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图书馆
　　封面插画：方济众1962年作《乡村小学》。
这次，我们回到出发的地方：我的小学。你总会梦到它，梦到去上学的路上，榆树林寂静无声；或是夏日早晨的校园，白杨树苗哗哗哗地轻响。梦里背影依旧，我们身已走远。
小学毕竟是幻境，我们走得越远，梦里它就越清晰。而现实，如你所见：在某处，它或闲置或凋敝，荒草疯长，一场大雪下来，积雪覆盖。当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我的小学，不可避免地，染上这个时代的底色。
　　这不是二连学校，却是石河子团场冬日最常见的景象。资料图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总场六分场二连学校
有一段时间，它是拾棉工的住处，后来，它又成了一个很大的羊圈。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总梦到它，在梦里，还是在上学的路上，去生炉子，上学路上的榆树林寂静无声，树枝上挂满了冰挂，雪在树枝上闪烁着。
远远的，学校几乎是看不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田连天连地，成百上千亩，只有近了，才看见成排的平房，好像是低低地趴在那里，在棉花地和白杨树中间，隐约有上课铃声传出来。
这是石河子农八师最为偏远的一所学校。除了新闻联播和石河子新闻，小时候少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如果不是上学，我还一直以为玛纳斯河对面就是苏联。
一年级的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医生，可能是卫生防疫站的人，为我们检查身体。那时候连队只有卫生室，有一个卫生员，是我们那里最厉害的大夫，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大夫。我和同学都兴奋地在学校里满院子跑。大夫让我们接了尿要化验，还要化验大便。有个同学还问大便是什么东西，就是屎，老师说。
学校的孩子多，大夫给老师交代，老师给我们交代，可是他们都没有说，大便要多少。于是下午上课的时候，我还没有进教室，在校园里就闻见屎臭，教室里更是臭气熏天。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等到老师一个一个收大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小巫见大巫———我是用作业本的纸包的，班上的同学有的用包书的牛皮纸托着，有的用塑料袋拎着，有一个男同学用塑料袋装得真大真多，他提起来给老师看，还问老师，这些够不够？当时的老师是一位烫着大花卷十分爱干净的女老师，她拧紧眉头，转过身去了。
但那时的冬天实在太难过，几乎没有那么冷的冬天了。我上一二年级的那两年，大概是1984年-1985年间，教室屋檐下面挂着成串的冰凌，院子里的地被冻得生出许多裂缝，雪像干燥的沙子一样被随风刮起。上学路上是最冷的，听大人说，有两个放羊娃在雪地里迷了路，在学校附近的白杨树林里冻死了。有时候，雪下得有膝盖深，走到学校，同学们已经变成了雪人。我那时还不会系头巾，经常走到家脸已经被冻青了。班上的同学脸颊，常是红红的两团，很多同学的手脚都有冻疮。下雪过后，我们的棉鞋灌进雪，几乎全是湿的，教室的铁皮火墙上和炉圈上常有同学烤煳了鞋子。到了中午，又有同学烤馍馍，烤馍馍的香味会把我们都逗得咽口水，那种焦脆微微发黄的最是馋人。
生炉子是一件大事，每个同学都会，冬天时要安排值日的。秋末，每个班上的人都要去拾一些棉秆回来，堆在教室的后面晾干，到了冬天就是生火的柴火。学校的窗户是铁网子做的，冬天钉两层塑料薄膜，风吹得总是啪啪啪啪响。冬天在暖和的教室里上课写作业，真是一种享受，有时候家里也没有这么暖和。到现在我还常想起那一刻，炉子里的煤炭被烟囱里的风抽着，哄哄地响，有时候煤炭啪地响一声，外面鹅毛大雪无声地下着，老师在前面批改作业，教室里那么安静暖和。
回家的路上，只隐约看见连队里黄色的灯光。到家大多就是白菜萝卜土豆，可是白菜熬久了就着大馒头真是香啊。我和两个弟弟这样吃着。那年冬天，我回家一眼就看见了地上的一张牛皮，我已经给那只小牛摘了一年的草，爸爸说，不吃它，你们三个怎么过冬天，上学的路上要把人冻坏了。我想着小牛每天用脑袋蹭我的肩膀，舔我的手，让我摸它头上的旋儿，用它黑溜溜的大眼睛亲热地看着我，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二连学校是当年到石河子屯垦戍边的职工修建起来的，我父亲和另一个同学的父亲都参加过这座学校的修建。大约是我一年级的时候，春天，两个人在犁地，那个父亲说，你女儿这么聪明，将来就嫁给我儿子当儿媳妇吧。我父亲说，那不行，我丫头要出国留学。在尘土飞扬的地头，两个人的谈话激起周围人的一阵哄笑，谁都知道，在团场说这样的话，就和白日里做梦一样，谁能爬出望不到头的棉花地呢？一直到我上大学之前，这还是我父亲的笑柄，那个父亲好些年都不和我父母说话。
劳动时间最长的是摘棉花。从9月到10月，漫长的棉田到现在仍然是我的噩梦。浇水的毛渠把棉田分成一块一块，望不到头的棉田，早晨七八点下地，太阳才刚刚升起来，冰冷的露水和霜全部挂在棉花叶子上，裤子上全是湿的，中午太阳又十分毒辣，喝了水，吃了馒头和炒包菜，就赶紧抓棉花。如果拾得不干净，还要返工再拾一遍。太阳还没有落山，蚊子已经咬得人到处是包，你就是穿上长裤也不行，新疆的花腿蚊子嘴长。我和班上的同学都是有任务的，每天拾多少公斤，高一个年级，就要多拾一些，完不成任务要倒给学校交钱，每年拾完棉花，我和很多同学的手都裂着大大小小的口子，被棉花壳扎手的感觉可真不好受。一个秋天下来，我们能挣几十块钱。
当时老师的工资也是比较低的。为了赚点钱，学校的老师也想了好些办法，有一年，听说线辣椒价钱涨起来，体育老师种了三亩，让我们全班同学去摘，一斤五毛钱。可惜是晒干的，摘了一天也只有几斤。又一年，老师用校园的花圃和白杨树脚底下那一点点地方，种了好多红花，听说这些红花是药材，收购的价钱不错。整个夏天和秋天，学校里都是那股红花的味道，药味，带着酸味，我们摘完之后手指头全是红的，酸味久久不退。我到现在都不喜欢闻这种味道。
虽说是那样，但回想起来，那时候的老师，却是不差的。我的幼儿园老师是参加新疆兵团生产建设的上海知青，小学老师多是老初中生和老高中生，肚子里很有些墨水。因为数学不好，数学老师用戒尺和竹棍打过我的手，冬天挨打是最疼的，打过之后火辣辣地疼，骂得也很难听———猪脑子，狼心狗肺，榆木疙瘩，蠢货。我和另一个数学差的男同学每到数学课就站在教室后面，头上顶着扫帚。一直到三年级，遇到一个教书有趣的王文元老师，我的数学才算开窍。
一个姓张的语文老师当时对我们是很好的，常给我们念好文章，还说，要是我们都能看上报纸就好了。但他发火也十分可怕，有一次他在写板书，转过身来见教室上空飘着青烟，那还是小学四年级，就有人抽烟，他让男生全站起来，很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父母这么辛苦地在地里爬着，累死累活，你们也想这样过一辈子吗？都回去给我叫父母去。”真去叫了，挨打是肯定的，地里的活本来就累，如果被学校的老师这么叫去，有的父母会把孩子吊在房梁上用皮带抽，有的用扫帚或者拖鞋打，扫帚经常有被打断的，在连队里，常有父母拿着东西追着孩子打的，所以听到叫父母，就是男同学也是害怕的。后来男同学们都给老师写了保证书才作罢。
其实抽烟的是一个叫马强的同学，那之后不久他就不上学了。当时他的年纪已经比班上的同学大两三岁，加上父亲早逝，就帮母亲种棉花。六年级的时候，我在放学的路上见过他一次，头发披肩，光着上身，开着拖拉机快速跑过，黑烟和尘土在背后拖了老长。直到我在外地上了高中，才听母亲说，他杀了人。夏天的晚上，连队里放露天电影，放大拖拉机的农机场没人看着。那是早期的兵团马场，一个非常大的院子，虽然放了很多公家的东西，却少有人打它们的主意。谁知道那天晚上马强和另一个小伙子一起去偷零件，恰好农机员去那个屋子拿东西，藏在门后面的马强用拖拉机上的发动栓打在了农机员的后脑勺上，当场毙命。马强后来被判了死刑，母亲也得癌症去世了。
另一个早早离开的是一个姓雷的男同学，他帮父母种了几年地之后参军，半年后就被送了回来，见到父母也急着去扒衣服和脱鞋袜，嘴里喊着“我洗我洗”，动不动还要打人。他的爸爸妈妈只好把他关到了一个空院子里，每天送饭，他也知道吃。可是有个冬天的早晨，他不见了。一直到来年春天，他的爸爸妈妈才在这个院子的菜窖里发现了他，已经死去多时了。
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我曾跟着母亲回二连学校旁边的连队，去参加小学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的婚礼。结婚之前，她去附近的柳毛湾老乡公社盘头，如果是新娘头，就要七块，如果是一般的盘头，只要五块，她叫我不要提结婚的事，就省下了两块钱。然后她回家穿上了红色的婚纱，新疆的冬天真冷啊，在我们那里的连队，少有穿着婚纱的新娘，更不要说是在寒冬腊月。去婚礼帮忙的妇女都和她合影，不知道是谁的傻瓜相机，我帮着照相的时候，看见她站在雪及膝厚的菜地里，裸露着肩膀和脖子胳膊，瑟瑟发抖，脸上的妆好像都冻住了，脸颊上的胭脂遮不住发黄的脸色。母亲说，她先前是嫁给一个在石河子市开商店离过婚的中年男人，那个人在城里有房子，当时嫁给城里人还是让团场人很羡慕的，可是一个多月就离婚了，过不下去，母亲说。很快，母亲做媒，把她介绍给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小学同学，就在连队里种棉花，母亲说，那是个实心眼的老实小伙子，对人也好，她同意了。
离开二连学校这么多年，真正上学出来的只有当年学习最好的四个人，听说一个去了上海的银行，一个去了厦门的大学教书，还有一个在海南的航空基地，我在北京。可是，我们再也没有了任何的联系，好像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倒是那个最漂亮的女生联系过我。有一天早晨7点，我坐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她打来电话，想借5000块钱修一个大门。天气越来越暖和，少有上小学时那么冷的冬天，害虫冻不死，今年的棉花的收成不好。在连队里，大门多是木板的，门口堆着夏天收的麦草，初冬割的棉秆和玉米秆。大门是一个家的脸面。5000块钱，她大概是要修一个大铁门，过了这么多年，她还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
写出《一个人的村庄》的作家刘亮程是新疆人，他的家乡沙湾黄沙梁，离我的家乡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我离开家乡，每次有人问，你的家乡什么样？我就说，和黄沙梁差不多。直到有一次真的见到刘亮程，我们在高速公路边吃着沙湾的大盘鸡，说起在外面，我的眼泪掉下来，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工作了也没钱在北京买房，顶多每年寄点钱回家，父母种地辛苦了一辈子也享不了福。刘亮程叹了口气说，改变命运，哪是那么容易的事，那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团场的娃娃，能上学出去就不错了。这句话，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说的一样。
合并学校之后，二连学校空了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它是拾棉工的住处，后来，它又成了一个很大的羊圈，即使屋顶不好了，它的墙也比一般职工家里的墙厚实得多。想起来，它的确是太老了，我们上课的时候，有时候屋顶就在掉土，一节课下来，擦好的桌子上就有一层细土。母亲说，再过一段时间，怕是要拆了，宅基地越来越紧张。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总梦到它，在梦里，还是在上学的路上，去生炉子，冬夜的雪银光闪闪，上学路上的榆树林寂静无声，树枝上挂满了冰挂，雪在树枝上闪烁着，学校的土房子上也全部覆盖着发光的雪花，它真像是浮在天上。又或者是夏天的早晨，校园里的白杨树苗哗哗哗哗轻轻地响着，阳光投进教室，倾斜的透着尘埃的阳光照在那些老旧斑驳的桌椅上，夏日清晨，澄亮的阳光洒满校园，空无一人，空气中还飘散着老师种的藏红花的气味，远处的棉田在氤氲的热气中模糊着。
　　村中老小学的20多亩地已被复耕，只剩下一段厕所的遗迹。南都记者孙旭阳摄
河南邓州十林镇河池小学
他们已经没有梦了，写在小学作业本上的一切，都成为需要尽快忘掉的笑话。无论智商还是勤奋度，他们中的部分人并不比那些告别这个村子的所谓“排场人”差。但现在，他们就像一只老得无法再飞的候鸟，只能守在出发的地方打发余生。
大学毕业八年来，我时不时会做梦回校园，尤其是故乡的中小学校。梦里，有逃避现实的欣喜和甜蜜，也有焦虑，比如考数学，看着满纸的方程和图形，却想不起出任何公式；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总逃不出灰蒙蒙的小镇或小村……还有很多次，我会突然想起现在的年龄，扳着指头一算，发现自己要到30多岁或40多岁才能大学毕业，于是便猛然惊醒。
最近有一次，我梦到了小学。我急匆匆冲进校门，家里养的黑狗紧跟着我。我合上两扇木门赶它走，它在原地伏下头肩，嘴里呜呜地低吟。
早在1996年，这条狗就被人毒死了。这段梦境并非纯属虚构，1991年冬天，黑狗下了第一窝儿女，早产，小狗们毛都没长出来，像一群大个的小老鼠，在草堆里爬来爬去。黑狗显得惊慌失措，它不喂它们奶，一见家里哪个人出去，它就跟着疯跑。
那天早晨，它跟了一里多地，随我来到学校门口。我挥手使唤它回去，它摇着尾巴凑上来嗅我的鞋子，我一跺脚，怒斥一声，它就扭头冲进身后的茫茫大雾中———它的5个儿女，在两天内全部夭折。
黑狗是我小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按狗的寿限，它死时已届中老年，口吐白沫的尸体，卖给了一个专门收死牲口的小贩，120元。那几年，我家的经济濒临破产，有时连我在镇初中一周10元的菜金都凑不出来。黑狗死得其所。
小时候，我写过很多《快乐的一天》、《愉快的假期》之类的命题作文。我会扶老奶奶走路，帮农民伯伯推车，替同学打扫教室卫生，通常在犹豫是否做这些事情之时，“雷锋叔叔”和“赖宁哥哥”总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指引我做出正确的选择。
真正快乐的事情，却没有留在纸面上：在土坯教室的里外，隔着一个墙洞互撒尘土；在寒冷的冬天里围在墙角“挤老庄”；逃学在小溪里捉鱼；领着狗在野地里漫无边际地放火……
这些回忆已经无法和任何人分享，当事人提起那段日子，说不了几句，总会归结到一个“穷”字上。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学生一年不会有一分钱的零花，连几毛压岁钱都会被父母掳走；在雪天，还有人打着赤脚上学，到教室再穿上棉鞋；还有人仅仅为帮助父亲养牛，小学三年级便辍学。
大部分同学直到小学毕业，都没去过十几里外的集市，他们不需要买任何东西，却容易在人群中走失。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都来自那薄薄的几册课本。乡村那经常满屏雪花的黑白电视机会告诉得更多，却不是每家都有。还经常停电，每一个上早晚自习的孩子的鼻孔，都会被煤油熏得乌黑。
除了被老师表扬的尖子生，学校更多意味着做不完的作业，老师的怒斥、棍打、罚站，甚至还有罚跪，罚扎马步。孩子们的欢乐，都来自很容易反目的小伙伴，和家养的那只从不反目的土狗。
除了快乐，死亡的阴影也会袭击。第一个死的，也姓孙，比我高一年级，很聪明，从学前班起，每次总考全班第一。我二年级、他三年级放暑假时，他带着写有良好成绩和评语的通知书回家，在离家只有几百米的半路，与伙伴一起脱光跳入河中，很快没了顶。捞上来后，他父亲拉着一头黄牛，把他赤条条横放在牛背上巡游，边走边喊着他的名字。但还是没把他喊回来。后来，有同学说他之所以死得早，就是因为太聪明了。
第二个死去的，是个老师，姓赵，四年级时教我地理，很严厉，在课堂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间或剧烈咳嗽吐痰。在我读到五年级时，他的肺癌宣告不治。老师们都去吊唁，为此学校还放了半天假。这让不少男生颇为兴奋。大家不满意的是，他家离我们村太远，要不晚上还可以看场露天电影。
第三个死去的，是一个姓姚的女同学，与我同岁，也是我邻居。她很瘦弱，为人老实，成绩一般。我五年级复读后，考入镇初中，她在附近的一个普通初中读书。初二上学期，她肺结核病发，辗转求医，她的初中同学也给她捐了好几百元。
1995年暑假，她从城里出院回家，体重只有三四十斤，上厕所都得由她父亲端着。她见了我，挣扎着笑了笑。有几天，她精神变得很好，喊我妹妹去玩。妹妹回家后，被母亲批评，“别跟她玩了，别传染给你啥病！”
妹妹被吓得不轻。又过了几天，这个15岁的垂死者夜里恢复了大声呻吟，“疼呀，疼死我了……”无休无止，四邻难安。
再过几天，她的尸体从城里拉回来。那天大雨。她本家的女人们为她擦身子换衣服，男人们给她打了一口薄棺材。她不能入祖坟，被埋在我家一块芝麻地头。雨过天晴后，这个坟头开始冒出恶臭，飘出一里多地，持续到冬天。
提起小学，我总会联想到这几个死者。他们活着有名有姓，死得无声无息。尤其那个姚同学，按辈分我还应该叫她姑姑。在我小学毕业照没丢失之前，我常常在人群中首先看到她那张苍白的脸。十年后，她的父亲死于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她大弟弟开了一家诊所，与母亲分家另过。她母亲靠捡破烂为生，养活小儿子，小儿子瘫痪在家，每天靠吸烟和殴打母亲取乐。
农村的死讯传得更快更远。今年，我回老家过春节，有人问我认识不认识邻村一个男娃。我当然认识了，他胖胖的，下嘴唇朝外翻着，经常在放学的路上见到他跟人吵架。小学毕业后，他也去读了那所普通初中。
“你知不知道，他在青岛当厨子，一不小心掉大锅里，滚个半熟。”来客见我很吃惊，就加重了语气，“滚个半熟，你都不知道有多可怜……”
调不准的表
2012年的春节，好像比以往更冷。很多人没返乡：有人不会上网，抢不到票；有人会上网却刷不出购票网页；有人嫌回家太麻烦太破费；有人早就落户他乡；有人已不知所终。
我走访了好几户同学，即使在家的，也寡言少语，聊不了几句，便只顾着烤火看电视。还有人打趣说，“你这娃儿算混上去了？”
这样的玩笑话，要比冷场好很多，我只要证明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卖文为生的民工，便可以使交谈更加热烈。我的小学同学，有做小公务员的，有出国移民的，像这种真正称得上“有出息”的，加起来也就三五个人。剩下的，绝大部分都在外地打工。
那些曾一起脱了裤子下河洗澡，穿上裤子挥拳打闹的同学，都已不复当年模样。十年前，他们遇到我，会向我炫耀他们北上南下的闯荡史；五年前见到我，他们会跟我比谁的手机更先进；现在大家见了，聊得最多的，便是钱。他们需要盖楼房，供应一家老小留守老家的开销，交计生罚款……很多人忙碌一年，却带不回半个子儿，就发誓炒掉现在的老板，来年换个地方。
这些谈话，不时会被一两个小孩打断。这一代人，已身为人父。他们已经没有梦了，写在小学作业本上的一切，都成为需要尽快忘掉的笑话。无论智商还是勤奋度，他们中的部分人并不比那些告别这个村子的所谓“排场人”差。但现在，他们就像一只老得无法再飞的候鸟，只能守在出发的地方打发余生。
女生李然是我小学二年级的班长，当时比我成绩好。初中辍学后，她打工多年，又结了婚，前几年在邓州市区开了一家小服装店。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她给我打来电话，诉说自己被招商加盟诈骗的经历，想让我帮她维权。
“你还记得我吗？”她问。我说我当然记得，我们还打过架呢，呵呵。她就开始说，我听了一半回复她道，这个事情媒体不会感兴趣，还是去堵门来得快。
她沉默一会儿，叹了口气，“唉，旭阳，你都不知道现在做个小生意有多难。”
这是我做记者后，唯一向我求助的小学同学。她的电话号码我后来搞丢了，不知道她被骗的加盟款要回来没有。我至今记得她那一手娟秀的钢笔字，和经常被语文老师当做范文宣读的作文。
还有我五年级时最亲近的同学红军。在我大学的一个暑假，我们在下地干活的途中相遇，他很亲切地聊起他秋收后的打算，他要到洛阳打工，赚第二个孩子的计生罚款。他算得严丝合缝，津津有味。
后来，我每次见到他，都是点头而过。2009年除夕夜，他年过九旬的奶奶因不慎失火，被烧死在独居的院落里。事后，我见到他，没说几句安慰的话，就感到无话可说。我给他留了我当时的手机号，让他到北京玩的时候联系我，他也留了他的手机号。我们自此后再无联系。
我跟红军同班级的那一年，父亲给我买了一块3块钱的电子表。快临近中考的时候，我每天都装在裤兜里，下午放学后，我会跟红军一起回村，在他家看动画片，每次到6点的时候，我总把那表调得跟电视一秒不差。但到第二天，那块表仍跟电视上有十几秒的误差。我们鼓捣了好久，一直不得其解。
人生中的某些东西，或许就像劣质表，永远都调不准。
我的小学有两个校园，一个是土坯房的，一个是楼房的。1991年冬天，就在黑狗早产后不久，我们搬到了新校园内。自此，村里有两个学校，一个是“老学”，一个是“新学”。
去年春节我返乡，老学校还剩下几间土坯房，成为那段岁月的遗址。今年我再回去，这片遗址也被推平复耕了。只在老学校的最西北角，剩下一段男厕所的粪池遗迹，还可以辨认出有12个学生蹲位，3个老师蹲位。
老学校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前身是一个关帝庙。在30多年间，不断扩建。在我入学时，它有1个学前班，1到5年级皆为双班，一共11个班，500多名学生。全校共有十几个老师，大部分都为民办。
学者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写到她曾就读的梁庄小学，早几年被撤并后，现在成了“梁庄猪场”。这个猪场，距河池小学不到14公里的路程。新的楼房不断树起，乡村却日益破败，这种破败，往往从村小学开始。
进入本世纪来，村小学学生的数量不断减少。2000年，镇一初中一位姓李的数学老师来村小学任校长，当时小学共有560多个学生；至2003年，人数下降为470人；到2008年，全校共有300多学生。现在，全校5个班级只剩下296人。
这个小学的规模，在全镇仅次于镇上的中心小学。邻村的小学，全校只有四五十个学生。李老师任校长后，曾在二层教学楼上，又加盖了几间教室，希望这个小学能成为附近几个行政村的中心小学。没想到过了几年，这几个村子仍未并校，多余的教室就一直空着。据说，那些小村子反对并校，认为会导致学生上学不便，他们的意见被教育部门采纳。
“学生越来越少，这是大趋势。”李老师说，计划生育是主要原因，还有数目不详的适龄儿童跟着父母出去，在外地读书。数十年来，一对父子，甚至一家三代都在同一所小学读书的历史已告终结。
李老师曾做过统计，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由爷爷奶奶或外婆外公隔代抚养，父母定期寄回生活费。这群孩子非常难管。也许，年轻的父母也没指望孩子们能在学校学来什么。大中专文凭的光环，在整个河南农村已经褪色。
李老师1987年从教，现在月薪不足2000元。“现在要是大中专男生来教小学，家里不帮扶，说老实话连老婆都娶不来。”知识和教育的贬值，也体现在教室地位的变迁上。在我小时候，学校里的民办老师，在酒桌上都是坐上席。无论路遇还是家访，家长们对他们毕敬毕恭。
现在，已经没有几对父母还认识儿女的老师了。李老师遇到过少数爷爷奶奶打听儿孙的成绩，却几乎没有接到过打工父母们询问儿女情况的电话。
这些在大多数时间内没有父母的孩子，学习成绩和热情都不容乐观。他们最喜欢去的，是校门口代销点，那里出售可以发射塑料弹丸的玩具枪和各种小食品。没人知道这些玩具和食品是否安全，也没人管。
仅仅吃垃圾食品还好说。我家房后一位老太太15岁的外孙，在这个冬天，因喝了包灭草剂而死去。他在村小学毕业后，又到镇上读初中。他喝灭草剂的原因是，“我想尝尝那啥味儿……”
多年来，我每次回老家都会见到这个小校友，还给他零食吃。他死后，父母坐飞机从北京回到南阳，很快埋了他，又返回北京。他外婆害怕他冤魂来闹，很快去投靠南阳市区的二闺女了。
（部分人物为化名）
位于三个村子中间的小学，承载着庄稼汉对孩子走出农门的厚望。南都记者陈显玲摄
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新源镇中心校
沙漏式村小
沙漏一样的学校，难以承载家长拓宽通往外界出口的焦灼，因为孩子“落在土里”，将无从逃避另一场剧烈的竞争———婚嫁。
回到家乡，就像一脚踏进被遗忘的时光。20余年未曾生长的村庄、道路，斑驳的标语……只有在小学母校，那停放的公交式校车，才似乎让人窥见与外界同步的线索。
老班主任的话打碎这个希望：校车是去年“校车热”时县里给配的，因为找不着司机，开回来就再没启动过。
这是我熟悉的家乡，节奏如被拨慢的钟表，过早衰老的同学，安乐而无奈地停在忙一秋闲三季的状态；这也是我陌生的家乡，防护林被砍伐殆尽，中心校学生零落，女孩的聘礼动辄20万，那是10亩农田20年的收入……
“落到土里”
西北风越过一马平川的松嫩平原呼啸而至，东北冬日的冷触手可及，孤独静立在落日余晖中的小学校园翻新了两排平房，还更改了名字。随着数年前七家子乡改为新源镇，小学门口也刻出“新源镇中心校”字样，在一地的小食品塑料包装袋簇拥下，斑驳失色。
小学周围，蔓延着望不到边的苞米地，灰白色的苞米茬子成垄列队，它们的主人都曾在这个院子里朗声诵读。现在，干活间隙一抬头，就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操场玩耍。父一辈，子一辈，周而复始，位于三个村子中间地带的小学，承载着上千庄稼汉对孩子走出农门改变命运的厚望，数年来成真者寥寥无几。
再次回到小学，当年熟悉的10多位老师，只剩下4人。两人成为了校长，幼儿班的老师成为幼儿园园长，老班主任邢淑新成为了学校的德育辅导员。
邢老师对16年前教过的首届学生印象深刻，那是历年来上大学人数最多的，我们班有5个。
邢老师之后又把3届学生从4年级教到毕业，“这100多个孩子中，只有1个考上了一本重点大学，大部分都落到土里”。
“不好好读书，就得落到土里干庄稼活”是家长教育孩子的口号，如果是女孩，还得加上一句“背着孩子一辈子围着锅台转”。四季分明运转的日子里，庄稼人子女的一辈子也一眼望得到头，能够改变命运的渠道只有读书、打工，但打工终究也要回到这里。
我和4个小学女同学曾在一棵大树下结拜，在懵懂的年纪开始挣脱与农活的联系。1999年初中毕业后，四人进入了高中校园，我和颖读书，微和娟靠亲属关系进入学校食堂做饭，一年后，不念书的春从老家打来电话，说了自己结婚的消息，“一辈子也就那样了”，我们都心有戚戚。
两年后，娟从食堂辞职，带着刚经人介绍订婚的男朋友来送我和颖上大学。十年后，她依然很瘦，笑说不懂上网，在农村待久就傻掉了，自己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村妇女，“上辈人过着啥样的日子，我就过着啥样的日子”。
娟嫁到距离我们铁东村约10里地的村子，出嫁时，就知道夫家很穷。他们不停承包土地种苞米，但是十年后家里还有没还完的“饥荒”（欠债）。
家乡扶余县新源镇隶属吉林省松原市，位于松嫩平原东北部边缘，松花江干流南岸，全县以肥沃的河间台地为主，坡度小于5度的大片平整黑土地，在风调雨顺的年月养活了世代庄稼人。
年青一代不再把黑土地当宝贝，也不愿在家靠天吃饭，土地在村人间的流转逐渐活跃，价格也是逐年看涨。娟家承包10亩地签的五年合同，一年5000多元地租，如今已经涨到了9000元，种地和租地的收入已经渐趋持平，越来越多的地被放出来吃租。
种地曾经无波无澜，近几年因气候异常、种子化肥真假难辨成了一场“赌局”。娟娘家这两年都遭遇“风险”：前年买到假化肥减产一半，去年一场大风成灾，刚结棒的苞米大片倒伏，比风调雨顺年收入减少1.5万元。
镇所辖农田赖以防风的纵横成趟的树林，除了公路边可见的几排，其余都在十余年间被砍伐殆尽，其中包括我和娟结拜的那一棵。
自去年入冬以来，家乡一场雪也没下，雨也有半年没下。聚在一起打麻将的乡亲一边骂村干部谋私砍掉了防护林，一边打听着谁家有包地的意愿。
娟说起当年的同学，笑称和自己一样“家里蹲”，秋天扒半个月苞米累得筋骨酸疼，进入漫长的冬天，就只能靠打麻将打发时光。
百般无聊之余，她默默回忆起在星月明亮的晚上，聊我们各自心仪的男孩，可惜她看中的眉目清秀的凯，娶了自己亲姨家的表妹，在村人的观望和议论中，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孩，在村人舒一口气时，又听说了他们打算再生的消息。
儿时相识的旧同学，在相邻村子却大多已经断了消息：明离婚了，心灰意懒的他在村头的理发店久不开门了；亮31岁还没有娶到媳妇，村人猜他总在家里待得抑郁了……
“大家都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可是落在农村就是走了同一条路”，笑着的娟话里带着感伤，她把希望寄托在10岁的儿子身上，不惜成本要让他“脱离农村，改变命运”。
72岁的老教师巩长发回忆，新源镇中心校（原七家子中心校）始建于1975年，学校位于新源镇达子营屯，招收铁东村所辖的七家子屯、深井屯和达子营屯的学生，另外在距离较远的深井屯设教学点，两个老师教一二两个年级，那时全校有9间平房教室，近300名学生。
几经翻修，如今校园有两排20多间砖瓦铁门平房，近10年新建了电教室、卫生室、微机室、实验室、语音室，学校聘请了一个受过计算机培训的青年教师，给学生每周上一节微机课。
“变化这么大，但和城镇小学还是没法比，学生的电脑数量不够，型号也是最老式的586”，邢淑新老师感慨，学校留不住农村的适龄入学儿童，抑制不了年轻家长送孩子到城镇读书的热情。
近五年来，新源镇的小学生像水流一样，形成固定的流动方向，中心校学生向附近教育设施好的中心镇三岔河流动，下面村级小学的学生向中心校流动，三岔河镇小学学生人满为患，一个班级70多人。
全国小学的撤点并校风也刮到家乡，两所小学被撤并，娟所在的周边三个村子小学归为一所，而撤并到中心校的宗家小学则是撤并前“自然黄的”———算上幼儿园学生不过30人，学校一征询意见，本来犹豫的家长纷纷转走了学生。
中心校的学生较前几年减少了一半多，去年166人，5年级只有14人，同样的操场，即使下课也显得空旷。而投入和设备不如中心校的各村小学则颓势各异，有的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学生，有的缺少一个年级。
在邢老师看来，除了向城镇流动，学生减少原因之一是独生子女增多，适龄学童减少，此外很多外出打工的家长带走了孩子，或者送到三岔河长托。中心校并没有住宿的场所。
记忆中搭伴结伙走路回家的场景不再出现，如今在中心校上学的学生，最远离家十几里。放学时，校门口挤满各种车辆，有家长的自行车、摩托车，也有私人运营的微型面包，核载7人的车，塞进十六七个孩子是最平常的，家长似乎也很少担心安全问题。
除了中心校所在的达子营屯，最近的2里路远的七家子屯，多数家长也每月花上60元，让孩子坐车上学。和校园门口拥挤的车辆相比，校内停放的校车崭新得炫目，“去年县里给中心校配的，可惜一直没启用”，中心校老师介绍，上级要求司机有开大车的A 1票，但持A 1票在外打工每月能挣五六千元，但县教育局给定的工资为千余元，一直找不到司机开车。
“听说县教育局最近帮找到了司机，希望今年能启用”，但更多的问题困扰着学校，学生分散的村子不走一趟线，收钱多了家长不愿意，收钱少了学校也赔不起。
流失的除了学生，还有老师。新源镇8个学校，共有92名老师，而且青黄不接，分布不均。其中47岁以上的，就有53人，他们在十年内将全部退休。中心校有26名老师，下面村小有的不足10人。几年前镇里分来36名中师毕业的新教师，可现在留下的只有16人。
即使在中心校，现在仍有代课老师。我一个小学同学的姐姐，初中没毕业，代替生病的老教师，担任着一年级班主任。学校老教师感慨着同一个市内工资也有着1000多元的差距，“而转到好学校要花上10万，还得有人”。
我曾熟悉的中心校，仍是村里孩子改变命运的出口，却遭遇着现实的挤压。沙漏一样的学校，难以承载家长拓宽通往外界出口的焦灼，因为孩子“落在土里”，将无从逃避另一场剧烈的竞争———婚嫁。
冬日的农村，悲喜交替，一掠而过的死神突然带走一个个并不衰老却被痼疾折磨的庄稼人，40岁左右的一辈，急着在年富之时为孩子解决亲事。谁家孩子拖过了20岁，没有上学，又没有对象，将成为村人指戳的对象。
现在，村里仍有10多个未解决的小伙子。他们有的小学毕业，有的初中辍学，他们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正是做B超要男孩在农村盛行之际，上学时女同学寥寥，现在急着搜寻适龄女孩多是失望———即使有这样的女孩，也是出外打工企望嫁个城里人。
村里持续多年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使得娶亲花费水涨船高。村里聘礼的起价“干钱”早已经突破10万元，即使20万也不算新闻，邻村还传来用大秤称钱的情节，这还不包括三金、家具，有的女孩还要求在城镇买一栋楼。
娟的儿子才10岁，她也开始为此焦灼。儿子在村小读三年级，英语老师教的她都挑得出错，只好把儿子送到三岔河上补习班，一周三次，专学英语和口语，一年下来车费学费要花4000元。
“走不出去，也给他娶不起媳妇”，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押在儿子身上的娟，看着弟弟结婚后自家负债12万元，看着本家二叔借一分五的高利贷给儿子结婚，拼着各种方法也要供出儿子。
娟还不知道，走出狭窄出口的同学，也并没有走在想象的“康庄大道”上。同村的女同学丽丽，在北京一家专科学校毕业后，留在首都一家小公司做会计。这个春节回家过年，临走前两天，姑姑帮她介绍了一个邻村大龄青年，对方答应在城镇买房，她便火速订婚了，聘礼“干钱”十万元。
同村的小学男同学伟，北漂五六年，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税后工资近万元的他，回到村里过年，却一直不愿意出门，怕被频繁问到找对象、买房子这样的尴尬问题。村里的现实焦灼，何尝不是他们在大城市里遭遇的困境？
　　荒弃的校园里，一间课室已成了鸡舍。
　　这排房子曾是村里最好的建筑。南都记者王世宇摄
吉林省伊通县河源镇“新生小学”
荒弃的学校杂草疯长。校园的围墙有了坍塌的迹象，操场上堆了几堆柴垛。一排长长的房子是曾经的教室———它曾是村里最好的建筑。如今，这些教室人去屋空，有的窗子已经破碎，其中一间教室改成了鸡舍。
“走出去”的使命
故事开始的地方是一所废弃的乡村小学。我的父辈在这所小学里毕业，随后，他们依着老人的安排，种地，结婚，生子，然后，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小学里识字。这个故事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循环往复。
从一出生开始，“种地”就是套在村人头上脱不掉的枷锁，贫穷如同魔鬼依附。到我们这代的时候，我的父亲决定改写故事的结局。20年前的一个夏天，父亲忽然向家族的长辈宣布，从此不种地了。在长辈们惊异的眼神中，他拿着借来的钱，到南面一个叫“柳河”的地方贩牛，开始以此为生。
“柳河”位于更加遥远的远方。去的时候坐客车，回来的时候，没有机动车，父亲牵着牲口，只能步行。那时，他拿着鞭，拽着缰，赶着牛，徒步走三四百里的山路，三天三夜不停。路上，他累了，就在路边歇下，啃几口饼子果腹，把牛放到山坡上，吃一些青草。第二个夜晚，他走过一个山坡，听到四处都是狼的嚎叫。
路的尽头就是我的乡村，父亲回到家里的炕头，脚上的水泡已经磨破了———这是一个名叫“新生”的村子，位于吉林省伊通县南面的河源镇，父辈们和我们读书的小学，在村子北面，取名“新生小学”，喻示着新的生活和希望。
13年前，我在这所小学毕业，随后，父亲举家迁往一处小镇，他的营生开始有了起色，我到隔壁的县城读书也有了条件。新的生活真的开始了。此后，我在外面读了初中、高中，大学，奔走南北，完成了20年前父亲意义上“走出去”的使命。
等我完成这个家族使命时，已经时过境迁。我离开那年13岁，不久，在全国“撤村并校”的浪潮中，“新生”的名字被淘汰了，7年后，村里唯一的小学也结束了它的使命，被并入镇里的中心小学。
村内起了变化，“种地”不再是枷锁。现代化仿佛是一颗裹着糖衣的炮弹，它把糖果分给村民，带来了一排崭新的砖房，取代了世代居住的土屋。村内通了自来水，有了电话，有了有线电视。现代化也以无以复加的速度，摧毁旧有的乡村秩序。
荒弃的校园
从上游10公里左右的青顶山，一条河昼夜不停地流淌而下，流经这个叫“新生”的村落。
这条河，是我们口中的“大河”，古称“一秃河”，“易屯河”，如今名“伊通河”，是县名的由来，满语音译，意即“洪大、汹涌”之河，在雅克萨之战中，曾是运粮通道。它流经的区域，正是满族的发祥地之一。伊通境内镶嵌着七座火山，满族的先祖从这里入关，然后又回到七座火山之间。伊通河再不如久远的“洪大”，它的流水却仍然惠及后人。
如今，受河水滋养的土地悄然发生了变化。荒弃的学校杂草疯长，一场大雪下来，都被积雪覆盖。校园的围墙有了坍塌的迹象，操场上堆了几堆柴垛，以前升起国旗的位置，支起一个苞米楼子。大门一侧的小树林，拴着4头牛，它们在雪地里优哉地啃着苞米秆。
积雪已经过踝，从学校大门进去，到正对着的一排长长的房子，雪地里被踩出了深一脚浅一脚的足迹。这排房子是曾经的教室———它曾是村里最好的建筑。如今，这些教室人去屋空，有的窗子已经破碎，其中一间教室改成了鸡舍，鸡的粪便，从教室一直延伸到走廊，然后从走廊，延伸出教室的大门。
荒废校园的守护者，姓杨，是村中的长者。按照辈分，我要叫他“三大爷”。2007年，小学黄了，学生们去镇里的中心校读书，来了几辆车，把桌椅全都拉走了。于是，“三大爷”成了这所荒弃学校的看守，村里每年拨给他500元钱。
“三大爷”跟老伴住在教室右侧的屋子里。他把两人的大相片挂在墙上，火炕烧得通热，屋子里还放了火盆。守着一个两亩多地的院子，和一排长长的房子，“三大爷”开始了自己的日子。
他耕出一片地，在小学的足球场上，“种点就得点”，他把曾经用来教书识字的教室，变成鸡舍。他帮人看牛，拴在篮球场旁的树上。他架起了苞米楼，堆起了柴垛。校园被改造成农舍。4年就这么过去了，“三大爷”日复一日地生活，学校也日复一日地丧失。他说，这样的日子也不多了，小学很快要被村里卖掉。
学校荒弃的原因，一说是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有一年，甚至没有招到人。即使我小学毕业的1999年，班级最后也只剩下9个人。张忠舸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他回忆，2007年的时候，教师已经缺编，老师们一个又一个离开，有的年轻老师，为了爱情奔往北京，也有的被调离岗位，教师的数量日渐减少，新的血液却没有补充，学生也越来越少了，于是小学死气沉沉，渐显疲态。“新来的校长也懒了，不咋管事。”张老师说。
有一天，村书记到学校，看到后山被暴雨冲垮，沙石滑落，堆到教室后墙的窗下也没人来清理。在“撤点并校”的浪潮中，开始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村书记曾极力反对并校，坚持了几年。最后，只剩下30多个小孩，“不并不行了。”村委书记王义说。
不久，家长们收到并校的意见书，在上面签了字，“新生小学”从此消亡。
童年时代，我从这个消亡的小学东边开始，每过一年，便移动一个教室，一直到西边六年级的教室。冬天，教室中间会升起炉火，我们在炉子上烤土豆片。后面堆着干柴，每个人要到山上砍10捆柴火，然后用稻草扎成捆，用爬犁运到教室，供过冬的取暖之用。随着春天到来，冰雪消融，山上的野菜开始生长。课余，同学们会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追打疯闹，顺便采来一筐野菜，苦老牙、刺果棒、蕨菜、猫爪子等，送到老师的家中，以“尊师重道”。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两个蓝眼睛长鼻子的外国人来到了学校。他们是来看望班上一个受资助的学生。我们被要求系好红领巾，正襟危坐，“热烈欢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人。
这个学生名叫王盼(化名)，她的母亲得病后去世了，父亲悬梁自尽，以至学业难继。她的童年始终在贫穷阴影的笼罩下。外国人在教室内拍了一些照片，并与我们合影，说了些话鼓励。
王盼后来给外国人写信，表达感激，小学的陈校长亲自把关，在信中表态，一定好好学习，不负所望。
然而，王盼最终没能坚持到小学毕业。六年来，教室内的桌椅不时空出。到毕业的时候，班上就只剩下9个人了。
同学们的选择
同学们多数没离开村子，他们重复了老一辈的选择———种地、结婚、生子。有的同学出去打些短工，在工地领回来年轻漂亮的媳妇。也有的人离开这里，或者嫁到外地，从此没了音讯。
村子里地广人稀，农民的收入仍靠种地。皇粮国税取消后，每年又多了补助，因此土地越发变成了稀缺资源。打工者也多是趁农闲的三四个月，到省城干点零活，最远无非北京、天津等地。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如归巢的鸟雀，回到村子，守着热炕头。
黄文坤是当年班级最老实的孩子，现在，他年复一年过这样的生活。去年，他干完地里的活，和村里的年轻人搭伴，去长春的工地绑钢筋，一天收入200元左右，绑了3个月钢筋后，他回家过冬了。
这个曾经僻远的村落，不再僻远，四通八达的道路和网络将它与外界紧密相连。我的同学，沿着一条条通往关内的铁路，走了出去。不久，他们又回到村子。
正月初九这天下午，我的同学王久全开着一辆灰色面包车，在乡道上驱驰。他从10公里外的营城子镇，拉人返回王面铺屯的家中。王面铺是曾经“新生”的一部分，距离“新生”三里多路。营城子则位于辽源、长春、磐石三个方向的交会口，往返车辆都要经过这里。于是，村人趁着农闲，开着面包车进行短途驳载，把回乡的人送到附近屯子的家，竟蔚然成了村人的产业。
王久全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了，也是同学中结婚最早的，如今儿子已经8岁。最近两年，他和妻子入了山海关，到天津打工，见到了外面的世界。他晚上开车，从塘沽到天津，外面的路灯亮如白昼。他白天睡觉，傍着繁华，城市却与他无关。2011年底，他越来越想回到老家，那是一个一到夜晚，黑暗就浓得像墨水一样的地方。他向往家里面的热炕头，想念留在家里的孩子。
去年12月，王久全终于请了假，跟妻子搭火车回来了，不久，就买了那辆灰色的面包车，开始在家里跑客运。春节前后，越来越多的人坐着他的车回到故乡，然后又带着乡愁离开。
郝程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正月初五前后了。她在长春百货大楼的金店里工作，熬过春节的加班后，她拿着行李，从省城回了家。郝程脸上化着浓妆，聊天的间隙，不时会擦拭手背，皱着眉，隔不片刻，就急着找护手霜。每个月，她有2000多元的收入，买一次化妆品，要占去四分之一。
郝程小学时成绩优良，初中时，家里为了供弟弟读书，她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了。这些年来，郝程四处漂泊，先是到了长春，销售化妆品，然后去了沈阳，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继而成了领班，3年后，又去到北京。路越走越远，10余年的时间晃眼而过，她已经26岁了。在农村，到了七姑八婆口中嫁不出去的岁数。
最近几年，她想稳定下来，于是又拖着行李，回到离家近的省城长春。她找到一家金店做销售。漂泊这么多年，有时候，郝程会觉得自己没有根，回到乡村，却无法适应家里的生活。她的家里，一群长辈坐在炕上，抽烟，打牌，打麻将。
回不去的记忆
我回来的时候，村庄通了水泥路，从东头通到西头，两边是整齐的瓦房，镶嵌着白色的瓷砖。村里的下一代人，也到了我上学时的年岁了，街道上却没有他们的笑声，也没有过年的喜庆热闹，整个村庄，和那个已经消亡的小学一样，死气沉沉。
村民们说，冬天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搓麻将和打扑克。回乡的几天，我每天都见到这样的场景：在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里，三间屋子摆了5张麻将桌，四周挤满围观者，一层又一层，探着脑袋往里看。后面的人需要踮脚，伸长脖子，一言不发。牌局上，往往显出出奇地沉默。屋子里，抽烟的人不停地吞云吐雾，冬日不能开门，烟是不散的，熏得人睁不开眼。
没出正月十五，年味却早已散尽，村里人见面，问得最多的两句话是，“今天玩没玩？”“输还是赢？”王久全加入这样的牌局，一晚下来，有个一两百的输赢。“农村就这样，要不还能干啥？”有时候，他晚饭后，会体会到那种空虚感。这也是悬在所有村民头上的天问。
现代化入侵到乡村，带走了热闹，也带来了隐忧。如今，曾经洪大的伊通河，河床的沙子已经见底，村人们渐渐注意到了，河床高低不平，水文环境发生了改变，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深坑。
在建筑业疯狂扩张的年代里，河沙成了金子。这些沙子被人拉出去卖钱。拉沙的人，是我的同学孟勇(化名)，小学时代，他是班主任印象中的“淘气王”。孟勇开着车，把大河的沙子，一车又一车，运往附近的工地。
钞票塞进腰包的一刻，我们那代人的记忆，渐渐成为历史。时间把我拉回到小学的时候，一到冬天，我们会抱着冰车，爬犁，到大河上滑冰。我们凿出冰窟窿，等鱼儿来透气，然后一网捞尽。正月的夜里，一群孩子会在冰面上篝起火，围着，闹着，唱着。
如今，王久全的儿子开始上小学了。每天早上7点，班车会准时停在王面铺屯的村口———车是学生家长们合伙租的，它负责将孩子拉往更远的镇上读书。王久全也想过车的安全，“屯子里，还能怎么样？”不过，他的儿子再也不需要像他的父辈小时候一样了：起个大早，带着盒饭，互相追赶，走三里多的山路。
那时，新生小学会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们的足迹，从这里出发，到波涛汹涌的大河，到野花怒放的山谷。现在，小学荒弃在村落的北面了，里面荒草疯长，一场大雪下来，积雪覆盖。
　　因为有了孩子，张红打算不再出远门打工。南都记者张东锋摄
河北省迁安市杨各庄中心完全小学
我的同学叫红
那时候，每到学期末，学校总会评选出诸如“勤奋学习好学生”、“热爱劳动好学生”等奖项，而家庭贫困的张红最后得到一张“艰苦朴素好学生”的奖状。
如果不是家人告知，我还不知道张红已经搬到一里开外的村西去了，而在这之前他和父母一起住时，和我家只是前后街。仔细回想，上次见到张红，大约是前几年自己结婚的时候，他过来帮忙。
张红是我同村的小学同学，类似的“陌生”也并非只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听父母说，村东一起读到初中毕业的陈小虎，在定州的兽医中专学校毕业后“没有赶上分配”，最后去一家钢厂工作，前几年搬到市里住楼房去了；村南一起高中毕业的杨景才，读完大学后回家“待业”了一段时间，后来托关系去了市里的治安队……
和父辈们不同，作为80后，大多数人都不再依附于土地：“考上学出人头地”的，即使像杨景才那样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也多选择在市里工作了；中学毕业后留在家里的，大多数也赶上这个冀东“全国百强县（市）”大力推进钢铁工业战略，都进厂打工了。
过去十年里，全市钢铁工业的跃进，助推了城镇化。百姓的钱袋子的确鼓了，转化为购买力，促进了这个不足百万人口县级市的地产业的蓬勃。“像你这么大的，稍微有个正式工作，都（或准备）在城里买楼了。”母亲说。
某种程度上，楼房成了一种家境殷实的象征，婆家是否能够在城里“投楼”，已经成了年青一代选择一门理想婚事的重要考量。
当大家都离开了生于斯的村落后，空间的隔离和生活的压力让曾经的伙伴们如今都疏远了。找出那张快要褪色的小学毕业照，这时候才发现，很多叫得出名字的同村伙伴，都已是“杳无音讯”。即使是上完初中后一起留在村里的，进厂工作后就变得身不由己，彼此联系也越来越稀少。
对于我这样长年在外工作的人来说，家人就是了解同学现状的主要信息源。只有从父母那里，才陆陆续续地知道谁结婚了、谁生子了、谁搬到城里去了，而如果时光能倒退15年，我们还是那群一起爬墙上树、斗鸡、打野仗的孩子……
“闯关东”
年初六的下午，我决定去张红家找他。同在一个村里，六七百米的距离其实算不上远，即使走路几分钟也就到了。
眼前两间瓦房，至少有20年的历史了，外加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院子。在这个隶属半山区的乡村，自我记事时候起，瓦房都不多见，过去流行平房，如今流行加宽或加高式的二层平房，而新建的房子也大多在村外的山脚下。
“前几年买下来的。”张红说，房子原来的主人是父亲那一辈的，后来搬到城里去了，自己2009年准备结婚的时候买了下来。房子虽然有些年头了，但质量没有什么大问题，而且当时只花了不到两万块钱，换到如今，就跟城里的楼一样，翻了一倍也可能买不到。
更重要的是，换作20年前，买这样一处房产对于张红而言，几乎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张红家共有四个兄弟姐妹，如今成家的成家、嫁人的嫁人，而20年前从东北迁回来的时候，一家六口人一度“蜗居”在我家西侧一处不足30平方米的房子里———那是他家的老院。
接下来是一段村里人多少都知道的故事：张红父亲年轻的时候，“靠着打鱼摸虾为生”，在那个靠土地吃饭的时代，这种生活方式的后果是很危险的。很快，张父因为生计艰难，决定“闯关东”，去投靠远在黑龙江的姐姐。
第一次“闯关东”未能成功后。回到村里后没几年，张红就出生了，那一年是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年。实际上，相对于偏远的东北，这时候华北平原的生活反倒会好一些。尽管如此，张红一家不久后又在他父亲的带领下，开始第二次“闯关东”。
“地很多，到冬天很冷。”张红回忆说，由于当时年龄小，这是“闯关东”留给他最深刻的记忆。张红的父亲很少向村里人说起这两次不成功的经历，而在村里一些人看来，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当时依旧不愿安心种地。
无论原因究竟如何，第二次的结果和头一次一样。没几年，张红一家又回来了。这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
艰苦朴素好学生
起初，大家是带着诧异的眼光看张红的。这个“东北老客”，说话带着外地口音。在他那里，瓜子儿不叫瓜子儿，而是叫“毛克”，多少会显得另类一些。实际上，我也是长大之后，才彻底了解，原来张红的祖父辈就是本村人。
当然，儿时对张红的最深的印象是穷。按照他现在的说法，就是“底子薄”。除了一家的“蜗居”生活外，相比于同龄人，张红的衣着几乎都是破旧的，以致现在还能想起他穿着没有后跟儿的鞋跟大家一起玩“甩牌”游戏的情形。
那时候，每到学期末，学校总会评选出诸如“勤奋学习好学生”、“热爱劳动好学生”等奖项，而家庭贫困的张红最后得到一张“艰苦朴素好学生”的奖状。这也是时隔多年后他聊起小学经历时记得最清楚的一点。
到了初中，周边几所中心完全小学近400名学生集中在一起，班级一下子扩充到了六个。学生多了，初中老师的管教方式明显比小学严苛，打骂、挖苦一度也很常见。
不久，张红就退学了。“当时跟别的同学一起看课外书。”张红回忆，加上当时家庭条件非常艰苦，每次缴学杂费都很为难，干脆就辍学了。虽然义务教育早于1986年就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但直到20年后修订之后，才全面免除了学杂费，而当时的张红显然没有后一代人幸运。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男孩，迫于生计的张红只好开始跟着村里的包工队去唐山“出工”。
等到我上高中时，靠着几年打工的积蓄和筹借的几千块钱，张红家终于发生了一次实质性的转变———由原来蜗居的房子搬进了在我家前街置买的一套院子。
在我印象里，那套院子很久无人居住了，有说法是那个房子风水不好，但对于蜗居多年的一家人来说，乔迁的喜庆早就冲淡了那些街头巷尾流传的荒诞说法。
当我的日子在初中、高中、大学、工作的轨道上一年年叠加的时候，作为打工者的张红也在四处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唐山、天津，工地、陶瓷厂、饭店……什么活计都做过。”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妹妹和弟弟也随后放弃了读书；姐姐出嫁了，弟弟后来跟邻村的师傅学了一门吹鼓手的手艺，然后成家了。
周围的同龄人也在像“过筛子”一样地分化，少部分人如同陈小虎一样考上了中专，但不幸的是，三年后的中专学历开始贬值，学校不分配工作，市里也不接收分配工作，只能自己解决；多半的人初中毕业后成家立业，或是托人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或是加入到了张红这样的打工者行列；只有不到5%的人考上了高中。
只是到了如今，这一群人又似乎都殊途同归：工作，成家，很快就坠入到生活的拼争中去了。
20年过去了，除了临街的一些商铺和村外新盖的房子，你也许看不出这个村子整体上有任何明显的变化，而在这背后，生老病死的更迭却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只要钱准当就行”
张红的儿子就是春节前出生的。当我走进屋门时，这个小家伙在母亲的哼哄中睡着了。
家里的摆设很普通。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婚纱照，最显眼的是东面墙上挂着的两张天主教的耶稣像。作为一个每逢礼拜日就能听到教堂钟声的村落，以陈、许姓等为主体的、近2/5的人口都信奉天主教。
“她不是很心诚，看着人家去（教堂）有时候也会去。”张红解释说。尽管如此，在这个物质化冲击越来越强烈的乡村，宗教为一些人提供了寻求心灵寄托的通道。原来的教堂从村东头迁到了西面村口，哥特式的尖顶风格一度很显眼。
因为有了孩子，张红不再打算出远门工作了。钢铁经济的振兴，让这个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周边县市，很多年轻人都不再愿意出去打工。事实上，过去几年里，张红夫妻两人就一直在邻村的新建的造纸厂工作，2000多块钱一个月，明显超过去珠三角打工的收入。
说起生活，张红羡慕河西（即市域西部），因为那里村村有铁矿，不仅能给村民提供集体分红，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至很多河东的年轻人都进了钢厂工作。这次春节回乡，我格外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每天上下班时刻，如公交一样的钢厂通勤车。这些车带走了劳动力，带回了收入，每到除夕夜，越来越绚丽的烟火印证着这种变化。
实际上，过去的十几年里，包括下游邻村的造纸厂，上游村的淀粉厂、橡胶厂、化工厂，一些小企业已经陆续沿着村东的小河开始出现。结果是，差不多十年前，那条小河就开始干枯了，父辈们小时候能见到的“到处是鱼虾”的情形也早已不见，而最近几年，家里抽上来的地下水也越来越容易产生水垢式的沉淀物了，造纸厂的臭味据说也经常飘到村里。
或许还远未意识到环境如果遭破坏后的危险。“要是（政府）能（招商）整几个大企业来，就不用愁了。”张红说。工业化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抛弃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种地再也不会像张红的父亲那样“没有出息”了。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的那种期待：不论什么样的企业，“只要钱准当就行”。
　　向家坝小学旧址如今被他人租用作养猪场。南都记者张国栋摄
湖北秭归县茅坪镇向家坝小学
母校两度消逝
我们一边唱着“一天六节课，上到太阳落，肚儿早已饿”，一边钻进路边的油菜地或玉米地里，将还在茁壮成长的油菜梗和玉米糟蹋不少。
就像那条乡村土狗无比警惕看着我这个陌生闯入者，我对眼前这个阔别20年的小学母校同样感觉无比陌生，除了斑驳的墙壁上残存的“教育是兴国之本”，已经变成养猪场的它彻底没有了学校的影子。
即使是十年前搬迁合并到新址的陈家冲小学，也已在去年5月再度分流到秭归县另两所小学，小学母校于我只是概念存在。
母校的变迁，也是类似秭归这样的贫困山区县乡村教育的发展缩影。
我的小学全称是秭归县茅坪镇向家坝小学，因为两度并迁，当年的老师们或已退休，或几经辗转不知所终。小学的历史我无法考证，只知道彼时依托于向家坝村，为解决12个自然村孩子的小学教育而存在。
现在变身养猪场的学校依旧保存着旧时建筑模样，现在看来当年对教育投入还算给力。这是当时全村唯一一栋砖混结构，两层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和宿舍，一层砖瓦平房是五个年级的教室。
学校没有学生食堂，此外的建筑只有依然被养猪户使用的厕所———简单夯下三面土墙再隔开男女，地上挖一排土坑，没有水冲洗，如果清理不及时，大便时“扑通”一声可能溅到屁股上。
那一字排开五间砖瓦教室里，只有简单的课桌凳子，连电灯也没有，更遑论电教设备。没有校服没有书包，父母用家里穿过的旧衣服，几剪刀下去缝成个兜一背就是五年。
现在成为菜地的操场，是我们唯一的娱乐场所，也只有两个简陋的铁圈当篮球架。场地是泥地，运球一快就尘土飞扬，而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直至毕业前，老师们的办公室前才有了一张用水泥砌的乒乓球台，为课余生活增加了一点乐趣。
当时小学没有学前班，只有五个年级，1988年我毕业后才有六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班大约有二三十人。至于上学，全靠步行，从我家走到小学，大约需要半个小时，这还算近，最远的自然村走一趟需要1小时。向家坝小学2000年因生源不足合并到陈家冲小学后，从我家出发的脚程增至1小时，更为偏远的自然村可想而知。
几年前，向家坝小学旧址以4万元售出，如今被他人租用作养猪场。充斥其间的不再是朗朗读书声，取而代之是鸡鸣犬吠，没有文墨的芳香，只有“二师兄”的屎尿横流。
我唯一一次到新校址拜访是2008年接外甥放学，新校区紧邻通往县城的公路，条件稍有改善，有三栋教学和办公楼，篮球场有了水泥地面，当然有电灯，听说还配备了电脑等教学设备，能上计算机课。
合并后的陈家冲小学，也在去年六七月间再度消失。因为即使包括秋季新入学的17个孩子，全校也只有129名学生，最终就近分流到茅坪和九里两所小学。
县上的材料里说，撤并陈家冲小学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校生源少，造成学校公用经费严重不足，运转困难。每学期开学买齐教科书和办公用品后，账上几乎不剩一分钱，没有经费外派教师参加培训和教研会议，教师素质得不到提高，教学质量亦无从提高。二是校点多，分化和削弱了骨干教师力量，而且队伍年龄结构老化，病休者多，校内难以调剂，严重影响了教学。
陈家冲小学撤并后，在原址的基础上投资217万元，建成秭归县首个特殊教育学校，投入使用后可以一次性招收200名学生。
两度撤并后，学校条件越变越好，但我记忆中的母校已找不到着陆点。
午餐和校车
学校的撤并，受影响较大的莫过于教师。听二姐讲，在陈家冲小学的这次撤并中，有一名教了差不多一辈子书的民办教师只能离岗回家。不过顾及他对乡村教育的贡献，放下教鞭时，他得到了一笔补贴。
小学的合并间接解决乡村师资不足，在我上小学期间，除了四五名端铁饭碗的公办教师之外，其他如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既有教学多年但一直无法转公办的民办教师，还有如我二姐一样的代课教师。
当时小学升学必考的两门课，语文和数学，大多由公办老师任教，自然、地理、政治之类则由民办或代课教师填补。在我上五年级之时，语文课由从邻村调来的一名资深公办教师任教，乡邻奔走相告，觉得这拨孩子真有福气。事实也是如此，这位周老师教了一年毕业班语文，史无前例有三名学生考入镇重点初中。
代课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有高中学历的屈指可数，更多的是初中毕业生。我不少没考上高中的小学同学都曾有过类似经历。
如同此前报道过的国内其他地方代课教师的命运，文化水平不高，转公考试这道门槛于他们如同登天，“代”字始终没法去掉。教师的名头固然光鲜，但三四十元的工资连自己都无法养活，生存的现实大过面子，教师生涯只能黯然结束。二姐在代课多年，转正无望之后，去了村委会工作。
不过，当老师的好处是有两顿免费餐。那时虽无大鱼大肉，每当老师们开饭时，用两个脸盆盛出的土豆丝，香味还是勾起我们空荡荡肚子的馋虫。没有“免费午餐”，家里也没有多余的钱买零食，只能在书包里装几个煮熟的土豆和红薯，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放学时，早已被消灭干净。我们一边唱着“一天六节课，上到太阳落，肚儿早已饿”，一边钻进路边的油菜地或玉米地里，将还在茁壮成长的油菜梗和玉米糟蹋不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害人精，村里的油菜子定因受我们辣手摧残大幅减产。
20年过去了，现在的孩子们依然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因“村村通”水泥硬化工程带来的交通便利，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听此前在陈家冲小学的外甥讲，他们一般由包月的小面包车中午接回家吃饭，下午上课前送回，不至于像当年的我们饿着肚子苦等放学。
上学也是坐车，每个月交200元，司机一天包括午餐接送四趟，一辆诸如柳州五菱的小面包一次可载十几名学生。
超载自是无法避免，在学生居住较为分散的秭归乡村，在没有配备专用校车前，只能如此解决交通难题。提及安全问题，我一个驾面包车的小学同学说，因多为乡邻，扯起来七大姑八大姨沾亲带故，责任心自然要强些，驾驶当然得稳妥，不然一旦出事，一辈子良心难安。
现实如此，除了寄望这一点责任心，只能指望老天爷保佑？
对于农村孩子，升学就是上升通道。虽不如高考一考定乾坤，但小学之后能否考上重点中学，同样是人生的分水岭。
20年前小学同学中，前述3个考上重点初中者，一人因家境贫困，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念高中，另两个上了大学，如今留在城市工作，其他大多初中毕业，早早开始谋生。
在乡村的同学们起初只能沿着父辈的足迹，脸朝黄土背朝天。有一次，一个同学握着我的手自嘲：你到底是拿笔杆子的，手细皮嫩肉。他的手就像初中语文课本上描写的种地老把式，结满粗茧，硬硬的可当耙子使。
也有些同学曾经尝试在陌生的城市寻找机会，成为进城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文化水平有限，城市提供给他们的机会亦有限，他们大多成为建筑工地上的一员，稍好一点的开起出租车，在饭店当服务员。最终大部人选择回归乡村，是因为后来聊及的相同感受：在不属于自己的城市，打工不仅很难挣到钱，也找不到归属感。
有个同学在27岁那年，下了很大的决心到广东“淘金”，现实却展现出残酷的一面。他的中专结业文凭在市场上无人问津，经熟人介绍了几个工作，2000多元的薪水别说结余，连自己糊口都很困难，呆了两个月后还是打道回府。
相比男同学必须靠自己，于女同学而言，“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偶尔能发挥作用。有位女同学在外地打工时，找了家境不错的对象，成为飞出乡村的金凤凰，她在这次春节返程中，在机票紧张之时，至少可以考虑一下头等舱。
幸运的是，时代的变迁会带来新的机遇。紧邻三峡工程的机缘让农副产品有更好的销路，大量的建设项目也使他们在农忙之余，能找到更多的打工机会。特别是近些年人工费用上涨，虽辛苦依旧，但腰包充实不少。几个专司建房的同学近几年都盖起了三层小洋楼，听他们介绍，建房每天能挣到200元左右。
外出淘金未能成功的同学，在农村却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上述曾赴广东的同学，回乡之后起初帮一家奶粉企业打工，在乡村之间建销售渠道。后来，他自己当起了小老板，代理婴幼儿食品，不仅盖起小洋楼，去年还花八万元买了一辆小轿车。
村里那条公路两边，同学们近几年盖起的几十栋小洋楼，鳞次栉比。我偶尔回家，聊天时他们虽然会用羡慕的口吻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坐过一次飞机”，但脸上的幸福感似乎在告诉你：这一天是迟早的事。
在当年的两个大学生之后，村里考上大学的喜庆鞭炮声每年总会响几回，老同学的孩子，也已上小学，但他们显然跟当年父辈对自己期望已大不一样，“起码也要考个大学”。
　　红光小学已经成为田地。
　　塅塘乡中心小学业已破落。南都记者王銮锋摄
湖北黄冈市黄梅县红光小学、塅塘乡中心小学
那些年，我们追逐的命运
10岁学生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些年，我们住在学校，自己蒸饭、自己叠床、自己洗衣，三天回家一次，晚上还要上两节课自习，培训奥赛。
日，湖北黄梅，大雨。那天，我上学了。
上午报名，下午领书。道路泥泞，我一个人晃晃悠悠走进校园。一个双手插在裤兜里的年轻小伙截住了我，“你也是来读书的？”
“嗯！”我小声应道。环顾四周，校园里都是叽叽喳喳的孩子。
“今年上学的人还真多啊。”年轻小伙自言自语，笑容灿烂，带我进了教室。他叫胡定心，后来成了我的班主任。他第一个鼓励且认为我能够考上大学，在那个年代，这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两种途径之一，此外是参军提干。
小学名叫红光小学。顾名思义，那是一所“文革”期间建立的学校，一排六间礼堂式青砖瓦房，宽敞明亮，还可用作村民代表大会或者妇女培训的场所。
乡村小学的生活波澜不惊，除了打架还是打架。那时候学校有一口大钟，上下课时就由值班老师敲响，钟声悠扬，方圆数里都能听闻，村民据此出工或者歇息。
到了1992年，旧校舍推倒，新建了一排四间红砖黑瓦教室，水泥地面，气派很多。那口大钟却不见踪迹，上下课则改由值班老师大声吼叫。有同学私下传说，校长将大钟弄回家当做废铁卖了。
没人敢当面询问校长，那是一个厉害的老头，不怒自威，尤其喜欢用韧性极佳的枝条猛抽学生的小腿，血痕斑斑，家长们却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也曾是他的学生。
四年级结束后，我们就要离开村小学，进入乡中心小学就读。全乡学生入学时统一考试，统一分班，“好坏搭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我第一次小学毕业。从一年级开始，就有同学留级、辍学。离开村小学时，班上还有19名学生，其中有3人后来考上大学。
那一拨学生中只有4名女生，她们的经历值得一提。
一个叫胡求梅，我同桌的姐姐。上完四年级后就辍学了，后来出外打工，结婚生子。
一个叫王新梅，我的堂姐，长我3岁。六年级毕业后，跟随一名跛脚的裁缝师傅学习制衣，现在是3个孩子的母亲。
一个叫王恩桃，我的堂姑，长我1岁。自小成绩就很优异。但升入初中后，不知何故，成绩下降得厉害，两年后退学，很快就结婚生子。现在孩子应该都上初中了吧。
一个叫胡美娟，与我同岁。是我们19个人之中最聪明、最勤奋的学生。上初中后，成绩还是一直名列前茅，老师喜欢、同学钦佩。殊为遗憾的是，中考时因为两分之差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在父亲的干预下中断了学业。
柔弱如她，不得不顺从父母意愿外出打工。当时，年轻人大都进了珠三角或者长三角的服装厂。她与一个外省小伙子谈起对象，后来产下一女。但此门亲事遭到了长辈们的阻挠，她被迫回乡，嫁给了同乡一名有过婚史的男子。每每提起她如今境况不如人意，当年的老师和同学都叹息不已。
乡中心小学原是一所中学，占地大约1000平方米，四面合围，都是两层楼房，规划方整，绿化漂亮，在上世纪90年代是当地最气派的场所。
后来，全县教学点调整，乡中学只保留了2个初中班，空闲校舍另起炉灶，更名为塅塘乡中心小学，集中了全乡所有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
10岁学生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些年，我们住在学校，自己蒸饭、自己叠被、自己洗衣，三天回家一次，晚上还要上两节自习课，培训奥赛。
从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这就是所谓“魔鬼教育”。
黄冈被视为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帜，殊不知其教育方式残酷，体系森严。
小学升初中考试是人生第一道分水岭。镇上共有三所初中，其中一所是重点中学，位于镇区中心，教学资源最为优越，集纳了各乡最为优异的学生。
到初中后，学生一律住校，一周回家一次，早晨晚上都有自习课，周末全部补课。
中考则是人生第二道分水岭。竞争更为激烈，学生被“层层筛选”，倏忽之间，命运迥异。黄冈市的高中数量众多，依照教学成绩，分为国家重点、省重点、市重点、县重点、普通等等。
中考时全市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排名。中考成绩全市前300名的学生直接进入黄冈中学。黄冈中学在我们当地简称为“黄高”，在人们心中那是一个神圣无比的殿堂，能进入该校就读，被视为光宗耀祖之事。
落选黄冈中学的学生将按户籍，各县再行排名，进入本县高中就读。接下来，又是一次“分配”过程。
我们县共有5所高中，1所省重点中学，4所普通中学。全县成绩排名前300名学生进入重点中学，其余则按户籍进入片区高中。即使是普通中学，也要分为重点班与普通班。
高中时期封闭式管理，师生都没有节假日，一个月回家一次，皆全力以赴应对高考。
在此大背景下，努力读书的意识浸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我们自小就被教育：好好学习，进入镇中；再好好学习，力争进入黄冈中学，实在不济也要进入县一中；再好好学习，考入名牌大学。
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六年级时，有一个名叫周桂林的男生，结实高大，活泼好动，不爱学习，屡次冒犯老师。终于在一次闯祸后，他的母亲爆发了，手持棍棒，逼迫他跪在讲台后，面向全班公开认错。
她那天讲了很多话，其中一句话我至今未忘却：“我不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做大官，挣大钱，就羡慕别人家的孩子会读书。”
所以这一点也不奇怪，10岁以后我们就没有了同龄人应有的生活，开始在改变命运的征途中狂奔。
十里八村的孩子们都聚到乡中心小学读书，这一下子，人数更多了，我们那一届五年级共分3个班，平均每个班有40余人。
学校挑选了各班尖子生组建了奥赛班。选中者奔走相告，落选者黯然神伤。但依照月考成绩，奥赛班学生永远都在调整，同学们紧张兮兮，总处于纠结之中。多年以后，本乡考入大学的学生都出自于这个奥赛班。
尽管班级阵容骤然扩大，但是同学们依旧以原村小学为单位，结成活动圈子。
王凯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长大。他精瘦，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每天，他总是来我家邀我一起上学，我母亲就会随口问一些算术题，他总能当即正确回答，而我则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他比我早熟，进入五年级后，他交友广泛，成绩略下降。后来到镇上读中学，结识了一帮坏孩子，更是无心学习，初中毕业后，就南下广州打工，接着结婚生女。
尽管同住一村，但我们多年总是缘悭一面，即使偶遇，也客气地寒暄两句，实在无话可说。
今年春节我到他家拜年时，他已经发福了，如果不是他父亲提醒，我一时不敢相认。他学业虽不成，但脑子毕竟还是聪明，现在广州一家制衣厂做厂长，收入是一般打工者的两倍左右，今年就要在老家盖新楼了。
到六年级时，奥赛班解散，师生集中精力应对小升初，班级再次重新分配。我们班共有40余人，后来有5人考入大学，包括两个女孩。
其中一个女孩阔别15年，今年春节我们聚首。她是一个爱说话的女生，我们回忆了读书时种种艰辛，感叹着，当我们在大城市追赶时，实在不必羡慕官二代与富二代，父母能矢志不渝地将我们送进大学，已是莫大的造化。
1991年，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写道：“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但他没能料到时光飞逝，沧海桑田，“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乡关如是，乡愁亦是。
春节在家，我特意去当年的村小学转转，全无昔日痕迹。不知何年，那里已被辟为农田，大片的油菜在雨雾中分外翠绿。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终将忘却这里曾经是村庄的薪火相传之地。
乡中心小学多了一道大铁门，虽然墙壁几番刷新，但已成危房，偌大的运动场荒废败落，当年茂密的绿化业已损坏殆尽。
“农村教育已经垮了。”胡万舟说。他是我表哥，也是我小学启蒙老师。他初中毕业后，成了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后来通过自学，考上师范学校，现在镇上初中教书。
此言不虚，村里上世纪90年代出生小孩大都初中毕业即辍学南下打工，已无一人考入重点大学。
“现在不仅仅是‘三农’问题，而是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四农’问题了。”表哥说，留守儿童的问题在于隔代管教。爷爷奶奶的溺爱惯坏了孩子，升入中学后孩子逃学，上网、打游戏，他们无可奈何。
据他介绍，原来全镇各村都有小学，系村民共同出资兴建，如今或者夷为平地，或者荒废败落。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一个很实际的理由：学龄人口减少。但是，如果从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
表哥的言语之中，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
春节期间，村民聊天的主题已是谁家孩子能挣大钱，读书求知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人生点缀。学校破败荒凉，一种颓废与涣散也弥漫在人们心中。虽然它是无形的，但它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日，湖北黄梅，晴朗。那天，我小学毕业了。
不过严格算来，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小学毕业。所以我的小学同学究竟有多少人？始终是一笔糊涂账。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我也忘却了，扳指算来，能叫得出名字的不足十个。
离家前夕，我翻找小学毕业时的合照，父亲说照片已经很模糊了，难以辨认。
不过我清楚记得，那年初夏，拍照时阳光明媚，金黄的油菜花正在学校周围的田地里怒放。摄影师花了好长时间帮我们摆姿势，那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集体合影，同学们都很开心，那一刻我们都没有想到命运的事情。
发表评论：
馆藏&18902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