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厘清的四个认识问题
日 09:20:55
来源：《红旗文稿》2016/04　　作者：高长武
自从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对于如何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问题迅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各种解读、阐释纷至沓来。笔者以为，要准确领会这一概念的精神实质，需要厘清和回答好如下四个认识问题。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关系，概括地讲，就是形势与任务的因果关系。形势决定任务，只有认清了形势，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任务和措施。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党中央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而作出的科学判断和重要部署。
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即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大势没有变。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经济延续疲弱复苏态势，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比较大。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兴起，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发展创新，一些发达经济体加快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制定全球经贸投资新规则，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等新的增长点。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客观状态，具有内在必然性。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中央提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战略任务，并强调，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实现这一战略任务，千头万绪，其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必然要求和关键举措。
相比于我国经济此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供求关系由之前的总体上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过去，我国生产能力滞后，经济发展曾长期处于总体上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阶段，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上，通过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刺激消费这“三驾马车”的驱动，有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现在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领域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的现象；而且情况更为复杂：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开和产业分工的细化，需求结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的局面，各国都在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情况下，这些调整的影响无疑也会传导到国内，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综合分析可见，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是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交织、需求问题与供给问题并存、内部本身问题与外部输入问题同在。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过去，试图一味靠扩大投资规模、搞强刺激政策来提高发展速度，作用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可能还会掩盖或加重一些问题。因此，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可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抓住了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牛鼻子”。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意味着实行需求紧缩或者放松需求管理？
党中央多次明确强调，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
在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中需求侧、供给侧都存在，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由此出发，当然要重点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抓好供给侧的同时，不能忽视了需求侧。虽然当前我国经济不少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市场需求已经完全饱和了。比如，有的产业和地区表面上看需求已经“饱和”，实际上是“假饱和”，其中不少供给是低端甚至无效供给，真正有效的供给并不充足；有的产业和地区需求不足但供给过剩，明明供给已经严重超过该行业和地区的需求，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有的产业和地区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从产业上看，那些生产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的产业，以及那些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需求侧的问题仍然存在，在重视供给侧的同时，不能忽视了需求侧，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搞强刺激，也不能非此即彼搞需求紧缩或忽视需求管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
总之，供给和需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互为条件，相互转化。在处理二者关系问题上，既要坚持两点论，两手都要抓；又要坚持重点论，根据经济领域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分清主次，着力解决好重点问题。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吗？
有人担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一种误解。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党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注意把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不能轻易改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根本目的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比如，企业竞争机制方面，那些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状态的“僵尸企业”，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而勉力维持，占用和浪费资源配置；流通体制方面，由于各行业、各地区设置的条条框框过多，导致运输效率低下，物流成本高企，推高了商品的价格，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要搞新的“计划经济”，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特别注意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 “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会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这就需要政府及时补位，进行合理的调控和干预，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具体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上，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应该通过适度的宏观调控，解决好那些通过市场自身配置不能提供有效供给的问题。
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照搬西方供给学派的主张？
对于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观点认为，这说明凯恩斯主义不行了，要靠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解决问题。这种观点犯了舍本逐末、照搬主义的错误。
我们应该坚持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我们之前没有照搬照抄过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现在也不会照搬照抄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主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由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客观国情决定的。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进行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注意防范和避免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这是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遵循和前提，盲目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然会舍本逐末、迷失方向。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等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所揭示的那样，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上下功夫，把二者的优越性都发挥好，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在内），我们当然要注意加强研究和学习，借鉴其有益成分，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不加鉴别地照搬照抄、食洋不化。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生产与消费、市场与竞争、货币与金融、成本与价格等方面的知识和观点，我们当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但这里有一个怎么学习和借鉴的方法问题。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都有一个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的问题，难道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主张，就可以囫囵吞枣、照单全收吗？这显然是不行的，其中必然要有一个依据中国具体实际、对照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进行鉴别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以供给学派的主张为例，供给学派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社会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可以自动达到均衡；因此，主张自由充分竞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主张减税刺激投资，反对过多社会福利支出，主张保持货币稳定，反对通货膨胀，等等。客观地讲，其中有些观点和主张，对于解决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一些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的。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无视资本主义遭遇的几次大的经济危机的实际教训，迷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的必要干预；痴迷于供给、结构分析，重视供给管理，忽略需求、总量分析，无视需求管理；只注意分析各类经济现象，不深入分析产生经济现象的制度因素。这些缺陷，是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该注意克服的。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既重视供给侧，又关注需求侧，既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切不可在一些关键的认识问题上不清不楚、糊里糊涂。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狄英娜 李民圣
（ 网站编辑：汪梅 ）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看待中国经济摆脱“速度情结”-中新网
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看待中国经济摆脱“速度情结”
日 10:13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结构性矛盾和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这集中表现在部分重要指标回升基础不牢、短期波动较大、筑底趋势未明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将对经济尽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转嫁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希望供给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对此专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随着经济体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供给侧改革让中国经济“迅速回升”无疑是过时思维和急躁心态的体现。
　　增速回落符合规律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随着其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个公认的规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近日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6%―7%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这一高增长率，而“新常态”可以成为中国加快改革和对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的一次机会。“中国经济的确正在调整，以前经济增长是靠外力推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则是靠内需拉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黄朝翰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经济运行状况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总产出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耦合的结果，而供给和需求都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给侧改革上面，显然忽视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符合中国关于总需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的论述。
　　“供给侧改革要影响产出，首先要对供给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相对而言，供给侧的调整要比需求侧的调整时间更长。因此，寄希望于供给侧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切合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张永军强调。
　　其实，衡量经济发展的尺子，从来都不只有“增速”这一把。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采矿业和六大高耗能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继续降低；相比之下，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44%，航空航天制造业增长27.9%，工业机器人增长24.7%，智能电视增长25%，光电子器件、移动通信基站设备等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这些不被有“速度情结”的人所重视的深刻变化，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
　　“阵痛”属于必要成本
　　在《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可谓广为人知。面对名医扁鹊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却采取了讳疾忌医的态度，虽然回避了短期治疗的阵痛，却为日后重病缠身埋下了隐患。
　　想要真正看透中国经济，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这个道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个着力根本、放眼长远的深层次改革，不仅不会出现“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会以短期“阵痛”的形式作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尽量控制“阵痛”，使之能够为经济社会所承受。
　　“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是要去除无效、低效产能和过多的库存；其次是通过去杠杆等方式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效率；再者是通过补上经济中的一些短板，扩大有效供给。”张永军说，解决这些长期问题既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也要对国内要素条件变化的情况和程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各领域的具体措施。而措施要显现效果也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较长的时间，“阵痛”在所难免。
　　扎实改革才有明天
　　那么，供给侧改革究竟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美国财经电视频道CNBC报道认为，相对较高的储蓄水平，拥有可以支持投资增长的充足资金，特别是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措施来提高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的结构性改革措施，都是中国经济今后维持相对较高增速的诸多有利条件。
　　“供给侧改革既然是一项系统工程，就需要做好整体设计，在不同阶段要把握好工作的重点。既要从相对容易取得成效的领域先期开展工作；也要把供给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的措施结合起来，尽可能快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张永军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指出，当前中国经济上行有压力、下行有支撑，其“韧性足、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未来，只要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大培育新动能，尽快完成结构转型周期，中国经济还是会保持中高速增长。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铁刚对本报记者表示，在经济学中，短期主要看总需求，中长期主要看总供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点，并不矛盾。不应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割裂开来，以短期思维看待中长期改革。“例如，目前我国民间经济还相对低迷，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呵护民间经济活力，进而改善中长期增长动力及预期。而正确认识这种短、中、长期的关系，还需要全社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张铁刚说。本报记者 王俊岭
【编辑: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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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认识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认识
当前，中国要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同时发力，这不仅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也是面对国际竞争新格局、新趋势做出的主动选择。在需求侧方面，要进一步优化需求管理方式，促进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在供给侧方面，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
　　进一步完善需求侧的管理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的改革，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体制上，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突出市场需求导向，取消指令性计划，等等；宏观体制上，强调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尤其要突出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经济进入新常态，要进一步完善需求管理，把“三驾马车”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即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以及出口的促进作用。 　　首先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完善需求管理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消费的拉动作用问题。当前，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有以下三条途径： 　　一是进一步培育消费力。过去我们只谈生产力，不谈消费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专门讲了消费力的问题。实际上，宏观经济平衡就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平衡，如果生产力进步了，而消费力滞后，仍然不可能有发展。培育消费力的关键在于增加收入，扩大就业，解决好社会保障。这三者直接影响居民消费。 　　二是发展消费经济。发展消费经济，实际上就是发展服务经济，只有当服务经济发展起来，才可能有消费经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制造业的生产地点和消费地点可以分开，企业找一个生产基地，土地便宜，资源便宜，把生产的产品运到市场上销售就行了，但是服务业必须有相应的消费人群。也就是说，服务和消费不可能分开。所以，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轰轰烈烈地发展服务业、旅游业，如果没有相应的消费人群，服务业无法持续发展。当然，当消费经济发展起来后，服务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两者相辅相成。 　　三是拓展新型消费业态。所谓新型业态，就是能满足新的消费需求的业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网络消费。2015年，天猫的“双十一”全球狂欢节，一天网购就达到了928亿，网络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有人认为网络消费把实体店挤掉了，但是如果消费业态不转变，还是维持老样子，消费就很难发展起来。文化消费也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健康消费尤其是养老消费、教育消费、旅游消费、休闲消费，都是一些新型的消费业态。 　　其次要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当我们谈到消费拉动的时候，不要进入一个误区，以为消费拉动可以代替投资拉动。事实上，在短时期内，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像预期的那么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像预期的那么高。因此，为促进实体经济迅速回归，还是需要发挥投资的积极作用，在诸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品的供给方面加大力度。 　　最后要发挥好出口的促进作用。这对江苏尤为重要，因为江苏有这方面的传统优势。面对当前的国际市场，扩大出口需要调整战略。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下降。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其出口五年翻一番，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带来了很大压力，而欧盟市场和日本经济还没完全复苏，导致中国产品出口困难。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研究供给侧问题，尤其要把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1.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在加强需求管理的同时，要逐步转向供给侧改革。当前的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经济下行，如果是周期性问题，那么只要需求逐步旺盛起来，就可以把经济拉动起来。但如果是供给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存在过多的库存和过剩的产品，形不成有效供给，那么，无论需求怎样扩大，都不可能实现增长。当前，我国一方面存在大量过剩、污染和落后的产能，形不成有效的供给，存在较高的库存，产生严重的浪费；另一方面，许多企业由于高杠杆和高成本，缺乏活力，靠贷款过日子，甚至有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预期。从统计数据看，我国PPI （生产者价格指数）已连续46个月负增长，意味着大量生产企业有产量、无效益。 　　当前，需求侧“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像预期的那么高；投资需求、增量调节结构效果不佳，反而带来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造成了过剩和库存问题。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问题 　　供给侧要素包括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并不能依靠市场经济自动解决，也不能靠需求侧进行调节，而是都要依靠供给侧自身来解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供给体系本身的问题解决之前，即使把消费需求激发出来了，却没有对本国经济有所拉动，这就是我国供给侧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我国的供给侧矛盾，就是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从有效供给不足来看，是结构性短缺。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消费者关注的是质量、技术、服务、卫生、安全等，但是由于产品质量、技术档次、服务水平、食品卫生、产品安全等原因，我们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当前，我国的消费者比过去更加理性，而且选择面比过去更加广，所以，供给侧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同时，我们的许多产能又严重过剩，煤炭、钢铁、石油、化工等都处于一种过剩状态。这种状况短期内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发展方式是追求数量不重视质量，为生产而生产，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也没有做出改变，这就造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当前，有一种误解，认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部目标，但事实上，这“五大任务”只是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我认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长期发展的动力和机制问题，改变发展方式，而解决短期问题不能算是改革，而且单纯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是消极的思路。从长期看，应该采取积极的办法，在发展中解决过剩产能，在发展中解决库存问题，在发展中去杠杆。因此，我们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要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
　　3.释放企业活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三个目标是释放企业活力。需求侧经济学关注的是资源配置的选择，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市场选择资源的流向。而供给侧经济学关注的是激励问题，激发企业活力，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的，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积极性问题。供给侧的经济问题，还包括在信息不完全对等条件下如何克服道德风险，如何克服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从机制上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这都需要激励性的体制。目前我国市场上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缺少激励机制，一旦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即使无人监督也能关注质量、安全、卫生等问题，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无论去杠杆还是降成本，目标都是要激发企业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在于释放企业活力，给实体经济减负。实体经济的企业身上有三座大山，高税，高息，高负担。有些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重要原因就是负担重、负债高、有产量、无效益。而且江苏的企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金融杠杆高，尤其是苏南，很多企业之间互相担保借贷，导致企业的高成本。不仅是一些亏损企业还不起贷款，而成为“僵尸企业”，就是一些本来运行好的企业，也因为担保而成为“僵尸”。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去杠杆、降成本，去除企业的金融债务。处置“僵尸企业”，在市场、在需求侧，主要依靠市场进行淘汰；但是在供给侧，就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而是要更多地采取并购、重组的方法，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走出困境，获得新生，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去杠杆，对许多企业来说有两条途径可以考虑：一是债转股，把企业的负债转成股权。二是政府和银行要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因为企业相互之间欠了债，很有可能帮助某一个企业还掉债务的同时，也把其他企业的债务解决了。降成本就是要减轻企业的负担，只要把企业的费、税负担减轻了，企业才能真正活得起来。我们要采取各种办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让企业活起来。 　　综上所述，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几个关键问题必须强调：首先，当前拉动经济增长，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发力，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经过30多年的需求侧改革，改革的重点转向供给侧是必要的，需求侧主要是完善需求管理。其次，改革要解决长期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要解决有效供给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释放企业活力。再次，在改革进程中，要解决去产能、去库存等问题。对去库存、去产能等，应该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各地的重点不一样，要因地施策。最后，解决供给侧问题，也离不开需求侧。适当采取扩大需求的方式，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解决供给侧问题，还是需要的。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戴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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