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凹凸
生命的规律是曲折的，人生旅途有低谷就必定有高峰，有悲伤就必定有幸福，有成功就必定会有失败。
　　台湾作家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一书中曾说：“失败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失败的失败，一败涂地，另一种是成功的失败，在失败中给成功打下基础”。由此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论断，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失败的事情，只存在失败的人。
　　爱迪生在发明电灯泡时失败了一千多次，然而他却乐观地说，他每一次都没有失败，每一次都成功地证明某种材料不能发明电灯泡。由此也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论断，失败本身是幸运的，然而如果失败之后不抗争，便为人生之不幸之事了。
　　不经历寒风的凛冽，怎能感受到春风的温和？不经历长夜的痛苦，怎能感受到幸福的宝贵？有的人生来便处于安逸的环境中，享受着先辈所创造的幸福之光，这些人与其说是幸福的活着，还不如说是被幸福养着，他们没有体验生活的炎凉，也就根本感受不到什么是幸福。只有凸的人生是欠缺的，他们欠缺了苦难，欠缺了为幸福而奋争的经历，这种人生也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
　　美国的马隆把75亿美元家产系数捐给慈善机构，而不给子女留任何遗产，无非是要把后代的生活变得曲折一些，让后人在奋斗中变的坚强一些，从而让生命变得可贵一些。同样，梵高在穷困潦倒之时，曾向父亲的一位朋友借钱，可是父亲的朋友却不愿意借给他一分钱，但是却承认自己非常富有，并声称越是贫穷越是痛苦对梵高越有好处，梵高愤而离去，但最终没有被苦难击倒，在痛苦中挣扎拼杀，后来他成为了一位杰出的画家。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物，他们遇到了莫大的痛苦，甚至从小就伴随着苦难，然而他们却在逆境中创造了不朽的业绩。比如司马迁，严酷的刑罚没有扼杀他的锐气，反而促使他完成了无韵之《离骚》，再比如孙膑，挖去双膝的悲痛没有挖去他的志气，反而促使他完成了光耀千古的兵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由此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论断，这一切都证明了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伤痕累累是生命给你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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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豆瓣叫好不叫座？
为什么58同城、赶集网抱团才能取暖？
为什么天涯猫扑也不再是人们24小时日不落的帝国？
与此同时，国外互联网企业却借助共享经济这种新模式，享受着新一轮的“牛市”！ WeWork融资了3.55亿美元，拼车应用Lyft与租凭公司Airbnb，其融资金额分别达到了2.5亿美元与8.26亿美元。而Lyft、WeWork与Airbnb估值分别达25亿美元、100亿美元与250亿美元。
只有共享却没有共享经济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只能望“洋”兴叹，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才最需要共享经济。奥巴马早前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表示：“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 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要有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尖锐？刻薄？但却是直接戳中了中国人的痛处：以交通为例，50%的交通资源运送了不到5%的出行者！人口与资源的双重压力，急需社会利用共享经济对社会资源进行高效的利用，但是没有获益、只有共享的中国共享经济模式，14亿中国人要的是生活，还只是糊口？
传统的面子逻辑阻碍了共享经济
与共享经济在国外刮起的飓风相比，在中国，共享经济似乎还在自嗨的襁褓之中。共享经济，这个词对于中国互联网企业来说，似乎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What’s mine is yours, for a fee”（我的即是你的，收费），这句最能体现共享经济的话放到中国就会变成“What’s mine is yours, for free”（我的即是你的，免费）——在中国人的思维里，谈钱是很伤面子的事。
以顺风车为例，下班朋友要搭你的车去某地，你是肯定不好意思向朋友收钱的，若是其目的地与你的目的地相近还好，若是远的地方，不但浪费了你的时间，你所能得到的好处也仅仅是一句“够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若是一直碍于面子不收钱，你势必会在某一天厌倦了“白忙活”，而当你产生这种情绪的时候，也是你们朋友关系产生裂痕的开始。或许，收费，会给朋友关系上一道保险。
当中国人将自己的闲置资源拿来与别人共享时是不屑于向对方收钱的，或者说是不好意思向对方收钱的，这会显得自己“自私”、“贪财”或是“不够义气”。所以中国人在面对这些闲置资源的时候，宁愿闲着，也不愿意拿出来共享；即使共享，也不愿意收费。这就是中国人强大的面子逻辑。
中国式共享经济的解药
一、用收益解决参与
在中国，我们并不缺共享，文青范喜欢豆瓣，较真派喜欢果壳，精英党喜欢知乎，二次元喜欢Bilibili，蛋疼时喜欢糗百，房事爱去问天涯。而在其中，我们可见的经济行为主要来自社区名人这一群体，如大V、大神等，他们往往通过自身在社区的影响力发布广告而获取利益，并且这种利益的获取并非来自共享。
如果共享不能变成共享经济的话，一定会把共享禁锢起来；没有金钱的介入，共享经济只能是少数人的表演，而非多数人的参与。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需要建立在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上，缺乏利益作为基础动机，共享行为就很难持续进行和广泛推广。
二、让互联网解决供需
互联网最大意义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这也是以滴滴顺风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模式正在大行其道的原因。用互联网方式重组社会资源，车主把空置的副驾驶利用起来，几乎没有额外的付出，就能成为一个有收益的共享者；而对于搭车人来说，只要少量费用就能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当把这些汽车的“闲置产能”和出行硬需求整合起来后，无论是对车主还是乘客，拼车出行都是一种经济且舒适的出行方式。在满足出行硬需求的同时，还可以满足其社交和环保的需求，达到共享与经济间的完美闭环。
如何收钱绝对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所以还需第三方定价。第三方平台更是解决了中国人羞于谈钱的问题，对搭顺风车的行为进行一个合理且透明的定价，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弱化中国人“羞于谈钱”、“谈钱伤感情”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在整个过程中，提供资源者可以理所应当地收钱，享受资源者则心安理得地享受被共享的资源。
面对资源闲置，只要能充分共享，并拟定相应的规则，完全可以成为提升社会公共效率的灵药，这便是共享经济所带来的杠杆魔力。现在的关键是，爱面子的国人能否放下面子，若是一切依然面子为重，则一切设想都是空谈。谈钱真的不伤面子，可若是没能赶上共享经济的大潮，中国人才是真的丢了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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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疏远现实的人际关系——孤独星球下的人类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在微博里做了一次调查，问：亲们，你们怎么看待微信朋友圈拉票这种现象，什么孩子评优、朋友评奖、单位创先之类在朋友圈拉票，你怎么看？看来网友们对这个话题“很有话说”，不久就有了数百条评论，而且评论和态度惊人地一致，网友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种行为的反感和抵触。
有的说：假装没看到，从来不予理睬。有的说：无论谁，发一次立刻拉黑。有的说，骗子使坏，傻子上当。有的说，这不是朋友圈，而是在圈朋友。有的说，直接回复“淘宝可以买到票数！”有的说，过去做这方面的热心人，白白关注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公众号。现在，再在朋友圈里如此拉票，基本无视。有的说，这是典型地利用朋友圈这种强连接式人际关系来使得好友碍于人情不得不参与。
对比一下会感觉很有意思，微博上讨论这个话题时基本上是一边倒义愤填膺地反对，而在朋友圈中真遇到这种事时则不一样。我的朋友圈中也常有朋友拉票，但从未看到过有人站出来反对，或公开地表达反感。微博评论排除了人情压力、友情顾忌、圈子情感的干扰，有时更能表达人的真实想法，从这种对比可以看出，虽然“朋友圈拉票”会有很多朋友响应投票，但很多人内心其实是非常抵触的，但碍于人情不会表达出来，不过心理上已经有了疙瘩，那些没有投票的更成为“以沉默表达不满的大多数”。
当朋友圈拉票成风之后，拉票者很多时候也是被拉票者，将心比心，其实很多拉票者也明知道此种行为可能会招致不满，有时会通过“发个红包”来表达歉意，减轻自己的不安，化解部分抵触。 朋友圈的友情本就很弱，拉票之风消费了本就淡漠的社交关系。
看到“朋友圈拉票”就拉黑——很少有人会这么激烈，不过是以这种方式表达一种坚决的反感。碰到这种拉票，我一般也是“假装没看到”。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拉票时说：我才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去淘宝买票刷票呢，亲们请帮忙投个票――这难道不很矛盾吗？ 在朋友圈拉票跟“淘宝刷票”的差别有多大？一个是花钱买票，一个是用人情刷票，难道不都是干扰和造假？有人说，花钱买票是规则不允许的，而朋友圈拉票则是规则鼓励的，别人都在朋友圈拉票，自己不拉的话会很吃亏——那句“骗子使坏，傻子上当”的评论真对，设计规则者允许朋友圈拉票，你还真傻乎乎被这个坏规则牵着鼻子走啊，自己没有是非判断力吗？ 一边呼吁公平一边打破公平，“大家都这样做”的比烂思维也见证了大家的没有原则。
很多人都说这样做是为了孩子——可参加这种靠网络拉票决胜负的比赛，难道不是对孩子的误导？正如一个网友留言说，小孩子懂什么，都是家长要面子。
“朋友圈拉票”不仅消费友情，鼓动人们“不要珍惜你手中的一票”，这实际上更是一种变相的传销，跟当年一些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其实并无什么差别，把粉丝当成提款机，忽悠粉丝短信给明星投票来决胜负。很多比赛都将此当成微信公号营销的一种途径，在微信平台上设置投票，尤其是涉及孩子的比赛，绑架家长，利用父母的求胜心切，利用人性的弱点，鼓动朋友圈拉票。其实这种拉票有什么公平性可言呢？本质就是消费友情，有几个人会认真看比赛仔细去比较呢，无非是朋友让投谁，那就随手投一票吧。最后无非就变成了谁的动员能力更强，谁拉的朋友更多，谁的社交关系更强大，跟选手本身的优劣并没有关系—— 拼朋友圈，实质是一种公然的“拼关系”，公然地践踏公平规则。营销者以“规则允许”的名义，用这种反规则的游戏规则进行了营销和推广。被坏规则绑架了的家长和朋友圈，不知不觉陷入了商人营销公号的网络传销链。
一个朋友说，发现很多这种投票都需要输入电话号码和名字，或者是需要关注他的公众平台才能投票，这是有的公司为了收集大量用户的通讯信息——这种朋友圈拉票，不仅消费了友情，有时还搭上了朋友的隐私，给朋友带来无尽的麻烦。
微信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朋友圈规范”背后是什么棋
微信社交，我们是否被强关系绑架？
网友吐槽的“朋友圈”怪象（图片来源于网络）
朋友圈显然是有过一阵子辉煌的，我依稀记得几年前，一个编辑童鞋兴奋的声音，加我微信加我微信，好玩着呢！然后，我以一个对新鲜事物向来反应慢半拍的人所特有的习惯，慢腾腾给自己弄了微信，又慢腾腾探头探脑溜进去，再慢腾腾旁观了大半年，才终于时不时在朋友圈发一条微信，但好歹我也算“圈内人”了吧。只是等我渐渐适应了隔三差五去圈里溜达溜达，“扫描”一下朋友们的动态，似乎，人们已对微信朋友圈的负面效果颇有微词，近来，便有不少文章发出质疑。
比如说朋友圈里的点赞：“点赞行为的低成本越来越显示意义和表象的分离。当‘点赞’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举动时，它的符号性作用大大强化，而行为承载的意义几乎消失。无怪有人认为‘点赞’已经变成‘已阅’”；比如因朋友圈的出现而生成的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焦虑，即当你发现自己被熟识的人标注为“不让他（她）看你的朋友圈”时，你是也屏蔽他呢还是假装不知道？而且当你在实际生活中面对他，他的屏蔽行为会不会影响你对他的判断？另外，前不久一则沸沸扬扬的新闻，人大教授与学生的决裂事件，两人的对峙便是从朋友圈开始，最终酿成的社会反响却也在他们的意料之外，两人都说自己的言论是发在微信朋友圈，并不想公开，由此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 朋友圈到底是一个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
但不管是关于点赞行为的哲学思考，还是突然被屏蔽、拉黑，还是在朋友圈与人对峙，终究都属于日常生活的突发状况，对绝大多数使用微信的人来说，朋友圈只是一个平静的所在。不仅平静，还充满正能量。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感恩，惜福，岁月静好，就像童话世界里，没有忧伤，即便有，也是美丽的忧伤。但也就是这股充满活力的“正能量”正在悄悄演化，成为困扰我们精神状态的负能量。
用来形容朋友们在微信朋友圈的互动，以往有一个很正面的词：分享。蜜月期阶段，朋友圈洋溢着“闲人免进”的小圈子的欢乐，美食、手工、旅行、养孩子的心得，大家在这里交流生活经验、沟通感情。渐渐地，朋友圈的“朋友”范围扩大，领导进来了，同事进来了，客户进来了，亲戚进来了，爸妈进来了，全职、兼职卖面膜的都进来了……朋友圈越来越喧嚣，越来越草木皆兵，若要抱怨一句“今天不想上班”，保不定会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若要就最近的生活状态来一句牢骚，说不好爸妈的电话五分钟后就打进来。
渐渐地，朋友圈的“朋友”被精心分成各种类型，只能说正经话的、能开玩笑的、或者专门发给老板让他知道自己很努力的。于是，在朋友圈发一条微信，便会在选择“部分人可见”的名单上折腾；于是，本来是随手发一条微信的简单游戏，逐渐也成了件烦累的事；于是，我们自觉改造了朋友圈的生态，避免说能引起歧义、让人觉得自己过得不好的话；于是，大家争先恐后传播正能量，告诉圈内的朋友，自己生活很丰富，不缺钱不缺爱，每天都很嗨。
最终，正能量的“传播”，沦为正能量的攀比，分享沦为单纯的“晒”，晒美食、晒对美好生活的感恩、晒旅行、晒恩爱，朋友圈呈现出一片吉祥如意，却与生活中各种疲于奔命的现实，与车奴、房奴、孩奴、穷忙族的真切形象形成强烈反差，造成一种很诡异的撕裂感。但更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在朋友圈被PS出来的幸福，亦真亦幻，它并不是完全的造假，只是夸大，只是究竟夸张的成分有多少，旁观者谁也没有把握。比如一家人闷头不语吃了一顿饭，就是一顿饭而已，但若发张PS过的看起来卖相很好的饭菜的照片，再配一句话“天底下最大的幸福无非是每天都能和家人吃饭”，顿时就是高大上的鸡汤了。
又若当别人在朋友圈刻意经营出的生活样态，正是自己想要的，当人家在世界各地嗨，照片显示各种豪华旅游，你也不知道人家躲在酒店吃泡面不是？即使是这样，这和加班吃泡面还是两码事不是？此种情形下，你哪还有心思去辨别豪华版旅游的真假，或许只剩郁闷和沮丧了吧。正如心理学学者李松蔚先生写道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朋友圈里找到更好的一种生活，你不会去想这只是一些人把自己生活当中最华丽的一面晒出来，不会这么想，你只会觉得天哪！所有人都在度假都在嗨，轻轻松松就年薪百万，只有我一个人在苦逼地加班。”所以，李松蔚将朋友圈定义为现代人“挫败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凡在我们生活中存活下来的规范、机制、平台，终会多多少少染上形式主义的色彩，朋友圈内泛滥的被PS出的幸福生活亦如是。也许我们该认清这个事实，朋友圈更多是一个“朋友”名义下的社交平台，既是社交，有形式主义，甚至假大空，也就不奇怪了。朋友圈，与真正的朋友无关，与你自己的内心更无关。
“暂停”键上的玻璃心
如果鸡汤能说人话
编者按：2015年即将过去，这一年里发生的许多曾经牵动国人的事件，都快散落到记忆的边缘。新华网思客在年末之时推出 “回思2015”，梳理政经、文化、互联网等热点领域，希望能就此提出一些问题，洞悉未来变革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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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是这一年里的热门议题，其代表的模式正渗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影响着衣食住行。上海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刘远举为思客独家撰稿，回顾这一年共享经济的发展与趋势。
2015年，共享经济进一步渗入生活
2015年，在主题为“描绘增长新蓝图”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在致辞时专门提到了“分享经济”这个词。他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推手”。
而人们对这个词更熟悉的提法是“共享经济”。中国人对此已不陌生。平时上下班坐着Uber的车，或者约个顺风车；晚上在各类私厨App上寻觅美食；假期开着从PP租车租来的私家车自驾，通过Airbnb住在当地人家里；甚至P2P理财产品，也是将闲置金钱进行共享。这已经成为都市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慢慢酝酿颠覆和革命的力量。共享经济的前提是分享，而普通人所拥有的、所需要的，最多的就是“衣食住行”四个字。现在，在行、住、食三个领域，共享经济的发展势头都非常好。
巨头合并，专车管理之争贯穿整年
2012年9月，滴滴打车在北京上线，启动资金仅有80万。三年之后，经过地推大战、补贴大战的激烈竞争之后，最大的两家滴滴与快的合并，背后分别站在腾讯与阿里两个巨人，这是今年中国共享经济领域中的一件大事。目前，滴滴快的已经从最初的出租车打车软件，发展成为具备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六大业务线的全球最大的一站式移动出行平台，拥有两亿用户和八百万司机，每天服务近千万人次出行。2015年9月，滴滴快的完成最新一轮融资，融资金额高达30亿美元，创造了全球未上市互联网企业的融资纪录，估值更是达到165亿之巨。
2015年对于滴滴快的而言，正在艰难的克服政策上的障碍。2015年10月，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宣布向滴滴快的颁发第一张《上海市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书》，核准经营范围为“约租车网络平台”。 这被视为政府和业界对交通领域移动互联创新的肯定和认可，专车也有望寻得路径走向“合法”。但是，紧接着，交通部推出关于专车的意见征求稿，其内容仍然沿用出租车管理的模式，给专车市场浇了一盆冷水。目前，管理者、新兴经济、既得利益的博弈仍在进行。实际上，这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经济与旧的运作体系的博弈在中国的反映。
食住行服务尚处于“战国时代”
出行领域的另一大共享经济模式就是P2P租车。在P2P平台上，车主可以将私家车的闲置时间与租客的用车需求对接起来。目前，P2P租车第一梯队中包括了PP租车、宝驾租车以及凹凸共享租车。
PP租车于2013年10月在中国上线，目前已有60万车主，超过100万租客，进入16个大中城市。在2014年拿到A轮1000万美元和B轮6000万美元之后，2015年9月，有消息称，PP租车已获得由天图资本领投的5亿人民币C轮融资。
在住的方面，2008年成立的短租平台Airbnb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之后，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效仿者，比如小猪短租、住百家、途家、蚂蚁短租、游天下、木鸟短租、爱日租等。其中爱日租在烧光了2000万美元后于2013年黯然关门。同样参照Airbnb模式，但又接地气的小猪短租发展势头不错。
小猪短租2012年8月正式上线，首轮获得了晨兴创投千万美元的A轮融资。在北京、上海等全国13个城市设有分公司，房源覆盖国内130多个城市。2015年7月，小猪短租完成6000万美元的C轮融资，由愉悦资本领投，晨兴资本、中信资本、和玉资本跟投，以太资本作为财务顾问全程参与。
除了出行居住，办公用房也有分享经济模式。美国的Wework可以供租赁者按月甚至有些按周租赁办公空间，并提供会议室、打印机等公共设备，其估值已超过50亿美元。在国内，潘石屹推出了短租写字楼项目SOHU 3Q，将SOHO中国的写字楼办公室以短租的形式对外租出去，预订、选位、支付等所有环节都在线上完成。SOHO中国上海虹口项目，3Q预出租率高达94%。
在食的方面，食材不能分享，但闲置、沉淀的厨房、厨具、甚至厨艺与时间却可以分享。目前，国内私厨正处于快速增长期间。在私厨平台上，下岗职工、退休人员、全职妈妈、留学海归、公司白领等等，有全职的也有下班后兼职的，在自家住宅制作包含了熟食、风味小吃、烘焙甜品、调味料等食物，他们从事私厨大多因为热爱美食、愿意分享美食。目前，这类App有“回家吃饭”，去年11月上线的“妈妈的菜”、今年4月上线的“蹭饭”等。
信任成本将成为重要的变量
共享经济的本质，在于拉低交易成本，使原来不可交易的资源进入可加以的范围。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去分析，有些资源，虽然有供给也有需求，但是，由于相互寻找、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成本太高，所以无法进入市场交易，只能闲置。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减小了交易费用，使得这些资源变为“可交易的”，从而产生庞大的共享经济规模。
比如，从寻找资源，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成本角度，过去要找一辆车、找一间闲置的房，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现在，通过网络可以方便的完成这个过程，消费者在点击的时候，也意味着签订了合同、确定了价格。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交易费用并不仅仅包括这些，还包括关于确定很多因素的协商过程实际上，国内发展得更好的共享经济模式，恰好是涉及这一部分比较少的。比如，滴滴快的的专车，交易成本主要在于寻找、价格、合同，在点击之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推向极端，乘客与司机，可以在点击之外不做任何交流，但是，在车辆与房屋短租、私厨过程中，这却是不可能的。晚上留宿陌生人，把车租给陌生人、陌生人到自己家吃饭，对于当下中国，信任问题是一大难题。
PP租车CEO张丙军就发现，这种模式在新加坡运行时，由于诚信制度和信任关系都比较完善，车主不会担心车辆会遭到损坏，但在中国市场，即使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只有17%的车主愿意分享自己的车辆。 车主担心车一去不复返，担心不当驾驶等问题。这就是典型的交易成本问题。问题不在价格，而在于价格之外的很多因素。
小猪短租在发展初期也曾经遭遇大量二手房东和中介涌入平台，影响了用户体验，损害了品牌。对此，小猪短租减缓了发展速度，通过筛选审核，让房东的一手房源控制在80%以上，并重点推荐。
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建立完整的个人交易信用和风控体系，是共享经济将来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一个项目的成败，更关系到某个领域内共享经济的发展与前景。
共享经济可能是互联网对中国的一个馈赠，但也可能让一些人感到痛苦。
阳春三月，有朋自硅谷来。嫩柳吐新绿、孤山春意浓，我陪他游览西湖。桨声中泛舟，夕阳下登塔，但一路讨论最多的，却是当下中国的创新。
事出有因。这天早上，我们停车、扫码，在路边小摊用手机就买了几个包子， 美国很少有路边小摊，如此普及的扫码支付，天下也唯有杭州，我理解朋友的眼球受到的冲击。
这是时代的镜头。
这种冲突感，我也曾体会。去年夏天，我在河南出差，看到当地晚报的头条新闻“农民工天桥底睡觉纳凉，半夜惨遭过路车碾死”，配图触目惊心，而且是当月第二起。在次日的省委会议上，这个农业大省的最高行政长官齐聚一堂，听我为他们理清大数据建设的思路，时任领导随即拍板，河南省成立大数据运营公司、投建“中原云”。
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中国，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元并存”。栖身于城市立交桥底的农民工拿着智能手机、卖包子的小摊主也有二维码支付、农业大省也必须上科技平台，这种交错、混搭，是一种独特的视觉冲击。
近日一位外国记者在北京尝试了无现金生存。图上的煎饼果子店都有“微信支付”的标志。
杭州创新：读者为图书馆采购，免费
回到车上，我接着向硅谷朋友介绍杭州的创新。我相信，这次刷新的，将是他的记忆和神经。
今年春节前后，杭州图书馆推出了一个叫“悦读”的借书APP。通过它，杭州人可以直接在新华书店拿新书回家。扫码之后，只要这本书图书馆没有，或是尚未达到馆藏量，你就可以带书回家，书钱由图书馆支付。书读完了，如果有朋友想借，只需当面扫码，书还可以在线下朋友圈流转，最后还到图书馆。
我告诉他，仅一个月，杭州人用APP直接从书店“借” 走了2.5万本书。
“我在美国的图书馆都没发现！这无异于把书店变成图书分馆，把读者变成了图书馆的采购员。”朋友连声称赞，他感叹创新如此美妙流畅，中国似乎已经不再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
之所以举出这个例子，是因为我认为，杭州图书馆的创新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共享经济大潮中的一个标杆。 和房子、车子相比，图书是小东西，但这巧妙的体现了共享经济的精髓：“羊毛可以出在牛身上”——图书馆把原本需要员工执行的工作，如选书、购书、传书，通过网络，巧妙地外包给大众，让大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成为它的帮手、为它打工。也就是说，羊毛没有出在“自家”的羊身上，而出在“别家”的牛身上。
这个原理一放大，就是整个新经济的核心： 通过互联网，把终端用户引入产业链的产品设计、开发、原料采购等前置流程，以及仓储、批发、运输和零售等后续环节，最终借力终端的消费者，完成一些本该由产品提供方、生产方花钱、花资源才能完成的事情，也就是众智、众包。
美国羊毛如何出在牛身上
如我所料，讨论打开了朋友记忆的闸门，我们想起了一位美国Geek，路易斯·安（Luis von Ahn），他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
2002年，26岁的路易斯发明了验证码（CAPTCHA，中文全称是“全自动区分计算机和人类的图灵测试”），它用一排人为扭曲、奇形怪状的字符来判断当下程序的使用者是“人”还是“机器”，目的是防止机器注册、刷机等恶意行为。
这个时候，《纽约时报》正面临一个令人头痛的任务，他们试图把100多年的报纸全部电子化。路易斯发现，每一天全世界都有几亿个验证码在被校验。他灵机一动，把《纽约时报》的文章切成很多个小片，然后当作验证码发给全世界，结果每个人在使用验证码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就帮他完成了报纸文章的输入和校对。
没有请一个打字员，借力无数的网民，路易斯把《纽约时报》上百年的报纸都电子化了。2009年，他的公司被谷歌收购，这项技术随即被用于谷歌文库的扫描，更多的网民成为了谷歌的免费校验员。
一个比书还小的验证码，却做出了一门持续的大生意。
都是共享经济，中美有何不同
共享经济，考验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从硅谷迁居到杭州，对比美国和中国，常常引发我的慨叹。今天，不仅仅别出机杼的杭州图书馆在创新，在整个新经济领域，中国创新的活跃度都不输于美国，时代的脚步又密又快，乃至我们不得不思考，对三元混搭、人口基数大的中国社会而言，大规模共享经济会不会来得太快？
例如，图书馆因为借力读者，可以不雇佣本该雇佣的人员，滴滴、快车、优步的普及，车辆可以共享，原本要买车的年青人，可能不买或者推迟购买，房子共享背后的道理也是一样， 在全社会资源使用效率整体提高的同时，共享会导致某些特定雇佣关系和消费行为的减少。
美国已然是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其当下发展的最佳路径，就是通过信息和数据不断实现更好的优化、更大规模的共享，从而提高效率，而中国呢？ 信息社会虽然在极速前进，但农耕文明的影子却随处可见、工业文明的生产关系还有待调整。我们拥有数量庞大的农民和工人，我们需要就业、需要消费、需要增长，但大胆预测，因为共享技术的成熟和普及，中国的人均拥车量，可能永远不会达到像美国一般的高比率！
共享经济的大潮，会推动中国经济走上新的增长曲线。 三元叠加的现实，可能是中国实现跨越性发展的机会，就此而言，这是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意外礼物。但共享经济发展，也会给一部分人带来切肤之痛。它会考验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智慧，需要他们对现状有更深刻的考量、对利益关系有更谨慎的平衡。而且，这种新的挑战，美国发展的历史也难以为我们提供标本和借鉴。
当下对读书的忧虑大都剑指电子书，是指错了方向。
前几天是国际读书日，我来到北京，参加一个大型读书活动，现场有不少激烈的、有趣的讨论。其中一个焦点，是关于纸质书和电子书。中信出版社的总编辑潘岳对我说，她是做纸质书的，十年前，就有人预言，电子书要超越纸质书，但她在“丧钟”的敲响下却平平安安过了十年，纸质书的市场在年年扩大。
她问我究竟怎么看？
这是时代的力量。随着中国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教育的投入和对知识的消费都在与日俱增。电子书区别纸质书，只是载体的不同，随着年轻一代形成新的阅读习惯，电子书将步步分流纸质书的市场，这是可以预见的趋势。换句话说，纸质书必定衰落，但就像电影问世了，话剧并不会消亡，我们的生活，仍然会有很多的场景需要纸质书。
我认为， 当下对读书的忧虑大都剑指电子书，是指错了方向。当下纸质书、或者说国民阅读真正的敌人，不是电子书，而是朋友圈。
我的观察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微信朋友圈的流行，很多人已经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读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阅读的新问题，甚至是一场危机。
二战时伦敦遭轰炸，人们在图书馆中求知
朋友圈是注意力的“岁月神偷”
问题源于微信综合症。越来越多的人沉浸于朋友圈。几分钟不看，就感觉自己和世界脱节。不断刷新的信息，意味着新的机会或威胁，对它作出及时的反应，可以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错觉一次次加强，造成一离开朋友圈就本能地焦虑、坐立不安。很多人入睡前最后一件事、起床第一件事，都是查看朋友圈。
朋友圈，已经占用了很多人大量的时间，它的信息量，会让人产生已经获取了足够知识的假象，这正是对于读书的最大威胁：因为朋友圈，很多人已经没有时间、也认为没有必要再去专门读书，不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听到这里，很多人频频点头，还有人捧着手机会意地笑了。
问题是，朋友圈上大部分是信息，不是知识。更准确的说，朋友圈是一种信息消费。 朋友圈看似是一种媒介、一个平台，传递海量的信息，但因为它的社交属性和随之而来的商业利益，信息背后往往充斥着欲望、感官、拜金和利己。也正因如此，信息本身会变得更加生动，从刷屏中，人们可以获得愉悦和刺激感。
这迎合了人类的天性。而且，和其他消费相比，信息消费大部分是免费的、不用花钱。人们可以无节制地消费。
但信息消耗的是人的注意力。而注意力恰恰是一种有限的资源，顾此就会失彼。沉浸于朋友圈，客观上减少了思考、阅读和求知的时间。微信朋友圈的流行，还没有几年。我相信，多年以后猛回头，人们会感慨，朋友圈的信息，就是注意力的“岁月神偷”。
国民沉浸于朋友圈的信息消费，是从读书世界的集体沉沦。
公交司机搞笑模仿“低头族”
知识越少，信息挤兑越明显
信息不是知识，知识以信息的形式存在，但它是一种特殊的、有因果关系的、具备内在逻辑和结构的信息，信息要经思考才能“兑现”为知识。 朋友圈在不断地刷新，随着手指划过屏幕，大量的信息涌向脑部，就像银行发生兑现危机，大家一拥而上、反而谁也没有办法拿到钱一样，知识无法从信息中兑现。这就是朋友圈的“挤兑效应”。
此外，朋友圈的阅读是随时随地的，非常碎片化，这加重了信息挤兑的效应。
更重要的是，信息挤兑还会反过来影响信息消费的质量。好的信息消费，就像其它消费一样，需要知识作为指导。越沉浸于信息，用于读书和思考的时间就越少，知识也就越缺乏，导致对信息的消费更加盲目。这方面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老年人使用微信。很多老人在微信圈里传播转发的，都是耸人听闻、夸大其词的不实信息，甚至谣言。这种信息消费，事实上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干扰和麻烦。也就是说， 知识越少的人，朋友圈的信息挤兑效应越明显。
有人会反驳，朋友圈也有好帖子、也有知识。这个不能否认。但在朋友圈，我们往往是阅、不是读。真正的读需要一个情境，它不只是过眼，而是要过脑，需要把信息和个人经验以及原有的知识体系融合起来，信息才能变成知识。朋友圈的阅读，知识很难兑现。
我认为， 要获取知识，还是书更好，可以是纸质书或者电子书，但不是朋友圈。书有厚度、有边界。读书，要像啜饮一杯葡萄酒，像用一根吸管品尝一瓶精心配制的饮料，慢慢品味、汲取营养。而朋友圈的阅读，信息层出不穷，一个链接连着一个链接，没有边界，像对着消防栓喝水，水虽然又急又大，却喝不到几口，还被冲得头昏脑胀。
我们需要信息，但更需要知识。读书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更多的信息、而是知识。再多的信息，也不等于知识。如果只停留在信息上，就会永远浮于表象。
有一天晚上，我在餐桌上建议太太再生一个孩子。太太笑着说，我不想生了，也生不了了。
“怎么生不了，你每天吃多一点、胖一点不就生了么？” 4岁的儿子想都没想，就接话说。
儿子看到的，是现象，是表象世界的信息。人类最终要追求的，是知识。女人仅仅是胖，再胖，也生不出孩子。
要求知，我们要打开书本，细心专注的用好吸管。知识，唯此才能获取。沉浸朋友圈，不仅是消极地拒绝读书，而且是拒绝思考和成长。
图为涂子沛在思客讲堂现场。丁向峰/摄
4月27日，大数据专家、观数科技创始人涂子沛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发表了题为“数据化生活与共享经济”的精彩演讲。在思客讲堂上，涂子沛就大数据将如何驱动共享经济、“大数据+传统行业”如何发酵等话题发表了精彩的观点。本次活动由思客与观数科技、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联合举办，以下为涂子沛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分享的主题是共享经济。共享经济跟大数据有什么关系呢？今天从三个方向来做一个阐述。
共享经济消灭了传统的卖方
首先，我们要知道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共享经济，每个人都会想到Uber，还有专车、快车、滴滴，原来我们打车是出租车公司的，今天可能是个私家车，别人跟我们共享。第二个例子，Airbnb在共享房子，192个国家的人在上面下单订房子。Airbnb有什么特点呢？不是酒店，是住在别人的家里，别人把房子共享出来。
图为新华网董事长、总裁田舒斌与嘉宾在“数据化生活与共享经济”思客讲堂现场。姚冠华/摄
这两个例子都不是传统的交易。以前我们任何一个市场交易都有买方和卖方，但是今天的服务提供者不是传统的卖方，不是酒店，也不是出租车公司。 共享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把传统的卖方消灭了，但是这个共享，也不简单的下一个单，它来接受我们。分享一个我的亲身经历，那个时候我还在阿里巴巴，去年5、6月份Uber有很多段子，有人说上车一看到是老板在开车，一路无言，还有碰到年轻漂亮的女性从此碰撞出火花。我有一次出差，让助理也打了一个优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我上车跟司机开始聊天，他突然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Uber吧？他给了我一个非常意外的答案，“我只在阿里巴巴门口接单，这里出来的都是阿里的高管，借这个机会可以认识他，还可以成为朋友呢，你到哪里找这个机会。”我恍然大悟，我共享他的车，他共享我的思想，这就是共享经济。
思客讲堂现场，涂子沛与观众分享关于数据化生活的奥秘。陈杰/摄
我们不能简单把共享经济仅仅看作是共享一个车。共享经济消灭了传统的卖方是什么意思？ 它在消费者内部发生了一场革命。原来电子商务发生的革命是买方和卖方，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卖方自己开始革命，这个交易更加方便了。现在来看，如果我有需求根本不用找传统的买方，只要找跟我一样阶层的消费者，这就是共享经济今天的核心。
图书馆的启示：羊毛可以出在牛身上
不仅仅消灭了卖方，我还想说一个观点，羊毛可以出在牛身上。春节的时候，我住在杭州，杭州图书馆做了一件非常有创新的事情，我认为是今天共享经济的一个标杆。杭州图书馆推出一个APP“悦读”，现在推出APP的组织很多，但是这个非常有创新点，每个人都可以下载，然后到了新华书店的时候，随便拿起一本书一扫就知道图书馆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有多少本，馆藏量足不足。如果你喜欢这本书直接到收银台，不用付钱就可以带回家，图书馆就可以帮你付钱，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就充当了采购员。 什么叫羊毛可以出在牛身上？自己家养了一只羊才可以有羊毛，而今天外面的牛就可以帮助你做了，这就是羊毛出在牛身上。图书馆今天不用再雇一批人当图书采购员，读者帮他们采购的书是更加精准的，为什么？因为读者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
如果你觉得再不形象的话，我再举个例子，校验码是2000年我的一个朋友发明的，他发明之后全世界每天有几亿个校验码在效验。这个时候《纽约时报》面临一个难题，他们想把几百年的报纸电子化了。我的朋友用了一个天才的办法，把整个报纸切成一小片，然后作为校验码，发到全世界去。接下来他用24个月把129年的《纽约时报》的报纸电子化了，还成立了一家专门的公司，现在这个技术用于谷歌的图书馆。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羊毛可以出在牛身上，这就是共享。
我们今天所说的共享，完全不仅仅是车子、房子这些有形的，我们的劳动、资金、技能、时间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共享。 我们共享经济的定义是什么，是全世界所有零散的资源、分散的资源、闲置的资源，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能够整合起来，这就是今天共享经济的核心。
消灭传统的卖方，羊毛可以出在牛身上。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涂子沛：3D打印+大数据+共享经济＝共享制造。姚冠华/摄
共享经济的产生：供需的完全数据化
我想讲的第二点，究竟共享经济是怎么来的？传统的经济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样东西，供方和需方。 经济就是把供需双方对接起来，让供需双方的信息更加透明。最传统的经济生活是集市里面有供需关系发生。再现代一些，这些供需关系非常受限，我们可以建百货商场，建专业市场，无数的东西在里面交易，供需关系在专业市场、在百货商店能够比在集市时代得到更好的平衡和交流，这就是百货商店时代。
但是今天，今天是电商时代。我们知道百货商店时代，商店再大，放的物品都是有限的。但是今天在电商平台上可以放无穷多的商品，快速进行大数据的搜索，你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供需关系更快捷、更有效的对接，这就是今天所发生的改变。
今天的滴滴打车为什么能这么火爆，这么普及？本质上做到的也是供需关系。那边有很多的出租车，在滴滴的平台上有上亿的车，有很多消费者，比如消费者在金隅大厦下单，可以通过大数据快速的检索，进行快速的匹配，把这条信息送给正在大厦附近的司机，而且是空车。
我们今天把供需完全的数据化，完全数据化之后，通过大数据的搜索，供需可以快速地匹配，这就是我们今天共享经济为什么能够产生的原因。两边都数据化了，不仅仅是供需数据化，甚至我们回到交易的两端，消费者这一端完全的数据化了。今天早上纠结要不要戴一条蓝色的领带，但是没有找到，那么隔壁的邻居正好有一条蓝色的领带，我们能不能共享呢，可不可能呢？我认真的想一下，有一天就可以发生，早上5点钟共享一条领带。为什么？最近的新闻报道，冰箱里面有几个鸡蛋是知道的，有几个蔬菜是知道的，如果蔬菜没有了，可以自动下单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买回来。这也就是传感器，未来生活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我们的硬件价格在急速下降，每个抽屉里面都有传感器，有一个专门的抽屉就是放领带。如果这些都全部数据化了，就可以知道这幢大楼里面有多少领带。 核心就是供需两端彻底的数据化。今天看到的共享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驱动，或者是大数据驱动的，今天的互联网仅仅是互联，互联的本质是无数数据沉淀在互联网上，你可以在网上查询到某个房子是空的，把这个需求数据化了，非常清晰的数据化了。
图为新华网副总编辑、主持人刘娟与涂子沛互动。姚冠华/摄
数据是什么？在今天，数据是对事实的记录，把所有事实记录下来。为什么我们说大数据？因为我们整个事件大得不得了，要用无比的数据记录下来。大数据的背后是大事实，大事实背后的才是大事件，所以才有大数据。
今天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一切业务数据化，所有的生活也数据化。所有的商业组织要把自己的业务过程变成数据。为什么要变成数据？因为变成数据之后，供需关系可以更好地对接；因为变成数据之后，数据记录的是事实，你可以再现事实，然后去分析预测未来。 数据当中隐藏的规律，人类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预测未来，而数据是我们预测未来最有效的工具。
这就是共享经济可以发生的原因，由互联网跟大数据的数据化驱动。我们能看到这种浪潮，今天看到互联网+一切，路边摊卖红薯的也可以扫码。掏现金没有留下数据，而扫码就留下数据，消费的数据在互联网上沉淀下来，未来所有的交易都会在线化，都会留下数据，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这就是第二点，关于共享经济为什么可行，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能普及。 我的结论是由互联网驱动的大数据所驱动，数据化把供需关系完全的数据化了。
3D打印+大数据+共享经济＝共享制造
第三点，我们刚刚讲的所有例子，都属于服务业，你可能会问我，制造业呢，制造业有没有共享经济？有没有？有的。阿里巴巴推出的淘工厂，把一个工厂的生产能力开放出来，用数据表明自己的生产能力，开放在互联网上。比如今天你要生产一万件衣服，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谁符合你的生产条件，如果他的机器是空闲的，你可以把一万件打包给100家。你可以想象中国曾经是外贸大国，今天50件就可以下单，为什么？我们回到工厂，把生产能力数据化了，不仅仅把生产能力数据化了，还要把原料采购等等环节全部数据化，这就是我们的共享生产能力，闲置的生产能力。
涂子沛金句频出，引发观众热烈的掌声。陈杰/摄
但是制造业的共享还远远不仅于此。我还想谈一下3D打印，会带来什么结果？现在３Ｄ打印越来越普及，小到一个心脏的瓣膜，大到一个飞机的配件，而且能打印的东西越来越多。去年的互联网上，武器的数据包放到互联网上，有人下载下来在家里面就打印出来冲锋枪，有人把这个枪带到火车上，警察没有发现，这些都是真实的新闻。3D打印的新闻不断的见诸报端。有生产原料立刻就可以生产。我们的3D打印机在不断的降价，就像硬盘、手机、电脑降价一样，现在一台3D打印机只要5000元人民币，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未来这些3D打印机可以走进家庭，然后呢？一旦3D打印机走进家庭会发生什么？就是个性化的生产。
今天的工业制造完全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一个流水线一开工只能生产这10个款式，第11个款式就需要额外的资源。比如女性的高跟鞋，今天的工厂是怎么生产的呢？一到夏天就要生产高跟鞋、凉鞋，就要去做市场调查，哪10个款式最流行，只能生产10种，第11种都不能生产。而今天有一个数据包，你想要生产一双自己想要的鞋子，只要找到这个数据包做一个修改，0.5变成0.45，玫瑰花变成山茶花，接下来个性化的需求会爆发。然后3D打印机的普及会带到家庭，带到家庭之后，你要生产一双鞋子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首先到互联网上找有没有鞋子的数据包，找到之后下载，下载之后你修改它，假如你不会修改，你要在互联网找一个设计师，他把这个数据包交给你，你继续在互联网找谁有打印高跟鞋的3D打印机，然后把这个单发给他。这就是共享。第二天你可能就收回来。
所以说，共享经济要消灭一部分工厂，而不仅仅是消灭传统的卖方。我们的制造会从工厂制造转向家庭微制造，可能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微制造中心，晚上就可以生产。这就是未来共享经济进入制造业的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就是 3D打印+大数据+共享经济等于共享制造。
思客讲堂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姚冠华/摄
最后总结回顾一下。 第一，共享经济的本质是消灭了卖方。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共享经济消灭了传统的卖方，那么随着不断的数据化，下一个消灭的卖方是谁呢？最重要的是，如今房子、车子、办公室也在共享。IT业的一个共享经济就是云，它消灭了服务器，把数据都放到云端。共享经济的时代早就来了。另一个启示在于羊毛可以出在牛身上，你可以巧妙的借力，把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把他放入你的生产流程，使得羊毛出在牛身上。
第二，共享经济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不断的数据化。这把经济生活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供需关系给数据化了。人们可以快速、有效地进行匹配，供和需关系能够更好地对接。这种对接完成了一个革命——买方和卖方之间的革命，你跟卖方对接的更好，你想买什么在淘宝上面都可以找到，今天可能不用在淘宝上面买，同样是消费者，你可以去找他。
第三，共享经济不仅仅局限于服务业，未来还会向制造业延伸，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共享制造的社会。
此外，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保护方面的事情。今天个人数据的保护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大家最近在报纸上会不断地看到有类似的新闻，是关于个人数据的泄露。有一个妈妈接到电话，请问您是某某某的妈妈吗，她说不是，但她还是反复接到这个电话。可能这个数据在传播的时候错了一个位，整个信息就传输错了。这个隐私泄露的问题非常严重。几个月前，我离开阿里巴巴自己注册一家公司，注册第二天我就开始收到电话，问：你要复印机吗？你要财务服务吗？你要律师服务吗？而且这个电话是从杭州本地来的，过了一个星期，我到了杭州以外，有台州、宁波来的电话，再过一个星期，我连北京、内蒙、辽宁的电话都可以收到，这个数据链条不断的延伸。今天的数据不断的倒卖，是因为今天的数据化成本非常低，甚至可以说没有成本。今天的我们很难保护数据，这是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这需要不仅仅是个人意识的提高，还需要政策的制定者、企业的经营者，都要有数据权益的意识，去尊重别人的数据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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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子沛、陈刚、张跃在思客讲堂活动现场 姚冠华/摄
4月27日，大数据专家、观数科技创始人涂子沛、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跃应邀做客《思客讲堂》，共同探讨大数据带来的新经济模式，数据如何开放与管理，大数据技术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挑战和新机遇等话题，现场讨论“火花四射”，各种精彩观点层出不穷。本次活动由思客与观数科技、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联合举办。
开放数据，政府应该走在商业机构前面
思客：BAT拥有大量的数据，而且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涂老师，您曾担任阿里的副总裁，假如您是马云，会开放数据吗？
涂子沛：事实上，阿里一直在开放数据。 开放数据首先是公共部门先开放，然后是商业机构。所以，公共部门应该做领头羊。贵阳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但是阿里不可能全部开放， 因为涉及到商业竞争，这部分数据是商业机构投资，然后他搜集的数据。他有所有权，所以他可以拒绝开放，可以封闭。但是开放有很多层次，可以说向整个社会开放，也可以向一个人开放。比如阿里向个人开放，我想看个人的消费记录能不能看，中国正逐步向这个方向前进。 我希望看到的是公共部门在引领数据开放，而不是商业机构。如果是商业机构在引领中国的数据开放，那我们的公共部门就缺位了。
图为新华网董事长、总裁田舒斌与嘉宾在“数据化生活与共享经济”思客讲堂现场。姚冠华/摄
陈刚：涂子沛的观点我是赞同的。政府在数据开放的方面应该走在前面。走在前面，我认为有两句话： 第一，政府要搭建规则，搭建秩序，让数据有序的开放，让数据更安全的开放。第二，政府是目前社会最大数据拥有者，而这些数据来自于民，应当服务于民。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在保护社会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数据应当尽可能的开放。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有不少的部门想开放数据，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开放。因为大家都知道，大数据是一个双刃剑，数据开放的同时意味着社会的风险。怎么样在数据开放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护隐私，保护社会的公共安全？这就是政府在数据开放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贵阳推进开放，现在做三个层次：第一，先把政府数据开始共建，通过数据的共建，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数据存放接口的互联，使得数据从产生开始就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可使用的结构化的尺子。第二方面，可以实现政府部门数据的互通。现在出现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因为政府之间的数据不通，工商填一个表，下一个部门还要填同样的表格。
涂子沛：开放数据首先是公共部门先开放，然后是商业机构。姚冠华/摄
涂子沛：这是我回国亲历的一个事情。我租了一个房子去办证，拿了一堆的资料。现在政府把行政中心放在一起，柜台就是开放式的。我跟办电卡的说我要办电卡，他要我复印资料；我在这边办水卡的时候，那个人还要我再复印一套资料，这就说明这个数据完全没有连通。
陈刚：他刚才讲的这个故事也不是贵阳的故事。实际上，政府部门之间数据要互通，我认为这是第二个阶段。 最重要的阶段是政府的数据和社会共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怎么样来共享，怎么样来有序的共享，怎么样共享产生的是正能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政府需要探索数据有序开放的模式。我们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抱怨政府数据不开放。其实政府有政府部门的担心，这个数据开放之后如果造成了隐私的问题，造成了公共安全的问题，谁来负这个责任。因此，数据开放需要一个加工再处理的过程。
比如，把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住址去掉，然后把有价值的数据向社会开放。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停车场的数据，其实城市交通的数据就可以向社会开放。我知道有人比我的想法更聪明，如果用这些数据干一些不法的事情就会出麻烦。我们首先是契约式的开放。你是一个法人，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人。我跟你签订约定，把数据有序的向你开放。你用这个数据可以服务于社会，也可以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价值，这就形成有序的数据开放。
政府的数据如何有效开放，现在还没有标准的答案和统一的格式。贵州作为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我们有义务探索这个路径。
图为新华网副总编辑、主持人刘娟与涂子沛互动。姚冠华/摄
大数据时代，不要讨论所有权，而要讨论使用权
思客：在数据有序构建的过程当中，政府在里面有很多协同的作用，包括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业，您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陈刚：我觉得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大家都认为数据具有巨大的价值，甚至认为数据是未来社会的核心价值。现在围绕这个核心价值全链条的实现过程没有规则。比如，我作为淘宝的一般消费者，在淘宝上面买东西，我形成了我的浏览记录、消费记录，形成这个数据是谁的？阿里现在说是他的，我认为是我的。因为我花钱买东西了，即使我没有花钱买东西，我也花时间在网站上浏览。
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数据的所有权归谁？我认为现在众说纷纭，如果一个东西的所有权都没有说清楚，价值链的产生谁来享有。 人类社会还是很聪明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共识，不要讨论数据的所有权是谁的，而是讨论这个数据的使用权是谁的。这个数据阿里发现了，阿里就有它的使用权，我想问阿里，你们下一次能不能把个人的消费数据在网上公布。我今天给淘宝提一个意见，淘宝在我们个人消费单子里面永远没有一个栏，计算累计消费的钱数，我想在软件设计当中有一个考虑，就想怕花钱太多不敢消费了。
涂子沛：陈刚书记刚刚问的阿里问题，我可以反过来问陈刚书记，我在政府部门也留下了很多数据。那些数据我看到了吗？那些数据更加关键，是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无数的商业机构。刚才陈刚书记说了政府是最大数据的拥有者，换句话说我们最大的数据就在政府，政府掌握了我们所有的数据，这些数据能分享给我们吗？我们今天也没有看到。
还有，阿里巴巴其实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做的不够完美，但是我一直在做。每年年底的时候会出一个淘宝时光机，这件事情很了不起，把一年的消费记录全部分门别类做一个总结，有消费的总额。很多消费者拿到这个报告之后，有人反馈告诉我说，眼泪都流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一年的记录被精心的记录下来，精心的分析。 数据能激活一个人的记忆，所有的记忆沉淀在那里，你的消费过程，可能花钱太多，有可能有喜悦，也可能有不高兴，在年终的时候看到一个这样的报表，所有记忆重现，给人感觉很好。 我们要尽量做到“数据有温度。”
互联网伦理构架建立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
陈刚：数据开放到底往哪里走，数据开放的规则和标准怎么制定，这不是阿里和贵阳市政府的事情，是全社会的事情。
无论今天在现场，还是在互联网上的听众，你们在这样的社会中，也会有许许多多的信息泄露遇到的麻烦，事实上，这是全社会的问题。 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就是政府来制定规则，引导秩序，甚至于应当在互联网建立伦理构架，这个伦理构架是建立在对数据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所以，这一条路，我认为需要共同来探索。
张跃在现场提到，数据开放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对开放者有利 陈杰/摄
张跃：听了两位的讨论，深有感触。这正是互联网时代，包括大数据时代比较混沌的问题。我就说两点：第一，数据是谁的？这个非常简单，谁有能力就是谁的。你没有能力，就不是你的，你有能力就是你的。
第二，数据的开放问题。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如果片面的看就非常复杂，这里面有隐私问题和责任问题，而 核心问题是不是对开放者有利，只要有利开放不是问题。
商业有商道，社会上有伦理。可能有些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同承担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觉得贵阳大数据的建立本身就是中国在互联网经济、大数据时代的一个路标性的事件，必定会成为历史的一个标杆的产物。
我也特别祝愿，在中国大数据时代能够弯道超车，让我们民族在大数据时代能够把一些弱势，比如诚信、契约，把这个事干得更好，让世人承认咱们，中华民族确实很伟大，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关联是大数据核心当中的核心
思客：能否给大家分享一下您如何通过数据的挖掘，使之成为商业价值？
张跃：我们是一家做互联网流量检测和流量数据采集，以及控制、优化的公司。目前来说，在中国互联网最高端，采集设备几乎百分之百是由我们提供的。低端的这些数据采集有很多家公司。浩瀚深度每天10个Ｔ以上是有的，这个数据很大，而且是不断地流淌着，存不下来，都浪费了。我的基本客户就是运营商，运营商现在也发现了这些数据是金矿。如果不断的流失掉，确实量太大。
第二，这些金矿的挖掘是一种技巧。大数据里面是有黄金的，刚才二位都讲到骚扰电话、骚扰短信，恰恰是大数据应用的一个空间，也是我们大数据将来产品消费的空间。如果通过大数据，他知道你就要买这件东西，他还去骚扰别人吗？打电话是需要成本的，不光是电话费的事，还需要时间，还要雇人。假如大数据分析告诉他你要买这个东西，这样大数据产品就有了。
我个人认为， 这个通信时代，之所以要产生后续的大数据时代，就是因为他有产品空间，有需求。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骚扰电话、骚扰短信，恰恰是我们大数据未来的一个市场空间。不要忘记了，这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啊。
所以，我在掘金的过程当中，帮助运营商发现的过程当中，找到一条把大数据变成有用产品的路，比如客户画像，数据安全保护，隐私的转换，隐私的脱敏等等。我们找到了这条路，但是很遗憾的是，大数据归谁啊？浩瀚深度太小了，我没有地方，挖掘出来也没有办法变成产品。我期待着，我们能够为社会做这些，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出来，这个产品是什么？就是关联。 关联就是大数据核心当中的核心，它就是金子。什么是关联？共享这个事看你出多少钱，不给钱是不能共享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Uber也好，滴滴打车也好，不给钱，给你坐车吗？共享的前提是优化。这里面有为客户服务的便利性、经济性、舒适性，甚至我的愉悦性，这是客户需要的，我觉得共享的前提还是要给钱。
痛客计划：分享痛点，寻找创业机会
思客：陈刚书记，您现在打造的“云上贵州”非常有名气，这里面也有共享经济的问题。您建立这么多大数据的中心，现在产生的商业价值怎么样？
陈刚：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共享经济。共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贵州省贵阳市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大数据推动经济发展。刚才子沛讲了两个例子，纽约时报100多年的报纸怎么录入进去，他把它变成了验证码，让所有人用验证码进行录入。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但是，产生这样创意的人并不多。 能否把提出问题的人和解决问题的人分开，我认为这是未来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
事实上，杭州的图书馆也好，纽约时报也好，许许多多，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会有问题。但是我们以往的思路是什么？你提出问题，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们没有张总那个能力。但是 贵阳推出了一个“痛客计划”，就是我不管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把社会的痛点提出来，我就是痛客。这个痛点也许能解决，如果能，我当初提出这个痛点就是有价值的。
比如刚才说的纽约时报100多年的报纸，可能许多的单位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搞这个痛客计划之后，把这个痛点提到这个痛客计划上，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社会上有很多聪明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我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痛点，也是亿万消费者的痛点。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发售的邮包，零售的商品应该是几十亿件。我现在也是淘宝和京东的消费者，我买完东西之后，每天或者每一次消费之后，都要考虑这个盒子怎么丢掉。现在每天消费了多少盒子？扔掉多少盒子？这也是我的痛点，也是社会的痛点。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家企业，有一些聪明的人像发明集装箱一样，可以发明重复使用的小邮盒，这样来解决社会的需求。我相信这一定有人有办法。今天我借助新华网发布我的一个痛点，如果社会响应，我不要今天的知识产权。我告诉大家，如果今天网上的听众听了这个消息以后，请你们关注贵阳的“痛客”网站，你们去申请注册成一个痛客，不要自己去创业。你们把这样的想法提出来，我们给你加上水印，确认这个想法是你第一个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和一些有创意的人，像张总这样的人，找到解决方案，最终形成一个产业，你有可能是这个企业最早的不出钱的股东。
一个鸡蛋的故事告诉你政府如何平衡网络经济和实体经济
思客：现在有一个说法，实体经济比较暗淡，互联网经济红红火火。而一个国家长远来看，实体经济是非常重要的。陈刚书记，您怎么平衡这个比例？
陈刚：刚才子沛讲了一个观点，工业可以柔性制造，谈到工业4.0。现在消费也有一个消费4.0，但是 工业4.0和消费4.0怎么连接，我认为现在一个重要的思路是要把中间的信息打通。有些打通，比如说商品的零售，像阿里巴巴这种模式，可以是跨区域的，甚至是跨国界的来完成。但是送鸡蛋这件事情，一定是在社区内完成。我们能不能把社区就近的生鲜超市和家里冰箱的物联网进行对接，这样就形成一个现实和想象的很好结合。所以我认为作为政府来说，我们做的事情不像他们两位那样出很多奇思妙想，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想法，由政府搭建平台，让社会用利益驱动的方式实现整个链条的组合，这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涂子沛：这个思路很好。这背后就是实体经济，它有一个衔接，在政府可能正是在这个时代不断往前推进。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政府就是在虚拟经济或者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节点上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
发现问题是人类的智慧，机器没办法做到
思客：在未来的共享经济时代，更多的是机器替代人的脑力。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中等收入或者越有知识的人群面临失业的风险越大，由此也带来很多社会上的问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陈刚：其实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在解放人类的麻烦，帮助人类找到更容易解决问题的答案。互联网大数据实际上是解放人的脑力，接着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许多人会失业。就像我们在几十年前讨论要不要搞大规模化生产，现在看到很多生产线不需要几个人，从原来的手工作业变成规模化生活，确实会造成很多人失业，但是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 淘汰一个落后产业的同时，会让人产生新的创新动力，研究社会新的发展机会，所以大家去当痛客吧。
陈刚：淘汰一个落后产业的同时，会让人产生新的创新动力。姚冠华/摄
张跃：人工智能也好或者科技发展很多奇思妙想也好，我认为逃脱不了三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只要人们正确的对待它就行。AlphaGo再厉害，是工具，毕竟不是人。所以你把它当做工具，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如果你把它当做人就出现了比如伦理等很多说不清的问题。所以人们有的时候在区分工具和人本身之间，有时候在这一点上是模糊的。所以人有幻觉，会得病，会抑郁。在这方面来讲，人还是要回归本质，机器是我们创造的工具。
涂子沛：AlphaGo其实真的不可怕，为什么呢？AlphaGo就当不了痛客，它不会发现问题，它只会解决程序化的问题，它解决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程序驱动的，而 发现问题才是人类的智慧。要把发现问题的人跟解决问题的人分开，有些人发现问题，有些人解决问题。那我们人类去发现问题、去定义问题，这是机器没有办法做的，因为这些都是新的，要发现新问题、定义新问题，有一部分问题，重复性的，比如打字员的工作，借书采购员的工作，就可以让AlphaGo去做，实现人类的跃升。
我现在就很想做解决问题的人，比如今天刚刚说的这些问题，那今天就要解决，我们今天站在和世界同步的问题上，美国也面临这些问题，那这些数据到底归谁所有？谁有所有权？谁有使用权？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怎么使用？这需要一个方案。刚刚陈书记见到我说你是大数据的布道者，但是今天不仅仅需要布道，还需要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会帮助中国去把握弯道超车、后发优势的机会，如果我们解决的好，那我们今天跟美国就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大数据带来“弯道取直与换轨”的发展机遇
思客：您和张总都提到了弯道超车，您认为我们现在真的具备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和能力吗？
陈刚：互联网、大数据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我认为不应当简单把它形容为弯道超车。因为弯道超车意味着你比别人有更大的胆量，也有更大的风险。 我们能不能换个思维，我们叫弯道取直，我们干吗要跟它一起弯道超车呢？我们能不能修一条直道，直接过去。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认为大数据、互联网给了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机会，也给了我们这些后发达的，像贵州这样的地区一个发展机会。以前所有的工业文明要建立在物流、制造、金融等基础上，但是现在信息社会，人和人、国家和国家在网络空间距离上是相等的，也就是给我们这些后发达的地区一个新的发展机会。所以我认为贵州该采取的路线是弯道取直。
涂子沛：不要错过贵州，不要错过贵阳，事实上是不要错过这个时代。今天讲的是弯道超车，弯道取直。我还想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个说法就是换轨，重新起跑。原来在互联网这个轨道上跑，贵州和北京相比可能是有差距的，可能差500米，老是追，它是追不上的。但是今天裁判员重新吹哨子，说你们不要跑了，换一个轨道，在移动互联网这条轨道上重新起跑。在这条轨道上，中国和美国、贵州和北京我们是没有差距的，可能5米都没有，完全是并驾齐驱。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机遇，是一个换轨的机遇，就是从工业换到数据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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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子沛、陈刚、张跃在思客讲堂活动现场。 陈杰/摄
4月27日，大数据专家、观数科技创始人涂子沛、贵阳市委书记陈刚、中国宽带资本董事长、亚信集团董事长田溯宁、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跃应邀做客《思客讲堂》，共同探讨大数据带来的新经济模式，数据如何开放与管理，大数据技术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挑战和新机遇等话题。以下是本场观点的干货。本次活动由思客与观数科技、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联合举办。
——共享经济已不仅是滴滴uber那么简单
涂子沛：我们今天所说的共享，完全不仅仅是车子、房子这些有形的，我们的劳动、资金、技能、时间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共享。我们共享经济的定义是什么，是全世界所有零散的资源、分散的资源、闲置的资源，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能够整合起来，这就是今天共享经济的核心。
涂子沛在思客讲堂现场倾听互动问题。 姚冠华/摄
——未来的制造业：每个家庭都是微制造中心
涂子沛：共享经济要消灭一部分工厂，而不仅仅是消灭传统的卖方。我们的制造会从工厂制造转向家庭微制造，可能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微制造中心，晚上就可以生产。这就是未来共享经济进入制造业的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就是3D打印+大数据+共享经济等于共享制造。
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在思客讲堂现场。 姚冠华/摄
——政府应该如何开放数据
陈刚：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就是政府来制定规则，引导秩序，甚至于应当在互联网建立伦理构架，这个伦理构架是建立在对数据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
陈刚：我们首先是契约式的开放。你是一个法人，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人。我跟你签订约定，把数据有序的向你开放。你用这个数据可以服务于社会，也可以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价值，这就形成有序的数据开放。
图为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跃。 姚冠华/摄
——谁的大数据？
涂子沛：数据是一个新的资源，新的资源就一定有主权。
张跃：数据是谁的？这个非常简单，谁有能力就是谁的。你没有能力，就不是你的，你有能力就是你的。
陈刚：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共识是，不要讨论数据的所有权是谁的，而是讨论这个数据的使用权是谁的。
图为新华网副总编辑、主持人刘娟。 姚冠华/摄
——大数据给中国“弯道取直”和“换轨”的机遇
陈刚：弯道超车意味着你比别人有更大的胆量，也有更大的风险。我们能不能换个思维，我们叫“弯道取直”，我们干吗要跟它一起弯道超车呢？我们能不能修一条直道，直接过去。
涂子沛：今天讲的是“弯道超车”，“弯道取直”。我想在“弯道取直”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个说法就是“换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机遇，是一个“换轨”的机遇，就是从工业换到数据文明。
田溯宁在思客讲堂现场进行点评。 陈杰/摄
——不可逆的大数据时代
田溯宁：在发明电的时代，中国人几乎就是一个旁观者，而这个时代我们基本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我们是思想的提倡者，标准的积极推动者，商业模式的不断探索者。
陈刚：大数据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领之者强。
（本期编辑：张欢）
4月27日，中共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陈刚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在思客讲堂上，陈刚就政府在数据开放中的作用发表了精彩的观点。本次活动由思客与观数科技、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联合举办，以下为陈刚的观点整理：
陈刚：在保护个人隐私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数据应当尽可能的开放。姚冠华/摄
政府在数据开放的方面应该走在前面。如何走在前面呢？我认为有两点：第一，政府要搭建规则，搭建秩序，让数据有序的开放，让数据更安全的开放。第二，政府是目前社会最大数据拥有者，而这些数据来自于民，应当服务于民。 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在保护社会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数据应当尽可能的开放。
如何在数据开放的同时保护隐私和公共安全？
我们现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有不少的部门想开放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开放。因为 大数据是一个双刃剑，开放的同时意味着社会的风险。怎么样在数据开放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护隐私，保护社会的公共安全？这就是政府在数据开放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图为新华网董事长、总裁田舒斌与嘉宾在“数据化生活与共享经济”思客讲堂现场。姚冠华/摄
那么，我们贵阳现在的推进开放，现在做三个层次：第一，先把政府数据开始共建，通过数据的共建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数据的存放接口的互联，使得数据从产生开始就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可使用的结构化的尺子可以使用它。第二，可以实现政府部门数据的互通。现在出现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因为政府之间的数据不通，比如在工商填一个表，下一个部门还要填同样的表格。实际上，政府部门之间数据要互通，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政府的数据和社会共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怎么样来共享，怎么样来有序的共享，怎么样共享产生的是正能量。
政府需要探索数据有序开放的模式
在推进数据开放过程中，我认为政府需要探索数据有序开放的模式。我们现在常常抱怨政府数据不开放，其实政府有政府部门的担心：数据开放之后如果造成了隐私的问题，造成了公共安全的问题，谁来负这个责任？因此， 数据开放需要一个加工再处理的过程。
比如，把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住址去掉，然后把有价值的数据向社会开放。现在普遍的做法是停车场的数据，城市交通的数据可以向社会开放。我们贵阳做数据开放的时候，也没有因为交通数据不敏感、停车场的数据不敏感，就一下子向全社会开放。我不知道有人比我的想法更聪明，如果拿这些数据干一些不法的事情就会出麻烦。我们首先是契约式的开放：你是一个法人，你是有一个承担责任的人，我跟你签订约定，把数据有序地向你开放，你用这个数据可以服务于社会，也可以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价值，这就形成有序的数据开放。
政府的数据如何有效开放？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标准的答案和统一的格式。贵州作为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我们有义务探索这个路径。
思客讲堂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圆桌对话。姚冠华/摄
政府只交易经过加工和脱敏的数据
尽管数据有序开放的模式还需要探索，目前我们可以分享一些规定上的经验。贵阳在建立大数据交易所的时候，我们有两条规定是明确的。
第一，采取会员制。没有身份认证、没有资格、没有诚信、没有经过政府的考评的，政府都不让进行交易。
第二，贵阳大数据交易的数据都是经过加工和脱敏的数据。我们不能把原始数据，带着身份证号码，带着电话号码去交易，这样就会破坏公民隐私的安全性。另外，我们尽管列出了30大类的交易品种，但更多的是在那些具有交易安全前提的领域，首先进行交易。比如说现在有许多互联网大数据公司，他们通过公共的渠道，通过爬虫的方式，来搜集公共媒体能够获取的数据，这些数据精工加工以后就可以在这里交易，而不是把我们公安局的户口数据直接拿上去交易——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贵阳在过去一年，我们追求的是去探索大数据交易的路径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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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大数据专家、观数科技创始人涂子沛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发表了题为“数据化生活与共享经济”的精彩演讲。在思客讲堂现场，涂子沛与观察团及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问答，对共享经济、数据安全、无人机等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以下为问答实录：
图为思客讲堂现场，观众热情高涨，台下座无虚席。陈杰/摄
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既有优势又有痛点
施水才（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共享经济在中国和美国有什么不同呢？此外，最近三大专车集团都要搞自己的专车队伍，是不是违反了共享经济的原则？
图为新华网董事长、总裁田舒斌与嘉宾在“数据化生活与共享经济”思客讲堂现场。姚冠华/摄
涂子沛（大数据专家、观数科技创始人）：共享经济在中国和美国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我认为，美国是一个很成熟、很稳健的国家，它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优化、再优化，提高效率。但是在中国，事实上我们面临的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共享经济会消灭什么？消灭传统的卖方。我们说的出租车，传统的卖方是出租车提供的，传统的旅行房间是酒店提供的。我们说的共享经济，打字员、采购员、阿尔法狗，实际上都是面临就业方面的挑战。如果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会产生巨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如果我们的共享经济越好，可能中国的汽车保有量、人均拥有的汽车产量，永远不会达到像美国一样的水平，这就是一个挑战。我们又需要消费去拉动现在经济的发展，那我们该怎么办？
图为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施水才向涂子沛提问。 姚冠华/摄
第二个，整个共享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信任。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信任的机制在中国到底怎么样？我认为是有差距的。由于信任信用的机制不完善，我们的共享经济发展受到局限。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优势，又有痛点。
三大专车集团要搞自己的专车队伍，这就不是共享经济，它变成了新的卖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向前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卖方和买方，传统的卖方消失了，新的买方又出来了。经济是非常多元的。各种力量在里面博弈。
图为新华网副总编辑、主持人刘娟与涂子沛互动。姚冠华/摄
应当主动去拥抱大数据，迎接大数据的到来
孙丹（希捷科技全球副总裁暨中国区总裁）：贵阳在大数据方面非常有名，有很多新的尝试，尤其是在数据交易，成立了数据交易中心，现在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您这边过去一年的交易里有没有碰到问题？
图为希捷科技全球副总裁暨中国区总裁孙丹。陈杰/摄
陈刚（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们在过去一年一直试图探索解决的问题。数据是有价值的，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承认。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上千亿美元，它是有房产还是地产？它是因为有数据。数据怎么在整个人类社会进程中实现它的价值？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建数据交易所，数据的价值就可以忽视，实际上数据的价值已经在许许多多方面出现了。但是贵阳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在贵阳建立大数据交易所之前，数据的交易是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面对面的谈判模式。第二种模式是桌下交易，也就是说灰色交易，甚至于黑色交易、非法交易。事实上数据有价值，有价值就有它的需求，有需求就会产生交易。 贵阳并没有在这个交易过程中一味去追求交易额的放大，追求交易客户的增加，而是追求交易规则的探索。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贵阳在建立大数据交易所的时候，我们有几条规定是明确的。第一，采取会员制。你身份没有认证不带你玩，换句话说，你没有资格、你没有诚信，你没有经过我对你的考评，我不让你进行交易。
第二，贵阳大数据交易的数据都是经过加工和脱敏的数据，不能够把原始数据，带着身份证号码，带着电话号码去交易，这样就会破坏公民隐私的安全。另外，我们尽管列出了30大类的交易品种，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在那些具有交易安全前提的领域首先进行交易。比如说现在有许多互联网大数据公司，他们通过公共的渠道，通过爬虫，来搜集公共媒体能够获取的数据，这些数据精工加工以后就可以在这儿交易。而不是把我们公安局的户口数据直接拿上去交易，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贵阳在过去一年，在推行大数据交易所的探索过程中，我们追求的是来探索大数据交易的路径和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追求。
思客：如果放眼全国，您觉得这些政府部门最应该做什么？
陈刚：我认为现在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逆地进入了信息时代，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我们如果以前还在犹豫的话，那今天我借着新华网想说一个观点，就是 应当主动去拥抱大数据，去迎接大数据的到来。我自己有一个观点， 大数据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领之者强。无论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哪怕我是一个刚毕业的想创业的大学生都应该拥抱大数据、迎接大数据。因为这就是当前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子沛是大数据的布道者，社会需要你这样的布道者，特别是把大数据和每个人结合起来。
陈刚：大数据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领之者强。姚冠华/摄
数据的流动和安全不能跟开放和使用对立起来
张宇伟（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博士项目主任）：数据安全涉及国家安全。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数据有全球化问题，数据有主权问题，您怎么看？中国怎么办？
涂子沛：首先，安全是没有极限的，没有最安全，只有更安全。
第二，安全这件事是不断地要去努力，不断地提高安全标准。今天我们定义不出绝对安全，数据摆在哪里算是绝对安全？有吗？事实上，绝对安全没有绝对的定义，只有一个相对的定义。我们要回到相对的角度上，来讲什么是数据的安全。
第三，数据当然有主权，它是一种新的资源，是资源它就有主权。我们今天的讨论已经建立了共识， 数据是一个新的资源，新的资源就一定有主权。今天阿里巴巴平台上的数据，百度上面的数据，他们记录了中国人的消费行为，记录了中国人的搜索行为。如果这些中国人的消费行为、搜索行为不在中国自己的平台上，而在一家外国公司上，那大家可以想象，那可能外国人比我们自己还要了解中国的各项细化的经济指标。所以我们今天要很清晰地认识到，很多数据就应该是有边界的，它应该是沉淀在一个国家的。但我们也不能把这个主权跟流动完全对立起来。刚刚陈刚书记说我们在交易探索，探索什么？探索规则。未来数据的交易可能不是说我们交易数据就把这个数据拷给你了，不是的，可能交易的是使用权。而这种使用权可能是一个黑匣子使用权，我只让你查询一个结果，我根本不告诉你这个数据的内容是什么。 数据的未来就是服务。就像我们的软件变成服务一样，那未来可能数据就是一种服务，我们交易的就是服务。而在服务的过程中，怎么保护数据的安全，我想这个问题就更加容易回答了，比如我们数据的产权转移。因为我们看到的数据产权转移实在是成本太低了，而且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当一个数据分享到互联网上，它就永远在传递，它传递到任何一个服务器上，你都不知道这个服务器上在什么地方。所以我的回答就是 没有极限，流动和安全不能跟开放和使用对立起来。
图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博士项目主任张宇伟提问。陈杰/摄
无人机会掀起空中数据的爆炸
观众：您怎么看待无人机的发展前景？它的发展将会为社会带来什么？
涂子沛：我倒是知道，新华网在无人机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实践。问题是说，无人机的前景怎么样？我认为 无人机会掀起一个空中数据的爆炸。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无人机最大的作用就是获取数据，通过图片数据去获取。而应用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了服务业，讲到了工业，那没有讲到农业。在农业领域，无人机的应用就很广阔。无人机可以把整个农场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可以做精准农业，任何一个地方，哪一个叶子变色了，哪一个果实熟了，今天的数据和昨天的数据对比，哪个地方有虫灾了，都会被发现。我们所说的空中数据大爆炸是什么呢？今天的地图靠什么？今天的地图很多都是靠卫星，那未来无人机可以贴在地球上20米、30米的高度，把整个地球都拍摄一遍，那这个地图的精度跟卫星地图的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因为无人机的出现，事实上数据量还会加速这个爆炸。无人机在取证方面，新华网这方已经有应用了。跟公安部门联动，可以快速取证，不用派人去，这都是我们在迈向一个智能社会的标志。阿尔法狗的出现，无人机的出现，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都是我们迈向智能社会的标志。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是最大的驱动力量，可以说 数据是整个智能社会的土壤，没有数据就没有智能。
未来社会产权是多种形式的存在
胡志刚（大数据创业者）：共享经济时代，更像是一种按需分配。而如果按需分配，是共享的公有制的形态，是全世界的物产为什么需要产权呢？因为已经被完全共享了。所以在更宏大的社会发展中，数据是否真的有产权？
涂子沛： 共享经济就是大数据快速推动的共产主义，就是按需。你需要，然后那边有，供需关系更加平衡的流动。很多东西你不用去买，可以共享。当然这种共享不是无条件的，还是有条件的，但是成本更低，整个社会更效率。这是互联网和大数据释放的红利，让这个成本更低。那数据有没有产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很多东西没有产权，那数据呢？我认为还是回到刚刚的结论，还是应该有产权的，但是 产权是多种形式存在，它不仅是一个物理的所有，它可能有编辑权，有流动权，有修改权，还有使用权。我们今天看它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跟工业时代的资源不一样。工业时代可能你赞助，它就归你了，比如一包水泥可能就归你了。 我们要探讨的是多样化的产权，每一种产权可能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和不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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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子沛、陈刚、张跃在思客讲堂活动现场 姚冠华/摄
“大数据”时代，政府和企业如何开放数据？政府如何建立有序的数据开放模式？数据开放中如何保护隐私和公共安全？4月27日，思客讲堂聚焦数据安全，邀请国内数据专家展开对话。专家纷纷献智献策，指出数据开放应该政府先行，政府应该积极建立有序的数据开放模式，并在数据开放规则制定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数据开放：政府和商业机构谁应先行？
公共部门应该首先开放数据，然后才是商业机构。商业机构的数据涉及到商业竞争，不可能全部开放，而且这些数据是商业机构自己收集的，他有所有权，他可以拒绝开放。我希望看到的是公共部门在引领数据开放，而不是商业机构。如果只是商业机构在引领中国的数据开放，那公共部门就缺位了。
——涂子沛（大数据专家、观数科技创始人）
政府在数据开放的方面应该走在前面。如何走在前面呢？ 第一，政府要搭建规则，搭建秩序，让数据更有序，更安全地开放。第二，政府是目前社会最大的数据拥有者，这些数据来自于民，应当服务于民。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在保护社会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数据应当尽可能的开放。
——陈刚（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
政府数据开放有何担忧？
我们现在抱怨政府数据不开放，其实 政府担心这个数据开放之后可能造成的隐私问题与公共安全问题。因此，数据开放需要一个加工再处理的过程。政府的数据如何有效开放？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标准的答案和统一的格式。贵州作为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我们有义务探索这个路径。
比如，把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住址去掉，然后把有价值的数据向社会开放。首先是契约式的开放。你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法人，我才跟你签订约定，把数据有序地向你开放。你用这个数据可以服务于社会，也可以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价值，这就形成有序的数据开放。
——陈刚（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
政府如何建立有序的数据开放模式？
贵阳在建立大数据交易所的时候，我们有两条规定是明确的。 第一，采取会员制。没有身份认证、没有资格、没有诚信、没有经过政府的考评的，政府都不让进行交易。 第二，贵阳大数据交易的数据都是经过加工和脱敏的数据。我们不能把带着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的原始数据去交易，这样就会破坏公民隐私的安全性。另外，我们尽管列出了30大类的交易品种，但更多的是在具有交易安全前提的领域进行交易。比如现在有许多互联网大数据公司，他们通过公共的渠道，通过爬虫的方式，来搜集公共媒体能够获取的数据，这些数据精工加工以后就可以在这里交易，而不是把公安局的户口数据直接拿上去交易——那是很危险的。贵阳过去一年一直在探索大数据交易的路径和标准。
——陈刚（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
数据开放过程中如何保护隐私和公共安全？
大数据是一个双刃剑，开放的同时意味着社会的风险。怎么样在数据开放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护隐私，保护社会的公共安全？这就是政府在数据开放中面临的一个问题。
贵阳在做三个层次的事情： 第一，先把政府数据共建。通过数据的共建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数据的存放接口的互联，使得数据从生产开始就有共同的标准，共同的可使用的结构化的尺子可以使用它。 第二，可以实现政府部门数据的互通。现在出现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因为政府之间的数据不通，比如在工商填一个表，下一个部门还要填同样的表格。实际上，政府部门之间数据要互通，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