者生产技术进步都能够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中国在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首先依靠了“人口红利”创造的“机会窗口”——快速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有利于劳动力供给，而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有利于资本积累，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要素积累的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潜在增长率保持高位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了以下数据基础：年的实际GDP(Y)、实际资本存量(K)（2011年美元不变价格）和人力资本指数(HCI)均来自佩恩表（PWT 9.0）；经济增长率、劳动力(L)和人口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实际上，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包括三类。第一种数据，采用PWT 9.0数据集中的中国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指数和实际GDP。这个数据的好处在于，数据直接来源于佩恩表，中国的资本存量和实际产出之间具有可比的口径，但是缺点在于：根据佩恩表数据计算出的经济增长率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略有不同。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用第二种数据调整办法，将1978年产出作为基期，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将数据进行了调整，这样在保证数据可比的基础上，也能够与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第三，PWT9.0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同样提供了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我们直接将这个数据作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根据测算，“人口红利”对中国30年高速经济增长平均贡献了25%，全要素生产率对相同时期（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29%。两者相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根据增长核算方程的分解方法，我们可以估算出历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1）。我们发现，各种数据的计算结果均显示（见图1和图2）：从2008年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具体来看，2007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约为7.24%，而2008年开始全要素增长率却不足3%。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低到1.6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7.73%，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继续出现快速下降趋势，同时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也随之降低。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几乎不足0.5%，而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仅有5%左右。即使采用佩恩表中的TFP增长率，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见图1和图2）。　　然而，自2011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而抚养比却不断增加，导致人口结构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步转向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已经不能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实际上，根据测算结果，在刚刚过去的5年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也急剧放缓，同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弱。在“人口红利”消失甚至将要出现“人口负债”的情况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在不断降低。这也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全要素生产率放缓的原因分析
　　人口红利减弱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如此同步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放缓，由此带来的效率改进空间也不断缩小。在过去30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无限供给能够保证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劳动力投入要素持续增长，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也具有阻止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从而保证充足的资本投入和积累。此外，当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时，也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从人口流动的视角来看，劳动力流动不仅对“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打开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也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然而，当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人口流动的特征减弱时，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人口红利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会随之减弱甚至消失，从而带来潜在增长率快速下降。我们知道，人口转变是难以在短期内逆转的，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然伴随了人口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和生产效率降低的问题。但是当人口红利减弱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妨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也是我们当前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其他来源。除了人口流动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外，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都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主要动力。特别是，当“人口红利”减弱的趋势难以逆转时，通过提高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模式将变得不可持续。理论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2%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投入不再增加、资本积累达到饱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有限，最终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很低，决定了实际增长率不可能太高。　　从供给侧来看，供给侧改革主要包括提高人力资本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人力资本可以看做是普通劳动力数量的倍乘，提高人力资本等于增加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投入上改善并提高潜在增长率。然而，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减少那些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可以使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
　　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当中国从二元经济结构进入到新古典经济发展时期时，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因此，通过改革和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实际上，与各种试图增加要素投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改革措施相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将是显著且可持续的。例如，从“十三五”时期开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0.2个百分点，那么“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将从6.65%提高到6.87%，增加0.22个百分点。即使到了2050年末，这一“改革红利”也能够保持在0.28个百分点，并不会出现迅速递减的现象。如果改革力度增强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更大，那么“改革红利”还将成比例随之扩大（见图3）。　　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首先，中国和发达国家在科技上还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可以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在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同时，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其次，中国在各部门内部、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也十分明显，如果能够打破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在各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流动障碍，使资源能够获得更好的配置效率，那么全要素生产率还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那些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建立起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市场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仍然有挖掘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　　其次，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甚至出现“人口负债”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中国能否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将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体来说有如下领域仍然存在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第一，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和机制，创造平等进入和退出的竞争环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即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差异，如果减少企业之间的进入和退出壁垒，也能够提高生产率。第二，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在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只有市场化的利率才能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在非市场化的利率条件下，利率不能随着资本回报率浮动，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都低于最优水平，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第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公共政策改革，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可以通过消除制度障碍疏通劳动力流动渠道，通过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许小萍）
责任编辑：杜琰 SF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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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作者：佚名
　　一、历史经验：TFP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
　　国内外的各种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所以高于改革前，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度提高。根据分析，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1、劳动力保持较高增长（为2.6%）；2、资本存量出现了较高增长（为9.3%），但低于年期间的增长率（11.5%）；3、人力资本（按15岁以上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增长率为2.2%；4、全要素生产率由改革前（年）的-1.9%提高到3.3-4.6%（按不同的资本或劳动权重计算），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33-47%之间。上述计算结果与国际上的主要研究结论比较接近。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改革时期中国会出现经济高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增长明显上升，反而是有所下降（减少了2.2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负变正作出重要贡献，相对改革前提高了5.2-6.5个百分点。
　　二、近年来增长模式变化：TFP明显下降
　　然而这一经济高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高增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在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发生重大变化。迄今为止还没有国内外学者对此予以分析和关注，主要原因是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来源时，无论是选择年期间，还是选择年期间，都暗含了一个重要假设，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不变或变化不大，都是作为一个长期增长方程来讨论。我们认为，这一假设对年期间是适用的，但是对1995年以后的情形就不适用了。
　　首先在年期间经济增长率（8.2%）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9.3%-9.5%）。其次增长来源发生重要变化：一是就业增长率明显下降，仅为1.2%，出现经济高增长、就业低增长的情形，中国经济吸纳就业能力下降；二是资本存量高增长（为11.8%），比年高2.5个百分点，也略高于年期间的增长率（为11.5%），结果资本生产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减去资本存量增长率）由正（为0.5%）变负（为-3.6%），下降了4.1个百分点，表现为资本深化过程，劳动人均资本增长率高达10.6%，是全世界各国最快的资本深化过程，几乎比年期间高出4个百分点，出现资本替代劳动、资本排斥劳动情形；三是人力资本高增长为2.8%，由于这一时期扩大了高中和高等学校招生数，2003年中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已经居世界首位；四是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为0.3-2.3%之间（按资本与劳动不同的权重计算），大幅度下降了2-3个百分点。这表明，年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低下，无论是资本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明显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中国经济形势，GDP增长为9.1%，已经接近长期增长潜力（为9.3-9.5%之间）；全国投资增长率为26.7%，大大高于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0.9%），这表明，已经出现明显的投资过热；估计当年资本存量增长率为15.8%（考虑了折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在6.3-9.5%（这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权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为1.1%到-1.1%之间，估计这一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可能是负值，并与计划经济情形相似。这表明，2003年尽管经济增长率达到长期潜在增长率，还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经济过热”，但是已经出现了投资过热，投资增长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不仅不能产生良好的投资效应，而且还大幅度降低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估计在为-6.7%，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资本存量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显然这是典型的“低质量、低效率的高增长、高投资”。
　　最近，我们采用另一项方法Malmquist指数法专门研究非参数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改革以来不同时期的TFP增长率及其分解分析发现，首先年期间TFP增长率为4.63%在年期间下降至0.60%，如果从不同的时期看，年TFP增长率最高（7.65%），年期间最低，这与前面的计算结果相当一致；其次对TFP增长率进行分解，一是技术进步分量；二是技术效率分量，结果发现，在年期间技术进步减缓，技术效率下降。
　　这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技术效率、投资效率来实现高增长，而是由高资本投入增长来驱动，重新走入低质量、高增长的路径，明显降低生产率，这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是投资过热、盲目投资的代价。如果继续按此路走下去，不仅加剧能源和环境压力，而且也是“得不偿失”的。新一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更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三、为什么中国TFP会下降
　　为什么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会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2001年）提出的资产积累、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分析框架，促进发展有三种资本：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有形资本通过经济增长为福利作出贡献。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其收益为增长和福利作出贡献，因为人力资本投资诸如对教育、健康、饮用水等投资本身就会增加人民福利。同样对自然资本投资，改善生态环境，对人民健康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但是过分的依赖有形资本，或者长期执行扭曲政策，或者对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投入不足，也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首先有形资本过度深化，投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的盈利程度必然下降。
　　其次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大量的减免税收，以低价土地、基础设施、能源提供变相补贴，扭曲了有形资本的资源配置。
　　第三，资本价格（指实际贷款利率）大大低于劳动价格（指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其他福利），鼓励厂商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多投有形资本、少投人力资本。从1995年以来出现了国有企业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但是不仅不创造新增就业，而且大规模裁减在岗职工，到2002年底中国的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已经累计减少了6000万人，超过一个法国的总人口数也相当于年全球20个主要国家制造业就业人员减少数（为2200万人）。
　　第四，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和部门拥有大量的资源租金，激励过度开发，降低了使用资源的效率，1996年以后煤炭产量从14亿吨减少到2000年的10亿吨，到2003年上升至15亿吨，也破坏了生态环境。
　　第五，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降低了经济增长对人民福利的作用。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的
　　收入不平等正在迅速上升，从低于印度的水平（基尼系数为0.20）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1998年基尼系数为0.40，考虑到非正常收入，有的估计基尼系数为0.51）。中国居民总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带来的贫困减少率下降了。有的学者发现年期间中国的基尼系数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贫富分化十分迅速。亚洲开发银行的林伯强经济学博士认为，改革的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推动了这一进程，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两极分化迅速扩大的主要开端。他发现了年期间贫困人口指数只减少了10%，而年期间则减少了18%。1985年不平等状况较低（基尼系数为0.23），经济增长很有效的减少了贫困；1995年不平等状况恶化（基尼系数为0.33），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效果也明显降低。根据世界银行的另一项研究，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ro-poor growth）的测量方法，不是以一个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而是以该国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他们发现90年代（指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率差异甚大。全国家庭居民年平均收入增长率为7%，但是最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仅为3%，最富的家庭收入增长为11%；尽管在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ro-poor growth）只有4%左右。
　　第六，过高的治理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抵消利用三大资本的效率和效益，不是创造新增财富，而是转移财富，也会减少经济增长。例如在金融市场的租金到达9%，增加了企业和私人贷款的实际费用（谢平、路磊《中国金融腐败研究：从定性到定量》）。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行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所作的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年期间，全国法院共审结和执行各类案件4188万件，平均每万人口326件，比前5年增长36%。其中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案件2362万件，比前5年增长20%，诉讼标的金额31971亿元，增长2.4倍，作者估计这一数额相当于同期GDP总量比例的7.2%。
　　四、结论：中国需要调整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和战略。但是在9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低于长期增长潜力，TFP增长率明显下降，当中国总体上还处于中下等收入阶段，确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有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出现了下岗和失业高峰，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各类寻租活动十分活跃，各类社会成本急剧增加，不仅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福利。同时也使得经济增长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排放污染，这是难以维计的。因此放弃传统的追求经济高增长、投资驱动增长的战略，转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生产率驱动增长的新战略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中国还需要从低就业增长转向高就业增长；从不公平增长转向公平增长；从不可持续增长转向可持续增长；进一步改善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这正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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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具体怎么核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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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不能无限增长，自然资源和能源业业不是无限供给给人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是，首先，提高教育普及水平，目前尤其是基础教育的普及率。很多山村的孩子都没有办法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其次，是提高技术的深度与广度。在全国内推广技术的使用。所以，全国都在讲创新，不仅是商务上的创新，而且是技术上的创新。
热力学第五定律
美国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而且呈趋势性下降，为什么技术基础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下降了呢？本质原因，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下降了。既技术进步作用递减律。楼主分析的其他原因，不是主要原因。也与什么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没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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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挖掘增长潜力_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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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红利的释放本身并不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在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唯有加大对与技术研发的投入，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引致规模收益递增，激活中国潜力。
既有经济增长模式
在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政策基调下，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一个月以来，国务院先后推出了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月销售额不超2万元企业免征两税、“”试点扩至全国、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信息消费、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宽带中国”战略、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等8项重要政策措施。预计随着各项措施的逐步落实，中国经济有望在年底企稳回升。
不过，尽管“向改革要红利”的施政方向值得肯定，但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以及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来看，显然，中国经济若要在“十三五”乃至其后的5年里求得7%左右的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上述增长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国内生产总值（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之后必然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从现代经济增长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会永远高速增长，有关研究表明，过去100年里有40个经济体在人均达到7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的时候，有31个经济体经过拐点之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而今，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因此，经济增长出现拐点是非常自然的逻辑安排，无须大惊小怪。过去30年来，物质资本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一直是显著的，这与国家的政策密切相关，中国经济在技术进步与应用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和大量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得到进步，但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难以持续的。研究表明，中国在人均收入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致全（TEP）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外资直接投资（FDI）在1994年前对GDP的增长有显著性正影响，之后也下降了，经济增长更依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即将突破9万亿美元乃至10万亿美元，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则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显性风险就会在内部循环，随时可能使得经济列车脱轨。可以想象，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有美国7%、单位GDP能耗是美国3倍的中国，要维持年均7%-8%的增长率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且不说中国业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载既有增长模式造成的进一步污染，就是国内并不丰裕的存量资源大概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天量需求；当然，我们可以将资源缺口寄望于国外弥补。但在全球资源日渐稀缺且主要能源矿产地带基本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控制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如何确保经济发展所需的巨量资源供给尤其是能源安全？假如中国不能克服资源供应瓶颈，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则一旦在资源获取方面遇到难以克服的国际阻力，中国经济发展又将如何得以持续？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政策红利的释放本身并不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在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唯有加大对人力资本与技术研发的投入，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引致规模收益递增，激活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与资本存量的回报率不断呈现下降趋势。尽管从人力资源供给的角度来看，最乐观的估计是未来15年，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仍会每年向工业部门转移600万至700万的产业工人，但真实世界未必会兑现这种静态假定。根据人口经济学家的预测，人口红利的转变节点将会在2015年出现。未来20年，中国的老龄化现象将变得更严重。另一方面，资本存量与产值的比值逐年递减，已从1978年的2.4左右下降为2010年的1.3左右。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逐年下降，从2009年起很多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经济增长越来越靠天量信贷的投放，信贷余额占GDP比例上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降低。
从1978年至2012年，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要素中，资本的贡献率是71%，劳动的贡献率是8%，人力资本的贡献率是4%，人口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10%。显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畸高，劳动的贡献率逐年下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固然会带来报酬递增，但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未来的着力点在于创造条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源自于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率提高，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即“残差”。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幅过去一段时期一直高于国际标准，主要原因在于大量劳动者从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下滑趋势。如果能够通过大规模技术改造，增加研发投入，新型城镇化，并能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使得民营经济能够介入到垄断性行业，则全要素生产率有望获得提升。
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应该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红利，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而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本文来源：证券时报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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