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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资本主义的蜕变
《比较》2015年第2期出版日期
路易吉·津加莱斯
& 你是否受到过死亡威胁？
　　在美国，至少对守法居民来说，死亡威胁是非常罕见的事。可我的一位朋友却遭遇过。他在哪里越界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他是如今已臭名昭著的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以下简称AIG）的一位咨询师。AIG对于我这位朋友在数学风险模型设计中的成就非常满意，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份竞业禁止合同：用一大笔奖金换取他答应不会直接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或开创自己的对冲基金。这是企业为挽留人才所采取的非常普遍的做法，但对我的朋友来说，不幸的是这笔收入将在2008年底才支付，而那正好是在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救助行动之后，美国政府以优惠条件借款2230亿美元给AIG，以防止它破产。如果感到这个数字的规模难以理解，你可以想象是所有美国家庭每户都给AIG提供了2000美元借款。因此当消息曝光说这家保险公司尽管业绩糟糕至此，却依旧给高管们支付了1?65亿美元巨额奖金之后，社会上群情激愤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
　　我这位朋友的竞业禁止合同是那笔奖金中的一部分。甚至在丑闻爆发前，当一家报纸提及他曾经为AIG的金融产品部门工作过时，他就已收到过几次死亡威胁。后来他更加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列入那笔被揭发的奖金的接受者名单。于是尽管没有法定的义务，他还是把这笔钱退回了公司，希望这个行动能让他的名字免于公之于众。出于对妻子和两个十几岁女儿的安全的担忧，他还为她们安排了疏散计划。
　　你对这个故事有何感想？从理论上讲，大家无疑会认为不管一个人做过什么事情，像这样进行恐吓都是错误的。但我愿意打赌说，假如你是属于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的类型，那么你内心中至少有一部分会认为我这位朋友活该倒霉，特别是我还要告诉你，他所负责测算的风险是AIG所承保的信用违约掉期交易的基础。虽然他的合同并没有与业绩挂钩的条款，但许多人会认为这无关紧要，他毕竟是那家给国家带来深重经济浩劫的公司的一员。然而，这个故事以及我们对整个体制被操纵的感受所带来的启示，却不只是针对任何人或任何企业的财富。在历史上，对财产权利的尊重、对合同的保护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发展，不但给那些生于这片土地的幸运儿带来了繁荣，还帮助了千百万被美式自由和希望所吸引、从世界各地来此的移民。
　　可是，我们对自由市场的信念正在褪色。在过去10年，中位数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7个百分点。（①2010年的中位数家庭收入是49445美元；2000年则为53164美元。参见US 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 /data/historical/household/，表H-6。） 今天的20多岁的普通男子即使有幸找到工作，其实际收入也比当年同一年龄段的父辈要少19%。（②2010年的25—34岁的男性的中位数个人收入为31793美元；相对于1980年的39250美元（2010年价格）下降了19%。参见US Census Bureau，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people/，table P-8。）更多的年轻人还处于失业状态。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会发现从一无所有到致富的机会在减少，美国梦的前景正变得暗淡。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会怀疑所谓神圣的契约精神不过是以纳税人为代价来保护富人利益的遮羞布。毕竟如果政府没出手救援，AIG就会破产，这些奖金就会和AIG的其他债权人的权益一样只能得到极少的补偿。那为什么要用我们的钱给这些人全额补偿呢？认赌服输难道不正是自由市场制度的真谛吗？
　　鉴于政府借出去的大部分资金最后都得到了偿还，我们或许会认为这些问题将逐渐平息。不过在2011年秋天，救助行动过去3年之后，成千上万示威者到纽约市的祖科蒂公园乃至全国各地的许多公园宿营，以表达其愤怒。这些示威者未必能代表社会大多数人，但他们至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1年12月的调查，对示威者提出的问题持赞同意见的美国人超过了反对的人：48%∶30%，当然很多人并不支持用这种方式来开展示威。示威者提出的某些议题得到的支持度更高，例如，目前有61%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经济制度不公平，偏向富人”，77%的人相信“少数富人和公司在这个国家的权力过大”。（①这些皮尤调查的结果可参见。 ）对美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而言，这些数字足以令人忧虑。
　　我认识的移居美国的大多数意大利经济学家（他们人数很多）是作为极左派而来的，有些人甚至是活跃的共产主义者。尽管不喜欢美国的制度，他们还是来到此地，只因这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我还注意到，一旦进入美国之后，这些人往往会逐渐转变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转变要归功于之前积累的经济学知识。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自己从理论上学到的自由市场能够带来的许多好处在美国成了现实。奖励更多是根据成绩而非政治归属来分配，竞争给人们带来了物更美而价更廉的产品，产业进入的低壁垒——在美国创立一家企业平均需要4天，日本是26天，意大利是62天，印度尼西亚达到128天——鼓励新的创意涌现，给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②S. Djankov, R. La Porta, F. Lopez-de-Silanes, and A. Shleifer,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February 2002): 1–37.）
　　后文的第一章将谈到，历史、地理、文化与制度因素的幸运组合让美式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方盛行的各种资本主义模式有所不同。例如，民主制度在美国先于工业化出现——至少对产生了强势大企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言是如此。因此当这些大公司在19世纪末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美国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传统，足以限制大公司的政治影响力。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其实是民众反抗大公司带来的政治腐败的成果，而不是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减少垄断造成的经济扭曲。
　　在美式资本主义开始发育时，政府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也非常小。企业家们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市场上获得认可，因为财力有限的政府难以提供帮助。这与后起的工业化经济体的情况相去甚远，例如，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创造出来，而且从早期阶段起就出现了有利于政治权势集团的产业政策。需要人们依靠政治关系而非市场业绩来致富的资本主义，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不公平和腐败的资本主义。
　　美式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兴起过程受外国影响较小。相反在法国、巴西乃至加拿大，人们对美国企业控制本国经济心怀恐惧，给本国的商业精英提供了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来寻求特权和保护的借口。这自然也加剧了裙带主义。
　　最后，美国还受益于新教的伦理观，把财富视为努力工作的正当回报，而不是幸运的礼物甚至原罪。在一项聚焦国际比较的研究中，调查对象要回答对下列观点的相对支持度：“为了鼓励个人努力上进，我们需要拉大收入差距”，以及“收入分配应该更为平等”。新教徒大多数支持前一种观点，而天主教徒多支持后一种，伊斯兰教徒则更甚。（①L. Guiso, P. Sapienza, and L. Zingales, “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 (2003): 225?282.）
　　由于上述各种缘由，美国形成了一种对经济自由和开放竞争的可行性与前景抱有信念的文化。受到激烈争论的“努力工作将获得回报”的观点，依旧是大多数美国人所奉行的生活准则。这种态度减轻了美国的反市场压力，使资本主义制度更为稳定、更深入人心。美式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普遍繁荣反过来又巩固了民众的支持。
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
　　随着时光流逝，上述的许多因素却已悄然改变。政府所掌控的GDP份额在年间增加了7倍多，通过不断扩张的监管规范，政府的影响力提升得更快。企业界已经学会了和这种与日俱增的政府影响力相伴而行，并借以牟利。例如，企业界没有反对2009年的刺激政策组合，而是致力于捞取最大的利益份额。
　　事实上，企业界在榨取政府的资金方面确实已变得比之前更加老道。美国国会从1980年代才开始通过对特定受助对象的专项资金来影响企业的成败。这种专项拨款一旦启动，就出现巨量增长。人们普遍支持这种拨款的进一步增长实际上受到误导，他们误以为公共资金能够以“公私合作”模式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其实这些措施都在帮助企业利益集团扩大市场权力（market power），而随着它们开始更多地控制政治议题，民众对自由市场制度的支持也会因之减退。
　　如上文所述，民众的支持还需要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带来的普遍繁荣和公平感。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优势也已褪色。经济增长率和社会流动性在过去10年的降低损害了自由市场能给每一个人带来繁荣的形象。把来自纳税人的数亿美元财富奖励给经济灾难制造者，让人们对这个制度的公平性产生了质疑。
　　资本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把作家从服务于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图书市场，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地为大众写作并以此谋生，而不仅仅效忠于富有的庇护人。这个过程对通才型的知识分子较为有利，但对更为专业型的人才却不然，核工程师很少会站出来反对核电站项目，金融学家也很少反对金融衍生产品。专家们对自己学科的倾向性部分来自其选拔过程，只有对某个领域有热情、愿意成为其拥护者的那些人才会选择从事这类专业。不过这种倾向性同时也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专业化引起的自然俘获”（natural capture due to specialization）有关。这里所说的“俘获”意指负责监管或评估某些企业的个人或机构最终为这些企业的利益说话的现象。一个人的人力资本专业化程度越高，其思想观念的市场受众就越小。如果我是位核工程师，那我会发现依靠写一本有关核能的普及读物是很难维持生计的，我的才能的最有价值用途是为核电企业工作。因此如果反对核电站，自己的人力资本就会严重贬值。例如，布朗—威廉姆森烟草公司（Brown & Williamson Tobacco Corporation）的前任研发部门负责人杰弗里·维冈（Jeffrey Wigand）就因为揭发了烟草行业的某些做法，把自己的30万美元年薪弄成了区区3万美元。
　　在某个专业领域的潜在雇主越少，专业技术人员就越不自由、越缺乏独立性。这种现象在报刊杂志行业中表现得很突出。《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在提供基金投资建议方面比专业性更强的媒体更为客观，因为他们拥有成员十分广泛的咨询专家团队，而专业性媒体却过分依赖少数不敢得罪自己的人物。（②Jonathan Reuter and Eric Zitzewitz, “Do Ads Influence Editors? Advertising and Bias in the Financial Medi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no. 1 (2006): 197?227。） 类似问题并不限于报刊业，而是遍及各种行业：最有能力的人同时也是最缺乏客观态度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是专业化程度最强的人，不敢对极少数潜在雇主有所不敬。这种现象造成了专家与普通民众的脱离，加剧了不信任感。
　　不管人们是否有所意识，俘获现象一直都存在。不过近年来，几个趋势导致俘获问题严重恶化。第一个趋势是专业化的加强，20世纪初的医生可以轻松掌握各种医学知识，如今只能在非常细分的学科上勉强跟上最新的文章和发现。这样极端的专业化增强了企业对知识界的影响力。《英国医学季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位前任编辑甚至说：“在某些医学专业领域不可能找到没有利益冲突的人。”（①Richard Smith, “Conflicts of Interest: How Money Clouds Objectivity,”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99 (June 2006): 292?297.）
　　第二个趋势是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家抵押贷款巨头在很多年来一直有着俘获、打击或者收买任何试图质疑其做法的研究人员的实力。这些企业所拥有的巨大财力和势力，会让反对它们的人付出沉重代价。类似的，其他大型金融集团也能够俘获专家并通过游说来决定政治议题，控制思想论坛。
　　要想了解这些企业的庞大势力，我们可以看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改革措施。从这个进程之初，大银行就明确表示希望受到美联储的监管，其原因不在于美联储有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纪录或者说它是最符合逻辑的监管方（因为出于维护稳定目的而监管银行与保护消费者这两个目标可能存在利益冲突），而是由于美联储已经深受大银行的影响，这些银行决定着纽约联储的理事会组成人选，并且美联储的行动所需要的信息也大部分来自它们。反对这项提议的人极少，因为不管是在私人部门还是在政府机构，希望在银行界从业或为其提供咨询的专家们都必须和大银行或美联储打交道。美联储的说客和朋友圈以及大银行的说客与朋友圈之间进行的讨论都围绕着同一论点，即美联储是执行银行监管的最佳机构，而全然不顾美联储过去曾犯下的重大监管错误，例如在本轮危机前没有强制执行抵押贷款标准等。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把这项责任最终赋予美联储，在我看来是毫无意外的结果。
平民主义的时机
　　如果要列举引发平民主义运动的主要因素，那么占据前几位的应该包括收入分配不平等、中产阶级的困境以及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这在当今的美国全都出现了。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还仅仅是开始。某种形式的平民主义的兴起在所难免，唯一的问题只是：何种形式？
　　大多数平民主义运动都带有实现收入再分配愿望的特点，不过只有当市场失去了配置收入的合法地位，或者说被大多数人视为不公平的情况下，平民主义才会对自由企业制度的生存真正构成威胁。如果77%的美国人相信少数富人和大公司的权力过大，而选民对腐败的经济制度失去了信心，那么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质也会同样受到威胁。而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则自由市场制度本身的延续自然会成为问题。
　　面对眼下的平民主义反弹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已开始要求特权和投资保障。请看看2009年3月由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宣布的公私合作投资计划，其中的主要私人投资者每1美元投资可以获得2美元的补贴。此类特权和保障激起了公众的怒火，引发平民主义的回击。人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政府和市场上的大玩家的确在相互勾结，损害纳税人与小投资者的利益。于是为了避免在公众心目中留下和试图援助的企业有瓜葛的印象，政治家们鼓励甚至参与到平民主义的攻击行动中。人们不再对契约和法治坚信不疑，正当的投资者遂变得越来越少。这反过来又导致遇到麻烦的企业除了寻求政府救助外没有其他选择，从而继续加剧裙带资本主义。此类情形我在意大利都已经见到过，陷入恶性循环后将很难摆脱出来。
　　不过即使在强烈的平民主义情绪状态下，恶性循环也并非不可避免。本书第7章将谈到，19世纪后期交通运输费用的降低刺激了与当前类似的全球化进程，也导致许多中产阶级美国人感到被挤压，某些企业的权势过于膨胀。但当时因之兴起的强有力的平民主义运动却没有摧毁资本主义，而是约束了权势集团的过分扩张。尽管此后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没有取得重大的选举成果，其论争和要求却极大地影响了西奥多·罗斯福的改革议程，从反垄断到财务信息透明，从反欺诈到更为分散化的金融体制，由此实现了新的权力制衡，让平民主义能在美国建设性地发挥作用。今天的我们能否再次将平民主义的愤怒情绪引向打击裙带关系和腐败的精英阶层，而不是摧毁自由市场制度？
　　在美国陷入南欧式裙带资本主义或南美式长期衰落之前，我们需要立刻采取行动。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无疑是反思传统的政治立场划分。在过去，美国的政治倾向被划分为亲企业派和反企业派，前者重视经济激励并希望依靠这些激励来推动增长，后者则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把企业视为“应该被猎杀的对象”或者“待挤的奶牛”。
　　随着这一意识形态的差异开始淡化，两派就谁应该是奶牛达成了新的共识：纳税人。于是双方都很高兴促成企业界与政府的联姻。真正的立场界限是在加入这个腐败联盟的人与没有加入的人之间。后者的大多数成员是极左派，他们继续把企业界视为应该被猎杀的掠食者。支持市场、对大企业的权势过大感到担忧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人数则少得极不正常。所幸大多数美国人能明白大企业与自由市场是非常不同的两种事物。根据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与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创建的信任指数所进行的一份调查（我本人也参与了指导），有53%的美国人赞成“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最佳制度”的说法，持中立或反对态度的人则分别只有28%和19%。此外有51%的美国人赞成“大企业为自身利益扭曲了市场机制”的说法，持中立或反对态度的人分别为30%和18%。简而言之，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市场的力量，但对大企业的影响感到担忧。
　　本书正是为这些大多数人而作，他们中的很多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人，希望寻找扶持市场而非扶持企业的做法。本书还将探讨两个近期以来的在政治谱系上截然相反的平民主义运动：茶党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令人蹊跷的是，这两个运动有大量的相似之处：都是反对精英、反抗利维坦式的权势集团——对茶党而言是指政府，对占领运动而言是指沉迷于政府援助的大企业。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两个利维坦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问题不是大企业本身，而在于拥有政治权势和垄断地位的大企业；问题也不是政府本身，而在于具有侵略性和腐败性的政府。房利美公司的低效无能是源于它作为一家大型垄断企业，还是作为一家政府扶持企业呢？答案是兼而有之。
　　私人企业失灵经常是由于政府的不当干预，给其提供补贴或特殊的垄断权；政府失灵则经常是由于它被私人利益集团所俘获。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归罪于政府还是私人企业呢？两者都不对，因为这些问题都是糟糕的制度的表现：裙带资本主义。
支持市场发展的平民主义纲领
　　我的目的不仅是给大家敲响裙带资本主义在美国癌变的警钟，还要提出如何在其扩散前与之进行斗争的纲领。这一纲领既忠实于美式资本主义精神，又融合了其中最优秀的平民主义传统。
　　在20世纪之初的进步时代，对裙带资本主义势头的回击是增强政府的监管权力。但是，政府在太多情况下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的构成要素。虽然我并不总是反对监管，因为市场的有效运转需要规则，但我完全清楚在大多数时候规则是用来保护既得利益、妨碍产业进入，这不利于促进竞争。
　　相反，我提出的纲领将强调竞争的力量。只有通过彼此对立的经济利益的竞争，才能改善所有人的福利。也只有通过彼此对立的政治利益的竞争，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缺乏竞争以及由政府补贴造成的扭曲，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所有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包括美国中产阶级实际收入的下滑。我的纲领着眼于发挥竞争的作用，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覆盖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正是依靠贪婪的律师们之间的竞争，才使没有权势的人能获得法律的保护。也正是依靠学者们与记者们对名望的竞争，才使政治和经济权力受到问责。
　　可是要想让竞争在这些领域创造奇迹，必须依靠数据信息。20世纪以意识形态为特征，21世纪则是数据分析的时代。借用传奇报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说法，我相信在有充分数据的情况下，任何犯罪、规避和欺诈都无法从精密的分析中遁形。
　　当然在法律保护不力的情况下，竞争无法有效开展。如果股东得不到良好保护，竞争就会有利于那些最奸诈而非最优秀的经理人。如果投资者受到蒙蔽，竞争就将眷顾那些大骗子，而非最好的资金管理人。如果客户掌握的信息不充分，竞争就会诱使企业借助客户的无知来牟利，而不是着眼于改进生产效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承认规则的重要性。不过我主张的是少而简单的规则，它具有若干优点。例如，使特殊利益的锁定更为困难，从而降低游说活动的激励；尽可能减少解释和制定规则所需要的专业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整个经济制度的效率；更便于选民进行监督，从而防止或尽量减少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的现象，增强问责性；同样重要的还有，简单的规则必然是粗略的，仅限于应用在真正需要的场合。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说的那样：“用最好的法律来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很难的，但用糟糕的法律来破坏它却很容易。”
　　然而，法律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要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延续，我们还需要良好的社会习俗。机会主义行动会损害美式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所有信仰自由市场的人，都有责任倡导良好的社会习俗：鼓励正当合作，惩罚舞弊钻营。■
　　（余江译）
　　Luigi Zingales，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美国金融学会新任会长。本文为作者的新书《人民的资本主义——重拾美国繁荣的精神》的引言。他曾和现任印度央行行长、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合著了《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一书，我们将在近期同时推出这两本书的中译本。——编者注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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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国家的根源：美国社会高犯罪率的剖析
作者:秦博&&更新时间: 09:40:11&&来源:民族复兴网&&责任编辑:石头
　　美国民间的声音很多时候充满了悖论的逻辑。尽管多数民众支持枪支管制，但也不愿严格到欧洲那种程度，更不愿放弃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这里面除了前面谈到的美国奇特的&枪文化&，还缘于他们对政府和权利的独特逻辑。很多美国人担心，枪支管制一旦被突破，《权利法案》中的下一道权利防线也可能被突破，并出现&多米诺效应&，对整个公民权利构成威胁。然而，大量的民用枪支(尤其是手枪)是美国枪支凶杀案的原因。
&&&& 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高犯罪率对其公众安全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2015年，美国谋杀犯罪率显著增长的城市数量为暴力犯罪高发的1990年代以来最大值。1991年，谋杀犯罪率显著增长的城市数量为36，是1987年来最多。2015年则为25个，为1991年来最多。2015年，全美100个大城市中有6700件谋杀犯罪发生，比2014年增长950件。这950件增量案件中的大约一半(480件)就来自其中七个城市(Baltimore, Chicago, Cleveland, Houston, Milwaukee, Nashville，Washington)，而这七个城市36%-18%不等的贫困率均高于美国16%的平均贫困率。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曾断言，美国的犯罪现象已经失控。美国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犯罪，其罪恶根源和美国固有的社会制度弊病、片面民主和司法痼疾密不可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美国有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
　　首先是贫困人口的比例相当大。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间，美国贫富差距非常严重。1970年20%的最穷困家庭的收入只占国家总收入的5.5%，20%的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却占美国总收入的41.6%。到2010年，20%的最穷困家庭的收入比重下降了3.3%，但同时20%的最富裕家庭的收入比重从14.6%上升到了21.3%。2010年，美国官方自己认定的贫困人口数量为4620万人，也就是说当时每8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属于贫困人口。1990年的贫困人口数量是3010万人，1980年的数量是2520万人。截止2010年年底，22%的美国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2010年公布的贫困人口数字是自1952年来已公布贫困人口数字当中最多的一年。2009年，大约有36%的黑人儿童和33%的拉美裔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里，而白人儿童的相应比重只有12%。
　　其次是财富分配极度不均，这也是贫穷和不平等表现最为明显之处。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不平等现象加剧，财富分配愈加不平等。2007年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33.8%的美国财富，次富裕的10%的家庭拥有另外的37.7%的财富，而50%的贫困人口只拥有2.5%的财富。这些数据还是保守的，因为被调查对象不包括福布斯榜公布的最富有的400个美国人。在2007年福布斯榜统计的这400个富人的财富至少为13亿美元，他们拥有的财富占国家总财富的2.3%。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发现美国的收入流动性在过去的20年里有所下降。
　　再次是税收政策加剧了不公。美国一方面削减穷人的福利，一方面却又降低富人的税收。美国多名经济学家曾对里根的经济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其政策导致更多的税收从商业领域转移到中低收入的消费者身上，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来帮助富人，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布什推行的政策有同样的社会效果，四分之一的税收被1%的富人收为己有。同时约有50%的税收进入到了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腰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和无党派预算与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1%的最富裕家庭的税后平均收入上涨了139%，20%的中产阶级人口平均收入降低了17%，20%的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降低了8%。
　　最后是社会底层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根源何在?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些都没有逃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结构分析，这是资本主义自身运行的必然结果。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黑人失业率一直是白人失业率的两倍多。在1967年，每年有3.4%的白人失业，而黑人的失业率为7.4%。到2011年，8%的白人失业，而黑人的比例则达到16.7%。在16-19岁的犯罪多发年龄人群当中，12%的白人青少年和46.5%的黑人青少年没有工作。
　　著作《公平与正义》中详细的讨论了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在此体系中，财富与收入存在极大的不平等，这种制度对于穷人来说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安全网&，只保证他们的基本物质需求，没有其他福利。作者罗尔斯指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有可能培养出只会等靠要的沮丧失意的社会群体，将长期依赖福利，自觉被社会遗忘。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本质是政府在不触动资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妥协，于是，只有通过政府举债讨好双方，当还不起债的时候就只好要么削减福利，要么国家破产(出卖公共资产)。给富人增税只会引起资本外逃。因此，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福利国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犯罪并不一定出于简单的物质需要，而是由于贫困阶层感到他们被冷落和抛弃。
　　二、美国的监狱人权状况恶劣
　　美国一向以世界人权卫士自居，年复一年地对别国的人权指手画脚，包藏祸心，偷换概念，但对其本国内的人权问题却置若罔闻、闭口不谈。美国国内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最有代表性的观察点非美国监狱莫属。美国监狱囚犯权利的发展状况大体上经历了不干预主义、插手主义、限制主义三个阶段。现在的限制主义阶段的情况表明美国监狱囚犯人口居世界之冠，监狱人满为患，囚犯待遇恶劣，滥用酷刑现象时有发生，虐待被关押的恐怖分子及伊拉克囚犯。尽管美国预防犯罪政策严厉而且形式多样，但是这些政策却让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监狱最多的国家，而且目前美国的犯罪率仍然维持在60年代的水平，没有什么进步。
　　首先是囚犯比例世界第一。美国监狱囚犯人口居世界之冠，监狱人满为患，囚犯待遇恶劣。美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囚犯比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5%，被关押在监狱的人数将近250万，占全世界囚犯的25%。同时，全美6500万人都有犯罪记录，占人口的20%。每年耗费纳税人680亿美元。由于囚犯人数太多，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等州的监狱超出容纳极限，导致暴力事件频发，安全性令人担忧，居住环境也越发恶劣。美国人均囚犯全世界最高。据埃菲社2007年12月报道，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囚犯人数增加了500%。当你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时，你可能不会注意到一件事：美国最大的监狱系统就在11英里(约18公里)外。在洛杉矶县监狱，这里关押的犯人数量差不多等于一所私立大学的学生数量，年预算高达7亿美元(约46.6亿人民币)。它曾在2011年爆出过虐囚丑闻，和洛杉矶一样，这座监狱同样庞大，复杂。美国大约一共有2750所监狱。2014年年中，据司法部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监狱里一共收押了约744600名犯人，而他们中大多数都面临着刑事指控，正在监狱里等候判决。尽管近年来美国监狱受监督的力度不断升级，刑事司法也面临着改革的压力，这些监狱的现状仍缺乏关注。洛杉矶县监狱每天平均关押的犯人数逐年都在变化。2000年，日平均关押犯人数达到了19297名。2010年，据管理这所监狱的洛杉矶县警察局陆军中尉Tab Rhodes表示，这一数据降到了16625名，不久后又再次升高。2015年，这里每天平均囚禁着17049名犯人，就数量来看，这里关押的犯人数比附近的南加州大学的学生还要多30%。洛杉矶县庞大的监狱系统建筑占据了南加州相当大一部分的土地，几乎等于两个特拉华州。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报告，截止2010年底，有20个州的监狱系统人满为患的情况非常明显，都已经严重超出它们的承载能力，联邦监狱系统也已经超出其能力的36%。
　　其次是美国监狱习惯于制造罪犯而非改造罪犯。目前关押在美国监狱和看守所里的罪犯当中有超过70%的人不是第一次犯罪，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权威研究发现，在1994年释放的罪犯当中，有67.5%的人在接下来的三年之内由于实施更严重的犯罪行为或严重不端行为而再次被捕，其中52%的被捕者再次被送进监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对1999年和2004年释放的罪犯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跟踪调查，它的研究方法虽然与美国司法统计局的研究方法略与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再犯罪率一直保持稳定态势。研究发现，可预见的趋势就是对罪犯的关押会持续，而不是为罪犯提供有意义的改造措施或者帮助他们能够尽快地融入社会。美国监狱似乎做了很多事，但唯一不做的就是给罪犯门提供社会所需的谋生技能。无论在监狱内外，囚犯们都被剥夺了参加培训的机会，甚至剥夺了用竞争和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日常问题的能力。
　　再次是美国监狱的虐待臭名昭著。美国警察奉行保护自己才能完成任务的铁则，落实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则是主动出击、先下手为防的刑事司法行为模式，这成为近年来美国警察误杀平民的事件时有发生的启动机制。美国警察奉行保护自己才能完成任务的铁则也适用于监狱警察，因而监狱滥用酷刑现象普遍。2001年3月一位名叫菲力浦&赖曼的法国人在监狱被9名看守毒打致死，法医鉴定结论为因喉骨碎裂引起窒息死亡，为此其父向美国提起了诉讼，而内华达州一家地方法院却于2002年3月底判定这9名看守的行为可以原谅，不必对赖曼之死负刑事责任。美国监狱还使用电子腰带专门对付那些不听话或危险性较大的囚犯，不论这类囚犯呆在什么地方，只需按一下电钮，身系电子腰带的囚犯当即就会疼得死去活来、瘫痪在地。电子腰带还常被用来远距离拷打囚犯，任何监狱官员只需坐在办公室里，按一下电钮，就可远距离折磨惹他生气的囚犯。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美国对各种性犯罪的刑律日趋严厉，司法实践重新使用一些已停止使用的残酷刑罚。一些罪犯选择接受阉割手术这一极端刑罚以换取减刑，而这种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取消数十年了。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说，过去3年中，加利福尼亚州就有2名性犯罪的罪犯在州精神病院接受了阉割手术后获释。美国政府 2007年1月发布的报告承认在全国5个监狱中，被怀疑为非法移民的人受到虐待，违背了人道原则。据《华盛顿时报》日报道，西得克萨斯关押少年犯的监狱对犯人进行性侵犯、殴打，而且还不给犯人及时医治，揭发其罪行的人受到打击报复。该事件被曝光数月后，监狱状况仍未得以改善，2008年1月，佐治亚州7名犯人对狱警和管理人员提出团体诉讼，控告他们在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间虐待囚犯，用警棍、特制手套殴打犯人，揪住犯人的头撞墙等，在该州其他监狱还有40多名犯人告发类似案件。狱方把犯人衣服扒光固定在铁床或铁椅上，在48小时之内不给他们食物和水，也不让他们上厕所，由此造成2名犯人丧生。美国监狱狱警普遍使用泰瑟枪，大赦国际2007年报告称，自2001年以来美国监狱已有230名犯人死于泰瑟枪。据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州立监狱2000年到2004年分别对该监狱囚犯进行了238次、285次、447次、611次和277次喷射化学制剂的虐待，致使10名囚犯身体被严重灼伤，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在美国有近60个&超级安全监狱&关押着近2000名犯人，犯人被关押在只有6平方米的牢房里，完全隔音，荧光灯和监视器24小时开着，许多人患上了精神疾病。
　　此外还包括美国监狱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带来的痛苦折磨。据联合国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在美国犯同样的罪有色人种所受到的惩罚要比白人重2至3倍，杀害白人被判死刑的黑人是杀害黑人被判死刑的白人的4倍。日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份报告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警察对黑人和拉美裔人进行武力威胁的可能性是对白人的2倍。2001年3月，大赦国际美国分部在经过两年的调查后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女性犯人人权状况受到侵犯，她们经常在监狱受到性侵犯，被监狱看管人员强奸。美国有7个州竟然没有禁止监狱官员与女犯人发生性关系的法律或规定。大赦国际驻美国分部的一份报告称，美国23个州的矫正局和联邦监狱管理局都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允许监狱给予怀孕的女囚带镣铐，只有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矫正局禁止监狱这么做，剩下的州没有相关法律或正式规定，一些州的矫正局称不采取这种做法。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孕妇越狱逃跑的例子，但很多州认为给怀孕的囚犯戴镣铐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她们仍有越狱逃跑的可能。2000年，伊利诺伊州率先出台禁止对怀孕的女囚戴镣铐的法律。芝加哥狱中母亲法律保护组织负责人盖尔&史密斯说，在此之前，对即将分娩的孕妇采取的标准做法是用镣铐把她锁在医院病床上，最常见的是铐住一手一脚。在美国《监狱学刊》上的一篇论文经调研发现，大约有20%的男性囚犯在监禁期间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或受到强迫性事件的袭击，其中大约有9%的男性囚犯声称他们被强奸过。拘留国际组织(前身为阻止囚犯被强奸的组织)报道称：&一旦发生强奸行为，会给被强奸的男性囚犯留下心理创伤，并使这些囚犯习惯以暴力行为方式继续加害其它囚犯;囚犯们所积累的愤怒情感一直被压抑，当这些囚犯被释放以后，就更有可能具有反社会的暴力行为。&人权观察组织的文章观察到许多囚犯认为避免重复性虐待的唯一方法是进行猛烈的反击。该报道援引一位监狱强奸受害者的话说：&一旦你成为被侵害的目标，其他囚犯就开始剥夺你的权利。&
　　三、美国枪支弹药泛滥成灾
　　美国的枪杀事件总量是加拿大的6倍，德国的15倍，许多人都耍流氓地说&枪不会杀人，而是人杀人&，这是一句圣母婊的无稽之谈，因为枪的确能够让人更容易地实施杀人行为，所以大量的民用枪支(尤其是手枪)是美国枪支凶杀案的原因。美国是极少数宪法规定公民拥有持枪权的国家。由于可以很轻松买到枪，美国也是发达国家中暴力冲突最多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犯罪与公共安全政策》一书认为，美国的枪支凶杀率与其它工业化国家相比是非常高的。而且，使用枪支抢劫致人死亡的概率是使用刀具抢劫致人死亡的3倍，是其它武器抢劫致人死亡的10倍。像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与美国相比，其最终导致死亡的抢劫犯罪率要低得多。无党派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项研究表明，截止1999年底，民用枪支的储存数量为2.58亿支，大约43%的美国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一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估计，美国家庭私人已拥有枪支的总数量在2.18-2.81亿支之间。他们指出在加拿大、新西兰、德国和瑞士等国家，估计每100个人大约拥有25支手枪，而在美国估计每100人至少拥有83支枪。约翰逊总统的预防犯罪委员会的结论是：&超过一半的故意杀人和武装抢劫案件，以及五分之一的重度攻击行为都是利用枪支实施。要是没有有效的枪支管理法律，暴力犯罪行为和重度伤害行为比起其它的犯罪行为来说将很难减少。&
　　这张图表是根据卫报的罗杰斯先生收集的资料制作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枪支谋杀事件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其他国家。为什么呢?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伤害控制研究中心在经过大量的研究调查后表示其实原因很简单：美国这么&鹤立鸡群&就是因为它比其他发达国家拥有更多的枪。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在1975年66%的15-19岁的谋杀者是利用枪支作案的，而在199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5%。数字增长说明现在高中年龄段的青少年能够更加容易地接触枪支。美国青少年司法与犯罪预防办公室发现到1997年，15-24岁的青少年实施的凶杀案件率是十万分之十五点二，这一数字高于其他11个工业化国家的总和。枪支大约是三分之二谋杀者的首选武器。美国前总统布什也曾指出，在美国枪支比起其它导致死亡的所有自然因素相比，更容易让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死亡。
　　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4.4%，但是美国的民有枪支占世界民有枪支的一半。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指出在2009年，有31228人死于枪口之下(包括自杀和意外事件)。另外，至少在2004年之前的40年时间里，交通事故和枪支是导致重伤和死亡的两大主要原因。枪支也给儿童造成了重大的伤亡。根据儿童保护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在年之间，接近100万儿童被枪支杀害。
　　这一系列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如果枪支不容易获得，暴力犯罪者将会使用其它武器来实施同样的犯罪行为或者给社会造成同样的破坏，这个判断是否成立?是否会有一种武器比手枪更迅捷并且允许它的使用者跟它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甚至与犯罪行为实施者的体力(速度、勇气等)无关?一个银行抢劫犯能否用一把弹簧刀来控制一排出纳员，并使他们陷入绝境?研究表明，如果手枪使用者转向具第二杀伤力的致命武器&&刀，并试图实施相同的犯罪行为，那我们肯定能够预测会减少三分之二的死亡率，因为刀造成死亡率大约是抢造成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枪支被淘汰，而犯罪率保持不变，那么将有三分之二的枪杀凶杀案的受害者会被挽救。但是，美国政界似乎并没有显现多少立法胎动的迹象。不胜枚举的枪击惨案随时发生，但从来无法改变美国政府对于枪支管理的立场。英国《金融时报》也分析认为，枪击案未必能够使美国政府加大对枪支的监管。为什么会如此?其实在于深层次的党派分歧和利益集团的阻隔。在美国，立法从来都是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由于利益集团的介入，美国两党在枪支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总体上共和党主张持枪权，而民主党认为只有20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才可以购买枪支，并要求购买人进行严格登记。不同的政见直接影响美国的立法。两党的这种分歧背后，其实是利益集团在操纵。从现实政治来说，美国军工集团的势力非常强大，像&全美步枪协会&等组织，一直是美国政治献金的主要来源，利益集团的阻挠让美国在枪支管制上始终骑虎难下。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布什和共和党获得了全美步枪协会的大力支持，该协会捐助的160万美元中，有92%给了共和党。两党的这种分歧背后，其实是利益集团在操纵。所以在2001年3月连续出现校园枪杀案后，布什认为防范学校暴力的最好手段是教导孩子们分辨好坏，却绝口不提通过新立法来强化枪支管制。可见，利益始终是左右立法的背后&黑手&。
　　美国民间的声音很多时候充满了悖论的逻辑。尽管多数民众支持枪支管制，但也不愿严格到欧洲那种程度，更不愿放弃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这里面除了前面谈到的美国奇特的&枪文化&，还缘于他们对政府和权利的独特逻辑。很多美国人担心，枪支管制一旦被突破，《权利法案》中的下一道权利防线也可能被突破，并出现&多米诺效应&，对整个公民权利构成威胁。反对枪支管制的民众甚至认为，持枪是减少犯罪的最好保障。1997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枪支越多，犯罪越少》的书，作者声称通过对2000多人的调查发现，秘密携带枪支的主要作用是阻止犯罪，在发生冲突时只要出示枪支而无需开枪就平息争端，这种情形占了98%!更多的人还相信，一个社会中99%的人是好人，如果没有持枪的权利，其生命和尊严要依赖1% 垄断着持枪特权的人的觉悟和良心，这就非常不保险。&如果99% 中的多数人手中有枪，1%中的少数人要持枪胡作非为就必须先考虑99% 中的多数人手中的枪。&这种让人惊奇的逻辑恰恰证明了持枪对美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因为如此，许多美国人对枪支管制持一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态度，当犯罪率上升、出现严重的枪杀案件时，就会要求政府采取管制措施;一旦事过境迁，对枪支的关注就会逐渐平息。
　　四、美国毒品问题严峻，政府处理毒品问题无能
　　美国社会存在大量的毒品滥用和毒品成瘾问题，是世界上毒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这些问题是构成美国高犯罪率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美国的吸毒者人数已稳定在年4000万人左右;每年至少使用一种毒品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以上。1987年的调查结果发现，45岁以下的人当中，约有一半以上的人至少使用过一次毒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销售市场。仅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这三种毒品的销量每年就高达近1.6万吨。90年代以来，毒品的年销售额已达1000亿美元以上，美国人每年用于购买毒品的支出为500亿美元以上。
　　在美国，毒品由个别行为发展成为群体行为，历来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医学意义上的药物滥用转化为瓦解社会体制的顽症的过程中，既有与其它社会相同的普遍意义上的原因，也有与其它社会不同的特殊意义上的原因。首先，&吸毒&这个概念被美国的药品文化误导。在英文中，吸毒叫做drug abuse，也就是滥用药品。美国官方对于&滥用药品&的定义是&非医疗性地使用神经性药品你，以致对使用者产生不利后果的行为。&显而易见，这个官方定义存在着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个漏洞就是如果是医疗性地使用神经性药品，就不会被视为&滥用药品&，第二个漏洞就是即使是非医疗性地使用神经性药品，但没有给使用者带来不利后果，也不属于&滥用药品&的范畴。所以根据这个解释，人们的理解就是只要做到控制使用就是不违法的。这是非常致命的错误，因为稍有药理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过高估计人在毒品面前的自我控制是多么不靠谱的。其次，美国文化中有崇尚药物、以药养身、以药健身的倾向。在美国很多成年人有用西式大麻来缓解腰酸背疼的经历，这也许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已经是吸毒，但是按照美国官方的定义显然还不算。美国医学健康杂志也曾经就此做过调研，接近8成的受访者也认为这不算是吸毒或滥用药品。所以可以发现，美国官方对于&滥用药物&定义的不充分以及美国文化中对于药品的崇尚情结，为美国的毒品泛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基础。
　　其次，美国的价值体系没有反对吸毒的牢固哲学基础。美式价值观的核心就是维护个人自由。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宪法赋予了人们充分的自由权，社会文化的导向也在向人们传递着&人们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价值观。从政治领域的选举权，种族平权到后来的性自由权，嬉皮士运动等等，都得到了美国社会相当一部分的接受和认同。虽然吸毒其实也是与美国人的基本道德观念相悖的，但是禁毒运动往往又和玻璃心的美式价值观冲突，因为既然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无疑有权选择损害甚至毁灭自己。自我摧毁也许是违反道德的，但是算不上是罪行，因此也不应以法律手段强行制止。这点和枪支一样，同样危险，但美国法律承认持枪是公民权，保护个人拥有枪支。枪支还可以直接打死他人，但吸毒不会对他人和社会构成直接伤害，这种思想尽管不能代表美国的禁毒态度，但是确实存在，并且严重干扰和动摇着社会禁毒的思想基础。毒品问题让美国社会无法回避去思考人拥有的个人自由幅度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思考不明确，美国社会就会从根本上缺乏禁毒的广泛认同和内生动力。
　　前华盛顿特区警察总监莫里斯特纳解释了吸毒与犯罪的关系，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吸毒者正在进行解毒，那么他一定出于痛苦中&&当他们吸毒成瘾时，他们每天需要100美元到120美元的支出。当他们养成这样的习惯时，他们将不得不去实施偷窃行为，而且偷窃的钱财大约是这个数字的6倍(因为在盗窃时财物不会被标上价格)。&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布鲁斯顿教授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指出：&你需要钱去买毒品，但毒品的价格很高，这就会激发出更大的作案动机去实施犯罪。&美国司法统计局显示，在2004年，大约六分之一的囚犯(州监狱囚犯的17%，联邦监狱囚犯的18%)犯下的罪行主要是为了获取钱财来支付毒资。它通过对拘留所的罪犯进行统计发现，大约有25%的财物犯罪分子和毒品犯罪分子通过实施偷盗财物来支付吸毒费用，相比之下，暴力罪犯和公共秩序罪犯的比例在10%以下。《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在州和联邦法院里，每年有超过100例关于执法官员被指控或卷入毒品腐败的案件之中。&美国海关总署内部事务助理专员威廉格林指出毒贩所勇于贿赂的钱财数量是惊人的。莫伦委员会关于纽约警察腐败的报告指出政府对整个警察部门的腐败视而不见，导致流氓警察大量增加，而这些警察恰恰都是处理毒品案件和掠夺黑人以及西班牙裔社区官员的案件的。美国审计总署通过审查发现与毒品相关的腐败其实涉及了众多官员，而绝非个例。值班人员更有可能从事严重的犯罪活动，比如进行违法搜查和扣押、窃取毒贩的金钱或毒品、销售被盗的毒品、保护毒品交易行为、提供虚假证词、提交虚假犯罪报告等。早在1968年，全美因毒品行为而被捕的人数为16.2万，这一数字在2010年已经超过160万。
　　可笑的是，面对这样伤害国民身心的事情，美国政府的做法居然是认真研究毒品合法化的可能性，并认为这种可能性可以作为减少暴力犯罪行为的一种手段。还指出推行毒品合法化的其它国家已经降低了犯罪率，并且没有导致毒品使用量的上升，比如葡萄牙，在2001年取消了所有归个人使用的毒品的刑事处罚。正如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前院长诺威尔莫里斯的无奈：&犯罪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导致的，这虽然是陈词滥调，但仍然是事实。问题在于人们是否会去关心这些因素。结论非常明显，那就是美国希望拥有更高的犯罪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