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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红:何谓“日本阳明学”
邓红 : 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哲学博士，日本福冈北九州，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海外中国学研究”栏目摘要：“阳明学”是日本人独创的近代学科名称。“日本阳明学”是19世纪末一些日本人借用400年前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号“阳明”在日本发动的一场社会。这一社会运动的发生原因复杂，学术虚构颇多。这个运动和被简称为“阳明学”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在名称上有着类似性，但前者是社会运动，后者是学术研究。战后日本的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成果丰盛，也简称“阳明学”，但是和社会运动“日本阳明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关键词：日本阳明学；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井上哲次郎；社会运动；学术研究
DOI：10.ki.1000-.021 笔者近年来在一些场合提出了“日本阳明学”这一概念，但都没有来得及展开叙述。本文拟对“阳明学”一词进行追根溯源后，全面论述“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的来龙去脉、内涵和学术虚构，阐明其和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的联系和区别。 一“阳明学”一词的由来
众所周知，“阳明”是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1472—1529）的号。因王守仁筑室阳明洞讲学而名声大噪，自号“阳明先生”或“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称他的学说以及王门学问为“阳明之学”、“阳明之说”等。《明史·王守仁传》云：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上饶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还家，日端坐，讲读《五经》，不苟言笑。游九华归，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
这一段应该是“阳明学”这一词汇的原始出处，但还是“阳明之学”的意思。在《明儒学案》里，王阳明本人的学术被称为“姚江之学”(卷十《姚江学案》)，弟子们被称为“王门之学”(卷十一以后有《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等)，所以“阳明学”这一称谓，没有在中国流传下来。作为一门近代学科的名称，“阳明学”是个典型的“和制汉语”，出现于19世纪80、 90年代的日本。在此之前，日本人对王阳明一派的学问，也沿袭中国的学问传统，称“姚江”或“王学”。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最早在日本使用“阳明学”这个词的，是明治维新的志士吉田松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甚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劄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这一段文章，在学派承传上称王阳明、李贽、大盐平八郎为“阳明派”，称他们的学问为“阳明学”，和中国明代人说的“阳明之学”、“阳明之说”同义。这和明治以后“阳明学”一词的流行没有直接联系。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日本出现了一场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陆羯南等一些鼓吹日本主义的媒体人发动的，批判明治政府以“鹿鸣馆”为表象的全盘西化政策的社会运动。由于他们自称这场社会运动的目的是创造日本“国民道德”，于是为之取了一个类似于学术流派的名称——“阳明学”，为此还先后创刊了几本名叫《阳明学》的大众杂志，作为“阳明学”运动的主要阵地。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7月5日，在东京创办了一本《阳明学》的大众通俗杂志，创办人叫吉本襄。这本杂志号称半月刊，每月5号和20号出版，但有时也不准时。《阳明学》设“阳明学”、“论坛”、“讲筵”、“文林”、“史传”等栏目，再就是发表一些社论和关于王阳明的事迹和学理的文章。蹊跷的是，现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关于吉本襄这个人的史料，只知道他号铁华，土佐人(高知县，关于这一点也没有证据，暂且存疑)。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5月20日第七十九、第八十号合订本为《阳明学》杂志的废刊号。“废刊之辞”说，废刊的理由是《阳明学》连载的《传习录》的解说讲义已经完毕，以后再创立一个《修养报》，以为精神界的修养出力，云云。是为第一个《阳明学》杂志。1906年3月，东敬治（1860—1935，名正堂）创刊了一本《王学杂志》，号称要继承《阳明学》杂志的精神，发行主体为经常鼓吹阳明学的“明善学社”。是为第二个《阳明学》杂志。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王学杂志》改名《阳明学》，以新发行的第三卷八号为新《阳明学》第一号。明治四十五年“明善学社”改名“阳明学会”。是为第三个《阳明学》杂志。与之互动，1907年（明治四十年）6月，以石崎酉之允（号东国）为中心，为纪念大盐平八郎在大阪创立了“洗心堂学会”，翌年12月改名为“大阪阳明学会”。“大阪阳明学会”于1914年（大正三年）发行了一个名为《阳明》的小册子式的杂志。是为第四个《阳明学》杂志。1917年（大正六年）1月从《阳明》第六〇号开始，将小册子扩大为杂志版。并从1919年(大正八年)1月将名字改为《阳明主义》，是为第五个《阳明学》杂志。昭和三年(1928年)废刊。1996年第一本《阳明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阳明学”这一近代学科名称术语的正式诞生。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一个日语词“阳明学”，而不是《明史·王守仁传》中的那个“阳明学”作为“阳明学”这一近代学科名称术语的正式诞生呢？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明史·王守仁传》使用的“阳明学”，还是明代人所谓“阳明之学”、“阳明之说”的意思。最重要的是，19世纪60年代日本近代化进程甫始，日本学者将欧洲近代学术门类翻译成汉字术语时，大多使用了“○○学”的构词法，譬如将physics翻译成“物理学”、economics翻译成“经济学”等。反之，“○○学”的构词法也给人们这样一个错觉：凡是“○○”后面加一个“学”字，似乎都可以构成一个学科门类的称谓，“阳明学”、“朱子学”就是利用这个错觉发明出来的。物理学、经济学之类的社会科学词汇在19世纪末被流亡、留学日本的中国学人如梁启超等原封不动地引进了中国。中国学者也有创造，譬如严复将metaphysical翻译成“玄学”或“理学”、sociology翻译成“群学”，使用的是“○学”的构词法。只是严复式的构词法拘泥于中国古代思维，古汉语型“○学”的一加一构词法不符合近代汉语双音词的发展趋势，因而大都以失败告终，“玄学”输给了“形而上学”，“群学”输给了“社会学”。再就是“阳明学”一词的成功流传，似乎和同样也是日本人发明的“朱子学”一词有呼应关系。对此我们下面将有论述。 二“日本阳明学”的性质 那么，以《阳明学》杂志为中心展开的“阳明学”的性质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这个“阳明学”既不是王阳明哲学思想几百年后在异国日本的深化和再现，也不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本身，而只是几个鼓吹日本主义的日本人掀起的一场社会运动，充其量叫思想运动。日本学者荻生茂博说：“明治二十至三十年(1890年)以后，为了批判政府的表皮式的欧化政策而由德富苏峰、三宅雪岭、陆羯南等人倡导的作为‘国民道德’的(近代)阳明学，和那个前近代阳明学完全两码事，是所谓旧瓶装新酒的近代思想。” 冈田武彦先生也曾这样论述创办《阳明学》杂志的初衷：有识之士忧虑(欧化主义的泛滥)，认为不复活传统思想文化，养成人们的道德心，建设道义的国家，就不能发挥国体之精华，发扬国威，在世界列强中保持国家的安泰。可见发起“阳明学”社会运动，旨在修正日本明治时代全盘欧化主义的极端状态，以传统思想文化来再造日本人的个人精神，建立新的国粹主义。从这场运动的对象来看，发起者是以普通日本人为对象的。杂志《阳明学》的《发刊之辞》说：今天我国作为东邦新兴的一大雄国，处于必须完成自己任务的位置。然随着世间事物日趋轻便，一国风气逐渐卑下。随着文物日益进步，一国风俗日陷轻浮。随着机关逐渐完整，一国士气逐渐萎靡。……吾人在今日研究阳明学，不外乎为了心学修养，人才陶冶，但吾人发刊的本怀，却在于让天下的人们知道自己的本然任务，革新一代风纪，以裨益国家。为“发挥”国体贡献个人，为在东洋发扬日本的作用，完成这些使命是每个日本人的本然任务。鼓吹研究阳明学，就是为此服务的。吉本襄对发行《阳明学》杂志的动机和目的，作了如下回顾：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战胜的结果，整个社会沉溺于虚名浮荣，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等方面没有了大的真实、大的气魄、大的热血，只汲汲于追求眼前的浮华虚饰。我们深深为之感叹，和宫内默藏商量后，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投资发行了《阳明学》，期望为我精神界的修养起点作用。……企图改革精神界，振救社会良心，挽救国民品行的堕落。所以，冈田武彦先生认为，阳明学运动的目的在于：高举阳明学，以此来革新世间风气，维持国体，发扬国威。也就是持有国际主义思考，主张国粹主义。而“国体”，在日本指的就是“万系一体”的天皇制。所以“阳明学”不是中国的学问，更不是明代王阳明个人的学问，而是负担建设日本国家的日本之学：以国家来推行阳明之学，日本堪称楷模。……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所谓阳明学不是“支那”之学，也不是明代之学，而是先帝陛下(也即明治天皇)之学。从上可见，“日本阳明学”是一场旨在对内涵养日本国民精神、高扬日本国民道义，对外护持国体发扬国威的社会运动。但由于取了“阳明学”这样一个类似于学术研究的名字，并掺杂了一些学术内容，给人以鱼目混珠之感。本文将这场在日本发起的取名为“阳明学”的社会运动，命名为“日本阳明学”。取名“日本阳明学”特别冠以“日本”二字，首先是要明确“日本阳明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发生的一场社会运动，既不是中国明代王阳明思想在近代日本的深化和再现，也并非学术思想流派，更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说穿了是几个日本人利用了“阳明”这个名号为自己发动的社会运动取的名字，把王阳明思想中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当作了运动的口号使用而已。其次，“日本阳明学”既不是以王守仁(号阳明)为首的哲学流派，也不是日本以及中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那个后来被简称为“阳明学”的狭窄的学术分野(对此以后我们还要详细阐述)——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日本阳明学”是一场社会运动，充其量是思想运动，而“阳明学”却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其三，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第五个《阳明学》杂志废刊以后，“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在日本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战后安冈正笃等人的宣传活动，只能算是一种社会思潮。 三“日本阳明学”的学术包装过程 由于“日本阳明学”仅停留在大众杂志《阳明学》的宣传，局限于一部分日本媒体人的鼓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产生的社会影响其实不大，作用也非常有限。这从《阳明学》杂志因经济等方面的困难几经波折，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终于停刊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其困窘。然而纷繁复杂的是，作为社会运动的“日本阳明学”不但拥有“阳明学”这样一个类似于近代学科名称的名字，而且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三宅雪岭等为了提高“日本阳明学”的学术品味撰写了貌似学术著作的小册子，一些学术界人士也写了几本“日本阳明学”的教科书来加以配合，给“日本阳明学”披上了学术的外衣。乃至人们总是搞不清楚“日本阳明学”的庐山真面目：其到底是一场社会运动，还是一门学科？和中国的阳明学究竟有什么区别？下面我们来看看“日本阳明学”的学术包装是怎么完成的。1. 三宅雪岭的《王阳明》三宅雪岭(1860—1945)，石川县金泽人，字雄二郎。明治时期著名媒体人(journalist)，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第一期毕业生。和志贺重昂等结成政教社，创刊杂志《日本人》，作为在野的媒体人反对明治政府的欧化政策而主张日本主义，发表了许多国粹主义观点，著述有《真善美日本人》、《伪恶丑日本人》、《宇宙》等。三宅雪岭对阳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早在1883年(明治十六年)就写过一本叫《王阳明》(东京：哲学书院，1883年)的小册子，塑造了日本阳明学的学术原型。首先，在《王阳明》中，三宅将王阳明的学说概括为“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良知”（上、下）三章，开创了“日本阳明学”以“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来理解王阳明哲学思想的三点式快餐理解法的原型。其次，在《王阳明》一书中，他最先提出日本在江户时代也有一个阳明学派存在。从中江藤树开始数起，包括熊泽蕃山、三轮执斋、大盐平八郎、春日潜庵，最后到西乡隆盛，创造了日本阳明学的系谱。这个系谱后来在高濑武次郎和井上哲次郎那里得到进一步扩张。再就是三宅是“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这一说法的首倡者。他说：在幕府藩制衰秃的同时，学术也随之拘束弛废。维新时挺身而出的人，大多都修阳明良知学。只是《王阳明》还没有使用“阳明学”这一名称。然而，一个媒体人(journalist)塑造了“日本阳明学”的学术原型，说明这个学术性是多么的可疑！2. 高濑武次郎的《日本之阳明学》高濑武次郎(1869—1950)，号惺轩，香川县人。东京大学文学部汉学科毕业，井上哲次郎的学生，文学博士。曾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教授、教授，立命馆大学文学部长。除《日本之阳明学》之外，还著有《中国哲学史》、《阳明主义的修养》、《老庄哲学》、《王阳明详传》等。《日本之阳明学》于1898年由吉本襄办的铁华书院出版。《日本之阳明学》以教科书的形式，分发端、陆象山、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日本之王学者等章节对阳明学进行了阐述。《日本之阳明学》对“日本阳明学”最大的学术包装在于将日本阳明学和中国阳明学进行了切割。人们一直有这样的疑问：清初士大夫在讨论明亡原因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王阳明的思想难辞其咎；在日本学界王学也一直被认为“空疏无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什么几个日本人会将一场旨在塑造近代日本人精神的社会运动命名为“阳明学”？其间的理论障碍是怎样消除的呢？高濑拿出的说法是：大凡阳明学含有两种元素，一曰事业性的，二曰枯禅性的。得枯禅之元素者可以亡国，得事业之元素者可以兴国。中日两国各得其一。简而言之，日本继承了阳明学中的事业性元素，也就是好的、正面的、积极性部分，所以国家得以振兴。中国继承的是枯禅性的元素，也就是坏的、负面的、消极性的部分，所以失败了。这一段话在日本从此成为讲“日本阳明学”时的名言，也被不明真相的中国学者们重复引用。其次，《日本之阳明学》的贡献，在于将前述三宅雪岭原创、但是没有展开叙述的、从中江藤树到西乡隆盛的日本阳明学的系谱，进行了人数上的补充，从9人增加到了35人之多，并对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作了详细的阐述。这一部分占《日本之阳明学》的五分之四。3. 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对“日本阳明学”运动起了决定性的学术包装的，是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井上哲次郎（1855—1944），筑前国(今福冈县)太宰府人，号巽轩。东京大学第一期毕业生(哲学科)，1882年起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东京大学文科大学校长(相当于文学部长)等，著有《哲学字汇》等著作。在西洋哲学史研究方面，井上哲次郎是把唯心主义观念论引进日本的重要人物——将metaphysic翻译成“形而上学”便是他的创造。1900年，井上哲次郎出版了《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后来又陆续写出了《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6年)，这三部书被称为“井上汉学三部作”。井上哲次郎对“日本阳明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把江户时代所有的学问流派都加以了排队，划分为阳明学派、朱子学派和古学派之类的派别。为了完成这个排队工作，井上和他的学生蟹江义丸（1872—1904年）在此前后共同编撰了一套《日本伦理汇编》全十卷。其内容为：第一卷—第三卷：《阳明学派的部》（上、中、下）；第四卷—第六卷：《古学派的部》（上、中、下）；第七卷—第八卷：《朱子学派的部》（上、下）；第九卷：《折衷学派的部》；第十卷：《独立学派的部》从他排队和撰写三部作的思路来看，首先是继续三宅、高濑的工作，把江户时代的阳明学系谱再加以发展壮大，一直延续到了在日俄战争中牺牲的“军神”广濑武夫，并充实了更多的资料，进行了更详细的学院式阐述。但是，仅像三宅、高濑那样，将阳明学派单独抽出来金鸡独立，在江户学术史上很难站得住脚。井上不愧为西方哲学大师，根据对立统一的原则，他为江户的阳明学派设计了一个对立面——朱子学派。然后根据正反合原则，把中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间的学者划归为“古学派”，企图折衷二者矛盾的学者的归纳为“折衷学派”。最后把都不沾边的学者统统划归为“独立学派”。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为“日本阳明学”在日本学术界挣得了正式的话语权。 四“日本阳明学”虚构批判 综上所述，“日本阳明学”本身是一场社会运动，但是被人取了“阳明学”这样一个类似于近代学术名词的名字，还添加上了各种学术包装，其中有许多令人生疑之处。譬如，在中国通称“宋明理学”的阳明学和朱子学真是那么尖锐对立的吗？日本真的从江户时代起就有了一个“阳明学派”吗？就连以“阳明学”为近代学科的名称也大有问题：“阳明”是王守仁的号，以一个学者的号为近代学科的名称，除“阳明学”以外绝无仅有。譬如朱熹号“晦庵”，朱子学应该叫“晦庵学”吧，那么孔子研究就应该叫“仲尼学”吧？“朱子学”这个名词也疑窦丛生：“子”是中国古代对有学问的男人的尊称，譬如“孔子”“孟子”“荀子”。但从来没有“孔子学”“孟子学”“荀子学”的称谓，因为“子”和“学”有重复之义！我们称这些疑窦为“日本阳明学”的“虚构”。下面我们想对一些主要的虚构进行揭露和批判。1. “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日本阳明学”主张的“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论，比起日本来，在中国更有影响一些。梁启超、章太炎、张君劢、朱谦之以及早年孙中山等人对这一理论都倍加赞扬。然而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明治维新成功于1867年(明治元年)。“阳明学”一词如果以《阳明学》杂志创刊标志其诞生的话，时间是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如果以三宅雪岭著《王阳明》一书为“日本阳明学”原型的创立的话，时间是在1883年(明治十六年)。一、二十年后才诞生的“阳明学”怎么可能是一、二十年前的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呢？这一荒诞神话是如何产生的呢？如前所述，“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的原型是三宅雪岭著《王阳明》一书创立的。然雪岭对阳明学和明治维新的关系没有加以直接的论证，只是说列于日本阳明学系谱的西乡隆盛学过阳明学，还有就是说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高杉晋作是阳明学者。1893年（明治二十四年）出版的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一书将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归结于发挥对外危机的“国民精神”和建立“民族主义”，把吉田松阴描写为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马志尼式的“革命家”，认为松阴是阳明学者佐久间象山的弟子，于是明治维新初步和阳明学挂上了钩。高濑武次郎对为何“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作了如下说明：当幕府穷途末路时，英雄豪杰佐久间象山、锅岛闲叟、吉田松阴、高杉东行、云井龙雄、横井小楠等兴起。他们皆以阳明学练习其心胆，高其气格，贯穿道理心肝，填补忠义骨髄，死生谈笑间，能成就撼天动地大事业。这一段话的可疑之处，在于他列举的这几个人物都不是阳明学者。在本文第一节我们就举出过，吉田松阴自己说自己“吾非专修阳明学”。佐久间象山（1811—1864），本名修理，讳国忠，因崇拜宋代心学家陆象山而号象山，这也说明他不是阳明学者而最多只能算是心学者。佐久间是江户时期著名朱子学者佐藤一斋的学生，学的是朱子学，主要在兵学方面有成。井上哲次郎的《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第四篇第五章即为《佐藤一斋》。锅岛闲叟(1815—1871），名直正，幕末时的肥前藩主(现佐贺县)。在明治维新前采取了亲幕府政策但又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藩政改革，在藩政教育和人才培养以及建立现代化军队方面有一定功绩。热心于“兰学”，但没有学习过阳明学的痕迹。云井龙雄（1844—1871），米泽藩士(现山形县)人，曾跟随著名朱子学者安井息轩学习儒学。幕末时站在幕府方面反对维新势力，维新成功后被明治政府判处死刑！横井小楠(1809—1869），熊本藩士人，政治上批判过锁国和幕藩体制。但学习的是正统儒学，曾任肥前(熊本)藩校时习馆塾长。其诗云：“吾慕紫阳学，学脉渊源深。洞通万殊理，一本会此仁。”笔者曾想以批判“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为题写一篇论文，但经过调查发现，除了本文提到过的三宅雪岭、德富苏峰、高濑武次郎以及井上哲次郎的一些间接性论证之外，只有1915年桑原天泉的《明治维新と阳明学》和1965年安冈正笃的《明治维新と阳明学》之类的社会启蒙通俗读物论述过。包括日本史、东洋史乃至中国哲学史在内的日本学术界从来没有人正式论述过这个问题，日本的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也没有类似说法。总之，“阳明学是明治维新原动力”是“日本阳明学”为了夸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权威而臆造出来的神话，不值一提。对此早年信奉过此说的孙中山先生反驳说：或曰：“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而东邦人士咸信为然，故推尊阳明极为隆重。”不知日本维新之前，犹是封建时代，其俗去古未远，朝气尚存；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是日本之维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既然如此，这一论调不值得中国人那么的赞赏。2. 和中国的切割“日本阳明学”的第二个虚构，是将“日本阳明学”和中国切割。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切割来自于高濑武次郎的这段话：“大凡阳明学含有两种元素，一曰事业性的，二曰枯禅性的。得枯禅之元素者可以亡国，得事业之元素者可以兴国。中日两国各得其一。”高濑这段话的本意何在呢？高濑这段话是1899年说的，也就是1894—1895年“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日语词）日本取得胜利后的言论。高濑的本意是说，日本继承了阳明学中的事业性元素，也就是积极性部分，所以不单单取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取得了“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中国继承的是枯禅性的元素，也就是坏的、负面的、消极性的部分，所以不仅造成了明朝的灭亡，也造成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高濑还说，这样的差距在于日本的民族性比中国优越：和他们中国的坠落的阳明学相反，我国阳明学凛然带有一种生气，懦夫也有志气，顽夫也有廉风。只是两国国民的性质使之然也。日本国民的性质，和他们相比，义然俊敏，更倾向于现实，富于实践性。本来在古代东亚汉字文化圈中，中国是处于上风的盟主，日本是后进的追随者。明治维新后这样的地位开始出现变化，中日甲午战争后发生逆转，可见高濑如此切割的目的在于从思想史上说明这个逆转。这个切割再往前发展，就变成取得胜利了的日本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成了东亚地区的霸主，因为继承发扬了“阳明学”的积极进取精神，所以在思想上也处于了领先地位。这就是前引冈田武彦先生说的“发挥国体之精华，发扬国威”的真实含义。其次，且不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否中国本土的阳明学造成的，阳明学是造成明朝亡国的原因这个说法也大有问题。“心学横流”的阳明学对明朝灭亡负有多大责任，是牵涉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根本问题。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处于一时激愤而反思历史教训，确有过阳明后学空谈心性造成的理论混乱，是江山易主原因之一的说法。但是我们认为，和更为根本的政治、经济、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原因相比，“心学横流”仅只是思想学术一角的崩溃而已。何况这也仅只是一面之词，对王阳明以及后学的泰州学派、李贽等还存在“中国近代思维的萌芽”那样的正面评价。什么是阳明学中的“事业性”元素，什么是“枯禅性”元素，高濑是这样论述的。他将阳明后学划分为黄石斋、刘念台一派(接近于后来的阳明右派)和王龙溪、王心斋、罗近溪一派(阳明左派)，说：黄石斋、刘念台二子，学问事业兼备，遂全其忠节。……如龙溪之精微、王心斋之超脱、近溪之无我，在高尚方面可能超过文成公，但毕竟失于枯禅。但三子还可以原谅，三子之末流，却终究不可原谅。 “枯禅”是佛教用语，静坐参禅久了，犹如枯朽了的松木。高濑以此来批判王罗三子的学问接近于禅宗，故用“枯禅”来加以批判，对他们的后继者更不能原谅。按照高濑的理论逻辑推论下去的话，难道说日本人继承了阳明右派黄石斋、刘念台他们的事业性元素，所以取得了成功；中国的阳明学继承阳明左派二王罗子的“枯禅”空谈，所以才失败了？综上所述，将“日本阳明学”和中国的切割工作不单在动机上可疑，在理论逻辑上也站不住脚。3. 和朱子学的对立斗争井上哲次郎为江户时代的日本阳明学寻找对立统一的存在根据，特地为江户时代的日本阳明学树立了一个对立面——朱子学派。为此，他还从五个方面论证了阳明学和朱子学的对立。简而言之：第一，朱子重学问，再重德行。阳明重德行，再重学问。为学方法，朱子为归纳法，阳明为演绎法。第二，朱子为理气二元论，阳明为理气一元论。第三，朱子讲心为理气，阳明讲此心即理。第四，朱子学为经验论，阳明为唯理论。第五，朱子主张先知后行，阳明不讲知行先后，主张知行合一。朱子重学理，阳明重实践。他还按照辩证法的斗争原则，把阳明学和朱子学对立起来，说江户时代朱子学是体制派，阳明学派是反体制派。因而朱子学派是恶，坏人当道当朝。反之阳明学派是善，虽然人少但高洁俊迈人士居多，受到了朱子学的压迫。井上哲次郎说：随着朱子学的兴起，与之相对的古学也气焰高扬，和紫阳异轨的阳明学也在意外的地方闪现，现出曙光，打破了单调一趣之敝。所以阳明学突然遭受厄运。信奉朱子学的林罗山受聘于德川氏，三百年间以来朱子学成为官府的教育主义。是故阳明学一开始便受到官府的猜疑，宽政以后更受压抑。是故在官府之人不能公开讲姚江之说，甚至以阳明学为谋叛之说。但阳明学显然不是谋叛之说。我们认为，这两个对立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在中国哲学史上，朱子学被称为宋学或程朱理学，阳明学被称为明学或明代心学，属于儒学中的不同流派。他们的主张固然有一定的差异，但都是儒学内部的分歧。程朱理学在中国12世纪前后的宋代，是对以前的儒学的集大成；阳明学发生几百年后的明代，发展修正了宋学，所以在中国一般统称“宋明理学”。有时称程朱理学为客观唯心主义、阳明学为主观唯心主义，同属唯心主义范畴。井上列举的五个方面，如果是事实认定的话，充其量只能是后者和前者的差异以及修正、补充和发展关系。譬如“朱子重学理，阳明重实践”，为学方法是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根本不存在相互对立和斗争问题。其次在中国，阳明学不是在野之说，王阳明本人更是有治国平天下殊勋圣人之举的儒者。在日本，被称之为朱子学的学派和被称为阳明学的学派也并不存在所谓根本对立，更不谈斗争。一般的汉学者都首先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学习儒学，循序渐进的话，其实就是古学—朱子学—阳明学。譬如被井上当作日本阳明学派始祖的中江藤树，到37岁时才接触到《王阳明全书》，在那以后也没有放弃过朱子的学说。他推崇“孝”，既可说是依据阳明心法，也可说是朱子学所看重处。给予“孝”以新的内容并纳入理学体系就是朱子本人。总不能说中江藤树前半生是朱子学者，后半生是阳明学者吧。被判为阳明学重要人物的熊泽蕃山其学问倾向“非朱非陆，非王非禅”。他赞扬过朱子学是“辨惑穷理之学”、“解惑理学”，而批判过阳明学为“自反慎独之功”、“收心心术”。 被判为“日本阳明学派”代表的大盐平八郎(号中斋)，他的“洗心洞”只是学习一般儒学知识的儒学私塾，讲授的是四书五经。“洗心”二字来自《易·系辞上》“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尽管井上只强调他的“知行合一”的行动性，杀身成仁、立志讲学修道的实践性，然中斋思想中不乏“朱王并取”的倾向。尽管井上赞美中斋的“归太虚之说”，但中斋却批判心学者说：“人心归太虚，亦从慎独克己入。若不从慎独克己入，禅学之虚妄也，所谓毫厘千里。故心学者动辄误之。”大盐平八郎后来成为大阪市民暴动的头领，被德川政府残酷镇压，这也只是他个人的政治取向，和个人思想无关的偶然暴举而已。说日本的阳明学是反体制派也很荒谬。中江藤树是“近江圣人”；熊泽蕃山为藩政作出了杰出贡献；佐藤一斋当过幕府最高学府昌平黉的儒官，也就是校长；锅岛闲叟本人是肥前藩的诸侯；大盐平八郎是警察官僚，只是被卷入一场偶然的社会暴动。井上自己就说“阳明学显然不是谋叛之说”。而且阳明学居然只反江户幕府而不反明治政府，在“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论中，所谓阳明学者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乡隆盛、伊藤博文个个都成了明治政府的元勋，“军神”广濑武夫更是日俄战争的英雄。4. 日本阳明学系谱的虚构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江户时期一开始根本不存在一个叫“阳明学派”的学派。让我们来看一下井上划分“日本阳明学”系谱的标准：阳明学往往不免被人说是浅薄，但其学者单刀直入得其正鹄，确为朱子学所不及。……又如熊泽蕃山、大盐中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南洲等，都应看他们的事功。在井上哲次郎那里，阳明学派和朱子学派没有明显的界线，只是一句抽象的“单刀直入得其正鹄”，故《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和《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对佐藤一斋、中村敬宇、佐久间象山等都有过类似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他划分阳明学派的标准是“事功”。什么叫“事功”？“非朱非陆，非王非禅”的熊泽蕃山是因为他直接参与过藩政改革，并帮助冈藩从事过冈城的建设；吉田松阴是因为他的学生们很多是明治维新帮助天皇夺天下的“功勋”；日俄战争的军神广濑武夫是因为立下了战功。可见“事功”就是以实际行动为朝廷(明治政府和天皇)或者藩主立下了实际的功劳和贡献，这一点倒是和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和两广少数民族造反的事迹类似的。阳明学史研究家山下龙二说：江户时代以来在日本被称作阳明学者的人们，严密地说不是阳明学的研究者，而是努力想和阳明那样活着的人。所以不是以“学”的态度将阳明看作历史上的一个人物，而是以“教”的形式接受他的语言。沟口雄三说：世界上存在着两种阳明学。一是中国阳明学，一是日本阳明学。日本阳明学和中国阳明学的区别在于，日本的阳明学不像中国那样，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为此，看不到中国阳明学那种宣传思想的联动，卷入民众参加的讲学运动之类的运动的一面，也看不到学派的流向，其学派的名称也只是后人为了方便取的名字，也可以说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学派。总之，“日本的阳明学派”和“日本的朱子学派”、“日本的古学派”一样，是为了方便将江户时期日本的汉学家排队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几个框架（Category）。 五“阳明学”研究高潮的兴起 尽管作为社会运动的“日本阳明学”曾经在日本喧嚣一时，尽管“日本阳明学”的发动者们给“日本阳明学”构筑了那么多的学术虚构，但日本的中国哲学史学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从来就没有过起色。作为社会运动的“日本阳明学”在《阳明学》杂志20世纪20年代废刊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令人振奋的动向，此间只有一些通俗读物问世，主要有：高濑武次郎著《阳明学新论》（榊原文盛堂，1906年）、《王阳明详传》（1918年再版）、《阳明学讲话》(弘道馆，1928年）、《阳明学从话》(博多成象堂，1932年）；山田准著《阳明学精义》(鹿儿岛王学会，1926年；三友社书店，1932年）；三岛复著《王阳明的哲学》(大冈山书店，1934年）；山本正一著《王阳明》（中文馆书店，1943年）等。这些类似于学术著作的通俗读物都有共通的弊病。总括起来，首先全面继承“日本阳明学”将王阳明哲学思想概括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三点式快餐理解法。其次是延续高濑、井上的套路，置朱子学—阳明学—阳明学后学的内在逻辑联系不顾，继续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对立路线。其三是不提陆象山、王阳明的其他著作以及阳明后学的文献，只注重《传习录》；再就是对《王文成公年谱》、《王阳明出身靖乱录》中有关王阳明的神话大肆宣扬，所以现在这些读物都不见于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史。这些著作的精神，后来被安冈正笃等人所继承，成为日本右翼社会思潮的一个部分。与这样的情况相对应，日本学术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异常冷清。日本学界对儒教的评价本就不高，对明代儒学思想的评价更低。特别是受到中国清代实学思潮的影响，重考据、兴“汉学”，明代思想被认为是空疏之学。到了20世纪40年代，学界的风潮有些转变，但明代思想还是很少受到关注。可以说，岛田之前日本学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就在此时，京都大学涌现出了两个阳明学研究的先驱者。1. 安田二郎的《中国近世思想研究》人们一般都把岛田虔次看作阳明学研究战后重振旗鼓的第一人，其实在他之前还有一个安田二郎。只是安田英年早逝，著作也不多，很容易被人忽视。安田二郎（1905—1945），京都大学哲学科哲学研究室出身，师从著名日本哲学家田边元。1939年至1945年在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现在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安田虽然是西洋哲学史出身，但毕业后一直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工作，研究室主任是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大家吉川幸次郎（1904—1980）。在吉川先生的指导下，他在短暂生涯期间写下了六篇论述朱子学和阳明学的论文，1948年收入《中国近世思想研究》一书。《中国近世思想研究》的六篇论文中，四篇讲朱子，两篇论阳明学，乍一看和“日本阳明学”的套路一样，朱子学阳明学二者对立，其实不然。安田将阳明学看作是“吸收了朱子集大成的宋学的源流”，认为阳明学从朱子出发，最终否定了朱子学，从而宣告了程朱亚流时代的结束，开始了思想史的新阶段。但是他认为阳明学否定的并不是宋学本身，而是明代初期那些没有创造性的儒者，所谓“程朱亚流”。其次，安田不是简单地将朱子学阳明学和西方哲学类比，而是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和手法来研究朱子学。他深入发掘朱子的思想，将之规定为“朱子的世界生成论”、“朱子的存在论”、“朱子的伦理学”、“人性论”而加以分别探索。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近世思想研究·序》中曾说：在一些片段的语言背后，有着某种程度的逻辑思想体系。以这些片段的语言为这个体系的露出部分，然后去发现没有露出的部分，也就是寻找露出部分和没有露出部分之间的横向联系。吉川认为中国古代那些语录式的著作中肯定有某种逻辑体系，用西方哲学史手法研究中国思想史最基本的方法，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寻找这个逻辑联系。他认为安田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安田认为阳明学和朱子学之间有着必然联系。阳明学从朱子学出发，途中出现了怀疑、动摇，然后加以肯定，最后发展之。他说：二者在根底上是同一的，只是在理论构成上出现了方向的逆转而已。……朱子和阳明经历了同一体验，只是前者(朱子)到达这个体验的过程多以理论来构成，而后者(阳明)从其经验出发。一个是自下而上的理论。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理论。……自下而上的理论从为学的的事实分析出发，自上而下的理论从德性的实体分析出发。可见安田已经准确地认识到了阳明学和朱子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为学的方法而已。“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则是运用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理论。“上”为理性、“下”为认识，“自上而下的方法”即客观的演绎法，“自下而上的方法”即为主观的演绎法。后来岛田虔次从这里得到了重要的启发，提出了阳明学和朱子学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为圣的“内”和“外”对立的理论。2. 岛田虔次的阳明学研究岛田虔次(1917—2000)，原京都大学教授，日本学士院。他曾写过三本关于阳明学的著作。第一本是《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1949年筑摩书店出版，1970年修订再版。该书是他的毕业论文《从王阳明到黄宗羲》的第一、二章的基础上，加上新撰写的第三章《自我意识发展的社会背景与士大夫读书人的生活意识》而成。在该书中，岛田试图从王阳明、泰州学派、李贽的思想展开过程中，寻找中国近代思想、主要是近代市民意识的“萌芽”。第二本是《朱子学和阳明学》(岩波新书C28， 1968年出版)。该书虽然是面向社会的通俗读物，写得简单通俗易懂，岛田却自认是自己对阳明学研究的总结。作为通俗读物，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将自己的阳明学论文和著作论证过的主要观点浓缩而总结概括出来。第三本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此书收集了岛田一生撰写的阳明学及其他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论文。2002年由京都大学出版会出版。2009年笔者将之全文翻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曾写过一篇《从朱子学到阳明学——论岛田虔次阳明学研究心路和解释方法》，详细介绍了岛田虔次对阳明学研究的贡献。总而言之，日本和中国学界都认为岛田开创了战后日本的阳明学研究，有人甚至说二战后的日本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研究，就是从《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开始的。3.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战后日本的阳明学研究一般来说，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属于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而二战后日本的阳明学研究这块处女地却由学习西洋哲学的安田二郎和学东洋史学的岛田虔次来开辟，这固然是日本的中国哲学史学界对宋明哲学史研究不重视造成的，但“日本阳明学”的搅局也脱不开干系。岛田虔次在《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的《序言》里，这样论述过他当初选定阳明学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时的心情：确实是宋学某一个方向的发展，但仅此而已吗？一般认为，阳明学发展至其末流，便坠落于空疏的概念游戏，即所谓的“玄学”之中，而被其浸润的士大夫，则陷入无气力、无理想的境地，结果就发展成为被称之为“心学横流”的社会性弊病。阳明学就是这样被定论的。更有甚者，心学还被咒骂成是明代社稷之所以灭亡的根源。被我国所移植的阳明学，倒是一直以很高的评价而受到关注，甚至还被看成是明治维新的一个精神推动力。把两国对阳明学的评价相对比，人们不禁为这种评价的悬殊之大而感到吃惊。日中两国对阳明学的评价悬殊反差既然那么大，在日本研究中国的阳明学就需要有勇气，研究成果也不容易能得肯定。1949年岛田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出版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学界忽视，直到1958年岛田发表《关于中国近世的主观唯心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一文以后，局面才有所改观。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史学界乃至日本的思想史学界的学者们也开始注重宋明理学的研究了。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丸山真男和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1914—1996）是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家，著有《丸山真男全集》17卷（岩波书店）。1952年出版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他的代表作，论述了江户时代儒学的发展，经过荻生徂徕和本居宣长后，出现了所谓“近代性的思维”。一般认为他论述了作为支撑幕藩体制的意识形态，占有正统地位的“朱子学”的影响，但他所说的朱子学并非“日本阳明学”所说的和阳明学对立的那个狭义的朱子学，而是儒教本身。他说：以将军乃至大名为顶点，以若党·仲间等武家奉公人为最下位的武家身份制度的构成，武家对庶民的绝对优越，和儒教理想的周代封建制度中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那样的构成和类型相似，所以各种社会关系以儒教伦理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非常适宜的。他还认为阳明学和朱子学之间没有什么对立，因为阳明学就是儒教中的一派而已。其次值得彰显的是笔者学习过的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阳明学研究群体。1925年九州大学法文学部设立“支那”学科，第一任教授楠本正继(188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支那”哲学科，从1925年到1960年退休为止，一直在九州大学讲学。主要著作有《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东京：广池学园出版部，1962年）、《楠本正继先生中国哲学研究》（东京：国士馆大学附属图书馆，1975年）。著名阳明学研究者冈田武彦、荒木见悟等都是其弟子。冈田武彦(1908—2004)，兵库县人。1958年任九州大学教授，1961年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从九州大学退休。冈田先生主要以宏观角度研究宋明儒学见长，主要著作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续东洋之道》、《现代的阳明学》、《儒教精神和现代》、《王阳明纪行》等。其著作被收入《冈田武彦全集》24卷（明德出版社，2002—2014年）。另外他和九州大学师生为中心的团队编撰了许多宋明理学方面的全集类资料集，如全十二卷别卷一《阳明学大系》(东京：明德出版社，1971年)、全十四册《朱子学大系》(东京：明德出版社，1974年)等。荒木见悟（1917—），广岛县人。1942年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支那”哲学科毕业。1962年起任九大文学部助教授、教授，1983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佛教和儒教》(东京：平乐寺书店，1963年)、《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佛教和阳明学》(东京：第三文明社，1979年)、《明末宗教思想研究》(创文社，1979年)、《阳明学的开展和佛教》(研文出版社，1984年)等。荒木先生主要以研究儒教、特别是阳明学和佛教的关系见长，研究手法细腻详细、学风严谨、使用资料丰富、发掘鲜为人知的人物、资料。山下龙二的阳明学说史研究。山下龙二(1924—2011)，东京人。1947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文学科毕业。1957年起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讲师、助教授、教授。主要著作有《阳明学研究上——成立编》(名古屋：现代情报社，1971年)、《阳明学研究下——展开编》（名古屋：现代情报社，1971年）、《朱子学和反朱子学——日本的朱子学批判》（研文社，1991年）、《阳明学的终焉》（东京：研文社，1991年）等。山下擅长于中日两国的阳明学说史的研究，资料丰富、观点犀利。在阳明学的近代性问题上，曾和岛田虔次有过交锋。其他还有后藤基巳的王学左派论研究、山井涌的气哲学研究、阿部吉雄的罗钦顺研究，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阳明学研究领域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4. 日本的阳明学研究和“日本阳明学”的区别尽管安田二郎、岛田虔次、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他们选择王阳明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对象，但是在名称使用上还是无意识地受到“日本阳明学”的影响，沿袭明治以来的约定俗成的日语习惯，把自己所作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称之为“阳明学”。这就是在日本为何会有社会运动的“日本阳明学”，和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之“阳明学”这两个“阳明学”名称并存的原因所在。这多少给后人造成了一些概念上的混乱。本文的目的之一，也就是为了澄清这个混乱。这些当事人中间，有人对使用“阳明学”这个词汇来作为中国哲学史中一个流派（王阳明及其后学）研究的学科名称，其实还是曾经有过违和感的。譬如安田二郎一开始也无意识地使用了“阳明学”这个词，但在文章中更多的是使用“阳明的学问”。他对“朱子学”这个词也是在严格的“集宋学之大成”意义上使用的。在他的论文中，“宋学”、“程朱学”都有着特定的意义。同样，丸山真男所说的“朱子学”，也并非“日本阳明学”所说的和“阳明学”对立的那个狭义的“朱子学”，而是儒学或儒教本身。岛田虔次一开始对中日两国对阳明学的评价悬殊之大感到吃惊，才著述了《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企图在日本评价甚低的王阳明、泰州学派和李贽那里寻求中国近代思维的“萌芽”。感到别扭才是正常的！因为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里，除了宋、明这两个断代以外，其他的断代，诸如先秦诸子百家、秦汉、魏晋南北朝、清代、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等领域，都没有“阳明学”“朱子学”那样特殊的、日本人发明的、类似于“爱称”（昵称）的学科名称。“阳明学”不就是中国哲学史中的明代心学研究而已吗？而且上述那些日本学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成果，虽然水平很高，其实只是1940年以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一个断代（明代）中的一个流派（王阳明及其后学）的一些成果罢了。就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而言，也只是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只因在此之前，日本、中国乃至世界的明代儒学研究严重滞后，才使得这些成果显得那么的耀眼。不管怎样，这些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被炮制它们的日本研究者们将错就错地叫成了“阳明学”而沿用至今，还流传到了中国并普及开来。话说回来，“阳明学”一词符合日语“和制汉语”的“AB+C”三音节构词法（譬如“博物馆”、“发电机”、“*********”等），也符合将欧洲近代学术门类翻译成汉字词汇时使用的“○○学”结构（譬如“物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读起来朗朗上口，比起“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又简约方便，所以才延续到今天。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后来在全世界的学术界流传开来。但它们和本文着重论述的作为社会运动的“日本阳明学”，除了名字有些类似以外，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第一，前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活动，而“日本阳明学”只是一场社会运动，充其量叫思想运动。前者是少数学者在“象牙之塔”的沉思，而“日本阳明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第二，前者的目的是对王阳明哲学思想进行学术研究。而“日本阳明学”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对内涵养日本国民精神、高扬日本国民道义，对外护持国体发扬国威”。（前引冈田武彦语）与前者相对纯粹的学术性相比，“日本阳明学”有着高度的政治性。第三，前者是前赴后继的学术研究中的一环，具有时间上的永续性。“日本阳明学”只是昙花一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只有过短暂的二、三十年间的生命力，现在基本上偃旗息鼓。第四，前者具有世界共通性，为世界各国研究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学者们学习、借鉴。而“日本阳明学”只是当时一小部分日本人构筑内心世界的精神活动，没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和再现的可能。 六结论 论述到这里，得出以下的结论，想来是水到渠成了。首先，“日本阳明学”和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它只是19世纪末一些日本人盗用了400年前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号“阳明”为自己发动的一场社会运动取的名字而已。这场社会运动的目的在于，“对内涵养日本国民精神、高扬日本国民道义，对外护持国体发扬国威”。所以“日本阳明学”不值得中国学人那么赞美和喝彩。其次，“日本阳明学”虽然用了一个“学”字，看起来很像一门近代学科的名称，但绝非王阳明哲学思想之学术研究本身，也不是什么学术流派，更不是王阳明哲学思想在异国日本深化、进步、再造的产物，只是利用了王阳明哲学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几句话作为自己的口号而已。第三，“日本阳明学”有很多虚构，需要我们辨别认清。“日本阳明学”和明治维新没有任何关系。那只是“日本阳明学”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制造出来的神话。不存在一个从中江藤树到西乡隆盛乃至“军神”广濑武夫的“日本阳明学”的流派或系谱。诚如沟口雄三所说，那只是“后人为了方便取的名字，也可以说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学派”。也就是说，其和“日本的朱子学派”、“日本的古学派”一样，是为了方便将江户时期日本的汉学家排队而制造出来的框架（Category）。与此相关，日本和中国一样也不存在阳明学和朱子学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再就是中国明代王阳明一派的学问之“中国的阳明学”，从来没有“日本阳明学”所抹黑的那么“枯禅”、“空疏”，不是明朝亡国的原因，最多只算次要原因中的一种；更不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对此大可不必自卑。最后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区分把握“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和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之间的界限，也是为了彰显曾在世界阳明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学界的阳明学研究成果。笔者呼吁集结中国哲学思想史学界精通中日双语的人力和资源，系统、全面、专业性地翻译出版日本的阳明学研究成果，而不是像目前这样零星、分散、甚至是非专业性地小打小闹。笔者愿意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扫一扫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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