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救人被指妨碍交通 农民工救人所获捐款被扣_网易新闻
女子救人被指妨碍交通 农民工救人所获捐款被扣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女子救人被指妨碍交通 农民工救人所获捐款被扣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加载更多新闻
热门产品:　　　
:　　　　　　　　
:　　　　　　　　　
热门影院：
阅读下一篇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图片】转一段对魏忠贤和东林党的评论【赤色黎明吧】_百度贴吧
&&&&&&&&&&&&&&&&&&&&&&&&&&&&&&&签到排名：今日本吧第个签到，本吧因你更精彩，明天继续来努力！
本吧签到人数：0可签7级以上的吧50个
本月漏签0次！成为超级会员，赠送8张补签卡连续签到：天&&累计签到：天超级会员单次开通12个月以上，赠送连续签到卡3张
关注：20,362贴子：
转一段对魏忠贤和东林党的评论
王朝是否灭亡，不在于贪腐，不在于压榨百姓，也不在于土地兼并。贪腐、压榨百姓、土地兼并都属于客观因素，是人类社会所难以避免的。关键点不在于东林党和魏忠贤谁更贪、更坏，而在于东林党代表着官僚、地主、官僚资本的一种合流。而这种合流所产生的利益共同体阶层空前强大（对内连皇帝都是他们的摆设），对外又空前弱小（收不上税、政治体制僵化落后，武备崩坏）。总结下来就是东林党所代表的阶层空前反动，何谓“反动”呢？就是阻碍生产力进步，甚至反向打压生产力的进步。 同时代的英国在殖民地同样更贪腐、对内血汗工厂疯狂摧残劳苦大众，把国王架空，一堆贵族掌控国家大事。但是为什么说当时的英国统治阶级不反动，并能成为全球霸主呢？因为能够促使生产力进步。
所以说你们问，魏忠贤和东林党谁更坏，我答不上来。但是如果问谁更反动， 一百个魏忠贤加在一起对祖国和民族所产生的危害也赶不上东林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阶层。
“一百个魏忠贤加在一起对祖国和民族所产生的危害也赶不上东林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东林党及其利益集团的人数有多少？
楼主也是太监吧要不怎么挺阉党贬东林党？近来玩颠覆已经不流行了，这种老段子已经被批烂了。
皇上无比圣明，都是底下奸臣作乱？
“真正”的东林党，也就是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和师从江右王门邹元标的两拨人，在他们在位的天启前期基本除了搞人事斗争之外没做什么。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多是吏部和科道官，本职工作就是搞人事和内部斗争。出任户、兵二部职务和当外官的比较少。而后者负责的军事与财政事务倒是现代人最关心的晚明史事。你看网上某些人讲到东林具体事迹的时候只能用个模糊的“东林党”混一混，就知道了。大不了举个盟友（叶向高）的门生王化贞出来（姚宗文表示我还推荐他呢！），因为他们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只能含混过去了。东林人物这种布局一是因为吏部和科道这些职务掌控人事权，本来就是党争中的制高点；二是和这个政治集团的起源有关，他们的祖宗就是一帮被神宗放逐的吏部官和科道官；三来这个团伙本来也只是万历时期诸多政治派系中的一派，本来就没那么多人可以覆盖朝廷。事实上东林连翰林人物都缺，阁里没人，只能请沈鲤、叶向高这样的盟友撑一把，“智多星”缪昌期就是以赵南星所重、杨涟朋友和叶向高门生的多重身份奔走于东林核心和叶向高之间，结果最后还是失败，不幸身死^_^。湖州人朱国桢阁老来投靠，某些东林居然还嘀咕“他一个浙江人来和我们混是真心的么”。（可见代表江南地主利益说也蛮搞笑的，浙西不是狭义江南？）东林培养的那一波翰林基本都在崇祯前期被温体仁赶回家了，所谓“烏程殺一鄭鄤則道學無色，黜一黄道周則號召無人，逐一文震孟則報復無路，錮一錢謙益則奥援無門”（张岱语）是也。东林在崇祯时期基本没有实权，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东山再起，才又“众正盈朝”。但那时已经和天启初年不是一批人了。至于天启初期的大政，无非“练兵、加赋”转变军事体制以应对辽东局面，这些东西该进行都在进行，主导者一般都不是真的党徒，不过有时被动卷入党争而已。如果把历史视为以政治史为主导，而政治史又只注意政治斗争史，就会陷在党争的坑里出不来。实际那也不过是明末政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而已。网上有人经常YY魏公公如何能做事……魏公公的创意无非在工部盘踞党羽、借着三大殿搞窝案而已。创建于 作者保留权利
“皇上，您这个旨意我觉得不太恰当，我虽然帮您写敕了，可还按我的意思写了另一道敕，一起给您送上去，要不，您再选选？”此之谓制衡。无非是各种负有顾问责任的官员在向作为行政首脑的皇帝反映自己的意见而已。恐怕在行政系统里这首先是一种必要的信息沟通渠道吧。“皇上，你要是准我辞职/把我下锦衣卫狱/午门前打死，你的名声可就更臭了啊！”此之谓威胁。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人事任免、用刑生杀的大权，虽说有各部门分管，但最终权限完全在皇帝手里。这种“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的病娇，真是不知让人说什么好啊……嘛，所谓的“制衡”与“威胁”就是这种东西……只要是明代皇帝坚持而又在当时的技术与公共资源能力之内的，没有什么事情是没办成的。这点上欢迎大家指教。至于什么文官集团云云，并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事实上明代的每一次政治斗争，都是直接参与政务的文官、宦官甚至武将结合在一起，与另一群文官、宦官和武将相争，从未出现沿着各官僚系统的边界而分裂的清晰界限。除了联合起来统治人民的时候这些人可以称为“统治集团”外，其它情况下并没有什么恒久的“集团”存在。如要在政府内谈“制衡”的话，那么文官系统内部门间和上下级间的相互制衡恐怕才是更有意义的话题。最近发现自己有了7000粉（感动），大概就算胡说两句掉几个粉，也不会影响淘宝卖赞的收益，所以应该多说两句。专制皇权从降临中原大地那天起，便以对暴力的独占为基础，成为整个官僚机器的权威来源。其性质理应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否则便不够稳固，不足以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政体。皇帝为了确保自身掌控的皇权，当然就要把政府的人事权与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皇帝是傀儡或者不能行使皇权，也会有人出来代行皇权，而很难另搞出一套制度来。这一点除了东晋的门阀政治期，总体上是谈不上有什么变化的，而在王朝内部，往往因为某些皇帝的“克里斯马”更强，显得他个人的皇权更强些。而中国历史上所谓君主专制的长期加强趋势，其实不妨理解成皇帝对行政事务的直接介入在制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那些曾被视为保障皇权的必要措施，如两汉的外戚辅政，中古很流行的太子听政（虽然事实上嫡长继承制还发挥影响，但太子这个政治角色却被尽量弱化了），乃至宰相制度等，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隐了。这恐怕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守成期的政治结构稳定其实有碍，还因为它们在行政上也是可以被“优化”掉的。在吸取前代经验教训之后，清代便成功实施了一段相当高效的君主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3-4亿人民实施了直接统治，为各族人民联合起来进行民主革命、组成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PRC提供了历史条件。说起来，经常有人把清代的君主专制归结于满洲的“民族性”，其实说是异族统治需要加强行政效率则可，说是本身民族性……努尔哈赤两次立储失败以后，晚年留下的可是一套四和硕贝勒轮值听政、八和硕贝勒分掌各旗、共同议政的贵族共和制啊。可惜代善一系私心太重，否则爱新共和国就要屹立于17世纪前期的东方，与联省共和国东西辉映了。^_^如果要解释一下这种彻底的君主专制的话，那就是在平稳发展的年代，在成熟的官僚系统与法律法规的帮助下，并不需要什么“命世大才”才能担任行政首脑，只要皇帝肯下功夫熟悉政务就好了。专制君主的角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有位学者经常以宋代的皇帝来说明“君主专制说”之不确，然而举例时往往挑出那几位不是中风就是精神疾病的皇帝来，要是他们生病的时候还能扮演好专制君主，那就见鬼了……明代其实也一样，因为废除了宰相，皇帝自身便成了行政首脑，必须日理万机，不能像前元那些酒蒙子大汗一样委政中书省。而内阁的任务，是从旁“辅理”，一般而言并不负什么行政责任。如果一个宰相被怀疑整天打猎/修道/睡觉，难道会没有人明里暗里地批评他？前代官员可以私下向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反映意见，现在作为行政首脑的皇帝既不能下台，也不能写私信，明代官员以奏疏形式向他反应意见，不是再正常不过么……何况有些皇帝的确对决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而且，明中后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把早朝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礼仪场合，不大讲话，举行经筵的话会见几个翰林，平时最多再召见几个亲信重臣，一般官员没有宋代“轮对”、“陛辞”那样的机会面见皇帝，所以也只能设法在奏疏的文本里表达意见，有的人走的就是耸人听闻的路线，所以看上去会很“激烈”，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标题党式的吸睛手段。这不只是言官求名问题，也是沟通不畅的体制问题，没有办法~讲句公道话，其实把某些行政系统内的正常现象优先放在权力斗争的框架里，将其视为“制衡”并大书特书，并不是只发生在网络上的，某些学者也是如此做的。我不敢说这不能作为一种研究思路，但恐怕还是不明其所以然的一偏之见，不足以彻底理解这些现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大概是一个政治价值的问题，“分权制衡好，君主专制坏”嘛。至于这种价值判断又是怎么来的，我不想展开讨论（其实也无力讨论）。我自己是一个没什么情怀的人，代入的话，作为一个明代的自耕农or佃农，我觉得是十个老爷还是五百个老爷决策如何统治我，差别不大。不代入的话，长远来看也未必能玩出什么花样，毕竟中国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高水平战争打得太少，对军事技术发展及金融业的刺激不足，可要是打得多了，作为讨论基点的今日之中国也未必存在了……只能说，就中国历史来谈中国历史，则君主以权术施行独裁、国势“丰亨豫大”、对外积极开疆拓土、对内不断深化改革的宋徽宗朝，正是千年来一种长期趋势的先兆啊。创建于 作者保留权利
朝晚期,崇祯时代，再次回到朝廷权力中心的东林党人,已经没有了视死如归的杨涟那样的真烈士。那么，东林党剩下的都是什么人呢?看看东林党当时头面人物钱谦益、侯方域，这两个一老一少的表演。清兵入关，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钱谦益出任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弘光朝覆亡，红楼知己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她一同投水殉国，钱却以“水太冷，不能下”为由不肯。外敌袭来，青楼女子柳如是李香君抱定殉国之念，而他们的情郎钱谦益侯方域却一心卖国求荣。“清流”的气节竟不如“清楼”。如此精神对比，令后人唏嘘不已。　　这足以说明：侯方域和钱谦益组建的后东林党，完全变质——前期东林党，是以身作则、杀身成仁的信仰集团，而后期东林党，是“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的利益集团、几乎悉数伪君子。那些满口“大义”的清流，在满清屠刀下少数有些骨气，大部分都是“脱下旧服换新袍”，带头“剃发易服”。　　为什么正义凛然的清流志士东林党人，后期变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集团?一是因为天启年间的那场劫难，东林党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打怕了。遭阉党重创后，东林党苟活下来的大多是软骨头，这些软骨头窃取了东林党的领导权;二是因为在崇祯时期，东林党本身的毛病扩大化。什么毛病?清议——“空谈之气胜”。有人说，大明亡于东林党，这是言过其实，东林人无心祸国，只是无力救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拿东林人的得意后生来说话。大家知道，左光斗有个高徒，史可法，是个抗清名将。他坚守扬州，给清兵以重创，铮铮铁骨，可歌可泣。　　但同样是这位高徒，竟然是“联虏平寇”的提倡者。幻想借清兵平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然后恢复大明统治。乃至清兵围城，多尔衮劝降，他回致《复多尔衮书》，在拒绝投降的同时，依然对清兵抱有幻想：“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这封书信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史可法对多尔衮说，现在反贼李自成的队伍还没消灭，听说他们又流窜西北去了，准备卷土重来。他们是我大明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贵国没有除恶务尽的隐忧。所以，我希望你们同仇敌忾，来对付我们共同敌人，善始善终，咱们合兵一处，一起去西北讨伐反贼，砍下匪首李自成的头颅，以解心头之恨。然后你们班师回国，如果贵国能做到这一点，则功德在千秋。我大明朝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你们。这是典型的与虎谋皮。结果，多尔衮的回答是，攻城。清兵攻破扬州城后，多尔衮下令屠城，大屠杀延续了十天，扬州军民死亡超过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也壮烈牺牲。　　一对相知师生，两个铁血汉子。在晚明末世，都无法救国救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无论是天启皇帝，还是崇祯皇帝，即便全面放手，让东林党接管政坛，也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颓势。因为他们本身存在着先天不足：墨守成规，坐而论道。说白了，他们是封建道德家，而不是近代政治家。
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亡于一个字，便是那个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颁布理学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开始“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到明中叶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断地推波助澜，几乎完全屏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体用不分，纯以道德文章为唯一衡量标准，只重节操不重才干，造就了一大批只会与“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余则一窍不通的道德宪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状况江河日下。　　崇祯帝缢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这个“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就一直孜孜于这个“正”字，并以为这是天下之本。　　话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正”也得看怎么个“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就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官污吏，却又未必一定无气节。这个“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实在很是耐人寻味。　　好比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还有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乃至著名的南明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迹，就都有着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他们虽然也很“正”，但他们那种“正”法和表现，却颇令人齿冷，甚至于叫人心寒不已。有关刘宗周和黄道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兹摘录于下：　　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就迂腐和褊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度地进京任职。这正如俗语所说“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想依靠这种人挽救危局无异是缘木求鱼。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的行为也极其诡异。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时他既不用旧官衔，也不用新官衔，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说，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在明末江淮诸臣中，路振飞敢于同南下的大顺军抗衡，对明朝而言可谓忠心耿耿。刘宗周却以总宪的名义上疏建议处斩；高杰、刘泽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拥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没有可杀之势。夏完淳说：“宗周谓泽清等可斩也。泽清固可斩也；处南都之势，发此危言，不足以壮国威，且速其祸。于是，四镇合疏纠宗周去；(姜)曰广继之……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据归庄说：刘宗周“后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飞)之误”。刘宗周的慷慨陈词，主观上是显示自己的凛凛正气，客观上却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的矛盾。当刘泽清等勋臣以他自称“草莽孤臣”和建议弘光帝进驻中都凤阳是犯上作乱的大阴谋(凤阳没有城墙，有高墙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极力辩驳，声称自己“不受杀”。特别奇怪的是，黄道周被召为礼部侍郎，他写信加以阻止，说什么“际此乱朝，义不当出”。黄不听从他的意见，他又结怨于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道周奉使绍兴祭禹陵，这里正是宗周的家乡，多次请见，等了一个多月，他不仅避而不见，还在扇面上写诗一首叫黄道周滚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时，他派人到处找黄道周，道周已经随唐王朱聿键赴闽。他才后悔“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决定绝食自尽。门生劝他道：“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宗周当时已六十八岁，起义抗清确有一定困难，可是，他的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的消息传来，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可见他的所谓“正命”不在年老。绝食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沧海横流，黎民涂炭，社稷危如悬发，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第二天，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说：“语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倡，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最后终于饿死。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关于被顾先生称为行为诡异的刘宗周在起复后对弘光自称“草莽孤臣”及对道周所说之奇谈怪论等，余以为无非都是不认同弘光为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祯殉国时其为布衣的身份，并以弘光朝为“乱朝”，此种行为，实在令人无法评说。　　说回正题。　　我们还是先就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位大“奸臣”有关系的一些事例铺展开来，看看明季东林党人的这个“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么作用。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明史》将其与温体仁、周延儒、阮大铖等一起列入奸臣传。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初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到此时，马士英的仕途都是颇顺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抚后仅一月，就开始动用公款贿赂朝贵，结果为镇守太监王坤揭发，被罚遣戍，随之流寓南京。　　而马士英之后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势与一方坐大，与当时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铖，有极大关系。马士英与阮大铖两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熟识起来的，但也从此时开始，他们被东林党人及大多史家指为阉党和大奸大恶的人物。　　可实际上，阮大铖的名挂逆案与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认真追究起来，这两人与被指的这些罪名，都颇有些不搭边。　　先说马士英这个“奸臣”的冠名。　　马士英被流放南京后，为阮大铖推荐，由周延儒所起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而周延儒原本就是东林一脉，做首辅时所拔之士颇多东林，后来因钱谦益一案为东林所指，双方关系遂告破裂，但其于崇祯十四年二月重入内阁，却是在东林一脉的复社领袖张溥游说下复归东林体系，然后由东林党——复社一脉联合了最被他们所鄙视的魏忠贤“逆案”中人阮大铖、冯铨等人，采取贿赂内监、后宫等不正当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认真说起来，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马士英也可以说属东林体系的。而马士英本人的政治态度，当时来说本就倾向东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但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和后世史家在论及南明局势时，却大都指责因马士英当政掌握大权，又起用“阉党”阮大铖任用“逆案”中人祸国殃民，排斥东林党，并将史可法排挤在外，曰“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朱一是：《为可堂集·周雷赐死始末》。，以至南都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钱谦益等东林党人掌权，大明社稷就不至于沦亡，甚至可以起复东南之意。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这等说法还大大地有移祸东江的嫌疑。　　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将弘光朝倾覆之责轻轻一推，全都压到了马士英与阮大铖的身上，却把东林党人洗了个清白干净。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东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尤其于对立方及中间人士，乃至一些党内异己者的记叙，殊难取信于人。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马士英得势当政、史可法失势出京督师，并非全出自马士英之阴谋和手腕，甚至可以说马士英当时是半主动、半被动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观上，形成这一局面的推动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大批东林党人。
崇祯煤山上吊之后，安徽以南尚在明朝手中。谁来继承大统就成了首要问题。当时可以继承皇位的不过三人，：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祖父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还有一个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其中惠王，桂王，潞王都比崇祯大一辈，潞王还是万历的侄子，不能算万历一脉。只有福王朱由菘是万历的孙子，崇祯的堂兄。而且他的父亲老福王要比惠王桂王都长。显然不论血统亲疏和长嫡，即所谓的伦序纲常，福王朱由崧是当然的不二人选。当年嘉靖朝的“大礼议”和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中，朝廷官员孜孜以命抗争的就是这份血统亲疏和长嫡。那么这次东林党他们应该拥立福王了吧?可这次他们自扇耳光起来，说什么“立贤”。拥立潞王朱常淓——这个血缘辈分都不着边的王爷。他们不说什么“万事法”了。但潞王怎么贤呢?谁都知道明朝后期藩王也就大地主一个，能有什么作为从哪能看出贤来?而且这人在大名将士与清军奋战的时候，他却酒肉犒劳清军，这种忘恩负义，数典忘祖，一心投降的主贤在哪?福王怎么说也是在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徒出卖活捉的，两人差距可见一斑。　　那么东林党一开始为什么坚决不立福王呢?原因很简单，老福王是因为东林党当不了皇帝的，他们害怕福王报复他们，宁可冒着国家动乱也要阻止福王即位。明史写道：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续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东林党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史可法则看出立福王是唯一正确选择，选其他人尤其是哪方面都不沾的潞王必然国家动乱，但他又害怕福王报复，于是找马士英商量。之所以找马士英是因为他手下有三镇总兵，另外福王潞王都停留在他的治下，因此立谁都必须和他商量。从这方面看他对形势的认识远比钱谦益等高得多。马士英当时非常想和东林党亲近，于是与史可法商量一个两面都不得罪之法，舍弃二人拥立桂王。史可法于是写信给南京方面提出拥立桂王，潞王为兵马大元帅的方案。这时那些所谓“立贤”的东林党也不立贤了，立马准备仪仗去广西迎接桂王了。可见这伙人的龌龊了，为了一己私利竟拿立国君这样大事当儿戏。　　福王朱由菘不干了，皇位眼看到手了，一眨眼煮熟的鸭子飞了，八竿子打不着的潞王当了兵马大元帅，崇祯的叔叔桂王当了皇上，自己反倒成了局外人，你说这算什么事啊。　　这时一个人看不过眼了。这人就是太监卢九德。这人能力如何?你看他节制的人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刘良佐、陈永福等名将、悍将你就该知道了。这时正在凤阳任监军太监。卢九德在宫中与老福王关系不错，也知道福王最有资格做皇帝了。于是找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三镇总兵，给他们摊牌。他们原本关系不错，又见是这个理啊，更何况还有一场大富贵，做吧。山东总兵刘泽清原本同东林党一起支持潞王的，一看算了支持福王吧。　　再说马士英原本是立桂王的二号人物，又倾向东林党，凡事都听史可法的(马得势时曾对东林党人曹曰广说：：“立桂，史意也。予日：亦佳，但须速耳。”)，按说应该受重用了吧。结果马士英邀请南京方面来浦口商量立桂大计，结果人家看不起他觉得他官太小(尽管他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掌控着几个藩王，是南京附近最大军事实力)，可人家就觉得他不配商讨这么大事。找了两个无关轻重的人，告诉他了一声完了。　　话说马士英灰溜溜的回到凤阳，可毁了。城里城外全是他手下的将士，大伙都拥立福王的。他一看就明白形势了，自己不改变立场，别说仕途，小命保住都是问题。于是半推半就成了拥立福王的第一文臣。我们先别急着骂马士英无耻没骨气。看看钱谦益等东林党人的表现。在得知凤督，四镇总兵支持福王后，脸变得比六月天还快。立马支持福王，更进一步的是为四镇总兵请功。特别是那个叫嚣拥立潞王的吕大器在得知福王先监国后，更是倡议也别监国了，直接做皇帝得了。连必要的遮羞布也不要了。钱谦益更是立马紧抱臭名昭著的阮大钺的粗腿。这就是东林君子的丑陋表现。
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树上。　　崇祯吊死的时候，太监的评价是“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遗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可惜，崇祯到死的时候才发现东林党“偷税漏税”的真面目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正当北方农民水深火热之时，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其地，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真实面目。　　西门庆除了正常的经营方式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第八十一回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中，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是西门庆。　　然而，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国破家亡，人财皆失，时人短视，疯狂逃税数十年，自以为占了大便宜，却不知这实乃地地道道的自杀之举，可悲可叹。　　东林党人一方面指责皇帝与民逐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让我们看看汉武大帝是如果严惩偷税漏税者的　　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推出一种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继续下去。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min)”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立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政府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们很为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商人牟利与农夫不同，其所得与所付出在任何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有交纳高税的义务。但是，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汉武帝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纳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鼓励告发，并且奖励告密者。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但是在执行中，困难还是有的。比如有官员与商人勾结，帮助商人逃税。武帝在处理了这样的几位官员后，于前117年，特意任命杨可主持“告缗”。也就是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杨可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如同今天的信访办，接纳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被告发逃税的商人。三年后，杨可的工作业绩突飞猛进，武帝再申告缗令。一时间，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农夫得到了向富人报复的机会，他们或是三五成群，或是单枪匹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京城，进行告密。　　据说，杨可这个部门如同今天饭菜特别可口的特色饭店，来吃饭的人都要提前领号，很久之后才能接见自己。“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以亿计的财物，田宅无数，许多商人中产之家只好宣布破产。　　不过，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那么，在其执行时，就会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告密的背后，往往掺杂了许多人私人目的。比如，有人就通过朝廷鼓励的“告缗”，把平时的怨家给轻松地解决了。当告密如同秦国时已经成为国家法律，那么，遵纪守法就成了百姓的义务。即使无密可告，因为有激励因素在里面，许多人也会找出秘密来上告。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筹措了雄厚的资金，最终打败匈奴，攻占南越、东越(广东、广西)，建立了“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汉书·地理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汉帝国。
天启不昏庸魏忠贤也没误国：只为了打压东林党天启皇帝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喜欢做木匠活，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这极有可能跟魏忠贤对他从小的教育有关系。因为老魏并非从小进宫，而是在成年以后才当的太监，对世俗间的的事很了解，社会经验极为丰富，所他不但经常给朱由校讲外面的事，还自己掏腰包买一些市面上奇奇怪怪的玩具，让小朱由校大开眼界，从而对木匠活和机械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说明朱由校是个很聪明的人。据说他亲自设计打造家具，完成之后让太监拿到宫外的市场上去卖，当听说卖了个好价钱以后，非常开心，感觉自己的技术和聪明才智得到了市场的承认。他还亲自设计一些高、精、尖木制自动机构，相当有技术含量。在紫禁城的大殿重修加工的过程中，天启皇帝亲临现场进行指导，提出的意见相当专业，在这些领域里他很有天份，也是个人爱好，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是对事实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说天启“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并没有因为专注兴趣就荒废了紧要的国事政务，是很认真地在听。其实天启皇帝对管理朝政很用心，而且他很喜欢学习，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当上皇帝以后重用魏忠贤，除了是对他充分信任以外，也是形势行逼，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也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也让老魏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天启皇帝刚登基的时候，面临内困外交的局面，辽东与满清的战事吃紧，而国库又相当的空虚，朝廷内党争激烈，“东林党”一帮文人不是今天弹劾这个就是明天弹劾那个，乱作一团，光会耍嘴皮子，为了自己的集团争利益你争我夺的，没干多少正经事。难怪在第三十六回里，宝玉忽然发了神经，对文官武将大发一通议论，让人莫名其妙，他是这样批文官的：“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污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现在我们才回过味儿来，感觉这很象是在骂那些误国的“东林党”人！虽然天启皇帝在继位的时候“东林党”人帮了很大的忙，但朱由校慢慢明白“东林党”人不但只会没完没了地党争，是吵架高手，而且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有问题的，所以认为坚决不能重用这帮人。那当时天启皇帝与“东林党”之间最大的矛盾在哪儿呢？主要集中在国家的税收上，一个国家如果财政不足，那什么事也干不了。在明朝早期，可以组织七次大规模的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活动，那时有很多闲钱可以花，真可谓国力雄厚。可到了天启年间，连在辽东与满清作战的军费都捉襟见肘，为什么呢？原来那个时期地球处于小冰河时期，北方农业严重歉收，而“东林党”人却一直坚持以农业为本，要求重点收农业税，这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尤其是常年受灾地区的北方农民苦不堪言，这样就很容激起民变，极有可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动荡，所以形势相当危险，对国家的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在崇祯朝天下大乱、破产的农民成为流寇四处洗劫，最后导致大明亡国的惨痛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崇祯亡国的情景就会提前上演，所以为了避免这样情况恶化，天启皇帝认为坚决不能采用“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可“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势力非常大，天天唱反调，这是个头疼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明朝中期就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从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江南的商人和资本家越来越富，然而他们却几乎不用上任何税，“东林党”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坚决反对对江南商业、盐业、采矿业征税，这就是皇帝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如何对付这帮一个个满腹经纶、灵牙俐齿而又心怀鬼胎的“东林党”人呢？说实在的，实在不太容易对付，“东林党”是一个文人集团，皇帝一伙毕竟人少，讲道理说不过他们，而且这帮人是“朋党”，接帮结伙，势力强大。面对同样的局面，天启皇帝的爷爷万历皇帝选择了干脆不上朝，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反正眼不见为净，你们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反正我也听不到！于是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后来“东林党”人在写历史的时候骂万历皇帝懒于朝政，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万历皇帝去躲清静去了，而且他不上朝但不意味不办事，只是懒得与这帮文人打交道。现在天启皇帝面临同样的局面，发现自己身边可靠的人就魏忠贤一个人了，而天启皇帝自己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哪斗得过这样一帮职业搅局的“东林党”人呢？在灾民大量出现的情况下，“东林党”人拒绝向江南征税这绝对是亡国之举，所以坚决要打击，而且需要向“东林党”人下重手才成，而这样的事自然皇帝不能亲自出面，因为不但操心费力，而且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了，所以天启皇帝决定自己在幕后策划，让老奸巨滑的魏忠贤出手，而他在后面看热闹。“东林党”人虽然一个个灵牙俐齿，很能忽悠，但没想到他们遇到老魏！魏忠贤“言辞佞利”，估计正像李纨说的那样：“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财加上他的出身是“泼皮破落户”，是个耍无赖的大师，这一优势在与“东林党”人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他的政治手腕也很狡诈狠毒，于是让“东林党”人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恨得这帮文人一个个咬牙切齿的，所以后来魏忠贤被“东林党”人骂为“阉党”，而且天启皇帝也成了白痴的“木匠皇帝”。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历史和语文教科书对《五人墓碑记》和东林党人都是褒多于贬的啊。
@萝莉给爷笑个隐藏在《五人墓碑记》背后的的真相提起张溥，有人也许不知道，但是提起他的名篇《五人墓碑记》，上过中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篇文章曾经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多么熟悉的声音，就像是听到了酒干倘卖无，使人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想起那汗水纷飞的日子。当年为了考大学，曾经把这篇文章苦读了一遍又一遍，当年颇为其中所申明的“大义”所感动。在这篇文章中，张溥讲述了一个太监迫害忠良，激起民愤，人民反抗太监，遭到镇压的故事，张溥热情讴歌了五位常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为了正义英勇献身的伟大精神。[ 转自铁血社区
]文中对五人“舍生取义”的事迹有许多评论：“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文中对于生死意义的论述，与司马迁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类于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文字读来确实令人肃然起敬，感佩之情油然而生，相信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不过我现在想说一句：“且慢感动！”在感动之前，我们得先弄明白我们为什么感动，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当年那场斗争的真实面目呢？再感人的语言，也代替不了事实。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弄明白：“蓼洲周公”是谁？他为什么“被逮”？“五人”是什么人？“市民暴动”是否有幕后推手？这五人与“市民暴动”有什么关系？这五人为什么要投案自首？又为什么会被杀？有谁考虑过这些问题？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事件的经过：[ 转自铁血社区
]天启六年三月十八日，官府将在苏州巡抚衙门正式宣读读逮捕周顺昌的诏书，巡抚毛一鹭、巡按御史徐吉和北京来的缇骑张应龙、文之炳等人出席仪式。突然，衙门口出现大量群众聚集的现象，紧接着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人要求拜见江苏巡抚毛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传达群众意愿，要求释放周顺昌。由于抓捕周顺昌的行动是奉皇帝诏书进行的，无人有权作出释放周顺昌的决策，因此，众人的要求遭到拒绝。在争论中，旗尉指责群众防碍公务，阻挠办案，群众则大骂旗尉假冒圣旨，乱抓人。于是双方发生冲突，紧接着就大打出手，场面顿时失去控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民变暴发了。此事暴力事件情节很严重，闹得鸡飞狗跳。两名公差被打死（一人被打死，另一人躲在房梁上体力不支掉下来摔死），多人受伤。地方官员在这次事件中分为两派，江苏省委书记（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御史徐吉站在朝廷一方，执行任务。他们在事件中也受到了冲击，毛一鹭躲到厕所里以才得以幸免。知府寇慎和县令陈文瑞则站在群众一方，他们不仅没有受到冲击，事件反而在他们的劝止下得以收场。事情经过大致如此。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一、关于朝廷抓捕“蓼洲周公”的原因。“蓼洲周公”就是周顺昌，是魏忠贤以非常程序处死的 “七君子”之一，表面上看，“蓼洲周公”周顺昌卷入了周起元贪污案中，实际上他以庇护党人、激进反对魏忠贤而被决心要对东林党进行外科手术的天启帝列为定点清除对象，对“六君子”和“七君子”的处理都是以圣旨的形式下达命令的，都是通过诏狱的形式进行处理的。因此，朝廷抓捕周顺昌之事纯属政治斗争，双方各有各的毛病，无关正义邪恶，更无关群众生活，“市民”以暴动的形式参与这种斗争，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和积极的意义。二、关于“市民暴动”是否有幕后推手的问题。[ 转自铁血社区
]市民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还是“被煸动利用的群众”？事件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这个方面的证据恐怕在当时就己经被消灭了，几百年后的我们更是无从得知，可是我还是想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直接证据虽然没有了，间接证据还是不少的，经初步研究，基本上可以得到以下一些事实：1．组织领导此次市民暴动的是东林党人。正如文中所说：“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其中“吾社”就是复社的前身应社，“行为士先者”，即是领导暴动的应社骨干杨廷枢和文震亨等人，杨廷枢是应社元老，地位仅次于张溥和张采，文震亨和他的哥哥文震孟都是一时俊杰，也是复社的中坚，文氏兄弟的曾祖是明代著名的江南四大才之一的文征明，文家在苏州极有势力。2．上书要求厚葬五人，“以旌其所为” 的是东林党人。“请于当道”，要求厚葬“五人”的“郡之贤士大夫”分别是“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即是太仆寺卿吴因之，翰林修编文震孟和姚希孟。其中文震孟和姚希孟都是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也都是朝廷大员，两人还都担任过崇祯皇帝的日讲老师，姚希孟是文震孟的外甥。3．保全五人头颅并为之捐资修墓的是东林党人。“五人”被杀时，“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 ，其中所说的“贤士大夫”就是吴因之。五人被杀后，吴因之出重金秘密地买下了五人的头，装入木匣，埋在城内王洗马巷住宅的花坛里，第二年，五人狱得昭雪，吴因之就将五人头颅移至山塘街，与他们的尸体合葬，为修建墓园，参加义助者有吴因之、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瞿式耜等54人。现在墓园门厅内，还立有五人之一的杨念如侄女出资镌刻的《五人义助疏碑》，上面列出了五十四位捐资的人名单，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东林党人或亲东林的人士。4．为“五人”撰文的是应社和复社的创始人张溥。[ 转自铁血社区
]综上，东林党人在此次事件中表现突出，从头至尾，全程深度参与。从组织群众，到带头闹事，到酿成民变，到进行缮后，到请命修墓，捐资修墓，到著书立说歌功颂德，到处都能看到东林党人的身影。我们不禁要问：东林党人为什么在此事中表现得如此活跃呢？答案是：因为被抓捕的“蓼洲周公”是东林党骨干。被抓捕的和反抗行动的人都是东林党人，很显然，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对抗，东林党是这次事件的幕后推手，其目的就是通过制造动乱，吓阻朝廷抓捕东林党人。正如张溥在文中所说：“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然而这只是站在他那个立场上的说法，从朝廷的角度看，这次事件是明目张胆的暴力抗法，在明代历史是绝无仅有的，影响非常恶劣，因此，天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朝廷必将严办。三、关于“五人”的身份问题。主动受死的“五人”的身份很可疑，他们并非普通市民，而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卑践之人，正如张溥在文中所说，“生于编伍之间”“人人得以隶使之”。其中的周文元是“蓼洲周公”周顺昌的轿夫，另外四个人或为商贩，或为牙伶，或为伙计。明代与现代不同，现代的商人和艺人不是大款就是大腕，社会地位很高，明代商人和艺人是都是下九流。按照当时的观点，身份卑微的人命不值钱，适合顶罪。[ 转自铁血社区
]四、关于五人“顶罪”的内幕问题。就在毛一鹭向朝廷汇报情况，朝廷准备严办的时候，“五人”挺身而出，担下了所有的罪名，朝廷方面也不愿事情闹大，希望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于是事件迅速平息。事实上，五人虽然参与了事件，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微不足道，不可能是事件的组织者，他们罪不至死，很可能是替罪羊。在朝廷查办之前，东林党人有必要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让五个身份卑贱之人主动投案自首的，使案件得以迅速了结，那些真正的幕后推手，就可以平安无事了。于是才有了五人“英勇献身”的壮举，于是才有了东林党人才投桃报李，为其申冤，为其修墓，为其歌功颂德，于是才有了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据报道，几年前陕西出土了一块顾炎武撰写的寇慎墓志，这块墓志证实，寇慎在处理这起突发事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寇慎是当时的苏州知府，他一方面向上做工作，向毛一鹭提出了一个诛首恶，安民心的措施，另一方面又向下施加压力，逼迫东林党人实施丢卒保车的行动。他很可能就是以五人之死，换取朝廷不再深究事件的主要决策人，这也与他在事件发生时站在东林一边的立场是一致的。这还不是全部，以下几点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我们判断：一、明朝末年，军队制造士兵“哗变“，要胁长官，地方通过制造“民变”，要胁政府的事件，时有发生。[ 转自铁血社区
]二、除了苏州城内抓捕周顺昌的公差受到民众袭击以外，苏州城外抓捕黄尊素以及常州抓捕李应升的行动也都受到了类似的暴力反抗。在一个案件中出现三次民众暴力抗法，概率实在是高，如果是自发行为，很难有这么高有概率，普通老百姓不会有这么高的参政意识。三、民变发生不久之前，发生了“六君子”之狱，“六君子”惨死狱中的教训，使东林党人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七君子”事件才会有如此多的暴力反抗事件，很显然，暴力事件受到了“六君子”事件的影响。综上可以推断，苏州发生的民变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反抗，是明末党争的一个具体事件，“五人”是这一事件的牺牲品。
关于被吹上天的魏公公忠心护主的老奴才啥的就不用说了，我大萌有莫诚，艺术形象比魏公公完美多了。这里从一个问题谈起，就是所谓的阉党加“工商税”、东林不向江南/士绅/工商等等征税问题。简单来说，天启朝的新增军费-辽饷里，当然有依靠商业税的部分，但那和阉党关系不大，反而和东林党关系更大点儿；田赋加征更是朝廷上下处理实务的官员的共同看法。甚至可以说，魏公公敛的财，和辽东前线没啥关系，都用来修三大殿了。这样看来，魏公公作为大萌帝国的执政者，恐怕并不像他的某些现代拥虿想的那样称职。明末加赋的首要原因就是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简称“辽饷”。辽东战事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筹办辽饷则是天启年间的首要大政，本文就来谈谈在天启朝前后东林、阉党分别得势时的辽饷政策的变动。为了管理辽饷，万历48年起在太仓另设“新库”，收贮从各个渠道征发来的辽饷，专门供应“抗金”前线。并增设户部新饷司专门管理。辽饷中除了原来辽东镇的军饷外，还有田赋加派、杂项、盐课、钞关几大项。以下分别说明这几项在天启年间的征收情况。这里先提示一下政治史时间轴的问题。万历45年（1617）丁巳京察，三党大破东林；光宗一月天下，起用部分东林人物，东林借移宫案重振旗鼓；天启初年东林得势，天启3年初癸亥京察，东林大胜三党，“党势”达到极盛。之后阉党开始形成。杨涟弹劾魏忠贤、万燝被杖杀是天启4年6月，叶向高致仕于7月，当年11月顾秉谦升任首辅。次年王绍徽、周应秋先后上任，阉党控制吏部和都察院。阉党控制户部则是在天启6年郭允厚任户部尚书后。大致可以说天启初政是在东林和亲东林人士主导下展开的，而天启4年的夏秋之际，是阉党翻转局面的开始。1、田赋加派万历46年（1618）9月，户部尚书李汝华（中立）提议全国除贵州外，每亩民田加征银0.0035两（三厘五毫），当时说是只有一年的临时性措施。次年12月，在辽东经略熊廷弼（楚党）、阅视辽东军务给事中姚宗文（浙党）等人建议下，又加征0.0035两。万历48年3月，在户部等衙门建议下又加征0.002两，起初分归兵、工二部管理，天启2年一并划归户部。也就是说，从万历48年起，辽饷中田赋加派总额为每亩0.009两，俗称“九厘银”。全国总额数是520万两。天启年间，田赋没有再加派，天启2年免去了北直隶的43万两辽饷。同时免去了作为海运基地的山东登、莱、青三府辽饷约10万两。注意，魏公公是北直隶肃宁人，阉党骨干崔呈秀、魏广微、冯铨等人也是北直隶人，要不要说这是阉党给家乡免税呢？然而这时候根本还没有阉党这个政治集团，魏公公也没那么大影响力。恐怕明朝皇亲国戚的庄田多在北直隶的原因更大。实践中，天启6年预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天启7年除了收齐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预征了下年的三成。这样相当于朝廷又临时加收了100多万两。此外天启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辽饷加征改用于镇压奢安之乱了，这样辽饷专款中的田赋加派的收入就减少了82万两，天启3年的额数是348万两。直到崇祯三年，明廷为了应付己巳之变之后大增兵的新局面，在户部尚书毕自严（中立）建议下，又加派每亩0.003两。2、杂项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东林）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据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制表，误作11.6万）。天启2年只收到65万两。天启3年开始规定各省具体份额，其中楚、桂、蜀、滇四省杂项收入同样镇压用于奢安之乱，其它各省共定额181万两。根据天启3年的份额，简单说明杂项中包含的各项目如下：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没有参加辽饷田赋加派，现加收23万两。优免丁粮：明朝官员、有科名者、为政府服务的儒士、吏员等人分别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减免不同数额的田赋的特权，现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万两。这显然就是所谓的“向士绅收税”。以上两条实际上是继续增加田赋收入。平籴仓谷：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万两。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工资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现将“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马夫祇候：类似上条，是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万两。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的督抚和巡按御史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上办差，本无直接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调拨办公经费，且督抚办案有罚金之权，也可充当经费。现将这些经费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万两。以上四条是中央从地方财政中争夺收入。房产税契：房产交易税，税率2%，额征近29万两。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额征19.5万两。以上两条可是向金融、房地产两大暴利行业征的税啊，又不影响“实业”，阉党粉们喜不喜欢？事例：准许民众捐银130两买生员身份，未见定额。生员可以不纳丁银，这实际是在出卖一种免税特权。规定税额很详尽，然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年还是只能交上来60多万两。到崇祯二年户部开始做预算（之前没这事，别信电视剧），把杂项重新规定为97万两，显然是现实面前的无奈举动。这次预算把之前征不上来的“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减去了，但崇祯四年预算中重新出现了这项，并开始征收“生员优免”40余万两，向之前仍然赋予免丁役特权的生员下手。3、盐课盐课加征是天启元年户部主管辽饷的官员新饷司郎中杨嗣昌（大名人啊）提出来的。当时明廷使行“纲法”，规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认购盐引。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4、关税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天启元年在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至于什么“魏公公征收工商税“云云，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要说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当然在位官员并不都是东林）时期定下来的。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是不是魏公公体恤民情，不愿加征扰民呢？当然不是。他这几年增收盐课（注意，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这个还算像话），征收各地方的库银（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他主子修三大殿么。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这件事，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阐明。=============补充，刚才忘了，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组织内部搪塞了。参考文献：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分载《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1、2期。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创建于 作者保留权利
请问东林党哪里阻碍生产力发展了？魏忠贤就没有阻碍生产力发展了吗？？？
“水太凉”这个典故早就被辟谣了。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至若《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则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二人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解。陈寅恪先生一语边道破了这个史实的漏洞，直接将其驳斥为“妄人耳食之谈”，连考证都不屑。更有一点，《扫轨闲谈》既然是为了黑钱谦益降清，那称清军为“王师”，是否有些可笑（也可能是时代原因）。而后人为了黑钱谦益乃至东林党，连陈先生的结论都视而不见。我知道又有一大批看文章只看某一句话的人，说我为钱谦益洗地。我觉得我需要特别声明，我只是把错误的东西给你们指出来，是为了让你们论证自己的结论时，引用的事实是正确的。这样才对得起古人，即使他是个大恶人，但也不能给他捏造罪名吧。所以你们要对钱谦益评价是褒是贬，我不置可否。贬也好，请用正确的史料；褒也好，也请用正确的史料。不然，都是私货。创建于 作者保留权利
所谓“东林党”，其起源是神宗亲政前期政争中失意的一班儿常州籍官员顾宪成、高攀龙、孙慎行等人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聚会讲学。这些人多数对理学有所爱好，且不满于当时流行的王学，所讲的学主要是偏向于朱学的理学。顾宪成等人虽然在乡，但和一些在朝官员支持淮抚李三才入都察院，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的侍读学士王图入阁，借此返回中央。政敌则把他们说成是一个在东林书院为害一方、议论朝政的“党”（古代党是贬义词，东林里大约只有高攀龙曾经说过自己支持组“党”，但被朋友批评）。这些人整体上政治操守是比较高的（偷窥退休阁臣给皇上的密信什么的就不说了），所以有一定声望。在万历末年的红丸、移宫案中，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他当过无锡附近的常熟县令，和东林有关系）异军突起，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他的同年左光斗乘势而起，成为政治红人。其它在光宗一月天下中被起复的东林党人也占据了朝廷要津，并和张居正执政时期被贬黜的邹元标在政治上联合，一时把持了朝政。但反对他们的官员围绕在魏忠贤身边组成了阉党，以熊廷弼案的名义将东林党人或杀或逐，形成天启末年阉党独大的局面。但是，新上台的毅宗皇帝是厌恶党局的，无论是东林还是阉党，因此他要打击阉党，也不希望东林反过来得胜。在崇祯初年，确实又出现了对东林有利的局面。崇祯元年（1628）底，形成了以旧辅韩爌为首，李标、钱龙锡次之的内阁。这三人在天启朝后期都受过打击，整体上是一个非东林但同情东林的内阁。再来看朝廷里另两个在人事方面发言权较大的职位：吏部尚书是天启末年去职、崇祯新起用的王永光，他本是阉党一员，末期在内部倾轧中失脚，但毅宗信任他，让他参与了对阉党的定罪；左都御史是辛亥京察（打压三党的一次京察）里的干将曹于汴，算是东林里的北人。整体看来，东林势力较强，但毅宗也专门安排了非东林的吏部尚书王永光加以制衡。一时“阉党余孽”王永光成了朝廷里的活靶子。然后就是著名的枚卜案，新一代东林领袖“浪子”钱谦益出马要进内阁，把亲东林的北人成基命排在第一位，自己排在第二位。这时乌程人温体仁发难，得到和东林略有关系的少年状元周延儒之助，把钱谦益坐实为“党魁”。这次枚卜因此而中止，钱谦益等人谋划的纯东林的内阁没有出现。到了崇祯二年十月的己巳之变，因为清太宗率军破口，京城危急，毅宗紧急提拔了成基命（上次枚卜的第一名）、何如宠、周延儒和钱象坤一批人入阁，同时钱龙锡则因卷入袁崇焕案而致仕后下狱。何如宠是一个天启后期被打击过的中立人士。钱象坤也是一个中立人士，阉党徐大化还上疏推荐过他。之后，温体仁和跟他关系不错的吴宗达也入了阁。吴宗达在天启后期也有人说他是东林，不过那时候东林只是一个除了铁杆阉党之外几乎哪个京官都可以被骂的污名。一般认为温体仁和周延儒此时在政治上是同盟关系。而经过钱龙锡案的发酵，周、温二人明显得到皇帝支持，韩爌、李标、成基命、何如宠等人相继去职，就形成了周延儒首辅、温体仁次之的新局面。崇祯六年，周延儒被多方攻击而去职，温体仁遂升为首辅，他团结山东、江西等官员，击退了崇祯八年文震孟、许誉卿等东林残党的挑战，最终在崇祯十年致仕。在人事方面，崇祯三年，乌程人闵洪学（参与平定奢安之乱的能吏）代曹于汴为左都御史，次年更代王永光为吏部尚书，五年八月去职，接着毅宗起用天启初年办过辽东粮饷的中立派麻城人李长庚，七年又将其削籍，换上山东人谢陞（黄宗羲认为此人传温体仁衣钵），一直干到崇祯十年初。崇祯四年闵洪学调任吏部尚书后，当年任吏部侍郎，和赵南星共同在吏部对抗阉党的陈于廷代为左都御史，五年被削籍，由工部尚书山东人中立派（似乎和老齐党有关系）张延登接任，七年去职，换上乌程人老浙党唐世济，九年下狱，次年又起用了另一个老浙党商周祚。可以说，在崇祯三年到十年，周延儒、温体仁执政期间，东林党根本难以染指朝廷重要职位。之后东林党的唯一一次大翻身的机会，就是借助崇祯十四年闲居在家的周延儒东山再起的机会，其昔日政敌钱谦益和会试门生复社头目张溥等人纷纷政治献金，要求这位昔日的东林旧友周延儒任用东林人士。果然周复位后，吏部先后由亲东林的李日宣和东林郑三俊执掌，中立的左都御史王道直削籍后，由亲东林的刘宗周、李邦华（邹元标门生）继任。不过，同时支持周延儒还有阮大铖（那位东林叛徒），其结果是起用了他的朋友马士英（弘光朝名臣），所以这次周延儒执政也并不是完全的东林反攻。崇祯十六年五月，周延儒致仕，年底被赐死。这次东林“复辟”就到此为止了。一年后，北京也就陷落了。总的来说，崇祯一朝十七年，东林只有在初年的两年多和后期的十四-十六年间两度占据一些要职，但由于毅宗对他们并不信任，实际权力有限。影响崇祯朝政府行政效率的首先是严重的腐败（周延儒、薛国观都很贪），其次是不停歇的党争（东林与温周的斗争，韩爌被指为“山西党”党魁，浙人、齐人、江西人等等地方势力各成一派）。政府职位完全沦为官员谋取利益的平台和党争争夺的对象。士子为突击科举而结成的文社，竟变成了勾结乡绅把持科举的全国性组织，以至于毅宗和温体仁要用荐举制来打击这种情况。这种局面是万历中期以来长期连续党争的恶果，可以说参与的官员和惯于偏袒大员的神宗、放任阉党打击东林的熹宗都大有责任。编造一些“东林不让收税”的神话（事实上来自江南地区的收入在明朝的财政中一直占最大比率），是虚假而无聊的。创建于 作者保留权利
首先你要确定你评价的是钱谦益本人而不是其他。如果是钱谦益本人，那么顾诚老先生的评价我认为很客观：“钱谦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有苟且贪生之念固然是事实；但他内心念念不忘回复明朝，实际行动上多次冒杀身之祸从事反清复明行动，也不容抹杀。如果抓住钱谦益1645年投降过清朝，短期被迫出任清礼部侍郎作为定论，那么王之仁、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都可以一笔抹杀。”总之就和那些降清以后又反正的将领类似，虽然有投降的污点，但不至于一棒子打死。当然如果他也是一介武夫，那也就是个历史上一笔带过的人物。可惜他还是东林领袖、名士，还是大学者，还是所谓“清流”的代表，所以他不再是他，大家在评价他的时候，实际上讲的都是另一个和他在某些方面类似的人。比如吴晗写钱谦益，就是影射王云五。现在的自甘辱评价钱谦益，同样也不是在评价他本人，而是直接代入了他们所要批判的gz大V，钱谦益只是个幌子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他们说的实际上不是历史上的钱谦益，而是一个标记，一个符号，是一个指桑骂槐的道具，那也无所谓客观与否。创建于 作者保留权利
还有给众正赢朝的东林洗地的，简直像给华尔街呵卵子。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却道水太凉。
关于洗天启皇帝的因为魏阉粉不读书。挖空家底、拿几百万两银子去修三大殿，坐看魏忠贤越出政治游戏规则亮刀杀人，让党局不可收拾，这叫哪门子好？幸亏死的早而已。说杀得好的人，道德上我就不说啥了，政治上也请去看看范纯仁那句关于岭南的名言。是的，我又黑旧党了。创建于 作者保留权利
对天启皇帝的评价以及丑化明代皇帝现象的分析（杜车别）作者：杜车别 9.23号新鲜出炉一、天启皇帝的好学勤奋和对军事边防的强烈兴趣主流历史舆论一直给我们的灌输印象就是，天启大概是一个只会做木匠的白痴皇帝，还是个文盲，喜好的除了做木匠，就是吃喝玩乐。但看《明熹宗实录》发现不是这样，实录中记载天启皇帝御文华殿讲读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军国大事亲自发表议论更是史不绝书。从真正严肃的史料来判断，天启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头脑也是聪敏的，他对军事、对用人的许多意见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我这样说，自然又成了许多人嗤之以鼻的翻案，是哗众取宠。说句实话，对这样的反应是只能报以苦笑的。说到翻案，我们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或者抓住某些小道消息，不经之谈，就大做文章。可是在明史领域的情形，却恰恰相反。许多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深信不疑的东西，才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乃至胡编乱造的结果。考察其史料的源头，都是些私人笔记里道听途说，辗转传闻，或者在一些事实的基础上添油加醋的臆测。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说法得自于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1]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酌中志》的原文是：“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客氏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2]熹宗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说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所谓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自己的揣测。天启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东林党的处境惨了一点，也就难怪天启被丑化成极度无能不堪。刘若愚在写《酌中志》的时候，正是崇祯时期被关入狱中，本身为了急于脱罪，撇清和魏忠贤等的关系，也就难免顺着当时的主流舆论说天启喜欢做木匠，而让魏忠贤窃权了。但从更严肃一点的历史资料来看，天启绝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聩无能只会做木匠的皇帝。就以清修《明史》说好了，尽管在本纪里对天启极尽丑诋能事，所谓“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3]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点真实情形的。比如在明史孙承宗传里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给皇帝讲课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内容都是有规定的。不象现在说书先生一样，光捡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开心的故事讲就行了，其基本内容还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上。孙承宗课讲的好，固然是一方面。但天启皇帝能听这种课程，听的很开心，那也绝对是一有灵性的，头脑聪敏的好学生。同样是《孙承宗传》里还有一处记载，也表明天启皇帝除了对做木匠感兴趣之外，还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看看下面的记载：“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4]。一般来说，皇帝对于边情，听官员的奏报也就可以了。但天启皇帝显然对军事边防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例行公事的听奏报，而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所以才会另外专门派遣东厂人员去探听边防情报。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情报意识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备的，看看后来袁崇焕、王洽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的麻木无能就可见一斑了。那时候的天启皇帝也不过十六岁而已，换现在也就是一个高中生差不多，这就更难能可贵了。当然《明史》的记载毕竟是只鳞片爪的，要想对天启有更全面的了解，还是要看熹宗实录。这里聊且摘录几则内容，说一下。天启元年十二月的时候，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经给天启皇帝上疏说：“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但今之尝朝，既是套数具文，无关于政事。而日讲开陈，时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义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 [5]也就是承认天启很勤奋，经常上朝，也经常听讲。接下来他又担心皇帝退处深宫，会荒废时间。但看见天启批阅奏疏的时候，会经常传谕，说明天启即便在宫内都是非常留神关心国事政务：“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但就是传谕内容过于琐细，要一一回复，对大臣来说也过于繁琐了，感觉有些吃不消：“臣等欲一一言之，则不胜其烦，欲默而不言，则又失辅弼之职”。对此叶向高提出批评，希望皇帝以后注意改进。另外还提醒皇帝，在平时休闲的时候也要注意学习，不要浪费时间：“皇上尤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苍生之大幸也。”天启皇帝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复是：“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兼时事忧劳，何有多暇？卿为辅弼元老，正赖责难陈善，匡朕不逮。览奏具悉忠悃。”[6]也就是我在宫里，每天都在批阅文件，都在阅读经史著作，再加上操心时事，并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但尽管如此，还是很感谢叶向高能够提出批评建议。
二、在军事问题上，天启的见识比袁崇焕和孙承宗要高明而看天启皇帝对许多问题的批示和处理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见识能力，有时候还在他的那些臣下甚至老师之上。我们在正文里提过，在天启六年十一月的时候，袁崇焕曾经上奏疏吹牛，依靠在关外修城屯田，就能够让后金投降。还对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7]那时候我们主要重点是在袁崇焕给魏忠贤拍马屁的无耻行径上，所以没有详细引用天启皇帝的批复。而这里不妨把天启皇帝对袁崇焕这份奏疏的批复详细摘录如下：“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8]这里天启皇帝对袁崇焕的大话以及给魏忠贤拍马言辞没有丝毫顺应，相反针对他的大话吹牛，接连发出了六个排比质问。这一连串极为具体的质问，把袁崇焕的牛皮戳的体无完肤。而且最后更是明确告诫袁说：“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要他还是老老实实做好实事再说，少来这些大言不惭的把戏。这份批复只能是出自于天启皇帝自己的手笔，那些阁臣谁敢在一份对魏忠贤谄谀献媚，歌功颂德，报告形势大好的奏疏的批复中，对魏忠贤只字不提，反而大泼冷水？而魏忠贤对一份边臣大帅，领兵官员给自己拍马奉承示好的奏疏，只会趁热打铁，笼络唯恐不及。又怎么会如此不解风情的浇冷水，言辞训斥？只有天启皇帝自己，才会给出这样的批复！而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天启也不过才21岁而已，嘴巴上的毛都还没有长齐。而他的思维周密程度，头脑清醒冷静却已经远在中年人的袁崇焕之上了。还有我们正文里也提到过的一件事情更说明问题。天启四年的时候，毛文龙的一份塘报里提醒政府，自己接到情报后金和蒙古人勾结，有绕道蓟镇攻入关内的图谋，需要严加提防。《明熹宗宝训》卷四一段天启皇帝给内阁的训示，恰好就是天启皇帝对毛文龙塘报的反应，显示出他对毛文龙情报的高度重视：“上谕内阁，朕览登莱巡抚塘报，准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揭前事。为屡获活夷，斩首级，得获鞑马夷器等件。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9]而当时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的反应却是很麻木迟钝：“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举世要省兵、省饷，而皇上特敕接济文龙，此恢复之大机也。”[10]两相对照之下，显然天启皇帝的见识比起他的老师孙承宗来还要更高明一些。从天启二年以后，后金不但不能再前进半步，反而不断退缩，并非偶然，更不是什么天启皇帝运气好。
三、熹宗重用魏忠贤打击东林党的原因至于从天启四年之后，熹宗重用魏忠贤对东林党人进行严厉打击，这个恐怕不能完全说成是受魏忠贤操纵愚弄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天启面临和他的爷爷万历皇帝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吵架，这样下去的话，国家的行政效率，以及人事牵掣造成的内耗确实太大了，天启确实也头疼的很。天启二年二月的时候，明熹宗实录里有这样的记录：“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览科道官，屡疏纷嚣，全无正论。辽左继陷，皆因经抚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惊忧，昨张鹤呜慷慨自请视师，具见忠义为国。江秉谦妄言乱政，已从轻薄罚，今又结党渎奏，各逞已见。不恤国家之急，臣谊何在？尔部院便传与大小各官，以后务要虚心，协力共图宗社大计。将当行事，务着实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乱言，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11]当时辽东刚刚溃败，全辽丧失，而那些言官们还在不停的争吵，十六岁的天启皇帝实在是不堪其扰，只能训斥他们别再吵了，现在国事都危急到如此关头，你们还要这样争吵不休，究竟是在干什么？过了两个月，事情还是没有好转，那些官员还是成天说空话，喷口水，扣帽子，乱吵架。天启皇帝只能再次训斥：“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徵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12]也就是我上任当皇帝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操劳国事，而你们这些官员在干什么？叫你们不要再互相攻击争吵了，你们还要争吵？再这样下去，我绝不姑息了。可实际上，我们看熹宗实录，后面这类官员争吵的记载还是依然如旧，常常是长篇累牍的奏疏，我攻击你，你攻击我。我给你扣帽子，你给我打棍子。就象网络论坛上，你骂我粪青，我骂你精蝇一样。天启皇帝忙着劝架当和事佬都来不及。但对相关官员的责罚仍旧是非常轻微的，往往就是扣除几个月俸禄了事。应该说在和平时期，这样吵一下，也无伤大雅，反而是政治宽容民丅主的表现。看看现在中国台湾地区，还有日本的议会里，都经常有议员在那里吵架对骂，甚至互相厮打的新闻出现。但明朝当时已经是战争时期了，还这样吵来吵去，骂来骂去的，确实要坏事。天启皇帝头疼万分，但他生性仁慈，也始终无法下辣手来整治。到天启四年，东林党杨涟等人上疏攻击魏忠贤，非要置魏忠贤于死地，恰好让事情发生了转折。说起来这又是东林党吃饱了没有事情干，本来那个时候魏忠贤也并没有做什么坏事，而杨涟等人却已经象打了鸡血一样，将之看成似乎比努尔哈赤还要可恶的对象，咬牙切齿的罗织罪行，非要灭之后快。天启皇帝当然不愿意魏忠贤被处死或流放，而魏忠贤为了保命也要自卫。这样一来，天启就加大了魏忠贤的权力，让他去对付东林党了。原先他狠不下心来做的事情，魏忠贤全给做了，天启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去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无数骂名去把东林党的清流压制下去。但可以说东林党被打下去的结果，绝不是天启因为怠政让魏忠贤操纵的结果，而多半是相反，是魏忠贤被天启皇帝和部分反对东林党的文官利用的结果。天启皇帝既然不能象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用太极推手，用部分罢丅工的方式以柔克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只能用这种辣手了，这并不是他情愿的结果，而是处在他的位置上，为国家百姓利益考虑下所能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
四、天启皇帝重感情、重亲情的性格特点就本身的为人来说，天启可以说在所有的皇帝里也算得上极为仁慈宽厚的一个，他几乎对自己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他对自己的老师好，对自己的弟弟好，对自己的老婆好，对自己身边的仆人好，对自己的奶妈好，他对身边所有的人都几乎非常有感情。对自己的老师好，这是《明史》孙承宗传里就说的很清楚的,“眷注特殷”，“帝不欲承宗离讲筵”，“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廕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天启五年，熹宗同意孙承宗辞职，其实也是出于保全自己老师的考虑。毕竟边事凶险，而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刚刚吃了败仗，朝廷内官员纷纷弹劾，万一再有个闪失，按照明朝的国法，就算天启想要袒护自己的老师都是不行的。所以索性同意孙承宗辞职，赐予各种头衔荣耀，荣归故里，也算是对自己老师一片报答之情了。至于天启皇帝对自己老婆和弟弟感情非常好，可以看《明季北略》里的这条记载：“顺天府丞刘志选，劾后父张国纪，上下旨切责。后贤明，客氏忌之。上幸后宫，顾几上书一卷，问何书？后曰：赵高传也。上默然。忠贤怒，次日伏甲士于便殿，上搜得之，送厂卫。忠贤诬后父谋立信王，欲兴大狱。王体乾曰：‘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忠贤惧，乃杀甲士以灭口。”[13]这里王体乾说“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中的“凡事聩聩”不能理解成说天启昏聩无能，而是说天启在许多事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魏忠贤闹去。但对于自己的兄弟信王朱由检和自己的妻子张皇后感情是非常深厚的。王体乾是告诉魏忠贤，就算用谋反这样的事情也是搬不动信王和张皇后的，一旦天启皇帝生气追查谁在诬陷自己的弟弟，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种记载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当然是天启皇帝对自己亲人感情深厚，不为谗言所动的态度。第二从天启皇帝和张皇后的对话也可以看出所谓熹宗不读书说法的荒谬。第三从王体乾说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可以看出天启皇帝绝对不是某些人想象的昏庸糊涂无能，相反他的才智能力都是非常卓越的，尽管魏忠贤大权在握，但是只要天启一发威，即便仅仅是可能性，仍旧足以让魏忠贤等人感到害怕。最后对仆人好，对奶妈好。天启对魏忠贤的态度，对客氏的态度是众所皆知的了，也就无需我多说了。天启对所有这些人都很好，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因为迎合自己癖好，拍自己马屁，所以他才喜欢他们云云。至少从他对自己老师孙承宗，以及对自己弟弟朱由检的态度来看，确实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是秉性仁厚所致。甚至一开始他对朝廷官员的态度也是很好，这些官员互相争吵，互相攻击，以及对他本人的批评指责，他也都是用很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回应。后来可能是实在痛心于国事在这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官员争吵中愈趋愈坏，也不满于东林党动辄盛气凌人，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的。所以才放纵了魏忠贤施加辣手打压东林党人。关于天启皇帝，如果要全面论述，也还是有许多东西可以说的，但限于本人的精力，这里就暂且说到这里。
六、明朝皇帝被丑化的原因分析关于明代的皇帝，在明人当时的记载里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记载，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平实的记载，有夸张的记载；有亲自接触和认真考证后写下的记载；也有道听途说的流言传闻。但奇怪的是，到了现代，越是那些夸张的、离奇的、荒诞的、古怪的记载，越是被主流历史舆论当成是事实。似乎许多历史学家都是用一种小报记者窥伺明星隐私桃色新闻，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来对待明代历史，唯恐记录不够夸张不够离奇，不能吸引人眼球。而那些显得平淡客观的记载被弃若敝屣，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以这种方式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开始，一直到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丑化了个遍。如果有人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的反驳说，我们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记载和议论，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当然也许这也不能全怪现代的历史学家，这种做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在梁颂成编辑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