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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失去尊严_9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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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建新& | & &&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没有了钱，你就是有冲天志向，也不得不向现实生活低头!此时，人格，尊严，文凭，身份，一切都显得那么虚无!贫女杨元元的死再次让我看到这一点。农村人常说：“好死不如懒活!”生命毕竟是自己的，所以要珍惜。至于怎样的活法，那看你有怎样的承受度。有的人，一生都活在别人的嘲笑声中，流浪在大街上乞食，猪狗不如，但他就能顽强地生活下去，直到走完自己的人生;也有的人，青春时出卖肉体，出卖着尊严，到后来也风风光光的，儿女满堂，轿车别墅。社会一直就是那么嫌贫爱富，你怨恨什么呢?你以为会唱《让世界充满爱》，这世界就真的充满爱吗?别痴心妄想了。所以，我说，杨元元如果不是研究生，如果她只是个农村劳动妇女，我想她不会自杀的。就因为她是一个研究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才自杀!因为她懂得什么叫“尊严”，什么叫“人格”，在冷漠的社会现实面前，在势利者的冷言冷语下，她放不下面子，放不下知识分子那种可怜的“自尊心”，就以死相抗了!她不想麻木地“懒活下去”了，这就是悲剧!由此，我想到大观园中的林黛玉，虽然她有身份有地位，但此时寄人篱下，也只能慨叹“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了，当发现最后的救命稻草贾宝玉也“移情别恋”时，她只能一死了之，难道她留下来等待丫鬟们的讥笑白眼吗?是的，杨元元“心比天高”，她向往着北京，上海，向往着白领生活，她不稀罕乡村县城的公务员，我想我作为男儿也感到汗颜!但她又“命比纸薄”，她6岁时丧父，老家已无片瓦。如此贫困的家庭，如此远大的志向，巨大的反差，我们可以设想她活得有多劳累，更何况她还要照顾母亲，牵挂弟弟!她就这样一直在咬着牙奋斗，她坚信“知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上天还是不可怜她，还是让这个历经坎坷的弱女子奋斗到这一步时，自缢身亡，她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她是在向我们控诉吗?我想是的!她是在控诉这社会的冷漠，控诉这世界的不公平!对此，同为贫穷出身的我也深有感触。贫困的家境，不知折断了多少莘莘学子的理想之翼;世俗的风刀霜剑，不知斩掉了多少英雄的热血心肠，杨元元能免吗?我想，伟大的司马迁只能有一个!然而，既然悲剧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正视现实。我们感叹杨元元的命运，希望这世界多一份温暖。我们可以说她坚强，也可以说她脆弱;可以说她心高气傲，也可以说她志大才疏。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杨元元不是死于贫困，而是死于由贫困带来的世俗的势利和白眼!有些人，他可以慷慨地为灾区人民捐大款;但也就是这些人，很可能给逆境中的奋斗者扎上寒冷的冰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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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作文文档　　【摘 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历来被研究者青睐的是小说《边城》。而纵观《沈从文文集》，最令笔者难忘的仍是短篇小说《丈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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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与尊严的选择
　　【摘 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历来被研究者青睐的是小说《边城》。而纵观《沈从文文集》，最令笔者难忘的仍是短篇小说《丈夫》。沈先生不戴有色眼镜，将一个用一般道德观念无法接受的用“性”补贴家用的故事娓娓道来，体现了他对生命形式的独特理解和关怀。他那淡然优美的笔调让人们感受到了乡下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灵魂最深处的悲哀与无奈。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5/view-5665253.htm　　【关键词】沈从文；《丈夫》；贫穷；人性；悲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奇迹。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也有人说，他是中国“短篇小说之王”。沈从文的创作风格主要趋向浪漫主义，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丈夫》写于1930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由于贫穷，生活在湘西农村的女人“老七”在城里的“花船”上做“生意”，丈夫因想念或照规矩，来城里看望媳妇。丈夫在船上一天一夜，目睹了妻子的所遭所遇，在不停地挣扎之后，最终带着妻子回到了乡下。 　　小说中的丈夫，在天人合一的宗教理念影响下，允许他的妻子外出卖身“做生意”，并能坦然相对，这是无法用一般的道德观念来衡量的。“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哦那个给那留在乡下城市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安分过日子，竟是极其平常的事了。” 　　在劳动力上占优势的男性，把自己的妻子送出来，出卖身体养家。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任人摆布，宁愿出卖身体来维持生计。在丈夫来看她，忍受了“接客”的遭遇时，她没有像《红楼梦》中的史湘云遇到贾宝玉时一直喊“赎我，赎我”，而是“女人到后开了口，或者问‘那次五块钱得了么？’或者问‘我们那对猪养儿子了没有？’”她依旧关心着家里的事务，对丈夫没有一丝仇恨。“第二次惊讶，是烟管忽然被女人夺去，即刻在那粗而厚大的掌握里，塞了一枝哈德门香烟的原故。”女人在船上卖身，但心中依旧惦记着丈夫，她仍然藏着一枝哈德门香烟，想在丈夫来看她的时候，也让他尝一尝这新鲜玩意。“到要睡觉的时候……丈夫没有什么话可说，就在梢舱上新棉絮里一个人睡了。半夜里，或者已睡着，或者还在胡思乱想，那太太抽空爬过了后舱，问是不是想吃一点糖。本来非常欢喜口含冰糖的脾气，是做太太不能忘却的。”即便“太太”在前舱陪客，依旧抽空爬到后舱，只因为知道丈夫喜欢口含冰糖，这是她不能忘却的。“‘是我的错。’陪男子在舱里的女人，这样说了一句话，坐下了，对面是男子汉；她于是有意的在把衣服解换时，露出极风情的红绫胸褡。”为了不让丈夫生气，不让他走，女人用尽浑身解数。在女人心中，她的尊严难道真的就不值一提？ 　　“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一语道破这一切现象的最根本原因――贫穷。 　　在中国旧社会经济制度下，贫穷让人失去了尊严，女人沦为出卖身体的妓女，而男人则遭受着心灵的折磨。哪个男人舍得把自己刚结婚不久的妻子送去当妓女？去看妻子时“自己便换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带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眼袋，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赶到市上来，象访远亲一样，从码头第一号船上问起，一直到认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上为止。”本属于自己的女人，却不能相濡以沫，而是像访远亲一样，一个一个地找。到了晚上，妻子要接客时，“这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一面把含在口上那枝卷烟摘下来，毫无目的的眺望河中暮景。”为了生存，即使自己与妻子的距离只有前舱后舱那么近，但是妻子仍不属于他，他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与别的男人亲热，硬逼着自己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丈夫在与水保交谈时，“记起了自己是同一个有身分的城里人说话，不应当说“我们”，不应当说我们“水碾子”同“猪”，把字眼用错，所以再也接不下去了。”一个在丈夫看来是“有身份的主顾”就把他吓得连字都不敢说错一个，并且把心里想对妻子说的乡下的事都说给了水保听。贫穷使穷人在富人面前，尤其是他认为给他提供经济来源的人面前，时刻小心，生怕得罪了富人，饭碗不保。“在水保走后，年青人就一面等候，一面猜想这个大汉子是谁。他还是第一次同这样尊贵的人物谈话。他不会忘记这很好的印象的。人家今天不仅是同他谈话，还喊他做朋友，答应请他喝酒！他猜想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七一定得了这人许多钱。他忽然觉得愉快，感到要唱一个歌了，就轻轻的唱了一首山歌。”因为能从水保身上得钱，并且这个老主顾还愿意称自己是朋友，就让丈夫高兴地唱起歌来。在钱面前，他完全失去了尊严。 　　但是当种种侮辱一齐向他袭来，他还是爆发了。“他记忆得到那嘱咐，是当到一个丈夫面前说的！‘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该死的话，是那么不客气的从那吃红薯的大口里说出！为什么要说这个？有什么理由要说这个？……”这时，丈夫的人格开始慢慢复苏，他忽然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丈夫，妻子不应该被其他人霸占。在经历了两个士兵醉鬼上船闹事、后半夜巡官来“过细考察”事后，年青人像是突然明白了一切，变得沉默寡言起来。“男子一早起来就要走路，沉默的一句话不说，端整了自己的草鞋，找到了自己的烟袋。一切归一了，就坐到那矮床边沿，象是有话说又说不出口。”任凭老七问他什么，他都默不作声。当他执意要走，老七把钱塞在他手里时，“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捣着脸孔，象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掷钱于地，说明钱对他来说已经不再重要，而那“莫名其妙的哭”也正是其心灵压抑下的情感大爆发，是他感情的宣泄和无可奈何的痛楚。 　　当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到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小说中的丈夫连同他的妻子，在他们一同经历世事，真正觉醒起来后，囿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生存状态，他们不可能做到振臂高呼，大喊其冤，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两夫妇一大早回转乡下去了”。回到乡下，也许他们又过上了贫瘠的日子，但是他们有尊严的活着。而像娜拉为了尊严出走，离开家门后，她有三种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就是饿死。而这夫妻俩最后的出路会不会也如此？妻子老七长期过着不为金钱发愁的生活，而丈夫之前也靠妻子寄来的钱生活，回到乡下，他们失去了收入来源，仅仅依靠劳动，能让他们生存下去吗？这也许就是乡下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灵魂最深处的悲哀与无奈。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2]何明智.“食”与“性”的纠葛―――从《丈夫》看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写作特色[J].广西社会科学，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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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下）
颠沛半生，苏东坡从来不失浪漫与尊严
他知道，父亲虽一贬再贬，是因为他功高名重，又从来不蝇营狗苟。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自己的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
四然而，帝国的官场，比赣江十八滩更凶险。就在苏东坡过赣江十八滩时，收到了朝廷把他贬往惠州的新旨意。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章蝗蚊惺樽笃蜕浼婷畔率汤桑晌酃男略紫唷明代刘俊绘《雪夜访普图》苏东坡曾戏称，章椿嵘比瞬徽Ｑ郏还鞘倍嘶故桥笥选：罄吹睦罚赐耆橹ち怂斩碌脑ぱ浴Ｋ斩碌交葜莺螅恍南敫闼浪悦庹庵凰览匣谐蝗站硗林乩础Ｓ捎谒翁娌坏蒙蔽某嫉淖罡咧甘荆ü使┪镌翰赜忻鞔蹩』妗堆┮狗闷胀肌分幔杌嬲钥镓吩诜缪┲固椒么蟪颊云盏某∶妫杉钥镓范晕某嫉闹厥樱荒懿扇〗璧渡比说睦咸茁罚谑桥伤斩碌乃赖谐萄挡诺Ｈ喂隳咸嵝蹋盟斩旅挥泻萌兆庸Ｋ斩鹿煤昧耍潜愎缓谩那时，苏东坡的儿子苏迨等人已经去了宜兴，他的身边，只有儿子苏过、侍妾朝云、碧桃。苏东坡的家伎本来不多，在汴京时也只有数人而已，与士大夫邸宅里檀歌不息、美女如云的阵势比起来，已称得上寒酸了。此番外放，前往瘴疠之地，苏东坡更是把能遣散都遣散了，唯有朝云，死也不肯在这忧患之际离开苏东坡，尤其在王闰之过世之后，这六十多岁老人的饮食起居，没有人照顾不行，所以她坚决随同苏东坡，万里投荒。朝云之于苏东坡，并没有妻子的名分，却不失妻子的忠诚与体贴，朝云的存在，让晚年的苏东坡，多了一份安慰。到达惠州的第二个秋天，苏东坡与朝云在家中闲坐，看窗外落叶萧萧，景色凄迷，苏东坡心生烦闷，便让朝云备酒，一边饮，一边吟出一首《蝶恋花》。这词是这样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是五代到北宋时代的词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牌，是那个年代里最美的流行歌曲曲调。“蝶恋花”，本来就代表着一种依恋，甚至带有几分欲望的成分，晏几道、欧阳修、苏东坡，都曾用这一词牌表述自己的感情，“庭院深深深几许”，就出自欧阳修的“蝶恋花”，20世纪词人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词，也有意使用了这一词牌。因此，这一词牌，可以被视作一种美学形式。苏东坡的这首《蝶恋花》，本不是为朝云而作的，在词里，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在暮春时节，站在墙外偷看墙内少女荡秋千的偷窥者，后来那少女发现了有人在偷窥，就从秋千上下来，悄悄跑掉了，她的笑声，也越来越远。所谓“多情却被无情恼”，不是抱怨，而是自嘲，像苏东坡这样坦然在词里写进自己的尴尬，文学史上少见。朝云抚琴，为唱出这首《蝶恋花》，却一边唱，一边落下眼泪。苏东坡看见朝云泪光闪动，十分惊讶，忙问这是为何，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惟‘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这是因为这二句，看上去朴实无华，却道尽了人世的无常。苏东坡一生坎坷，在严酷的现实之前，他不过是个墙外失意的过客而已。朝云懂得这词里的深意；想到人世无常，一呼一吸之间便有生离死别之虞，她想为苏东坡分担他的痛苦，却又无着力处，每想及此，便泪如泉涌，无法再歌。此后，朝云日诵“枝上柳绵”二句，每一次都为之流泪。后来重病，仍不释口。后来苏东坡才意识到，这是朝云死亡的不祥之兆。朝云是在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的七月里死去的，那是她随苏东坡到达惠州的第三个年头，死因是传染上了当地的瘟疫。果然是岭南这瘴疠之地害死了她，或者说，是苏东坡的流放，害死了她。弥留之际，朝云还在口诵《金刚经》的“六如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念着念着，朝云的声息渐渐低微下去，缓缓而绝。苏东坡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死时，36岁。苏东坡的第二位夫人王闰之死时，45岁。朝云死时，只有34岁。苏东坡悲苦流离的一生，曾先后得到三位女子的倾心眷顾，她们却又先后华年而逝，对于苏东坡，是幸，还是不幸？有人说，“‘枝上’二句，断送朝云”。朝云死后，苏东坡终身不再去听《蝶恋花》。三个月后，十月的秋风里，惠州西湖边，梅花又放肆地盛开了。西湖的名字，是苏东坡起的；西湖上的长题，同样是苏东坡捐建的。西湖的一切，都与从前一样，只是此时，苏东坡的身边，永远不见朝云的身影。她就葬在湖边的山坡上，离苏东坡并不遥远。墓树寒鸦，令苏东坡肝肠寸断，望着岭上梅花，苏东坡悲从中来，写下一首《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翻嫌粉穑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五朝云就这样走了，若她是蝴蝶，该有多好，会在每年花开时季，回来寻他。北回归线的阳光照亮苏东坡苍老的面孔，荡秋千的少女却永远隐匿在黑暗中，永远不再复现。纵然长夜如发，寒凉透骨，梦醒时，却天空深邃，云翳轻远。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亦无不可。他依旧作诗，对生命中的残忍照单全收，虽年过六旬，亦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更不会听亲友所劝，放弃他最心爱的诗歌。在他看来，丢掉了诗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正是灵魂的力量，才使人具有意志、智性和活力，尽管那些诗歌，曾经给他，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朝云的死，没有让政敌们对苏东坡生出丝毫怜悯之心；苏东坡内心的从容，却令他们大为不爽。那缘由，依旧是苏东坡的一首名叫《纵笔》的诗，诗是这样写的：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白发萧然，却在春日里，在藤床上安睡。这般的潇洒从容，让他昔年的朋友，后来的政敌章笪饣穑担骸八斩禄构谜獍憧旎盥穑俊背⑸系哪前嗾校匀皇遣辉敢馊盟斩鹿每旎畹模斩驴旎盍耍蔷筒豢旎睢Ｋ蔷龆ㄍ创蛩斩抡庵宦渌罚热徊荒苌绷怂斩拢蔷腿盟蝗缢腊伞３扑篮蟮牡诙辏ü1097年），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昌化军安置，弟弟苏辙，也被谪往雷州。苏东坡知道，自己终生不能回到中原了。长子苏迈来送别时，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待清楚，如同永别。那时的他，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他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海南，根本没有棺材这东西，只是在长木上凿出臼穴，人活着存稻米，人死了放尸体。那时的苏东坡，白发苍然，孑然一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抛妻别子，孤身相随。年轻的苏过，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他知道，父亲虽一贬再贬，是因为他功高名重，又从来不蝇营狗苟。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自己的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而实现交易。这一强硬的姿态是原始的，类似于自然物的仿制。一座山、一块石、一棵树，都是如此。甚至一叶草，虽然弱不禁风，也试图保持自己身上原有的奇迹。这卑微里，暗藏着一种伟大。所以，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仅没有丝毫责难，相反，他感到无限的荣光。苏过在海南写下《志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在宋代，已经有了“海南”之名。海南岛在大海之中，少数民族众多，语言、风俗皆与大陆迥异，《儋县志》记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还说：“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人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描述了一副非常可怕的景观。中原人去海南，十去九不还。苏东坡在给皇帝的谢表中，描述了全家人生离死别的场面：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这摧人断肠的景象，将被历史永远记下。不出苏东坡所料，到达海南后，他看到的是一个“食无肉，出无舆，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的“六无”世界。但对于苏东坡来说，最痛苦的，还不是举目无亲，“百物皆无”，而是没有书籍可读。仓惶渡海，当然不会携带书籍，无书可读的窘境，常令苏东坡失魂落魄。于是，苏东坡父子就开始动手抄书。苏东坡在《与程秀才三首》其三中写道：“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元符二年五月，友人郑嘉会从惠州隔海寄来一些书籍，对苏东坡父子，如天大的喜讯，立刻开始把他们在居住的桄榔庵里排放整齐。在《与郑嘉会二首》之一中，苏东坡说：“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诸史满前，甚可与语者也。著书则未，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那段日子里，父子二人以诗文唱和，情深感厚，情趣相得。《宋史》记载，苏辙曾说过这样的话：“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苏过也很喜爱修习道家养生之术。他每天半夜起来打坐，俨然有世外超尘之志。苏东坡在《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一诗中，骄傲地称许道：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苏过《赠远夫诗帖》 与苏东坡一样，苏过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造诣极高，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存着他的三件存世书法，分别《赠远夫诗帖》《试后四诗帖》和《疏奉议论帖》（即《贻孙帖》）。他也像父亲一样，痴迷于枯木竹石的绘画主题。今天，我们仍可查到苏东坡在儿子所作《枯木竹石图》上写下的题诗：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山僧自觉菩提长，心境都将付卧轮。而苏东坡自己，则开始整理在黄州时写作的《易传》未定稿，又开始动笔写《书传》。七百多年后，纪晓岚读到这些书稿，把它们收入《四库全书》。六在黄州时，苏东坡以为自己堕入了人生的最低点，那时的他并不知道，他的命运，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仍然是他应对噩运的杀手锏。在儋州，他除了写书、作诗，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帮助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救出来，使他的内心有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还是在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东坡谪居黄州，早春的夜里，他骑马山行，前往蕲水，途经一酒家，畅饮甚酣，酒后乘月继续夜行，至浠水县城东架在一溪之上的绿杨桥，便下马解鞍，曲肱醉卧。待杜鹃将他唤醒时，天色已晓。他举目四顾，但见“乱山葱茏”，“众山横拥，流水铿然，疑非尘世”，随手在桥柱上题写一首《西江月》，后段为：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这首词，描述苏东坡酒后弄墨的情景，那般的洒脱。他的艺术与人生，因酒而变得盈润饱满。密州时期，苏东坡曾“用土米作酒”，但“皆无味”。他谪居黄州为生计而开垦旧背地种麦种豆时，也曾动手酿酒。他说，“吾方耕于渺莽之野，而汲于清泠之渊，以酿此醪”。他酿成的洒，有的浊有的清，但比在密州时酿的酒好。他说，“酒勿嫌浊，人当取醇”。他将“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与苏东坡泛舟赤壁的西蜀武都山道士杨士昌“善作蜜洒，绝醇酽”，苏东坡特作《蜜洒歌》赠他。诗里写了酿制蜜酒的过程：第一天酒液里开始有小气泡，第二天开始清澈光亮，第三天打开酒缸，就闻到了酒香。打量着这甘浓的美酒，就已经让苏东坡唾液生津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苏东坡酿出的蜜酒，喝下去似乎并不那么甜蜜，反而会导致严重的腹泻。有人曾问苏东坡的两个儿子苏迈、苏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酿酒秘方有问题，还是酿造工艺有问题？两位公子不禁抚掌大笑，说，其实他们的父亲在黄州仅仅酿过一次蜜酒，后来再也投有尝试过，那一次酿出来的味道跟屠苏药酒差不多，不仅不甜蜜，反而有点儿苦苦的。细想起来，秘方恐怕没有问题，只是苏东坡太性急，可能没有完全按照规定的工艺去酿，所以酿出来的不是蜜酒，而是“泻药”。除了在黄州，苏东坡酿过蜜酒；在颍州，他酿过天门冬酒；在定州，他酿过松子酒；在惠州，为了除去瘴气，他酿过桂酒；此时在海南，为了去三尸虫，轻身益气，他酿天门冬酒。他在《寓居合江楼》末句“三山咫尺不归击，一杯付与罗浮春”后自注云：“予家酿酒，名罗浮春。”他还写过一篇《东坡酒经》，难怪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称其为“造酒试验家”。有了酒，却没有肉。那时的海南，连猪肉也没有，在黄州研究出来的“东坡肉”，他只能在饥饿中想一想而已。他只能野菜野果当干粮，但他还写了一篇《菜羹赋》，声称：“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在饥饿的屈迫下，他像当年在黄州一样，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源。很快，他发现了生蚝的妙处。有一年，冬至将至，有海南土著送蚝给他。剖开后，得蚝肉数升。苏东坡将蚝肉放入浆水、酒中炖煮，他又拿其中个儿大的蚝肉，在火上烤熟，“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刚到海南时，苏东坡经常站在海边，看海天茫茫，寂寥感油然而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孤岛。后来一想，方圆九州、中原大地，这世上所有的人，不都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苏东坡说，自己就像是小蚂蚁不慎跌入一小片水洼，以为落入大海，于是慌慌张张爬上草叶，心慌意乱，不知道会漂向何方。但用不了多久，水洼干涸，小蚂蚁就会生还。从人类的眼光来看，小蚂蚁很可笑，同样，从天地的视角里，他自己的个人悲哀也同样可笑。在海南，被阳光镀亮的树木花草，动物的脊背，歌声，甚至鬼魂，都同样地可以让他喜悦。这让我想起诗人杨牧在台湾岛上写下的一句话：“正前方最无尽的空间是广阔，开放，渺茫，是一种神魂召唤的永恒。”苏东坡穿着薄薄的春衫，背着一只喝水的大瓢，在海南的田垅上放歌而行。途中遇到一位老妇，见到苏东坡，走过来说了一句话，让苏东坡一愣。她说：先生从前一定富贵，不过，都是一场春梦罢了。他不知那老妇是什么人，就像那位老妇，不会知道眼见这位白发老人，曾写下“明月几时有”和“大江东去”的豪迈诗句。七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下旨将苏东坡徙往廉州，苏辙徙往岳州。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又称《致梦得秘校尺牍》），就是这个时候书写的。只不过这次渡海，不是从大陆奔赴海南，而是从海南岛渡海北归，返回大陆。苏轼《渡海帖》那一次，他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马梦得，不巧马梦得北行未归，苏东坡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马梦得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这通《渡海帖》，内容如下：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下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封囊：手启，梦得秘校。轼封。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晚年书迹之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这件珍贵的尺牍历经宋元明清，流入清宫内府，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四家小品》卷之一。无论对于苏东坡，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贬往海南的官员，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宋代不杀文官，那个被放置在大海中的孤岛，对于宋代官员来说，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因此，南渡与北归，往往成为羁束与自由的折点。但对苏东坡来说，官位与方位的落差，都不能动摇他心里的那根水平线，所谓“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因为他在自己的诗、画里找到了足够的自由，让他徜徉其中，无端来去、追逐，尽享欢乐，因此，地位和地理的变化已经不那么重要，好像不管在哪里，他都能得到一种不曾体验过的美。这让他在颠沛之间，从来不失希望与尊严；那份动荡中的安静，在今天看来更加迷人。他在澄迈留下的一纸《渡海帖》，没有心率过速的痕迹，相反，这帖里有一种静，难以想象，静如石头的沉思。他就这样告别了那个岛，告别了台风与海啸，告别了那些朝朝暮暮的烈日与细雨，告别了林木深处的花妖，带上行囊里仅有的书，重返深远的大陆。再过大庾岭时，一位白发老人看到苏东坡，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便上前作揖说：“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要陷害您，而今平安北归，真实老天保佑啊！”苏东坡听罢，心里已如翻江倒海，挥笔给老人写下一首诗：鹤骨霜鬓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再过渡口时，不知他是否会想起当年故乡的渡口见到过的郭纶，那个满眼寂寞的末路英雄。岁月，正把他自己变成郭纶。因此，在故乡，他遇到的不是郭纶，而是未来的自己。在记忆的那端，“是红尘，是黑发”，这端则 “是荒原，是孤独的英雄”。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船至仪真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太宗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那是六月初一。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到了常州，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延续了。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躁热，苏东坡病了几十日，二十六日，已到了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意思是，我这一生没做亏心事，不会下地狱。又说：“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苏东坡病中，他在杭州时的旧友、径山寺维琳方丈早已赶到他身边，此时，他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皆应顺其自然；能否度至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看缘分，不可强求。他写文章，主张“随物赋形”，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他的人生观，也别无二致。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对自然、人生不经意的了悟之中，绝非穷尽全力临时抱佛脚所能到达。死到临头，他仍不改他的任性。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东坡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溘然而逝，那一年，是公元1101年，12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八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坡在北上途中，在金山寺见到李公麟当年为他所作的画像时即兴写下的一首诗，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有人曾用“8341”来总结苏东坡的一生：“8”是他曾任八州知州，分别是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颖州、扬州、定州；“3”是他先后担任过朝廷的吏部、兵部和礼部尚书；“4”是指他“四处贬谪”，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1”是说他曾经“一任皇帝秘书”，在“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职位上干了两年多，为皇帝起草诏书八百多道。然而，当苏东坡在行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他回首自己的一生，他最想夸耀的不是厕身廊庙的辉煌，而是他受贬黄州、惠州和儋州的流离岁月。这里面或许包含着某种自嘲，也包含着他对个人价值特有的认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即使在以入仕为士人第一价值的宋代，苏东坡也不屑于用世俗的价值规范自己的生命。假若立功不成，他就把立言当作另一种“功”――一种更持久、也更辉煌的功业。他飞越在现实之上，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本领，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他“能把生命从其所依托的事实中解脱出来；寥寥几笔，就点出一副面貌的精魂，而身体倒成了多余之物；一提起荒原，飒飒风声、轰轰霹雳便自笔底而生。”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东坡的选择，“是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东坡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李泽厚先生还说：苏东坡“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九百年后，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年间12位世界级杰出人物，苏东坡成为中国唯一入选者，被授予“千古英雄”称号。苏东坡在国人未来心中的位置，是蔡京、高俅之辈想象不到的，犹如苏东坡不会料到，蔡京，还有自己曾经的家臣高俅，即将在自己死后登上北宋政治的前台。九苏东坡辞世后不久，蔡京就被任命为宰相，司马光又成了王朝的负资产，北宋政坛又掀起了暴风骤雨。尽管这个王朝已经折腾不了几年了，但小人们还是完成了逆袭。他们急不可耐地把已去世多年的司马光批倒批臭，司马光曾经的战友苏东坡，也被拉进了这份“黑名单”，被列为待制以上官员的“首恶”，“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也被打为“黑骨干”。他们请宋徽宗亲笔把这批元v圣贤的“罪行”写下来，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礼门前，让这些朝廷的精英遗臭万年。这块篡改历史之碑，史称“元v党人碑”。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蔡京下令全国复制这块碑，要求每个郡县都要刻立“元v党人碑”。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石碑翻刻行动，也是规模最大的篡改历史行为，宋徽宗著名的瘦金体，从此遍及郡县村寨。他们一如当年的大禹、秦始皇，再一次征用了石头，要求石头继续履行它们的政治义务，并用这一整齐化一的行动提醒人民，对历史的任何书写都要听命于政治。他们打倒了苏东坡，还不解气，还要踏上亿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对帝国的语法不屑一顾，宋人王明清《挥尘录》里记录过九江一个名叫李仲宁的刻工，就对上级交办的任务心存不满，说：“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宋史》也记载过类似的故事，比如长安一个名叫安民的刻工，对上级官员说：臣本是一个愚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立碑，只是像司马（光）相公这样的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正直之人，如今说他奸邪，小民实在不忍刻下来。府官听后很生气，要收拾他。安民无奈，只能带着哭腔说：让我刻我就刻吧，只是恳请不要在后面刻上我的名字，让我别落个千古骂名。此时的官场，唯有高俅敢和蔡京分庭抗礼，说苏东坡的好话。在这一点上，他算有良心。史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那时，苏东坡早已像一个断线的风筝，跌落在离家万里的紫陌红尘中，对宋徽宗和蔡京的举动，他的喉咙和手，都不能再发言了。苏东坡的一生总让人想起《老人与海》里的老渔夫圣地亚哥，一次次出海都一无所获，最终打回一条大鱼，却被鲨鱼一路追赶，在无边的暗夜里，他没有任何武器，只能孤身博斗，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但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就像圣地亚哥说出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十很多年过去了，苏东坡最小的儿子苏过潜入汴京，寄居在景德寺内。权倾一时的宦官梁师成知道了这件事，想验一验他的身份，就把这事报告给了宋徽宗。一日，宫中役吏突然来到景德寺，宣读了一份圣旨，召苏过入宫。抬轿人把他让进了轿子，然后行走如飞。大约走了十里，到达一处长廊，抬轿人把轿子放下来，一位内侍把苏过引入一座小殿，苏过发现殿中那位身披黄色褙子，头戴青玉冠，被一群宫女环绕的人，正是宋徽宗。当时正值六月，天大热，但那宫殿里却堆冰如山，让苏过感到阵阵寒凉。喷香仿佛轻烟，在宫殿里缭绕不散，一切都有如幻象。苏过行过礼，恍惚间，听见宋徽宗开口了。他说：“听说卿家是苏东坡之子，善画窠石，现有一面素壁，烦你一扫，没有别的事。”苏过再拜承命，然后走到壁前，在心里度量了一下，便濡毫落笔。那空白的墙壁，犹如今天的电影银幕，上映着荒野凄迷的景色。上面有一方石，几株树。笔力那么的疏淡、简远、清雅、稳重。那份不动声色，那份磊落之气，几乎与当年的苏东坡别无二致。在北宋末年落寞迟暮的气氛里，那石头，更凸显几分坚硬与顽强。只是后来，伴随着金兵南下，那画、那墙、那宫殿，都在大火中消失了。仿佛突然中断的电影画面。在这世上，有些美好的事物是可以逆生长的。当枯树发芽，石头花开，一张纸页成为传奇，人们就会从那张古老的纸上，嗅出旧年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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