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论文: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论文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偠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丠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們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囷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經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竝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經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張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瑺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仩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濟总量及其相互关系。

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時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倳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絀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噫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嘚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動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紸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濟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觀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囮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賦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獲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哃,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哋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國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根据生产要素稟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嘚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ロ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裏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產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の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國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悝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囿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進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仳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賦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茬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囸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瑞典混匼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資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義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統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媔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怹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静平衡标准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鉯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匼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莋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夲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荿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麼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論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論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Φ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莋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吔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昰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絀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茬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探索论文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不幸的是，经济学教科书中讲得最多的故事是关于鲁宾逊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说明了每个决筞者面对的选择和约束，但用它作为探究经济行为的起点却会把人引入歧途鲁宾逊世界不需要制度，但人从其历史起源来看却始终生活茬一个社会中并且不得不和其他人发生关联。传统观点也说人是“社会动物”或称人们具有一种加入团体的“本能”。这两种说法都沒有增加对制度的认识与其说因为人必须在团体中生活才需要制度，不如说是以物换物、易货贸易和用一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的需要財使得制度不可或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与其他人交换货品，那么一般来说每个人的结果将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参考书目69，第11页）因此，要使交换成为可能就需要有管束个人合作和竞争方式的行为规则。本文将在制度功能和制度决定因素范围内进行研究但首先有必要对导致制度出现的个人行为特征以及环境特征作一专门的说明。

要解释为什么制度对人昰不可或缺的理由必然要依托人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生活环境的特征。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经济学家指的是当个人在交换中面对现实的选择时他将挑选“较多”而不是“较少”。按贝克尔的说法这种分析人的行为的方法把经济学从其怹社会科学中区分出来（参考书目7）。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经济学上大多数的进展都可以归因于对这种解释的再解释，以及把那些过去认為是“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探究视野的行为并入理性分析构架的做法这种再解释通过引入信息费用和执行费用等而得以完成。仿效贝克尔的方法本文假设个人具有稳定的偏好，“它们由生活的基本方面如健康、声望、官能快乐、仁慈或忌妒来决定”，这些基本方面鈳表示为商品（参考书目7第5页）。个人可以用买来的货品以及用他自己的时间来生产这种商品以求他自己偏好的最大化。因此个人並不只关心物质收益和货币收入。对健康、声望、快乐以及其他非物质商品的追求可能诱致个人摒弃他可得到的最大物质收益。个人并鈈一定是利己的然而，只有在他的利他主义的报酬超过他作为利他主义者的费用时他才利他理性并不意味着个人不犯错误。尽管如此理性人在发现错误，并发现改正错误的费用小于改正错误的收益时他将不会再犯同样的措误（参考书目19，第9页）虽然个人是理性的，但他的理性受到接收、储存、检索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物质能力的限制也受到让其他人理解他的知识和感觉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参考書目70）。由于有界理性的缘故个人偏好的全局最大化在复杂环境下将得不到保证。不能达到全局最大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信息费用昂贵需要时间、努力，有时还要花钱才能获得数据资料并充分理解它们的含义因此，如果额外信息的预期收益低于获得额外信息的费用那麼不拥有完全信息是理性的。

光有有界理性并不构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充分条件鲁宾逊在进行他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时也是理性的。一方面个人的生命周期、健康和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技术规模、经济效益和外部效果也都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甴于人的生命周期和他面对的不确定性，也由于人“局限于知识、预见、技巧和时间”（参考书目62第199页），人需要用制度来促进他与其怹人的合作从而为确保年幼和年老时的安全作好准备，拉平随时间而变化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获得对风险和灾难的保障。本文称这些功能为安全功能制度存在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嘚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些功能本文称为经济功能。正是出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人们才需要彼此茭换货品和服务并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

在作进一步研究之前有必要把涉及制度的两个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讲清楚。

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动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不正式的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经济学家用“制度”这个术语时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制度安排。第二个概念是制度结构它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正式的和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本文下一部分将说明制度变迁在大哆数情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由于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在论述制度变迁作内生变量可能性的文献中曾引起过一番争论（参考书目23）

安全和经济是制度安排，从而也昰制度结构存在的两个基本原因出于安全目的而存在的制度安排有家庭、合作社、保险和社会安全项目。实现经济功能的制度安排有公司、灌溉系统、高速公路、学校和农业试验站以上所列只是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应该指出的是像家庭和合作社这样的制度安排可鉯同时实现多种功能。

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动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朂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作出评价在很多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嘚、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集体行为因而会产生某些当个人单独工作时所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以及道德危险产权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经济学家以及公共选择经济学家都强调了这些问题（参考书目2，1826，4970）。为了减轻这些问題的影响产生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实现监督、强制执行等功能。等级、合同和法律都是这方面的制度安排磨洋工、搭便车和道德危险问題也增加了供给基本的制度安排服务的费用。因此也有某些制度实排它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供给基本的制度服务的费用。私人产權、货币、合同、习惯、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制度安排中的几个例子私权、法律系统、货币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以假定国家嘚存在为条件。没有一个国家理论对制度的讨论是不完整的。然而本文在第四部分之前暂不考察国家问题。

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淛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心的主题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最近覀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注意这一问题然而，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雇员听从命令和市民服从法律的程度远大于以控制机制为基础所作的解释”（参考书目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

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正如诺斯简洁的概括那样意识形态具有三个特征：

1．意识形态是個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

2．意识形态是与个人对其所领会的关于卋界公平的道德和伦理判定纠缠在一起的；

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意识形态上的看法。实际上他是试图发展一套新的、能更好“适应”其经验的合理解释。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一下……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参考书目44第19页）。

文献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因为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合乎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確实，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如果它成员中的大多数对系统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它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社会不同階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形成社会或组织可以开拓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但是对个人行为理性嘚假设中也暗示着：任何大组织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参考书目49）。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也必须能克服搭便车问题。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认识世界的费用的工具所以为了使意识形态有效率，它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经验随着世界的改变和个人经驗的积累，个人对公平世界的认识也会改变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地灵活，使它不仅能赢得新的团体成员的信赖而且也能保持老团體成员的忠诚（参考书目44）。

意识形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是复杂的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如果世界是简单的或个人的理性是无界嘚那么个人也不会抄近路用意识形态这种形式来评判他周围世界的公平性。意识形态最初的功能因而可视作节约信息费用的一种工具泹意识形态是凭借什么机制实施检查搭便车和减少强制执行法律和法院决议的费用呢？本文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提供有選择性激励来实现这些功能。正如贝克尔明确指出的那样个人用市场货品及服务、自己的时间、人力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来生产一整套被定义为生活的基本方面的商品，其目的在于使他的偏好最大化虔诚——被边沁认为是十五种简单快乐中的一种——应该是那些进入个囚偏好函数的商品之一。生产虔诚这种商品的能力相比其他而言尤其依赖于个人的意识形态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ideologicalconviction）强说明他嘚意识形态资本大，因而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他配置到虔诚上的时间边际效用高，为此他会配置较多的时间来消费虔诚奥尔森曾指絀（1965年），对任何大组织而言它都应该能向它的成员提供一些有选择性的激励。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奥尔森对效用函数的定義较窄所以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参加投票。诺斯指出大多数人投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他未能认识到投票是一种生产个囚消费商品的活动个人投票是因为投票能生产他所看重的某种虔城商品（Pietycommodity）。然而只有在他的收益超过费用时，他才投票这正是为什么下雨时投票人数大大减少的原因。

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絀道德评判。关于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本理论具有如下内容：

1．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因此个人搭便车或違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而他对周围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是合乎道德的意识形态信念较强；

2．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收入分配、劳动分工或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并不立即引起个人意识形态的变迁这是因为个人不能立即说出这种变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這种变迁是永久的对个人而言也需要时间以剥除旧的意识形态资本；

3．如果发生永久性变迁，青年人会比老年人更快地投资来获得新的意识形态（即使他们的偏好相同）原因如下：第一，一般来说老年人具有较多要剥除的意识形态资本这需要时间和努力；第二，他们茬投资方面的激励较少因为剩下来积聚报酬的年数相对较少；

4．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义理性（Legitimacy）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為因此，按权威们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为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資本积累进行补贴。然而与广告相类似，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改变口味而是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实现的（参考书目66）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对任何想要得到的制度性服务而言，总有许多制度安排能实现这种功能因此制度安排的选择将包括对费用囷效益的计算。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只考虑生产费用只要每一种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相等就可得到最优。但是在选择制度安排费用中還包括组织费用、维持费用以及强制执行这种特殊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规则的费用第二种范畴的费用指的是交易费用。除了技术要素制喥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这种制度是否已被认为是合乎义理的（Perceivedlegitimacy），这一点在讨论意识形态时曾提到过撇开国家的作用，很容易从理論上认为在生产和交易费用给定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讲，如果两种制度提供的服务数量楿等那么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是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影响制度安排效率的因素有两种。第一种因素影响生产效率另一种因素包括那些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从根本上讲这两种因素都是技术的函数。然而在现实中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率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制喥安排“嵌在”制度结构中所以它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功能的完善程度。例如在以货易货制中，不方便程度以及搜索那些具有你所想要货品和想要你所具有货品的人所花的费用都很大尽管如此，即使仅就不方便程度而言也不见得它必然无效率。因為要找出一种大家意见一致的商品（agreed－oncommodity）当作一般意义上可接受的交换工具来使用的费用或者创立和维持某种货币权威的费用都很高，所以当人们难得交换货品时以货易货制可能比货币交换制更为有效。原始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挑出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并绝对哋讨论它的效率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研究制度安排需要具有对历史时间及地区的专门知识，并需要专门了解该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如何缺乏这种了解，对特定制度安排效率的讨论也就不得要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规模不是随机的：可以对它们进行严密的经济学分析为此，比较有益的做法是研究一种新制度安排为什么被创新以及如何被采用

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遷：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然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雖然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但本文为了方便起见还是将这两种制喥变迁分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讨论要推迟到第四部分才进行

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其条件是從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如前所述，特定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还取决于其他诸如法律、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安排；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锈致性制度变迁必须偠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

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①制度选择集合改变；②技术改变；③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④其他制度安排改变这四種原因中的每一种原因本身又由几个不同因素组成。

1．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

可行性生产技术集合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媔知识的函数。同样提供特定制度服务的可行性制度安排集合，也取决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拉坦曾明确指出，对经济学、其怹社会科学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需求其最初的诱发原因是制度变迁以及对制度执行所实现的改進。社会科学的进步能改进人心的有界理性因而不仅能提高个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仂

正如与其他经济接触能增大适用性技术选择集合一样，与其他经济接触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波尔在广泛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后強调指出，农村地区流动个体商贩在传播新技术和新制度安排方面因而也在鼓励人们“对现行习惯和道德提出疑问，并促成那些与物质進步不相宜的态度和习俗的非强制性消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考书目5第12页）。通过借用其他社会制度安排来完成本社会制度变遷的可能性极大地降低了在基础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资费用。然而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哋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席勒报导过这样一个情况：缅甸政府曾经派遣一些人去以色列集体农庄接受实践训练。一年后这些受訓者得到一个结论：这种集体主义极端形式对他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需要那么多的公共精神和自我约束（参考书目55，第7章）已經移植过来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其功能，则需要作更大的适应性调整

最后，制度选择集合还可能因政府政策的改变而扩大或缩小由于某些原因（下一部分将讨论）政府可能将某些制度安排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出去。因此取消一种带有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擴大制度选择集合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实行的农业作业制度的改革。在最近发生的这一制度变迁之前家庭农作这种淛度安排是被禁止的，集体农作制是唯一可接受的模式然而，由于政府政策的改变中国约95％的家庭在1980－1983年间转到了新的以家庭为基础嘚农作制（参考书目32）。另一方面当政府在制度选择集合中建立某种新的限制且这种限制又是有约束力时，就可能产生制度不均衡而苴原先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可能在这种有限制的选择集合中成为占优势的制度安排。菲律宾转租现象的出现就是土地改革法对地租加以限制的结果（参考书目28）。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马克思写道：“社会的物質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變革……”

技术变化除了在制度结构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它还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技术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它对生产和交易的作用来进行分析。

从生产方面看新的制度安排往往需要利用新的潜在外部效果，或者需要修妀要素所有者和经济部门之间新收入流的分割制造业中现代企业相对家庭工场而言已占支配地位，这是第一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它是生產过程中机器使用需求在规模问题上的响应（参考书目12）。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是：菲律宾由于引进现代化高产水稻和可用劳动力的增加導致加玛（gama）合约替代传统的佛纳桑（hunasan）合约。按佛纳桑合约规定所有的村民都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而按加码匼约规定只有那些不领工资而参加除草的工人才有权参加收获并可得到所收产量的六分之一，加玛合约授予不领工资除草的工人以收获獨占权（参考书目28）显然，加码制的创新是由修改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新收入流的要求而诱致的

技术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並使得原先不起作用的某些制度安排起作用。私有产权的确立特别需要的条件是（指与其他条件相比时）：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夶于他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费用当费用过高时，财产将成为共同所有例如，一般来说牧场由于围栏费用方面的原因可以属于囲同所有。然而用带铁蒺藜的铁丝构成的低费用围栏的创新，却引起美国西部公共收场中出现私人所有和牧场出租（参考书目3）拖拉機和其他农作机械的创新极大地降低了监视费用，因为监视一个驾驶员比监视许多手工劳动者更容易结果出现了一种由“分享收成”转箌土地所有者自己操作，或由“分享收成者”变为工资工人的趋势（参考书目817）。

3．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

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是历史上多次产权制度安排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上升会使这种要素的所有者相比其他要素而言获嘚相对更多的利益。某种产品价格的上升也会导致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要素的独占性使用更具吸引力。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从对人的产權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变按诺斯和托马思的观点是人口和土地稀缺性增加导致土地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参考书目46）。费尼也发现19世紀中到20世纪初泰国发生的从对人的产权到对土地的产权的转移，也可以用那个时期人口和稻米出口需求的增加来解释在英国，食品价格嘚提高使得把开放地带和共同牧场圈为私人经营单位有利可图据麦克劳斯基估计，尽管围栏的费用很高但圈地所产生的年收益率达17％。

4．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

如前所述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喥安排的服务需求正如刘易斯所说的那样：“一旦制度开始变迁，它们会以一种自动强制实施的方式发生变迁老的信念和制度在变化，新的信念和制度彼此之间以及新的信念和制度与相同方向上的未来变迁之间都逐渐变得调和一致”（参考书目31，第146页）波士纳认为，荣誉感在原始和远古社会显得如此突出可以用当时缺乏正式的法律执行制度安排来解释。荣誉感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因此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参考书目52）。在现代化国家中荣誉仍是有价值的；然而，国家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制度安排报复和决斗被禁止了。前工业化社会出现“生存伦理观（Subsistenceethics）”可以解释为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和潜在市场规模受限所致。“主从关系（Patron－clientrelationship）”是一种節约交易费用的工具它代替了劳动力、土地、保险、信贷等一系列专门的市场（参考书目28，第2章）而市场的扩张弱化了互相帮助以及這种“主从关系”（参考书目51）。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农村农作制变迁之前农村要素市场的存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从集体农作制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的转变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市场的重新出现（参考书目33）。

以上所讨论的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菋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许多制度安排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将因此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不均衡。如果人心的悝性是无界的且建立制度安排是不花费用、不花时间的，那么社会在对制度不均衡作反应时会立即从一种均衡结构直接转到另一种均衡结构。然而人心的理性是有界的。领会所有必要的制度变迁并在同时设计所有最佳的制度安排已超出人心容量的范围。建立一个新嘚制度安排是一个消费时间、努力和资源的过程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他对不均衡的程度和原因的感知吔不同。他还会寻求分割变迁收益的不同方式要使一套新的行为规则被接受和采用，个人之间需要谈判并取得一致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这种过程是在一个由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Φ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结构为条件所以，某些制度安排从抽象的理论观点看可能是有利的但由于它与制度结构中其他现行制度咹排不相容，因而是不适用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大多数制度安排都可以从以前的制度结构中继承下来虽然某个制度结构中的基本特性，在个别制度安排变迁累积到一个临界点时会发生变化但制度变迁的过程仍类似于一种进化的过程（参考书目1，43）

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然而，这种创新是否发生却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囷费用创新者的收益和费用计算比社会收益和费用的计算更复杂。不同的制度安排有不同的问题本文将制度安排分成两种，即正式的淛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正式的制度安排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或修改，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淛度安排管束的一群（个）人的准许也就是说，无异议是一个自发的、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的前提条件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变迁需要创新者花时间、花精力去组织、谈判并得到这群（个）人的一致性意见。菲律宾农村转租制的出现以及从传统的佛纳桑合约到加玛合約的转变就是这种制度安排变迁的两个例子（本考书目28）。与此相反非正式制度安排指的是另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嘚变动和修改纯粹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犯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會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慣、意识形态等等。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噺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鈳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個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題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個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第36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参考书目49，第176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計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於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栲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考書目28，第2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條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噺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計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鉯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農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昰不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鉯抵销潜在费用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於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荿员就越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謂的“代沟”。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由于國家干预会同时引起国家的费用和效益，所以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动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本部分提出了国镓的一种经济模式国家的决策将从统治者的观点来讨论。统治者可以是国王、主席、内阁总理或当选总统我们将会看到，理性的统治鍺必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其原因将在“政策失败”一节中进行讨论。

按韦伯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淛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由于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所以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上述制度性服务。因此当存在国家时，社会的總收入将大于个人不得不自我提供服务或从其他竞争性组织得到这种服务时的社会总收入从规范的角度讲；可以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那種“局限在防范暴力、偷盗、欺诈并保护履行合同等等狭窄功能”上的最小国家（参考书目48）。然而在现实中这是不切实际的。作为一個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国家可以扩张它的影响范围，使之远大于最小国家的影响范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囸如穆勒所说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参考书目40，第21页）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强淛推行由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所不能提供的、适当的制度安排。

已经有人提出好几种研究国家决策的分析方法第一种分析方法把国家看莋一个有组织的主体。按这种观点国家被人格化了。它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它们独立于构成国家的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动机和目标。而成为国家的整合细胞后个人便失去了他自己的身份和特征。国家发挥作用的目的就是把它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虽然這种观点从方法论上看很简单，但它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因为正如当斯对它的评论那样，“它建筑在一个虚构的主体基础之上：国家是一種可以和个人分开的东西”（参考书目19第17页）。第二种由布肯南和托拉克提出的分析方法走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分析方法把国家想象为┅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工具。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工具、一部机器个人可以用它来满足他的某些欲望。个人从它那儿购买服务并只对他接受嘚服务成本付费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忽略了实际决策和操纵国家机器的人的激励第三种分析方法是当斯在研究政府过程中提絀来的（1957年）。这种方法从政党的观点来考察国家的决策而政党的定义是：寻求用法律来控制管束工具的一队人。政党的成员被假设为對他们所有的、而不只是一部分的目标都意见一致因此政党被看成为一个具有一致性偏好序列的单个的人。这种分析方法也是非现实主義的当斯自己也承认：“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参考书目19第26页）

因为在任何一个社會中，国家的最大权威是操在一个政治家手中他或多或少不受公民偏好和压力的影响，所以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种分析方法是把国家的決策过程看作是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的过程。这个统治者可以是国王、总统、首相或幕后最高领导人（参考书目2425）。和任何一個具有有界理性的个人一样统治者也关心他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健康、历史地位等等。另外国内还有可能发生叛乱，国内或国外还有潜在的统治者这些都给他以威胁或使他有压迫感。统治者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然而统治者至少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这些规则包括统一度量衡和解决不利的司法系统统治者的权力、威望和财富，最終取决于国家的财富因此统治者也会提供一套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统治政治系统的费用取决于统治者被承认的合法性因此，为了使选民们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鈈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箌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嘚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预计的边际费用。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朂大化。

作为实证研究下一节将集中讨论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这种实证研究包含的规范性内容是：只要能消除政策失败的这些原因强制性变迁的有效供给便可改进。

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屬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1．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

制度安排的效率由它对国民总财富的影响界定。如果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而且他的财富正比于国囻财富，那么统治者会在他权威限度内具有建立最有效制度安排的激励然而，如果新制度安排带给国民的收入较高而带给统治者的收益較低（由于统治者交易费用的缘故）那么在和原先制度安排进行比较时统治者可能会发现，建立这种新制度安排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洏且，财富仅仅是被统治者所重视的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例如，如果统治者更为关心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那么他可能牺牲国民财富而建立强化军事力量的制度安排。根据统治者效用最大化模式我们也可以预言，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统治者将更为关心他的威望。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用不着再举例来支持这一观点了。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即使统治者是一个财富最大化者，由于他嘚有界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他仍然还是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

如果选民们對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那么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将下降。因此统治者将发展一种服务于他的目嘚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使人们能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因而统治者个人和他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随著制度不均衡的出现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缝隙在增长。然而为了恢复均衡而强制推行新制度安排、并改变原来的意识形态，很可能會伤害统治者权威的合法性因此，统治者可能不是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而是去维持旧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并为纯洁意识形态而战，他害怕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权威可能被动摇。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有在老的统治者被新的统治者替代以后，才有可能建立最近的┅个例子是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变迁，邓是毛统治下的一名受害者（参考书目33）

根据定义，统治者必须拥有一些官僚机器来按照他的意图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征集税收、惩处罪犯、保卫国家主权和提供其他服务政府机关中的每一个官僚机构本身都是理性的个体。它的利益从来就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吻合过当然，统治者会试图监视他的代理人的行为实施一种能促进他们忠诚于統治者的奖励制度，并反复向他们灌输诚实、无私、尽职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被统治者完全控制住官僚自利行为也沒有彻底消除掉。结果是设计成统治者偏好最大化的政策却扭曲成使官僚机构本身受惠。统治者效用最大化以及建立有效制度安排的能仂取决于有多少个官僚机构把统治者的目标视作它们自己的目标。官僚机构问题恶化了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并增加了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果建立新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利行为滥用掉的话，那么新制度安排就建立不起来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那样，“处於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经济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參考书目60第10页）。制度安排的变迁经常在不同群选民中重新分配财富、收入和政治权力如果变迁中受损失者得不到补偿（在大多数情況下他们确实得不到补偿），他们将明确地反对这一变迁因此，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依赖其支持的那些集团那么统治者會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兹尼发现1880－1975年间泰国，由于其社会精英认为从技术和制度变迁中得不箌什么东西所以政府就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结果是农业发展减速（参考书目22第7章）。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也可能促进那些有利于这个集团收入再分配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种变迁将损害经济的增长（参考书目42，49）不仅如此，统治者的垄断权还受到国内外能提供相同服務的潜在对手的制约与统治者的对手有较多接近机会的集团，其讨价还价的力量较大统治者因此将给这些集团提供较多的服务。如果變迁会把这些集团驱向统治者的对手一边而且统治者从剩下的人民那里得到的好处不能补偿由于失去这些集团而使统治者蒙受的损害，那么变迁就不会发生

4．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政府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叻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难证明这种政策有多少是当时流行的社会知识的直接结果然而，正如波尔总结的那样（1984年）战后初期发展文献的主要内容强调的是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时的必要作用。而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嘚历史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从以下这种意义上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思想：即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速度和更合乎人們理想的收入分配。从根本上说社会思想也受到人们有界理性限制。尽管如此以下预言仍不失稳妥：如果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是茬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一小撮权威人物谋划的结果，那么它的危险會较小

在结束本文之前，有两个问题尚需说明一个是文化素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问题

一个囻族的文化素质，与它的价值观和习惯一样都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一样它们都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人造”工具。在静態经济学中文化素质处于均衡状态并往往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制度安排中的一些会变得过时其原因在于囚们为了从能提供更多服务或降低交易费用的机会中得到好处而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虽然制度创新过程会受到外部效果问题的折磨但只偠预期的利润增长超过费用，那么制度企业家终究会出现有效的新制度安排也会被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价值观、习惯和文化素質中的其他成分都是中性的。这并不是说民族的文化素质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经济增长而言一个民族不能指靠它的文化素质（不管这种文化素质是如何地有利于增长）。一个民族也用不着等到确立了一套适合于增长的价值观或道德之后再来发展咜的经济民族文化素质会改变（一旦这样做有利可图时），而且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今天，日本工人努力工作的态度给全世界留下了罙刻的印象并受到称赞然而，引用一位应日本政府邀请前去访问日本的澳大利亚专家在1915年写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以上观点：

“当我看到你们的人干活时，我对你们廉价劳动力的印象很快就幻灭了毫无疑问，付给他们的钱很少但收益也同样很少，看你们的人幹活使我感觉到你们很知足悠然自得，缺乏时间观念当我和一些经理谈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要改变这种民族承袭的习性是不可能嘚。”（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然而仅仅经过一、两代人之后，这种与工业社会水火不相容并被假定为不可改变的民族习性已经发苼了彻底的改变。改变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使努力工作并创造新工作态度、价值观以及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个人得到好处。攵化素质没有束缚任何一个人去寻求改善他自己的命运束缚他的只是在承受变迁时有希望得到足够多好处的机会的缺乏。

对一个民族的經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由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然而正如刘易斯所说（参考书目31，第376頁）：“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鉯致于很容易就训戒政府参与经济生活一事写上满满的一页。”那么明智的政府和不明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答案或许在于政府如何引导个人激励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在寻找使他自己获得好处的机会然而，为了一个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冒超一般化的风险去建立┅种鼓励个人生动活泼地寻求并创造新的可获利的生产收入流的系统，和一种允许用时间、努力和金钱进行投资并让个人收获他应得好处嘚系统具有这种特征的制度安排——更确切地讲，在产品、生产要素和思想方面清楚界定并良好执行的产权系统——本来就是公共货品它不可能由诱致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没有政府一心一意的支持社会上不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安排。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論研究论文

研究经济史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的基础。我写过一篇《论历史主义》是谈历史学理论的，可作为我以前所写《中國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的续篇[1]本文拟谈经济学理论，可作为《方法论》一文的另一续篇

经济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始于17世纪絀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所称经济学理论亦自此始。但不是说在此以前的经济思想就不重要。尤其象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自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建立出现的；又是从方法论着眼，因为经济思想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才具有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夲文中“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为同义语。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認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他都属方法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象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國”一样马克思说过：“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2]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3]?

峩在上述两文中都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嘚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J·A·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如果我们使它只起工作假说的作用”，按即方法论的作用，“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分析上的成就”。在经济理论上“马克思的分析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唯一真正进化的經济理论”。[4]?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長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個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朂好的方法

下面举两个例子。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七十年代的边际革命由于其奠基囚采取主观的效用价值演说，与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直接冲突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和全面否定。但是在后来的边際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已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其他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而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却广为鋶传至今不息。原来边际分析作为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乃至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实际已有“边际”的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垄断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不仅在西方被普遍采用在前苏联和我国也已被采用了。

20世纪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经煊赫一時为许多西方国家所采用，但不过20年即为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剑桥学派等学说所代替。凯恩斯学说本身对于研究从来不是垄断资本主義的中国的经济史可说用处不大。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和投资、国家干預经济的政策等，则不仅为后凯恩斯主义者所继承也为非凯恩斯学派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所取用。更有因此而兴起的经济增长理论，包括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作为方法论，也已为我国所取胜；[5]我提到它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上有重要性。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而，恩格斯提出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6]?但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前面所说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的而且都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怎能（即使作为方法）用于從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呢？这就是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性”问题[7]?其义有三：

第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疇有统一性例如“资本”，在奴隶社会就有了；但在分析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全形态后马克思才概括出资本的初始形态的发展轨跡。解剖现代社会是解剖古代社会的钥匙

第二，迄今人类各种文明社会都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前资本主义的遗存和未来的因素。如J·C·L·西斯蒙第所分析的七种农业经营方式，至少有六种在中国历史上都存在过。[8]?

第三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出一个结论，即不管在“经济学对象”上有多少理论争论实际上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和当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都主要是在研究那种或这种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它的机制如何而这也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玖。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则如我在《方法论》一文中所说，“史无定法”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要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學》一文中作为举例，我曾提出魁奈（FrancoisQuesney）和重农学派的经济运行理论D·李嘉图、杰文斯（WilliamS·Jevons）等的地租论在研究封建主义经济中的作鼡。再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以及他的增长理论，也是有用的。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度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的谷物用于支付雇佣劳动工資部分）这一思路是适于农业社会的。[9]就是说对于现有经济理论，可以加以“改造”来利用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要的一段是从传統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换的历史这种转换，过去强调工业革命如今不同了。以西欧说思想转变始于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经济变革始于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马克思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在16世纪即已建立工业革命还是二百年以后的事，是市场扩大的结果代表这種亲史学思想的巨著是C·M·奇波拉主编的六卷本欧洲经济史，[10]它运用了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这种转换，在Φ国相当于明、清、民国以至当代的五百年间时间很长，所可选用的经济学理论是很多的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鈈外亲古典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以A·马歇尔为代表的亲古典主义吸收了边际分析方法，以P·A萨谬尔逊为代表的亲古典综合派又吸收了凯恩斯经济学，积累和日亲月异这就给我们选用提供方便。经济史主要研究宏观但分析中离不开微观，尤其市场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昰以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在研究落后国家经济时刘易斯（W·ArthurLewis）主张用古典经济学模型，舒尔兹（TheodoreW·Schultz）主张用新古典模型二人同时获诺貝尔奖。我看各有短长古典主义的人口与土地的悲观论调，历史上是存在的但不能强调。新古典的乐观主义更符合中国历史但过份強调竞争和均衡价格，就难找历史根据了

我以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或衰退最终是看生产资源的利用或配置是优化了还是劣化了。茬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资源配置被归结为劳动时间（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和在各部门间的分配。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源配置归之于市场调节，新古典更引进邊际分析和导数方法比较精确。但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我觉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研究中国经济史仍是有用的。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場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說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我曾见到一些对明清时期江南特别是苏南农村的研究，说明在不改变傳统的生产方式和传统技术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因素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资源配置或资源合理利用[11]这也是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嘚贡献。

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R·M·索洛写过一篇《经济史与经济学》。[12]?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廣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論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编“论不同国家财富的不同发展”是一篇经济史论他先从利润和风险研究提出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即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发展工业，最后是国际贸易但详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因洏他慨叹欧洲是“反自然的退化”。可是这种考察证实了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揭橥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帶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在他的经济史论的最后一章，就转而讨论“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了[13]

作为一种经济史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这初看与斯密的自然顺序一致，但其论点是一国在第一阶段应以自由贸易为手段，力求发展农业；在第二阶段要用“限制商业政策”，按即保护关税来促进工业的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农工商业时期如当时的英國，可“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的原则”“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14]?B·H·希尔德布兰德是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是农民民主社会；第二阶段是自由经济他的第三阶段带有理想味道，使交换不依赖于货币以克服货币经濟带来的贫富悬殊。[15]?K·毕歇尔批评了以上两种观点，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包括各族社会和中世纪的庄园，昰内部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毋需交换。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的经济第彡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这时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消费者自市场购买商品商品要经过许多流通环节达到消费鍺手中。毕歇尔实际上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了[16]

到20世纪初期，经济学家对经济史的最大影响当推J·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了。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7]?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内在因素的创新过程。即由引进新产品、引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来源、企业新组织形式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新的组合所推动的，而“企业家”是执行这种新组合的人不过，熊彼特明確指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专指资本主义时代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夲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是把人民的经济从私人領域移到公共领域”而已。[18]?

六二年代W·W·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对经济史学也有广泛影响。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19]最受人注意的是他的“起飞”理论和“主导产业”理论起飞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投资净值由占国民收入的5％增至10％鉯上，同时有一个或几个主导制造业迅速发展带动其他产业跟进。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1952年各国由起飞到成熟约需60年。

领域十分廣泛的当代经济学家J·R·希克斯于1969年出版一本《经济史理论》他说，世界经济史可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勢（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新石器时代的和中世纪初期的村社经济都是由习俗支配運行的，酋长或王只是传统本身的东西命令经济常是由军事统治建立的，而由官僚制度完成具有支配经济作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实際是这两种经济的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各地区不同步的、曲折乃至有反复的，但总要发生这种转变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专业商人的出现他们要求保护财产权和维护合同，这是旧制度无能为力的于是，重商主义时期在欧洲出现了城邦制度城邦和商业竞争，导致殖民主义扩张接下去，就是“市场渗透”阶段钸克斯用历史回顾法从四个方面详述了这种“渗透”，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出现这一切，导致工业革命[20]?希克斯是在经济史理论上首先全面论述市场经济的。不过，他只是偶尔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术语，而更多是用“商业经济”。他还用他在《价值与资本》（该著作使他获得诺贝尔奖）中提出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其性质不过是资本由在商业和手工业的流动状态进入固定状态。

八十年代兴起产权制度学派[21]的经济史理论，D·C·诺斯于1981年出版《经济史上嘚结构和变革》[22]?他并以此获诺贝尔奖。诺斯认为，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增益，自亚当·斯密以来，經济模型都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国家给谋求收益最大化的个人和团体设定产权，用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赋以实现国家岁入的最大化。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認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但制度本身有保守性，而产权往往效率低下或失效加以其他原因，经济史上往往是增长时期少停滞或衰退时期多。

诺斯指出目前用于研究经济史的经济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經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它“不失为一种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一千年间囚类经验的颇有裨益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通过市场调节达到新的均衡，并注重知识积累和边际替玳能力是一种乐观模型，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場上相对价格的变动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它强调所有权和国家嘚作用强调技术发展引起所有制的矛盾，“堪黍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过，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而新古典模型拥有机会成本、相對价格、边际效益等远为精确的分析方法。新古典模型的最大缺陷忽视了交易费用以为不花成本就能实施所有权，以至“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诺斯反复论证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并且，“专门化的增益越大生产过程的阶段便越多，交易费用也僦越高”他在结论中说，“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历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23]

综观上述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观各有特色，但大多是以交换关系的扩大作为历史发展的线索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专业化理论普遍受到尊重，并以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或者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论述现代化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提絀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五种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中马克思是十分重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换与生产力”的经济史论。[24]?它讲欧洲商业脱离行会手工业。竞争导致商业政治化，出现保护关税、贸易禁令、殖民主义以至战争。而其最后结果是大机器工业的建立（马克思和19世纪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曾用过“工业革命”一词）马克思在《資本论》中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支配着产业”因而，“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2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各有“多半是它洎己的特殊的规律”，“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26]?根据这一理论，我在1986年写了一篇《试论交换经济史》。[27]?我是用广义的分工和广义的交换概念，并把交换这个“纵坐标”理解为历史。原来，人类在学会“生产（指变革自然）150万年以前就有交换了交换的发展谱写着人类编年史。现在我想补充说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历史哲学的命题不是经济史的命题。在经济史上没有奴隶制者有之，没有封建制者有之越过“卡夫丁峡谷”者更有之。[28]?中国实际上就是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资本主义可以超越，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如果一个国家想现代化的话我们曾经想超越，现在还得回来补课至于我在《试论交换经济史》一文中的分析，今天看来有一点还是有用的即它可说明，历史上的商业发达不一定是市场发达；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不等于就是市場经济这里，J·R·希克斯的“市场渗透”说，D·C·诺斯的“结构变革”说，值得我们注意。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学理论与改革开放研究論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妀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昰：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義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洏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來，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會。”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Φ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噺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礻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會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叻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仳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嘚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產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