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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你感兴趣“中庸之道”跟“中立”的区别？和应用？有人是乎把中庸理解成中立？_百度知道
“中庸之道”跟“中立”的区别？和应用？有人是乎把中庸理解成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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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是中庸，中庸包括中立。所谓“中立而不倚”（《中庸》第十章）。中庸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目的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立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中立≠中庸。中庸是中庸之道的核心部分。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通常人们讲天人合一主要是从哲学上讲，大都从《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讲起，而忽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视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这才是《中庸》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因而《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自觉修养所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
中庸就是置身其中，既把事办得双方都满意，还不得罪人；中立就是置身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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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的反义是什么？是不是极端主义？
08-1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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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不易。中庸讲究中规中矩，越规矩之事都是违反中庸。中庸思想使中国人固步自封，不思长进。如何应该剔除这种思想，而不应把它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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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不易。中庸讲究中规中矩，越规矩之事都是违反中庸。中庸思想使中国人固步自封，不思长进。如何应该剔除这种思想，而不应把它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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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致中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 宋朝临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以位育，明仁诚之极功。” 朱熹对这一章也有极高的评价。他在《中庸章句》中说：“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本要是也。” 当然，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明确地指出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就是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完善，以求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诚、至仁、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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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反义是激进 极端太偏激太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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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提到“中庸”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平庸、折中、调和”，这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大大的曲解。不错，中庸的确有“平庸、折中、调和”的含意，但这些绝不是中庸思想的全部，否则《中庸》就不可能被自孔子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奉为经典了。 在儒家看来“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证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作为具有具体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中庸”由孔子首创，再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展，终于成为一套儒家的处世规范。但如果单纯从“中庸”的概念上看，“中庸”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中”在先秦古籍中常见的字义有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如今很多人之所以会把“中庸”理解为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就是仅仅把“中庸”的“中”字简单地理解为“中”的第一种含义，故而造成对“中庸”的屈解，其实，“中庸”的“中”与上述三种含义都有关系，只有把这三方面的意思贯通了理解，才能弄清“中庸”的完整含义。 “中庸”里的“中”首先是“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的动词含义。这个含义我们今天也在用，读作zhòng，如“你这话很中听”的中就是这个含义。在儒家典籍中，如：“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指乎’”，《孟子尽心下》这里的“中”就是适宜、符合的意思，《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大戴礼记·保傅》说：“化与心成，故中道者性”，所有这些“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和折中调和、中间道路，没有直接联系。那么，儒家的“中道”究意是指“中”什么“道”呢？这个“道”就是“礼”，儒家所谓的“中庸”应该首先指的是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为适宜、符合实用。也就是符合“礼”。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道……子贡越庸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 随着“中礼”的深入，“中庸”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如《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在这里“中”就已常常用业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中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在《中庸》所以用“中”本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 由此一来，“中”就把内外贯通起来了，一方面“中”是内在的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也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合于礼，内心的“中”是行为“中道”的前提，而行为的“中道”则是内心之“中”的结果。 《中庸》一文的主要内容正是通过反复强调这种内外的关系本阐明中庸之道的，《中庸》中说：“忠恕违道不远”，“忠”也就是要存养省察内心之“中”，“恕”则是要长而为解在道德行为的“中道”，《中庸》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从人所不见的“慎独”工夫做起，“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达到内心的“诚”即含而未发的“中”，由此出发，就能“微之显”，“暗然而彰”，渐渐外化为行动上的“中道”。内心的“中”与外部行为的“中道”统一，《中庸》称之为“合内外之道”，“致中和”不仅能使君臣父子各处其位，而且可以参天地之造化，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中”的大功用，所以叫做“中庸”。 当然，“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如“执两用中”的“中”，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在对立的两极这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既要“尊贤”又要“容众”，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可以“乐”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这些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方法。 但，这样一种适中之所以被采用，不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和外在之“道”的标准，虽然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通常是比较正确的，但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正确与否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而且由是否“中道”来决定的。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因为中庸所要坚持的是合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确道路。因此，坚持“中庸”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负责任地唱一点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极端的调子难得多。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恶》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这一点联系《中庸》上下文就可以明显看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 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正是儒家一贯的优良传统。 总之，“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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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这一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其主题思想、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原则、检验标准、知行方法、重要途径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中庸》的三十三章之中。简述如下。 1．主题思想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庸》第一章。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远，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也就是说，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听不见自己的言语，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监督。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揭示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致中心，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也就是具备至仁、至善、至诚、至道、至德、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 宋朝临江黎立武著《中庸分章》分析《中庸》第一章时也对中庸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庸之德至矣，而其义微矣。首章以性、命、道、教，明中庸之义；以戒惧谨独，明执中之道；以中和，明体用之一贯；以位育，明仁诚之极功。” 朱熹对这一章也有极高的评价。他在《中庸章句》中说：“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本要是也。” 当然，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明确地指出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就是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完善，以求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诚、至仁、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2．理论基础 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通常人们讲天人合一主要是从哲学上讲，大都从《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讲起，而忽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视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这才是《中庸》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因而《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自觉修养所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天道与人道合一 天道就是诚，人道就是追求诚。这就是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也就是要求人道与天道相吻合。《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郑玄说：“言诚者天性也，诚之者，学而诚之者也。”孔颖达说：“此经明至诚之道，天之性也。则人当学其诚之性，是上天之疲乏不为而诚，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生杀信著四时，是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者，言人能勉力学此至诚，是人之道也。不学则不得，故云人之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者，此复说上文诚者天之道也。唯圣人能然，谓不勉励而自中当于善，不思虑而自得于善，闲暇而自中乎道，以圣人性合于天道自然，故云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此复说上文诚之者，人之道也。谓由学而致此至诚，谓贤人也。言选择善事而坚固执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诚也。” 按照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中庸之道的天道与人道合一为两种类型：一是圣人的天人合一，二是贤人的天人合一。圣人的天人合一是本能的天人合一。贤人的天人合一是通过学习而达到的天人合一。应该说，还有凡人的天人合一。《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可以说，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是圣人，学而知之、利而行之的是贤人，困而知之、勉强而行之的是凡人。不论是圣人、贤人，还是凡人，都能达到至诚、至善的天人合一境界。惟困而不学者不能致天人合一之境界也。 （2）天性与人性合一 天道与人道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将天性与人性合一。天性是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的，那人性也应该是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的。只有使人性达到了那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的天性，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才能创制天下的大纲，建立天下的大本，才能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才能达到中庸之道。 （3）理性与情感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表现在理性与情感的合一。人们的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属性，是情感的表现，为了追求与天道、天性合一的至诚、至善、至仁、至真的人性，因而需要对情感加以约束和限制，所以《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只有“致中和”才能天人合一（“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4）鬼神与圣人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包括了鬼神与圣人合一。《中庸》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质证于鬼神没有疑问，就算是懂得认识了天；等到百代以后圣人出来也不会有疑问，就算是认识了人。说明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中的天包括鬼神，人则包括圣人。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含有圣人合一。鬼神是天地和祖先的总称。所以古人的天的要领里也包含了死人（祖先）的成分，天字本身就是大人站在天下，头顶蓝天。 （5）外内合一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包括外内合一。《中庸》第二十五章揭示了外内合一。其文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在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合外内之道，即外内合一，外内合天诚。所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又合一于诚。这种外内合一又可以视为品德意识与品德行为的合一，或者说成己与成物的合一，或者说是知与行的合一。 因而清朝杨亶骅《中庸提要》云：“《中庸》全书，以‘道不远人’句为宗旨，言人必溯源天天者，《戴记．礼运篇》夫子之言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子思明道，必原天地而兼鬼神以立说者，大抵皆宗此义。天命之谓性，即天地之德。命字已该交会秀气在内。‘仁者人也’，即天地之心。喜怒哀乐，即五行之端，而慎独二字，尤示人节欲以践形而尽性之要旨也。全书中以‘仁者人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两‘人’字为枢纽。曰‘人莫不饮食也’，曰‘以人治人’，曰‘不可以不知人’，曰‘待其人而后行’，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每段提掇‘人’字，皆以阐‘道不远人’之旨。书之首以‘天’起，尾以‘天’结，言天、言天道者，不一而足。言知人即言知天，言人之道即言天之道。皆阐天人合一之旨。而鬼神为德，又以阐天人合一之真机也。配天者圣，浩浩其天者圣，而别无所谓道，别无所谓圣也，待其人而后行，圣人亦圣乎人而已。人者何？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也。所以为人者仁也。人所以能仁者诚也。性为人性，道为人，教者教以为人也。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子思明道，所以存人也。因其不远人，而目之曰庸，谓之曰不可离，始于慎独，极天参赞，祗完得生人本来面目，毫无加损于间焉。子思以中庸名书，‘庸德之行庸言之慎’，庸字于道不远人章点睛，自系全书宗旨。” viewdiary..html 孔子的中庸之道影响中国几千年。可以说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中庸的主要思想，在于论述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之道。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意思是说，中庸是一种至高无尚的美德，民众缺少很久了。他说这话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当时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保持在周礼的规范之内。孔子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那个时代王室衰微，诸侯崛起，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孔子一生都在为恢复合乎周礼的社会秩序而奋斗，他讲中庸也是为此目的。 由上可知，推动“中庸”观念内涵发展的并不完全是孔子本人的思想，而是思想家所处的时代历史实际决定的。所以由此他还提出了“仁”，孔子说：“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 ，“君子义以为上”， 仁义之道也就是孔子主张的不左不右，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的标准。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又以“爱人”为首义。仁之所爱之“人”虽然首先是“亲人”，但是也包括了大众之人，孔子说：“泛爱众而亲仁”，并强调要行仁于天下，即使“夷狄”也在其中。 有人就此会言，中庸之道看来也就是不讲原则的折衷主义。其实不然，孔子曾说：“乡原，德之贼也”。这里的乡原是不讲原则，四面玲珑，自私伪善的意思。所以对中庸之道的偏见实在是后人理解有误。同样也是中庸之道的某些观念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偏离有关。孔子之后的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天合一的学说，慢慢就把中庸引上唯心主义的道路。汉代的儒学大师董仲舒把中庸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结合起来，于是就不可避免的走上了神秘主义道路。以后的宋理之学更是在心性上大做文章，成为名至实归的唯心主义的东西。这是中庸哲学的偏右发展之路，也是很多人对其藐视的本质原因。 所以孔子所提倡的中庸的本质并不是如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是“无原则”的东西，它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和宽广胸襟。对中庸之道“无过而无不及”恰到好处的把握，是要我们辨黑白、论是非，它是要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把握事物的“中”，即事物的核心。 日本“企业之神”松下幸之助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有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 再看我们当今社会之状况，由于缺乏中庸之道，所以社会的发展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也由此常常朝令夕改；由于缺乏中庸之道，给了左派和右派极大的空间，这种空间超越了宽容的尺度；由于缺乏中庸之道，我们的社会就缺乏宽容。由此这个社会也总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到头来倒霉的总是平头百姓。 真正的中庸之道，是以人性为主体，照时下的说法是“以人为本”，以尊重其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所谓的构建和谐社会。 最后说个我以前在书上看到的笑话，也奉劝那些对孔孟之道不懂一二之人，以后别妄加评论，否则就会出现如下的笑话。以前有人看到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话语就望文生义的说他是“假仁慈”和“愚腐的虚伪”。其实孔子主张不用鱼网的方式捕鱼，是因为这样的方式捕鱼已经偏离了吃鱼维持生计这一出发点，而是为了卖鱼赚钱，而且长此以往水里必将无鱼。孔子说的宿鸟，绝非仅指落在树上的鸟，而是指在巢穴孵化幼鸟的大鸟，大多鸟类是为繁殖后代而筑巢。避免射杀繁殖期的大鸟，可以避免殃及幼鸟，保护鸟类的繁衍。孔子这一论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至今也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当如今东海大黄鱼几乎绝迹，很多鸟类都成濒危品种，人们大声疾呼保护鸟类和鱼类自然资源，使之减缓灭绝过程的时候，人们可曾想到正是因为我们遗忘了圣人的教诲以及蔑视我们老祖宗的处世哲学以至面临如此灾难的这一层？kingacc.com/bbs/archiver/?tid-5245.html 国最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实讲究的就是“合适”，就是“刚刚好”。 ……品格可以列成三等，各类中的第一类和末一等都是极端和缺德，居中的才是道德或优越性。所以，居于怯懦与鲁莽之间才是奋勇有为；吝啬与奢侈之间才是慷慨大方；怠惰与贪婪之间是意气风发；卑屈与骄傲之间是谦虚谨慎；秘密与多嘴之间是说一不二；乖僻与滑稽之间风趣幽默；寻衅与谄媚之间是友善可亲；在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与堂·吉诃德的冲动任性之间是自我克制（《伦理学》，第1卷，第7节。——原文注）。于是，伦理或行为的“恰当”与数学或工程学上的“恰当”没有什么不同；它的意思是正确、适合，最有效地达到最好的结果。 然而，中庸并非像数学的中项恰恰是精确可计的两端的平均数；它随着环境中左右各种情况的变更而变更，并且只对成熟而有灵活性的理性才显露自身。卓越是靠训练有素而得来的一种艺术修养，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了道德或卓越才行为举止正确合理我们才拥有这些的；“人形成这些美德是由于人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伦理学》，第2卷，第4节。——原文注）；我们反复而行，就形成目前这个样子。因此，卓越并非一种行动举止，而是一种习惯：“人的善行是灵魂在实现圆满生命中卓越方面的一种作用；……正如一只飞燕或晴朗的一天就能形成春天一样，一朝一夕或昙花一现的一瞬间也是不能便人幸运得福的。”（《伦理学》，第1卷，第7节。——原文注） 青年是走极端的年龄：“要是青年犯错误，那总是由于过分或夸张了。”青年（以及许多比他们年龄大的人）很难做到的是从一极端中摆脱出来而不落入与之对立的另一极端。因为一个极端很容易落入另一个极端，否认是由于“矫枉过正”也罢：伪善总是作过多的表白，谦卑则又翱翔于自负的边缘。（柏拉图说：“犬儒学派安提西尼的虚荣心通过他外表的破孔在向外张望呢！——原文注）那些意识到偏于极端的人不会把道德的美名赋于中庸，却会赐予那个相反的一端。有时候，这也是好的；因为如果我们清楚自已错误地陷入了极端，“我们就该指望另一端，……犹如人们把弯曲不平的木材直过来时所干的那样。”（《伦理学》，第2卷，第9节。——原文注）但是不自觉的极端主义者将中庸看作是罪大恶极；他们“彼此将持中间立场的人推来推去；勇敢的人被怯懦的人说成鲁莽，鲁莽的人又说成怯懦，其他的情况也是这样；（《伦理学》，第2卷，第8节。——原文注）就这样，在现代政治中“自由分子”被激进分子说成是“保守分子”，被“保守分子”说成“激进分子”。 日常生活中的“中庸之道” 日常生活里，有人过于追逐物欲，有人过份刻苦自励；有人对金钱的使用浪费无度，有人则是一毛不拔，这都不是正常的生活之道。就像一只手，始终紧握拳头是畸形，只张不合也是畸形，一定要拳掌舒卷自如，这才正常。所以，凡事要适可而止，要不偏不倚，这就是中庸之道。如何才能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中庸之道」，有四点意见： 第一、做事不要太苦：人生不能没有工作，因此每个人都不能不做事。做事当然要勤劳，但是也不能太辛苦；太辛苦了，以后做事就畏难、畏苦，就不能长久，不能持之以恒。所以，现在的公司行号大都制定八小时上班制，每天工作时间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有一个时间性；甚至每个星期不但有休假日，现在还实施「周休二日」，这就是要我们不要太辛苦。 第二、享欲不要太乐：人不能没有物质生活，适度的物质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有的人享用过度，过份的放纵五欲之乐，例如，吃要山珍海味，穿要绫罗绸缎、住要高楼大厦，出门要开高级轿车等。过份的追求物欲之乐，甚至浪费无度，则如银行里的存款，用得太多，总有一天会负债，所以福德因缘还是要慢慢的享受，不能透支。 第三、待人不要太苛：人与人相处，要懂得待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待人要厚道，要替人设想。尤其身为主管者，要「待人如己」，甚至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如果待人严苛，或者是过份放任，都不是处人之道。 第四、用物不要太荣：对于日常用物，有的人好买，平常没事就喜欢逛街购物，并且乐此不疲，有的人则非名牌不用。其实东西能用、够用就好，不要太过豪华、奢侈，物质太多，不一定很好，所谓「人为物役」，物质太丰，有时也是一种负担。 中庸之道其实就是佛道，佛道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凡事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能够不偏不倚即为「中」。所以，什么是中庸之道？有四点： 第一、做事不要太苦， 第二、享欲不要太乐， 第三、待人不要太苛， 第四、用物不要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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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内在的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160; &#160;关键词：中庸、时中、中正、中和 &#160; &#160;The Inherit Logicality of Confucius Theory of “The Mean” &#160; &#160; &#160; &#160;Abstract: Confucius theory of “The Mean (Zhongyong)” has its Inherit Logicality, (Zhongyong, usually translated as “The Mean”, means to attain due measure and degree and to avoid extremes.) the author’s viewpoint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160; &#160;First, the logical start of “the Mean” theory is “Shangzhong”, (which means to lay great stress on “the Mean” always.) The essence of “the Mean” is “Shizhong”, (meaning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Mean” all the time. This can also be explained as “to seize the right time and attain due measure and degree”.) &#160;“Zhongzheng ” is the “canon” of “the Mean”, (which mean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the Mean” in accordance of the morns of the society.) “Zhonghe”, (meaning to attain a highly harmonious state,) is the ideal target of the theory of “the Mean”. &#160; &#160;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Shangzhong” is “not to overdo and not to underdo” or “no much and no less”. “Shizhong” means “nothing wrong and nothing right because of that judgement to a thing varies at different time”. &#160;“Zhongzheng” is “propriety and righteousness”. “Zhonghe” a highly harmonious state of the nature. “Shangzhong” is a concept belonging to traditional theory originally. And the concepts of “Shizhong”, “Zhongzheng” and “Zhonghe” were developed from the “Shangzhong” by Confucius. These concepts, which are the major part of “the Mean” theory of Confucius, had greatly enriched and expanded the theory of “Shangzhong”. &#160; &#160; Key Words: the Mean 、Shizhong、“Zhongzheng 、Zhonghe &#160; &#160;“中庸”思想，起源甚古。相传早在氏族社会，帝喾便“溉执中而遍天下”。[1]（五帝本纪）尧舜时代，又有所谓“允执其中”的说法。[2]（尧曰）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一书，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尚中”的倾向，如在《易经》六十四卦中，被《易传》及后来的易学称为“中爻”的二、五两爻吉辞最多，合计占47.06%，差不多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其凶辞最少，合计仅占13.94%。[3](p146)足见其对“中”的重视。春秋末期的著名哲学家孔子，十分重视对三代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尚中”观念。以此为出发点，孔子建构了自己的“中庸”思想体系。本文即对此予以简要的剖析。 &#160; &#160;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 &#160; &#160;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160; &#160;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160; &#160;“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棘子成，卫国大夫。“鞟”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160; &#160;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 &#160; &#160;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拘泥固执。“毋我”，不唯我独是。“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我”四种毛病。[4](p87-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 &#160; &#160;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 &#160; &#160;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 &#160; &#160;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8]（二三子） &#160; &#160;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孔子说，不动摇自己意志，不辱没自己身份，这是伯夷、叔齐的特点。柳下惠、少连降低自己意志，屈辱自己身份了，可是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那也不过如此罢了。虞仲、夷逸逃世隐居，放肆直言。行为廉洁，被废弃了也是他的权术。[2](p197)而孔子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同，乃是“无可无不可”。 &#160; &#160;如何理解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孟子·公孙丑上》的一段评论正好可以做其注脚：“（公孙丑）曰：‘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又《孟子·万章下》载：“孟子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由孟子的评论可知，孔子的 “无可无不可”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不难看出，孔子与其他诸人的区别在于，其他诸人固守一节，而孔子则 “无可无不可”。所以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4]（万章下）“圣之时者”即“随时而处中”。 &#160; &#160;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或“时中”观念，还可以从下面的几则材料中体现出来： &#160; &#160;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2]（公治长） &#160; &#160;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2]（公治长） &#160; &#160;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卫灵公） &#160; &#160;孔子在这三则材料中谈到的三位人物，其具体境况虽或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能“识时务”：南容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总有官做，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也不致被刑罚。孔子看中了他这一点，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宁武子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便显示聪明，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便装傻。孔子很佩服他“装傻”的本领，慨叹其中有一般人学不到的奥妙。蘧伯玉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就出来做官，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孔子因此誉之为“君子”。三位人物的“识时务”，虽然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算是“随时而处中”吧。由此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因应时变，或见或隐，或贫或富，其准则在“时”；所以孔子强调“君子而时中”。p; 孔子晚年，对《周易》情有独钟，在其研究《周易》的过程中，对“时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在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时中”的观念更为突出。如《艮》之《彖传》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9]本则《传》文，特别申明了“时止”、“时行”之意。强调或止或行，或动或静，都要因其时。“时止时行”，就是“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趣时，即变化日新。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此所谓“日新之谓盛德”[9]（系辞传）。转贴于 热点论文网
&#160; &#160;三、中正：中庸的规范原则 &#160; &#160;前面说，“时中”就是变通趋时，这种“变”，并非没有标准，其标准就是“礼”，“礼”是孔子中庸思想的规范原则。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里仁）朱熹《集注》引谢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4]（P71）“无适”、“无莫”正是“无可无不可”。然而，“无可无不可”必须服从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义。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礼乎礼，所以制中也。”[10]（仲尼燕居） &#160; &#160;在《论语》中，有不少材料反映了“中庸”与“礼”的关系，如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2]（泰伯）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很明显，在这里，“礼”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又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2]（雍也）“博学”是孔子所提倡的一种学习态度，如其曰：“君子不器。”[2]（为政）即君子不应当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处。而如果想有多种用处，无疑需要博学。但孔子同时又强调，“博学”不能走极端，必须“约之以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离经叛道。 &#160; &#160;孔子特别重视“礼”在“中庸”中的意义和作用，要求“君子之行也，度于礼” [11]（哀公十一年）。“度于礼”，即是 “就有道而正焉”。[2]（学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于礼就是“正”。孔子很强调“正”，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2]（子路）“身正”就是行为合于礼。由“正身”，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颜渊）也就是要以礼为规范，衡量人们的等级名分，以使人们的等级与其名分相当。名分相当，就合乎礼，也就是“正”。 &#160; &#160;其实，“正身”也好，“正名”也好，实质都是“以礼制中”。“以礼制中”，就是把礼作为中的规范准则，可以说，孔子讲中，其尺度就是礼[1]。而其讲礼，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中”。前引“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以礼“制中”的很好例证。《礼记》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10]（曲礼上），“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10]（礼器），也说明礼具有致中的作用。这诚如荀子所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为中？曰：礼义是也。”[12]（儒效） &#160; &#160;四、中和：中庸的理想目标 &#160; &#160;从“中”的层面理解“礼”，则“礼”的实质可以谓之“和”。“和”也是先民十分重视的观念之一。孔子很注意体会“和”的价值和意义。其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子路）“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这一点，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的有关论述，或可作其注脚。晏婴说， “和”，如果用烹饪形容即是：“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婵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11]（昭公二十年）用现代术语说，“和”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同”，如同“以水济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同上）用现代术语说，“同”就是没有差别的绝对的同一。 &#160; &#160;“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实际上也就是“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与“和”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孔子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中和”观念，但于相关文献中也不难发现，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包含着“中和”观念的：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1]（昭公二十年）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同上）。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并引《诗经》“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的诗句，称赞子产的为政之道是“和之至也” 。孔子所引诗句，出自《商颂·长发》。大意是说，不相争也不急躁，不强硬也不柔软，施政行令很宽和，百样福禄集如山。[13](p681)孔子以此形容子产的“宽猛”之论，认为这是达到了“和”的极点。子产死后，孔子“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同上）孔子用“和”概括子产的“宽猛”之论及《商颂·长发》中所表现出来的“适中”思想，表明孔子已经意识到了“中”与“和”的内在关系。 &#160; &#160;关于“为政”，孔子还说道：“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为政）“北辰”，即与地球自转轴正相对应的天球北极，在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反映出来的恒星周日和周年视运动中，天球北极是不动的，其他恒星则绕之旋转。故古人称北辰为“天枢”。孔子认为，统治者以德治国，就会使自己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围绕着它。可见，“德政”所体现出来的和谐，犹如天体运行之和谐，自然而然。也许正是基于这层体认，孔子曾对其弟子子贡说：“我不想说话了。”孔子不想说话的原因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阳货）不难想象，当孔子说这段话时，其对天人和谐的感受是何等的强烈。 &#160; &#160;孔子是一位音乐大师，其音乐欣赏水平之高，常人难以企及。他在齐国听到《韶》乐，竟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2]（述而）。这种境界的获得，恐怕与他对天人中和之美的独特体认不无关系。而孔子对音乐作品的评价，也常常以中和之美为原则。如其评价《关雎》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八佾）而当孔子听到鲁国太师挚演奏该乐时，感觉满耳朵都是音乐。[2](泰伯） &#160; &#160;生活中的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2]（述而），即温和而严厉，有威仪而不凶猛，庄严而安详。“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孔子在家闲居，很整齐，很和乐而舒展。这大概就是圣人的中和之象吧。这种气象，看似平常，却体现了“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所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2]（子罕），其境界深不可测。《易传》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9]（系辞传），或许就是这种“中和”境界的写照吧。 &#160; &#160;五、结语 &#160; &#160;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孔子的中庸思想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传统的“尚中”观念为其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孔子结合“时”与“中”，使传统“尚中”思想由静态单一的结构（“无过无不及”），发展成为一动态变易的系统（“无可无不可”）。同时，孔子又发挥自己精研礼学的优势，以礼制“中”（“礼乎礼，所以制中也”），使“无可无不可”的动态变易系统始终遵循着“经天纬地”之礼而展开，并由此直契天人秩序之美，使中庸上升为一种对天人和谐之美的体认与追求。 &#160; &#160;孔子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能使人适其“度”；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能使人合于“礼”；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它则帮助人们体认并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谐之美。“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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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庸之道？如果顾名思义，似乎中庸之道就是正确之道，因为“中庸”就是不偏不斜、不左不右、不走极端，就像“东家之子”的长相——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施朱太红，擦粉太白；也如那个“搔痒”的谜语，“上边上边，下边下边，左边左边，右边右边，重些重些，轻些轻些，”就是“正好”，就是恰倒好处，这样的道，自然是好道，是再正确不过的道。但一旦联系到具体的事实就大不然起来，无论是《中庸》之道，还是儒家之道，都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正确之道，都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只不过是抢先使用了“中庸”这个名词。下面我们先把形而上学放在一边，而就一些具体问题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在政治上存在两个有失中庸的极端，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独夫专制主义，辜鸿铭用“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来说明这两个极端，非常贴切。针对这两种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民主集中制，当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集中基础上的民主。作为政治的基础的经济结构也有两个极端，一个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针对这两个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带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便是这样一种较为中庸的东西。在道德问题上，也有两个极端，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忠、孝、诚、信等，另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忠、孝、诚、信等，前一种可称为奴才哲学，后一种可称为强盗哲学或虎狼哲学但仍不太贴切，因为强盗和狼也是讲道德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自然是相对的道德，这种道德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是一种竞争手段。如果世界是奴才哲学的，自然不会有“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问题存在，也不会有博弈论、信息不对称，强盗哲学也是如此，因为此时根本不会有合作发生。就象钱钟书所说的“二柄与多边”，类似的方面和极端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在儒家的哲学中，所谓的“中庸”就是老实巴焦的服从，对皇帝、上级、祖宗、父母服从便是中庸，反之，不服从，反抗，改革便是不中庸，便是走极端。这不是中庸之道，不是唯物主义，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奴才主义，祖宗本位，是一种顽固守旧，不思进取，是一种极端。 孔子的政治社会学很容易概括，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姑姑、姨姨、××、××……”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将其总结为“名分大义”，可谓一言中的。对于这“名分大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更详尽充分的发挥，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意思是说，一个生命一生下来，甚至不用等到生下来，甚至不曾受精，甚至他老子还不曾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命名了，即“名分大义”的“名”，曰“子”，曰“臣”，曰“黔首”，曰“太子”，曰“猫”，曰“老鼠”……，名一旦定了，对应于每一“名”，便有一个“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地位、身份，不同的地位、身份要守不同的“礼”，也就是义务。臣、子、妻、黔首等的义务便是效忠、服从，知其名，守其分，行其礼，便是大义，因为这一切的关系都是命中注定的，都是上天按排好的，用不着人来为自己操心。对于帝王，大儿子是太子，其它儿子是王。儿子生来就是为了孝敬父亲，女人生来就是为了服从男人，皇帝生来就是为了奴役臣民，臣民生来就是为了供帝王奴役，猫生来就是为了吃老鼠，老鼠生来就是为了被猫吃，鼻子和耳朵生来就是为了戴眼镜，长膝盖是为了下跪，长屁股是为了挨打……各各依其名而守其分而行其礼，猫不吃老鼠是无礼，老鼠不让猫吃就更是无礼。因此完全没有竞争的必要，也没有选择的必要。在孔子的政治社会体系里面，没有给竞争留一丝的余地，每一个人，甚至一个不存在的人，在社会中都有一个“名”，对应着这个名，有一套固定的行为规范，不用想，不用选择，不用动脑筋，更不用斗争，斗争就不是君子了，是小人。因此司马光说“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渴得快要死了，这时他突然发现了一溪清泉，这时候有人告诉他，这泉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比如盗泉），那么按照儒家的“中庸之道”他就不应该喝这水，而宁可渴死，当然最好的是学习掩耳盗铃的办法假装不知道或没听见，这种“中庸之道”“名分大义”的愚昧、的“吃人”可见一斑。这显然并不中庸，而是极端． 而这种“名分大义”显然违背了物竞天则，适者生存的“生命大义”。突变、进化、变革却是无法阻挡的，孔子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却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规律之上，这是很可悲的。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己已经“知其不可”的理想，孔子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除了内容上之外，在教育方法上则极力提倡循循善灌的填鸭主义。孔子的教育方法集中体现在《论语》里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孔子的学生几乎从来不问“为什么”。如甲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此便完了，这个学生从来不会再问一句“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而是只知道哇啦哇啦地死记硬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面，这种教育方法，在今天的科研机构里面，这种权威主义、祖宗主义、官僚主义——仍然阴魂不散，可称为“国粹”了。 儒家每谓食之不化、死记硬背、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不知变通者为大德，而能够灵活运用、随物而化者谓为无德、小人。如汉语中有一词曰“见风使舵”，通常依儒家的道德观看成是一个贬意词，但实际上见风使舵真的是不好的吗？见风不转舵就是好的吗？只要有过行船经验的人——特别是有帆的船——都知道，如果风向风速变了，水流的方向、速度也变了，如果不根据实际的情况而调整帆和舵的方向，怎么能达到目的地呢？那不是刻舟求剑愚昧之极堪入“笑林”了吗？因此，我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识时务者就是指那些能够举一反三、切实掌握客观规律而能够灵活运用的人。有人说“屈原宜放，马迁宜腐”，我们即使不将此话理解成“屈原只有放了才能赋出《离骚》，马迁只有被腐才能著《史记》”，而理解成屈原活该放，马迁活该腐，也是有道理的，像他们这种和岳飞一样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懂得客观规律，不会利用客观规律而一味地愚忠，妄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规律之上的人自然应该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后世儒家讲“中庸之道”时，总要把《尚书》上那几句话搬出来，曰：“……允执厥中”云云。但从《尚书》中仅有的一点记录看，尧舜之时似乎实行的是共和制，虽然皇帝实行终身制，但不是世袭制，重大事件，如选择下一任皇帝，治理洪水等，皇帝须向“四岳”咨询，蔡沈注曰：“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也。”以蔡沈之然为然，这所谓“四岳”似乎可以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和代表。“四岳”虽然是一人，而不是四人，但显然在“四岳”之下有一个机构，否则单凭一人是无法“总四岳诸侯之事”的，而在这个机构里面，必然要有各地区的代表，因此有今日“人大”、“国会”、“两院”及古罗马时“元老院”的功能。可见尧舜所谓的中庸决不应该是一种奴才主义，应该与儒家所谓的中庸大有不同，他们动辄把尧舜这些羊头挂出来，案子上卖的却是狗肉，是挂着中庸卖极端。 最后不妨借用《金刚经》里常用的一个句型，曰：“中庸之道非中庸之道，是名中庸之道。”我们要讲中庸之道，但不是那个仅仅抢注了这个商标的冒牌的“中庸之道”。我们要讲道德，但不是孔子所说的那种周朝的奴隶制的道德，不是为道德而道德，而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前提下的道德，我们要讲的道德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提高经济效率，减少交易成本的手段。我们常说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不是说发展与稳定是并列的、是矛盾的，发展是目标，稳定是手段，是为了发展而稳定，而不是为了稳定而稳定，热力学的“热寂”状态、“一沟绝望的死水”倒是稳定的很，但我们不要这种稳定。我们所要的稳定，是一种良好的秩序，一种各尽所能、充分就业的秩序，破坏这种秩序的因素，就是不稳定因素。 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中庸之道。古人之中庸之道，今人称为平衡。早在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已了解到事物是个矛盾的统一体，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企业的利益的员工的利益，员工的激励和惩罚......，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事物的发展也是矛盾发展的结果，关键是找出矛盾的平衡点，这才是一种稳徤的思想。偏袒某一方，就会激化矛盾，事物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是人不好把握的。所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稳健的思想，不是颓废的，而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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