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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族史
父 母 〃家 庭 〃亲 情父亲生于一九一八年七月，出身于小手工业家庭。祖父 黄体泉四川合川人，当时是在昆明市盐行街名叫“万寿宫” 的庙里开了一个织土布的小机房，雇有十来个工人，专门织 布， 并包吃包住。 祖父主要负责购纱、 浆纱、 晒干、 打散…… 等织布前的一些准备工序。祖母陈汝秀云南昆明人，家庭妇 女，主要是烧火做饭，负责全家人的吃、住。还要负责倒线， 以供织布的人用。解放前手工织布这个行业因为工序多成本 大，出力不赚钱，所以家境不算富裕。 父亲自幼聪明好学，五岁读私塾，后读小学、中学，学 业不错，上学后就开始学着帮祖父写水牌、记账、管账。水 牌是每月发给工人工钱的依据。父亲每天都在上面记录每个 人当天完成的织布数量，月底累计后扣除规定工口（即包吃 包住的人工成本） ，超过工口规定完成的织布数量，就是每 月该给工人的工钱依据。所以，父亲记录的水牌必须及时， 准确和公开，每天必记，一月一换。 织出的土布是卖给三市街一带开布铺的商人，父亲每次 都跟着祖父一道背土布送去布店，其中与祖父关系较好的一 个商人见父亲聪明、懂事，还会管账，就出面将父亲介绍到 “长春堆栈”当学徒。父亲上有姐姐，下有弟弟，为贴补家 用， 未满十四岁的父亲就离开学校， 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1“长春堆栈”位于宝善街西段，正对着同仁街的北口。 堆栈的房东是龙云部下的一名师长，名张凤春，故取名“长 春堆栈” 。 堆栈的老板叫刘炳泰，四川重庆人，心地善良，为人很 好，父亲及家人都一直习惯地称他为刘老师。学徒期间，父 亲凭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聪明好学，深得刘老师的喜爱。不 久就开始记账、管账，还考取了会计。刘老师的毛笔字写得 很好，象棋也下得不错。父亲一有时间就跟他学。当时的中 式记账，不论文字和数字，全用毛笔书写十分详细、工整。 由于每天都要逐笔逐项记清，从那时起，父亲就逐渐练得一 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和对象棋的浓厚兴趣。解放后曾数次参加 全市工会组织的职工象棋比赛，并曾多次获得名次。 在学徒期间， 店里被征调壮丁训练， 老板就叫父亲参加， 壮丁训练期满后，父亲就当上了壮丁队分队长。 学徒期满后，父亲继续在堆栈当职员，受到老板的重用 又担任了会计，最终得到了老板的高度信任。一次老板在病 危时，竟将自己珍贵的物品（金、银、麝香等）瞒着其抽大 烟的儿子交托父亲手上保管。其病愈后，父亲又完好地交与 老板手中。 在“长春堆栈” ，七年的时间，父亲逐渐熟悉和掌握了 堆店生意的门道，为以后走入生意圈，自己当老板打下了基 础。2不久，房东张凤春去世， “长春堆栈”就停业了。因为 其妻要坚决将出租的房屋收回自己开旅社。才二十来岁的父 亲就在堆栈原址上的一间铺面与房东夫人合伙开了一家经 营百货的“云和百货店” 。父亲安排他的弟弟（二叔）照管。 父亲自己又与其他人合伙在宝善街中段经营 “恒益堆店” （后 改为“诚益堆店” ） 。 随着百货店和堆店生意的扩大，父亲在社会交往方面的 才干也逐渐显露。才二十多岁就从当时的甲长（十户为一 甲） 、保长（十甲为一保） 、坊长（十数保为一坊） ，后三个 坊并为忠爱镇，担任到镇长（忠爱镇） ，管辖到三市街、南 屏街、宝善街及原百货大楼周围一带。当时做镇长须年满二 十五岁，父亲年纪不到，就多填报了两岁。这期间父亲参加 了国民党举办的保长训练班，受训毕业时，集体加入了中国 国民党。 解放前，担任镇长以下的甲长、保长、坊长等一类职务， 属于义务，政府不给分文报酬。镇长以上开始有一点酬薪， 父亲均全给了他的助理，分文未取。 不久、父亲与学徒期间的老板刘老师及同事等十二人将 “恒益堆店”盘过来合伙经营，取名“诚益堆店” ，父亲取 了原店名的“益” ，更改为“诚益” ，意为诚信第一。当时参 加合资的股东有营业员、服务员、厨师等工人，这些工人的 股金来源是由年终分红而来。其中父亲和刘老师的股本较3大，大家就公推父亲为“诚益堆店”的经理，主管堆店的全 盘业务。 解放前，昆明旅栈业从低到高的大致分类为： 客栈，规模小，只为客人提供住宿床位，连洗脸用水都 没有，价格较低，来投宿的人为当地的一般苦力和无业者居 多。 马店，不但住人，还可厩马在店，规模稍大，住店的马 帮居多。 旅馆，居住的条件比客栈高档，也不提供吃，留宿者以 出差往来的流动人员居多。 堆店，要求面积要大，不仅住人、提供食宿，还要有足 够的地方让客人堆货。店主还得帮助入店的客户联系当地的 或者外地的买主、卖主完成货物交易，还代称秤计量、结算、 开具发票等，故外地、外省的各路商贾居多。 父亲选择合伙经营堆店，并任经理，足见他年轻时的勇 气和胆略。当时坐落于宝善街一百九十六号的“诚益堆店” 大小共五个院落，占地约为两千平米，房屋数十间。其主体 是由土木结构二层楼房的三个大四合院连贯而成，连接四合 院之间宽敞的过道、内走廊即堆大宗货物的地方，能遮阳避 雨又通风。 当时堆店的来往客人主要以经营中药材如： 附片、 茯苓、 黄草、杜仲等商人居多，还有布匹、纸张、杂货等。卖到昆4明和全国各地的多是文山、马关、广南一带的三七，下关、 丽江一带的茯苓。来昆售货或买货的有贵州、四川、湖南， 远至天津、山东等全国各地。堆店的主要业务除了提供舒适 的住宿， 爽口的一日两餐外， 逢年过节还要增加荤菜和酒水， 譬如元宵节要招待元宵；端午节要吃粽子；中秋节送月饼， 使住店的客人感觉就象在家里一样，有节日的气氛。同时要 为达成生意的买卖双方的货物称重计量，最关键的是为双方 开具作为纳税依据的发票，尔后从中按卖家货物的总额收取 一定的手续费。 看似简单的“一手托两家”的生意，里面确有很多讲究 的地方。首先要保证卖方客人带进店的货物必须是真货，从 源头严格杜绝掺杂使假。其次要保证按市场价格公平交易， 计量的秤必须是双方绝对信任的公平秤，除了斤两不差外换 算的方法也要求准确无误，尤其是三七等贵重药材。那时的 一市斤不等于半公斤，而是等于六公两二钱五。在每笔交易 进行的过程中，买卖双方看重的是堆店的信誉，实际就是堆 店老板的为人。当时的货物交易因数量较大，现场钱货两清 的情况很少，大多数是卖方交货后一般需要七天款项才到 帐，在这七天期间，买卖双方唯一可依赖和相信的就是堆店 了， 这信誉的好坏就决定着堆店生意的好坏， 是头等重要的。 信誉就来自父亲个人的人品、道德、良心、处人待事、所作 所为的原则及其对市场行情、买卖双方信誉度的判断和决策5的能力。有时，买方空手来买货，卖方仅凭父亲的一句话就 能让其将货物先提走。过后，父亲也要保证买方的款按时到 账，信守诺言。在款项未到的这些天，有的卖方直接回家， 有的又去别的地方办事、玩耍，他们非常放心，因为父亲个 人的信誉已经成了一种信用担保。所以那时全国各地常来常 往的客商较多，长年累月住在店里的客人也不少，各路商贾 云集。那时的“诚益堆店”口碑不错，在昆明小有名气。晚 年之后，业内及友人均美称父亲为“诚益老人” 。年满九十 五岁高龄后的父亲在他所书写的各种字画中落款均自称为 “昆明诚益老人黄桂林” ，的确名副其实。 为了避免生意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受地痞流氓的敲 诈勒索，不久，父亲参加了龙云之三公子龙纯曾为首的青帮 会和红帮哥老会。 在任“诚益堆店”经理的同时，父亲还与其徒弟在祥云 街崇德巷内合伙经营“崇德客栈” 。在同仁街北口与名叫陶 永年的合伙经营“瑞丰百货店” ，专营百货的批发业务。此 外，还五个人合伙在晓东街经营了一家档次较高的“五华百 货店” 。晓东街是当时昆明的一条很热闹且颇具特色的商业 街，这条街上有南屏电影院是当时堪称内地东南亚最好的电 影院，专门放映世界著名的外国影片和美国影片，还有华达 咖啡厅、麦瑞西点、维纳斯像馆等等，全是第一流，是当时 驻昆美军空军（飞虎队）人员常去消遣、娱乐的地方。要在6晓东街开一店铺既要有关系，经营的商品也要非同一般。 父亲的小舅舅陈汝生是个新派人物，早年从军随朱培德 到了江西等地，他对公学颇感兴趣，就常常写信告诫父亲多 学新东西，接受新观点。这时的父亲对自己也有新的目标和 要求，于是就先在私人家里补习英语，尔后考入位于鼎新街 的“青年会” （基督教堂）里由外国人与中国人合办的英语 补习学校，学至具备英语大学水平毕业。 在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期间，结交了一名全班英语成绩最 好的女生，她就是长得清秀脱俗的母亲麦静修。虽然之前， 从重庆迁来昆明的外祖父常去南华街、宝善街堆店一带找四 川老乡聊天、玩耍时，父亲就认识了外祖父，但对母亲的了 解直至俩人的相爱还是因为在同一个班。 在学校举行的毕业典礼上，同学们用英语演话剧，父亲 的成绩排名第二，仅次于母亲。当时年轻的父亲在台上扮演 一名英俊、潇洒的军官，流利的英语和威武的形象博得了老 师和同学们的喝彩。当然最终也找到了自己一生中最完美无 缺的伴侣。 一九四三年四月父亲与母亲在昆明举行了婚礼。 随着事业的成功和资金的积累，父亲决定自己买地建 房，与母亲一起过其向往的幸福生活。 建房的地址选在盘龙路的北端口，当时的盘龙路是龙云 的舅老爷李培天的，父亲凭自己的关系买下了其位Z较高的7一块，占地大约七百多平米左右，即盘龙路附壹号。李培天 的住所就在现在昆明市委所在地。 地买下后，请人设计建造时得知设计费最终是按房屋建 造后的总价的一定比例收取，数目不小。于是年轻的父母就 大胆地决定自行设计。为此俩人就多次到大观路白马庙庾家 花园、鲁家花园、翠湖周围、巡津街一带的私家别墅欣赏观 看，再根据俩人的喜好，最终敲定。在房屋的建造施工过程 中，母亲尤为操心，亲自挑选材料，亲自现场监工，不论日 晒雨淋每天都到工地上，十分辛苦。最后，盘龙路附壹号内 的一幢青砖二层楼欧式小别墅终于落成，父亲取名“桂]” ， 并亲笔书写在大门上方。这幢小洋房完全是父母二人按照自 己的构思建造，风格别致、优雅大方、与众不同。内有花园， 花园的设计和花木的品种栽培是请昆明“黄家花园”的主人 （昆明著名歌唱演员黄虹之父）一手操办。花园里有桃树、 柏树、苹果树，沙松木搭建的藤架上随着季节会爬满紫藤、 西蕃莲和三角梅（叶子花） ，墙角栽有金丝莲、韭菜兰等。 后院有三间平房，作厨房。院内还有一口水井。别墅的大门 是为大卡车的出入而建造。那时，年轻的父母常常与有车的 一个张姓朋友结伴外出旅游，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学会驾驶吉 普车了， 特别是母亲比父亲还熟练。 别墅的后门开于后新街。 盘龙路的房子盖好后，因云南茶叶有名，父亲又与胡姓 等叁人在盘龙路院内开办了“协丰和茶厂” ，做起了销往四8川的陀茶生意。拉茶叶的大卡车从大门进出卸下茶叶后，院 内有三、 四十名工人要对茶叶进行分拣和挑选， 要去除老梗、 老叶等。期间父亲还与四川会理人程益中合伙做起了昆明与 会理之间的多种土特产贸易。 一九四七年，忠爱镇撤镇建区，父亲被选举为昆明市第 五区副区长，同时也是国民党第十五区区分部的书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 父亲以副区长 （区长是马⒏唬 的身份参加了云南起义和昆明市保卫战斗。这次站斗是国民 党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攻打倾向于共产党 并已经在云南宣布起义的卢汉保安团。当时指挥昆明市保卫 战斗的是卢汉和原昆明市长曾恕怀，参加的人员有第五区的 自卫队员数百人，还有市政府派来的工人队伍一百七十名和 学生队伍一百伍拾人共约千余人的队伍统归马区长和父亲 指挥，联系人为卢汉的保安团团长王绍尧。父亲属于区公所 自卫队，持枪日夜守卫在金碧路德胜桥一带，德胜桥上堆满 沙包掩体为第二线防卫。第一线是在东站菊花村及纺纱厂豆 腐营一带。当时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奋勇反击，双方 在城外进行了激烈地战斗，围打数日后攻方被击退，退往蒙 自方向，这次战斗保住了昆明。战斗结束后，市政府对第五 区在保卫战中因督导有方，传令嘉奖，记大功一次并奖励半 开（银元）叁佰元。由于种种原因，直至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十一日时隔三十六年后父亲才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9区和昆明市政府颁发的起义人员证明书（昆字第 0009217 号） 。 一九五零年二月，解放军进军昆明，欢迎解放军入昆明 的人们欢欣鼓舞，人山人海，父亲所在的第五区安排在北门 街一带夹道欢迎。 一九五零年四月，昆明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原第五区里 所有的一切和档案文件一概清点列册，所有的武器弹药也照 实清点列册一并移交公安第五分局军代表接管。政府成立接 管政权的新机构称市民联谊会，父亲又担任昆明市第五区市 民联谊会干事，之前就已经担任了云南省商业联合总会监察 委员和商会执行委员及昆明市堆店业联合会的主席。 五十年代初期，刚刚解放，面对新形势、新政权，父亲 积极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他是一个聪明理智能够认清 形势顺应时代潮流的人，他首先向党和政府如实、详细，毫 无任何隐 m 地交待了解放前自己的历史经历，由于态度积 极，交待较为清楚，成为了昆明市第一个脱离反动党团的骨 干，并领到昆明市政府颁发的 00001 号反动党团人员自新登 记证书，没有受任何处分。同时父亲还参加筹备昆明市工商 业联合会的工作，担任该会筹备委员。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场以反偷税漏税、反行贿、反偷工 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 动席卷全国。用意即督促民族资产阶级彻底改造自己，表明10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中央虽有“斗争从严，处理从 宽”政策，但执行者是按行业分配打“虎”任务，限期完成 指标，又是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所以不实事求是，过 火行为、 虚假现象频频发生， 有的被逮捕， 有的自杀、 跳 “龙 门” ，有的遭关押，因“抗拒”运动而家破人亡的现象确有 发生。 当时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计征的税收超过其资本金很 多， “诚益堆店”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这过重的税款。 而父亲刚得到政府的信任，在区工商联搞协助税收的工作并 任区评议会主委。 “诚益堆店”所谓的欠税如果不能在期限 内凑足上缴，不仅对区里的税收入库影响较大，更为关键的 是父亲个人能否在这次运动平平安安过关。在这紧要的关 头，是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母亲主动提出，并劝慰和动员 父亲将自己经营的百货店和盘龙路附 1 号自建的别墅用来抵 税。 这幢由父母亲自计设、 亲自监工建成的二层楼欧式洋房， 连同别墅内一套秋木打制的精美西式家具和一套紫檀木打 制的古朴典雅的中式家具及贵重的高级进口地毯和 A 石大 圆桌等等全部未按市价，也未进行评估一并抵了税款。这一 切的所有价值大大超过当时所欠的税款不知多少倍，除作为 抵税的数额外，父亲将其余超过的全部也一并无偿地捐赠与 政府了，过后也没办任何手续。盘龙路附 1 号后为云南省药 品检验所所用，因当时无任何买卖或移交手续，直到二零零11七年以后才陆续被拆，土地被政府和企业征用。 在一九五二年全国大规模的“五反”运动中，父亲以自 身的奉公守法，确切地说是在母亲的鼎力相助下，得以顺利 和平安过关，运动结束时“诚益堆店”评为“基本守法户” 。 母亲在重大事件的处Z中有着超人的智慧或一般女人缺乏 的眼光和勇气，她看清形势后所作的这一举动至今提起都令 父亲感慨万分，内心充满了对母亲深深的敬意和无尽地思 念。 （母亲于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日逝世）父亲自愿用其名 下的百货店和盘龙路别墅名义上是抵缴税款，实是为无偿捐 赠与政府的举动，在当时的工商界行业内的确起了很大的积 极带头作用，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又一次认可和信任。为了培 养和提高工商业界中的骨干分子，正确发挥他们的带头模范 和桥梁作用，父亲成为党和政府树立的行业典范，常被安排 在一定的场合让其畅谈自己的感受体会。 父亲不论是当镇长、区长，还是百货店、堆店的经理， 虽然头脑灵活、聪明过人，但他做人的准则从不改变。他是 非分明、办事公正，待人礼善为先，做事诚信第一。为人正 直仗义，从不整人，更不会害人，加之时值年轻气盛、精明 强干，深得欣赏他人品的领导和长辈的好评，在同行人士中 受到多次推举。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父亲担任昆明市工商联三区 分会和盘龙区分会副主委。自一九五二年起至八十年代退休12后均是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的执委、昆明市工商业联合会的 常委、政协昆明市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四年是昆明市各族人民代表会议 第二、三、四、五连续四届的代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 年是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代表。 一九五三年三月，为了重振和兴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 工商贸易，昆明市工商局等多家单位组织了昆明市各行业众 多商家参加的“昆明市工商代表团”到大理参加传统的三月 街赶街活动。父亲当时任代表团的团长。为了增添节日的气 氛，从昆明出发时各种商品装满了五卡车，途中走了五天。 到达场地后，指挥人现搭建售货棚，接着开幕式上讲话、与 有关领导见面、接受记者采访等等。父亲说那时开会、发言 讲话他从不用稿子。刚解放不久的那次大理三月街、给父亲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云南省委统战部组织“西南边疆驻军 慰问团” ，父亲作为省工商联执委，与副省长杨克成，省政 协副秘书长聂叙伦（人民音乐家聂耳的胞兄）组成第二团， 赴滇南慰问驻蒙自、开远、金平、河口等地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部队，历时叁个多月。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五三年十月，新中国建立四周年之 际，父亲作为西南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在首都北京举行的 “中华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云13南省代表有王少岩、董仁民等七、八人，其中昆明市的代表 只有两人，一人代表工业，父亲代表商业。会议结束后，全 体与会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与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工商联和民建的创始人陈叔通、黄炎 培等著名人士合影留念。 （照片中左四排第二十四人即三十 五岁的父亲，他仪表堂堂、风华正茂，充满着活力与朝气） 。 随着社会职务和社会活动的增多，父亲外出开会频繁。 为了能全面、完整、准确地传达贯彻领导同志的讲话和会议 精神，聪明好学的父亲又自己报名参加上海举办的速记函授 学校，利用业余时间从初级学到高级。毕业后，能非常快速、 准确、完整地记录每次会议领导同志的讲话，当时在没有录 音设备的情况下这种水平的确不多见。父亲的这种速记笔记 本在反右斗争中还曾被外行误当成是密码和反动的记录。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 公方 （代表政府） 要对资方 （即 资本家）的资产进行重新核定。 “诚益堆店”前身“恒益堆 店”的房产是属于开远会馆，父亲于四十年代初合伙将其盘 过来时，房东没变。在计算资产时就已经将“恒益堆店”连 续多年累积的押头数额的价值包含在内。 押头是解放前租房人租房时交与房东的一笔款项。这笔 押头是双方根据房屋质量面积及市价商议决定，一旦决定， 房屋的租金就按押头的十分之一计收。因为押头会随着市场 价的变化而变化， 租金也就随着押头的变化而变化。 押头高，14按押头收取的租金就高。退房不租时，押头退还。房租交不 出时，房东就从押头中扣除。 由于租期年代久远，堆店前后累积的押头数额巨大。据 父亲自己算了一笔帐，堆店押头数十年的增加值大大超过当 时“诚益堆店”的全部房产价值。 从一九五零年昆明解放到公私合营前由于新旧制度交 替， “诚益堆店”的生意极其清淡，其租金没有交纳，房东 自然从押头中扣除，实则还是在如数照交。 但是公方在核定计算资产时就不顾及原来的历史状况， 硬是把五年的租金从堆店核定的资产总额中扣减，加之核定 资产计算时很多作为固定资产的物品作价时都是就低不就 高 ( 父亲曾因此遭受过同行人士在反右斗争中对父亲的指 责)，无形中父亲不仅交了双倍的五年租金。且“诚益堆店” 总资产价值也减少甚多。原来交与房东处累积下来的巨额押 头也就不了了之。 尽管父亲当时心里非常清楚，无奈处在那样的形势下， 加之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担任的多种社会职务，父亲还是率 先将“诚益堆店” （后更名为“红旗旅社” ）作为昆明市首批 公私合营企业参加了政府倡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公私合营 资产核定过程中，父亲遭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致使后来由 此计算出的定息数额也很小。 谈起这些父亲最后总会归结： “如果没有当初，就不会15有今天。 ”仔细想想这的确不无道理，后来在将“定息”作 为一种不劳而获的剥削收入时，父亲的剥削罪过或许会淡化 和减轻些。 一九五六年昆明市全行业（堆店、旅店、马店、客栈合 并为旅栈业同业公会）公私合营后，父亲被政府安排到昆明 市社会福利公司担任副经理，公司主管昆明的旅栈业，照相 业、洗染业、理发沐浴业、寄售业、殡葬业等。父亲被正式 定为国家行政十七级干部，每月工资九十九元。在当时，可 算得上是高薪阶层了。 父亲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和勤奋努力的精神，凭着对共 产党、新中国的美好向往，跟上形势、跟上时代。加之又十 分有幸遇到欣赏和看重他才能的领导，即时任云南省商业厅 厅长窦立新和时任昆明市工商局局长后任昆明市副市长的 薛汉鼎。所以在五十年代的前期和中期获得了很多崇高的政 治待遇和新中国崭新的工作，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光彩夺目的 岁月。 一九五七年夏天，全党整风大鸣大放时，父亲当时在云 南省政协政治学校学习，任学习组长。一天接到市委统战部 的通知去开展“鸣放”活动提意见。父亲出于做好工作的热 心提出：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私共事时，在思想上必须 要分清公方、私方，在口头上就不一定要讲你是公方我是私 方，这样会影响工作，影响团结。 ”这是父亲观点一。16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事实上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丧 失了“三权” ，即：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管理权和人事调 配权。资本家已经成为拿工资吃饭的职工，资本主义的尾巴 仅仅体现在定息上。而那时候，年定息达到千元以上的人极 少。定息就是国家对合营后的工商业者的资产进行核定，在 一定时期内按固定利率每年给付的利息。 父亲的 “诚益堆店” 核定后的定息每年还不到一百元。据有关统计昆明市区那时 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是人数少得可怜，二是资金少得可怜，昆 明市工商业者人均资本新人民币仅 2,880.00 元左右，大多 数人仅仅只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父亲结合当时福利 公司下属的一些小理发店、小洗染店、小旅店等没有派公方 代表这一实际情况就提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不一定每个企 业里都要有一个公方，这样可以节省一些人力”这是父亲的 观点二。 父亲的上述两个观点，曾分别登载在“云南日报”一九 五七年六月八日星期六第一版和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星 期六第二版上，大标题： “中共昆明市委邀工商界人士畅谈 公私关系会上展开争论” ，此资料是时隔十多年后在报社工 作的弟弟通过翻阅报社保存的档案资料查找到的。不论在当 时或是现在，父亲的这两个观点原则上应该没什么不对的， 然而，一九五八年元旦前后，政治学校秘书长饶博生单独与 父亲谈话说在半年前，父亲在市委统战部鸣放的这两点是错17误的，要写检查。父亲一连数次检查都说不彻底，没过关。 因为没按照上边定的框框检查认识即：思想上分公方私方， 形式上不分公方私方是模糊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是阶 级斗争熄灭论。不一定每一个公私合营的企业里都要有一个 公方是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五月，父亲编入右派小组，起初还帮助学员 们写交心的大字报。不料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学校宣布父 亲划为右派，这是反右斗争结束前夕省政协政治学校的最后 一批右派。 宣布被划为右派后，当天父亲就不能回家，集中编成一 个中队下辖三个小队， 父亲任小队长， 凡事要带头劳动改造。 每人发一辆人力板板车，到火车北站装煤拉到黑龙潭机床厂 和市区各煤店。不分时间，每天往返不停，单边全程约十五 公里，每次装煤约伍百公斤，十分劳累辛苦。有时太困，就 拉着板车边走边睡。有一天，父亲拉煤到云津市场煤店卸煤 后，双手扶住车把，车兜在前推着空车前进，云津市场路窄 人多，有小坡，遇有一群围坐在路边玩耍的小孩，父亲扯着 嗓门大吼“车来了！让车 !”其他小孩都迅速跑散，意外的 是还有一个年纪最小的仍坐在原地未动，这时已避让不及， 车就直往小孩的头上冲了过去，父亲惊恐不已，心想：出命 案了。没料到小孩坐的位Z恰好在板车的两个轮子中间，因 为他个头太小，所以车就由他的头上滑过去了，对他竟然毫18发未损。真是老天保护，万幸！此后父亲就再也不敢在后面 推空车行走了。 父亲集中劳动改造半年多回来后，就受到撤销一切职 务，下放基层监督劳动的处分。工资降为每月十九元。 （实 际之前的半年多，父亲早就无分文收入了） 。 当时下放到的基层是位于马市口华山南路的“南京旅 社”做勤杂工，旅社很小一百多个床位，所以不论打扫卫生、 烧开水、掏大S等都必须干，而工资却只有一个普通洗浆工 的一半。面对这样的处境，父亲没有抱怨，更没有绝望，相 反还暗暗庆幸自己没有进监狱劳改，尚有人身自由和每月的 十九元。这个处分较之当时与父亲共事的一名南下干部，曾 任昆明市公安局局长、市福利公司经理的国家十六级干部划 为右派后进监狱劳改，落得妻离子散的悲惨结果来说，父亲 认为自己的处分是最轻的。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父亲在 “南 京旅社”工作十分卖力，为搞卫生上到最高的房沿拔杂草， 为疏通厕所下到最窄的厕坑去掏S，停水时，要到位Z较低 的某院子的水井去挑水，翠湖干涸时，湖底有草皮煤就去挖 回到旅社用于烧开水等等。总之基层最苦最累最脏的活都积 极主动干好，加上自己本身固有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很 快就得到旅社领导的喜欢和重用。渐渐地在营业室负责住宿 登记和收费的工作就成了父亲的主要工作。 旅社的另一位职工老赵是文盲，家也住在旅社内。夜晚19有人住店他先安排住下，再等父亲来店后登记。虽然老赵是 工人阶级但仍很尊敬和佩服父亲，父亲就从“百家姓”开始 教他认字写字，慢慢地他也能登记旅客的姓名了，成了父亲 的好助手，他为此很高兴，碰上家里吃点好的菜肴都要送一 份给父亲。在父亲摘帽后调动工作时，从旅社的领导到老赵 等全体同仁都十分舍不得。 那时候，没有身份证，一个人的身份全凭所在单位、或 所在生产队、居委会开出的一张盖公章的纸作证明。这张纸 对于外出办事、入宿登记显得十分重要。 一次，一人在住宿登记时递给父亲嵩明白邑公社开出的 证明，父亲在登记旅客时都要问“哪里的”？不料那人不耐 烦地大声回答“白色公社” ，将“邑”读作“色” ，父亲不动 声色，暗自留意，后通知派出所经查此人果真有问题。 一天下午二时左右，从安宁来了二人说刚下火车（实际 安宁的火车是下午四时到）回答问题不仅吞吞吐吐，姿势反 常，做出立正等动作。父亲将二人安顿后即打电话通知派出 所，经查此二人系安宁监狱的逃犯，当天下午即逮捕归案。 父亲就是凭自己的经验判断，在旅客登记住宿的过程中通过 询问、观察，发现疑点即通知派出所，多次协助华山东路派 出所破了不少案子。派出所所长因此与父亲关系也愈加密 切，父亲的每次电话，所长都亲自到，破案率也高。有一次， 所长竟安排父亲卧底打入一个偷盗团伙，父亲冒着危险与团20伙头目接头并共进馆子，最终破获。在“南京旅社”这段时 间，父亲还将为旅客保管现金由原来现场清点改为由旅客自 己包好，在封口上签上暗号，取时查验。由此减少了存取时 的清点和麻烦。父亲自己为旅客保管现金先后达数十万元， 从未出过差错。协助公安部门破获大小案件数十起，逮住小 偷和逃犯数十人。为此，小小的“南京旅社”被评为全市治 安方面的模范单位。 由于父亲上述的种种表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五华区统战部在五华区工商联召开大会，会上父亲被宣布为 昆明市首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之一。父亲母亲和祖母当时 都为此很高兴。 父亲自下放到“南京旅社”工作后，我和弟弟会常常为 父亲送饭。那时年纪不大，拎着搪瓷箍子从同仁街走到马市 口觉得很远，要走很长时间。父亲摘帽的那一天，凑巧我俩 又去送饭。我记得我和弟弟把饭送到后，看见父亲很高兴， 并听他说他的帽子被摘掉了。我们当时不知其中究竟，回到 家后，弟弟就告诉母亲说父亲戴的帽子弄丢了，没在了。事 后提起这事逗得大人们笑个不停。后来我曾问母亲是怎么一 回事，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父亲太骄傲 了，说错话犯错误，现在已经改正了。 摘掉右派帽子的父亲于一九六一年底即被公司调到“西 站旅社”营业室当营业员。21这家旅社是当时昆明市最大的一家国营旅社，五层楼的 砖混建构能容纳上千旅客，又位于西客运站的对面，来往旅 客流量之大，是“南京旅社”无法与之相比的。父亲在营业 室负责住宿的登记、 收费和房间床位的安排， 工作相当繁忙。 为避免营业员交接班之间清点款项和开出的发票经常 发生错乱，互相推诿，争吵不休。父亲提出各人经手的钱要 各人自己装封交保管室，接班的不管交班的。谁的错乱一目 了然，得到了大家的欢迎。父亲当时月工资三十多元。 六十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展开， 全国各地搞“红海洋” ，不论何处何地，凡是人眼所能顾及的地方统统都要用红色 写上醒目的革命大标语。 父亲的一手好字曾为多家旅社、照相馆写过门面招牌， 为了将西站大旅社五层楼的外墙面融入到革命的红海洋中， 父亲理所当然地被安派承担这一工作。 当时条件极差，半空中写字是将一张四条腿的桌子翻过 来面朝下脚朝上，用绳子栓好后通过在屋顶上安装的滑轮， 由地面上的人拉住这根绳子将桌子和站在桌子反面的父亲 顺墙升高到写字的位Z。父亲先用绳子捆住自己的腰部后就 开始站在桌子反面在建筑物的外墙砖上书写大型美术字。父 亲从来没写过这么大的美术字，现学现写，一个字大约一米 多见方，先用大尺子写成空心笔划，尔后再用红油漆将空心22笔划涂实。父亲一上去就要写数小时才能下来。在地面上拉 绳的人时间长了也很累，想休息一下。有一次他就将绳子栓 在地上一个小石狮的腰间，时间一长，绳子拉桌子的角度会 变化，失去了平衡的桌子突然带着父亲滑下地面，幸好有倒 着的桌子托住父亲才未受伤，真是危险至极。几个月以后， 西站大旅社五层楼高的外墙砖上终于留下了父亲这一生中 唯一书写过的大型美术字。 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 当权派被罢免挨批斗， 学校停课， 工厂停工，造反派热衷于派别斗争不上班。当时服务公司内 两派对立严重，八派驻守在春城饭店，炮派驻守在西站大旅 社，两派的头都三番五次地叫父亲去参加，父亲头脑清醒以 家住在八派区上班在炮派区为由拒绝了成为逍遥派。在那无 序动乱的年代里，父亲始终坚持每天从同仁街的家到西站旅 社上班，从不迟到早退，人员缺少时就一个人顶班到深夜， 从不介于任何一派的任何活动，如炮派的人分不要钱的大 煤、吃免费的早点等等，父亲一概拒绝，并认认真真始终如 一地做好旅客的住宿登记和自己经手的每笔收入，每天营业 终了都将当天收到的营业款存入开户银行。那时昆明的两派 武斗升级，父亲在上下班和存款途中曾几次碰到过枪弹的危 险，其中最危险的一次是由西站到小西门银行存款后返回西 站的途中，在行走时提起左脚的瞬间，一粒子弹就飞来正正 打在刚刚提起的左脚下，霎时地面泥土四溅，吓得父亲一身23冷汗。 造反派搞派别斗争需要经费，派头就来找父亲开支营业 款，在领导靠边站企业瘫痪的情况下，不给是不可能的。但 是父亲不论何人始终坚持凭领款条，并注明经手人、证明人 等，惹得造反派很不耐烦，十分恼火。奈于父亲曾经当过他 们的领导且与他们的父母关系不错只得照办。待文化大革命 结束审查他们的财务收支时，因为有凭有据、一清二楚，为 此还对父亲特别地感谢。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那些当时免 费的煤炭、餐费统统补交且大大超过实际的价值，员工们都 说父亲是个有先见之名的聪明人。 直到革委会成立时，父亲所经手的工作交待很清楚，账 目无错乱。期间还提供有力线索破获了在西站旅社内发生旅 客被盗一千余元的盗窃案。就是这样，父亲仍然摆脱不了降 在头上的厄运。 一九六九年十月那个寒冷的初冬，父亲由于历史问题 （即解放初期就交代得十分清楚无任何隐瞒的经历）被单位 强迫退职下放到安宁小桃花村从事种地、放牛等农业劳动。 最不可思议的是已七十六岁高龄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的祖 母也随同父亲一起下放到安宁小桃花村。原因是一九四四 年，父亲与合川老家堂哥黄河清在做往来贸易生意中赚到些 钱，堂哥出于好心在合川老家为祖父和二叔买了一块地（祖 父、二叔先后去世） ，祖母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当时地、24富、反、坏、右、走资派、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等九种人 要分别被遣送、下放、疏散到远离昆明的偏僻农村，即所谓 清理阶级队伍，永保政权不变色。 父亲和祖母原定是下放至离昆明数百公里外思茅地区 景东县，粮食户口均已办好，幸亏当时在呈贡县革委工作的 哥哥和已在安宁小桃花插队落户的姐姐费尽精力，几番周折 后又才转到小桃花村与姐姐在一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姐 姐是一九六四年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自愿申请成为昆 明市首批下乡的安宁知青，当时任小队会计。在那个年代父 亲和祖母的到来给姐姐心理上和身体上造成多大的压力是 可想而知的。 在父亲和祖母还未到安宁之前的一九六九年二月弟弟 到了潞西遮放弄西乡当插队知青，我于同年的三月也是到了 潞西县国营遮相华侨农场种植橡胶。原来诺大的一个八口三 代人之家随着父亲和祖母的下放，在昆明的只有母亲和在金 殿油脂化工厂当学徒的妹妹。绝大多数的时间，空荡荡的家 里只有墙上的一座年代久远的老式挂钟，随着钟摆左右摆动 发出的滴答声陪伴着孤零零的母亲，母亲那时的处境是多么 地悲凉和无助。 父亲这时又成了毫无分文收入、仅靠挣工分生活的农民 了，每天从事着到水田薅秧、上山放牛、地里种菜等农活。 直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前后过去整整七年，之间曾经25历过数次申请，报经统战部和市疏办审查批准等诸多艰难繁 杂漫长的过程，才由下放改为疏散，又由疏散改为同意收回 由单位重新安排工作。收回后的父亲安排在离家较近的“人 民旅馆”担任门卫，工资每月三十七元五角。人民旅馆位于 金碧路中段祥云街口，地处闹市，来往人员又多又杂，偷盗 事件频频发生，父亲提出实行进出人员必须在门卫登记后， 一定程度减少了案件的发生。针对保管室物品错乱、丢失、 冒领现象严重，领导又安排父亲担任保管员，父亲就保管制 度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建立起多项有关制度。在保管室工作 期间父亲坚持执行制度，制止了多起冒领事件。其中还牵扯 到一起杀人犯罪案件，不仅为市公安局提供了有价值的线 索，还被借调到公安局侦缉队协助破案几个月。父亲警惕性 很高，一天在保管室窗口发现一个遗弃的可疑文件包后，立 即报告领导，经公安局查实是小偷在南太桥附近盗得的绝密 文件，因父亲报告及时，案件得以在几小时内迅速破案。 一九七九年四月，那是一个温暖的春天，父亲收到了中 共昆明市委财贸政治部《关于黄桂林右派问题复查报告的批 复》 。批复中确认父亲的右派属于错划，予以改正。决定撤 销原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行政十七级 ,从一九 七九年十月份起发给。复查报告中还提到，黄桂林同志的家 属、子女、亲友档案中涉及的材料均应抽出销毁。至此，一 直压在父亲、母亲和五个子女头顶上长达二十一年的大石头26终于得以彻底推翻，全家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父亲在告知 我们这一消息时，眼睛里泛着泪花万分激动，他没想到共产 党对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的反右斗争能够予以重新认真地复 查并且给予改正，他由衷地感谢党和政府能在二十一年后最 终还他和他的家人一个清白。当有关人员问他改正后有何要 求时，他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尽快将这一决定 送达到五个子女工作单位的人事档案部门，将原涉及的有关 材料销毁。然而，留在每人心里的那段创伤却不会那么容易 很快被抹掉的。 从中共昆明市服务公司党委&79&昆服政组字第 29 号文 件“关于黄桂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父 亲划为右派的真相。 其一有人篡改了父亲的原话，并加油添醋，上纲上线； 其二有人将父亲在学习发言中自己主动暴露的思想当作他 们的检举材料；其三父亲为了启发大家发言综合整理材料时 形成的讲话，所以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则是凭空捏造、无 中生有。当然最重要的是听有类似经历的人说当时运动快结 束了，可划为右派的人数还达不到上面所下达的指标吧。不 管怎样，反正已经过去了。 紧接着令父亲万万没想到的一件喜事又接踵而至。一九 八零年的九月居然分到一套单位即昆明市服务公司首次建 盖的职工宿舍。父亲当时工作所在的人民旅馆有职工二百多27人，公司只给了三套新房的指标，作为原来资方人员的父亲 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分到其中一套。开分房大会的当天恰好 是父亲一人留守值班，当听到开会回来的人说时，父亲压根 不相信。心想自己是资产阶级怎么可能分到工人阶级修建的 首批新房。后来看到红榜上自己的名字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直至工会主席把新房钥匙送到父亲的手上，父亲才相信 这是真的。 从我记事开始，记忆中搬了四次家。第一次是从盘龙路 搬至宝善街的堆店，第二次是从堆店搬至同仁街 125 号，第 三次从同仁街 125 号搬至同仁街的 100 号，第四次是从 100 号搬至 94 号。尽管后三次都是搬在同仁街上租用的房，但 每一次搬家都是越搬面积是越来 越小，家里的东西也越搬 越少，房子也是越来越差。最后是搬在一处原来是厕所填起 来放Z烧开水的锅炉和堆煤的过道上，砌一堵墙，开了一扇 门和一个小天窗而成的简易临时房，一住就是十多年。可能 也正因为如此，文革中我们家就免受了被红卫兵抄家之苦。 十多年来第一次搬新家的那天，我清楚地记得刚好是母 亲、妹妹及我和爱人从武汉、南京、苏州、杭州、黄山、庐 山等地旅游乘夜车返回抵达昆明的当天凌晨，我们全被这意 外的喜讯惊呆了，大家顾不上休息，干劲倍增地投入到搬家 中。母亲这次旅游回昆的当天就直接住进了新房，内心有说 不出的喜悦。尽管新房面积不太大，两居室且位于五楼，但28毕竟是单位新建、还带厨房和卫生间的单元楼房，在八十年 代初期能住上的真不算多，在全市的私方人员中大概只有父 亲一人。年近九十高龄的祖母也在新房中享受了最后的幸福 时光。 随后，单位又陆续盖了些新房，考虑到楼层和面积的问 题， 在不长的时间里， 父亲又先后两次得以搬入调整的新房。 得到单位如此照顾，工商界同业人士无不感到意外和惊讶。 父亲和母亲也因此常常告诫已经成家为人父母的子女们要 加倍努力做好自己的 工作，创造条件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五个子女由于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从小就非常听话 懂事,在学校是好学生、班干部、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因 家庭出身和父亲划为右派问题，没有一人能够升入大学就 读。工作后在单位上也都是能独挡一面的业务骨干。在恢复 高考重新重视知识的年代，老大哥率先考取函大取得了大学 文凭。老二、老三、老四紧跟随大哥也相继考取了电大、夜 大分别取得大专和大学的文凭。老五通过自学努力在厂卫生 所做起了医护工作。不久，兄妹五人中有三人也先后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这些也算是了却了父母后半辈子的一点心意罢 了。 错划二十一年的右派得以彻底更正，恢复了级别和工 资，又分到单位宿舍，八十年代初期，父亲从基层调回公司， 在公司业务科任副科长直至六十七岁退休。回到家后与早已29退休在家的母亲共享幸福安详的晚年。母亲生于一九二零年四月，出身于重庆的一个商人家 庭。外祖父麦尊五祖籍广东，随做官至道台（清朝省级官员） 的父亲来到云南，出生在大理，后又随父到了四川，安家在 重庆娶妻生子做生意。外祖父在重庆专做绸缎布匹的批发生 意，生意做得颇大，家境不错。 母亲的生母白氏在母亲出生后的第四十天就去世了，母 亲自幼跟随陆氏继母。从记事起留给她印象最深、影响最大 的这位陆姓继母（二笫缧薜纳浮⒕斯匠谓嗟陌悖 是重庆的一个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理十分能干，常常帮助外 祖父打点生意上的事。 。母亲生性乖巧懂事，从小就深得继 母的喜欢和疼爱，她也从继母的身上学到很多大户人家为人 处事的道理和方法。 不料， 母亲才九岁时陆姓继母因病去世， 外祖父续弦夏对疲盖子旨绦娴诙幌男占棠福ㄋ 麦德修和舅舅麦国庆的生母） ，十三岁前在重庆读小学。 一九三二年外祖父的生意失败，欠账累累，原因是外祖 父的绸缎生意当时做得较大，支付异地货款都是使用银票。 最后一次在用银票支付一笔大额货款时，银票被店员途中卷 走潜逃，一直未找到，从此踪迹全无。加之母亲的胞兄麦国 翰长期不务正业，到处举债抽大烟等，致使外祖父将全部财30产用于赔账还不够，债主仗着钱势要告外祖父吃官司，外祖 父无法继续在重庆经营维生，无奈下把母亲和继母寄托在母 亲的外祖母家后，只身一人背着行李到昆明，在同乡和朋友 的资助下在护国路口开了一个豆花素酒店。一年后得大舅父 的资助旅费，母亲随着继母和妹妹到昆明找到父亲，一家人 才得以团聚。 到昆后，母亲考入昆明恩光小学（刘淑清曾任教过的基 督教私立学校),后考取昆华女中从初中读到高中一年级。在 这期间母亲白天上学，晚上帮助外祖父磨豆花、点豆花，还 削各种水果，酿制法国风味的果子酒，干一些素酒小店的杂 活，替父母分担了不少的负担。因为雇不起工人，全是家人 自己动手制作，接待顾客。母亲十分体贴父母和照顾弟妹， 也博得了第二位继母的认可和喜欢。当时日本飞机常常来昆 轰炸，每天都要跑警报，素酒店生意日渐清淡，外祖父已年 老体弱，母亲的弟妹尚年幼，家庭经济困难，身为老大的母 亲初中毕业时就四处托人找工作无果。 一九四零年母亲顺利考入高中第一学期的暑假，一天突 然看见报上登载云南邮政管理局招考邮务佐的消息，立即决 定报考。外祖父历来都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母亲小学时， 外祖父就主张母亲要学好英文，以后可以在外国人办的机构 如海关、邮政等部门工作，待遇好，薪酬高，职位稳定。所 以母亲在恩光小学读书时晚上就常到&青年会&补习英语，上31学期间各科成绩不错，其中英语特别好。母亲凭着优异的英 语成绩二十岁那年考取了位于巡津街中段当时是英国人开 办的云南省邮政局的邮务佐职位。那时，这是个令无数人羡 慕和向往的金饭碗，外祖父和外祖母尤为高兴。录取后分派 在该局本地股邮件收发组工作，母亲由此也中断了昆女中的 高中学业。 一九四三年四月父亲和母亲在昆明举行了婚礼，婚后第 一个孩子出生后，母亲只得辞去自己最心爱的工作，回家做 了近七年的全职太太。 解放初期，受大环境和父亲的影响，母亲从一九五零年 起就一直参加旅栈业和居民委员会搞群众工作和妇女工作。 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三年在昆明市妇联工商界妇女委员会 旅栈业妇女组任学习大组长。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先后 在鼎新街派出所十二居民户口段和宝善街居委会任调解委 员。一九五二年协助市人民法院清理房屋纠纷积案，并出席 了昆明市法院召开的第一届司法代表会议。 为了多学点知识和技能，母亲自己还报名到青年会学习 高级簿记和缝纫。当时家里有一台相当漂亮的英国进口的缝 纫机，我们兄妹四人过年穿的新衣服、新裙子都是母亲自己 选布料、自己裁剪、自己缝制，式样新颖，十分漂亮。后来 这台缝纫机被母亲捐赠给街道人民公社。 为了支持母亲重新走上正式的工作，一九五三年父亲去32北京开会返回的途中把祖母从四川省合川县接到了昆明。因 为四十年代初期，日本人打到了云南龙陵、腾冲一带，祖父、 祖母和二叔就回到合川老家。 (后祖父在老家病故）祖母到 昆后就照管我们兄妹几人，操持家务。从此一家三代人的生 活起居就完全落在了祖母的身上。 祖母慈祥和蔼，温婉而含蓄，她异常喜爱我们，从来不 对我们发过任何脾气，与我们交谈时还常常带有幽默感。喜 欢听哥哥弟弟及其伙伴们在家拉的二胡曲、手风琴曲。甚至 圆号、唢呐声，因为是初学有时非常嘈杂刺耳，祖母也从不 干涉， 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 八口之家的家务琐事十分劳累， 但祖母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任劳任怨，一九五五年出 生的妹妹就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母亲历来对祖母就格外孝 敬， 非常体贴和关心祖母的一切， 胜过母女之情的婆媳关系， 竟然使住在同院坝十多年的邻居们都误将祖母视为我们的 外婆。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母亲凭着自己的文化底蕴和工作 能力在登记了劳动就业后一九五三年调至云南省劳动就业 委员会文教站任联络员。一九五五年为响应增产节约精简机 构人员的号召被动员回诚益堆店工作。那时堆店还未合营， 父亲虽然是堆店的经理，但无任免职工的权力，企业的从业 人员必须要店员工会研究批准。为此母亲留存的资料里还保 存着一份诚益堆店经理黄桂林拟文将店员工会研究批准增33加从业人员的姓名、简况、每月的工资数额等正尔八经行文 报昆明市三区人民政府批准留档的修改原稿。这也为母亲一 九八六年要求连续计算工龄提供了有效的证明。 母亲在参加企业工作的同时，还参加街道的居民调解工 作，还协助税局征收房地产税和检查户权凭证印花税，还到 农村搞粮食三定填表等多项社会义务工作。为了不耽误做好 各项工作，母亲不得不狠心把才出生三个多月的妹妹断奶， 交由祖母人工喂养。 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母亲调至昆明市旅栈业 第二中心店任营业组长，负责三个门市的业务工作。由于工 作成绩显著，还出席了昆明市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 表会。一九五六年三月加入了民建组织，接着又出席了昆明 市妇联召开的昆明市第四届妇女代表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 分子大会，还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上母亲当选为昆明市 第四届妇联执委，之后又任昆明市工商联妇女工作委员会委 员。 同年五月被民建组织选派参加云南省政协主办的政治 教员辅导员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调市工商联讲习班，分派到 盘龙区工商联政治讲习班任教研组副组长兼辅导员工作。因 为母亲工作积极肯干，认真负责，表现出色，得到云南省民 建副主委刘淑清的青睐和看重，一九五七年三月点名将母亲 调至民建云南省委员会组织处任助理干事，主要做妇女工作34和民建会员的家属工作。 刘淑清是我省早年一位有突出成就的企业家和事业家， 她先后在昆明开办大华交益社、西南旅社、南屏电影院、现 在存在的安宁温泉宾馆，苦心经营，竭诚服务，是昆明家喻 户晓的著名女工商业者，在工商界妇女中有很高的威望。她 带出一批工商界的妇女干部，擅长识别她们，并严格要求她 们，有的后来还成为工商联和民建的骨干。母亲当时能成为 她看重的人，十分荣幸和不易，并一直尊称她为刘大姐。随 后，在与刘大姐共事的日子里也确实得到了刘大姐不少的关 心和照顾。 在民建工作的这段时间，尤为是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 进年代期间，母亲先后数次参加了市民建组织修建西北沙河 水库劳动；省委组织的到巍山县抗旱工作队；省工商联和民 建市委安排二十三人到波罗村整风、劳动、服务三结合锻炼 共三十八天，这次比母亲年长十六岁的刘淑清大姐也在其 中；省政协系统组织到团山炼铁厂支援工业建设等等多项活 动和劳动锻炼。 由于母亲出身的家庭是一个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传 统家庭，外祖父的父亲在清朝年间曾经去过法国，所以家人 在宗教信仰、对子女的教育等方面都具有一些西方的色彩。 母亲出生后三天就在教堂受过洗礼。外祖父和外祖母均是虔 诚的天主教信徒，他们与当时平政街天主教堂的负责人石神35父（法国人）和太和街天主教堂的负责人袁神父(法国人)关 系不错，曾邀请他们来家里吃过饭。每逢做弥撒（天主教的 一种宗教仪式）外祖母均带着母亲同去，母亲也结识了这两 位外国神父。一九四零年外祖父病故，石神父为外祖父作过 祈祷。搬迁到盘龙路新房时袁神父也为此作过祈祷。一九四 七年外祖母过世时母亲也请袁神父为外祖母作祈祷。外祖母 在世时，为了不受到天主的惩罚和亲族的指责，力劝父亲入 天主教，并要父亲先入教后才能与母亲结婚，父亲不敢违犯 教规只得顺从。外祖母还把母亲生下的老大、老二俩个孩子 在落地后三天就亲自抱至太和街天主教堂领洗。而一九四八 年出生的老三则是由父亲抱去太和街天主教堂领洗的。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京要召开全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 云南省五个名额，其中四名是宗教职业者（神父、主教等） 另外一名由省宗教事务处和神父的推选以血统教友的身份 通知母亲出席这次会议，并要母亲协助省宗教事务处的一位 李同志做一些工作。会议结束后，全体代表还与朱德委员长 等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年轻漂亮、气质不凡的母亲在北京 北海公园的留影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从北京开会回来一年不到父亲划为右派，从此母亲的工 作和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作为右派家属的母亲，除了在政 治上要承受被歧视的巨大压力，还要用自己的双肩扛起抚养 婆婆和五个未成年子女的重担。那时读中学的哥哥十四岁，36放寒暑假时就去顺城街的一家木柴店用斧子劈柴，堆码；十 二岁的姐姐晚上作业后就帮妈妈糊纸袋到很晚；十岁的我和 八岁的弟弟有时剥云母片、剪塑料纽扣、糊火柴盒。放学回 家途中拣点废纸、橘子皮等去废品店卖得几分钱也高兴得不 得了。奶奶除了照管年幼的妹妹和做饭外，还承接了挑方头 巾的边、编织中式纽扣、拆线、倒线等零星杂活儿以贴补家 用。总之，全家老小都在各自尽力。困难的年代，生活的艰 辛使我们这代人养成了过分节俭的习惯和至今不敢享受也 不会享受的本性。 万幸的是当时母亲仍在民建工作，刘淑清大姐最正派， 最同情人，最懂得工商界妇女的心思和难处，在得知我们家 的遭遇后， 每逢开学交学费时， 民建就给母亲一点困难补助， 尽管钱不多时间也不长，但却解决了四个子女开学时一起缴 费的大问题，保证了孩子们的学业令父母许多年都念念不忘 民建组织对会员的体贴关心，也加深了父母对民建组织的深 厚感情。 就这样，不论有多艰难，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变 卖家具，典当物品终于使我们兄妹四人没有中途辍学，放弃 学业，而是读完了该读的书。至今回想一下，那时的母亲内 心是多么地痛苦和不平，然而她从来没有在婆婆和孩子们的 面前表露过丝毫的不满和委屈，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童年仍然 是美好的，幸福的，无忧无虑的。母亲带领全家度过了最最37艰苦和困难的年代，用她对丈夫的情、对子女的爱，忍辱负 重地保住了这个完整的家，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享有如此和谐 美满四代同堂大家庭的幸福生活，是我们最亲爱的母亲一生 苦心经营的成果，也是她一生最大的期盼。 一九六零年九月因父亲划为右派，母亲为右派家属之由 母亲就从民建省委下放至五华区石灰砖瓦管理处劳动。一九 六一年二月石灰砖瓦管理处与煤建管理处合并母亲调至五 华区煤建管理处秘书股搞总务工作直至五十五岁退休。 一九六六年八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骤起，在 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全国一片狂热，刘少奇、 朱德、闫红彦、赵建民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省市领导 人被批斗，被打倒，母亲由于宗教信仰问题和参加了一九五 七年北京的那次会议而受牵连反反复复作书面检查和自我 批判。 一九五七年六月至八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天主教友代 表会议”的中心是要成立解放后新中国制度下的“全国天主 教友爱国会”这一组织，与罗马梵蒂岗脱离原来宗教上的联 系。原组织是叫“全国天主教友三自革新委员会” 。梵蒂岗 是位于意大利罗马西北角的一个国家，是世界天主教的中 心。这次会议当时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朱德委员长等领导 人的重视和支持。会议结束代表们回到昆明后，在云南省委 书记闫红彦、副书记赵建民的支持下，云南也成立了“昆明38市天主教友爱国会&，设有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常务委 员、秘书等，母亲被推选为常委之一。随着一大批领导人的 被打倒，这次会议被林彪及其四人帮称为黑会，原因是会上 没提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宣讲毛泽东思想，大会主席台上 没挂毛主席的宝像，只挂了一面国旗。会上还提到北京要办 神学院，学神学，还要将一些神职人员升为主教，培养宗教 职业者的接班人等等。 天主教是以罗马教皇为最高领导者、罗马教廷为最高管 理机构的基督教派，最早于元代传入我国，也叫罗马公教、 旧教。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现象，信仰天主 教是一个人的信仰自由，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极左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年代是被称为大逆不道的，加之当时有一个 叫&天主教善终之母协会”的组织被公安机关认定为反革命 组织。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母亲就多次参加市委统战部、市宗 教事务处主办的天主教友学习班学习并对披着宗教外衣的 反革命分子进行揭发批判。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昆明市宗教事 务处召开的天主教友学习会上母亲作了口头和书面退出天 主教的申请。之前在交宗教事务处的书面材料中母亲承担了 她一手包办三个孩子宗教信仰的错误和责任，并明确表示从 即时（即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起与爱人、三个孩子及全家 人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 关于父亲入教和我们兄妹三人出生三天就受洗之事，我39是这次在整理查看母亲保存留下的家庭档案才得知的，父母 从来都没跟我们提过此事。我只是依稀记得我上学前曾经跟 随母亲进过教堂过圣诞节的一些情景，其他就无任何印象 了。但是由于两位法国神父解放后被驱逐出境等原因，直至 一九七二年二月母亲还在被有关部门要求作书面回忆和补 充交代外祖母在世时与外籍天主教神父接触的情况和细节。 至于当年那张母亲和全体代表在北京与朱德委员长的合影 照片也被母亲早就付之一炬了。 退休后的父亲与母亲生活自然，简单舒适，俩老互相关 心，互相体贴，过得十分开心和充实。每天清晨一起去翠湖 公园做“鹤祥庄” ，一种健身气功；散步或打太极拳等锻炼 身体，下午读书、看报、写字，很有规律。俩老最记得的事 就是定期按时去民建过组织生活和参加各种活动，退休后的 母亲还担任着民建妇女支部的副主任，父亲右派得以更正后 恢复了省、市工商联的执委、常委，也是民建的支部主任， 每次的组织生活都是联袂前往。参加“两会”的各种活动也 给父母带来了很多寄托和快乐。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父亲和母亲同题了如下诗句： 结婚四十年， 相敬如宾来。 风雨同舟济， 并肩齐向前。40谈到往事经历过的坎坷和不平事时，父母总能互相宽 慰，善于与结果不如自己的比，任何处境都是用比上不足比 下有余的思想来处理它。他们一生坦荡做人，宁愿人负我， 绝不我负人，宽容、大度，待人对事内心始终坦然和问心无 愧。凡事都从正面的、好的方面去想，始终相信世上总是有 好人，并深深懂得在困难中得到的帮助是多么的珍贵。尽管 父母生活上比较节俭，但他们也曾从不吝啬地帮助过人。解 放前遇到一些因生意失败无钱付房费者，或是生意往来者无 钱结账的，父亲也未追要，解放后均一笔勾销。有的甚至一 家人多年吃、住在盘龙路父亲都未曾要过一分钱。母亲在抚 养其弟弟、妹妹及侄儿时视同自己的孩子，直至他们一一成 家。提到一些难忘的旧人旧事时，父母总是心存感恩之心， 知恩图报。直至一九九八年“五一”放假期间，哥哥、嫂嫂 和弟弟、弟媳等人还陪伴年近八十的父亲乘旅游大巴到曲 靖，专门看望和拜访了薛汉鼎副市长的夫人叶莲蓉（曾是昆 明福利公司副经理，父亲的老同事） ，并瞻仰了薛在曲靖廖 廓山上的墓碑，实现了父亲许多年的一个念旧和感恩的愿 望。父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即“好人终有好报” 。这是他 们从自己一生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林林总总，方方面 面而得到的感悟和总结，他们是多么阳光的一对老人，或许 这也是他们晚年得以长久幸福的源泉吧。 母亲还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人，受外祖41父的影响最喜欢外出旅游。她常对我们说，旅游可以使人见 多识广，扩开眼界，又能亲近自然风光，心情愉悦，病痛自 然会减少。事实的确不假，母亲呆在家时，血压心脏有时会 不稳定，可一旦外出旅游，血压正常，心脏感觉也很好。所 以退休后，她从不放过机会或是跟随子女或是与父亲俩人一 块儿分别到过北京、上海、南京、苏杭、宁波、武汉、广州、 深圳、珠海、重庆、三峡、乐山、大理、芒市、瑞丽、开远、 建水、西双版纳等省外省内参观游览，还相继登上黄山、庐 山等名山大川。九十年代后，八十高龄的父亲还去过泰国、 香港、澳门，登上宾川鸡足山，看罗平油菜花和腾冲火山热 海，再次到建水、蒙自、石屏故地重游，去这么多的地方旅 游参观，没有健康的身体和极其浓厚的兴趣，那是万万不可 能的。 我记得一九八四年夏季的一天，母亲读报时看到一则 “三叶饭店”组织昆明人到广州、深圳、珠海旅游的消息后， 十分高兴地与我商量，叫我去询问具体事项。当时我的工作 在开远，考取电大后在昆脱产学习与父母同住，正Z暑假我 即马上联系并办妥与父亲、 母亲一行三人参加了 “三叶饭店” 在昆明首次组织到深圳、珠海的旅游。这样的旅游当今可谓 再普通不过的家常便饭，但在三十年前的昆明可谓非常前卫 和时尚。当时的行程大约七、八天，乘火车来回，途中还须 在湖南怀化转车，每人包吃包住包行程的费用仅叁佰元，并42还赠送每一个人人造革的红色旅行提包。第一次参加这样的 旅游，第一次到了当时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第一次看到深 圳乃至全国的最高楼即还未完工的世贸大楼，地上五十层、 地下三层。第一次在珠海远眺到澳门的景色，第一次听说和 看到诸如“度假村” 、 “游乐场” 、 “过山车” 、 “碰碰车” 、 “五 瓜蜘蛛” 、 “大转轮”等新名词新玩艺。第一次知道和领略了 深圳繁华街道区单行道的规矩，路过我们要入住的饭店门口 来回往返了三次才得以顺利进入。因道路中间被高高的隔离 网一分为二，看得见过不去。吃早点时，被三元一碗的面条 吓得瞠目结舌，昆明的才一毛五至两毛。三十年前的这次深 圳、珠海之行令父母和我大开了眼界，大饱了眼福，在改革 开放初期的深圳、珠海特区所感受到许许多多的“第一次” 令父母回昆后与人谈起时津津乐道，还激动不已。 一九九三年元月二十八日（正月初六）春节期间，子女 和孙辈们为父亲和母亲酝酿和筹备已久的“金婚庆典”提前 举行了。本来父母的金婚纪念日是四月二十八日，因为考虑 到在外工作和上学的子女及孙辈们在春节期间能一个不缺 地参加，故将日期提前了整整九十天。 父母“金婚庆典”的地点是云南日报社二楼餐厅，参加 的亲友和宾客大约六十多人。应邀前来祝贺的有父亲和嫂嫂 的单位领导杨润生总经理夫妇、黄天瑞和杨建华副总经理， 有母亲和姐姐单位的领导李开新总经理夫妇，还有哥哥单位43的领导吴剑秋局长夫妇。最难得的是解放前在盘龙路与父亲 合伙做生意的四川会理人程益中夫妇。 母亲唯一的长辈年已八十二岁高龄的六舅（我们称舅 公）陆澄洁还亲手特意作了一幅名为黄山松的彩色画向父母 表示祝贺，他的意思是父亲和母亲双双都曾去过安U登上了 举世闻名的黄山，饱览了黄山奇峰、怪石、乱云、温泉四大 奇观，尤其是母亲曾经两次登上顶峰，第一次是一九八 0 年 九月偕同我和妹妹，第二次是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与父亲结伴 登上顶峰，那时父母分别为七十岁和六十八岁，这次登山游 览的过程和所见所闻，父亲曾用文字作了生动地描述和记 载，实在难得。 庆典上父亲热情洋溢的讲话，母亲对儿媳、女婿的称赞 及对亲家们的感谢，孙辈们的献词、朗诵、献花、献字画、 跳舞、唱歌、手风琴演奏，嘉宾们的即兴表演、即兴题词， 哥哥当主持人的种种精彩表现，全场人的笑声、掌声...... 至今无一不还在我们的脑海里出现。弟弟还专门请来报社里 的同事杨志刚老师、袁斯鹏老师为庆典的过程照相和摄影。 距今整整二十年前为父母举行的这场金婚庆典给父母和全 家人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父亲还为庆典的影集和过程作 了专门的文字编辑和详尽地叙述。出自父亲手下绝美的蝇头 小楷和流畅的表述可堪称为无以伦比的杰作。父亲和母亲还 各自作了如下的诗句。44父亲的诗写道：白头偕老庆金婚， 全家团聚喜迎春， 亲朋契友咸道贺， 数十年来情感深。 母亲的诗写道：五十春秋有喜忧， 政通人和无什愁。 风吹浪打浑不怕， 绿水青山任遨游。 同舟共济五十年， 静观风物多朝前。 满月荆榛均已逝， 幸福生活在今天。 哥哥当年在庆典上献给父母亲的字画 “莫道桑榆晚， 为 霞尚满天”跟随父母搬家多次，至今二十多年了仍挂在父亲 住所客厅的墙上。 一九九五年秋天， 长江三峡要建国内最大的水电站， 因 提高长江水位， 昔日的三峡风光将不复存在。 父亲生在合川， 母亲生在重庆，对四川、长江情有独钟。在母亲的提议下， 当时已调回昆明工作的我专门请假陪着父母又参加了重庆 一家旅行社组织的“告别三峡”旅游活动，是乘江轮游览， 我们吃住均在游船上，从重庆乘船顺流而下到宜昌葛洲坝， 又从宜昌葛洲坝乘船逆流而上回到重庆。长江三{的景色风45光尽收眼底， 来回看了个够， 沿途还专门到了万州、 丰都 （现 已淹没） 、涪陵、奉节、秭归等地，下船游览参观，父母玩 得非常尽兴。这时的父亲已七十七岁，母亲已七十五岁，可 他们的行动依然矫健。我记得火车上父亲睡在中铺，他上铺 时双手一撑就跃到铺上，惊得我在一旁直叫。每到一地上下 轮船的甲板较窄， 放Z又高， 多次上下往返俩老都非常轻松， 不需人扶。在整个三天的“告别三峡”旅行中，他们始终情 绪饱满、精神焕发，会触景生情地与我滔滔不绝讲述各种感 想、体会，陪伴他们长途旅行不仅乐趣多多，增加的知识也 不少。 三峡游毕回到重庆， 我们又与生活在重庆的亲戚们欢聚 一堂，母亲再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二 妹一家、二表妹一家，还有专门从武胜赶来的表弟一家，十 分高兴。期间，母亲还专门到了重庆市中区解放碑一带看看 逛逛，这里曾是母亲在重庆生活过的地方，她还特地带着我 走进附近的一家天主教堂叫“约瑟堂”内参观，这里也是母 亲儿时常去的一个教堂，回忆往事看得出母亲非常怀念儿时 在重庆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童年。 母亲一共生了五个子女，两男三女。我排行老三，上有 哥哥和姐姐，下有弟弟和妹妹，是世上比较幸运的人。母亲 从小就教育我们尊长爱幼、诚实正直、勤奋努力、团结友爱、 互相帮助。父母对五个子女历来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五46个子女从小至今相处也十分融洽，从不会为争东西吵闹，总 是互相谦让。特别是哥哥和姐姐从小至今在学习、工作、兴 趣爱好和体贴父母等为人处世方面都为弟妹们做出了榜样。 生活在这个家庭的五兄妹年龄相差不大， 受父母亲身教 言行的影响和教育，从小到大至今分别成家立业，为人父母 基本上没让父母操过多的心。五个子女及其儿媳、女婿乃至 孙辈们均相当懂事，各自用各自的方法方式和能力孝敬父 母、关爱父母。五兄妹在为人处世的大原则方面有很多相似 之处，但又各具特点。 老大是哥哥，长得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很像父亲。外 表温文儒雅，实则多才多艺，从小喜欢足球，曾以守门员的 身份在高中时代表云南少年足球队到成都参加全国少年足 球锦标赛。工作后又是单位上篮球队篮球接应后卫，曾与省 体工女篮队表演过比赛。后又爱上二胡、手风琴，并影响到 弟弟妹妹们都喜爱音乐。他足智多谋，头脑灵活，对家里的 重大事件，如上大学、拿文凭、分房子、调动工作等等，善 于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判断，具有一定的领导才能和外交风 度。 老二是姐姐，她温柔善良、彬彬有礼。上学时喜欢阅读 外国小说，言行举止端庄稳重。上学时祖母常教诫我当女孩 就要学习姐姐，不要野叉叉的，好似打猎的或冲军的。在生 活困难的年代里，年纪不大却非常懂事的她曾陪伴着母亲四47处借钱，到寄售行变卖手饰，直到父亲和祖母下放安宁，又 由下放改为疏散，由疏散到收回……等一系列的变动和手续 办理等等，她的确为母亲分担了不少的压力和负担。十分凑 巧的是，姐姐初中、高中与母亲同在昆华女中；知青返城调 回工作的单位又与母亲同一个单位，这真是巧得有点不可思 议。姐姐吃苦耐劳，照顾弟妹，勤俭持家和顾全大局方面酷 似母亲。 时至今日， 全家老小的所有事宜也是姐姐操心最多， 付出的最多。 老四是弟弟，与我年龄相近。他聪明勤奋，从小就喜欢 琢磨他感兴趣的小玩意儿。上学前特别爱看电影，常为不能 去看电影闹得全家不宁。他很小就会装矿石耳机，后学会修 钟表，还会干木活，父母和我们兄妹的家里都有他的家具作 品。七十年代中期，我结婚的新房就有他一手打制的沙发、 茶几、床头柜、胸柜等家具，当时十分稀罕。他用一个装皮 鞋的纸盒配上一面放大镜竟自己冲洗放大出满意的照片。他 外表看似内向深沉，实则活泼幽默。他肯动脑筋，刻苦钻研， 模仿能力极强。很多时候很多东西竟能无师自通。他善于摆 弄各种乐器，曾担任过手风琴和二胡的业余教师，现在是昆 明业余二胡演奏圈内的头几把手。 老五是妹妹，她生性善良，温柔敦厚。她生不逢时，生 下才百日就被母亲断奶。从小吃苦不少，与祖母感情尤深。 初中毕业就独自一人到北郊工厂当学徒，书读的不多，但却48非常有头脑，很多问题她有独到的见解。她宽厚包容，能吃 苦，极易与人相处。所以不论在学校、在单位人缘关系极好。 她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学到很多医护本领，特别会照顾父亲和 卧床的的病人，使全家人受益匪浅。 我是老三， 自认为有的地方象哥哥、 姐姐、 弟弟、 妹妹， 而有的时候又不全象。但是我遗传了母亲酷爱外出旅游的特 点， 继承了母亲点胆水豆花 （重庆一带的一种名特风味小吃） 的手艺。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母亲不幸因脑溢血而离开了 我们，享年七十八岁。那是一个我们会永远记住的日子。 透过母亲的一生， 我觉得她是中国最完美女性的真实写 照。她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既有儒家“仁者爱人”的处世 之道，又灌有天主教文化中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有较高 的内在文化素养，天生具有一种不凡的气质和风度。她知书 达理，善解人意；她慈爱善良、温文尔雅；她知恩图报，心 胸宽大；她省吃俭用，任劳任怨。 母亲自幼丧母， 先后得到两位继母的喜欢和疼爱； 对同 父异母的两个妹妹和年幼的弟弟及侄儿慈母般的关怀和抚 养； （继母去世时其弟弟才九岁。胞兄去世嫂嫂改嫁时侄儿 才七岁。 ）对公婆及长辈（六舅）的孝敬体贴；对丈夫的理 解支持；对儿媳和女婿的关心爱护；对孙辈们的疼爱和呵护 等等无一不体现出她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好女儿、好侄女、好49姐姐、好姑妈、好妻子、好岳母、好奶奶、好外婆。凡跟她 一起共事过、接触过、认识她的人提起她，都很钦佩和敬仰 她的人品。不论在家庭生活中，还是社会工作中，她担任的 每一个角色总是那么完美，我们深为有这样一位母亲而骄 傲。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七日父亲就要度过人生的第九十六 个生日了，全家四代老小均十分高兴。 九十六岁的父亲至今仍然耳聪目明， 读书看报写字均不 带眼镜；他思维敏捷，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极强，每天听新 闻、看电视，能就聊天的话题与晚辈们商讨、争论，还能提 出独到的见解； 他兴趣广泛， 十分喜好中国象棋和国粹京剧； 他生活自理能力极强，能做饭、做早点、洗小衣物，他一生 酷爱书法，几乎每天都要舞弄笔墨，他说写字时心静如水， 运气如云，犹如做气功。写出自己满意的字，心里十分愉悦， 非常有利健康和养生。如今，九十六岁的他仍然书得一手相 当漂亮的楷书，不论大楷、中楷、小楷，或是条幅、横披、 长卷、对联，他都非常讲究行列的安排和布局的均衡、和谐。 几年前他还自己动手，亲自在几块石头上用刻刀雕出了白文 （阴文） “仁寿” 、 ： “求索”等几枚别致的闲章（起首章） ， 用心良苦的确了不起。他常常会为我们每一个小家庭书写名50言良句，为孙辈们撰写做人处事的“七字箴言” 。二零一三 年七月还撰写了一篇回忆半个多世纪前与我省著名中医学 家吴佩衡结交的往事，登载在《延寿济世》总第五期第二版， 文笔的流畅至书写的精美堪称一流。 父亲平时很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尤为强调心理养生， 他常说“忍得一时忿，终身无恼闷” ，和“忍得一时之气免 得百日之忧”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心胸豁达、 性格开朗、笑容常开，回忆近一个世纪的往事时，思路清晰、 谈吐自如，这在同辈人中实属罕见。 父亲如此高寿而健康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还得益于他和 母亲用心养育出来的五个子女及其子女们的五个家庭。 如今，我的哥哥近七十岁，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兄妹的 平均年龄将近六十五岁，除了我因病之后以外，多年来仍然 每天都有一人陪伴着父亲，尤其是姐姐和妹妹对父亲饮食起 居的精心照料，哥哥和弟弟陪伴父亲聊天吹牛，散步外 游…….，给年事已高的父亲带来了身心上莫大地安慰和天 伦之乐的尽情享受。 六年前， 父亲九十寿诞， 他为每个家庭赠送了一本精美 的像册，在像册的扉页上，他用漂亮的楷书为我们留下了许 多有名的箴言，其中有他自己创作的一首七绝“九十述怀” 这样写道： 喜忧荣辱九十春，51淡泊食住世无争。 宁静致远胸襟阔， 读书写字是养生。 哥哥六年前率弟妹创作并亲笔书写 （他也是省、 市书法 协会会员）了一幅行草体的中堂，至今就挂在父亲家居室的 客厅墙上，内容是这样： 九十华诞庆高寿， 跨越世纪饱沧桑， 喜阅人生酸甜苦， 笑对荣辱乐健康。 这两首作品正是对父亲一生的总结和儿女们的心愿。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八日父亲九十华诞，李世（我挚 友李凤玲的父亲，经多年结交后成为父亲的知心朋友）夫妇 为父亲献上的祝词这样写道： 桂林山水甲天下， 松柏长青越百岁。 今朝奉献荣宝斋， 和谐家庭泰安康。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父亲九十五岁华诞之际， 弟弟 之女际颖的好友为父亲作了一首藏头诗写道： 黄山松矍立，52桂林九五载， 林茂家和盛， 翁康众亲快， 寿比南山齐， 喜祥东方来， 吉日须尽欢， 祥候百岁泰。 这两首诗也正表达了挚友们对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褒奖。 随着岁月的消失， 重新回忆和整理父亲、 母亲一生中的 主要经历，是我近年来才萌发的一个心愿。虽然在与父母多 年的共同生活中，了解一些大的经历，但说实话，因为大环 境不允许，很多事件父母不可能也从不敢在子女面前详细述 说。所以在写这篇回忆之前，尚有许多不解和疑问。通过阅 看父母留下的书面资料和与父亲的交谈落实，再结合多年来 与父母不经意闲谈中吐露的点点滴滴，父亲和母亲这一生中 经历的重大事件渐渐清晰，来龙去脉大致明白。很多事件的 经历和结果终于找到了能说服人的理由和合理的答案。 在那些泛黄、 陈旧的资料档案中， 父亲写得最多的是自 己的个人简历和有关错误言论的自我批判及关于申请落实 政策的报蹋盖鬃柿现猩婕敖隙嗟氖亲约旱淖诮绦叛鑫 题和对划为右派父亲的批判认识。在那样的年代，他们的确 被迫无奈，也无能为力，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不得不反复写53那些没完没了的，尽量丑化自己的历史经历和交代认识，很 多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被无限上纲上线，这就是 中国当时的现状和国情。 我凭自己的理解和能力写了这些， 在写作过程中非常荣 幸地得到了父亲本人的审看和认可，也得到了哥、姐、弟、 妹们的支持和修改，及他们的补充完善。写作的初衷是想让 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及下一代、下二代知道我们的父亲母亲是 怎样的人？我们的家庭是个怎样的家庭，经历过怎样的历史 社会？即明白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历史时期面对经历过的事 用怎样的处理方法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如果家人及后代能 从中悟出一点点道理或是能由此获得一点点正能量的话，我 就万分地满足矣。黄有兰二 0 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最终完稿于湖畔之梦寓所54后记今年的四月在写《医缘》的过程中，受到顾树华医生的 指点和启发，我着手开始整理、搜集父亲的过去，初步构思 时，只想写父亲一生大起大落的曲折，不料在写作中觉得母 亲更为值得追忆， 于是所写的内容就越来越多。 历时七个月， 最终竟然写了三万余字，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 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要感谢我的老伴，是他一 手承当了所有的家务琐事，使我得以静心、专心、安心地写 作。我还要感谢儿媳，是她抽出很多宝贵的时间为我打字、 排版。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十岁小孙子，是他耐心地教会了 我用电脑打字和写文章、修改、校对文章，效率得以大大提 高，使我也尝到了新鲜事物的甜头。黄有兰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夜 22 时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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