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今年起按一定比例随机抽查_新浪新闻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今年起按一定比例随机抽查
　　新华社电 日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
　　《通知》要求，领导干部要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0年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积极主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保证填报内容真实准确。
　　《通知》明确，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报告纪律。
　　对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不如实报告或隐瞒不报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离岗位、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凡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
　　《通知》提出，今年起将开展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
　　据了解，抽查核实工作主要是对报告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核实，每年按一定比例开展随机抽查。同时，根据工作需要对拟提拔的部分考察对象、拟列入后备干部人选对象和其他需要核查的对象进行重点核查。
　　“现在领导干部愿意报就报，不愿意报就不报”
　　现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是2010年发布的，目的是通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这项规定明确了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领导干部的范围、报告事项内容、不按规定报告的处理措施等内容，也提出“可以对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指出，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这几年一直在做，但效果并不明显，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现在领导干部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时候，愿意报就报，不愿意报就不报，不仅内容打了折扣，还出现了虚假信息或缺斤短两的信息。”
　　抽查37名领导，11人漏报房产
　　“目前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有几十万，这还不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厅局级干部也有几万人，个人有关事项的报告无疑是庞大的数据，真伪的甄别不容易，也难免会有水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利，向海外转移财产，“裸官”贪腐……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贪污腐败案件表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监督与威慑作用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亟待完善。
　　今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提出，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目前，广东、上海等地已经启动或实施了这项工作。
　　在率先开展抽查核实的浙江省武义县，当地纪委对14项报告内容进行核实。从抽查核实结果看，37名抽查对象中有11人进行了重新申报，补报内容全部为房产遗漏，其中有10人漏报房产共14处。同时发现，一些党政正职领导干部在自行申报有关房产问题上存在报告不实的情况。
　　申报加核查 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从发现的问题看，要精确掌握领导干部个人情况，必须要有核查机制。对于不实申报者要承担法律责任，还应被问责。”相关专家程文浩说。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增科表示，这是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实质性举措，抽查核实既有利于对虚假申报进行处理，提高惩治腐败效率，也利于在早期发现问题，及时挽救一批干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单纯申报只能使这项制度发挥两三成作用，如果申报加核查，则可以发挥50％至60％的作用，再加上公示，就能发挥更大作用。”
　　竹立家提出，“抽检应以省市县三级为主干核心，梯级选择抽样对象，重点是党政一把手，其次是各级党委的常委成员。”还有专家建议，应当把抽查结果向社会公开，让监督的范围更大更广，形成的震慑更具威力。
　　专家指出，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应由试点逐步走向制度化。“最理想的办法是制定反腐败法，这样可以对整个反腐败制度进行顶层设计，把零散于各种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整合，并增加现行法律里没有规定的制度，包括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姜明安说。他同时指出，现阶段可以通过制订专项法律来规范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
　　据新华社
　　领导干部须报告啥？
　　报告的范围
　　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中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干部；
　　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相当于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
　　大型、特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和中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
　　报告的内容
　　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
　　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
　　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通婚的情况；
　　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
　　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
　　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包括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
　　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
　　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
　　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情况；
　　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
　　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情况；
　　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况。
　　报告的时间要求
　　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个人有关事项，新任领导干部应当在符合报告条件后30日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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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贫困生“发展”之困：难以甄别仅予资助
解决贫困生的个体需求，不能只是一股脑地给钱。图片来源：搜狐网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人潮涌动中，高校贫困生的特征已经越来越模糊&&他们衣着整洁、饮食无忧，甚至小部分人还用上了手机等电子产品，几乎很难第一眼就把他们与普通大学生区分开来。当然，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失，只不过，如今的贫困生已不复当年吃不起饭、穿不暖衣的窘境，也不像一些媒体所报道的因学费上涨被迫弃学。
随着&奖、贷、助、补、减、勤&一系列资助政策的落实，国内高校&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学或辍学&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实现。贫困生可以在象牙塔里安心学习，不再为&温饱&发愁。
而让国家、高校牵挂了20多年的贫困生帮扶问题，是否就此圆满解决、皆大欢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对于当下及日后的贫困生资助，高校还应该作哪些思考呢？
资助现&贫富分化&
在湖北省某重点院校就读的小昕轻松拿到国家励志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勤工助学岗位补贴，有时还能贴补家用。而在江西省某地方院校就读的妹妹，却只能拿学校的助学金、勤工俭学津贴，常常要靠姐姐接济。贫困生资助也会出现&贫富分化&，想起来不可思议，但却客观存在。
它的争议之一来自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的校际分配不均衡。相比较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地方院校、独立院校所占的名额偏少。以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为例，福建某独立学院所获得的名额仅为总人数的3.3%，而重点院校通常能达到总人数的5%，甚至更高。而且，&近两年的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并没有随着学生人数增加而成比例增长。&福建省某独立学院学生工作部副主任苏童说。
对此，《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解释是，中央高校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由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确定。地方高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名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财政部、教育部确定的总人数，以及高校数量、类别、办学层次、办学质量、在校本专科生人数和生源结构等因素确定；在分配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时，对办学水平较高的高校予以适当倾斜。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生处处长表示，如果重点院校与地方院校在贫困生比例相当的情况下，重点院校比地方院校分到更多的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名额，这可以视作是资源分配不公平。&只是这种不公平，早已被写在政策中，地方院校、独立学院只能被动接受、执行。&
争议之二来自高校对贫困生的资助标准各异。记者了解到，高校给予贫困生的资助并不与生均拨款直接挂钩，一类是大部分高校执行的标准，按照事业性收入的4%～6%或学费收入的20%，提取专项资助资金，选用哪一项标准，由高校自身决定；另一类是以清华为代表执行的标准，先确定当年用于贫困生资助的总金额，在国家固定投入、社会筹集资金之外，不足之数由学校兜底。由于资助标准的差异，体现在各高校贫困生所获得的资助上，会有一定的不同。
甄别贫困生不能仅靠程序
贫困生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伪贫困生&。他们并非家庭拮据、无力上学，甚至名牌衣饰、电子产品傍身，他们只是钻了国家贫苦生政策的空子，借此提高生活质量。那么，对于伪贫困生，高校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早在教育部颁布贫困生专项计划之前，清华就于2011年开展&自强计划&，派工作组实地考察、选定符合条件的贫困生，给予高考录取降30至60分录取的优惠。但毕竟这部分学生在高校贫困生总体中占少数，包括教育部的贫困生专项计划在内，高校都是采取高考的方式统一招收贫困生。这就意味着，贫困生甄别工作大多是在入校以后。
记者了解到，由于村委会、居委会出具的贫困证明容易造假，高校认定一名贫困生的资格，需要经过班级评议小组、学院认定小组、学校层面认定三道程序。但是，仅靠程序评定可能带来两个结果&& 一部分伪贫困生没有筛出来，一部分真正的贫困生没有纳进来。
&我们的资助要准确，必须给予确实应该资助的学生。&清华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向辉说，由于有该目标存在，清华新生入校的一个月内，班主任、辅导员要与每位学生进行不少于半小时的&一对一&谈话，&主要是为了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以及考上清华受到社会奖励的情况&。谈话中，部分贫困生出于羞涩、自我保护心理未能流露的信息，清华会从系统中调出学生的就餐情况，与平均水平进行比对后加以认定。
如果说以上的措施还只是高校常见的做法或&规定动作&，那么，进一步把贫困生甄别工作落到实处的就是细致的调查。
多年来，清华坚持做贫苦生家访，由院系老师、辅导员、学生工作队伍组成家访团队，每年选取一两个省的贫困生家庭逐一走访。
浙江工业大学以电话、邮件10%抽查贫困生为主要方式。&我们给开出证明的村落、机关打电话核实情况，10%的抽查比例对伪贫困生申请也是一种威慑。&浙江工业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周小斌说。
资助效率须关注
资助贫困生，甄别真伪是一大难题。但在周小斌看来，怎样提高款项的使用效率才是重点。&针对贫困生个体，有的贫困生需要钱，有的贫困生需要钱和精神支持；有的贫困生需要贷款，有的贫困生需要无偿资助。给予贫困生的资助是一套&组合拳&，需要学校去判断以怎样的方式资助，贫困生才会满意。而这些需求贫困生不会轻易表达出来。&
周小斌举例说，一名学生表示不需要贷款，但评议的结果是&困难&，其潜台词是需要无偿资助；另一名学生表示要贷款，加上评议结果是&特别困难&，学校通过数据分析，能得出该学生最合适的受助方式是既要贷款又要无偿资助。&全校4700多名贫困生，贫困生的真实需求与校方能配备的资助，并不会轻易画等号。&
&我们在努力解决贫困生的个体需求，而不是一股脑地给钱，那样太简单化了。&周小斌说，照顾学生交纸质表格难为情的心理，贫困生的信息采集改在网上进行。今年浙工大的贫困生信息采集增加了&你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什么？&&最需要提升的技能是什么？&等问题，这为二级学院的活动设计提供了依据。
考虑到贫困生的自尊心，高校针对个体的工作从来都是默默开展。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高校并不会把贫困生单独划为一个群体。
&我们不可能让一个宿舍里全都是贫困生，&抱团&会产生心理上的悲观、人际交往落后等不良的后果。&苏童说，尽管学校没有把贫困生单独列为一个群体，但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会特别关注贫困生成长，这种关注不仅包括物质给予，还有心理关怀。
在向辉看来，解决贫困生个体的心理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依然是，通过周围同学、辅导员、学生工作队伍、班主任深入细致的谈话、观察、发现，及时做好思想工作，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
何时&默默&，何时&主动&，对于高校而言，也是一门学问。
贫困生的&发展&之困
如果把解决学费、生活费等资助称为&输血式&资助，那么，温饱过后，贫困生资助最应该考虑的又是什么呢？
&贫困生希望有更多的发展，比如参加社会实践、国际交流，学习一些收费性质的课程，然而，如今的政策尚无法解决贫困生的成长、素质拓展等问题。&向辉说。
周小斌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像出国交换等活动，看似对所有人开放，但由于受到经济上的限制，往往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学校所能做的是，调动已有资源提高贫困生的综合素质。比如资助贫困生去重点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或一个学期的学习、交流，尽量让看似表面公平的政策，追求实质上的公平。&
但是，贫困生需要更进一步的提升，不仅仅需要国家、学校支持。向辉表示，目前，国家在贫困生资助上投入巨大，要进一步解决贫困生的发展问题，不仅要看国家的财力，还应尽可能地呼吁社会各界关注。
相对于&985工程&院校，这一问题在独立学院显得更为紧迫。苏童表示，虽说有若干社会上的热心人士助学，但是独立学院受成立时间短、社会认可度不太高、校友资源有限等多重因素限制，注入贫困生资助的社会资金相对来说较少且不稳定。
而在周小斌看来，社会资金的注入同样存在&使用效率&的问题。他打了个比方，一家社会组织给予贫困生6000元的经济资助，并给每两个贫困生配备一名成长导师，帮助他们提高技能。&实际上，后一种资助帮助贫困生适应社会、提升自信心，比单纯的经济资助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应。&
政策大事记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形成了&奖、贷、助、补、减、勤&多元资助模式。
1986年，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开始在部分普通高等学校实行&奖学金制度&试点。
1987年7月，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发出通知，规定在1987年入学的本科普通高等院校的新生中全面实行奖学金制度。
1991年，普通高等学校开始实行研究生奖学金制度。
1995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对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杂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对普通高校中部分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实行学费减免制度，尤其是要对其中的孤残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及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等，实行减收或免收学费。
1999年，教育部成立了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2006年更名为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当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西安、南京等八个城市进行了试点。从日起，全国范围内，所有普通高等学校均能申办国家助学贷款。
2000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定各高校都必须建立&绿色通道&制度，即对被录取入学、经济困难的新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予以资助。
2007年，财政部、教育部制定了《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国家层面的三类奖助学金&&高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等部委出台四项资助政策&&建立高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
2012年4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等5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国家首次实施定向录取计划，贫困地区学生一本率预计增长10%，共有297所高校承担专项计划招生任务，以本科一批院校为主。
2014年，国家通过继续扩大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实施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等三项措施，进一步增加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规模。（原标题：&输血&之辨）
《中国科学报》 (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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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评论。副局长女儿评上贫困生续：已退还1000元助学款-贫困生-中安在线-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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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女儿评上贫困生续：已退还1000元助学款
日07时26分
　　日06:56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中 小]来源：　城管副局长退还助学款
　　《襄樊贫困大学生被终止资助真相》后续
　　襄樊市总工会致歉并表示将彻查造假事件、严处相关责任人
　　襄樊贫困大学生被终止资助事件再起波澜，一名受助女大学生的父亲竟是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母亲也是环卫所合同工(本报昨日曾报道)。这样的“贫困生”是如何被认定的？事件背后有着怎样的教训？
　　昨日，襄樊市总工会成立组，对该事件中女大学士杨敏(化名)去年的受助资格及相关部门的资格认定过程展开调查。
　　当日下午，襄樊市总工会责成樊城区城管局工会，将当事人退回的1000元善款送交爱心企业家马建先手中。该市总工会副主席唐开华代表工会向马表示歉意，感谢她对爱心助学活动的支持，希望她能继续支持这项活动。
　　副局长女儿为何评上贫困生
　　樊城区城管局
　　为不浪费名额勉强推荐
　　前日深夜，得知事件又起波澜，本报三名记者于昨日凌晨两点启程，连夜驱车前往襄樊。早上6时40分，记者赶到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杨洪圣位于樊城区委大院的家。
　　这是一栋陈旧的机关宿舍楼。记者爬上6楼，防盗门关得严严实实，不论是按门铃还是敲门，室内均无人应答。记者多次致电杨洪圣及其妻子，两人也一直不接电话。
　　昨日上午8时，本报另一路记者来到襄樊市樊城区城管局。得知记者来意，二楼办公室一名男子称杨洪圣当天不值班，随后迅速锁门开车离开。记者多次拨打樊城区城管局局长李海峰的电话，对方没有接听。
　　9时30分许，记者终于联系上樊城区城管局党总支书记梁洪勇。据梁洪勇介绍，去年该区工会分配给城管战线两个资助名额，但该区城管系统当年并没有符合条件的大学生，为了不让两个名额浪费，就勉强推荐本系统两名考上一类本科的大学生，其中一名就是杨洪圣的女儿。
　　梁洪勇说：“杨洪圣虽然是副局长，但每月实际工资只有1200多元，还有每月1000元左右的津贴一直没有发，其爱人在城管局下面的环卫所工作，工资每月也只有几百元，生活并不宽裕。”
　　樊城区第三环卫所
　　说她是贫困生有些勉强
　　昨日上午，记者多方寻找，在一个背街小巷寻找到杨敏母亲的工作单位――襄樊市樊城区第三环卫所。直到下午，经多方努力，记者才辗转联系上该所所长宋少敏。
　　宋确认，环卫所是城管局的二级单位。杨敏的父亲确实是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杨洪圣，母亲解芬然不是临时工，而是合同工。解现在的每月工资加津贴，约有八九百元。
　　宋少敏说，该所有200多名职工，但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子女却少之又少。据宋回忆，近五六年来，考上正规大学的只有杨敏一个人，虽然他的父亲是城管局的领导，但考虑到她的母亲在基层工作也很辛苦，去年的时候，所里就让杨敏的母亲填了两份申请表格。
　　为了确保审批一次获得通过，在杨敏母亲月收入一栏填上了200元，家庭月总收入填了600元，所里还在推荐栏里填了“夫妻下岗无住房……生活较困难！”
　　“说杨敏是贫困生是有些勉强，但是至少她够得上一本大学生的条件，我们这样填也是为了让她能顺利通过审批。”宋少敏说。
　　襄樊市总工会将彻查造假事件
　　部分基层工会
　　审核资格太随意
　　原本外界对于慈善资助中该如何感恩的话题已逐渐进入尾声，一直因此事而被弄得焦头烂额的襄樊市总工会以为可以放松一下，随之而来被揭露“贫困生父亲是副局长”的消息再次让他们陷入被动。
　　“没想到事情会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该部门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事态的发展已远远偏离该部门的预期，向着更恶劣的方向发展。
　　造假事件责任人将受处理
　　昨日，部分网友不仅对杨敏造假举动提出批评，还对工会组织在受助资格的审定工作提出质疑，这让襄樊市及樊城区各级工会组织感到巨大的压力。
　　昨日下午，襄樊市总工会会议室，来自樊城区总工会及部分单位的负责人，共同调查此次事件的源由。
　　该市总工会副主席唐开华说，“用作假手段骗取他人的爱心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这不仅伤害了他人，也对慈善事业带来极大伤害。
　　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说，一定让该“虚假贫困生”此前的资助款退还给资助者。资助者可选择将该款项资助给其他的贫困生或者不再继续资助。并彻查此起造假事件，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原则上四类情况才能获资助
　　据介绍，按要求，只有符合以下四类情况才能获得助学资助：
　　第一、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家庭收入非常低，不能孩子上学学费的。
　　第二、单亲家庭孩子，父亲或母亲一个人收入不能供孩子读书的。
　　第三、家中有长期病人，需要大量花费医药费的。
　　第四、农民工子女，经济收入低下的。
　　“除了这些基本条件，原则上还要是一类本科生，对于困难劳模和低保户也可适当资助。”唐开华说。
　　“虽然规定很具体，但由于没有量化标准，加上不同地区划贫困差异很大，因此部分基层工会审核贫困生受助资格时有很大的随意性”，周华玲介绍，该市总工会进行爱心助学活动已有九年，共资助了数百名考上大学的贫困生，每年都会有几个不合标准的贫困生被刷下来。
　　部分基层单位忽视了公平性
　　对此，负责爱心助学的周华玲无奈地说，每年总工会都会下发文件，加强对于资助对象的要求，但部分基层单位或组织往往只重本单位职工利益，忽视了整个慈善工作的重要性和公平性，把关不严，审核不细。
　　周华玲说，去年，按该部门在组织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活动时，由各区总工会进行选送和核实贫困生的家庭情况，该市工会只按一定比例向各县市区分配名额。但是，该市樊城区总工会在该项工作中偷懒了，没有采取全面上报的方式，而是将名额分配到各个部门。
　　唐开华说，这种通过层层推荐的方式，从各县区、各单位推荐符合条件的贫困生，这些推荐工作原则上都由各级工会完成。审核工作也由各单位工会组织和县区级工会负责，市总工会只对市里直接资助的贫困生进行审核，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基层推荐工作的随意性，留下隐患。
　　“因为每年涉及的贫困生较多，市总工会不可能一一去调查，只能委托下一级工会办理。”周华玲说，“这次的事件对我们来说是个教训，也暴露了下级工会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爱心助学为何还要设名额？
　　对于部分网友质疑的爱心助学为何还要设名额？周华玲解释称，该市共有三个县、四个区、和三个县级市，而每年从企业家筹集来的爱心款也只有一、二十万元，而全市每年的贫困生都有上千人，憎多粥少的现状只能给各个县区分配一定的名额，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贫富不均”的情况。
　　樊城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施红军说，该工会将尽快就此起事件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并从捐助体制上进一步推行谁推荐谁负责的制度，并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
　　工会女干部担忧：9年助学成绩会否毁于此事？
　　此前，襄樊市总工会已开展“金秋助学”活动8年，共资助437名贫困生上大学，今年首次把农民工子女纳入资助范围。5年来，襄樊火车站每年拨出专款5万多元助学，累计资助107名贫困生上大学。
　　停捐和资料造假，将对助学活动带来怎样的影响？
　　昨日下午，虽是周末休息，襄樊市总工会数名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内来回穿梭，脸上表情严肃。
　　宣教部一名女负责人心怀担忧：“事件被媒体广为传播，起初本来是引起社会的讨论，而造假事件给工会的爱心助学活动带来了信任危机，这么多年的行善积德，会不会因此功亏一篑？”
　　在与襄樊市总工会数名工作人员的交流中，记者发现他们都对此深为忧心。在负面评论满天飞的情形下，他们是否还会坚持已进行了两年的结对子形式？
　　昨日下午，唐开华坚定地表示，虽然此次事件对于总工会的助学活动产生的深刻的影响，工会的助学活动一定还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除了推行更加阳光的捐赠和受助资格审核制度外，我们还会定期开展活动，促进捐助和受助双方交流。”
　　为了保证受助学生不因企业家的个人原因而失去受资助，该会将尝试资助接力活动，一个企业家的资助停了，更多的爱心人士接上来，绝不让任何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掉队。
　　-资助者马建先
　　“我以后要亲自审核家庭状况”
　　昨日下午，在襄樊市总工会的督办之下，樊城区城管局工会负责人将此前杨家返还的1000元资助金送还到了爱心企业家马建先的手中。
　　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唐开华致电马建先表示，总工会将从此次的事件中吸取教训，避免在今后的助学活动中避免此类的情况发生。在调查之后，将严肃处理问题的责任人。
　　去年8月，马建先在襄樊市总工会的“金秋助学活动”中，资助“贫困大学生”杨敏1000元，并承诺将对其持续帮助4年。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前日，被媒体披露，杨敏竟然是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杨洪圣的女儿。
　　据了解，今年3月，杨敏家人就将1000元资助金返还到了樊城区城管局工会。但是，该局工会未将此情况向上级工会组织及时上报。而是“准备资助局里的其他困难人群”。
　　获悉真相后，马建先表示，“感觉我的爱心被人亵渎了，我们参与慈善事业，虽然捐助的钱不多，但是总是希望这些资金能帮助最需要的人。这次的事件不能不让人伤心。”
　　马建先称，这件事的解决目前还算圆满，她希望工会组织更多的应该从该事件中吸取教训，不要让更多的爱心人士伤心。
　　事后冷静下来，她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出现在工会在对资助人的家庭状况的审核上不够严谨，没有真正深入到基层。以后工会组织一定要认真审核被资助人。她表示：“在今后的资助活动中，我要亲自对资助人的家庭状况进行审核。”
　　“这次事件之后，并不会影响我以后继续资助贫困大学生。”马建先表示，将继续用这些钱去帮助那些真正困难的人。
　　同时，她也呼吁社会，能正确认识慈善事业。不要因为一己的私利而辜负爱心人士的心意。
　　事件的另一方，杨敏一家人，目前已经受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承受着巨大压力。“既然事情已经圆满解决，更多的是吸取教训，我也不想让孩子因此而身心受到大的伤害。”(王维博　刘飞超　严星)
　　网友评论:副局长咋就成了下岗工人
　　李忠卿(中国网网友)
　　一个双职工家庭，父亲还是堂堂政府机关一局副局长，标标准准的国家公务员，论家庭收入怎么的也不可能列入贫困行列呀！那么，这名杨姓学生何以堂而皇之地成为贫困生呢？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申报、审批情况。
　　原来，襄樊市总工会曾组织了一个活动，给考上一类大学、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的学生一笔“赞助”。名额下达后，有关方面经过权衡，将杨某列为资助对象。为了确保审批一次获得通过，杨某的资料全部做了手脚，其申请表上的内容公开造假：母亲月收入200元，家庭月总收入600元，特别是有个情况说明令人目瞪口呆：夫妻下岗无住房……生活较困难！
　　副局长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下岗工人，可见，贫困生的资格并没有得到认真审查。这件事暴露出我们的社会捐助体系还存在许多积弊，一是资助贫困不宜给各单位下达指标，得到资助的应当优先农村贫困家庭，其次才是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二是对上报的资助对象，有关部门不能图省事，放任基层单位造假行为；三是在如何审查把关问题上，主管部门只要通过相关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料想不会出现类似贫困生不贫困问题。
　　双职工家庭、副局长的子女成为贫困生，如此捐资助学活动意义何在？其受到伤害的不仅是那些真正急需资助的学生，而且还有那些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家。5名被资助者的受助资格虽然被取消了，但我觉得事情并未完结，对于杨姓一类的所谓“贫困生”，还应追回其已经资助到位的款项，在此基础上，举一反三，将所有贫困生逐一三堂会审，防止失实问题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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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集团也曾被忽悠：“贫困生”是领导之子
　　据现代快报报道胡润“2006中国慈善家排行榜”位列第五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也曾经上过当：“穷孩子”摇身一变，原来是当地领导之子。所以当吉利决定资助100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却要花上百万成本去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受助人。
　　从农村出来的李书福，对办教育情有独钟。2001年，李书福要求北京吉利大学创办宏志班。这个班级招收的对象是延安、遵义等革命老区的贫寒学子。对当地有关部门送来的学生，北京吉利大学并未怀疑，也未到学生家庭核实。
　　结果，虽然学生中大部分符合要求，但也有一些人并不贫寒。有些学生学习不刻苦，却穿着奇装异服，配备手机，出手阔绰。更有甚者，有的学生竟然是当地某领导的子女。
　　浙江大学里的怪事：“贫困生”家长开宝马
　　据东方早报报道浙江大学某学院学生李冲(化名)着装华丽，却在学校申报经济困难生时提供了家庭困难证明，因此顺利申请到了一个学年的贫困生补助2000元。
　　“家里穷，还穿这么好。”同学们对此颇有微词，而且这些怀疑在不久后成了现实――这位“贫困生”的父亲开着宝马车来学校看他。
　　绍兴文理学院学工部部长胡保卫认为，之所以出现贫困生“李鬼”，根本在于对是否具有贫困生资质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
　　湖北等六省市试点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今年将在黑龙江、湖北、重庆、江苏、陕西、甘肃六省市进行试点，明年逐步在全国铺开。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被录取的大学生或在校大学生在户籍所有地的金融机构申请办理用于解决学费、生活费和路费等费用的信用贷款。它是近几年各地探索出的比较符合金融属性、具有商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助学贷款品种，在身份认定、信用约束等方面有突出优势，成为国家助学贷款的有机组成部分。
　　拖欠贷款名单公布后
　　百余大学生还贷80万
　　据北京晨报报道记者近日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得到消息，自工商银行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公布拖欠助学贷款的1200余名学生名单之后，已经有百余欠贷大学生主动与工商银行联络，80万贷款已经顺利归还。
　　24日，记者发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债务公布的催收公告上，已将欠贷大学生的身份证号码予以部分隐藏，这些欠贷人的身份证号码后3位全是“×××”。
　　工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解释，这样做是为了尽量保护大学生的隐私。“公告初期公布这些大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是为提醒他们及时还贷。因为有重名问题，不公布身份证号码，会产生误会。如今，公告已发布一段时间，当事人已看到了公告，所以隐去了一部。”
　　据介绍，自催收公告发布后，目前已有100多名多年没联系的欠贷大学生主动与银行联系，绝大多数表示要还贷，已有80余万元被拖欠贷款到账。还有部分学生表示暂时有困难，以后会偿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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