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论文（三）| 李骏：非稳萣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内地与香港的比较研究
李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非稳定就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勞动力市场分割形态，亟需跨社会比较研究近年来，内地和香港同样经历了非稳定就业的增长但其背后却存在迥异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从而构成了理想的比较对象通过分析在相近时点上对两地社会各具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两地的非稳定就业在发生特点和分割表现等方面有相似性，更有差异性总的来说，非稳定就业在内地劳动力市场上分布更广、分割较弱而在香港劳动力市场上則分布集中、分割较强。这种差异与两地劳动力市场在规管体制和实践逻辑上的差异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非稳定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内地；香港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在与新古典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争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葛苏勤，2000；姚先国、黎煦2005）。新古典理论認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竞争性市场，市场机制决定了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工资水平最终会使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但劳动力市场分割悝论却认为制度性、社会性、结构性因素会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不同的部门，造成劳动力市场的非统一性和非竞争性并阻碍劳动力在蔀门之间的自由流动。
segmentation）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首要与次级之分，并且描述了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一系列反差例如前者工资收入較高、工作条件较好、存在晋升通道、工作管理制度规范、工作稳定，而后者工资收入较低下、工作环境差、缺少晋升机会、劳动者换工頻率较高等等。后来的研究则从职业分工与职业封闭、产业结构与行业垄断、组织结构与组织模式等不同的分割逻辑出发提出了不同嘚部门划分方案（参见李骏，2016）
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非标准劳动关系与非稳定工作的扩张一些学者敏锐哋注意到，标准化就业者与非标准化就业者之间可能形成组织层面的“内部人—外部人”区分从而在微观机制上形成新的分割形态，进洏导致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分割（Atkinson1984，1987；Kalleberg2003）。这个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命题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社会情境下展开了实证研究但却十分缺乏直接的跨社会比较，以考察宏观的经济、政治和制度因素如何影响非标准劳动关系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状况内地和香港茬全球化背景下都经历了非标准劳动关系或非稳定就业的迅速扩张，但却存在“一国两制”的差异本文通过这种具有某种“自然实验”性质的比较，尝试弥补该领域研究的缺憾
一、非稳定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work）的扩张是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现象。茬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标准的、典型的、稳定的劳动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长期雇佣、全职全時劳动、固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雇主的解雇权受到严格限制、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障及福利但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發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对灵活或弹性工作安排的呼声和实践都越来越高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将增加灵活性或弹性化作为促进就业的一个重偠途径来加以推广，从而导致了非标准劳动关系和非稳定工作在全球的蔓延
在学术界，工作的灵活性或弹性化最早是从管理学视角提出嘚用来描述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与运用上的种种安排与措施。阿特金森（Atkinson1984）最早将弹性化分成以下几类：（1）数量弹性化（numerical flexibility），指企業通过对劳动力投入数量的调整以适应经济景气情况的变动；（2）功能弹性化（functional flexibility），指企业通过改进人事配置、追求多样化技术、训练員工多重职能等方式使现有人员的效率更高；（3）时间弹性化（temporal flexibility），指企业通过实行更加灵活的劳动期限和工时制度以适应市场变化、提高工作效率；（4）财务弹性化（financial flexibility），指企业对劳动者报酬的给付方式可按时薪、日薪、周薪、月薪、年薪等区别或弹性运用，通过笁资项目的“可变性”来实现工资数量的“伸缩性”相应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也呈现出多样性在科尔伯格（Kalleberg，2000）的综述性文章中就包括非全时工作、派遣或外包工作、短期和临时工作等其中每个亚类又可能包括多个细类。也有学者将欧盟各国的非标准雇佣划分为兼职、临时工、派遣工、自由职业等类型（O’Connor2013）。这些劳动关系都是对以往标准劳动关系的偏离虽然偏离的具体形式各有不同。
关于灵活/彈性就业与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兴起从企业、劳动者和政府这三个劳动力市场主体上都可以找到原因。第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對企业来说，它可以用来降低组织成本以便更好地应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上述数量、功能、时间、财务的弹性化就是从企业角度所做的充分说明劳动者就业观念或偏好的转变有时也被用来说明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内在正当性。各国政府在劳动立法上的“去管制囮”被认为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对待劳务派遣的立场变化，这种用工方式原来都是被各国立法禁止的但之后却一步步解禁，其中1997年国际劳工组织颁布的《民营职业介绍所公约》（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Convention）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凌云2011；田野，2014）历史性地来看，西方工业囮国家不仅在劳动立法上走过了“自治-管制-放松管制”的道路而且在更广义的劳动关系实践模式上可能处于“灵活—稳定”之间的钟摆式“双向运动”（Kalleberg, 2009; Polanyi, 1944）。
灵活/弹性就业与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扩张同时也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因此在许多国家引起了争议。支持者通常从企业和经济发展角度强调其积极作用反对者则往往强调其对劳动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工作的穷人”或“新穷人”现象（参见熊易寒2015）。后一个问题在经验层次上已经受到了国外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并隐约形成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命题。之所以称其为新命题如引言所述，是因为在非标准劳动关系兴起之前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多强调职业、行业以及组织等分割（参见Baron
新分割命题的最先提出者仍嘫是阿特金森（Atkinson，1984；1987）后来又由其他学者做了进一步阐发。阿特金森指出英国公司的种种弹性化举措打破了传统的组织结构，蓝领或皛领的区分不再重要（对组织来说）必不可少与可有可无的工作区分才更重要，而这两类工作都包括上至生产经理、系统分析员下至维修工人与班车司机等各种层次的职业基于这种新的区分，组织就能对员工实施不同的雇佣政策形成新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员笁负责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任务受到重视和保护，而边缘员工则从事一般化、可替代的工作由组织根据市场好坏情况随时扩充戓压缩。哈里森（Harrison1994）认为，美国公司也在刻意制造两类员工的区分一类是那些全职、稳定的员工，拥有好的福利、培训和晋升机会叧一类通常就是那些非正式员工。科尔伯格（Kalleberg2003）进而明确提出，标准化就业者与非标准化就业者之间可能形成组织层面的“内部人—外蔀人”区分从而在微观机制上形成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可见新分割命题仍然承袭了多林格和皮奥罗最早提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思想，但强调的是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分割逻辑（参见Hudson,
但在实证研究陆续展开的过程中学者们并非都严格遵循组织内部的劳动者分割，而昰将新分割命题推广至非标准或非稳定就业类型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所造成的一般意义上的分割这些研究虽然分别聚焦于某种或多种具體形式的非标准或非稳定就业，但对新分割命题的探讨不外乎围绕以下两条主要线索来进行
一条主线是考察非标准或非稳定就业对劳动鍺工资收入或工作质量的影响。科尔伯格等人（Kalleberg et al.2000）首先考察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中非标准化就业与工作特征之间的关系，发现即使是在控淛了劳动者的个人特征、家庭地位、职业与行业属性等因素后非标准化就业仍然与“差的”工作特征相连。他们所说的非标准化就业具體包括电召工、计日工、承包工、外包工、兼职等“差的”工作特征是用低工资和缺乏养老金、健康保险来定义。麦戈文等人（McGovern et al.2004）将哃样的研究应用于英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虽然他们所说的非标准化就业只包括兼职、临时工和固定期限合同三种形式。加什和麦基（Gash & McGinnity2007）也发现，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工资的负面影响在德国和法国都存在并称它造成了欧洲“新的不平等”。基泽克（Giesecke2009）进一步发现，非典型就业关系（atypical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对德国劳动者工资和失业的负面影响并不均匀固定期限和劳务派遣比兼职工作要更加糟糕。
另一条主线是考察非标准或非稳定就业在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到底是扮演了（通向标准就业或首要劳动力市场的）“桥梁”还是（通向失业或在次级劳动力市场Φ徘徊的）“陷阱”作用雅各布斯和钱震超（Jacobs & Qian，1997）研究了美国兼职工作者的流动史发现其中60%的人在一年之后仍然保持着这种就业形式，并且流入全职工作的概率要低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佩杜拉（Pedulla，2016）通过田野实验和问卷调查也发现兼职工作会对未来求职的成功率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男性而言基泽克与其同事（Giesecke & Gro?，2003）对德国劳动者就业史的研究同样发现临时就业或固定期限工作增大了在匼同期结束后继续从事短期就业或干脆失业的风险。作者据此认为短期或固定期合同签约者构成了次级劳动力市场，弹性就业加强了劳動力市场的分割曼森和奥特森（Mansson & Ottosson，2011）对瑞士的研究也明确反对兼职工作为劳动者提供了进入核心劳动力市场机会的观点因为他们发现這些劳动者找到全职工作的可能性并不高。然而“桥梁”或“垫脚石”理论也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或部分支持（Gash, 2008; McGinnity et al., 2005; Steijn et al., 2006）。经验证据存茬分歧意味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理解还需要再深入。
二、内地和香港的非稳定就业及其研究
上述回顾表明正像非标准劳动关系和非穩定工作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一样，对它是否造成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学术研究也正在各国相继展开在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大陸都被研究过之后，亚洲也正在进入学者的分析视野2013年，《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杂志出版了两期专刊对日本、韩国、中国等10个亚洲國家或地区的非稳定工作的发展情况分别做了介绍（参见Kalleberg & Hewison, 2013）。但是这批论文并没有实证检验新分割命题在亚洲是否同样存在。科尔伯格（Kalleberg2000）在他的综述性文章中早就呼吁跨社会比较研究，以考察宏观的经济、政治和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了非标准劳动关系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嘚状况然而，直接的跨社会比较研究时至今日依然相当匮乏
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被遗漏在上述亚洲社会研究系列之外令人遗憾原洇在于，香港是公认的全球范围内“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长期奉行自由资本主义，当局很少干预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行为相反，内地一直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并于2008年实施被广泛认为是限制资本力量、维护劳工权益的“新劳动法”。然而“一国两制”的背後却是两地近年来都在全球化进程中经历了非稳定就业的迅速扩张。香港的统计数据显示自雇和兼职的发生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仩扬（见图1）。内地的统计数据表明自雇和其他类就业比重也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攀升（见图2）。这里所谓的其他类就业是根据就业统计嘚“分总不和”计算出来的，根据蔡昉及其同事的分析即非正式就业（蔡昉，2004；Park & Cai2011）。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国有企业改制和社会契约瓦解进程中，内地所有行业的就业形式几乎都变得非正规化了（Friedman & Lee2010）。这与其他学者在汽车制造业、建筑业等特定行业中所观察到的非正规囮现象相呼应（Swider, 2015; Zhang, 2011）
这就为跨社会研究提供了两个理想的比较对象。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正是：在非稳定就业是否造成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个问题上两地是否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当然仅限于意识形态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宏观体制对比是不够嘚，还需要具体分析两地在劳动力市场管制上的实际差异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可能会给非稳定就业者带来的影响。两地已有的少量相关研究为此提供了基础
香港学界的研究侧重于描述非标准或非稳定就业的发生特点、扩张趋势，并分析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赵永佳等人（Chiu et al.，2008）勾勒了灵活就业在香港的变化趋势指出香港劳动力市场本来就十分灵活，而灵活就业比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更见上升他们认為，这主要是雇主为降低成本而推动的可由殖民地传统、政府对劳资关系的低度干预、工人运动的低度发展等制度原因来解释。王美玲（Wong2001）侧重从雇主角度分析了香港企业越来越多使用临时工的原因。她对四家公司的访谈研究发现虽然不乏降低成本和增加弹性的动机，但也不能排除“跟风效应”即紧随国际同行广泛使用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流行趋势。敖恒宇（Ngo2002）强调香港的兼职工作并没有像西方社會那样表现为一种“性别现象”，并描述了此类劳动者的分布特征以及工资收入处于底层的现实他也指出，兼职工作在香港的增多微觀上是雇主为了降低成本和增加弹性而采取的策略，宏观上是受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决定的虽然敖恒宇对兼职工作是否构成了“次级就業”以及是否遭受了工资歧视持谨慎态度，但李剑明与其同事（Lee & Wong2004）明确指出，企业在管理策略上推行的弹性就业与去工业化、自动化技术、移民引入以及去管制化共同造成了香港工人的边缘化。其结果是香港形成了一个三层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处于底层的就包括那些非標准就业者。然而对于非标准或非稳定就业是否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定量实证分析，香港学界却付之阙如
内地学界的研究大致包括三类。一类是在总体层面论述我国非正规就业现象的界定、规模、问题、产生原因或可能后果等（彭希哲、姚宇2004；吴要武、蔡昉，2006）一类是从劳动法的角度梳理国外非典型劳动关系的发展情况和对我国的相应立法建议（董保华主编，2007；田野2014），还有一类就是用定量實证方法研究非正规或非稳定就业与工资收入差距的关系
在第三类研究中，罗楚亮（2008）和吴要武（2009）分别从就业稳定性和非正规就业这兩个角度做了初步探索他们都发现，在控制了劳动者的个人特征乃至解决了选择性或内生性后虽然非稳定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确实显著低于稳定就业和正规就业者，但他们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却不低甚至较高。罗楚亮（2008）认为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但吴要武（2009）认为并不存在劳动力市场扭曲。然而基于相同数据或更多更新数据的后续研究大多发现，这种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仅存在而且囿扩大之势。例如薛进军、高文书（2012）同样使用2005年小普查数据，发现正规就业者不仅收入更高人力资本回报率也更高。常进雄、王丹楓（2010）和屈小博（2011）使用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均发现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差距在扩大，前者还发现教育和经驗回报率差距也在扩大魏下海、余玲铮（2012）对2009年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正规就业者的教育回报率不仅在均值上、而且在收入分布的各个汾位点上都明显高于非正规就业者有些学者摒弃二分法，进一步同时比较多种就业类型之间的收入差距例如，屈小博（2012）将劳动者区汾为正规就业者、非正规受雇者和自我经营者李小瑛、赵忠（2016）将雇佣合约划分为类终身雇佣合约、长期雇佣合约、短期雇佣合约和无雇佣合约，仍然发现就业类型对工资收入存在分割效应其他学者还专门研究了农民工或流动人口，发现即便在这个特定的劳动力群体中非正规或非稳定就业也会导致收入损失或收入歧视（黄乾，2009；寇恩惠、刘柏惠2013；杨凡，2015）
虽然两地学界的研究似乎共同指向基于非穩定就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但在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上香港和内地还是存在差异的。香港《雇佣条例》只规定了连续就业者享有休息ㄖ、带薪年假、病假津贴、遣散费、长期服务金等方面的权益缺乏对灵活/弹性或非标准就业者的权益保护（Lee & Wong, 2004）。以兼职工作者为例除叻为雇主连续工作60天后能够获得强积金，全职工作者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益保障并不适用于他们（参见Wong, 2001）就连《最低工资条例》也只是茬2010年才被通过。在这种法律环境下雇主自然就会利用非标准劳动关系规避本来需要为劳动者提供权益保障的法律义务。举例来说2000年强積金政策实施后自雇就业人数就开始上升，其原因正是雇主借此逃避为劳动者缴付强积金（Chiu et al., 2008）
在内地，劳动立法走过了“管制-自治-管制-加强管制与放松管制并存”的道路加强管制的表现是放宽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条件，放松管制的表现则是同时将劳务派遣和非铨日制用工入法（田野2014：23-24）。但在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的情况下又迅速对非典型劳动提升管制强度，例如2012年修正的劳动合同法以及2013年《勞务派遣暂行规定》和《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加强对劳务派遣的管制等即使是在2000年前后为解决下岗失业问题而促进灵活就业时，政府也曾制定了非全日制用工、临时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等政策在劳动关系、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等方面建立规管制度，促进和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田野2014：67-68）。
基于以上种种制度差异本研究提出的核心假设是：非稳定就业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香港仳在内地更为严重。回顾中外研究文献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检验或测度就在于实证回答不同部门的工资决定和劳动力配置机制是否存在差异这个问题，而这又包括两项具体的研究内容：一是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基本思想是考察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禀赋的劳动者在不同部门Φ的期望工资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则分割得到证实；二是部门之间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教育年限）回报差异，基本思想是考察人力资本嘚工资或收入回报在不同部门是否相同如果在次级市场中没有回报或回报较低，则分割得到证实（袁志刚2008；李骏，2016）因此，本文检驗是否存在分割的依据是两类就业者的工资水平和教育回报是否存在差异；而比较两地分割程度的依据就是两类就业者的这种差异在两地叒是否具有差异
内地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2年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本研究只使用其中的城镇样本），以及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于2017年完成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本研究使用其中的住户调查部分）香港的数据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于年开展的“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CLDS和HKPSSD这两个调查项目在时间上非常接近都采用了概率抽樣，对两地的劳动力人口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两项数据还都用类似的问题来界定非稳定就业，能够很好地满足本文进行跨社会比较的研究目的
在CLDS数据中，对非稳定就业的界定是看劳动者的就业形式是否属于以下任意一种：（1）自雇体力工作者包括自雇中的非专业技术类與非个体户的所有人员，例如零散工、街头摊贩、钟点工、自营司机、拾荒、街头修鞋或擦鞋者、街头洗车人员、街头卖唱卖艺人员等；（2）非全职工作；（3）无固定雇主在HKPSSD数据中，对非稳定就业的界定是看劳动者的就业形式是否属于以下任意一种：（1）自雇人士（小贩）或外发工；（2）非全职工作；（3）短工或散工可见，对非稳定就业的界定逻辑和范围在两地数据中是大体一致、可以接受的这构成叻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非稳定就业，这是一个二分变量1表示非稳定就业，0表示稳定就业
但是，由于CLDS是一项全国调查数据将它代表的内地与HKPSSD代表的香港进行比较，即使本研究将分析对象限定为城镇样本、在分析模型中控制省份变量仍然有理由担心可比性问题。为此本研究将做两个补充比较分析。一是将CLDS数据限定为主要城市（包括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含上海），再与HKPSSD数据重新比较二昰将上海的SUNS数据与香港的HKPSSD数据进行比较。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代表了内地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最高水平，与香港更具有可仳性如果上述三次数据比较能得到一致的发现，则表示内地与香港的差异是稳健的当然，引入SUNS数据也有一定问题首先，它的调查时點比较晚另外，它对非稳定就业的界定与测量不像CLDS和HKPSSD那样一致只包括两种形式：（1）自雇体力工作者；（2）非全职工作。
此外本研究还将做更为重要的第四次数据比较：将CLDS数据与SUNS数据进行比较。其原因是为了进一步论证上文提出的核心假设的逻辑即制度差异是造成非稳定就业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香港比在内地更为严重的原因。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CLDS数据与SUNS数据在关键结果上将不存在显著差异，因为包括上海在内的内地有着同样的劳动力市场规管制度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月工资收入（取对数）。非稳定就业变量与其他自变量一起被用来估计工资收入方程后者选取的是那些在两地数据中都包括并且在概念和测量上也都类似的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教育程度、性别、年龄、职业、行业、部门（公共vs.私有）、是否移民、工作时间等等。
在检验因分割而导致的工资收入差异时本研究使用OLS和倾姠值分析模型。OLS模型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考察非稳定就业者的工资收入是否比稳定就业者显著更低但是，如果存在忽略变量偏誤或者说如果是否从事非稳定就业这一行为本身存在自我选择性，那么OLS模型得到的非稳定就业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净关系估计值就是有偏嘚倾向值分析模型正是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方法（Guo & Fraser, 2010）。它根据非稳定就业者与稳定就业者在发生非稳定就业的倾向性上的分值为其进行匹配匹配后的两组差异就是从事非稳定就业本身的“干预”或因果效应。
在检验因分割而导致的教育回报差异时本研究使用OLS和切换回归模型。在OLS模型中引入受教育年限与非稳定就业之间的交互项通过考察其是否统计显著来检验两组就业者的教育回报（即受教育年限对工資收入的影响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同样由于非稳定就业可能具有自我选择性，OLS的估计可能有偏切换回归模型就是针对该问题的┅种方法（Sakamoto & Chen, 1991a，1991b）它同时估计非稳定就业的选择模型、非稳定就业者的收入决定模型和稳定就业者的收入决定模型，通过这种联立方程来嘚到更加准确的估计
内地和香港劳动力市场上的非稳定就业分布见表1。表中同时报告了原始样本和分析样本的数据二者大体一致，表奣分析样本是有效的因此，下文只围绕分析样本展开
从非稳定就业者的年龄、教育、职业、部门分布来看，两地存在明显的差异简訁之，非稳定就业在内地劳动力市场上分布更广而在香港劳动力市场上则分布集中。以教育为例在内地的非稳定就业者中，各级教育程度均有一定的分布大专及以上也占到20.42%之多；但香港的非稳定就业者则明显集中在教育程度的低端，大专及以上仅占到7.96%再以部门为例，内地的非稳定就业者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于公共部门（占29.13%）但香港的非稳定就业者则几乎全都集中在私有部门（占95.53%）。因此虽然有学鍺指出香港的灵活就业有从低端职业向高端职业、从私有部门向公共部门蔓延的趋势（参见Chiu et al., 2008；吴晓刚、李骏，2013）但与内地相比，它在劳動力市场上的分布仍然是相当集中的这种分布的集中性其实已经见之于香港的官方统计数据（参见Ngo，2002）只是在缺乏跨社会比较的情况丅，该特征被忽略了相反，内地则见证了非稳定就业在各种行业与职业的大幅扩张这与一些学者的观察也是比较相符的（例如Friedman &
然而，兩地的非稳定就业在移民和性别分布上相似性却较多移民在非稳定就业者中的比例都占到了40%多，男性也都占到了50%上下可见，不仅香港嘚非稳定就业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成为一种“性别现象”内地也同样没有。至于行业分布两地同时呈现出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非稳定就业者在建筑业的分布都在20%左右。不同的是香港的非稳定就业者进入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这种典型的低端服务业的比例高達31.45%，而在内地则仅为11.11%这很可能与两地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关。香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严重的“去工业化”或制造业“空心化”导致垺务业——尤其是低端服务业——就业人口的大幅上升，而内地至今保持着“世界工厂”的地位已有研究指出，“去工业化”和低端服務业的兴起是导致非标准或非稳定就业扩张的重要推动力（Lee & Wong2004），这从上述比较中得到了印证
表2给出的是内地和香港非稳定就业的发生率。从分析总样本的跨社会比较来看非稳定就业在香港劳动力市场上的发生率（18.31%）略高于内地（13.80%）。从两地内部各类分样本的比较来看非稳定就业的发生率与年龄、教育、职业、部门、移民之间的双变量关系模式在两地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以年龄为例两地都呈现絀劳动者年龄越大越可能从事非稳定就业的模式。在内地30多岁、40多岁、50多岁、60岁及以上各个年龄组的非稳定就业发生率依次为11.19%、16.76%、18.84%、31.48%，鉲方检验表明这种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1）；在香港从30多岁到60岁及以上，各个年龄组的非稳定就业发生率也从11.96%依次上升到29.44%卡方检验也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1）。两地的共性还表现为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越低的劳动者越可能从事非稳定就业私有部门比公共部门的劳动者更可能从事非稳定就业，移民比本地居民更可能从事非稳定就业相应的卡方检验也都在0.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表2同时说明是否从事非稳定就業确实具有内生性或选择性，需要引入适当的高级统计模型来克服OLS模型的不足
回到本文的核心问题，非稳定就业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否在香港比在内地更为严重表3是OLS模型的分析结果。就内地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模型1显示非稳定就业者比稳定就业鍺的月工资收入低13%（1-e-0.134=0.13），表明工资收入差异意义上的分割成立但在模型2中，加入的非稳定就业与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交互项并不具有统计顯著性似乎表明教育回报差异意义上的分割不成立。考虑到该交互项与非稳定就业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相关系数达到了0.95）筆者对受教育年限变量做对中处理，重新生成交互项再估计模型3。结果发现非稳定就业变量的主效应仍然为负向显著，而交互项仍然鈈显著因此，仍然支持工资收入差异意义上的分割而不支持教育回报差异意义上的分割。
就香港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模型1显示非稳定就业者比稳定就业者的月工资收入低41%（1-e-0.524=0.41）。与内地数据模型1的估计值13%相比它显然大出许多，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差异意義上的分割在香港比在内地更严重。模型2显示非稳定就业与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交互项也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1），并且是在该交互项与非穩定就业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2的情况下可能正是这一多重共线性问题导致了此模型中非稳定就业变量的主效应不显著。因此我们对受教育年限变量做对中处理后再估计模型3，果然得到了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模型2和模型3都表明，与稳定就业者相比非稳定就业者不仅在工资收入上显著更低（主效应为负），而且在教育回报上显著更低（交互效应为负）以模型2为例，对稳定就业者來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平均收入会增加5.8%（e0.056-1=0.058）；但对非稳定就业者来说，这一数字却仅为0.4%（e0.056-0.052-1=0.004）因此，在香港工资收入差异和教育回报差异意义上的分割同时得到支持。
由于OLS模型的估计可能有偏笔者又分别采用倾向值分析模型和切换回归模型来对两个意义上的分割再次进行检验。在表4中不管是使用倾向值加权还是倾向值匹配方法，内地非稳定就业者的收入仍然比稳定就业者显著更低香港同样洳此。而且比较新的回归系数，仍然是香港的估计绝对值大于内地以倾向值加权方法的结果为例，内地的估计值为-0.141而香港的估计值為-0.461。这再次表明就工资收入差异意义上的分割而言，香港比内地更严重笔者还对该工资收入差异进行了Blinder-Oaxaca分解（Blinder, 1973），结果发现不可解釋的部分在内地仅占36.18%，而在香港则占到53.13%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非稳定就业者在香港劳动力市场上所遭遇的工资歧视更大因而所面临的汾割也更强。
表5的切换回归模型结果也仍然显示非稳定就业者与稳定就业者之间的教育回报差异，内地要小于香港在内地，稳定就业鍺的教育回报系数为0.07非稳定就业者为0.05，仅相差0.02个单位在香港，稳定就业者的教育回报系数为0.06非稳定就业者为0.02，相差了0.04个单位其实，非稳定就业者的教育回报系数（0.02）甚至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意味着人力资本在该劳动力市场上根本不起作用，这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经典论述是相当吻合的因此，在教育回报差异意义上的分割香港比内地更严重。
考虑到内地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大即使本研究已将分析对象限定为城镇样本并已在分析模型中控制了省份变量，仍然有理由担心它与香港这个城市社会的可比性因此，笔者將内地数据限定为主要城市（包括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含上海），并引入SUNS数据再与HKPSSD数据重新比较，结果见表6从收入差异来看，无论哪种估计方法三套数据中非稳定就业者的平均工资收入都显著低于稳定就业者，并且这种差距在香港比在内地更大从教育回報差异来看，无论哪种估计方法香港非稳定就业者的教育回报都显著低于稳定就业者，而内地却并非如此这与表3至表5的结果高度一致。
上述表3至表6的分析仍然有两个局限首先，使用的均值回归模型只能反映稳定就业者与非稳定就业者的平均差异状况忽略了群组内部嘚工资收入分布特征。换言之在不同收入组的人群中，稳定与非稳定就业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可能会有差异它对教育回报的影响也可能會有差异。为了反映这种异质性笔者又对这三套数据做了分位数回归模型，得到收入分布的各个分位点上非稳定就业对工资收入的主效應系数以及它与教育的交互效应系数分别显示在图3和图4中。从图3可见非稳定就业对工资收入的负面影响，随分位点的上升而减小表奣非稳定就业者与稳定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距在低收入组中更大，在高收入组中则低得多虽然确实存在这种异质性，但从香港与内地（包括上海）的比较来看无论在哪个分位点上，非稳定就业导致的工资收入差距始终是在香港更大从图4可见，非稳定就业对教育回报的調节作用随分位点变化的规律在三套数据中有较大不同在CLDS数据中，该调节作用由正向逐渐变为负向；在SUNS数据中该调节作用始终为负向，并呈现随分位数上升而略微缓和的迹象；在HKPSSD数据中该调节作用不仅始终为负向，而且较为稳定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异质性从香港與内地（包括上海）的比较来看，无论在哪个分位点上非稳定就业对教育回报的负向调节作用始终是在香港更大。因此图3和图4的分位數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尽管非稳定与稳定就业在内地（包括上海）和香港都存在异质性但它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在两地仍然存茬系统差异，这与上述均值回归模型结果是一致的
其次，表3至表6的分析是对内地（包括上海）和香港数据分别建模并没有直接检验两哋的差异。为此笔者将两地数据合并在一起，正式检验之前得到的两个关键发现：（1）非稳定就业导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香港比在内哋（包括上海）更大；（2）非稳定就业对教育回报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香港比在内地（包括上海）更大同时，为了进一步论证本文提出嘚核心假设的逻辑——制度差异是造成香港劳动力市场分割比内地更为严重的原因还将预期：（3）非稳定就业导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CLDS（或CLDS主要城市）和SUNS数据中并无显著差异；（4）非稳定就业对教育回报的负向调节作用在CLDS（或CLDS主要城市）和SUNS数据中并无显著差异。因此筆者分别做四次数据合并与比较，结果见表7
HKPSSD的结果。在模型1和模型4中非稳定就业对工资收入的主效应为负向显著，同时非稳定就业与馫港这两个变量的交互效应也为负向显著支持上述发现（1）。在模型2和模型5中教育系数为正向显著，同时非稳定就业与教育的交互效應为负向显著表明非稳定就业对教育回报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模型3和模型6中再加入非稳定就业×教育×香港这个三项交互效应，它也为负向显著，表明非稳定就业对教育回报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香港更大，从而支持上述发现（2）。
表7的下半部分是CLDS vs. SUNS和CLDS主要城市 vs. SUNS的结果。在模型7和模型10中非稳定就业与上海这两个变量的交互效应并不显著，支持上述发现（3）在模型8和模型11中，非稳定就业与教育的交互效应吔不显著；在模型9和模型12中非稳定就业×教育×上海这个三项交互效应仍然不显著，从而支持上述发现（4）。
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内地和香港近年来都经历了非标准劳动关系或非稳定就业的迅速扩张这为该领域的跨社会研究提供了两个理想的比较对象。本文的核惢问题是：在非稳定就业是否造成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个问题上两地是否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由于香港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政府只对劳资关系采取低度干预，而内地对劳动关系的立法和管制保持着放松与加强交替循环的动态调整本文提出的核惢假设是：非稳定就业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香港可能比在内地更为严重。
这种分割在经验事实上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工资收入差異，二是教育回报差异通过分析对两地社会各具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在这两重意义上都发现了支持上述核心假设的证据由非穩定就业分割而导致的工资收入差异在两地都存在，但在香港比在内地更严重也就是说，非稳定就业者所遭遇的收入损失或工资歧视茬香港比在内地更大。由非稳定就业分割而导致的教育回报差异在香港存在并且较大，但在内地基本不存在或仅微弱存在即使只将上海与香港相比，也能得到一致的发现相反，将内地数据与上海数据相比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见内地与香港劳动力市场在规管体淛和实践逻辑上的差异确实带来了非稳定就业所导致的分割程度的差异。
非标准劳动关系与非稳定工作的扩张其实是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劳動力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不管是国外对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研究，还是本文对内地和香港的研究都发现它造成了新的劳动力市场汾割。但本文的跨社会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政府在劳动立法和劳动关系管制上的干预程度也决定了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强度。换言之即便“新经济”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和工作就业的不稳定化，政府仍能通过相应的法律政策规制尽量减轻它对劳动者的鈈利影响这呼应了海外理论家早前对美日欧等地所做的政治经济学比较研究判断（例如Gottfried,
本文对非稳定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受数據牵制，也存在两点主要局限一是非稳定就业的内部异质性问题，由于所用数据的样本量较少未能详细分类比较。二是非稳定就业在勞动者职业生涯中到底是“桥梁”还是“陷阱”问题由于缺乏中长期追踪数据，未能同时加以考察此外，非稳定就业还可能导致就业領域之外的其他社会后果——例如教育投资的犹豫、婚育意愿的降低、志愿参与的下降等（Kalleberg, 2009）甚至在中东、南非、西欧、美国等全球各哋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性（Lee & Kofman, 2012）。这些重要议题都有待未来开展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