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外藏内敛的16字箴言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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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养是人优秀的品德，也是成就大业的第一步。良好的修养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圆满的人牛和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唯有修养自己的品行，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长久的快乐。
1.心有本源，只在进德
无论古今，只有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才能完善内在的品德修为。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
一个人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需要太多的条件，勤修身、广交友、遇贵人、求学问缺一不可。这几个方面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他的经历可以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形容。变化如此之快，恐怕连他自己都会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广交师友、砥砺品行、切磋学问。
其先后师从唐鉴、倭仁，知晓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趋于成熟，理论更趋于完备，并勤于躬行，持之以恒，体悟颇多，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曾国藩以此教育弟弟：“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强。国家想强大必得选贤用人；家业想做大必得有优秀的子孙；我们只在自我修为上成为强者就可以了，切勿处处逞强。逞强之后结果如何尚无定论，即使暂时获得胜利和安稳也会被人轻视的。”这样的意识说明曾国藩凡事看长远，无处不严格要求自己，确实做到了自我提升。’
在与刘传莹、吴延栋等治理学之友的交往中，他不仅将己之志向细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论化、系统化。他讲到“凡事尽性知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可见，曾国藩对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
在此之上，曾国藩还把慎独作于行事之中，主张凡已有志气之人必敬慎为重，亲贤纳言，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十年七迁皆获益于此，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达到，是因其品行和才干而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他们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对机遇和贵人相助的最好诠释。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朝为官二十年，也爱才，也不大贪，就是性格奸佞，总是喜欢蒙蔽隐藏一些东西。因其拥有衡文之权，自嘉庆以来，他先后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
所有的复试、殿试、朝考，没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国史、玉牒、实录诸馆，他都是主考官。正因为如此方便其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
穆彰阿和曾国藩两人相识于戊戌年会考，两人也算有了师徒情义，之后常有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斗．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抄，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能做到“饮水思源”。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属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
曾国藩的经历证明，想成一番大事必须知道所需的种种条件及如何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增进德行、打开未来。同样，不论什么时代背景下，想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都需要这种精神和努力。
2。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
头脑清楚的人会在适当的时修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主动更正它。因为逃避错误的代价比承认之后立刻改正要大得多。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否认它的存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改之，过而无恐。过错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关键是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怀着何种心态。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错不改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是千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现实中的很多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别人指出的时候仍旧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舌如簧地为自己争辩，这种人永远不会有进步的时候。正视缺点和不足，并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样才会有所突破，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并坚决彻底地改正和执行。
曾国藩的性格一生发生过多次转变，早期个人修养也并不深厚，一遇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与人交往时夸夸其谈、爱出风头，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也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个优点会将他诸多的缺点弥补，不断完善自身。这个优点便是他能够反省、检点自身。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且词气虚骄。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强辩，谈文说理，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其实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的话，过后又十分后悔。
由此可知，认识只是一个开始，实际行动才是关键所在。他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悠闲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曾国藩一心想要检讨自己，他改过心切，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经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几分敬意，但是这样就有一种不合群的表现。
由此可见，与人交往要怀一颗真诚、谦逊之心。不需要客观的抑制，真正的改变应该是从内在开始的。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好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曾国藩深受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怒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肆口谩骂。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自己。从此以后，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身的锋芒。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检查，一天不查，以后有问题再补救就难了。他逐日检点，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把检点自己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所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犯错之后如何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才是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认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
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虚伪地遮掩和找借口，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心里踏实，纠结也少了，做事也顺利许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饰就有多少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他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现自己就容易言辞不当，惹人厌烦；过于认可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此二者都应该常加克制，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他认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检点，戒除自满需要把自己放置于世界之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和。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认为苍穹之中，自己只为沙粒、为尘埃，不足提起。所以，一个人成就再大也没什么好骄傲自满的。
为了改掉自己的这些缺点，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与决心，不仅对他一生的性情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不断完善自我。他不仅每日自我反省，还主动从亲友处吸取建议，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誓做一个内外兼优的人。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思想和行为值得去学习，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为人处世应该注意的环节。
3。俭以养德，物贫心富
人生最大的获不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心灵土的强大。有节制的物质追求和无体止的心灵保养要双管齐下，才能使自己得到杰位的提升，不会因欲误事，因欲无德。
节俭者必少欲求，奢费者必贪欲旺。
古语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种美德，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
贪欲过旺会使人身败名裂，而节俭生活则可以使人名扬天下。是否节俭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更甚者会影响个人和国家成败兴亡。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以俭养德，以俭持身，他的事业与人生就会走向成功。所以说，“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崇尚节俭的精神在历代都受到了推崇与发扬。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养德”、“养寿”、“养神”、“养心”。由此可见，虽然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做到节俭，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节俭之人治家会持之有道，当官会清廉有名，治国会使百姓终生丰衣足食。
曾国藩崇尚节俭，一生生活俭朴。在衣着上，他的布袍、鞋袜都是由其夫人、媳妇亲手所做。而且，他平时不穿新衣，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
饮食上也从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饭，每次吃饭时也仅吃一个荤菜。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此节俭的作风，在当时封建官吏中确实很难见到。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然而，曾国藩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工夫还不够。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
“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是提倡节俭的至理名言。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游，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交友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可见，良好的品德修为给人的益处之多之广。曾国藩的旧交多以节俭自强，他们品德高尚，互相勉励。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德有志之士皆如此。
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为了维持生计，他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但是，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报答，但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节俭有度，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慷慨解囊；但是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看不起。这样的人不仅会失去别人的信任，还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
曾国藩不爱财、不敛财，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保持勤俭作风，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这才是真正的育人行为。他不光自身节俭，还心系百姓为他人着想，总想以一己之力帮人渡过难关。在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就曾写到置办义田的事情。
大意是说：乡间的谷子，贵到三干五百，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老百姓何以为生？我自从当官以来，就想为曾氏置办一处义田，以救助孟学公以下的贫民，为本地置办义田，以救助二十四都贫民。我的处境并不富裕，不要说京官，就是外放当官，或做学政，或做督抚，自己治理自己还来不及，而像今年三江两湖的大水灾，几乎是悲惨的哀声响彻半天中，做大官的，更何忍在俸禄之外多拿半文呢？所以置办义田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然而，我的计划，一旦官俸收入，每年除供堂上大人的衣食之外，稍有盈余，我决不肯买一亩田，积蓄一文钱，一定都留下做置办义田的资金。我已下决心，希望弟弟们体谅。
由此可见，俭而不啬、张弛有度、收支有数才是节俭的王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心怀天下；心有余而力尚足时，开山拓斧。节俭，是不受时代、空间限制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素质。
4.内外兼修，誓做完人
　　良好的内在修为与强悍的外在实力相结合，这就是天下人对“完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有作完人之志，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体现。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禀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于是她操持家务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所有的衣物都是亲手缝制的。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用担心什么贫苦呢？
可见，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四处传阅着，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畔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形势纷乱的局面下恪尽职责；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各种称谓。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著。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他认为自己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时，总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初志，失信于世人。在洋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却有殉国的念头：但愿战死沙场。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以恒看做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
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决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而真正能做到的几乎没有，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
5.心静以修身，不变应万变
当一个人心静如水时，其心犹如明镜一尘不染。面对世俗纷扰都能以平和之心对待。内心的宁静可以忽略外界纷繁复杂的局面，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份“纯”与“宾”。
孔子说：“仁者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静”不仅是哲学概念，更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一种为人处世之道。“静”之一字，蕴含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儒道释三家都强调一个“静”字。儒家讲求修身、立志、治学皆以静为本；道家讲求“平和冲淡”；释家禅宗讲求静坐以静心。由此可见“静”字功夫的要紧，“静”乃是人生最高境界。
曾国藩在动荡不安、群势交错的险恶处境中，却可保持一颗平静之心，这与他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曾国藩生性好动，性情刚狠，在最初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没少在动与静、恕与忿之间纠结。他每日把静坐视为必做功课，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因为他的坚持而使其内心获益良多。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也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要想静就能静下来，确实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依归，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
曾国藩不断地汲取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反省自己以戒除抑郁，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以后，面对许多事情，他一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胸襟更宽广。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这时候的他在朝野还是平凡之辈，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许多人都惊异于这介儒生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住清静，并且能在清静中奋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对“宁静致远”的最好诠释。在用兵过程中，他也有一套“静”字心得。他认为以静制动是最好的计谋。以稳慎为主，不轻易冒险，不轻易变动，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随着形势的变化来改变用兵的策略。
“静”的内涵得到了升华后，曾国藩在磨炼中逐渐成熟，也变得圆滑老练，头脑越来越冷静。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谨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后行，而且他把学得的保身之法充分发挥出来。在取得战绩、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不仅裁撤了五万自己亲手练出来的湘军，还把夺得首功的弟弟曾国荃送回了老家，从而保全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安全。
他认为，保持心情舒畅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有一颗平常之心，一颗淡泊名利之心。平常人谈舍得很容易，而一旦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还能做到“淡泊”
二字实在很难，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宽广的胸襟。他还懂得去寻乐、求乐：他写诗、练习书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将这种体会诉诸笔端。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与淡定的情怀，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他的文章风格，也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每日需要批阅的文件、书信很多，他学问渊博，文学功底甚深，但非常认真、仔细、幽默，而且耐人寻味。
平时与僚佐亲朋相处，他也处处表现幽默，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与曾国藩的交往甚深。曾国藩这样评价他们：
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戏称这三兄弟：“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也是他自我修养的反映。他懂得在静中取乐，无论是批阅公文，还是写信、做诗都是如此。
他明白如果一个人不能静下心来，那么即使终日里忙忙碌碌，心思也总是浮浮沉沉的，不会看清事理，更不会踏实地做事，终究无法有所成就，只会随波逐流，而且还会影响身体。
养心与养身是本与源的关系。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难时，他主张要把心放得下，不要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否则永远不会有成功之日。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成败得失皆有可能。有时个人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想中的结果，受机遇、实力、人脉等等条件的约束。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戒除浮躁和抑郁，这样才可以给自己减压，以一颗平静的心对待烦恼，烦恼也不觉得是烦恼了。俗话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的心结终究要自己解开。静下心来反思自身的不足才能效仿古人，获得内心的升华。
6.戒骄戒躁戒妄言，人必自强
人生在世，谁都有得意之时及失意之刻，越关键的时候越要不露声色。焦躁之情既不利于处世，也会给自身带来危害。平心静气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气度和修养。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之人皆严于律己，戒除恶习。这种自省自察的品行使其得益，终成大业。
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所以戒骄戒躁才能家兴、人兴、事业兴。曾国藩宦海沉浮几十年，由一介儒生逐渐转变为深谙处世之道的官场中人，他的几次转变都能称得上是飞跃，这与他不断思考、不断分析、总结自己过错得失有很大关系。
人必自毁，方能他毁，人必自强，才能真强。与人交往中有许多禁忌，一旦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恶果。为了发现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提出四个禁忌来警醒自己。后人皆可以此为鉴。
第一忌，忌妄言。自视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这其中无一褒义。
这种心态下的人常常夸夸其谈却又谈不得法。
有一次，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可是回家后，他为自己天天沉溺于诗文而深感后悔，他觉得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朋友。
如果一个人总是夸夸其谈，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长此以往，不仅遭人厌恶，还会惹祸上身。真正有才学的人，不必卖弄，不必张扬，而应该从戒惧、慎独上切实下工夫，反省自己，完善自己的言行。
《诗经》中的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勿语。”旨在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轻言妄语。现代也有“言多必失”的说法，说得太多就容易废话连篇、惹人讨厌。曾国藩对此深有感悟，多次向人提到了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认为谨言慎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要自省、自知。言语伤人是不可取的，言语少而精且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忌，忌自大。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满之气，喜好为人师，总以教导者自居。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可见自大之不可取之处。良师益友教学相长，但若处处以教导者自居，时时不忘警戒训导他人，是极易惹人反感的。
曾国藩对于晚辈，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得少，教训得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长此以往，受其教训之人甚多，再加上本来性情就耿直，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在检讨、反省自己的这个毛病。
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年)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曾国藩最大的优点在于善思能悟，当他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要改变自大的心理，少教训别人，多提醒自己。
第三忌，忌非议。在背后议论他人是很猥琐的行为。对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测与评论，就是对自己教养的批判，也是招惹是非的祸端。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由此可知，只有思想不成熟、阅历浅、尚不经人事之人，才会做出非议他人之事。成熟老练的人都明白：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曾国藩也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
“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无论外间何事，一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弟弟：千万不要过问外边的事情，以免惹来是非。可见，不议论他人的是与非，才能换得自己的清与逸。
第四忌，忌贪欲。贪，是一个无底深渊。有贪欲者，得一而想三，无休无止。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贪由心生，亦可由心灭。
　　曾国藩还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就会停止进取心，以后就会很难超越自我。少年得志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成名太早，因为根基浅、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视天下事过易，就会掉以轻心，临以狂傲，结果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入矛盾复杂的境地。于应得之时，得应得之势是他的主张。
贪是正常欲望之外的错误意识，是应该及早摒除的东西。不贪图财势，无欲无求者反而有所得。
7.积极进取，无不成之事
“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一倭仁每个想做成点事情的人都应该全神贯注、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坐着这山想那山，没有积极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是不可取的，是会有很大的危害的。
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做到“恒久”。曾国藩认为只要能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曾经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
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观非常突出，这也是他“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
的思想的核心。曾国藩一生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督促自己去积极地思考，积极地去做事，以求取每一次进步。
曾国藩认为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奸人当道，小人得势，不会政通人和，正直的人很难发挥作用，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味顺从，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
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曾国藩认为除了勇气还要有恒心。只要坚持下来，就有抗衡的机会，积极进取的同时，要注意等待时机。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说是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这与他不断进取有很大的关系。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出一种自我修养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做主。”他还这样讲道：“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他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并且要求子孙后代不可抛弃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志、有恒。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并且把“敬德修业”看做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此，他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致以四达不悖。因戏称日：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日：
“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日“若安熟也，须从这里过”。
曾国藩认为，若想成为成功者，就要积极进取。没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生的进取，是从一个人的内心开始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阅历就会逐渐增多，就可以获得成功。
积极进取是一种耐力与意志力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出现逆境在所难免。对待逆境，不要逃避现实，不要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而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懂得积极进取。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他终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而锐意奋斗。
8。严戒自傲，谨言慎行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曾国藩人生之中有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值得人高兴的。但骄傲是给别人的，不能留给自己。亲朋好友哪一个都可以为你的行为成果感到骄傲，但唯独自己，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气。
傲气一生，势久便会盛气凌人，自然容易招来祸患。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都应该时时戒傲。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傲为其一。
骄傲自满使人迷糊，难以对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至于当挑战到来时，做出不切合实际的目标，功败垂成。
曾国藩深知傲气的害处，他曾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日长傲，日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端败家丧生。余生乎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可见，他认为人不可自傲不可多言，自傲和多言是人生的两大失误。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自己没有理由傲气凌人，这是家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更是如此，“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减权位，好结局，他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没有善终。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五年(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教诲，大意说：常存一颗敬畏的心，不要因为家里有人做官就仗势欺人；不要因为自己读书就恃才傲物、不可一世。
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大意说：由古至今，天下的平庸之辈都是因为懒惰才未能成事的；天下有才‘学的人都是因为傲气而失败的。
曾国藩戒骄戒躁的思想几乎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1863年6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但是曾国藩要求弟弟不要争这个功劳，说：“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炼有关。道光年问，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由此，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却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正是他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曾国藩戒除傲气几乎是方方面面的。因为他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
在家里他有戒傲主张。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给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做了阐述：
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
他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神气和脸色上，所以要做到“谦退”，须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要做到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子弟便应力戒沾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
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给家中写信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长官疑为倚势凌人。
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
他力戒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同治七年，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
同治三年(1864年1月)，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其父要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能避开的尽量避开，并叮嘱船上的人帅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事无巨细，均考虑到一个“谦”字，可谓用心良苦。
除此之外，做学问他也有戒傲的主张。
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种老毛病。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说：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作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告诫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他写道：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大且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国藩还用其他人因傲气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哂笑的例子来告诫弟弟们，他写道：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盛，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威。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自以为压倒一切矣。
自识者现之，彼其所造，臂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
为此他总结道：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曾国藩深知“谦受益，满招损”之理，在他所有的事业中，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之法。
“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这句话是曾国藩做官的体会。他认为，桀骜不驯定会招致别人的敌视，以致众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样要不得，它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成大事比拼的不是一两个梦想的实现，而是眼界和胸襟。原谅自己很容易，但原谅别人就很难，这是很多人遇到的谜题，究其根本是因为心胸狭隘。对于心怀天地的人来说，看到别人的不足而给予更正的机会，对自己也是一种进步。
1.宽以待人，公平之心服众人
一个每天以敌视眼光看待周围事物的人，只会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相反的人，却能在广泛的交际中获得最大的相融度。所以，宽以待人是灵魂内在的修养。
宽容是最大的美德。
宽以待人，是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一品德。对别人宽容大度，看起来是别人获益，I刍己隐忍，实际上这也是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必备过程。
处世之道，以和为贵。曾国藩认为：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宽广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他的这种观点是教育后世之人要放开胸襟，面对每人每事皆能自制，做到宽容忍让，这样的人也是真正能让人从心里佩服的人。
要宽以待人，不可求全责备，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尊敬与拥戴，被宽容的人才会以德报德。宽容他人就是善待自己，而尖刻待人则会气至伤身，惹祸上身。
曾国藩提倡“恕”，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与不足，如果过于刻苛要求他人，就没有朋友，自己有难时就无人可求助，也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而做到“恕”
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视人为友则心宽气顺，能容难容之事者必有过人之处。
宽容不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也体现在公事里。在初办团练时，曾国藩手中无一勇一卒，但是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好多人愿意为他忠心效劳，这些都得益于他坦荡的襟怀。知人善用，事分巨细，不苛责于人，是他对“待人以诚，宽人以恕”的最好诠释。
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一个人的胸怀会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凡是成大事者，都有着博大的胸怀和豪迈的气概，不因为小事而耿耿于怀。
曾国藩主张严格要求自己、宽于对待朋友。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双方应该宽宏大量，这样才不伤和气。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二人的性格反差很大。f电1门二人同在湖南，经常意见不一致，多起分歧，摩擦之事偶有发生。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也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在其中，并嘲笑曾国藩不懂经济学问。这只是其一。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逝，他闻讯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汀西瑞州营中不待君命，舍军奔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于是，湖南官绅也都附和这一说法，这使曾国藩处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是其二。
尽管二人性情不同，经常意见不和，但都是关于“国事兵略”之事，而不是私人的权益之争。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就是在这样的力保之下，左宗棠才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除了左宗棠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子和僚友也很宽容。咸丰十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不久，李世贤攻克徽州，李元度没有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表明李元度有倾向王有龄的迹象。曾国藩决心参劾李元度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闻此，非常气愤地对他说：“听君之便。”李鸿章便负气离开了祁门。
后来，几经辗转波折，他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不计前嫌，大度能容，并且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在曾国藩的眼里，没有永远的敌对，也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当有人指出他的错误时，他深深自责，并且会立即改过。因为他雅量大度的为人，使其纵横官场几十年，声名大噪，称誉“完人”。
欲成大业者，胸襟坦荡、大度宽容，这不仅是一种人格魅力的体现，也可以获得他人的支持和真诚相助，正所谓“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
2.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会地位，谦虚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谦而不欺是一种低调的做人品格。谦是礼，不欺是果，与人为善但并不善被人所欺。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骄傲自满的人，总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相比，自我满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地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周易》中说：“满则招损，谦则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
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作真正的君子。
《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态度，才使他在不到10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谦”字为立身之本。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戎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
当然凡事皆有度，不要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不起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是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
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
谦虚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在家族面前展现了威严；作为三军统帅，在诸将面前展现了严厉。当然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他在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后人需要向他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3.雕琢性情，锻造气质
性情古怪之人必定难以接近，为人谋事也常会受牵绊，而个人的性情是可以自我掌控和完善的。璞玉当细琢，良好l的性情也是需要日积月累历练的。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中，“静”的含义为：万物放下，心无杂念，有豁达光明的心境。
曾国藩一直学习古代先哲的智慧，并能不时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为鉴，以圣贤为镜，用各种方式雕琢自己的内在。他不仅以此律己，还不忘教育家人。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有所提及，大意是说：以你现在水平，要每日多读书培养气质内涵，日积月累就会有所长进。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再加上精良的装修，才能成为华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无主呢？内在的修为是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呀。
信虽是写给弟弟的，但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灵写照。
“静”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游，既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小桥流水。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着、顺物自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是一种无边的恬静和无牵无挂的快乐，人似乎已经达到了终极的满足，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了。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其实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得到。
或者说是否做到不在于环境条件，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体会：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也很清楚，他经常主动寻找快乐，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培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用诗歌和书法给自己带来快乐。
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
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对此事，他不怒反乐，说明曾国藩有着良好的性情与气度。由此可见，性情对一个人的重要。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认可或推崇，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自己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人生处世的高人之处。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有很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心静自然平和，平和之后改进也能很好地进行，这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则更是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静坐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的大概意思为：
心静很重要，圣贤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王阳明正是因为有这功夫，所以才不动心。若心不能静，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彻底，即使找到缘由也不明其理，无从下手，因为心是浮躁的。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扰住心，精神也就没有安静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快乐。曾国藩是想让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后的一系列行为都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在官场中混最不易，很容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拥有良好的心境之后，即使境遇不好也能顺气自恰，更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4.少恼怒，平和为本
凡惹人恼火之事多已成既定之实，追究只能徒增烦恼。用于阔的胸襟去面对可恼、可怒、可急、可躁之事，那么再难的事也能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佛家教人不可含嗔发怒；道家教人清静中和；儒家教人要宽恕待人。
古人把惩忿窒欲作为养生的要诀。惩忿，就是要少恼怒；窒欲，知道节俭吝啬。因为好名、好强而过分用心也是属于欲。曾国藩的一生治学于儒，自然深知养生之道，因此能严于律己，立志戒怒。不仅如此，他还写信教育弟弟、子女按此养生之道进行修为，少愤怒，知节啬，以平和为本。在他给弟弟的家书中如此写道：“吾教尔弟不在多书，但在圣祖之庭训格言(家中尚有数本)、张公之聪训斋语(莫宅有之，申夫又刻于安庆)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算学书切不可再看，读他书亦以半日为率。未刻以后，即宜歇游观。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切嘱！”
他教育兄弟要牢记圣贤在养生方面的训导格言，主张适当地养花草，游山水，丰富生活，舒适身心。看书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收获的多少，养生的要诀在于少生气、节俭自好，不逞强扮狠、不纵欲。药虽能治病但也伤身，尽量少服用。
由此信的内容可知道，曾国藩对内在的要求很高，修身养性的方法之多，内外兼有，由思想性情到日常节制无一不有。这不禁让人想到，如今社会的养生之道也不过如此，尚不及其一半。养生贵在养心，其次养性，最后养身。
而今更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只做表面功夫，殊不知，心灵的疲惫和衰老才是最要不得的。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时，由于性格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品德修养的高低，而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对志同道合的人，和气地对待就好；对荒废自身、毫无养身观念的人，可劝可念，唯不可怒。
对奢侈浪费、不知珍惜者亦同。
曾国藩在修为自身的过程中一向和气待人，不言人过，不怒不吓，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这也是当代人需要去学习的。
5.忍无可忍之时，还以颜色
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是大非面前，曾国藩不仅不会因为忍而变得软弱，反而会给挑衅者强有力的还击。
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事实上，应该在“忍”字后面加一个逗号。很多时候忍耐只能换来一时的风平浪静，尤其对于善欺人的人来说。有些时候，忍会让对方以为你的懦弱，从而更加狂妄，得寸进尺。这个时候，就应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以颜色。
曾国藩的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仅不会因为忍而变得软弱，反而会给挑衅者强有力的还击。
曾国藩在兴办团练、组建湘军时遇到过一些麻烦。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湘勇没有什么关系，曾国藩本可专心训练湘勇，对绿营兵置之不理，但因为提督没有才‘能，绿营兵的训练任务就落到了曾国藩的肩上，曾国藩令属下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绿营兵和湘勇。
曾国藩练兵标准很高，要求很严，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每天训练不懈。
湘勇们没什么不适应的，对强度也已经习惯，但是绿营一贯散漫，又有多种恶习，身体素质根本无法和湘勇相提并论，所以双方一直对对方都处于一种忍受的状态。
一天，团练的湘勇正在训练，试枪时误伤了绿营军中的一个小头目。绿营军小题大做，他们吹起号角，举起旌旗，准备对曾国藩属下的湘勇发动进攻。曾国藩忍住内心的愤怒，鞭打了试枪的湘勇，缓和了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之后，械斗就常有发生，但曾国藩只是责罚湘勇，想息事宁人。然而，绿营兵越来越猖狂，胆子也越来越大。
曾国藩意识到忍让不能灭掉绿营兵的嚣张气焰。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曾国藩写好保举塔齐布的折子。六月，撰写《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将清德所犯大清律法一一列举，望清廷能够严肃处理此人。
清廷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查办，塔齐布补缺。
这次事件的发生无疑是矛盾不断加深、激化的结果。在他看来，长沙非久留之地，不如一走了之。于是，曾国藩将湘勇带出长沙，并将根据地设在衡阳，欲以此处为立足点，发展湘军。
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为保江西安稳，湘军主力移驻江西。
作战期间，如果没有军饷，部队将无法生存。湘军保卫江西，军饷由江西提供，合情合理。然而，江西巡抚陈启迈拒不合作，反对提供军饷给驻扎本省的湘军。陈启迈与曾国藩是同乡还是同榜进士，后在翰林院与曾国藩同事，二人渊源如此深厚应尽绵薄之力才对。然而，此人并不念及旧情，尽管曾国藩派军力保其管辖省稳定，他也不想出力帮忙。陈启迈的做法的确不通人情，不合事理。
当时，曾国藩仅以兵部侍郎的身份领兵作战，并不能干预江西行政，军饷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湘军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驻守，防范太平军，可见湘军在当时对清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俨然成了清廷支柱。如果曾国藩此时向清廷提出要求，只要不过分，清廷岂有回绝之理？曾国藩本想与陈启迈商议，尽快解决军饷问题，可谁知陈启迈不识大体，竟公然与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
曾国藩已屡屡让步，而目前形势又如此紧张，不由愤慨。他立即撰写一折，向清廷陈述陈启迈罪状，请清廷惩之。清政府为了安抚曾国藩，对陈启迈及其心腹进行了严厉的处置。
当忍耐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选的时候，就是该有脾气的时候。“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做事情一贯沉默是不足取的，魄力也是成事必备的一种素质。
6.对无德之人严惩不贷
有德之人的发展就好比是康庄大道，而无德之人的前途则是崎岖山路。所以，要获得成功，要先从养德开始。
“说人有才，先论其德。德不济，其余无用。”大凡有所成者，欲得天下英才，则有必要培养志向远大、有资质潜力的青年才俊。然而，对于有才无德的人却不可姑息纵容，必要时要予以严惩，以防止他步入歧途，危害社会。
曾国藩这样说过：“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但曾国藩并不主张不分是非、互相吹捧的官场庸俗气氛，他希望能用适当的方式来激发部下的积极精神。曾国藩在吏政和治军上对部下要求都十分严格，但更多的是进行表扬和鼓励，批评部下的缺点错误时也会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心。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个弟子是毫不保留地言传身教，治军之法、为人之道，无一不教。还帮李鸿章创建淮军，提供条件和人力支援左右。可以说是缺什么给什么，为淮军建军顺利上轨道起了重要作用。李鸿章招募的淮勇到达安庆后，曾国藩还亲自制定了淮勇的规章制度，确定了军队的饷银数量，并按照湘军的训练方法加以训练。1862年，李鸿章在安庆北门城外正式组建淮军，曾国藩亲自前往祝贺。曾国藩选择精壮的士兵近干人编入了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垣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多是曾国藩在湖南招募的湘勇。原由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的湘勇，也拨归淮军。三月四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的军营，这标志着淮军的正式建立。曾国藩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两家关系密不可分。
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许多打仗的要领和官场的经验。曾国藩死后，李鸿章非常悲痛，作挽联哀悼恩师：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方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这副对联的上联充分写出了李鸿章从恩师曾国藩处学习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实际上，李鸿章在曾国藩处学习锻炼对他一生的事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曾国藩对于人才的提携和培养是不遗余力的，对于离经叛道的政治野心家的打击也是毫不留情的。他认为，一个人要想做大事业，必须有人才，需要放权，让人才有自主的发展空间。但是另谋发展和背叛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
在局面小时，要坚决维护团结统一，不准许部下有分裂单干的想法，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是分裂队伍，从而瓦解了自己；当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为了壮大队伍，一定要积极鼓励手下人另谋发展。这就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的道理。因为自己的部下另谋发展后，依然是自己的属下，归自己节制，即使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也还可以互相间有所照应。可见，这其中的归属也涉及到了“德”的问题。
在曾国藩驻军衡阳、编练湘军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王鑫本是曾国藩非常赏识和信任的一名将领。为了招募更多的湘军，也出于锻炼培养E錱的需要，曾国藩命王錱回湖南招募湘勇。王錱回到湖南后太过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讲究排场，湖南当地的士绅都对此有所不满。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錱竟然带着三干湘勇赶到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密切起来，很显然有自立门户的倾向。
俗话说：饮水不忘打井人。王龛的这种行为让曾国藩无法容忍，于是断然要求王鑫立即将军队带回驻地，并明确地说除一营由王錱统带外，新招的湘勇只保留二营和三营，并且营官由曾国藩直接任命，军队按照统一的营制编练。但湖南巡抚骆秉章暗中支持王龛，主张保留军队，并命令加紧军队的操练，听候调遣。在这种情况下，王錱有恃无恐，公开抗拒命令，最终导致曾国藩和王錱的彻底决裂。
面对关系到自己和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曾国藩绝不妥协。于是，1853年12月，曾国藩给王錱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明确提出王錱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湘军系统之间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内容大致是说：今日与你约定，你若能遵守并一一落实，就可以获得成功；若不肯成约，执意自成一军，今后我也不会再与你共事，并将另外招募数个营的丁勇替代你的位置。
曾国藩再次强调了要求王錱立即回到驻地，各营的勇丁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随意裁减、增加人数，更不得各行其是。并明确提出新招募的勇丁必须经过统一的两个月的训练后，才能开赴战场。简而言之，若再不应从指挥，就将王錱逐出师门。
　　王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比追随曾国藩更有发展前途，于是对曾国藩的警告丝毫不予理睬。不言而喻，王錱式的决裂将对湘军、对曾国藩本人都产生恶劣的影响。为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曾国藩断绝了和王錱的一切关系，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对王錱大加攻击，使王所带的队伍失去了一切发展的机会，再加上军饷不足，队伍不得不裁减了三分之一。
同时，曾国藩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一个湘军官僚集团，内部组织严密，相互监督，坚决杜绝再次出现王錱式的人物。随着曾国藩实力的壮大，以及他在自立门户问题上的政策日益开明，适时鼓励属下独立自主地发展，湘军的力量发展速度很快，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对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统一性，同样以曾国藩为共同的精神领袖。
由此可见，有德之人的发展就好比是康庄大道，而无德之人的前途则是崎岖山路。所以，要获得成功，要先从养德开始。
7.善待于人，不计小节
在朋友间发生别扭和矛盾时，要多想一想退一步之后的海阔天空。人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幸福快乐而活着的。
有人说，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就是善待他人，最大的智慧是把敌人变成朋友的智慧。
如果你即将失去一个朋友，宁可让他成为形同陌路的人，也切忌把他变成敌人，因为树敌过多只会危及自身。在朋友间发生别扭和矛盾时，要多想一想退一步之后的海阔天空：人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幸福快乐而活着的。
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有一位同学脾气暴躁，爱和别人争吵。一次，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挡住了吗？赶快挪开你的书桌。”曾国藩听后并不发怒，照他的话把书桌移开了。晚上，曾国藩掌灯用功读书，那位同学又说：“平常白天不念书，夜深还要影响别人吗？”曾国藩只好低声默诵。曾国藩高中举人后，喜报传来，那人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现在让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很不服气，就责问那位同学：“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位同学说：“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夺了我的好风水。”同学们都认为那人无理取闹，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并不在意，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没有使事情激化。事后，曾国藩对同学说，在一起读书，不能成为好朋友也不要成为敌人，何况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呢？
由此可见，“忍”字学问看似备受欺负，实际上却能广得人心。因为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因而更易受人钦佩。
曾国藩在居官以后因为求才心切，也有受人欺骗的时候，但他心胸宽广，一直宽恕待人，他认为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这也是养生之道。
曾国藩创建湘军的时候，人才十分缺乏，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曾国藩当然礼贤下士，此人高谈阔论，有不可一世的气概。谈话中，此人论及用人须防止被欺骗的事宜，他说：“受欺不受欺，关键在于自己。我纵横当世，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宗棠公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但有的人别人没有欺骗他，而他怀疑别人欺骗他，或者是被人欺骗而不知的人，也是不少的。”
曾国藩一向注重识人，见此人的谈论颇有道理，不禁心中大喜，对他说：
“你可到我的军营中，寻找可以使用的人才。”此人答应了。
第二天，此人在拜见营中各位文武官员后，十分认真地对曾国藩说：“军中的人才确实不少，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问是谁，此人回答是涂宗瀛及郭远堂。曾国藩认为此人有识别人才的本领，待为上宾，并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二督造船炮。
可是没过几天，兵卒向曾国藩汇报说此人携带造船的上千银两秘密逃走了，请曾国藩发兵追捕。曾国藩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用了，随他去吧。”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抚着自己的胡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啊。”身边的人听到后也不敢发笑。过了几天，幕僚壮着胆子问曾国藩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在，捻军和太平军同时危害着湘军的存在，如果此人仅仅骗一些钱财，危害并不大，如果逼迫太急，此人一旦逃入敌人的阵营，对我方的危害就大得多了。”从此事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受到他人欺侮时，我们应该检点自己，宽容大度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的魅力，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也是改进自己的开始。被人欺骗的时候，不生气反而清醒，才有以后不再被人欺负的可能。聪明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欺人等于自欺。
所以说，做人和交友必须胸襟坦荡，这样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彼此信赖，同时取得人们对你的支持和帮助，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
曾国藩担任考官时发生了一件事，考生中有一个叫刘长佑的人，颇有才华。曾国藩担任阅卷大臣时，想索取刘的楷书以便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长佑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坚持不给。后来，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旺，曾国藩成了刘长佑的顶头上司。一次，刘长佑以草写的文稿呈上，他的幕僚说：“如果曾公心怀旧恨，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长佑说：“大敌当前，顾不了那么多了！”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后觉得非常正确，给予肯定。
刘长佑知道后，对那位担心的幕僚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件事没有一点芥蒂，只有圣贤才能达到这样的修养。”
曾国藩的雅量大度，深深影响和教育着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影响，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得很大度，常因自己的傲慢而自责。
一次，一位下属进见他行礼时，李鸿章抬头望天，好像没看见一样。进见的官员坐下时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
李鸿章说：“外间的传闻不可信，身体尚可。”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见，中堂可能患了眼睛的疾病。”李鸿章笑道：“荒谬。”官员立即说：“刚才卑职向中堂请安时，中堂没有看到卑职，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忙于政务没有觉察到吧。”李鸿章大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随后向该官员道歉。
宽容大度，以诚待人，这是增加一个人人格魅力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在自己遇到难事，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的时候，平日里自己待人的态度减少了办事的阻力，增加了渡过难关的可能性。所以说，人的命运好坏其实取决于自已．的努力。
8.隐忍有道，终有所得
克制忍让是低调做人的要义，也是超凡品性的集中体现。能抑制自己情绪和行为的人是内心坚韧的人，也是更能融于社会的人。
古人说：“行忍情性，然后能修”、“能忍则安，全身远祸”。忍能表现一个人的肚量，突出一个人的修养；忍的同时，可以换来和气，另外，忍还可以减少损失或得到实惠。能不能做到“忍”，是是否能成大事的关键条件。曾国藩的“忍”功练得很好，在别人看来难以忍受的事情，他却能泰然处之。
曾国藩曾说过：“第一贵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人只有学会忍气才能静心，才会有出息。曾国藩深知其中的道理，且清代满汉有别，身为汉宫的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存有疑虑，时时警惕“功高震主”而以“忍”字当先。
胡林翼身为湘军集团首领，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学会了“忍”。湖广总督官文非常宠爱一位小妾，在这位小妾生日之际，官文用正室夫人的名义向各方宾客散发请帖，可见他对这位爱妾的宠爱程度之深。被邀请的各路宾客来到官文府邸后，才知道事情真相。
在当时，名分异常重要，只有正房可以以夫为贵，小妾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为小妾庆贺无异于侮辱自身，贬低自己。官文所请宾客中有一位藩司，他知道实情后异常愤怒，气鼓鼓地说道，如果真是夫人寿辰，大家一起前来祝贺，这是礼节。可是现在是为小妾庆贺，对朝廷里的官员来说无疑是大侮辱。于是要退回贺帖，一些人也照他的样子做，顿时使得官文脸上无光。
胡林翼在旁将藩司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并一再称赞此人说得极是。但是刚称赞完毕，便来了个大转弯，他将手中贺帖递出，传诸官文宠妾。要回贺帖的那些人过意不去，纷纷祝拜。
胡林翼在官文宠妾生日那天帮助他化解了尴尬局面，得到官文欢心的同时，也使官文的宠妾对他有了好感。后来，官文的这位爱妾去胡林翼家看望其母时，胡林翼吩咐左右，同样以夫人的身份来对待她。又过了一些日子，官文的宠妾便成了胡林翼老母亲的干女儿。这位小妾在官文那里不时称赞胡林翼，官文受到枕边风的吹拂格外善待胡林翼，使得官文与胡林翼两人关系越来越好。在以后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二人的合作为湘军的成功奏响序曲。曾国藩的“忍”成就了一代“圣贤”之名，成为了“官场楷模”。
他教育二子曾纪泽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上下功夫。”
曾国藩也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他就突出地体现“忍气”二字。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将安庆攻下后，令湘军东下，并以两江总督身份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也是有目的的，曾国藩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为保江西安稳，就派兵移驻该省。而要想稳定军心，必须有军饷保障。曾国藩为此大伤脑筋，与当时的巡抚陈启迈发生激烈冲突。有了那次的教训后，曾国藩未雨绸缪，为解湘军军饷之难保奏沈葆桢，使其被加授安察使衔。
李秀成获悉湘军东进后，立即派兵入江西。沈葆桢见大敌逼近，迅速建成一支军队，并调请了好几支军队共同守卫江西。为保军饷，沈葆桢竟提出不再给湘军供应。在这之前，曾国荃所率湘军的军饷都是经朝廷批准由江西提供的，比如江西厘金，九江关洋税银等。此时，曾国荃部的湘军正驻扎在雨花台，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此时没有军饷，后果不堪设想。沈葆桢非但没有记挂曾国藩的恩情，于危难之际反而向曾国荃发难，这引起了曾国藩的愤怒。
曾国藩分析形势，就轻重缓急而言，当以雨花台为重。为解燃眉之急，曾国藩私下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写了封信，要他抽3万九江关洋税银给雨花台大营。在蔡锦青向南京运银时，被沈葆桢发现了，运银之事未成。
曾国藩虽心中有不平，但经过多方考虑后，没有参奏沈葆桢，而是上奏要求“引退”。沈葆桢随后也呈上折，欲辞去巡抚之位，回家赡养高堂。面对二人的奏请，清廷下旨将江西厘金对半分给曾国藩和沈葆桢，并从其他方面给湘军筹集军饷。因为曾国藩委曲求全，就停止了两人之间的纷争。
曾国藩不仅能忍，他也很佩服能忍的人，并且很重视这样的人。
李续宾是湘军中一位非常勇敢的将领，曾国藩重视他，不仅在于他的勇敢，更看重的是他的“忍”功。他在给其子李光久的信中写道：“昔年令尊忠武公虽有不悦之人，从不形诸词色……愿足下力法家训，专从‘忍耐’字上用功。内则读书写字，令人起敬，外则忍气寡言，令人起慕·…一”
能忍之人必有过人之处。曾国藩的“忍”字功夫也是日积月累，官宦沉浮中锻炼出来的。行事谨慎，自减锋芒，这才是智者的保身之道。
　　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坚定的信念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遇到闲难，或急躁或退缩或希望它凭空消失，都是不现实的。只有持之以恒、坚忍不拔地进取，才能克服危难取得事业的成功。
1.志有定法，脱于俗流
天生为凡人，怎能脱流俗？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只要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就获得了脱离世俗的心志。
志向，与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生存的意义。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孔子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
惟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到。当然说得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主张在学习和奋斗之前要先立志，不立志就好比种了植物不培根、不浇水，只能是徒劳无功而已。这种观点与曾国藩主张的以志为本是一个道理。
立志是一个慎重又多思的过程。曾国藩曾为立志心神不宁：“自从去年12月如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
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曾国藩不仅为无志而忧，更为有志而叹：“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大魄力也不是有勇无谋地一味付出，而是危难时刻的果断与冷静，谨慎与精明。可以说，想确立远大的志向就要先学会放下小的情怀。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不会产生大的气象和作为。
曾国藩在20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
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这也是曾国藩传于后世的最经典名旬。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自比于李斯、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名相，千古流芳。随着其学识的增加，思想的逐渐成熟，他对其志向的思考更加深入和具体。
曾国藩认为立志必须有步骤，但光有志向还不够，更需要“勤”、“俭”、“明”、“孝”、“信”等素质予以辅助，几方共同作用才能够达成志向。
“勤”是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最深的品质之一。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为官、治军，皆以“勤”字为本。自古以来，当政之人皆以“勤政爱民”为训；为官之人只有勤于做事才能造福于一方百姓。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他不仅率先，而且还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所以说，“勤”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导致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达到“俭以养德”的效果。他说：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这一点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由此可见，心明眼亮，办事明快，有效率、有水平是实现志向的必备素质。
“孝”。曾国藩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他认为只有立身、立志，方能更好地行孝，孝在这里不是狭义的尊老，而是广义的惠民、亲人，不只是父母，而是天下所有值得敬佩和尊重的长辈，有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味。他把尽孝与立志巧妙地结合起来，所以他能有比别人都豁达的心胸，事业有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信”。曾国藩认为，“失信”为清朝官吏无为堕落的根源。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
“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曾国藩指出的这几个方面，正在于他个人的精神修养。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
所谓治心之道，皆属于精神修为。由古至今，凡有所成者无一不注重精神所得。只为做事而做事，与为志向而谋事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而只有达成志向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丰收，才是不流于俗之志。
2.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一个统帅、领导别人的人，首先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最好的收心方法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
为人处事讲求原则，高标准、高要求、高效率，但能做到对人的过错不计较和苛责，这样的领导则少之又少，曾国藩算是一个。
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迹名胜，也是游船画舫的积聚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战争结束，秦淮河畔出现了昔日的画舫，恢复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对涂廉访说：“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后，甚是别扭。
没几天，曾国藩约各位官员共游秦淮河，并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问，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30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30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30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僚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是曾国藩自认很难做到的。但他仍旧尽力而为，在选任用人上尽量做到宽容。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
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大凡居官为宦的人，仕途坷坎不平，身败名裂的不在少数，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职，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只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问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做事讲求原则，要求也很严格，但不管是多急多大的事情都能冷静。客观地对待，不以一时的情绪做事。他认为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很是妒忌，于是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但他的方式过于激进，又杀人又抢夺，激怒了刘铭传，刘铭传把陈国瑞的士兵全部打死，还将他软禁。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他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