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明朝古画--《民间文学(故事)》2016年02期
一幅明朝古画
【摘要】：正白牛镇的老李家在本地可说是名门望族,祖先在明朝时身居高位。现在的主人李清上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字。据说他手里有幅祖传的名贵古画,那可是老人家的命啊,莫说别人想看一眼,就连他那三个儿子从小到大也只是看过几眼。李清上中年丧偶,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儿子,现在大儿子李申经商,二儿子李默从政,三儿子李明旅居法国。再过几天就是李清上七十大寿,老大、老二合计着叫老三回来一趟,热热闹闹给老爸做个大寿。
【分类号】：I247【正文快照】：
白牛镇的老李家在本地可说是名门望族,祖先在明朝时 身居高位。现在的主人李清上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字。据说 他手里有幅祖传的名贵古画,那可是老人家的命啊,莫说别人想看一眼,就连他那三个儿 子从小到大也只是看过几眼。 李清上中年丧偶,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儿子,现在大儿子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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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丁廷模：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丁达三于2000年10月10日12时40分在贵阳逝世，享年94岁。2006年农历11月10日是父亲百年寿辰，谨以此文对他老人家表示永久的纪念。
父亲去世的头一年，即1999年的6月20日，老人家写了一首短诗：“九四年华瞬息过，一事无成愧疚多。有时学写隶书字，大体相似喜心窝。”父亲把这首自嘲短诗写在宣纸上，并邮寄给我。“一事无成愧疚多”，这是父亲的心里话、真话。他觉得自己一生无所作为，虚度年华，愧对桑梓，愧对子孙。我担心老人家这种心态，有碍他的健康。趁父亲93岁寿辰之际，我撰写了一副对联，并请我的老同学、父亲生前极为赞赏的书法家戴明贤书写。这对联就成为我和戴兄给老人家的生日礼物，对联写到：“跨越三朝代饱经沧桑风雨难得九十三翁一生正派，抚育七子女教诲朝暮南北堪称慈父严师满腔爱心”。老父亲自愧自责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苛求自己，愧疚颇深则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公正的。
父亲出生在贵州省普定县的一个小山村——马官镇玉官屯。父亲少时丧母，其父多病，一家人主要靠大伯父丁纯武赶马贩盐来维持生计。父亲曾描述过他幼年的生活：玉官屯，是一个石头村。石房石墙石路。父亲总是偎依在奶奶身旁，每天蒙蒙亮，大伯父牵着马步出家门，“叮当”“叮当”，马铃声一路响着，从近而远直至消逝……入夜，天都黑尽了，父亲仍然偎依在奶奶身旁，冬季则围着火炕，在那里期待着马铃声。“叮当”的马铃声响了，由远而近，由小而大，这时奶奶说“回来了，回来了”。父亲则雀跃起来，奔向门口，迎接大伯的归来。民国初年，军阀政府为搜刮税银，贵州曾开禁鸦片买卖。大伯父靠贩盐贩烟土发了财，便举家迁进安顺城。1925年初大伯父丁纯武约同乡伍效高等人创建了“恒兴益”商号。
父亲在玉官屯进过私塾，在安顺读过小学。1923年，未满17岁的父亲偕同好友陈敬民（参加革命后取名曾固，后又恢复姓氏，称陈曾固。解放初曾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黄国权（解放后曾任安顺中学校长，省教育厅副厅长）走出安顺，经贵阳到北京求学。那时贵州还少有公路，他们靠步行来到清水江边，再乘木船到湖南，从株洲登上京汉铁路的火车到北京。
到了北京后，1924年父亲考进天津南开中学，从初二读起，1928年毕业。1929年父亲考进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1933年毕业。我曾见过父亲保存的南开中学、清华大学的纪念册。上面有南开校长张柏龄、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父亲的老师马寅初、蒋廷黻、马约翰等先生的照片。当然也有父亲身着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毕业照，他的学名是“丁修爵”。我还发现与父亲同级的外文系乔冠华、文学系万家宝（曹禺）的照片。可惜，这些纪念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父亲自己烧毁了，他十分痛心，可也出于无奈，因为那时任何怀旧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保护“封资修”的“罪证”。
1931年父亲曾与清华同学刘斐章（贵州兴义人）休学去日本，准备在东京考大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父亲与刘旋即回国，他俩在日本仅一个多月。
1934年父亲大学毕业后，回到贵阳，最初曾在贵州禁烟督察处当秘书，后又被派去瓮安县当税务局长。期间，这位清华经济系毕业生发现小小的税务局乌烟瘴气，极其腐败。有一次，父亲在办公室查问一个偷税商人，那人竟把一包大烟送到办公桌上。父亲勃然大怒，拍了桌子。在瓮安不到一年，父亲感到税务局实在难呆下去，于是愤然辞职。回到贵阳后，他受聘到贵阳女中、毅成中学作为英语教员。
大伯父不惜钱财送父亲外出求学，其用意是想为“恒兴益”培养接班人。可是“恒兴益”于1934年结束业务，大伯父另建“恒泰”号。1939年2月4日，日寇空袭贵阳，炸弹击中位于贵阳大十字铁局巷的“恒泰”号。引起大火，不久处境日益艰难的“恒泰”号也就关闭了。
父亲没有机缘在“恒兴益”接班，却到了老家普定当了中学校长。普定私立建国中学筹建于1937年，正式开学则是1938年4月1日。解放前贵州工商巨子伍效高先生可谓“普定建国中学之父”。伍效高很早就有一个美好愿望，就是要在桑梓之地，创办一所学校，为家乡培养人才，提高社会文化水平。从建国中学创办到解放后政府接管14年间，伍效高本人为建中付出的经费，按黄金折价比例计算，合计共支付黄金2600两。建国中学办得是很有成绩的，1942年全省会考评比，结果是贵阳清华中学第一，普定建国中学第二。1937年冬，在伍效高召集的办学筹备会上，父亲就被提名为首任建国中学校长。当时，曾有人建议由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袁慕莘（普定人）为校长，但伍效高不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考虑袁是立足于党务的，在政治上抱负较大，对从事教育事业未必真有热诚。伍效高聘请父亲为首任校长．是希望“由他打开一个局面”。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没有辜负伍效高先生的厚望。1948年普定建国中学十周年校庆时，伍效高先生在《十年来之普定建国中学及其希望》的演讲中说：“此十年中，校长经过六任，现在已是第七任。第一任校长为丁达三先生，丁先生是南开中学，及清华大学毕业，学品兼优，且是热心教育，具有毅力之人。本校开办之初经济方面由本人提供，校中一切设备及聘请教师方面，则由丁先生负责。丁先生煞费苦心，经营一切，本校基础，可说在丁先生任中，已经奠定了。”父亲在建国中学担任校长仅两年半，但对那一段生活却是一往情深。1988年普定第一中学（原普定建国中学）校庆50周年，父亲应邀前往祝贺。那年老人家八十二岁，在校庆纪念大会上，父亲在热烈掌声中讲话，他不用讲稿，深情回忆建国中学创办的情况特别是伍效高先生所做的贡献。父亲对学校的发展变化表示欣慰，同时希望普定一中不要满足现状，要看到全国的形势，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为培养“四有”人才而努力。
从1942年到1949年，父亲在贵阳聚康银行任经理、协理。聚康银行是解放前贵州唯一的由贵州籍工商企业家创办的股份制银行。王伯群、刘玩泉、伍效高先后出任董事长；伍效高为首任总经理和最末一任董事长。由于在建国中学期间，伍效高对父亲的人品和能力十分了解，所以银行一建立就聘父亲为经理，后升为协理。但父亲不是股东，不过是董事会决策的一个执行者。解放后，我们兄妹把“家庭出身”填写为“工商业兼地主”，其实是混淆了父亲的家庭出身和他本人的成份。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关人事部门才应父亲的要求书面通知我们兄妹所在的单位“丁达三同志本人的成份是高级职员”。
父亲在建国中学当校长时，曾奉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参加短期培训（全国的中学校长都要参加），在那里履行过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手续。父亲在聚康银行当经理时，还是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参议会的参议员。1947年，父亲当选为普定县的“国大代表”。这三件事情说明，在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的政治选择上，当时由于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及本人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所决定，父亲选择了后者。抗战胜利后，父亲对国民党政权抱有幻想，希望实现“民主宪政”，伍效高、丁纯武这些普定籍的工商企业家也大力鼓励和支持父亲进参议会，竞选“国大代表”。父亲当“国大代表”有过一番周折，他所获得的票数超过了对手，本应依法当选，但在南京公布的名单中，普定县的“国大代表”却是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非普定籍的民社党人士。这种事例倒不是个别的，国民党为了掩饰其一手包办“国民大会”的真相，把民社党、青年党拉进去作陪衬，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指定的表”。对此，普定县社会各界人士曾随《贵州日报》散发传单表示愤怒和抗议。最后，南京出来调解，“民选代表”、“指定代表”都予认可，1947年秋天父亲去南京参加了“国民大会”。这次大会选举了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父亲从南京回来后曾对母亲说，他没有投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票，投了居正和程潜的票。
父亲是学经济学的，他在大学接触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解放后我曾问过父亲：“你年轻时为什么不跟共产党干革命呢?”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时参加共产党是要掉脑袋的。”这个直率的回答表明，父亲当年不敢也不愿跟共产党干革命，但他对走上革命道路的亲友却给予理解与敬重，甚至支持与保护。父亲在清华大学念书时，好友陈敬民已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父亲曾给陈以经济上的资助，还把寄存在黄国权那里的自行车交陈使用。刘斐章从日本回来后参加了共产党，抗战期间担任抗敌演剧6队队长，曾率队来贵阳。父亲协助演剧队寻找住处。演剧队曾在我家客厅聚会，朗诵诗歌，我还站在门口听呢!我的小姨熊雯英贵州大学农学院刚毕业，经父亲介绍，与刘斐章相识并结为夫妇。婚后，小姨放弃当大学助教的机会，与刘同去长沙、武汉，进行抗敌宣传工作。后来小姨在武汉分娩时染伤寒早逝，留下一男孩。安顺中学教师傅一萍是中共地下党员，被特务追踪，安中校长黄国权将傅介绍到普定建国中学并请父亲掩护。后来，父亲得知普定县党部又在追查傅，便暗中通知傅迅即转移。我的堂舅熊圣敬在北京念大学时，参加抗日大同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参加共产党。父亲在北京时就叮咛堂舅要注意安全。堂舅回贵阳后父亲安排他到聚康银行工作，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父亲的堂妹夫杜良俭在北京向父亲透露去延安的打算，父亲表示同意和支持。解放后杜回到贵州，曾任兴义县委书记，省政协常委。这些事情，解放后我断断续续知道一些，直到父亲90岁生日那年，母亲才在《永久的纪念》一文里较详细地告诉我们。
&1949年夏，聚康银行倒闭。父亲闲在家里等待着解放大军的到来。当时对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父亲是茫然的或许还有几分忧虑。解放前夕，他几乎每天都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新华社的广播。贵阳解放不久，杜良俭身着灰布制服，头戴八角帽会见了父亲。从杜那里，父亲得知满城张贴的解放军布告落名的“杨勇、苏振华、曾固”中，那个“曾固”竟然是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陈敬民。1950年冬，经杜良俭联系，父亲在南明堂陈曾固同志住处会见了老友，那天陈曾固与父亲进行了长谈，并留父亲共进晚餐。出于对父亲的了解和信任，陈曾固给省委统战部写了封信。这样，1951年3月，有关部门安排父亲到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后来又相继在省科学馆、省科联、省科协工作。1951年11月至1952年11月，父亲参加黎平县土改，在尚重乡七村任工作组长。从1961年1月起到1972年2月父亲在省科委从事图书管理工作，1972年2月退休。父亲晚年担任了民革贵州省委顾问、省文史馆馆员、贵阳市工商联顾问。
在父亲参加工作之前，我们家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这就是大哥和我1950年秋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对此，父亲最初采取劝说态度，他希望我们读完高中大学，成为有用之才，更好地为建设祖国服务。然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已经掀起而且深入人心，报名参加军干校成为席卷青年学生的爱国潮流。大哥经过体格检查已获批准入伍，我那时未满15岁未获批准。面对这种情况，父亲的态度从劝说转变为鼓励与支持。在送别大哥时，父亲把珍藏的一枚象牙图章赠送大哥作纪念，他请人在这枚象牙章的侧面刻了几行小字：“廷楷吾儿：你得把握爱国主义精神，捍卫祖国；你得把握国际主义精神，为全人类服务；身体与学识是事业的基础，你得随时注意健康和努力学习。你的爸爸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大哥70多岁了，这枚象牙章仍保存在他身边。它是一件历史见证物：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已深深地触动父亲的内心世界，他将以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策励自己并教育后代。
1954年6月，组织上通知父亲到省行政干校学习。三个月的学习，实际上是机关内部的“审干”。学习结束后，父亲回到工作岗位，从此他放下了历史包袱，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作。1956年秋天，父亲出席了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大会，他从北京来信说，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我们一家人为此欢欣鼓舞。
父亲与母亲熊莲英是1933年12月结婚的。母亲毕业于贵阳女子师范学校。解放前，母亲是家庭主妇。解放后，母亲走出家门，热心于幼教事业，父亲全力支持母亲的工作。1950年母亲与陈梅君、曹娥英女士发起，在贵阳市妇联的支持下，创办市妇联托儿所。1956年托儿所由政府接办，改为贵阳市市级机关幼儿园，母亲任副园长。托幼工作相当繁忙，母亲长住在幼儿园里。那时，除了大哥和我外，弟妹都在学校念书。父亲又要上班，又要承担繁琐的家务事。父亲上下班，每天步行四趟，大约10公里。风风雨雨，父亲走了20年，我想这是老人家高寿的一个原因吧。1986年早已退休的母亲，又与罗礼贤、金家萼两位女士，创办了幼儿艺术师范学校。年过八旬的老父亲仍然默默地支持母亲的工作。有一次，母亲和学校的几位负责人在家里商量工作，中午12点还没有结束。已是83岁高龄的父亲不声不响地上街买来水饺，还动手做了蛋汤，几位老太太十分感动。
“文化大革命”中，父母受到冲击。父亲作为“牛鬼蛇神”下放平坝五七干校放牛。母亲在幼儿园被当成“走资派”批斗并被派去干洗衣、烧水、运煤等体力劳动达7年之久。唯一留在家里的小妹又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两位老人互相关心、互相勉励。父亲只要从平坝回来，便设法与母亲联系，鼓励她要相信党、相信“是非总有一天会澄清”。在父亲的安慰和勉励下，母亲增强了生活的勇气。
父亲对儿女慈祥和蔼、倾注爱心。在建国中学时，他在家里教哥哥和我唱抗日歌曲：“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在高山上，在密林里，我们游击队弟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到了贵阳，是父亲牵着我的手去小学报名。他给我和哥哥讲“牛顿与苹果”“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启发我们从小要动脑筋，要诚实，做错了事要勇于承认。在小学四、五年级时，父亲请了家庭教师每晚到护国路家里辅导哥哥、我还有表姐、表哥做作业。父亲对家庭教师十分尊重，老师来时叫我们给老师敬茶。每月付报酬时，他亲自把钱装进信封里，再用毛笔写上某某老师收，让我们双手递给老师。周末有时还请老师去看电影。小学毕业后，哥哥与我都顺利考上当时贵州省最好的中学——贵阳私立清华中学。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全社会都强调“家庭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谁要隐瞒家庭出身就是一个政治错误。我们兄妹把“家庭出身”填写为“工商业兼地主”，这样一来，入团入党乃至升学，我们都要表示：“坚决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或是“彻底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然而实际生活却表明，即便在那样的政治氛围里，血浓于水的亲情依然是难以弃舍的。三弟廷桢是清华大学化学教授，他在中学时学习特别勤奋。1953年初中三年级时，他染上白喉，被送往六冲关医院隔离治疗，是父亲每天费力地爬上六冲关到医院给三弟送饭，照顾他服药打针。1959年大学三年级时三弟回贵阳过暑假，一天夜里他突患急性肠胃炎，疼痛难耐。那时家里没有电话，街上也没有出租车，父亲卸下门板作担架，请邻居协助，一起把三弟抬到医院急救。1958年1月，我因错划为“右派”被送到一个农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经过大跃进、持续大跃进，到了1960年我在农场彻底地累垮了，患了所谓的30号病，头脑清醒而面黄肌瘦，四肢无力，站立不稳，迈步吃力，成天呈饥饿状态。医生说是营养缺乏、严重贫血。最初在农场医院住院，后来病人太多，农场允许告假回家治疗调养。那年秋天，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仍然有气无力。那时我每月30斤口粮在农场，只得请农场进城拉肥料的马车给我带口粮。但是，口粮往往被送到城郊的办事处，要家人去取。当时家里只有两个小妹妹，去取口粮的任务落在父亲身上。有一次我见父亲背着30斤粮食进了家门，他把米袋放在地下后，坐下来气喘吁吁，默默不语……见此情景，我心里特别难过，这不仅是因为我20多岁成了家庭的负担，而且我在拷问自己灵魂：入团入党时，我口口声声“划清界限”“背叛家庭”，现在我却成了不齿于人的“右派分子”，又处在这样艰难的日子，如果没有家庭，没有亲情，没有父爱，我可能告别了世界。“人间自有亲情在”，这是自古以来的最普通的道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道理受到严重扭曲。
上世纪70年代初，年过花甲的父母退休后渴望去上海、北京、汉中，去看望阔别多年的大哥廷楷、三弟廷桢和大妹建华。那时“政治斗争”不断，什么“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斗私批修”“一打三反”“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浪潮一浪接一浪。父母来到上海大哥家，住了没多久，有人来打招呼，说二老“不宜久住”。这样，父母只好匆匆离开上海去到北京。本来清华大学是父亲的母校，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父母真想多住一些时日，然而，又有人来打招呼：“不宜久留”。两老只得千里迢迢经西安到汉中大妹所在的工厂。这大三线的工厂也并非风平浪静之地，父母不时听到“打倒”的口号声……在这种氛围下，两老能久住吗?他们遗憾地结束了这次探亲旅行赶回贵阳。这次探亲，极大地伤害了两老的心。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我们党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年过七旬的父母终于把长期压在心头的“出身不好”的精神包袱卸了下来。上一世纪90年代，耄耋之年的父母再次去北京、上海，两老悠哉乐哉，尽情享受天伦之乐，再没有“不宜久住”的警告啦!
“有时学写隶书字，大致相似喜心窝”，父亲自嘲短诗的后两句，颇具幽默感，是他晚年生活的生动写照，也是他晚年心态的另一侧面。父亲从1972年退休到去世有28年，这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召开，我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对父亲的晚年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有着重要影响。“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闯进家来“破四旧”，把挂在墙上的一幅齐白石的画撕成大大小小十几块。那些造反派走后，父亲把画片一块块拾起来，用纸包好保存下来。到了80年代初，父亲请人把那些画片再拼起来，大体恢复了那幅画的原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造反派长期关押的陈曾固，三中全会后从甘肃回到北京，住木樨地。父亲知道这消息后，十分高兴。1985年我去北京开会，父亲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去探望陈曾固，并让我带去茅台酒。1991年父亲去北京时看望了他日夜惦记的老友。一幅画，他保护着；一挚友，他牵挂着。这两件事情，也让我深深感受到父亲对于“文革”的憎恶之情、对于“伟大的历史转折”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欣喜之情。随着改革大潮的推进，父亲晚年生活过得愉快而充实。他在永乐路家里选择了光线充足的凉台。安放了桌椅，每天在那里看书、读报、写隶书。至今我的书房里还挂有父亲写的条幅，那是苏东坡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把这条幅和父亲遗像挂在一起。凝视老人家遗像，默诵苏东坡名句，我想，对于悲欢离合，抱有一种理性的、科学的态度，不大悲不大喜，心平气和，宁静致远。这或许是老人家长寿的秘诀吧!
1985年4月中旬，《贵州日报》报道了一则要闻，其中有“丁廷模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这对我们全家来说，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右派问题”迅速得到改正，并从黔北一所农村中学调到贵阳市委机关党报当编辑。当时我的愿望就是：后半辈子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从1983年l0月起我被选拔到党政领导岗位上。
获知我到省委工作之后，父亲买了一个极为普通的笔记本，在扉页上用隶书写了十二行四言句：“任重道远戒骄戒躁自爱自强勿忘学习了解省情调查研究坚持党性树立新风尽心竭力多作建树敬老尊贤接近群众”未了有一小行字：“廷模荣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纪念&
爸妈一九八五年五月”。父亲送我的这个笔记本，我保存至今，因为它寄托了父母的厚望，也铭记着两老对我为官做事的警言。
走上领导岗位后由于工作繁忙，我去看望父母比较少了，有时星期天回去，从南明堂到黔灵西路，我是骑自行车去的，父亲见了很高兴，他不希望我乘轿车前去。他来南明堂看我们，也是乘公共汽车到甲秀楼，然后杵着拐杖，步行到我家，八、九十岁的老人从未叫我找车接送。有的亲友找到父亲，托老人家找我办事，他总是婉言谢绝说：“不要给廷模添麻烦，更不要影响党的形象。”父母原住黔灵西路82号，那是一幢木结构的旧宅，是一九五二年父亲买下的，后来又进行私房改造，一个杂院，住十来家人。母亲一直希望换个住处，她尤其担心一旦发生火灾跑也跑不出来。父亲为此事找了云岩区房管局。1986年房管局用一万余元收购了面积200多平米的住宅，另安排永乐路一套住房给父母住，照交房租。这套住房是最底一层，光线极差，父母将就住下了，一住就是二十年。有人问父亲：“你的儿子当这么大的官，怎么不叫他给二老找一套好一点的房子住啊?”父亲回答说：“让廷模出面，岂不是以权谋私吗?”
父亲对我的工作非常关心。他每天都看报纸，有关我的报道或是我的署名文章，他都要细看并剪下来，收集成册。我调到广西后，他老人家常去贵州省图书馆，找《广西日报》看。1993年国庆节到1994年春节前，父母到南宁住了三个多月。回贵州后，父亲给我来信，他对节假日“送礼”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我回信说：“凡是礼金或是贵重物品我一律拒收，违法违纪的事决不会干。”父亲给我回信说：“你的来信，我看了非常高兴，因为你所说的正如我所谓的‘作为省级领导者，应当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反腐倡廉斗争’的要求，不应‘随俗流转’”。1995年，某画报社搞了一个专题采访，未征得我同意，配发了我的许多照片。我看了很不高兴，批评了他们。画报社送我好几本那期画报，我压下来未转给别的同志看。后来考虑到父亲对我的关切，我寄给他老人家一本。父亲看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写道：“你寄来的画报，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确是一本精美的画报，图文并茂，其中记者访问你的那篇《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激相生》一文，理论精辟，是你勤奋学习、深入实践的结果。只是大型图像四张，小型图像十张，似觉过多，有为‘本刊总监事’张扬之嫌，你应告知编者，以后不要如此为好，不知你以为然否?”我完全赞成父亲中肯的批评，一直保存着父亲的这封信件，并把这事作为一次深刻教训。
1990年8月，我调到广西工作。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我不再担任中央候补委员。1998年，我年满61岁，从党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对于这些事，我处之泰然，始终保持一如既往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出于对我的关心和期望，1999年父亲写给我一条幅：“行为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这是古语，父亲写给我使我倍觉它超越时空的魅力和能量，我一直把它作为座右铭。
1999年11月，父亲刚过93岁生日，突发重病，腹部出现大面积硬块。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胃穿孔。当时我正在贵阳，在贵医附院领导的关怀下，请来专家进行手术。从深夜11时到凌晨3时，手术顺利。住院十来天，父亲基本痊愈后，他对我说，“你在贵阳20天了，人大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你回南宁去吧。”年过九十的老人，做了这么大的手术，儿子守在身边尽孝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父亲尚未出院，就劝我回去，这是他的无私，也是对我的关切。噙着泪花，我向父亲辞行。想不到过了半年，即2000年7月，父亲深夜起床时，摔倒在地，跌断股骨。送进医院后，虽不断抢救但病情仍日益恶化，老人家闭目不语，不进饮食，身心衰竭，于10月10日中午12时40心脏停止了跳动。
1996年，父亲九十寿辰时，他曾感慨万千地对子孙后辈说：“我生活了90年，前45年苦大于乐，忧多于喜；后45年，乐大于苦，喜多于忧。我要争取多活几年，看到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看到祖国国力增强，看到香港回归祖国。现在环境好了，心情舒畅了，我想活到100岁，多活一天，高兴一天，我要满怀希望跨入21世纪”。父亲讲的“后45年”，其实就是解放后的日子，他的喜乐至少有这样一些：
——1950年冬季，在南明堂会见陈曾固，这位共产党人使自己从迷茫中看到希望。长子廷楷光荣参军。
——1951年，妻子熊莲英等创办了市妇联托儿所，对社会有所贡献。
——1952年，在黎平县参加土改，任工作组长，亲身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革和翻身农民的喜悦。
——1954年，从行政干校结业回单位，放下了历史包袱，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长子廷楷在部队加入共产党。
——1956年，在北京参加全国科学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三子廷桢以贵阳市理工科第一名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次子廷模在共青团贵阳市委加入共产党。
——1959年，廷桢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
——1962年，廷模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考上了贵州大学中文系。长女建华贵州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二机床厂工作，并于1965年加入共产党。
——1966年，廷楷参加中科院主持的珠峰地区科学考察活动，登上海拔6200米高峰，进行高山生理研究。
——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浩劫”宣告结束。小女国华从外县调回了贵阳。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廷模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调到《贵阳晚报》当编辑。
——1983年，廷模任中共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1984年，廷桢作为清华大学访问学者赴德国进修。
——1985年，廷模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增选为十二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86年，建华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四子廷枢被评为高级教师。&&&
——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廷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1988年，孙丁爱东赴奥地利参加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物理竞赛获铜牌和最富创造力奖，并于1991年赴美攻读数学博士。同年，孙女丁黎获贵阳市高考外语类第一名，考取北京大学并于1995赴美留学。
——1991年，次女筑华被评为高级工程师。
——1992年，廷模作为中共代表赴马德里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党节活动。廷楷作为中华医学会代表团成员出访法国，参加中法医学交流活动，并宣读论文。
——1994年，小女国华加入共产党。
——1996年，七子女均回到贵阳祝贺九十大寿。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直到凌晨两点。
——1998年，廷模当选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9年，患重病胃穿孔，手术顺利痊愈出院。
——2000年，迎接千禧年，跨人新世纪。
这些喜乐，都是与党的正确路线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子女事业有成、孙辈健康成长联系在一起的。在向父亲遗体告别时，老人家遗像两边的挽联是：“跨越三朝代饱经沧桑风雨难得九十四翁一生正派做人喜多于忧”“抚育七子女教诲朝暮南北堪称慈父严师满腔爱心育后青出于蓝”。这一挽联已镌刻在石碑上，安放在父亲墓前。每次我立于父亲墓地之前，总会想起父亲生前自嘲的诗句：“九四年华瞬息过，一事无成愧疚多”。我默默地对父亲说：即使是功劳再大的伟人，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中，在无始无终的历史长河里，也是瞬息而过，憾事多多!我们是凡人，正派做人喜多于优，爱心育后青出于蓝，“有时学写隶书字，大体相似喜心窝”，足矣!父亲，你不必苛责自己，安息吧。
（摘自网络）
& 附：丁廷模简历
丁廷模，男，汉族，1936年5月生，贵州普定人，大学文化，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11月参加工作。
1952年11月至1958年1月，任共青团贵阳市委学生部副部长、团市委委员（其间：1953年3月至1953年6月在西南团校学习）。
1958年1月至1962年9月，任贵阳市三江农场生产大队副队长、生产队队长。
1962年9月至1966年9月，在贵州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66年9月至1968年1月，毕业待分配。
1968年1月至1979年12月，在绥阳县温泉区劳动锻炼，任县文化馆工作员、中学教研组组长。
1979年12月至1982年1月，任《贵阳晚报》社编辑、编辑组组长、编委。
1982年1月至1983年10月，任贵阳市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
1983年10月至1984年11月，任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84年11月至1985年4月，任贵阳市委副书记。
1985年4月至1990年8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其间：1986年至1988年曾兼任贵州省教委主任；1989年3月至1989年7月在中央党校学习）。
1990年8月至1996年5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1996年5月至1998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1998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2002年1月，在自治区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辞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
中共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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