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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wner of this website (www.baoliny.com) has banned your access based on your browser's signature (41b7be-ua98).一代宗师徐舜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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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8　　责任编辑: 钟明
宋蜀碧近影 陈戎摄
1946年结婚照
也许很多人还不太熟悉科学家徐舜寿、翻译家宋蜀碧，但这对才华横溢、为祖国贡献多多的知识伉俪却值得描述。适逢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逝世百周年纪念，我们特去拜访了《托尔斯泰传》（艾尔默·莫德）的中文译者宋蜀碧。
宋蜀碧女士耳聪目明，微笑着与我们交谈，却没有过多地提及她倾尽半世心血完成的百万字译著，而是更多地回忆起伴随着这部译著的坎坷沧桑，还有她一生挚爱、与译著有着万千联系的丈夫徐舜寿。说起与徐舜寿共同生活的美好时光，耄耋老人露出青春的笑靥；而谈到丈夫的含冤离去，她又禁不住热泪盈眶，难以释怀。
打开《托尔斯泰传》，书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舜寿，愿他的灵魂永远安息。”
今年5月刚刚付梓的宋蜀碧自传《我的回忆》，全书的最后一句话让人读之泫然：“也许明年，也许后年，我将与他相聚，相伴，我们将安定、幸福地长此生活在一起。”
人们常说“郎才女貌”，而宋蜀碧除了天生丽质外，亦才情卓然，其译著思路清晰，文笔洗练，语气与语调间透出基于良好教养的庄重与典雅。而她的丈夫徐舜寿，乃为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一代宗师，堪称航空工业一颗璀璨的星辰，至今还被他的同行们所崇敬与怀念。
——这是一个怎样的爱情故事，又是怎样的一首报国诗篇？
1朝晖起处君何在
提到徐舜寿这个名字，业外至今鲜为人知，但若提到其胞兄徐迟，却是闻名遐迩。徐迟的文学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的报告文学让中国人了解了哥德巴赫猜想。而徐舜寿则是怀揣航空报国的远大志向，一生奋力问鼎我国航空工业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航空工业尤其飞机设计事业的发展历程中，他有着突出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飞机“歼教-l”顺利飞上了蓝天，开创了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先河。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军委参加了庆功祝捷大会。而担任“歼教-1”飞机总设计师的就是当时41岁的徐舜寿。
1956年8月，徐舜寿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并担任主任设计师。他呕心沥血，把整个身心投入到飞机设计事业中。由他亲自带出的团队、在他直接领导下培育出的飞机设计人员，如顾诵芬、冯钟越、屠基达、管德、陈一坚……遍布我国自主设计机型的重要岗位，支撑着航空科研事业的脊梁。由他主持、组织和亲自设计的飞机歼教-1、初教-6、强-5、歼-6、轰-6、运-7……大字书写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发展史上。
然而，正当徐舜寿要为各种新型飞机设计施展自己的才能时，十年动乱开始了，他遭到残酷迫害，受尽折磨，于日不幸去世。约30年后，他的三姐夫伍修权还曾深情撰文说：“他只活了50个春秋，正当壮年。我们许多熟悉他的同志，为他的过早去世，为我国航空科研事业的重大损失，深深感到痛心和憾恨!”
40年生死两茫茫，独坐黄昏谁是伴。
耄耋之年的宋蜀碧每当回想起在“文革”中的种种遭遇、丈夫的惨死，往往仍不免有万念俱灰的感觉。她常常在努力探索中，循着丈夫一生的经历，力图弄明白一些原来不懂的事情。在回忆录中，她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已年过八十，来日无多。近年来，我从阅读书报中，逐渐感悟到人世间的万事万物，并非一切都可凭借现在掌握的科学道理解释清楚。”
更多时，她捧读丈夫最后将近一年时间给她的、被抄走后最终又还回来的书信，和他倾心交谈，仿佛又回到过去的岁月。昔日情景历历如在眼前。
2仙侣共舟水之涯
“蜀江水碧蜀山青”——出身书香门第的父亲宋诚之也许是出于对白居易诗句的喜爱，给1924年出生在成都平原的她起了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蜀碧。她上有三姐一兄，下有二弟。父亲中学时代即酷爱英文，博闻强记，有“活字典”之称，应聘担任成都高师、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的英国文学教授。
宋蜀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养成勤奋认真、纯真坦诚的优良品德。她美貌、聪慧而又活泼、灵动，时不常会冒出一些精灵古怪的念头，做出一些特立独行的举动，显现出某种大胆乃至叛逆的性格和气质。中学时，被同学送予昵称“宋猫”。1946年，宋蜀碧毕业于华西大学英语系，专攻外国文学。
故乡南浔的儿子徐舜寿则生于日，1937年20岁时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专业，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从事航空事业，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上校军衔。哥哥徐迟这样追忆徐舜寿：“那时并不知道，我全家的灵气却是集于他一身的。他后来长得轩昂，仪表非凡，品学兼优，吸取知识比海绵还多还更饱满。”
被徐迟称为“水晶晶的家乡”南浔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徐舜寿的曾祖父徐延祺曾是紫禁城内太和殿旁的军机处行走。祖父徐麟年，家教甚严。父亲徐一冰曾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体操学校和第一个现代体育刊物《体育杂志》，奠定了属于“我国第一代的，居于第一位的现代体育家的身份”，后又卖掉全部家当开办了南浔镇贫儿教养院。
如江河行地，南浔徐氏一门，徐一冰、徐迟、徐舜寿父子三人，在不同领域都创造性地开拓了自己的事业，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宋蜀碧与徐舜寿的相识十分偶然。1942年，高中毕业的宋蜀碧等待大学发榜时到朋友家玩，几个人一起打桥牌聊天。那天和她打对家的是一个相貌英俊的陌生人，身材修长，有双明亮机敏的大眼睛，举止很文雅，似一缕金风。这个年轻人就是徐舜寿，当时正在成都工作。
牌桌上，宋蜀碧听年长自己七岁的徐舜寿讲了许多走南闯北的故事。随后她就不断地收到他的信。她听朋友说，他几次去过那朋友家，总是在大门口问问宋小姐去没去，如果没去，转身就走了。一来一往，他们的信写了下去，她的回信充满睿智，人又美貌可爱而俏皮，宛如玉露一掬。渐渐地，他们每星期都会见面。
两人相识之初，时年18岁的宋蜀碧也会对徐舜寿做些有趣的事，她常忆起那个恶作剧：“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我给舜寿写了一封信说，我已随家人离开成都，去很遥远的地方了。4月1日那天下午，传达室的男孩在宿舍楼下喊我，说外面有人找!我急急忙忙跑出去，一看是舜寿。他看见我，笑笑说：‘你不是走了吗？’”然后，他们又和往常一样，沿着体育场旁边那条垂柳飘拂的大路，朝华西后坝走去。他对她说：“你这封信写得特别好！看完信，我掉泪了。后来想想，不大对，再仔细看看，信是4月1日写的，但邮戳是31日，这才想起原来今天是愚人节。上你的当了！”
有一天宋蜀碧收到一封信，是徐舜寿寄来的，摸着软软的，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把信封撕开来，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朵嫩黄色的雏菊。看来是刚采下来的，仿佛还带着水汽。信纸上只有一句话：“我爱你，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她的心禁不住怦怦地跳了。其实从他身上，她早已感受到他对她的爱。而此刻她意识到，她也是从心里爱着他的。
啊，我奉雪山为赠品。
啊，君收云海作诗声。
两人终以共同的志向及对文学、音乐的爱好走到一起，1946年9月在成都举行了婚礼。
3奇功奇业建辉煌
日，中央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成立，地点在沈阳（后迁回北京）。同年7月，徐舜寿从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调往沈阳，进入航空工业局。从1954年开始，航空工业工作的重点由修理转向制造，而且仿制新机工作的形势很好。
“一五”期间，航空工业顺利地完成了从修理到仿制的过渡，在创建时期取得了长足进步。后来，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国航空工业的“黄金时期”。在一系列新机型的研制工作中，徐舜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被毛泽东主席签署嘉奖信的飞机初教-5(雅克18)的正式试制计划就是在苏联专家协助下，由徐舜寿在1954年初亲手编制的，苏联专家称他为航空工业局的飞机总工艺师。
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分党组织做出了从仿制到自行设计战略转变的决定，发出了在沈阳112厂成立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的命令。徐舜寿被任命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
奇志奇思展奇才。
奇功奇业建辉煌。
这曾是他多少年“航空报国”的梦想！
徐舜寿接到命令后，由衷地高兴，立即打点行装，只身前往当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沈阳。而宋蜀碧则和一儿一女留在北京家里。知道他是去干他喜爱的飞机设计工作，全家都为他高兴。有时吃过晚饭后，宋蜀碧会带着一双儿女去东单路口买一包刚出锅的糖炒栗子，在寒风中低着头走回来。有时风大了，他们得背过身去走几步，但心里是暖和的。到家后，糖炒栗子还热着呢。于是娘儿仨坐在火炉旁边，一面吃着又香又甜的栗子，一边说话，或是孩子听妈妈讲故事。
两人婚后的20多年里，尤其1949年以后，他们各自忙工作，徐舜寿走南闯北，仅大的调动就有五六次，聚聚散散，鱼雁传书是常事。等孩子们入睡后，她摊开稿纸开始她的翻译工作，有时会给丈夫写信，生活温馨而有趣。有时他回北京，全家人高兴得就像过年。后来他们有了儿子小三儿。
1958年，宋蜀碧带着孩子调往沈阳。
1961年，徐舜寿调到新成立的601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技术副所长。
1964年的一天，徐舜寿对妻子说，他将调到西安附近的一个研究所。宋蜀碧略微有点吃惊，新机试制即将开始，为什么这时候调动呢?她问他，这时候你愿意调走吗?回答是：“只要是搞飞机，到哪儿都行！”
这年夏天，徐舜寿举家迁往陕西，新的研究所在相距西安140公里的阎良镇。这是他们1949年以后的第五次搬家。在阎良的六院十所（即后来的603所），徐舜寿任副所长兼总设计师，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创业。他在这里组织领导了伊尔-28飞机的改装后风扇涡喷发动机的设计等工作，并为运-7的研制做了积极贡献。
4擘钗破镜难别离
1966年6月的一天，四清工作队通知徐舜寿，沈阳601所要他立即回去。原来他们已准备了成百上千张大字报，布置三天内要将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进行批判。没想到，夫妻这一别，竟然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又回到书信不断的日子。
在暂时“平静”的时刻，徐舜寿便到图书馆和情报室借书籍、资料来学习。后来有技术人员给他拿来美国军标《MIL—F—8785B有人驾驶飞机的飞行品质规范》，他就独自在招待所翻译，以便给飞机研究作好技术准备。
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惦念妻儿：
“27、30日来信收到,知道汶回来了,还准备去延安,那应该坐火车到铜川后步行去的。如果有老师一起,并且准备得好,那走一趟很有意义。……还有要带点药、纱布、红汞等等。”
1967年4月，徐舜寿终于被允许回阎良603所。他以为就要回到自己盼望已久的技术工作岗位了，该有何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兴奋！行前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最近算了一下账，是1956年10月来沈阳，开始搞这一行的……到十所两年多，还是1964年六七八3个月和1965年三四月做了一点事。其他基本都没有沾所里的技术工作边，这样下去可真很难工作得好。等这次运动过了，得从长计议一下。”
他该是怎样“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期盼和展望！
令人遗憾的是，他永远不可能从长计议了。回到603所后，他马上“靠边站”了。随着“文革”动乱的加剧，“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走资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横加在他的身上，他被无休止地、残酷地批斗、审讯、逼供、关押、强劳、殴打，被强行服用残害身体的药物……所受的非人折磨，史料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1967年的冬天，是宋蜀碧一生中度过的最寒冷的日子。
有一天，徐舜寿轻声地对妻子说，“要是我不在了，你会好好地活下去吗？”妻子泪流满面，轻轻地点了点头。几天后，宋蜀碧去给他送粥，他对妻子说，看见窗外一个孩子在地里掰苞米，他想到了小三儿，心里很难受。妻子对他说：小三儿不会去掰苞米，我会照顾好他的。又过了一天，他又对她说：他们说要给我换一个地方，大概是监狱。妻子立即宽慰他说：“不要紧，就算真给你换一个地方，我也会和你一起去的！”
形势越来越紧张。深夜，宋蜀碧将他们从相识到结婚，四年间写的、两个人加起来四百多封、不知什么时候被徐舜寿都按时间顺序整理好的信，心流着泪、颤抖着手，一页一页地投进炉子里烧成灰烬。那是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点点滴滴的详尽记录，是他们共同编织的美丽的梦。本来是封存在箱子里的，他们没拆开读过。他们约好，到老年再来重温年轻时的旧梦。但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恐深文周纳，又人命危浅，哪容留下一包旧信呢？
日，徐舜寿在当天又被残酷迫害后溘然长逝。没有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离开了他一生钟爱的航空事业。
遗体火化时，火化工人说：“这个人是非正常死亡的。正常死亡的人火化后的骨灰应是白色的，而这个人火化后的骨灰是发黑的！”
5留予他年说梦痕
徐舜寿离世后，他们的大儿子徐汶正在读初中。许多年以后，宋蜀碧才听他要好的同学说起，他们几个常常坐在第八研究所大操场的篮球架旁边，谈着将来怎么办。这几个同学，当时有的已被抄家，有的父亲已被隔离审查。他们谈一会儿，哭一会儿，好久好久才各自回家。这一切，徐汶从未对妈妈讲过。
小儿子徐源当时才10岁。有一天对妈妈说：“我快点长到18岁就好了!”“为什么呢?”“18岁就可以当钳工了!”“可是你得念书啊!”“不，我到18岁当钳工，你就不用养活我了，你的负担就轻了。”宋蜀碧听了心如刀割，她才10岁的儿子已在艰难地思考自己将来的出路。
紧接着，宋蜀碧过了8个月逃亡的日子，孩子们被不停地辗转寄居在亲戚家。为了把孩子们培养成人，为了丈夫的遗愿，遇有冤狱当然要逃生！但她最终还是被“捉拿归案”。日，她开始了9年被专政的生活，打扫猪圈，掏粪坑，后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天，来豆腐房劳动的一个后勤处的人对她说，器材处仓库里有一箱子书，全是外文的，大概是徐舜寿的技术书，你去拿走吧。她急忙跑到器材处仓库去，地上有一个不大的木箱，一看，里面果然全是他们夫妻的书。有狄更斯选集，有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有司各特的小说，有《莎士比亚全集》和徐舜寿托朋友从国外买回的《托尔斯泰传》原著等等。这些书失而复得，使她喜出望外，也令她百感交集。
夜里，在狭窄的小厨房里，她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书。然后，将这些世界名著讲给孩子们听，三个孩子都听得聚精会神。
早已居无定所的他们只有一间屋子，屋外是老乡的厕所和积肥的大粪堆，屋里顶棚上老鼠跑来跑去，吱吱地叫着打架。生活艰辛，前途又渺茫，但是，她好像一下子富有了，在凛冽的寒风中感到了温暖。那些读书的夜晚，是娘儿四个在万般无奈的困境中唯一的一点儿欢乐。
是1976年那个十月的到来，才让宋蜀碧拨开云雾又回到了阳光下。1977年的冬天，最是她扬眉吐气的日子。劫后余生，喜泣文光射斗牛。她的两个儿子在恢复全国高考时同时考上了大学。
1979年，宋蜀碧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同时，在相隔30多年后，她又着手继续补译《托尔斯泰传》。1943年初，在重庆，徐迟应友人之约翻译了英国人艾默尔·莫德著的《托尔斯泰传》（上下两卷）其中的一部分，1947年交给刚大学毕业的宋蜀碧继续翻译。但第二年她补译完第一卷后，出版部门被国民党查封，译稿下落不明。所幸很久后失而复得。1953年徐舜寿委托朋友辗转买到两卷合订本，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译完第二卷。可是出版社还是以“不宜出版”为理由退回。稿子退到徐迟那里，“文革”中，被徐迟的夫人巧妙地藏在碗柜里，才躲过劫难。历经坎坷后，译著终于在2001年5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与托尔斯泰其它的传记不同，这部传记的原作者是精通俄文并熟悉俄国生活与托尔斯泰思想的、托尔斯泰本人的好朋友。他和夫人用英语译出了几乎全部托尔斯泰著作，他翻译的作品都给托尔斯泰看过，包括这部传记的最初版本。
经历了十年浩劫，再来翻译这部传记，宋蜀碧觉得比起当年刚离开大学不久，对人生、对世事、对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思想，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了更多的领悟和感受。
同时，她还与小儿子徐源合译了一本美国出版的《数学大师》，译书曾一版再版。
在世界史所工作了近十年之后，她于1987年离休。这之间她参加了《美国社会思想史》、《我的中国》等大量著作的翻译工作。
6余霞如绮尚满天
徐氏一门以诗书传家，重情操育人。徐舜寿与宋蜀碧的三个子女历经家庭变故，艰苦玉成。几十年过去了，宋蜀碧可以告慰丈夫的是，他们的孩子都已从艰苦的岁月中成长起来。女儿徐汎，自学成才，如今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专家委员会委员，退休后仍在忙于赴各地讲课、评审等工作。长子徐汶，经过八年在砖瓦厂当工人的长期磨炼，终于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成为航空战线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次子徐源，下乡务农数年，也于1977年考上大学，如今早已是美国一所大学数学系的终生教授。
斗转星移几十年，人们没有忘记徐舜寿。
2005年的5月，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成立一周年之际，徐舜寿的汉白玉全身塑像正式落座于母校的航天航空学院。
2004年12月，徐舜寿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建历史文化名人园雕塑长廊，作为入选的五位科学家之一，他的铜像树立在故乡的文化广场上。
在宋蜀碧和孩子们倍感痛心、哀伤的地方，日，阎良603所举行了隆重的徐舜寿铜像落成及揭幕仪式。塑像栩栩如生，英姿飒爽，目光坚毅，一如他生前对航空科研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1992年，603所设立了“徐舜寿青年科技进步奖”，那是603所的后来人给予徐舜寿的最高礼赞。
是的，人们有理由相信，志书总由后人写，更何况殷鉴不远——塑像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2008年3月，清明节前夕，宋蜀碧和徐汎、徐汶一起回到徐舜寿的故乡，将他的骨灰安置在当地的陵园。那是一片开阔、宁静、绿草如茵的陵园。北面两棵大树下，是徐舜寿的父母和兄长徐迟夫妇的陵墓，右边是他的三个姐姐徐曼珠、徐和、徐曼倩的陵墓，左边即是徐舜寿的黑色大理石的陵墓，简单、朴素。在这片宁静的陵地里，徐舜寿与亲人们安息在一起，从此远离人世的纷扰。
面对着徐舜寿的陵墓，宋蜀碧为他坎坷的命运和不幸的遭遇感慨万端，也为他能够有这样的归宿而欣慰。她从心底默默祝愿丈夫的灵魂永远安息！
如今，不仅宋蜀碧，不仅他们伉俪之子女，所有致力于航空工业事业的同仁们都仍这样怀念他——徐舜寿的一生，以美丽的朝霞开始，复以绚烂的落日告终。虽含冤而死，悲愤而无奈，然落日之后尚留下了余霞如绮的西天，令人仰望！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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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惟愿一生是学生
我的第一本电影文学、电影论文集《探索》出版于1982年，其中收有主要的论文和杂文17篇，于1982年出版。容我大言，我以为《本末》《求真》《树人》三篇长文的基本论点是站得住的。此后又陆续写了多篇，其中多数是应刊物之约。到了2001年中，我又编一部论文集《银幕外的声音》，收有拙作110篇。《探索》的出版十分顺利，那时中国电影出版社是赢利的大户。此后出版业从艳阳的初春到了萧煞的深秋，出书难极了。有幸得到中国影协书记李国民同志的慷慨和大力的支持，文集得以问世。当然，严肃的作品面对低庸的文化市场，自然成了很难嫁出去的女儿。书的编成在2001年，出版则是2003年。
自幼的好友王滨逝世于1960年。他的一生是勤恳探索的一生。早就想为他立传，总觉来日方长，迟迟没有动笔。到了2001年初，我已是耄耋之年，再不动手，更待何时。惜乎晚矣。他生前的友好和合作者，大多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在延安时期排过5部话剧和1部歌剧，自1949年后又拍了4部电影。所有导演的手记、案头工作的资料、关于影片的评论文章几乎荡然无存。米少，也得成炊。从2001年的元月到3月末，我草成8万字，分4个时期简述了他的一生，即《烟台时期》《上海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时期》。掂掂分量，实在与老友的业绩不符。我想自费印一千册，但是出版社认为没有销路，印了500册。与此同时，王滨的女儿王丁菲多方奔走，请乃父的生前友好写了纪念文章，把我的评传也收入，编成了《忆王滨》一书。言念及此，已不知悲喜为何物。有胜于无，聊可慰老友的英灵于万一。
如前所述，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文艺整风的全过程。纪念《讲话》20周年时，与北京、与上海的三数友好都写了学术的论文，虽无纪念讲话之名，但是都用《讲话》的基本原则为准则。45周年纪念时，我写了《立本·开源·正流》和《认真重学〈讲话〉是电影界的当务之急》。48周年时，我有《坚持“二为”方向不动摇》。50周年时，我有《重要的是认识自己》，意思是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认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还有55周年时，我有《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之作。60周年时，我写了《光辉思想照耀文艺新天》《为什么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历史命运》。这一期间我忽然忙起来，有不同的电视台和报刊记者来访。我都认真地原原本本讲。我讲3小时，他们用15分钟。我想，值了，因为相信我这小沙弥念的是真经。
《〈讲话〉的历史命运》可说是我学习《讲话》的一个小结。我讲了不同历史时期《讲话》所起的作用，所遇的曲折，所造成的光辉文艺成果，然后说：“《讲话》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论，即能动的反映论。《讲话》是基于周密的调查研究而深思熟虑的成果，不是偶发的感想。《讲话》涉及的是文艺的根本问题，不是枝节。《讲话》的党性在于它的战斗性和现实针对性。《讲话》的科学性与一切陈旧的、落后的、反动的文艺观划清了界线。《讲话》有所批评，都是说理的、与人为善的，是寄厚望于大多数的。《讲话》不是一切人都能接受的。接受《讲话》需要有先进战士的立场，有科学的态度，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素养。《讲话》同时又是浅近易懂的。《讲话》决不强加于人，而是以其真理性剀切地说服人。从不理解到理解，到深刻的理解是一个过程。一切拥护《讲话》的人都必须从实践证明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在文章的结尾我又说：“客观事实逼迫我思考一个问题。《讲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文艺家探索、掌握、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也掌握艺术创作的规律。《讲话》并不标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为什么不同时期总有些人不拿它当参考，却拿它当靶子，向它射出形形色色心造的箭。‘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执行中的偏差失误在所难免，也只有在实践过程中，采取客观、公正、科学的态度，才能丰富它，发展它。这里显然有一个立场问题。《讲话》千言万语，不过讲了一句话：‘为群众，如何为群众。’《讲话》在不同时期所遭遇的命运推出一个真理。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有为群众的头脑和火热的心，才能接受《讲话》，才能理解《讲话》，才能生生不息地在实践中发展和丰富它的总精神。”
进入21世纪，好友和老友一个个相继谢世。女作家草明于2002年2月间逝世，我异常悲悼。我和她曾一起在鞍山工作十多年，办工人学习班，南下访问水利工程基地。一朝辞世，宁不痛心。她的女儿编纪念文集，我写了《悼草明》，抒发心头的哀思。老友张希至原是亿万富翁的女儿，于上海解放前夕随家去台湾。但是她执意回了大陆，迎接了上海的解放。后来先后在《人民文学》、长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任编辑。她勤恳细心的工作受到称赞，但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包袱整整压了她30年，直到“文革”后，才卸下来。她的父亲是台湾资本的要人，可自由地去美国，但是台湾当局不许他来大陆。只好在香港见面。希至办去港手续时要她销户口，说没有人去了还回来的，但是她不肯。去了，老爸见女儿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大资本家的立场十分坚定，在他的心目中，政治超过亲情。女儿也回答得好：“爸呀，你的女儿人家能要么？”她曾数次写入党申请书。当然不要。她回大陆时入关，关员大为惊奇，说早知这样，不如你去时把证件留给我。回到珠影，人们也大为惊奇，说：“人们都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希至说：“我宁肯回来挨批斗，也不愿过那种生活。”这就是中华女儿的骨气。她患的是白血病，整整受了5年的极大折磨，终于静悄悄地去了。我写了《亦歌亦哭悼希至》，刊于长春《电影文学》2003年8月号上。我歌的是她的正直、热情、坦诚，哭的是她的苦难坎坷的一生。
我自小的爱好在文学、历史、哲学方面。30年代初到上海，受王滨和田方的影响，兴趣渐渐转向电影。从1946年以后，我又跟他们侧身新中国的电影工作。不幸田方于壮年大有作为时，一病不起。我于2003年岁末，开始写《田方评传》。也与《王滨评传》一样，动手晚了。靠于蓝和北影剧团马崇乐提供的一些资料，我结结巴巴写成12万字，本与出版社讲定出版。为纪念中国电影100年，他们要出版一系列电影家的传记，也包括田方的传记在内。
进入80年代，我为自励，写了8字箴言：“苦学、深思、约言、笃行。”约言和笃行的意思是少讲空话，多干实事。进入90年代，我又以48字自勉：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勤以从业，诚以立身。俭以自奉，厚以施众。不鹜虚名，不营权位。不牟私利，不记私仇。不忘工农，不失童心。
我以为最后8个字最为重要。不失童心，自会永葆青春，天天向上。工人和农民是共和国的功臣，特别是农民。10年内战时期，穿上军装，成为红军的是什么人？农民。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八路军的是什么人？农民。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是什么人？农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工农不会翻身。没有工农，共产党岂不成了光杆司令？人们习惯于说，共产党和群众是鱼水关系。这是确切的。但是没有水，鱼活不了；没有鱼，水照样流。有水才有鱼，而创造历史的巨鱼也都是鱼群中跳出来的。进入21世纪，工人和农民被称为弱势群体。他们是怎样成为弱势的。是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成为弱势的？让工人农民得到一些经济利益，这当然很好。但是远远不够。第一要义是恢复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我的8字箴言和48字箴言都拿给我的大女儿看。她说她完全能做到，她的弟妹也能做到。天乎，我庆幸我的心愿后继有人。
九十六、海内处处有知音
岳麓山、爱晚亭、橘子洲，我都到过。那是在我访问潇湘电影厂的时候。那时没有“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风光。橘子可是绿遍了橘子洲头。遗憾的是没有去韶山。1994年11月初，第14届“金鸡”在长沙颁奖时，给了我去韶山的机会。新修的建筑物，拥挤的摊贩，嘈杂的人声，掩盖了毛泽东旧居的素朴。我恨透了全国各地纪念景点的“现代化”。
次年的2月中，又随一行人到了潮州，为了纪念陈波儿从影65周年，并为她的塑像揭幕。波儿逝世于1952年，正当风华正茂的中年。凡见过她，与她有过工作联系的人，无不为她那智慧的、亲切的、和善的目光所倾动。她是“左翼”电影的先驱，也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者之一。为她的大理石雕像揭幕时，正有迷蒙的细雨。公园里绿色氤氲，象征着波儿永存的生命。这里曾是韩愈被贬斥的地方。“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想不到这个“文起八代之衰”，主张“文以载道”的先生，虽然只在任八个月，竟然为潮州做了许多好事。《祭鳄鱼文》是周知的。一祭，鳄鱼都不来了。信不信由你。兴修水利，因之名为韩江。山名韩山，上有韩公祠。由此我想到，我国古代的文人，不管是尊孔的，信佛的，敬庄老的，不少人还是为老百姓做了些好事。杭州的苏堤和白堤也可为例证。
1995年3月，《中流》的一篇《历史的冲突》重重地敲中我的心弦。从文中得知作者丹阳是去美国留学的，这时已在美国的大学里任教。她感慨地说：“就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难以在众人面前说自己的父母是好人一样，我不能在熟人圈里轻易直言，说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充满虚伪、剥削、暴力与歧视的国家，它绝对不是孙中山所说的‘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中的一员，它的富有是建立在对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人力进行高度控制与剥削之上的。……”言简意赅，画出了白宫美国真面目。（我一向把白宫的美国和美国人民分开看。）还有两段最打动我的话，一段是说：“是从什么时候起，曾经是公有的工厂企业在某些人嘴里变成了‘我的厂’，‘我的工人’，‘我的摇钱树’。他们巧取豪夺，窃公物为己有，抓美元，置私产。任何人只要对他们暗中发迹的巨财和日益灼手的权势提出疑问，对他们拾当年四大家族旧法，唯金元帝国是从的欲望无法苟随，他们诬陷与威胁的大棒就砸将下来。”另一段是说：“他们阉割着改革的实质，侵吞着公众几十年千辛万苦勒紧腰带积累起来的资产，跻身于西方白人的行列，践踏着十一亿中国老百姓经历了十年惨痛之后，对改革所寄托的深切期冀，这样的暴发新贵，当然是做得心中有鬼，当然要在美利坚的土地上积极备后路，以防‘万一’了。”
我“贪婪”地读完，极为激动，情不自禁地写了几句眉批：“此文极好，大可一读。思想如此敏锐，文字如此洒脱，骨气如此硬朗，实在难得难得。这样的人有多少？如果一百个高级知识分子中，有10个是这样的，中国必有希望。”凡我估计会有《中流》的朋友，我都去电话，推荐此文。又复印了若干份，寄给没有这刊物的人。我总是心潮涌动，不能自己，于是提笔为文，题曰：《海内有知音》，刊于《中流》7月号上。想不到此文得到热情的回应。电话上的是熟悉的朋友，从各地来的信上是陌生的同志，真正的同志。
从报纸的广告上，得知有新校订的《资本论》出版。我兴冲冲跑到北京最大的书店。找遍花花绿绿的书架，找不到马克思的书。我问为什么没有马克思的书？答曰：“我们没有，没有人买。”跑到第二家，也没有，问，得到同样的回答。跑到第三家，我问：“你们书架上为什么没有经典著作？”服务小姐翻我一眼，“你说什么？经典？没听说过。”我失望、悲哀、愤怒。于是发而为文，题曰《马克思在北京失踪了》，编者以为刺目，改为《马克思你在哪里？》其实不改更好，因为马克思不但在首都的书店失踪，在别处也会是这样，必然是“全国一盘棋”，不调查也会有发言权的。于是我翻出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愤懑地抄下了两句话。“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胡说八道。”“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的袋鼠一起供人欣赏。”当然，列宁也和马克思一样，在北京的书店里失踪了。
从1993年开始，我一直被胃病所折磨。到了1995年9月，胃镜检查，发现球部溃疡。病魔特别惠我，只得时时求助于医生。应《光明日报》文艺版之约，草成一文，题曰《入乎其内才能出乎其外》。这是我一贯的艺术思想。约言之，是三句话：第一句是“勿失其源，勿迷其途”。必须真正探得艺术灵感的源泉，才能驰骋在创造的大道上而不误入歧途。第二句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如果承认丰富多彩、前进不息的社会生活是艺术的本源，若不汩没于其中，不深谙水性，就不能“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第三句是“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这说的是成果。愈是向生活的源泉深入，愈能有不同凡响、高出一筹的眼光，才愈有真正的创新之作。不可低估电影形式的新，这新附立于新生活、新风貌、新意蕴、新感情，唯此，才会有传之久远的艺术魅力，有益于今人和后人。灵魂的侏儒只会造成侏儒的形象，雄伟的人格才会造成雄伟的风格。“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诗人陆游这么说。“我一切的诗都来自现实生活”，德国诗人歌德这么说。真理不怕时间的磨洗，也不受国界的阻隔。
长春电影厂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我是摇篮者之一，也是被摇者之一。而今我飞过蓝天，要去参加建厂50周年的大庆。心头一算，离开长春已经26年了。别是一样滋味涌上心头。什么滋味？说不清楚。厂区依旧，面貌一新。许多老友都真正的老了。老而不朽，都还是精神焕发，满面欢笑。修建起一座“摇篮宫”，其中摆满了纪念品。也挂满了照片。啊，于敏，这是我的一张。当年风华正茂，而今苍苍老矣。“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应当学李白的旷达。我本自然之子，来也自然，去也自然。
我自1953年长住鞍山，因病而认识了叶绮大夫，渐渐成为相知。她是日本人，本名野崎绫子。日本投降时，她才15岁。父母回国时，她留下，在我军医院当小护士。后来，我军送她到沈阳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鞍山。她入了中国籍，也参加了共产党。我和她比邻而居，时相过从。她从普通内科进修心内科，成为专家。1978年我来京不久，她也调来中日友好医院，为心内科主任，后又为医疗总监。她的兴趣颇广，音乐、文学、美术都有涉猎。巧不巧我们又是比邻而居，算来半个世纪有零了。她的医疗服务，在城市，在农村，都有许多感人的事迹。我的女儿于晓燕为她写了长篇的报告文学，题曰《中国女医生》，分5期刊于《中流》月刊。
1996年某日，她拿来一本书的手稿，要求我作序。作者是日本友好人士松居龙二，由她译成中文，将在北京出版。我当然只能从命。原来这是一本身历侵华战争而灵魂憬悟的书，一本从良知深处呼号正义与和平的书，一本为不知战争的日本青年一代而剖心沥血的书。有这样的警悟：“我们为死而活着，活着就是为了死。”也向美国占领者发出抗议。“不审判天皇”，“天皇和财界没有战争责任”，“释放战时首相岸信介”。无边宽大的另一面则是无情的镇压，因为美国佬的“恐赤病”也是无边的。书出版后，我的序文得到中国友人和日本友人的称赞。
此后不久，叶绮又拿来一部译稿，要我作序。书名是《东瀛奇葩》，副题是《日本历史上的杰出女性》。作者是松下孝子，正在北京旅游学院教日语。从书名已经可以知道它的内容。作者以女性特有的优美笔触，分6个方面记述了日本的女性：《史前的女性们》《女皇篇》《才女篇》《女杰篇》《美女篇》《黎明期的杰出女性》。本书的主旨是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人类社会只要容忍一个女奴或一个娼妓，只要有一个妇女生而不得其所，这社会就是不健全的，就是需要改造的。特别引起我的兴趣的是《黎明期的杰出女性篇》，其中记述了与谢野晶子、宫本百合子等左翼女作家。作者引用了宫本百合子的自述：“从1932年到1945年的牢狱生活中，尽管我是用奴隶的语言写作并发表，实际上间断拼凑的时间累计起来才三年零六个月。”可见她在备受折磨中，仍然利用一切能够争取到的时间，不停地用笔战斗，用燃烧的心照亮人间。作者说：“她的出现是日本近代黎明时期的真正杰出女性。”
这两年我好像成了序文的专业户。除上面所记，又为老友张小怿的《风雨疎枝》剧作集，为女作家何鸣雁的电影剧作集《勤奋的作业》，为业余影评人的《银海坦言》集写了序文。
讲到《银海坦言》，我心中格外发热。自从1978年同林杉创办第一期工人业余电影学习班之后，无以为继。到了1984年，经文化宫彭慧贤等热心人组成新班，得电影发行公司之助，一直坚持下来。他们写的评论文章共两千多篇，时间跨度从80年代前期到90年代末期。他们选出260多篇，编成文集，要我作序，我欣然从命。我看所有的评论者都是从民族的人民的立场评价电影，立论有明显的特色。一是心诚，就是一心扑在国产电影的健康发展上，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二是意正，就是立论公正，观点鲜明，没有什么门户之见，也不受种种时髦调调的干扰；三是直言，就是敢于从心窝里掏真话，无所顾忌，常常一语破的，切中要害；四是朴实，这是指文风说的，就是讲朴素的话，没有虚言浮词，也不咬文嚼字，故作高深。恕我直言，这些特点是职业评论家往往欠缺的。
九十五、金沙江畔英才多
“金沙水拍云崖暖”。在我的想象中，金沙江一定是碧水盈盈，两岸的沙滩泛出金光，岸边绿树成林。错了。原来江水呈暗褐色，两边没有沙滩，而是峭壁悬崖。水流湍急，不能行舟。“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毛还是有的，是一种带刺的草。1966年，正当“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声震天时，鞍钢的大批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连带他们的妻子儿女，跋山涉水，来到攀枝花。多好听的名字，可惜不好吃。土豆烧牛肉是没有的，想都不敢想。
青菜萝卜西红柿，那美丽的颜色也存在于记忆里。糙米是有的，海带和粉条也有，水也充足。据过来人说，金沙江水颇有通便的功效。要在这里修建大钢铁厂，可以说毫无条件。单说一项，没有铁路，只有在崇山峻岭中盘旋如羊肠的汽车道。但是有一项最优势的条件。攀西大裂谷的铁矿藏量有100亿吨，而且含有的稀有金属又是举世无双的。创业维艰。这个艰字可以写成百万字的大书。
我来了，我看见了，时在1994年3月。我看见的早已不是荒草迷离的陡峭的悬崖。从1966年算起，已经过去了28年。抛去“混乱十年”，攀钢人在18年中改天换地，创造出人间的奇迹。奇的不单是物，首先是人。“有天才有地，有地才有人。”在攀钢，这成语要颠倒过来说。是有了攀钢人才有了巨大厂房林立的地，才有了白天钢铁合奏，夜晚彩灯辉耀的天。总经理赵忠玉曾向1400名大学生妙语连珠。“我考查过了，在普天之下，大地之上，全世界以花为名的工厂只有一个，就是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又说：“人们说攀钢的夜景很美，有点像重庆，也有点像香港。大错特错！应当说重庆和香港的夜景有点像攀钢。”有豪情才有此豪语。这豪情来自苦干苦学苦思，来自延揽和培植人才，来自以工人为本，来自齐心协力的创业精神。人不创业，为祖国为人民，何以为人。
我在攀钢住了约40天，访问了公司干部、厂矿干部、技术人员、各级校长、教员和学生，调查了各主要工厂、各主要学校，以及男女教师和他们的家庭。也去领略了二滩水电站的土建工程。这里修成后，水库的容量将如滇池，会改变燥热的天气，其发电量将超过葛州坝，仅次于三峡电站。这一批创业者是时代的骄子，是国家的栋梁，是走在时间前面的英豪。我天天耳目一新，天天由衷的佩服和感动。他们都是我铭刻五内的，其中最闪显出异彩的是两个人。一是攀钢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赵忠玉，二是攀钢教育处处长肖信珊。赵忠玉苦苦地寻觅，有幸找到了拼命女杰肖信珊。肖信珊是处处受欢迎的教师，只想站一辈子讲台，却无意中被赵忠玉发现，也有幸在这大峡谷里创立一座座新型的、德智体美劳结合的、花园似的大中小学校。赵忠玉自有他的思想体系，他说：“你先把这个顶天立地的人字写好，你才能成才。”赵老板爱才也爱财，但是为了人才，他不惜破财。他说“教育投资不冒任何风险。”他善于算大账。“百年树人”一个良才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岂止千万百万。
他来了，到我的住处来了。我住的是曾有德国专家栖止过的小楼。我始则不安，继而坦然。他坐下就开谈，谈锋颇健，谈风宜人，时而庄重，时而幽默诙谐。我时而戚戚，时而微笑，时而大笑，时而慨叹。他从18时一直谈到22时过。我想到他夜里还要听生产日报，说不上还要处理什么重大事务，颇为惆怅地送他走了。握手言别时，我送他两句话：“你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是一。你很懂得唯物论辩证法，这是二。”
我在平台上站了很久，凝望着那比重庆和香港更美丽的夜景。隔江对岸，望见高高低低的灯光，从山脚一直炳焕到山腰。蓝色的光，黄色的光，红色的光，淡青色的光，闪烁璀璨的光带映上繁星迷离闪耀的夜空。光带也映入谷底，谷底也是闪烁曲折的光带，这是曲折奔流的金沙江。
我回到室内。他坐过的沙发上好像还留有他的身影。圆头短发，闪耀出智慧的眼睛，茁壮的身躯，周身散发出热烘烘的真诚。很难相信他是年过60的人。这么平凡宜人，也很难相信他的双肩扛着一个西南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开工投产到1978年，亏损二亿五千万元。从1979年到1980年，扭转了，赢利了，皆大欢喜了。不料更大的困难压上老板的肩头。从1979年到1981年，三年中有4000多人离开攀钢，多为技术骨干。“不争上游争下游，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去的是人才，流向是汉口、上海等城市。流得合情合理。他们说：“献了青春献终身，而今还得献上子孙么？”1980年之前，攀钢子弟考上大学的是零。谁叫你教育落后的？于是钉大箱之声声声震耳。车站上一堆堆大木箱，箱板上的大黑箭头所向，都是长江中下游的城市。“留也如何留？”他们都是亲眼目睹如何从荒山变成了钢铁重镇的，其中留有他们
的血汗和智慧，能不恋恋不舍？“去也终须去。”他们是为儿孙的成才而去的，谁好意思说他们是私心？
最感痛苦的是赵老板。没有人才哪有钢材？他在一间大屋子里自我禁闭了三天，面前铺开三大张白纸。他把与企业发展有关的问题一条条写，写满了纸面。又抱头深思，一条条划掉那些不是关键性的。留下的只有三条，共12个字：一、稳定人心；二、开发智力；三、开发资源。而在稳定人心条下，注明是“急中之急，重中之重。”一手是留住不走的，一手是招来外地的。此外，还要尽全力培植本土的幼苗。教育必须由公司统管，包括经费的支出，教学方针的制定，教师的延揽和培训。为了寻找一个合格的教育处长，他十次百次到各校听课。一位女教师站在讲台上，讲偏微分，那么艰深的课程她讲得学生们屏息静听。她姿容恬静，姿态娴雅，衣饰整洁，语音清晰而动听。好，就是她。肖信珊可是心中恐慌了，来见赵老板，说自己是立志站一辈子讲台的。赵老板笑了，说：“党委已经定了，还有什么好说。你先干一年，一年之后咱们再看。”于是肖老师变成了肖处长。
我由一位“攀钢报”的记者陪同，参观了主要的大厂。鞍钢是从1950年开始，一步步走上自动化的。攀钢的起步可是大不相同，已经是电脑操纵了。每天的生产数字都由电视向全体工人和家属显示。有蓝白二色，蓝色是完成和超额，白色是欠产。蓝白二色牵动着全攀钢人的心。蓝色，喜上眉梢；白色愁锁双眉。当然，蔚蔚蓝天的日子是大多的。
攀钢却没有鞍钢那广大平地的厂区。攀钢是依山势而建，有如一层层梯田。在一层层平面上，高大修长的建筑拔地而起。已经是花园式工厂。白玉兰有如雪片，月季花各色争艳，最使人惊奇的是三叶梅，红色的、紫色的，那么繁茂，那藤蔓延伸，抢占空间。
这里的工人宿舍都称公寓。攀枝花是一个“殖民”城市，职工99.6%来自外地，有26个民族，单身职工有二万多。这些公寓相当于三星级宾馆。房间有人清扫，衣被有人洗换。食堂每餐有40多种不同风味的菜饭。按赵老板的说法是：我们住席棚子是为了你们住高楼大厦。我们喝浑浊的江水，是为了你们喝消毒的自来水，外加种种饮料。我们穿磨成洞的卡叽布是为了你们男的穿笔挺的西装，女的穿薄透露的纱裙。我们吃捞出耗子的米饭，是为了你们身在攀钢，吃遍全国，包括四川火锅，北京烤鸭，广东白切鸡，还有一年四季从湛江到新疆的西瓜。
四川省有意见了。“你三年中拉去我们1400名技术人才，这墙角你挖得可太狠了。”赵老板笑了。“不是人才流动么？人家自愿来，我推出去？攀钢没有吸引力，我拉他能来么？要人，对不起，我不放。要钱，可以。给三四百万，用于大专教育。培养成才，你得益，我得益，国家得益。你说我人多，我还缺得很呐。我一期完，还要上二期，还有第二基地。来日方长嘛。”
上二期的必要性何在？不上二期，攀钢只是一个钢坯公司。别人买钢坯，轧成钢材，售高价，赚的钱里大部分是攀钢人的血汗。不迅速改变这一局面，攀钢何以立足于国内十大钢厂的行列。尤有甚者，守着100亿吨矿储，不上二期，何以出“拳头”产品，参与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竞争？何以改变大西南的工业布局。从全国的利益着眼，二期工程必上，二基地必须开辟。资金从哪里来？国库挖不出来，那只有下狠心借外债。洋钱是什么滋味，赵忠玉品尝得够够的了。世界银行的调查研究可说是掘地三尺。不但攀钢的现状要兜底探查清楚，连赵忠玉的社会经历，器体百官的健康情况，都要细究细问，只差没有剥开皮来看。1987年5月28日，这是赵老板和同仁们一辈子刻骨铭心的日子。赵忠玉要当中国的第一个杨白劳，在洋债主面前签字画押，借世界银行2.1亿美元。但是拿到手的却不是此数，因为有9000万美元已经预付了利息。钱呀，按人民币，一天就是32万元。负债经营的最大好处是职工上上下下深切地体会到，时间=金钱这个公式。天下自有好心人。“老赵啊，酸甜苦辣麻你都品尝了。”老赵正色道：“不对，你说颠倒了。应当说苦酸麻辣甜，是先苦后甜。”不受苦中苦，不知甜上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这一代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为了二期工程，为了借外债，整整有104个星期天是在轰轰嗡嗡的议论、争论、折衷、平衡，时而心急如焚，时而怒发冲冠，时而畅怀大笑中过去的。所有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总工、副总工，总之是108条好汉，其中也有巾帼英雄，都是这么熬过来的。到了1989年9月，新建的第4高炉流出第一炉合格的铁水。此后不久，新建的轧钢厂也轧出了第一条重轨。重轨是攀钢的拳头产品，可以和德美日的产品相媲美。
这年春节，赵老板别出心裁，在南山宾馆盛宴慰劳夫人们。攀市有自产的长寿果酒，“玉碗盛来琥珀光”。老板向盛装的夫人们深深一躬，举杯说：“感谢夫人们的大力支持，军功章上有你们的一半。”诚心诚意地说说好话，灌灌米汤，好让她们全揽家务，要丈夫们一心一意投入工程建设。夫人都通情达理，说：“理解就好。不图别的，只图攀钢天天向上。”
厂区之外，我也访问了几处重点学校。花园工厂、花园城市之外，学校也是花园。单从实验学校说，一入校门，首先映入视网的是鲜花盛开，纤尘不染的校园。金沙江像一把利剑，把地势劈成高崖深谷。学校的教学楼在“梯田”上拔地而起。五层楼顶上是翠绿欲滴的葡萄园。美化校园是学生美育和劳动教育的一部分。要走出一条全新的教育之路，必须从升学模式中超脱出来。灌输式的呆板教学，封闭于课堂之内的教学，这样培养出的学生缺乏创造性和开拓精神，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这里是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课外活动）并重，教学育人和环境育人并重，（环境指学校和社会）目标是以智力为中心的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学生的能力，他们的自学能力，自理能力，自治能力，这“三自”能力的培养贯彻教学的全过程。
为实验学校灌注心血的是教育处长肖信珊。我见到她不是在她的办公室，而是在咨询会上。关于“1994—2000年攀钢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要听取几十位教育专家的意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总纲。方针是‘解放小学，优化初中，确保高中，发展职高，全面育人，开发特长，服务攀钢，走向世界。’”这大题目使我惊叹。有大手笔才能写大文章。这位“钢娘子”面向的是16所小学，16所中学，还有职教中心，职工大学，体育学校，艺术学校等等，还要面向1000名教师，而教师面向的则是性格不同各如其面的学生。人们常常称教师为园丁，但是园丁莳弄的是共性为主的花卉，教师服务的却是个性为主的学生。每一双眼睛都闪射出不同的光：稚气的、调皮的、执拗的、和善的、疑问的、信任的、强项的、柔顺的。透过各不相同的眼睛，才能看到各不相同的灵魂。先得承受黑眼珠的扫射，才能找到通向各不相同的灵魂的路。休矣，只重视学生共性的教育。来吧，重视学生的个性特色。
兢兢业业四字，尚不足以说明肖处长的敬业精神。有谁知道她在几十所学校之间奔走了多少时日，上上下下访谈了多少教师，旁听了多少课时，参加了多少次晚自习。工作就是拼搏，她的拼搏可不同于运动健儿的拼搏。她不是千日苦练，一朝亮相。她是连朝接夕地默默奉献。有谁知道她吃空了多少箱方便面？有谁知道她时常深夜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有谁知道她常常靠输入营养合剂维持活力。有谁知道她出国考察是带病而行的？汽车司机最怕为她开车；天晓得她的时间表是怎样排定的。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压力不是别的，乃是时间。“孩子们是每天每时每分都在长大啊。他们可不等你按部就班地慢慢来啊。”时代也不等待。如果立国之本在于树人，如果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之争，那么她这身负重任的，有什么理由迟延一分钟或浪费一分钟。
1980年之前，攀钢子弟考上大学的是零，1981年就实现了零的突破。此后逐年增加，到1989年，有87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翩翩飞来。1993年又增至110人。从0到110，这可不是数字游戏。肖信珊和她的全班文武，和千名教师，苦干了多少日日夜夜，在课堂和课外磨干了几层嘴皮，为那些“吃小灶”的学生耗费了多少心血，送走那些应考生时有多少惴惴不安，只有过来人才有真切的体味。
赵忠玉慧眼识英才，肖信珊理想加实干。
肖信珊长期间站在讲台上。她的慧眼向下看，深知学生们需要的是什么。双目向上看，又深知上面应当干什么。她的“3332工程”出台了。这4个数字所代表的是：一、要求所有教师和教育干部读三本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二、大体懂得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三、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四、学会计算机操作，学一门外语。人们佩服肖处长的能力、魄力和远见卓识。她的两点一线不是从家到办公室，而是从办公室到基层。提高人的素质有多难，全面塑造新人有多难，发挥人的潜能有多难。有人嘲笑：“什么3332工程，该不是搞3332钻井队吧？”对了，正是要掘向师心的深处，探查慈母一般爱护幼苗的心。
离开攀枝花的前一晚，我又站上平台，久久地欣赏天下第一夜景。我留给朋友的打油诗的最后两句是：“而今离去深惆怅，愿将心魂留攀钢。”赵老板知人知心，派出一位接待员，一位司机，一辆汽车，送我到大理，拜谒了苍山洱海，又到了昆明。这里已修起多姿多彩的民族园，其中有云南36个民族多姿多彩的庭院和建筑。正碰上傣族的泼水节，多蒙姑娘们的善心，没有把我们泼成落汤鸡。
回到北京，我写了一篇《生命在于创业》，已见前文。另一篇是《良师心，慈母心》，蒙《中流》不弃，刊于1995年1月号。而今重读一过，自然感念不已。感动我的不是我的文字，而是他们永远发光，成为一代楷模的风范。没有他们的创业精神、开拓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最好闭口不谈社会主义。
九十四、为筹书款全家忙
有一件小事久久压在心头，这里一吐为快。1992年9月间，据我国记者从里圌斯圌本传来的消息，葡萄牙共圌产党于9月举办了党报节。此节每年一度，但是今年规模特大，人数特多，盛况空前。会场里有7个大舞台，有全国最著名的艺术家前来献艺，3天演出了上百场。临时的大板棚内，有数十个政治和艺术的展览，还有30个涉及国际国内重大政治主题的讲座和研讨会。又有近30个国家的共圌产党代表莅临并参加节日活动。“世界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共圌产主义，尽管仍会有许多反复”。这是葡共总圌书圌记长篇演说中的语句。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一个不执政的“穷”党怎么能办成这样的盛会呢？节日的组织者说，靠的是党的周密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但更重要的是靠全体党员的爱党之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家里圌斯圌本的大报撰文，详细地描叙了党报节的情景，其中有言：义务劳动在这里蔚然成风，“同志”二字在这里成为具有魔术般奇效的词儿。一批青年一连三天为大会做饭售饭，不要补贴和报酬，还自付交通费、门票费、就餐费。他们说：“因为我们是共圌产党员。”原来如此。
苏联垮圌台，我心中万分压抑，万分悲痛。忽然见到这一报导，眼前一亮，心中一振，于是为文，题曰《来自伊比利亚的雷声》。（葡萄牙在伊比利亚半岛）文成，寄往一家大报。稿退，说文章“不合乎报导中心”。我大惑不解，十分气恼。我实在不懂党报的报导中心是什么？只好一口气压下，自己消化。人尚在，心不死，后来我慷慨地收入《于敏散文集》中。慷慨谈何容易。“慷慨志犹存”，是好诗句。不幸我两手空空，有其志而无其力。我碰上了新时期社会主义出版业的岩石。同时碰上岩石的还有我的长篇《风雨入华年》。
我的祖籍是潍坊，我的故乡则是烟台。这里留下我童年、少年、成年的记忆。背山面海，这是一个风光美丽的城市。青岛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伯父和姑母常年住在那里。这是我暑假常到的地方，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与烟台各有特色。汇泉浴场留下我浮沉的身影比烟台海滨为多。长篇中我写“海边城市”而不明写烟台，就是因为有些景物得自青岛。资本帝国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休整，又卷土重来，掌握我沿海城市的重要经济命脉。山东半岛历年军阀混战，民圌不圌聊圌生。我从少年时期，逐渐接受左翼文学和左翼社会科学的影响。面对现实，精神极为苦恼。那海声、市声、人声，多年撞击我的灵魂。多么想用文学的形式留下那些心底的痕迹。从1987年初，我利用繁忙工作的空隙，时时捉笔。到了19⑧9年秋，全部完成。在全书116章中，最后两章我易稿三次，总不满意，只得将就。编筐编篓，难在收口，确是至理名言。
写第一部圌长篇《第一个回合》时，我尝试用抒情散文的笔意。这一点，辽宁作家马加看出来了，说“用这样的笔法写长篇的过去还没有过。”写《风雨入华年》时，我仍然着力于此。有些篇章几乎可以成为独立的散文。第10章写烟台的自然风光和历史兴衰就是如此。全书完成于1991年10月。第一个通读手稿的是老友于雁军。她热情地赞许，特别说：“海景写的这么美的过去还没见过。”这句话使我十分得意，因为我自小酷爱海，常常坐在我家的北窗下，出神和入迷地望着瞬息变化的海景。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九一八”事变前6年到1932年1月淞沪抗日战争的爆发。
有朋友说我善于写人物，我也颇以此自励。凡知我者都说《第一个回合》中的女性形象特别耐看，我也颇以此自许。写《风雨入华年》时，我有意测试自己的想像力。全书中性格鲜明的有26人，其中突出刻画者有15人。这样众多的人物有没有模特呢？说来有趣。有6、7成模特影子者不过6人。有2、3成影子者只5人。其他纯属虚构者有15人。颇有意味的是主人公之一的梅倩，看了的都说她写的最好、最可爱。我大约16岁时，走在上学的路上。有一青衣少女迎面袅娜地走来，走过。这就是梅倩这一形象的全部依据。当然，必须是我的头脑中有很多可爱圌女性形象的印象，才使这一人物的创造成为可能。我一向主张作品必须着力刻画可爱的形象，男女老少。也曾为文：《银幕上多几个可爱的人物形象好么？》今古中外的文艺作品中，可以举出成千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蒲松龄以数百短篇画出那么多可爱的女性形象，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和他比肩。
但是，厚厚的文稿往哪里送？财神爷抖威风君临神州，维纳斯羞怯怯躲入角落。市场经济只讲利润，不讲仁义。文学作品，出版社是要的，接受的条件只一项：看卖点。连电影界不少艺术家都叫“逼良为娼”的时候，能单怪出版界么？没有卖点的作品也可以收，同时必须送去包括成本和利润的足够的人民币。我，我的老伴，我的女儿于晓燕，都是国家干部。（多好听的名词！）衣食住行都不愁，但是可叹，到哪里筹措一笔巨资？父母女三人时常开三巨头会议，唾液飞溅，还是一筹莫展。筹思再三，还是向鞍钢的老友求助吧。得到周传典（冶金专家，前鞍钢副总经理
）的鼎力帮助，真好像天上落下馅饼，有了足够的款子，可以出版 我的长篇和一本早已编成的散文集。
北京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看了长篇稿，极口称赞语言的功力，说“语言好极了，为当今所少见。”但是不满意于全书的三大段，烟台、北平、上海，以为应当重新结构。又说“这样的青年应当到延安去。”这使人哭笑不得。1932年，正是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期间，那时哪有一个红色的延安。三大段之说也是浮面之见。全书写海滨城市的文字约占70％，北京的一段占10％，上海的一段占20％，而且全部的人物关系，情节和情绪的线索是从始至终连绵不断的，而到了上海一段，全书的重要人物又都汇聚在一起。说句笑话，照这位编辑的逻辑，《红楼梦》里贾瑞调情的一大段，刘姥姥三次进贾府的三大段，尤氏姐妹的悲剧，都应当删去，因为与宝黛的命运都毫无关系。而《水浒传》中的林十回，武十回，宋十回也都应重新结构。“文无定法”，何拘执之甚耶？应当特别感谢田耕和吴苓华夫妇。田为此书的出版大费周折，吴作为责任编辑为我订正了许多讹误。鞍山的书法家王廷风为我题写了书名，也是盛情可感。
书稿交出前我又重新从头到尾细看一遍，情节环环相扣，没有松懈之处。明眼人自会看出，我在尝试运用我国章回小说和外国长篇的某些方法。当然尝试并不保证必然成功。当新才子佳人和老帝王将相纷纷亮相于书市时，此书倍受冷落是意中事。（这样说，并不否定那些有文品、受欢迎的长篇。）有老友写一书评，在全国惟一一家文艺大报刊出时，三千字被删一千多，而且排挤在角落。正在这冷风习习的时刻，老友孙谦的来信使我心暖。他说这是一本好书，虽然有不少爱情纠葛，但主要是写中国青年一代在苦苦地寻求出路，中国的出路和青年的出路。老友张希至更有妙语：“读了《风雨入华年》，觉得真不枉做了一辈子女人。”
《于敏散文集》同时于和平出版社印出。其间曲曲折折，不必细说了。只有两点不可不一提。一者，讲定印一千册，也按此数付了费用，却只印了900册，而且并不通知作者。其二，责任编辑不负责任，全书25万字，竟有约50个错别字。
余何言哉，余何言哉，还是“君子求诸己”吧。但是有一点不能已于言。《散文集》中有些篇章还是得到赏识的。《西湖即景》至少选入15种散文选和游记选中。1981年在杭州参加第一届评委会时，一位浙江大学的文科学生说，曾由老师手拿此文，带全班到文中提及的各景点，去做实地观察。不过我写的是60年代初的西湖。到了80年代，各处景点都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优待”。单说花港那一片广阔的绿茸茸的草坪，已经变成光秃秃的裸圌露的土地。干渴啊！哪里还有柳浪闻莺。绕湖一周的汽车路，路上那疾驰的车声，乌鸦都吓跑了，遑论黄莺。哦，说远喽。文集中的《姑苏两日游》《手》《葱油饼》也都曾选入不同的文集。在无边的冷落中我也时时得到温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的知己可是大大多于一个。皇天后土，实不负我。
1993年8月，我去怀柔县的温州宾馆，参加第13届“金鸡”评委会。回溯从第一届“金鸡”评委会开始，除第8届我婉辞，每届都侧身其间，获益良多。第13届开始之前，我圌草就一书面发言，主要阐述了“金鸡奖”的基本原则，也准备一书面声明，表示今后不再参与了，应有新人换旧人。12天中，看了故事片20部，其中较好的有《秋菊打官司》《阙里人家》《大撒把》《女大学生之死》《人之初》。最后得大奖的是《秋菊打官司》。这一届的发奖在广州。11月末，我因参加颁奖会之便到了深圳。
第5届“金鸡”评委会时，我曾由蛇口到过深圳。现在第二次到，眼前一亮。真正是新兴的城市，什么都是焕然一新。建筑新，马路新，紫荆花也新。思想呢？不清楚，因为那是藏在脑壳里的。很想看看这里的外资工厂，好友但平说难，试试吧。她是深圳特区报一个部门的主任，不知费了怎样的周折，终于得到三家工厂的入门许可。她亲自相陪，先看了一家港资厂。拥挤的车间，昏黄的灯光，瘦小的男工女工。干的活是往小饰物上粘比小米粒还小的眼珠。那么弯身凝目，可见十分吃力。我问一个男工，说是18岁，但看那么瘦小，只有16岁。每天的劳动时间11小时，经常还要加班两小时。平时没有假日，不许出厂大门。只在月末发工薪后，允许去邮局向家里寄钱。我见了，我听了，我血往上涌，我满腔愤怒，我无处排渲。我进入厕所，擦掉我满眼的泪水。接着又看了一家台资工厂，情况与港资的大致相同。我要求看工人的住处，得到允许。每间屋子里是上下床，共12个床位，十分拥挤，光线幽暗，通风极坏。我心中震怒，这是超经济剥削，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无异。在这些小同胞面前，我实在羞于想社会主义四字。最后看了一家德国资本的工厂。情况好多了。居住的条件，洗浴的设备，食堂的布置，不次于我们的大学校。当然，劳动时间也十分严苛，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我找不到相当的言词来形容我的心情。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在这些地方，神圣的劳动法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我的所见所思所感，如果形成文字，有地方发表么？绝无！
九十三、三影片三星辉耀
1992年又逢延安文艺座谈会50周年。从3月间又有记者来访并约稿。我很愿意讲《讲话》，又很怕讲《讲话》。开纪念会、写纪念文章，都有必要。如果只是热闹一阵，走走形式，按我的深心，确乎不必浪费时间和民脂民膏。《讲话》是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其哲学思想内核的。《讲话》是从当年延安文艺界的实践情况出发，科学地分析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实事求是地从理论高度说明问题，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真正纪念讲话，（不是说开纪念会是假的，）就应当从当前文艺界电影界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正反两方面的情况，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想归想，做归做，3月末我写成文章，题曰《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其中我讲了座谈之前延安文艺界那些脱离时代和群众需要的情况，也讲了座谈会和文艺整风以后开辟文艺新天地的大变化。这里引用文章末尾透露心情的一段。
“想想往昔，看看今天，这些经验，即使是初步的却是丰富的经验，仍然是合乎时宜的，适用于今天的创作活动。我多么希望那种精诚团结，那种融融洽洽的气氛，那面向群众斗争的大风雨，面向浩浩淼淼的生活海洋，意气风发地抒时代之豪情，唱时代的最强音，充分发挥艺术主体的创造精神，出上品，出珍品，出纪念碑，以之‘征服’十亿和四十亿颗心。50年来，《讲话》经历了其自己的历史命运，这需要专文来加以阐述。（2002年，《讲话》60周年时，我写了《〈讲话〉的历史命运》）从‘左’的方面曲解它，从右的方面扭曲它，诋毁它，向它泼洒各式各样的污水，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这里借用韩愈的两句诗：‘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再改用两句诗：‘《讲话》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大连从1949年解放，就成了我时常访问的城市。工业有迅猛的发展，但是民用设施很难跟上。每次去了，都不免为住处害愁。没有官衔，遇到冷脸多于笑脸。但是工厂热情地给了我工作的方便。造船厂、机车制造厂、绵纺厂、玻璃厂、工艺美术厂，都是我涉足的地方。特别是造船厂，它从一个修船厂变成造船厂，从造40吨轮到万吨轮，十万吨轮，可说是日新月异，而设备更新更使人惊叹不已。我前后访问了三次，从一周到40天。说来万分内疚。那些豪情满怀，敢于创新，敢于闯关的领导人、工程师、男工女工，都曾使我钦佩，使我爱慕，使我感念不已。他们的形象至今想起来仍然倍感亲切。我密密麻麻写下的访问记录有三本，可叹心的跳动没有能使我在银幕上为他们画像。剧本是写了，名曰《浪尖上的诗》。因为写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突出，这诗终于未能吟唱。
1992年5月下旬，我又随第12届“金鸡”评委飞到大连。这一次不愁住处了。有新建的电影拍摄基地。正在付家庄海滨。在大连6处海水浴场中，此处是惟一的有沙滩。可惜春寒未过，没法游水。1991年是影片的丰收年。按适当的高标准要求，有《大决战》（三大战役各二集），《周恩来》（上下集），《开天辟地》（上下集），《心香》《过年》《决战之后》《烛光里的微笑》《情洒浦江》《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狂》《筏子客》等，合计约有22部。不过苹果除了红的一面，还有青的一面。以古墓、魔影、惊魂、灾星、落魄、骚动、神卦、平妖、浴血、飞刀等等为名的低庸品不下80部，在全年的130部中占60％强。
在会期的13天中，为三部拔尖的影片讨论得最为热烈。有了共产党的成立，才会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轰轰烈烈的人民大革命，所以才有了银幕上的《开天辟地》。有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英明决策，有了各战场的气冲霄汉、机智灵活、灭此朝食的浴血苦战，才有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所以有了《大决战》。在党章和宪法都被抛弃，是非颠倒，真伪颠倒，全国疯狂，开国元勋几乎全部遭受迫害，国运濒于危殆的时期，周总理力挽狂澜，日夕营运，费尽心机，朝乾夕惕，鞠躬尽瘁，终于与世长辞，因而有了十里长街“泪飞顿作倾盆雨”，有了天安门前的“我哭豺狼笑”，有了白花如雪开满天安门广场，所以也就有了《周恩来》。
公论称这三部影片为1991年拔尖的作品，认为优于以往同类的影片，满怀热情地称许了创作人员的有胆识，有魄力，有探索，有创新，不但丰富了电影的画廊，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桂冠究竟属谁，讨论得十分热烈。是否可以两部并列呢。说来有趣，任何两部并列，一部向隅，都是不合适的。为了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讨论和争论成为一次高潮。
先说《开天辟地》。12个青年，代表着全国50多个党员，敢于宣告我国历史的新开端，敢于向比自己强大千倍万倍的敌人挑战，敢于以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的中国为己任。历史的丰富和辉煌决定影片的大气魄、大容量、大开豁、大处落墨。你看他举重若轻，娓娓道来，时而挥洒，时而细描。有不少动人心魂的情节，也有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创作者敢于写陈独秀雄姿英发的一面，他热情奔放，勇于蹈险，激昂慷慨，才思敏捷。曾有人评论说：“梁任公文章如长江奔流，一泻万里，陈仲甫文章如波涛起伏，惊天动地。”创作者也敢于写他恃才傲物，刚愎自用的一面，预示了他后来家长制和一言堂的必然发展。李大钊是学问渊博，长者风度，平易近人，循循善诱。“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的确是先烈为自己的最好写照，可以垂范于万世。作品也出色地刻画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他有胆有识，沉着机敏，虚怀若谷，包容万物。不能不佩服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才能。他们很懂得笔法的好整以暇，时而泼墨如洒，如大河奔流，时而细笔淡描有如小溪潺潺。全片中有不少忙中的闲笔，十分耐人寻味。陈独秀狱中见子，李夫人为陈延年量衣，李大钊与小女儿在林中狂叫，陈独秀下车吃烤肉，李大钊为湖南青年送炭，李陈二人雪地驱骡车谈建党，毛泽东和杨开慧向母亲跪拜，大雨滂沱中工人用压道车接李大钊等等。
早在1991年夏，我看了《大决战》的第一部，《辽沈战役》，异常兴奋，于是提笔为文，题曰《“大决战”大手笔》，其中有云：“看完《辽沈战役》，我不禁吐气如虹。有6个大字猛地跳上心头：大气魄、大视野、大场面、大规模、大雄心、大手笔，这‘六大’是从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来的么？是的。那么这主体意识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历史的真实来，从历史唯物主义来，从艺术家的历史责任心来，从艺术创造的胆识来，从创作集体上下左右的和谐一致来。这是真正的艺术探索，是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可能有的创作气魄、创作视野和创作风格。《大决战》为中国电影，为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树起一个新的楷模，提供了极可宝贵的艺术经验。”
看了《大决战》三部六集，我更是感叹不已。三大战役是我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战役。三部一气呵成，是一整体，又可以独立成章，互相衔接。“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看出创作者呕心沥血，力求从复杂的斗争中，从纵横交错的事件中，理清脉络和头绪，竭尽全力写两个司令部，两方的高级指挥官，两方的谋略对垒，双方军队的火与血的大搏斗。这是中国人民彻底翻身的伟大战役。这是领袖及其肱股，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空前团结，空前英豪辈出，空前智慧谋略大展现的伟大战役。这是共产主义辉耀在东方，同时普照全球的伟大战役。用艺术的方法反映这样伟大的历史，其难度可想而知。创作集体的成员大多是身经百战的文兵，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都有各样战场的实际体验和感性知识，头脑中有丰富的印象储备。他们访问了上百位将军，阅读了千万字有关材料，听取了上上下下四方八面的意见，而后劳心力，役声气，切磋琢磨，历经寒暑，而后数易其文稿，拍成数十万尺胶片，而后去粗存精，造成划时代的优秀影片，让国人目睹那些不世出的、性格不同、风姿各异，但是理想一致，配合默契，亲手缔造人民共和国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中华民族的好儿子。艺术家们的劳动是值得钦敬的，也是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总结的。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讲遗憾，以为描写人民战争，理当塑造普通战士，下级指挥员以及支前民工的典型形象。不用多，每一部中有一两个这样的人也就可以了。抓住个性特色和精神风貌，必然造成难忘的印象。
从我的灵魂深处说，周总理是我国的千古一人。“立德、立功、立言”，试想谁人能超过他。他的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以12亿人口的甘苦为自己的甘苦，以12亿人口的愿望为自己的愿望。他比所有的开国元勋更夙兴夜寐，更鞠躬尽瘁。在风雨如磐的“十年动乱”中，只有他一人可能和必然是全党全国的顶梁柱。他是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讲到领袖、政党、阶级、群众时，领袖一词是复数，不是单数。）试想，用艺术来表现这样的人物，其困难有多大。《周恩来》的成功值得大声欢呼。创作者把有内在联系和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用银幕造型和电影组接方法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而王铁成的形神酷似的表演是作品成功的主要原因。观众相信这“就是他”。他获得最佳演员奖是合理的。他前后13年的辛勤和专注的钻研为表演艺术家树起好榜样。
创作者选取了周总理一生中的最后10年，又从10年中选取了如影片所示的那些事件，为影片奠定了成功的基础。那是怎样的10年？毛泽东本人抛弃了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他一生一贯坚持并谆谆教育全党的“主客一致”和“实事求是”，于是是非颠倒，真伪颠倒，美丑颠倒，党的政策原则荡然无存，开国元勋成为摧残的对象，所有正直的共产党人都受到迫害，全国一片混乱，武斗逐步升级，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四人帮”施展古今罕见的阴谋诡计，浑水摸鱼，妄图先后打倒邓小平和周总理，以窃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为目的。深刻纵横的各种矛盾，大山连绵的各种困难，都一齐压在总理的肩上。他调动全身每一细胞的智慧和耐力，为争取可以依靠的膀臂费尽心计，比当年“食少事繁”的诸葛亮不知超出多少倍。西花厅的灯光从傍晚一直亮到凌晨，凌晨也难免受到干挠，于是他弱了，瘦了，病了，不能起立了，但是仍然念念不忘全国人民，不忘祖国的统一，而后“我哭豺狼笑”，哀悼的白花如大雪覆地，十里长街上泪飞如雨。“总理，你在哪里……”
《周恩来》很有艺术特色，这来自创作者的苦心探索。影片的每一事件，勿论大小，都是有据可查的。创作者能“役物而不役于物”，因为总理的所有言行都在他们心血中浸润渗透了。以亿万人民热爱和敬重总理的心为己心，以亿万人民的喜怒爱憎为自己的喜怒爱憎，宜乎作品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总理的人格感召力是重要的原因，没有造型功力也不能实现这感召力。他告别贺龙时的深情厚谊，劝陈毅检查过关时的语重心长，为林彪叛逃的焦虑不安和低回徘徊，与朱德相见时那深沉的目光和默默无语，所有这些都娓娓道来，如泣如诉，而又壮歌慷慨。贯穿全剧的情绪线时而低回，时而昂扬，一步步收紧，有如大河的蜿蜒而来，到了追悼贺龙一大段，忽然化为飞瀑。最令人感动，令人难于承受那情绪的压力，不禁泫然而泣的是这一场戏。总理在追悼厅外喊薛明，然后一声声更高地喊着，直到见了薛明，用悲痛的目光注视她，紧紧地握手，说了一句：“我没保护好他。”然后在贺龙遗像前七鞠躬。七鞠躬里包含了千言万语，包含了无数哀思。怎能不追忆自南昌起义以后半个世纪的艰苦备尝和浴血苦战。七鞠躬里也包含了愤怒和抗议。这位不世出的、百战百胜的、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功勋卓著的共和国元帅，竟然受尽折磨，受尽诬陷，终至含冤辞世。
最后投票的结果，《大决战》获大奖，《开天辟地》和《周恩来》双双获特别奖
九十二、踉踉跄跄又一年
在上海参加工业题材研讨会时，有一件小事使我心酸。会议的筹备者为了使会议生色，特约一位名女演员来主持开幕式。欢天喜地迎接她来了，次日，又不得不惆怅地送她走了。她为什么应约又毁约？小姐没有说明，会议的筹备者当然纳闷。这是小事，不过引起我很深的感慨。事有凑巧，广播里介绍一位电线巡查女工。她把小孩扔在家里，奔走在戈壁滩上，受着40—50度高温的熬煎，常常滴水不得，又常常几天在外。回到家里，小女孩扑闪眼睛，一时认不出晒得黑炭似的亲娘。都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女性，可是这对比太明显了。名满天下和默默无闻，华衣美食和风餐露宿，计较得失和无私奉献。如果请这女演员来演这位巡线工，她能从心灵深处和这位女工契合无间么？我不好猜测，也不可妄断。心有所感，不免提笔为文，题曰《银幕呼唤工人形象》。我查了影片目录。拿“十年动乱”为一分界，建国后的前17年中，故事片共拍650多部，其中与工业有关的约60部。后11年中，所拍影片1400多部，其中与工业有关的也约60部。实在太少，而且愈来愈少。我在文章中做了必要的分析，这里不赘。我人微言轻，虽扯破嗓子呼喊也不过如寒蝉之声。时在1991年初。
这年5月间，得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信，说我的《千里从军行》要编入“战斗的童年丛书”，并将再版。我心中喜悦，可惜无人与我相共。
6月19日，我去西山，开第11届“金鸡”评委会。影人们称1990年为影片生产的转折年，1991年则为丰收年。按我的标准，就年度看，如果有20％的影片可以归入上品和中上品，低庸的作品不超过20％，大致可说是丰收年了。第10届评1989年度的作品，拔尖的《开国大典》和好的较好影片共10部之外，平庸的差不多占全年130部的半数。这样的年成当然不好说是丰收年。第11届应评1990年的出品。这一年共产133部，虽然平庸的仍不少，大约有50部，但是好的和较好的比前一年多了，约有18部，所以有理由说是转折之年。至于下一年的丰收年，留待后文再说。
我忘不了第1届在西湖边的明丽的春天，忘不了第7届在卧佛寺的冰雪严寒，也忘不了第11届在北京西山的酷热的夏天。地方十分幽静，周围绿树葱茏，可惜一带翠屏遮住了南风。12天中不但熬日夜，还得战暑热。各厂选送来的故事片25部。经过一轮舌战，成为候选提名的是9部。经过筛选，只有两部成为提名影片，按票数排行是《焦裕禄》《龙年警官》。这预示《焦》会得大奖。到了开封之日，果然。不过它只以两票过半数，这说明一部分评委对于影片的艺术成就是有保留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电影处于空前的市场压力之下。而银幕上则有后妃和帝王，佛道和鬼神，巫婆和匪盗，侠客与痞子，三教九流纷纷亮相，跳起疯狂的探戈。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钦佩创作者敢于选取焦裕禄作为加工的对象，峨影厂敢于投产这样难于赚大钱的艺术商品，这是非凡的胆识。
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观众欢迎此片的热烈情景，大概为创作集体始料所不及。513个拷贝创新时期以来的新纪录。拷贝数当然不等于社会影响，但是从广的方面说明作品受欢迎的程度。焦裕禄本人的感召力使人们不计较作品艺术上的某些缺憾。80年代以后，党风和社会风气之沦落有目共睹，凡有心人无不为之痛心。为变国库为大漏杓以染指，为盘剥乡民而枉法，为提携裙带而伤风败俗，绝不念共产党人的荣誉和良心。这样的蟊贼已不是以十位数，而是以千位数万位数来衡量了。人民翘首望天，多么期望有名副其实的公仆啊。他们的愿望实现在银幕上了。啊，这就是他们永不忘怀永远恋念的焦裕禄。他貌不惊人，言不压众，一脸风尘，两腿泥巴，但是“他心里装着万千老百姓，惟独没有他自己”。为他感叹，为他流泪，为他欢呼，愿他的灵魂成为一切共产党人、一切干部的灵魂。这就是《焦裕禄》的社会影响。影片的警世作用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评价艺术作品时有偏高偏低的情况，这是正常的。我从意见的分歧中得到一种启示。作品有其现实性，也有其可能性。现实性是说作品已经完成的面貌，可能性是说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如果艺术的笔触更绵密些，更精巧些，有可能使作品更生动，更完善，更耐看。由于演员的出色表演，焦裕禄的形象是立起来了，只是显得不够丰满。性格的单一性中缺少色彩的多面性，性格的一贯性中缺少变化发展。副书记是脸谱化的而非性格化的。若写他与焦的对立是一种“内耗”，因而更突出焦的困难，会有更强的警世作用。焦与老农民，与农业技术员的关系都点染得动人，却仍然缺少血肉。特别对于青年技术员的去留更是如此。农民绝望的处境，农民的成群逃荒，造成他的心理压力和灵魂震撼，还可以刻画得更深更细些。这些可能性如果变成现实性，创作集体就不只是很好地，而是出色地完成一次大胆的、有意义的探索。
这年8月间，苏联已经全面解体。消息传来，重压在心头，既愤怒，又悲伤，无法排遣。苏联经济恢复，实始于1922年，到1941年希特勒入侵，19年中已经建起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灿烂的苏维埃文化。斯大林的英明领导，红军的英勇善战，使苏联成为反法西斯大战的主力。从1946年到1956年，10年中苏联一跃而成为惟一与美帝抗衡的强国，为世界人民带来希望。赫鲁晓夫于苏共20大时大反斯大林，为世界共运造成分裂，肆力反华，中经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竟然一人签署命令，解散苏共，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证
实了毛泽东的预言。而后大多数共产党都发生分裂，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垮台，世界共运进入空前的低谷。不知还要经历多少世代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人类才真正能面临共产主义的曙光。
我的长篇《风雨入华年》共116节，最后两节数易其稿，我总不满意，只得将就。大松一口气，但是心头又有重压。我怎样筹资才能使这一苦果面世？天乎！
1991年10月17日，我又随电影文学学会代表团访日。代表团团长为郭维，团员有杜小鸥、古榕、刘仁德、我。到后，住在东京的卫星小城市多摩。可说这是蓬瀛的仙境。绝无喧嚣，绝对清静。绿林遍布，杂花仍盛。登上楼顶平台，有人造的草坪，有儿童的小游戏场。俯瞰全市，一片青翠。小国中的小市，处处玲珑。
会上讨论了中国影片《老店》和《我的九月》，日本影片《猫与庄造和两个女人》，这是依据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改编的。我读的日本文学作品很少。未见原著，只可就影论影。日本朋友不时提到现实主义，我为此颇有兴趣，于是作了长篇发言。日本朋友对于《三国演义》也颇有兴趣，问我曹操究竟是怎样的人。《三国演义》是崇刘贬曹的，所以既写了他雄才大略、善于用人的一面，也夸大了他权谋诡诈的一面。我主要讲了曹氏父子三人的文学天才一面，由于时间短促，点到而已。
京都以其古色古香的风貌迎接了我们。据介绍，这里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而在日本是保持得最好的。这首先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伟大中华太善于“除旧布新”或“变旧为新”了。一直在细雨中，但是游兴甚高。参观了电影博物馆，听了馆长的热情介绍。晚间，日本朋友知我常常失眠，为我安排了一家庭小旅馆。十分幽静，楼上的双间只我一人。第一次席地卧厚草垫和厚软棉褥上，听着窗外沥沥细雨声，竟安然入睡。按我个人的意愿，很想在京都多住几天，但是按照日程，次日晚间即须离去。白天上午去了上清寺。寺在山腰，游人很多。周围林木葱茏，顿觉秋高气爽。又去访问了电影村。惜乎没有当几天村民，饱餐那些和服少女的东洋美色。又去了岚山。满山是密密匝匝的树木，其中透露一丛丛红色的霜叶。一道绕山的溪流潺潺而明丽，惜乎水浅，不能行舟。河北岸的丛树中，显出一大块青色的岩石，上面刻有周总理游日的一首诗。我没读过这首诗，时间匆促，大家又都拥挤上前，也就没法抄录。
镰仓的大佛闻名已久，但是日程上没有。经我和郭维怂恿，马场当答应亲陪我们一行，并有森川和代相伴。时疏时密的雨丝布成水网，这正中我冒雨出游的心意。汽车在曲曲折折的小巷里穿行，眼前景物一会儿朦胧，一会儿清晰。原来镰仓的老城是由网状的小巷组成的，不像北京那些笔直的胡同，却是蜿蜒起伏于漫坡地带。映着灰蒙的天光，在一带山峦的翠屏之前，我看见肃穆静坐的大佛。惭愧我不懂佛教，不懂雕刻艺术，只能直白地留下直觉的印象。佛像是露天的，铜绿如苔，倍觉古老。细雨弥合了地和天。游人寥寥，静极了。那翠柏，那苍松，那灌木，那一带山峦，都给雨水染成了晶莹莹的浓绿。空气也似乎绿透了，浓浓地沁人心肺，涤去尘虑。
天色已晚，雨更大了。赶到聂耳纪念碑前的时候，在密密的雨网中已经看不清景物。碑的周围没有灯光，只能借远处的路灯看清轮廓。马场屡屡打亮打火机，在摇曳的微光里，只能看见碑身高出人头，宽约3公尺，通体蒙了白塑料布。难道石碑怕雨？据马场说，这是防止坏人抹油漆。啊哈，阿Q的子孙不但中国有，西洋和东洋也都有。即使碑石碎成渣沫，《义勇军进行曲》还是会世世代代唱遍华夏神州。
九十、一场激烈的辩论
应南宁制片厂的邀请，林杉偕夫人，我和老伴同去广西，时在1988年3月11日。此来是为了参加一个座谈会，但主要是想到前沿阵地。阵地在法卡山。登上山头，可遥望越方隐蔽于树丛中的阵地。烟雾弥漫。原来越军在烧山，怕我军接近。我们的坑道已用砖石修好，有整齐的石阶可上下。猫耳洞的遗迹尚在，现在不用了。有了营房，但内部颇潮湿。见此情况，心中刺痛。越南抗法抗美，我们的支援是尽了全力的。奠边府一役，全歼法军，没有我们的援助是不可能的。越抗美时，正当我们“十年混乱”，周总理下了严厉的命令，援越物资的线路必须畅通。下山到了友谊关，形势雄伟。此关原名镇南关，是清帝国的遗物。现在友谊之名仍存，却成了双方交换俘虏的地方，更使人悲痛愤慨。
说是座谈会，实则只开了一个下午。
此后又到了桂林，我又来观赏画山秀水了。水仍清澈，可惜浅了许多。漓江之美在阳朔，山和水确实迷人，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已经过去了10年，杂乱的摊贩仍然叫喊揽人，地上仍是脏乱的废弃物。
这年6月初，我办了离休手续，与其他几位老友都担任了影协咨询委员的名义。
上次到庐山是盛夏，这次上庐山是初冬。幸喜带了羽绒衣。要在这里开中日电影文学学会的第4届年会。日方来了5人，队长是善做谐语的马场当。第一次见面会上他致词，就说他主张打老婆。全场谔然，继而哄笑。我致词时也就以诙谐出之。我说马场先生的话有哭音。他天天在家挨老婆打，所以在外面出气。不过会开的还是融和欢愉的。双方讨论了日片《遥远的明天》《春驹之歌》《爱的河滩》，和中国片《人·鬼·情》。他们称赞这部影片的艺术构思，却又在人和鬼之间钻牛角尖，哄哄然直到深夜。《山林中的头一个女人》也受到他们的称赞。这次会是从10月9日到16日。庐山的秋景胜过夏景。无雾，爽朗，可清晰地望见鄱阳湖和长江。
早在5年之前，我开始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想就我的经历加以扩充，写一批男女青年，饱受社会生活的重压，同时深感日本步步侵凌，国势日危，于是苦苦地寻索中国的出路和青年的出路。时间背景放在“九一八”之前，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时。已经写成约80万字尚须约10万字才可竣工。我曾凭吊过淞沪战场，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动态，市民的种种表现，则所知甚少。于是我下庐山，泛长江，到上海。上海图书馆指点我到藏书楼。我几乎跑断腿，才拜谒了这藏书楼，却不免大失所望。我需要的是一些形象的东西。岂知令人肃然起敬的藏书楼只有一大本《沪战画册》，是国民党官方所制。除了官样文章，你想还会有什么价值。另有几册《良友画报》的合订本。你想怎样？我奔波于山、江、市，最大的收获是当时女旗袍的领子是三排纽扣。
有一件小事我久久不释于怀。正当柳丝泛青、桃花吐艳，梨花似雪的季节，我随于雁军去了蓟县，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所在。（按：安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