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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签到天数: 59 天连续签到: 1 天[LV.5]常住居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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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德鲁克的创见——管理是一支道德力量而不是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为处于道德困境中的现代组织提供转型蓝图和升华指南，精确地界定了德鲁克没有来得及界定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概念，在有效管理和人文精神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本书认为管理者必须关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的根本概念，比如社会价值和标准、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个体性格成长、创新和技术、善与恶的本质、经理人在健康社会里的作用等。本书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哲学，这一哲学建立在古今中外的领导者赖以有效地管理自我、经济和社会的基本原则。本书呼吁所有的管理者，不管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企业家，放弃利润高于一切这一狭隘的商业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将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得益和得意），倡导管理者拥抱那些有助于建立好管理、好商业和好社会的不朽真谛，号召我们对今天的管理实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一切还来得及之前让改变发生，并为此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创意、概念和实用建议。
【参与方式】
活动时间内，直接于本帖后回复，回答问题。
【获奖条件】
1.阅读本书 回答如下所列问题中的某一个，第一个回答正确者中奖。（共奖励10名）
a.&&本书的共分多少章？各章标题是什么？
b.&&德鲁克的使命是什么？
c.&&德鲁克所秉持的信念是什么？
d.&&本书中德鲁克奉行的“人文精神”你认为有哪些？
e.&&书中第35页，德鲁克在哪一年完成了第一部出版的专著《弗里德里希& &•朱丽叶& &•施塔尔：关于国家的保守理论》
f.& &德鲁克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体现出了克尔凯郭尔哲学理念中的哪三个主要元素？
g.&&书中提到洪堡教育理念是什么？
h.&&书中提到安德鲁·赫鲁茨基教授所说的人文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i.& &书中提到新兴的商学院需要和已有的商业学校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化的关键是什么？
j.& &人文学科衰落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驱动力在施加影响？
k.&&人文教育的标志之一是什么？
l.& & 读了本书有什么感想吗？
2.将此活动转发到微博中奖（共奖励6名）。
将此活动转发到微博并在本帖后面回复所转发微博的链接。截止活动结束，所转发的微博又被其他人转发的，转发数最多的前6名中奖；若转发数相同，则取回复最早的为中奖人。
3.盖楼得奖（共奖励4名）
回复本帖，必须是书评或建议或复制喜欢的本书若干文字，第88.188.288.388楼获奖。不得不间断连续回复，否则中奖无效，顺延下一个带88的楼层（如488、588、688等）
4.每人仅中奖一次，不重复获奖。
【活动时间】
2012年7月25日--8月5日
【本期奖品】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五事业部提供的《失落的管理艺术：德鲁克论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书一本，共计20本。（不收邮寄费）
【评奖单位】
由人大经济论坛与清华大学出版社第五事业部共同评选，结果将于8月6日以后于本帖公布
【内容简介】请关注下面楼层本书的试读部分
本书所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学学习方法的结合。作者之一是管理学教授，是管理系统、成本管理和项目管理方面的专家。另一位则是历史学家。两个人的共同之处是与彼得·德鲁克都有私交，并且对其著述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我们对德鲁克著述的共同兴趣也正是该书写作的缘起。当我们在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时，我们就逐渐意识到德鲁克在管理领域的高瞻远瞩事实上有赖于对人文学科及其目标的深入理解。德鲁克自己就曾认为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将其直接与人文学科关联起来。我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探寻德鲁克关于“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论断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且以历史为背景、从实践出发来探寻这一概念的基础。我们自己深信，如果人们能够在商业运作实践中时刻追随德鲁克所设定的愿景，那么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也许会给建设一个更加人性化、更符合道德标准的社会带来一些希望。 本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旨在界定管理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第一章重点阐述多个不同的人文学科如何影响了德鲁克的管理理念。德鲁克构建了一个道德社会的愿景，该社会由有效运作的各类机构组成，他对神学、哲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研究在其著作中有所体现。在第二章中，我们分析了管理学教育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历史性关联，以及这种关联被人为地割裂所带来的代价。第三章探讨的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对人文学科和一般管理学所作出的贡献。由于德鲁克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学和德性理念作为驱动力的，所以我们就探讨由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引发的关于价值观、品格和伦理的一系列问题。正如人文教育自古以来就一直在强调塑造有德性之人，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也不可能无视这些概念。 随后的章节主要讨论将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运用到实践中去所面临的四个主要课题，即联邦主义（第四章）、人的维度（第五章）、领导力（第六章）和社会生态学（第七和第八章）。本书不讨论管理的具体职能领域，比如营销、运营、会计、财务和信息技术，也不包括针对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的详细研究。相反，本书将通过上述四个课题将管理实践和人文学科连结在一起，从而为探索人文学科和管理学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在关于联邦主义的那一章中，我们所揭示的是政治哲学对于现代组织的意义。在第五章中，我们会引用宗教和启蒙理论来探讨建立一个关于人的存在本质的概念性框架的必要性。在第六章中，我们借用美国历史，以亚伯拉罕·林肯为案例来阐述德鲁克关于有效的领导力的概念。最后，我们在第七和第八章中通过对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理论的探讨来评估社会生态学家的作用。 德鲁克认为《联邦党人文集》以及推而广之的联邦主义是“美国对西方思想具有持久影响的贡献。”（德鲁克，1954，p.280）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美国宪法的通过过程中所进行的辩论触及了所有人类组织在进行结构设计和政策制定时所遇到的困难和所进行的权衡。如何面对这些困难、如何进行权衡以及如何应对合理分配权力和进行组织结构设计，这些都将在第四章中予以讨论。 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虽说这些个人都可以表现得像个天使，但他们经常做出一些有悖常理的事情。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人们提供领导力，帮助他们完成组织的使命。第五章的主题就是人们在工作中做展现出的特性，与之紧密相关的是为组织使命的实现提供行政领导力，这是第六章所讨论的话题。 最后，德鲁克称自己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身为社会生态学家，其工作是打造并维持一个社会，其中各类机构都能有效运作。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社会生态学家能够预计到社会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断裂，并且通过兼顾持续性和变革性的流程来管理好这些断裂。从本质上讲，社会生态学的实践就是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实践，其目的在于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各类组织各司其命，有效运作。
中奖名单（由于本次参与度不够，只能评选出15名）：gzxwj ，xiliwubi666 ， babull&&, lonia123&&,louise_1 , Ps星光 , 银河的上游 ,&&niubenben , hansenyi&&,&&ludaojun ,&&fawziya&&,ruhemiadui& &,& &食神 ,&&为何走在一起&&,&&benben521521
请中奖者尽快通过站内短信告知收件人、收件地址、邮编、联系电话、邮箱，我们将安排邮寄。谢谢！PS：1.请于8月24日前联系，否则视为放弃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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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导 论 ......................................................... 1人文学科：历史传统..................................................... 2让当今的企业管理者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加以实践....................... 4结论................................................................. 11第一章&&德鲁克管理学人文观思想的起源 .......................... 13德鲁克的使命：由各种组织机构所构成的社会得以有效运转.................... 14对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产生影响的主要根源................. 18为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提供道德愿景....................................... 34第二章&&管理学与人文传统：..................................... 35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架起桥梁 .......................................... 35人文艺术传统的历史.................................................... 36管理教育和专业商学院的历史发展......................................... 41平行的两个历史：将管理和人文学科链接起来............................... 50第三章&&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贡献 .............................. 53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对人文学科做出的贡献................................. 53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对管理学的贡献....................................... 55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所引发的主要问题..................................... 57具体情境在对传承和变革进行管理时的重要性............................... 69学习的作用........................................................... 73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不可适用之处....................................... 74第四章&&联邦主义与权力和权威的分配 ............................ 75坎特对德鲁克的批评.................................................... 76德鲁克的目标......................................................... 78联邦主义的历史沿革.................................................... 79联邦主义和德鲁克的目标................................................ 85公司联邦主义的原则.................................................... 91通用汽车：公司联邦主义的尝试........................................... 92联邦主义给出的未来教训：一支有效的高管团队.............................. 97结论................................................................ 100第五章&&人的维度与作为人文学科的管理学........................ 101德鲁克的世界观：犹太-基督教基础....................................... 102德鲁克的世界观：人的尊严和权利........................................ 103德鲁克的世界观：人的本性和工作........................................ 105践行德鲁克思想的实例：ServiceMaster公司和Dacor公司.................... 115通过ServiceMaster公司的四个目标推行德鲁克的四个实践................... 125DACOR公司........................................................... 129结论................................................................ 131第六章&&从人文视角来看有效领导力 ............................. 133领导力：不同的诠释................................................... 134彼得·德鲁克的有效领导力模式.......................................... 138亚伯拉罕·林肯：关于领导力的案例研究.................................. 144结论................................................................ 166第七章&&社会生态学和管理学作为................................ 167人文学科的实践 ...................................................... 167方法论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者............................................. 168管理实践者.......................................................... 178社会生态学.......................................................... 183德鲁克的社会生态学方法论 ：“即便生而见之，亦需观而察之”............... 184德鲁克方法论的运用................................................... 186社会生态学方法论的运用：知识工作的兴起................................ 187社会生态学方法论的运用：超级大教会.................................... 193社会生态学案例：通用汽车公司.......................................... 195结论................................................................ 197第八章&&应用社会生态学：为建立一个尚能容忍的希望社会进行变革和创新 ........................................... 199社会生态学方法论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相辅相成的关系....................... 201机会的七个来源....................................................... 201技术：社会中巨大的非稳定性力量........................................ 214技术变革的经验：基于新知识的创新潜流.................................. 215结论................................................................ 217结 论 ....................................................... 219注 释........................................................ 223
我们仍然无法真正懂得如何将人文学科和管理关联在一起。我们也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关联会给双方带来怎样的影响——要知道，婚姻，纵使是最糟糕的那种，也足以让双方有所改变。
——德鲁克，“教授管理工作”
2008年晚些时候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震醒了全世界，公司监管问题成了众多媒体和广大公众口诛笔伐的对象。政府急急忙忙地开始拯救陷于困境的公司，失业率持续高涨，大量工作被外包，而首席执行官们的工资却高得令人咋舌，对不符合商业伦理甚至是违法的商业实践的指责不绝于耳——很显然，在美国公众眼里，企业领导者们已经彻底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道德感、价值观或基本伦理。
美国企业管理阶层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最近所出版的不少专著和文章对此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答，这些专著和文章包括吉姆•沃利斯 的《重新发现价值观：华尔街、主街和你所在之街》（Jim Wallis’s Rediscovering Values: On Wall Street, Main Street and Your Street, 2010），乔纳森•塔西尼的《贪得无厌：自由市场、企业巨盗和对美国的掠夺》”（Jonathan Tasini’s The Audacity of Greed: Free Markets, Corporate Thieves and the Looting of America, 2009）。
那么，是我们培训经理人的方法不正确吗？或者，还是像沃利斯所认为的那样，是我们整个社会已经丧失了是非观？而塔西尼则将一切归罪于美国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崇拜，他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吗？究竟是什么让整个经济和组织领导力罹患重症？对此，众说纷纭，各执一词。
一个人，彼得•德鲁克，将其一生都致力于指导经理人，使之尽可能地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对于权力在组织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遴选和培训有效的经理人，他显然特别有发言权。但是，他最急切的担忧是组织必须关注人的问题；组织必须给每个个人赋予社会地位、职能、社区感和目的性。从这一情境来看，所有组织中对人的管理必须基于对人的本性和文化或共有价值观及道德理解，沿用德鲁克的原话，也就是要考虑关于“善与恶”的各种问题。（德鲁克，1988,p.5）
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企业的企业使命陈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某种伦理规则，但是，很多人仍然会认为有关“善与恶”的话题最好限定在神学或者哲学研究的范畴内——不要带进董事会。但是，德鲁克坚持认为组织需要价值观。考虑到公众眼中商业的形象，或许我们至少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理人和企业主管究竟看重什么，为什么？如果说组织是与人相关的，那么人究竟该从哪里获取自己的价值观？
要针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探讨，方法之一就是认真地看待德鲁克关于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论断。尽管他从未完整地定义过这一概念，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晰的，那就是，他早就构想出了一种关联——承继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人文艺术传统与一个组织实实在在的日常运作之间的关联。
将人文学科和管理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对文化价值的培植和坚守。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文学科的训练一直强调对文明社会中关乎高贵道德品质（善或恶）的信念、行为和观点的培育。如果管理果真如德鲁克所认为的那样，是属于人文学科的话，那么它也同样需要包括在组织中开发大家共享的行为准则和信念。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观点，其实际意义对于当今时代的所有组织而言都是极为深远的，而且完全有可能为挽回美国企业的声誉提供一个一个新蓝图。
人文学科：历史传统
“人文学科（liberal art,单数）”这一说法源自“人文学科（liberal arts,复数）”这一历史悠久的概念。尽管拉丁名词 artes liberales是源自古希腊和罗马，尤其是西赛罗，最早开始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当时对人文学科的定义是一种技艺或者技能，通常是由那些拥有足够多的闲暇时间以及学习能力的自由公民日常进行操练的技艺或者技能，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隶属于社会统治阶层。当时的人文学科训练意味着将公民训练成社会的领袖。也因此，人文教育的理想是向受教育者灌输行为和品格准则、知识和文本能力、对社会性价值和准则的尊重以及对知识和真理的理解能力。
人文教育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相应的变革，从一开始的基督教教堂到后来的世俗大学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课程加以调整。但是，对于远古传统价值的强调，以及为了实现“人的完善”这一目标而将道德价值世代相传，这一切始终是人文艺术理想的核心。
在美国，宗教性的人文学院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大型研究型大学都是以欧洲先驱为楷模建立起来的，当然它们也根据具体情况对课程进行过调整，但是即使是最早期的商学院也通常会要求其学生获得某种形式的人文学科培训，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格发展”或者灌输道德价值。
因此，尽管从来就未曾有过放之四海皆准的大一统的人文学科课程，有一点确实是保持不变的，那就是，所有学校都会努力向学生们灌输一系列为众人所认可的价值观或者文化信念。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当然也会与时俱进地改变，但是其大目标却从未改变。最终，是人文学以及形式多样的具体表述试图界定，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或者文化中，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对的，公正的。当信仰的传统背景从异教徒社会发展到基督教社会直至今日的世俗社会，传输人人共享的价值观这一理念依然存在，只是变得愈发复杂。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什么构成了“对”的和“好”的？是谁或者靠什么来下定义？人们靠什么样的坐标来确定这些价值观，显得非常重要。对这一问题的纠结也就是对某些价值观的合法性和普世性的纠结。最终，这将引发一系列更为宏大的神学或者哲学问题：也就是德鲁克所关心的“善与恶”问题。
这些宏大问题并不是只局限于象牙塔中；里克•华伦在其极为畅销的《有目的的生活》（2002）一书中指出，当下全世界兴起了一股探寻生命中最重要问题之答案的热潮，这些问题包括“我怎么会在这儿？”以及“我的生活目的究竟是什么？”要想灌输一种人文学科思维方式，那么就需要不间断地探索能够促进基于传统的价值观的最佳方式，即便此传统本身也可能随时间而演变。现在，人们应该认真听取苏格拉底的劝告，好好地检省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未经检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时至今日，在大众眼里，人文学与美国社会和教育之间已然是毫不相关了。过去的人文教育，其目标似乎过于聚焦于精英阶层，丧失了文化应有的敏感性，对今天那些前程远大的企业主管和专业人士来说都显得完全不切实际，更不用说那些中层管理人员或者新兴创业者们了。人文学院大刀阔斧地重新设定其课程和入学要求，当然也重新调整其态度，以求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继续生存下去。尽管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人文学科的不断衰落至少部分地造成了我们当下这种罔顾一切代价，一味贪婪和逐利的社会氛围。
拉凯什•库拉纳在《从更高的目标到被雇佣的帮手》一书中指出，商学院最近总是在不断地强调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把它作为衡量组织成功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事实上是将专业管理人士贬低到了不过是“被雇佣的帮手”而已。由于这些被雇佣的枪手除了对自己，无需对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承担责任，其内心深处也就不可能认为自己需要对社会或者对雇佣自己的组织怀有更多的道德、社会或者伦理义务。
在《管理学》再版本中，彼得•德鲁克，这个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伟大思想家，将管理学划归为一门人文学科：
因此，管理学应该被视为传统所称的“liberal art”：“liberal”是因为它关注的是最为根本的知识、自我认知、智慧以及领导力；“art”是因为它是可资实践和运用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洞察，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伦理学，也应该运用自然科学。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知识时需要聚集实际效果和最终结果，就像治愈一个病人，教好一个学生，建造一座桥梁，设计和销售一套“使用界面友好”的软件那样。（德鲁克，2008, p.25）
德鲁克深信，在当今这个社会，管理学在维持人文学科的充沛生命力方面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从这两种教育形式之间看到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关联。人文学科能够给管理实践带来智慧和自我认知，而管理则可以“成为一门学科和实践，通过它，‘人文学科’将在其中再一次赢得人们的认同，产生应有的影响，并且贴近人们的生活。”（德鲁克，2008, p.25）事实上，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来加以实践，能够让管理学回到其最初、最符合其本意的专业地位。
让当今的企业管理者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加以实践
如果彼得•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说法有道理， 那么管理学必须重新回归人文教育的最初理念，而这些理念对于商业中有关“专业性”的概念以及德鲁克关于“博雅之人”的概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将管理学人文化的困难就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象牙塔”般的学院与商业的“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人文学科传统的历史沿革通常包括为“真实世界”培养政治、法律、医学和宗教方面的领袖人物。将经典的人文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协调起来、融合到一起，这是美国一个悠久的传统，从最初清教徒殖民者——利用哈佛大学来培养社区领袖，一直到后来我们的建国者们——希望那些被遴选来管理国家的人能够拥有共和精神的美德。
关键之一是重建人文学科和管理学之间的关联，恢复两者之间曾经有过的紧密联合。人文学科的目标与重在实践的专业人士之间的关联可能已经失落了，但是它也是能够恢复的。在德鲁克看来，“去展示并体现出价值，去创造愿景……并引领众人”这一重任应该落在人文学科肩上。（德鲁克，1994, p.63）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也对实践者提出了承担上述责任的要求。
在本书第一到第三章中，我们会给大家展示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理念的思想框架，随后是探讨管理学和人文学科曾经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后来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该部分最后将整体性地回顾一下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潜在贡献，以及关于管理学作为视为人文学科不是什么的一些注意事项。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会展示一下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是如何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这部分主要聚焦于实践者们通常会遇到的五个主要问题：组织内部（以及组织在社会上）对权力的使用和滥用；人类存在的本性以及对管理的启示；领导力；“社会生态学，”即为识别和把握潜在威胁和机会而对组织内外部各种因素进行观察的过程；最后，就是创新和技术所承担的角色问题。在涉及到这些话题的每一章，我们都会展示某一人文学科如何帮助管理实践者提升绩效的：通过提供不同的视角，通过提供一面新的看问题的棱镜，通过丰富管理者对其诸多责任的认知。
那么，为何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管理学是人文学科呢？书中会提供很多案例，但是这里我们特别介绍四个称得上是管理失败的特定事例，这些事例为我们在当下这一关键时刻把管理学视为人文学科的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四个事例从根本上显示，把管理学视为人文学科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会给当今世界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
关于权力的教训：高盛的“过于庞大不能任其倒塌”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专著《大而不倒》（Andrew Ross Sorkin’s 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 and Themselves, 2009）一书在描述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谈到了权力关于集中问题。正如索尔金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掌管着美国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主管者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他们使整个全球金融系统脱离了正轨，而联邦政府在分散或遏制其权力方面完全不作为。没有任何案例比高盛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明显不过地展示出了权力高度集中、根本不受监管的这一状况。
基于2008年颁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很多公司都得到了政府的资助，高盛也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在2009年4月偿还了100亿美金的政府贷款，在同一年第二季度公布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达30多亿美金之多。高盛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所拥有的深远影响力在华尔街是路人皆知的，但是接受TARP紧急援助，加上《滚石杂志》调查记者马修•塔伊比所发表的一系列公开报道，使得这个投资银行的所做所为一下子曝露在众人眼前了。2010年4月，美国联邦检察官开始对该公司可能存在的欺诈行为展开公开调查。美国证监会（SEC）特别控诉高盛向投资者出售抵押贷款衍生产品的行为，这些衍生产品是由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公司帮助选择并进行包装的，而该对冲基金公司同时也在对赌这些证券产品的价值会下降。高盛在2010年7月与SEC达成了协议，在不承认错误的前提下同意支付5亿5千万美金的罚款。（,2010）
高盛在买卖双方所获得的巨额盈利，一部分来源于对其无所不在的权力的巧妙利用。公司从抵押借贷协议（一揽子贷款衍生产品，即统称的Abacus）的交易双方都获取了高额利润。公司充分利用自身与零售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扮演既推荐又贬损某一投资产品的双重角色，攫取双重回报。更令人担忧的是，高盛利用了自己巨大的影响力整合了无数包含衍生品在内的交易，这些交易极为错综复杂，其中很多都对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书中将会讨论到的案例，即该公司卷入2010年的希腊债券崩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但这已经足够表明高盛的行为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使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各类组织由于权力不受约束而引发的问题。（Carney，2月15，2010）
德鲁克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他也发现政治学理论（特别是有关联邦主义的概念）用来作为在组织内部控制权力的一种方式方法。属于人文学科领域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可以为我们探索组织内部权力的本质提供很多机会。在人文领域的众多文献中，尤其是在那些分析政府机构的作品中，其主题都是人追求权力以及滥用权力的倾向。每一个曾读过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一书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本写于1513年的作品的主题就是有关权力的（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只会想到马基亚维利的论断所隐含着的负面意义：他为严苛的独裁者寻找正当理由）。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尤其是对政治理论的理解，能够帮助管理者更为深入地理解当代社会由于权力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难题。在本书中，我们会聚集于十八世纪美国宪法的拥护者们所信奉的联邦主义理论。德鲁克认为，联邦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以移用到现代工业组织中；他对此的实证描述也充分表明人文学科的某一领域如何有助于当今的各个企业意识到以高盛和全球金融危机为代表的由于权力不受约束所引发的严重问题。
人性带来的教训：英国石油公司扭曲的价值观
日，英国石油公司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号石油钻井平台爆炸，导致11位工人丧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糟糕的石油泄露事件。到5月下旬，英国石油试图阻止钻井口泄露的各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了。尽管到了6月份，公司终于能够开始收回泄露的石油，但是很显然该事件对周边环境所造成的损害是巨大的。不断有报告登载许多令人心碎的照片，展示了全身浸满石油的海鸟和被彻底破坏了的野生动物保护基地。由此付出的经济和人力代价也是不断上升；路易斯安那州渔民的潜在收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了，而美国南部沿海的各个区域早先就已经遭遇到了经济衰退，如今更是因为丧失了大量旅游生意而雪上加霜。在经过几个月试图阻止石油泄露的努力之后，英国石油公司最终在日将油井堵住了（BP.com,2010）。
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要处理好这一环境灾难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英国石油公司对这一事件的回应以及从随着灾难的不断发展人们所逐渐掌握到的信息来看，这一切都表明该公司的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英国石油公司对于每天可能泄露的石油数量的预估后来证明远远地少于钻井的实际泄露数量；该公司的官方数据宣布每天泄露的原油大约是20万加仑，但是根据第三方科学家的估计，实际泄露数量可能高达每天50万加仑到100万加仑。最初，英国石油公司使用了一种化学分解剂来分解原油；这种化学品被证明会毒害到水生贝壳类动物的生存，因此很多人开始担心使用这一化学品会给那些受雇来清理海湾的工人们带来负面影响（Cruz and Cart, 2010）。
但是，也许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英国石油公司总裁托尼•海沃德对该事件的回应。海沃德大大地缩小了这次泄露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认为只不过是“非常非常一般的影响”，并且说清洁工人之所以会生病更可能是因为食物中毒而不是由于化学品影响，他还制作了一页广告，他在上面充满遗憾和委屈地说：“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够恢复原状。”所有这一切显然不应该是一个需要对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危机负责的公司的掌门人的表现，他应该表现得充满歉疚之心才对，也无怪乎他随后就被撤了职。比英国石油公司在这次泄露事故一发生后的回应更糟糕的是，事实上，该公司早就有理由怀疑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台会出问题。该公司后来向国会调查员承认，在爆炸和随后的泄露事故处理中他们犯下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包括无视在这次事故发生之前不久钻井表面就出现过的一些不寻常现象，而决定继续钻探（Power，2010）。看来，英国石油公司长期以来就劣迹斑斑，经常不顾自己的行为可能给人和整个环境造成的伤害；而根据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的说法，该公司确实存在“严重的、系统化的安全问题” (Morris and Pell, 2010) 。
英国石油公司造成的这些麻烦究竟有多大，显然还有待时间来告诉我们，但是从这一可怕的事件中，我们确实可以得到很多教训。很显然，石油泄露展示出了一旦丧失了价值观之后会后果将会多么严重。对于利润的一味追求，在这一事例中，是指无休止地攫取地球资源，已经彻底压倒了对于逐利行为给自然环境带来的风险的关注。人类和其他生物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组织的价值观被扭曲了。
在德鲁克看来，在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所展现的所有方面当中，人的一面是最最重要的。这很大部分是因为，在德鲁克有关管理是形成一个由各类机构所组成的道义社会的方式这一整体概念中，强烈的犹太-基督教教义是其重要基础。对于德鲁克而言，管理是一种道德力量，而不仅仅是一个服务于非道德的市场的工具而已。因此，我们强调德鲁克管理理念中的犹太基督教根源，该根源更多地是汲取于宗教和道德哲学方面的人文学科。这些人文学科的其他一些传统也同样能够帮助管理者意识到有关人的尊严问题，理解管理者自己所做出的运营决策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并且能够更多地考虑到自己除了个人欲望或者自己所在的组织的具体要求之外，还要对其他事情负有应尽的义务。
德鲁克发现，儒教伦理有关道德行为的根本准则同样适当于一个组织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这些根本准则包括：
——对（利益相关者之间）最根本关系的清晰定义；
——关于人们言行举止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则，也就是说，这些原则适用于任何一个个人或者组织，而且根据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各个职能和关系；
以及最后，
——一套行之有效高效的组织伦理，事实上，这样一套组织伦理如果希望能够被视为得到高度重视的伦理，那就需要将使每一方的利益都得以优化的行为界定为正确的行为，这样才能够使所有的关系都是有建设性的、互利的、和谐的。（德鲁克，1993,p.213）
很显然，德鲁克关于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更多地援引了历史上人们对生活中“善”与“是”的探求；这一概念需要对“正确的行为”进行清晰界定。将哲学智慧融合进管理实践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未来再度发生诸如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号噩梦之类的人为灾难。
领导力教训：丰田问责制的缺失
2009年10月，各大媒体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失控了的汽车”的报道，报道说丰田汽车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会突然加速。迫于舆论压力，丰田汽车公司发布了召回通知。市场上一家汽车安全咨询公司记录了2000起突然加速事故，造成了16人死亡、243起人受伤。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车型，而是涉及到了公司旗下热销的佳美瑞、普锐斯、Tacoma以及 Tundra，还有雷克萨斯系列的几款车型。媒体报道了发生在遇到突然加速问题的车主身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Rhee，2009）。这些新闻报道给这家汽车制造商曾经闪亮的品牌声誉笼上了一层阴影。
丰田向来以制造高质量的汽车而闻名于世，因此这次召回事件对于其品牌与可靠性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公司来说，实在是极不寻常的。但是，丰田公司管理团队对于该次召回以及突然加速问题的处理把情况搞得一团糟，最终发展成一场公关噩梦。公司的主管们在各个层面都未能展示出有效的领导力，包括他们对加速问题报道的最初反应以及他们对于客户问询和要求的处理方式。
对于其汽车突然加速的抱怨，丰田的最初反应是告诉车主们拿掉座位前面的脚垫，说可能是加速踏板被驾驶员座位下的垫子给压住了。2009年10月，公司召回了几款车型，更换了踏脚垫，生成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没有了脚垫的汽车仍会毫无预示地突然加速，而政府也开始关注了，认为该公司可能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2010年1月，丰田再一次召回汽车，这一次是更换汽油踏板，而不再是脚垫了。在这次召回中，公司承认确实存在一个与加速踏板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丰田很多车型中的汽油踏板有可能突起，从而使汽车因加速失控。
尽管进行了很多次召回，但是丰田汽车突然失控的事故仍然没有停止，这就使得不少人开始猜测，真正的问题在于由软件操控的汽车刹车系统。最终，2010年在1月份，丰田中止了所有相关车型的销售。根据美国国家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 NHTSA)，从2000年到2010年5月中旬，大约有6200个与丰田汽车突然加速有关的客户投诉；这些投诉包括89次死亡事故，比起先前报道的要多得多（, 2010）。
2010年2月，NHTSA着手调查丰田通过召回来解决汽车失控问题这一决策的时间安排是否恰当。基于那次调查，美国交通部(DOT)裁定丰田公司违反了联邦消费者保护法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NHTSA的调查揭示，丰田公司早在发布召回通知之前就知道自己的汽车加速踏板存在问题。而且，该公司没有根据联邦法律的要求在五天内将该问题汇报给NHTSA。考虑到丰田公司的过失行为，该机构开出了最高额度的罚款，是NHTSA有史以来针对汽车公司所执行的金额最大的民事处罚（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2010）。
丰田管理团队在很多层面上都未能展示出诚信和有效的领导力。首先，他们未能及时地、毫无隐瞒地承认加速板突起问题（而且未能根据要求及时告知联邦政府相关部门），这就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感觉到他们似乎是在有意隐瞒一个确实存在的安全隐患。领导力方面的诚信不仅仅是指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承担应尽的责任，同时也包括要尽可能地缩小一个组织在运转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正如政府调查所显示的那样，丰田公司的主管们已经知晓加速板存在突起问题，但是他们最初的选择是拖延采取行动，反而责怪脚垫和车主自身的行为。
其次，消费者通常并不太了解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汽车安全。对于突然加速这一问题，丰田公司给出了很多种不同的解释，这就使得经销商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地应对消费者提出的疑问。而在最终意识到加油踏板存在问题并发布了召回通知后，丰田应该马上解决这些召回的汽车所暴露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该公司都没有一个制定计划来修理这些汽车（Bunkley and Maynard, 2010）。
最后，面对突然加速问题导致人们丧失生命或受到伤害，丰田领导层死板的回应让美国民众感觉到该公司的冷酷无情；丰田公司曾经拥有一个高品质的企业形象，而现在看来它不过就是另一个贪得无厌的企业，不断利用美国消费者为谋取利润而已。对于这些企业领导人而言，利润和增长显然比提供安全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更加重要。
丰田章男，丰田家族第四代长孙，在2010年2月份出席了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在这次听证会上，他说：“坦白地说，我担心我们的发展速度有可能过快了，”以致于牺牲了品质（, 2010）。
德鲁克深信领导者要有诚信和正确的价值观，要致力于员工的发展，并且强调绩效和结果（当然不仅仅用金钱来衡量绩效）。对于高效领导力最有效的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分析领导者自身的素质和行为。历史学能够帮助研究者们更好地理解在实际行动所体现出的领导力。不管是分析历任总统所做出的决策，还是分析社会抗议活动中的领头人，或者过往历史上有效的经理人，人们对于领导者的历史性研究总是能够为今天的管理者们提供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面对由于所处环境变幻莫测而产生的许多艰难决策。在丰田的案例中，如果该公司主管层能够对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进程有个粗略的理解，并且明白该运动的领导者是如何推进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政府对二十世纪早期工业化组织的革新的话，那么就会足以让他们明白，在早期就公开透明地处理这些汽车失控问题是必要的。丰田章男的话说明该公司的领导层已经丧失了有效的领导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
社会生态学／创新带来的教训：Massey煤矿无法与时俱进
日，西弗吉尼亚州的蒙特考尔，梅西能源公司所属矿区上大支巷煤矿发生爆炸。最早的报道是说有25个矿工当场死亡，救援人员试图寻找到4个失踪的矿工。焦虑万分的家属和镇上的人们祈祷能够听到有关这些失踪者的消息，四天后，眼看着能够找到这些人生还的希望破灭了，人们的努力逐渐从救援转向恢复生产。这次甲烷爆炸导致了29死死亡，使得上大支巷煤矿事故成为40年来美国最为惨重的煤矿事故。
煤矿开采本身就充满了各种风险。这类企业的管理工作特别需要时刻关注工作环境的变化，随时掌握那些可以降低风险的新技术，了解与工人安全相关的行业趋势，了解其他外部或内部机会之所在，包括公众认知的变化。德鲁克创造了“社会生态学”这一专用术语来描述对于这些因素的系统性评估。梅西能源公司缺乏的正是这种社会生态学的洞察，因而无法看到最终引发爆炸事故的预警迹象。
在西弗吉尼亚悲剧发生之后，媒体报道说在爆炸发生前一年，梅西能源公司所属矿区上大支巷煤矿就已经被检查出在很多方面违反了安全准则，包括38项通风要求违规以及37项有关现场有明火材料的批评。联邦调查局对公司进行了犯罪调查，指控该公司存在玩忽职守现象，并对公司代表曾经贿赂联邦矿产监察代表的传闻进行调查。公司总裁唐•布兰肯希普写于日的一份备忘录被公开了，这份备忘录表明该公司主管曾经警告其下属只管“多挖煤，”除此之外漠不关心。因为“只有煤才能替我们付账单，”这导致公众舆论一片哗然，指责声此起彼伏（Hamburger and Zajac, 2010）。
早在上大支巷煤矿事故之前，梅西能源公司的安全记录就曾经引发了不少问题。2008年12月，一批机构投资者共同起诉了梅西公司董事会，指责他们违背了监管职责，其中部分原因是后者忽视了许多安全问题，导致了工人受到伤害甚至死亡。尽管最后该集体诉讼中止了，但是这次诉讼使得公众掌握了不少有关该公司的信息，包括布兰肯希普的管理理念和风格。有许多证据表明，在布兰肯希普的管理下，梅西能源公司总是以利润为先，甚至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另外，布兰肯希普奢靡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是广为人知，这种生活方式完全靠是公司高额的薪酬待遇来支撑。（“煤矿大佬布兰肯希普被起诉忽视工人安全，”2010）由于这样一种“盈利底线最重要”的思想弥漫在梅西能源公司自上而下的管理层当中，该公司只聚焦商业的一面，那就是利润，因而忽视了影响其陈旧经营模式的一系列因素。
最明显的疏忽就是梅西公司总是牺牲员工的安全来强调“多挖煤”。尽管已经有许多安全违规项存在了，公司仍然不愿意承认上大支巷煤矿所发生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一有力的证据表明该公司无法在其运营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公司工作环境变得极为危险、迟早会导致悲剧发生这一趋势。梅西公司管理层同时还不承认有关煤矿生产和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大量证据。在2008年召开的煤矿行业大会上，布兰肯希普认为那些报道全球气候变化的记者是“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很多个场合，他都将环境保护主义者称为“绿色狂人”（Boselovic, 2010）。当然，布兰肯希普作为一个CEO,其奢靡的生活方式和令人咋舌的报酬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政府进行TARP救援计划之后更是令公众愤慨不已；在一个失业率高居不下的时代，大肆挥霍企业资产显然绝非明智之举，更何况自己的公司刚刚发生了一次致使29个工人命丧黄泉的可怕事故。2010年12月，布兰肯希普（被迫？）宣布自己将会在年底退休 (Maher and Chon,2010) 。
为了践行社会生态学，德鲁克要求管理者意识到变化是一种常态；管理者必须时刻意识到断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对于自己所在组织的各项活动来说可能预示着威胁或者机会。在如何敏锐地捕捉到并理解这种会给组织造成潜在影响的大规模外在变化时，社会学科会给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经济学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管理者提供帮助，但是并不仅仅是指从财务角度来理解运营。2009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展示了理解当代（以及古典）经济学给当今管理者所带来的裨益。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印第安纳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加州伯克利大学）。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获奖是基于他们对帮助人们理解公司和公司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贡献。奥斯特罗姆深入研究了当地自主组织在管理财产方面所承担的角色，她证明了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除了私有化和政府管控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机制可供选择。威廉姆森的研究指出了组织需要让市场力量来做决策的时机以及管理者应该施加影响的时机。许多现代经济理论都涉及人的决策过程所起到的作用，因而帮助管理者更好地评估自己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下的位置。
人们可能会问，如果梅西公司的领导层在其日常煤矿运营中能够理解经济学或者另外一个相关联的人文学科的话，事态的发展又将会是什么样的。布兰肯希普和该公司其他高管并没有意识到其生意并不只是“多挖煤”而已；它关乎对运营所造成的环境代价和人的代价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在当下人们对于能源生产和使用以及企业责任的态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一社会趋势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梅西能源公司发生在西弗吉尼亚的悲剧也许能够成为从整体上改变这一行业的推动力之一。有人已经预计，这次灾难会引发新的安全监管，增加新的环境限制，增强对整个煤炭产业的公开审视（Mulkern and Reis, 2010）。如果梅西公司能够践行一点社会生态学，在关注自身运营同时也能关注自身以外的大趋势，那么才可能减缓变革给这个行业造成的颠覆性影响。
界定管理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大意义，德鲁克将这一任务留给了其他人。考虑到人文学科起源的历史背景，以及人文学科和专业教育在美国所承担的责任，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教育管理者，以及究竟应该如何将管理作为一门专业。通过让我们的学生和管理者接受管理是一门人文学科并为此做好准备，我们的社会可以不断地扩展人的能力，从而能够以一种不论是在道德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担负起管理责任。
人人皆知彼得•德鲁克是一个观察家，他总是试图“看到已经发生了的未来。”在日与鲍勃•班福德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将其对美国文明的反思和盘托出：
在两周后阿斯彭所举办的研讨会上，作为主题发言人，我想我恐怕会变成一个极不受大家待见的人，因为我将告诉大家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经济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都是社会问题。但是，这些社会问题会层出不穷。今天凌晨三点中，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你恐怕不会知道我需要靠不断祈祷才能摆脱深深的绝望感，而且到现在我仍未能摆脱掉这种绝望感。是的，我明白，而且正是因为我们内心意识到了绝望这一事实才是唯一件令人乐观的事情。（Buford, 1993,p.3）
在《明日地标》一书中，德鲁克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精神价值是为了塑造文化。在第十章“今日的人类情形”中，德鲁克探寻了人们究竟在哪些方面才能融入后现代社会这一问题：“人们已经掌握了足以从肉体上和道义上摧毁自身的知识”（德鲁克，，p.257）。在此，德鲁克所特指的是行为科学知识的进一步拓展，这些知识能够“将人们转化成为一种生物机器，该机器受恐惧和其他情感因素驱动，是一种没有信仰、没有价值观和原则、没有同情、没有自尊以及没有人性的存在”（ 德鲁克，，p.258）。对于这种现象，德鲁克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寻求精神价值的帮助，从而指导大家如何更好地利用因为掌握了全新的知识而获得的权力，去服务于人类的最高利益。
德鲁克本身就深受自己所接受过的人文教育的影响，这一点使得他能够看到社会和管理所具有的道德和精神之维。但是，我们是否能够为他的观点找到确凿可靠的实证性和历史性证据呢？我们认为能。经济历史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就深信美国当代最紧迫的问题是精神资产而不是物质资产的获取和平等分配：
尽管我们不能忽视以往所获得的财富的集聚，美国平等主义理念的未来将会激发全美人民的能力，将持续的经济发展与全新的平等主义的改革结合起来，这些改革措施所针对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急迫的精神需求，既包括俗世方面也包括宗教方面的。精神（或者说非物质的）上的不平等问题，如今同物质上的不平等问题一样严峻，甚至更严峻（Fogel，2000，p.1）。
在《资本主义的灵魂：开辟通往道德经济的道路》一书中，记者威廉•格雷德 认为，完全可以将美国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使之“更符合整个社会的广泛的价值观，”（Greider，2004，p.48），这种说法本质上是将经济发展的引擎与人文目标捆绑在一起。
社会学家罗伯特•武德诺在对美国历史长期以来试图将宗教价值观和经济发展调和在一起的努力进行了追踪研究，他指出，在当今社会，“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Wuthnow，1994，p.36）。不只是德鲁克，还有很多人，已经在商业和管理世界的日常运转中考虑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认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回归人文理念事实上可能会使管理学再一次体现出其对于“真实世界”的价值。此起彼伏的企业丑闻，高高在上、毫无道德感的公司高管，所有这一切激发出了反对管理作为一种专业而存在的公众情绪；正如这篇导言所给出的四个简短案例以及本书中多次提到的众多其他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变革的呼声清晰可辨。管理学如果想要挽回作为一门真正的职业的声誉，也许唯一的希望就是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付诸实践：将对共享的文化价值观的深刻理解作为管理学的基石，并不断通过教育来传承、通过管理者行为来示范这些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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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著作中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起源
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来自彼得•德鲁克的著作。
德鲁克曾经说过，他自己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强调管理学应该聚焦于人和权力；聚焦于价值观、结构和体制，以及在所有这一切之上的责任，归根到底，就是要在管理中将管理学视为一门真正的人文学科。”不过，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定义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其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最早陈述出现在1988年，当时他说“管理学本身就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也应该隶属于人文学科。它不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技能而已。它不能只关注结果和绩效。”后来，在1989年出版的《新现实》一书中，他是如此解释管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观点的：
因此，管理学应该被视为传统所称的人文艺术学科：说它“人文”是因为它关注的是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这些最根本的东西；说它“艺术”是因为它是可资实践和运用的。管理者应该学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所有知识和洞察，这些学科包括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伦理学，甚至包括自然科学。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些知识时需要更聚集于提升效率和最终所结果，比如治愈一个垂危的病人，教育好一个学生，建造起一座桥梁，设计并向市场推出一套“使用界面友好”的软件。（德鲁克，2008, p.25）
根据德鲁克的观点，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借助的是有关知识和教育的传统。这一传统表现为一种自我发展的形式，人们通常将其定义为人文艺术传统。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传统及其历史沿革。一言以蔽之，人文艺术教育通常强调的是在人文学科、科学、数学和艺术方面覆盖范围更为宽泛的训练。尽管学习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也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会涉及灌输价值观、培育人格或者培养良善公民以及教授更广泛的有助于实际操作的技能，例如批判思维和分析能力。在很多方面，人文教育总是通过解释自己不提供哪些教育来对自身加以定义的，说到底，人文学科是不提供职业培训的。人文艺术学院经常强调其课程主要是为生活中更高层次的道德问题提供解答，而不是为特定的职业去培训本科生。 德鲁克关于管理学属于人文学科的概念也回应了下述理念：知识应该给人带来智慧，应该受到道德方向的引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还是会涉及到实践和具体应用的，也就是所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包括了当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遇到问题时能够运用到从人文学科中汲取到的智慧和道德教训。
就其本质而言，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是众多学科的综合，包括神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理论、心理学以及德鲁克所说的社会生态学。通过对德鲁克一生和其管理学著述的回顾总结，我们首先要研究几个促使他提出管理学隶属于人文学科这一看法的人。这些讨论可以让我们逐步理解我们究竟该如何运用人文学科和管理学理论中的特定知识来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以及个人发展等议题。
德鲁克的使命：由各种组织机构所构成的社会得以有效运转
管理这一术语只是更多地跟私有企业关联在一起。许多人通常都会认为彼得•德鲁克的著述只涉及商业管理领域，其唯一的读者是企业主管而已。事实上，德鲁克的使命远比这要宏大，其所研究的主题包括了人类本性、善与恶以及存在的实际意义等重大问题。人们通常会忽视德鲁克著述中的哲学、神学以及道德成分，尽管事实上德鲁克自己经常会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内容的存在：
管理的环境和目的都是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由人组成的社区，因为工作的纽带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是家庭纽带以外最强大的纽带。也恰恰因为管理的对象是基于工作纽带、拥有共同目标而连结在一起的由人组成的社区，因此管理总是避免不了处理人性问题，也正如所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管理还需要处理善与恶的问题。我在做管理咨询师的过程中所学到的神学内容比我讲宗教课时还要多。
因为人是管理学永恒的主题，所以德鲁克主张，管理实践必须致力于创造和维系健康的组织，使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也因为管理是与人打交道的，因此德鲁克认为管理者必须不仅能够解决有关效率和利润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解决道德、精神、情感健康和尊严之类更宏大、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
德鲁克之所以产生管理应该以人为中心这一观点，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背景。1909年德鲁克出生于一个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阿道夫是一名政府官员，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母亲卡罗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同时还研习过医学。德鲁克家中的常客包括作曲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诗人以及其他知识分子。
18岁时，德鲁克来到汉堡，后来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国际法，同时还兼做证券分析师。1929年，他成为《法兰克福纪事报》旗下的一名金融记者，后来成为负责政治外交和经济新闻的编辑。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鲁克前往伦敦，担任一家银行的经济师。后来，他担任过几家英国报纸的驻外记者，1937年移民美国，开始了后来获得极大成功的写作生涯。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在该书中，他试图向人们解释纳粹极权统治（以及斯大林俄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德鲁克认为，极权主义之所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实现各自做出的有关经济平等的承诺。德鲁克描述过这样一种情形：在其中，整个社会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这些意识形态能够给人们提供经济平等和自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表明，被德鲁克称为“世俗信条”的这两个意识形态，哪一个也解决不了当时德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经济人”这一理念，即通过物质繁荣（资本主义）或者是经济平等（马克思主义）的承诺来定义人的价值，如今已经没有意义了。结果，“在万般绝望中，民众去求助那个信誓旦旦地承诺化不可能为可能的魔术师。”当理性系统无法奏效时，非理性承诺开始给人们带来一线存在尚有意义的希望。因此，欧洲拥抱了一个新的对于专制的信仰：德国的希特勒、俄国的斯大林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在实行专制。“经济人”被“英雄人”取而代之了；这一新“人”的主要特征是“他时刻准备着牺牲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坚持‘内在平等’——所有这一切都独立于他自己的经济地位。”
德鲁克总结说，要避免诸如极权主义这种非理性的解决方案，唯一的一个办法是创造一个基于自由和平等，但又不完全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自由和平等的有效运转的社会：
在由经济人所组成的社会的残骸中，最终将会崛起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社会将会再一次努力实现人们的自由和平等。尽管我们尚不知道在未来的秩序中，哪一领域将会成为社会构成的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肯定不是经济领域，因为以该领域作为基础已经不再有效了。这意味着新的秩序最终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因为，如果欧洲每一个团体都在基督教德行基础上追求平等和自由目标的实现的话，那么它也会致力于在构成社会基础的领域里实现平等和自由的目标。自由和平等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只能在那个领域被承诺...... 经济平等同样会变成可能，只要这种平等不再具有绝对重要的社会意义，只要一个新领域里的自由和平等将在一个新秩序中得到承诺。
尽管德鲁克描述了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定义人的存在所带来的种种局限，但是他尚未识别能够带来自由和平等的新“领域”。逐渐地，德鲁克开始将现代工业组织视为个人意义和社会地位的潜在来源。在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以及后来的著作《公司的概念》（1946）和《新社会》（1950）中，德鲁克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工业公司里就业能够给人提供社会地位和意义，这种地位和意义不是简单地基于经济价值。现代公司能够给人们提供社区感和公民心态，同时还能给个人提供自尊和来自他人的尊敬。他意识到，围绕着流水线打转转的密集型生产工作场所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非人化的环境。正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所扮演的工厂工人所表现出的那样，产业工人只不过是“完全标准化的、可以彼此交换的、失了社会地位的最低级别的劳动力，既无职能也无个性。”这样看待劳动力显然无法使得一个社会有效运转起来：
一个社会，除非它能够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合适职能，除非其决定性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合法的权力，否则是无法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前一个条件搭建起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即社会的存在目的和意义。后一个条件影响着该框架内的空间，使得整个社会能够稳固下来，并且产生各类组织机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职能，那么它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社会，而仅仅是一群具有社会性的原子，漫无目的、毫无目标地在空中乱飞。更进一步，除非权力是合法的，否则的话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性组织；所存在的不过是一个社会真空，只是靠一种奴性或惰性而勉强维系在一起。
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项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其他众多著述：现代公司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对现代公司的管理是一股“工业制度中有决定性和代表性的力量。”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出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的典范，他还提出了两个需要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中，个人究竟如何才能找到非经济性的地位和职能？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现代工业组织的权力得以合法化？在德鲁克看来，能够取代极权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业社会，而在1942年唯一一个有条件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国家就是美国。
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深入地分析了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为其早期著述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他开始具体地分析了工业组织如何给个人提供非经济性的意义以及管理权如何在美国社会获得合法地位。尽管该书有一整部分聚焦通用汽车的内部运营和架构，但是其他两个部分则重点分析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和《新社会》一书中，德鲁克认为，所有组织都需要体现出被美国社会接受的同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平等机会、个人地位和价值实现的承诺。如果中产阶级精英统治这一“美国信条”不在公司有所体现的话，那么该组织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除非工业社会对于其成员来说是符合理性的，也就是说，除非成员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和目标与自己所属的社会的目标和模式之间有关系，否则的话，工业社会本身将无法有效地运转，甚至无法存续。
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一些密集生产型企业身上，德鲁克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的工人是不可能有机会超越自己所做的流水线工作。德鲁克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在车间做出具体决策时能够让工人有机会“提出建议并且负责任地参与，”从而使得工人有一种自己属于工厂社区的公民心态。德鲁克有关工业组织内部的公民感的观念更强调个人自主权和受尊敬感，而不是经济平等。根本而言，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需要将能够最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的那些问题（例如对自身健康和安全的考虑、福利管理以及培训等）的决策权交给工人。
在对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同时又能有效运转的社会的不懈求索中，德鲁克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也许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使得管理的权力和权威合法化。虽然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能够为个人的参与及其在组织内部的地位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是它并未因此就彻底消灭了等级制度：
正如其他任何一个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协调人们努力的机构一样，企业也必需按照等级来进行组织。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中，对于其成功运作来说，老板和扫地工都是必要的，同等必要的。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必须为个体员工的发展提供同等的晋升机会。
关于管理权威的问题不在于等级制度，而在于其本质。在德鲁克之前对美国企业进行观察研究的学者们，包括阿道夫•贝勒和加德纳•米恩斯，都意识到现代企业是将权力从股东那里转移到了并非所有者的管理者那里。在企业里，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与拥有企业的人各自所追求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前者可能会做出一些会有悖于所有者实现最佳利益的决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鲁克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他认识到，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的社会要想有效运转，真个社会必须能够“使我们的工业制度中具有决定性的统治权力得以合法化。”德鲁克设计了一系列策略使管理权合法化，其中包括权力下放（详细分析见第四章）、正确辨别领导者和领导力特性（见第六章）以及将人性中更具毁灭性的方面转化为伤害相对不那么严重的行为。
到德鲁克撰写其最伟大的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实践》（）时，他已经清楚地界定了管理职能更为宽广的目的。管理的目标不只是简单地让组织得以有效运作，而是要确保一个由有效运转的各类组织构成的社会也能有效运转。德鲁克在该书前言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
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短短五十年时间里，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各类机构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其中每一个主要的社会任务有赖于大型机构来完成……在由各个机构组成的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机构不能够自主、负责地履行职责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拥有个人主义，也不可能拥有一个能够让人有机会自我实现的社会。相反，我们会对自身强加管制，使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自主……如果强大的运转良好的自主自治机构不存在的话，暴政就会有机可乘……负责任的有效管理是保护我们脱离暴政的唯一替代性选择。
对于德鲁克来说，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对个人自由和机会的保护。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已，也是德鲁克关于有效运转的社会以及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愿景的关键组成部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鲁克已经意识到，企业将不会是人们获得公民感、获得社会中非经济性地位的唯一来源。从1990年以后，他的许多作品都在强调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在赋予个人以社会地位和意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德鲁克所秉持的信念是，个人只有通过大型组织中的成员身份才能找到意义和目的，这些大型组织当然也包括了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德鲁克并没有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这一意义和目的，而是根据社会地位、社会接受度以及贡献等来定义。由此看来，任何一个个人，不管他是在给学生上课，负责新药研制，设计运输系统，组织慈善募捐会上的志愿者，还是在搞博物馆展览，他都是在进行某种形式的管理。每个人都受雇于（或志愿服务于）某一大型组织，参与管理其他人的行为，与外部组织或个人互动，要理解自己组织远大的定量和定性目标，理解自己的行动如何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必须聚焦于人以及人对于社会地位和意义的需求。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考虑到结果和绩效，还必须考虑到有关人性问题，考虑到有关权力、权威、道德和伦理之类问题，甚至要考虑到精神和神学问题。
这一章将主要考察几个促使德鲁克形成由现代机构组成的道德社会这一概念的影响者，他们是：瑟伦•克尔凯郭尔、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约瑟夫•拉多维茨和威廉•洪堡、埃德蒙•伯克、约瑟夫•熊彼特和阿尔弗雷德•斯隆。在德鲁克研究社会上各类组织机构的管理问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思想家对他的作品产生过影响，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集中地加以分析。
对德鲁克关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概念产生影响的主要根源
德鲁克是在人文艺术传统中受教育的，他阅读了大量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著作。这一背景显然有助于他形成管理学隶属于人文学科这一概念。德鲁克特别鸣谢过一些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个人；对德鲁克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后，也可看出其他人给他带来的影响。通过分析这些影响德鲁克思想形成的各种人物——他们当中既有美国文化的观察者，也有一些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管理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者——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管理学和人文学科完全可以有效地整合在一起。
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影响
在涉及到自己的宗教信仰时，德鲁克可以说是守口如瓶。他曾经说过自己的家庭属于路德教派，当然还谈不上是极为虔敬的那种。尽管如此，无论是在其个人生活还是在其著作中，德鲁克一直未曾放弃过对神学和精神问题的孜孜以求。尽管他通常会表明自己是一个“常见的传统的基督徒，”但同时在对此做出进一步解释时，他也意识到了时刻坚守基督教神学信条之不易：
有人说基督教的基本本质体现为一种张力，即上帝之国不在此世之指令与博爱高于一切之指令之间的张力。这样一种冲突显然是无法解决的，这种张力的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成为基督徒的根本原因。你只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每当有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时，我都会下意识地退缩一下。
德鲁克的宗教和道德信仰为他研究管理和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理解他所谓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含义，我们必须首先开始剖析其精神的世界观受到哪些关键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体现在他的著作中的。本章和第三章将会介绍几个对德鲁克的宗教和精神观产生影响的重要的宗教性人物。我们看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影响，而且放在一起看，这些宗教和道德方面的影响帮助德鲁克形成了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德鲁克继承了基督教的观点，认为人是容易犯错的，是坠入凡尘的，是与上帝分离的，人总是摆脱不了罪恶的诱惑，因而需要救赎和道德的指引。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了德鲁克所构建的关于一个有效运转的社会的蓝图。
所有这些宗教影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瑟伦•克尔凯郭尔。
瑟伦•克尔凯郭尔（）
德鲁克多次提及克尔凯郭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19岁时，他在一家汉堡进出口公司实习，当时就接触到了这位丹麦哲学家的著作。克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学说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存在主义强调，人生中主观性、个人性的独特经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人生中社会性或者政治性的经验。
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建立对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批驳基础上，后者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德国哲学家，致力于解决其所意识到的张力，他认为这些张力是人类存在很自然的一部分。黑格尔认为普遍适用于人类存在的张力之一是个体存在和集体存在之间的推力。一个人怎样才能够在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存在的同时，还能够符合社会的整体需求呢？
对于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与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之间必然有冲突，黑格尔给出的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案是“世界精神”（geist），他以此来命名人类所拥有的集体精神或者思维。“世界精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但是它所承载的就是通过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实体来整合个体之间的差异。通过黑格尔所定义的“世界精神”，人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最终得到了消解，因为每个人都被指向了一个更高的能够团结所有个人的理性力量。“世界精神”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长期有效，能够确保人们所获得的一切成就都始终能够驶在同一条轨道上，驶向一个造福所有人的目的。
克尔凯郭尔全然不喜欢黑格尔的哲学理念。他认为，这种理念将所有事情都混合进一个所谓的“世界精神”概念，以致于使得人的个体经验丧失了意义。如果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所有对立的个体意见都被莫名其妙地整合进一个绝对意识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是留给个人的经验和想法的呢？克尔凯郭尔希望让个体重新获得应有的重要性，同时一个更高的力量也能发挥指引作用。根据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理念，这种更高层次的力量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每个个体都要对他有所交待，并承担起个人的责任。
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理念中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渗透进了德鲁克的著作，那就是，俗世的个人与基督教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精神和物质王国（上帝和个人）之间是互相分裂的，而认识到这一点正是绝望的根源。随着一个人越来越意识到俗世生命转瞬即逝的本质，意识到人永远不可能完美这一事实之后，他也会意识到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鸿沟。这导致绝望，而且一个人越具有自我意识越感到绝望。
克尔凯郭尔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探讨了这种绝望的本质。他宣称要治愈这种疾病或者说要摆脱绝望，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基督教信仰：“充分意识到这种疾病正是基督徒能够超越自然人的优势；治疗这种疾病靠的是基督徒得到的祝福。”
正是由于极为重视个体经验，克尔凯郭尔才认为，人们要摆脱由人和上帝之间存在的鸿沟所造成的绝望，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耶稣这一人的形式来把目光投向上帝。他推断说，正是由于人们通常只能理解自身的经验，因此要理解上帝，也只能通过耶稣这一肉体的存在，或者说通过另一个人作为榜样，尽管这个人是一个神圣的人。
除了这一推论之外，克尔凯郭尔也坚信耶稣强化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分离。耶稣的一生以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代表了绝望这一个本质，体现了人因为肉体存在而无法避免的与上帝之间的疏离。耶稣这一例子是在提醒大家人是不完美的，而不是提醒大家人与其创造者是浑然一体的。
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基督教信仰能够让人们摆脱与上帝分离所造成的绝望。耶稣的生和死作为一个楷模，不仅仅教我们如何理解上帝，同时也教我们如何理解，肉体存在的本质是要在远离上帝的精神王国的情况下独立生活。
克尔凯郭尔给出的解决方案显然不能让现代那些希望找到简单答案或者结局的思想家们完全满意。为了更好地理解克尔凯郭尔（延伸出去，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德鲁克有关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和一个由组织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这一理念），人们必须得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不和谐音”，或者说是容忍无法解决的张力。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生活，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无法解决的张力的根源：就此而言，这是作为一个肉体之人来生活与去理解这一存在之局限之间的张力。
德鲁克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体现出了克尔凯郭尔哲学理念中的三个主要元素：
1.& & & & 个体的重要性，该个体对一种更高力量（基督教的上帝）负有责任，并要有所交待
2.& & & & 精神王国和物质王国之间的鸿沟
3.& & & & 信仰能够摆脱绝望、解决那些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些主题贯穿了德鲁克的所有著述，但是在他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末日》一书以及“不够时尚的克尔凯郭尔”一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存在主义的个人。德鲁克意识到尽管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能够缓和存在主义的个人的绝望，但是它并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宗教确实能够给个人的绝望及其存在主义式的痛苦提供一个答案，但是对于众人的绝望却无能为力。”面临一个失效的社会时，个人会去宗教以外的别的领域去寻找意义，“西方人——事实上，当今整个人类——都不准备弃绝这个世界。事实上，人还在孜孜以求尘世的救赎，如果他认为确实还存在救赎可能的话。”如果工业社会不能为个人提供意义和地位，而且让个人感觉不到尊严和礼遇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起而寻求其他解决方案，甚至包括极权主义。当工业化推动美国不断地走向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线工作时，德鲁克对未来忧心忡忡，因为工业人取代了过去的经济人，成为个体实现自我的模范。
德鲁克坚信，宗教具有强烈的个人性，不可能为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提供意义：
基督教和教会是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宗教性的社会解决方案的。时至今日，它们所能做的无非是给个人一个私密的避难所，让他们能够一个宗教中寻求庇护。它们不可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社区。个人的宗教体验对于个人来说也许具有极大的价值；这种体验也许能够让个人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也许能够给他一个个人化的上帝，让他获得对自身职能和本性的理性认识。但是，宗教体验不可能重新创造社会，也不可能使社会和社区生活变得合乎情理。即使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到今天也持有像克尔凯郭尔这样极端的新教徒的宗教观点，比如，认为上帝是全然个人化的，是无法转换给别人的，是无法与他人交流的体验，这种体验特别强调自身的分离感和孤独感，还认为整个社会陷入了绝对的非理性之中。
三十年后，在1969年（再）版的《经济人的末日》一书的序言中，德鲁克再次强调了他关于宗教属于个人领域而不是社会领域的观点：“作为对所有形式的社会的批判，宗教如果不能放弃其真实的王国即一个只与上帝在一起的灵魂王国，那么是不可能接受任何社会的，甚至也不可能接受任何的社会计划。”
对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的个人，德鲁克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建立一个由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组织构成的有效运转的社会。德鲁克的“新社会”通过大型组织中的公民身份为个人提供自由和平等。
精神和物质王国。克尔凯郭尔认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分离是人类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自我救赎，以耶稣为楷模或者只是以好好工作为基础来追求人生也没有什么价值。物质世界就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无可救药。
德鲁克也深信与上帝分离的生活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跟克尔凯郭尔一样，他鄙视一些思想家，这些思想家认为基督徒的生活可以建立在好好工作（德鲁克称之为“合乎伦理道德的概念”）的基础上。德鲁克认为，这样一条道路最终指向的不是“包裹着极权主义的糖衣”就是“纯粹的感性主义——这些人认为靠着善良的意图，邪恶能够去除、和谐能够建立。”人是不完美的，俗世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成为天上的乌托邦。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信仰是能够治愈这种意识所带来的绝望之唯一良药：
所谓信仰就是认知到人是一种被创造物——人并不能自治，并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不是结局，也不是中心——但是，需要负起责任，同时也理应自由。要明白人本质上的孤独感是能够获得解脱的，当然这需要确信上帝永远与人同在；甚至“直到我们濒死时刻，”上帝也与人同在。
德鲁克所持的基督教信仰认为一个由众多容易犯错的被创造物（同时参见第三章关于圣奥古斯丁和保罗的讨论）组成的世界是不完美的，这一观念贯穿了他的管理理念和社会分析。尽管很多人批评他过于理想主义化，在关于人的能力的评价上显得过于天真（参见第六章关于马斯洛的讨论），德鲁克给组织和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则经常会包含这样一些建议：约束权力的滥用或者将卑劣的人类本性引导到正面的方向上去。确实，他几乎总是假定他所描绘的组织中的人能够理解自己“既负有责任有理应自由，”能够理解并尊重权威和秩序。但是，德鲁克也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一个人类制度内在的缺陷。（参见第四和第五章中所列举的例子。）
信仰的本质和所承担的角色。《经济人的末日》一书的整个前提就是围绕着信仰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当人们丧失了信仰之后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在该书中，德鲁克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终都未能提供经济平等，并反而为极权主义在欧洲的统治铺平了道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德鲁克来说，正是克尔凯郭尔所看到的信仰危机造成了极权主义的兴起。
用德鲁克自己的话来说，“信仰就是坚信这样一点：对于上帝来说，一切不可能都将变得可能。”由于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继失败，欧洲人民开始转向极权主义针对那些不可能所做出的承诺。根据德鲁克的分析，这里的错误不在于人们有信仰，而在于他们把信仰放错了地方。处于绝望中的人们通常会转而求助于“那个信誓旦旦地承诺化不可能为可能的魔术师”所鼓吹的最为非理性的信条。
最终，德鲁克的著述还在寻找一些合乎情理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供多数人们寄托其信仰。尽管深信宗教信仰是个体性、个人化的，绝大多数人们所寻求的都是“俗世的救赎”而已，德鲁克仍然认为信仰是克服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绝望情绪的唯一途径：
由于有了信仰，个体就变得与世相通了，不再与他人隔绝，变得有意义了，变成绝对的了；由于有了信仰，才有真实的伦理。正是由于有了信仰，社会中的存在就像真正的慈善所里的存在一样，也变得有意义了。
但是，到底信仰什么？德鲁克明确地呼吁大家信仰上帝，但他同时也希望大家“以信仰——对自由和个体的信仰——为基础，”起来反对极权主义。在德鲁克关于管理的愿景中，他把人本身看作是有缺陷的，但是他同时对人类的潜能也怀有强烈的信仰。为了建立一个由管理得当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人们必须相信人的能力，相信人能够自己找到正确的方向、采取合适的行动。
德鲁克的愿景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如果人们坚信人总是倾向于犯错，而组织则需要设计成对人们不可避免地滥用权力这一点进行严密防范的样子，那么再想保持对人的信任则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根据克尔凯郭尔的哲学理念，这种张力就会更加容易理解。如果存在的本质就是处于张力之中，那么能够摆脱这种张力（对于克尔凯郭尔和德鲁克来说都如此）的唯一办法就是有信仰。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解决方案是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德鲁克来说，解决方案是则是对于“自由和个体”的更为世俗化的信仰。
政治方面的影响
除了宗教和神学对德鲁克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观点产生过深远影响之外，还有一批政治思想家也影响了这一理念的形成。德鲁克特别致力于在自由与权威之间找到平衡。这里以及第四章，我们将会探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关于个体自由与社会准则和秩序之间如何维持相应的平衡。
德鲁克向来不愿意公开谈论他自己的政治倾向和从属关系，但是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终其一生，他都在担心极权主义大行其道。在他有生之年，他目睹了一个有一个不断侵蚀人们自由的强大的极权政府的兴起。纳粹德国、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以及苏联都体现了人类领导力中最为丑恶的一面，而鉴于这些统治对那些处于绝望状态的民众所曾经产生造成的吸引力，他无比担心那些“世俗信条”的泛滥。德鲁克对极权主义的忧虑促使他加强到对由有效运转的组织构成的社会的研究；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他在工业组织那里找到了拯救整个社会的根源：
工业企业的蓬勃兴起也许预示着一个基本的趋势开始有所逆转，该趋势是中世纪秩序倒塌之后西方社会的主流趋势。我们这个时代的极权国家代表着一个荒谬——罪孽深重、阴险狠毒、无比疯狂的荒谬——的趋势，这一趋势肇始于十五世纪，其中国家被视为唯一的中心、唯一的焦点乃至唯一的强权。显然，从那以后，在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企业是第一个有自主性的组织类型。
在德鲁克看来，企业作为一只主要挑战的力量能够适当地抗衡极权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绝对权力。在他所构想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一个独立于政府的私有商业部门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管理成为一个社会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如果社会组织不能得到有效运转，那么权力就会被集中到诸如大政府或者大企业之类单一实体手中。
与此同时，德鲁克显然也不是直接民主的粉丝；他曾经说过：“当今大家都普遍接受的所谓多数原则其实是一种专制的暴君式的非自由的原则。”身为个体的拥趸，他充分理解少数人意见的价值所在，也理解严格按照大多数人意愿来行事的原则中潜藏的危害。
德鲁克显然也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那也是有史以来政治理论家们一直在挣扎并试图解决的两难：一个社会如何在治理、规则和秩序这些需要与确保个人自由最大化这一愿望之间取得平衡？从那些影响了德鲁克的一些人身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他关于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的观点。在这样一个制度下做决策，必须努力在权威与自由之间、历史价值与未来梦想之间以及个人志向与社区需求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就其本质而言，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如果其按照该词的传统意义来解释的话,有保守主义的一面：致力于维护过往的传统，这些传统与当下仍然相关，仍然有意义。但是，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同时也有自由主义的一面，因为它致力于将个人自由最大化，致力于革故鼎新，致力于更好地位组织或社会服务。
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德国思想家中的三驾马车
施塔尔是最早对德鲁克施加过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德鲁克在其学术生涯初期就决定深入研究十九世纪在普鲁士宪法形成进程中最重要的三个保守派思想家：威廉•洪堡、约瑟夫•拉多维茨和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在接下来讨论施塔尔时的同时，我们也将讨论到洪堡和拉多维茨，其中原因是于他们一起对德鲁克造成了强大的影响，同时也是由于他们三人在德国历史的同一时代做了相似的工作，产生了相近的思想。
这三人真正吸引德鲁克的在于“他们都试图在稳定和变革之间寻求平衡……他们既不是肆无忌惮的自由分子也不是肆无忌惮的保守分子。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和稳定的政体，从而既能够维护过去的传统同时又有可能进行相应的变革。”
德鲁克最先开始研究施塔尔，在1931年完成了第一部后来得以出版的专著《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关于国家的保守理论》。在1933年他离开纳粹德国前往英国之前，该书得以在德国出版。德鲁克的原意是要逐一分析“德国三大思想家，”但是最终只写出了对施塔尔的研究。
施塔尔是一名教会律师、政治家和哲学家。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好是欧洲许多国家经历暴力革命的时代。众多劳工阶层推动的革命最终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是这些变化促使知识分子和政治理论家开始思索旧君主制究竟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未来的革命最终是否会不可避免地改变整个政治格局。
施塔尔努力为普鲁士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试图找到能够取代旧君主制的选择，找到受当时社会胁迫的暴力革命之外的道路。通过将那些有代表性的制度与那些在他看来属于君主制正面的特性结合起来，施塔尔发展出了一个政治框架，旨在避免要么激进地向前要么反动地向后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
如何才能建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