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学考察50年》1
第一章&& 千秋苍茫高原梦
　　——从空中俯瞰青藏高原，自然与知性之旅——从石器时代的发现到刘慎谔、徐近之、孙健初的科学考察：一部国内认识西藏史——从希罗多德到亚历山大到乔玛和斯文．赫定：一部西方发现西藏史——一批献身青藏高原研究的中外科学家－－1980年，我国召开第一次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世界对于青藏高原的重新审视：打开地球动力学和打开全球变化的金钥匙就在这里--世界百年，沧桑历尽--
　　沿着一条空中之路，我们去往西藏。1300公里航程，从成都飞到拉萨。
　　清晨从海拔仅只500米的双流机场起飞，穿过四川盆地上空浓重的晓雾，接近青藏
高原东缘，世界清澈明丽起来。朝阳初上时分，我们飞临横断山脉上空。
　　－－之所以称它为横断山脉，是因为构成青藏高原骨架的喜马拉雅、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唐古拉、昆仑－喀喇昆仑、祁连山等几大山系，均为准纬度呈东西向排列，唯有东侧群山突然改道，大致南北走向－－飞越横断山，可以一览三大江与三大山、山与江相间并列的地理奇观。三大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大山：芒康山、他念他翁山、伯舒拉岭。峰岭相连，苍山如海，嵯峨顶际雪光晶莹；江河细如丝线，缝缀在山基深邃的阴影中。冰峰雪岭间一泊泊天蓝色冰川湖隐约可见。而在望不见的细微处，是纵贯高山上下、呈垂直分布的自然带景致，是峡谷中郁闭的原始森林，覆盖着红杜鹃和绿草地的山原坡地，还有山梁河谷中星散的村落农田，隐藏在山褶谷丛中令人感动的人类生活－－那需要在地面上行走，就近的观望和访问。
　　朝阳初上时分，晴空碧蓝如水。晴空下的重山叠嶂举着冰雪之冠，苍苍茫茫。新鲜的阳光照射之处，冰雪线上升起纱样的烟云。阳光渐渐强烈起来，烟云渐渐浓密起来，云絮云朵汇聚，渐渐遮蔽了我们的视野。
　　空中之路的北线从青藏高原东北侧开始。乘坐军用飞机，地理学家郑度从兰州起飞，执行航拍任务。因为这并非民航线路，就让我们借助地理学家的目光，一路纵贯，领略与南线迥异的高原风光－－
　　甘肃境内直延伸到青海长达两千多公里的祁连山脉，是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从兰州起飞，溯湟水谷地西行，经过岗峦起伏、塬谷相间的黄土高原西缘进入青藏高原。我们望见了青海湖－－群山环抱的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蒙语称它为"库库诺尔"，藏语称它为"错温布"，都是"蓝色湖泊"之意。此刻目之所见，蔚蓝色湖水映衬着湖盆东岸金黄色新月型沙丘，与湖滨阶地、环湖分布的湖岸线构成了独特的内陆湖泊地貌景观。
　　从青海湖向西，地面景色越发干旱。在高原面上陷落得又深又大的柴达木盆地中央，一片闪耀洁白光芒之地，是方圆1600平方公里、我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最厚处可达15米的湖面盐壳，不由人不感叹地球上有多少珍而不稀的资源。过盐湖，便见戈壁新城格尔木，干旱盆地南缘一片小小绿洲，它是青藏公路上首屈一指的重要城镇。飞机在此折向西南飞行，一列雪峰屏立在前，是昆仑山。若论其高其险，它远远比不过青藏高原众多山族，但若论其古史中的文化意义，它在中国的知名度则在芸芸众山之上。机外已是云雪相连。在气流中上下颠簸的飞机穿云破雾，昆仑群山一掠而过。
　　辽阔坦荡、一览无余的高原面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这就是我国第一大河长江上源的通天河河源地区。谷地宽浅，河面开阔，清洌流水徘徊荡漾，时分时合，辫状水系蜿蜒畅达。这一地区分布着可可西里、风火山等几列山地。青藏公路像一条丝绸飘带迤逦在缓缓起伏的黄绿色草原上，小如甲虫的过往车队络绎不绝。目光随公路飘向著名的唐古拉雪山。唐古拉与昆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山体浑圆、高差不大，而它正是长江上源通天河与怒江的分水岭。唐古拉的辉煌之光闪烁在它的西南方：一群6000米以上的雪山簇拥着主峰格拉丹冬的冰川世界，长江之水正从这里出发。
　　这里已是面积足有60多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的藏北－羌塘高原腹心地区。高原面割切轻微，山势起伏和缓，低洼处河滩地生长着大嵩草草甸，山坡处生长着小嵩草草甸，高寒干旱处则是荒漠半荒漠地带。藏北高原是湖泊之国。青藏高原的湖泊之多，约占全国湖泊的近一半，其中大多密布在羌塘的牧区和无人区。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纳木错、色林错、鄂错、恰规错、吴如错......天光水色，生动地荡漾在荒寒的藏北高原深处。从空中欣赏，不仅整面湖泊映入眼帘，连同湖水退缩后遗留的泻湖、环状湖岸线、周围广阔的湖成平原也都尽收眼底，那是一幅具有质感和历史沧桑感的壮阔画卷。羌塘南部，怒江河源那曲河及其支流蜿蜒曲折在宽敞的宽谷盆地之中。可见黑色牦牛、白色羊群蠕动在草原上－－藏北地区是西藏的主要牧区。
　　向南，越过藏北草原南方门户的念青唐古拉山，进入拉萨－藏南谷地。雅鲁藏布江像一条白净的哈达，不息地奔流在冈底斯和喜马拉雅两大山脉之间。这一条举世闻名的适应地质构造线发育的高原大河，在我国境内长达2070公里；在我们的视线不及之处，于巴昔卡附近流入印度，以布拉马普特拉河之名，经孟加拉国注入印度洋孟加拉湾。
　　最后，让我们向西飞往珠穆朗玛峰。全长为24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宽约两三百公里，山峰平均海拔6200米。山脉中部，集中了6座海拔在8000米以上的高峰，山体呈巨型金字塔状的世界第一高峰－－8848.13米的珠穆朗玛就侧身其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珠峰，这座由奥陶纪海相地层石灰岩构成的山峰呈现黑色的轮廓，其上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光芒，令人目眩。我们从希夏邦马峰东侧转弯，再度接近珠峰时，峰顶已冉冉升起旗云，向东方飘荡；巨大的山谷冰川从珠峰四周向外流溢，山舞银蛇，冰塔林立。这种完整的冰塔林现象目前只存在于喜马拉雅和格拉丹冬、喀喇昆仑的巨大的山谷冰川里。
　　遥看喜山北麓，群山层叠起伏，湖泊碧蓝明净，山间盆地辽阔，村落房舍安恬，把珠穆朗玛衬托得壮丽无比。
　　......
　　毕竟，这只是两条航线上的俯瞰，有更为细部的风景我们尚未及浏览，有更为遥远的地区尚未及到达，例如西部西藏古老神奇的阿里和古格，例如被称为"亚洲之脊"的西昆仑－喀喇昆仑。250万平方公里的大高原，作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巨型地貌单元，独立特行，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大壮美。它的内涵富有终极意味，生长其上的生命可谓地球上的顶极群落。迈步走向青藏，可以视为自然之旅，文化之旅，知性与悟性之旅，还有就是，是人生的一次终极体验。
　　人们通常用雄伟、辽阔、壮丽之类字眼描绘青藏高原；紧跟着还有一词："神秘"。
　　作为自然界的物质实体，它存在了那么久那么久；但世界总是说，对于它的认识太迟了太迟了。正是这样的。青藏高原作为地球上的最后一块秘地，它的面纱迟至本世纪下半叶才由中国科学家徐徐揭开，它的面貌才得以补充修订在世界地图上，它的形成演化过程、它存在的意义和影响所及也才由科学家们向世界提供。至少在科学认识方面，连国人也不免感叹说，真是相识恨晚呵。
　　识者自有其人。人类群体中最先得知它的存在的，当然是远古的高原先民。考古发掘确认了距今5000年的昌都卡若人；再向前追溯，则是把旧石器丢得遍地都是的那些远古人。而三、五万年前的旧石器的主人们，面目已不甚清晰，他们隐身于史前史的雾霭之中了。
　　斯人不见踪迹，唯留石器遍地。千年万年后的人们凝视着这些石质的工具，发现这一技术体系如何具有整个亚洲旧石器工业的基本特征，并如何与华北地区同期文化遗物相近似；遗留在遗址和石器上的信息，诉说着青藏高原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就曾存在着与华北华南、与印度河上游流域地区间物质文化的交流和渗透，那是令现代人感到惊奇的相互交通。这种惊奇来自于我们一向低估了原始人渴望交往的愿望和行走的能力；还来自我们对于环境气候的将今论古：事实上，全新世一万年以来，青藏地区的自然面貌发生了剧烈改变，青藏研究最新提供的资料表明，近在不到7000年前，此地还属于高温高湿期，高原湖泊还曾大水泱泱；更近的3500年前，迄已荒寒的昆仑山区还有森林分布，还有人类活动遗迹可供发掘。
　　有关青藏地区的涉笔，星散于国内早期文献中，较为系统的记载，有《后汉书．西羌传》对于青藏北缘地区奇风异俗的描述；我们从古代舆地神话典籍《山海经》这类奇书中也不时望见青藏山川的踪影。那一时代通往西方、在青藏北缘和西缘擦边而过的丝绸之路大约已经开通。
　　虽说由于藏文创制较晚，藏文史籍经典中有关藏区地理记载也不会早于公元７世纪，但对于本土的认识则伴随着先民的最初意识而来。表述这一地理观的第一句话恰恰是："最初汪洋大海......"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在《西藏王统记》一类藏文经典中，我们断断续续地读出了西藏人对于本土自然地理的看法－－
　　最初汪洋大海，当一个名叫"贡格曲拉"的河渠出现，大水流失，藏区形状初现，松柏森林生长，禽鸟野牲繁衍；藏区位于天之中央，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围绕一切河流之源头，山高土洁，地域美好；藏区分为上中下三部：阿里三围麋鹿野兽洲，中部四茹虎豹猛兽洲，下部六岗飞禽鸟类洲；后来人类出现了，藏地的亚当和夏娃是一猕猴与罗刹......
　　一面说是神之居地，一面又说是魔女仰卧之相。松赞干布时代修建12座神庙以镇压魔女四肢关节，是为"十二不移之钉"。
　　文字记载的世界观诸多宗教的、神话的色彩。古代西藏人在科学认识方面，可能更多地体现在藏医药领域。公元八世纪时，藏族医生编著了藏医经典《四部医典》，就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的关系－－有关大小宇宙的朴素科学观；记录药用植物有209种，并依木本、草本和气味作以分类。发展到十九世纪，藏族喇嘛仁增加措和丹增平措采集植物，编著《晶珠草本》，已有774种植物被记载和描述过了。
　　大唐盛世及其之后，由于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由于名僧玄奘取经西行印度，并有《大唐西域记》传之于世，更由于吐蕃铁骑对于中原腹地的深入并占据丝绸之路近两百年之久，在敦煌遗留下大量吐蕃文献......不论方式的温和或激烈，总之青藏与中原的民族文化交往空前频繁，路途仍然遥远但不再陌生。
　　元代是一个转折点：西藏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元皇室不仅扶持了萨迦政权，设立"十三万户"，还派出测绘人员走向藏地，考察山川，将之绘入中国版图－－例如黄河源区正是此次考察中被确认的；清康熙年间绘制《皇舆图》，更是总揽了青藏大山川，并说"天下众山皆由此起"，延用当地名称，将喜马拉雅最高峰标上了"珠穆朗玛"字样。
　　贯穿整个清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至为密切，有关西藏的记载连篇累牍。自然科学诸如地理地貌、生物气候之类认识也在加深。本世纪初清朝驻藏大臣有泰是个有心人。经四川入藏，在藏四年，写下32册共40万字的日记，沿途物候景观和每天气象情况的记载，无意中为后来的气象和气候学家们提供了宝贵的参照；大量的藏文文书档案，也提示着上千年间有关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丰富信息。
　　国内对于青藏高原科学意义上的考察，具有理性眼光的看取，似在三十年代兴起过一个热潮。一批批笃信科学救国的科学家，历尽艰辛走向青藏的边缘和腹地，堪称国内青藏研究之先驱。植物学家刘慎谔，从法国学成归来后，担任了北平植物学研究所主任。三十年代初，在完成了中法西北考察团对于新疆的考察任务后，只身前往西藏－－过昆仑，越藏北，沿青藏高原西侧经克什米尔抵达印度。一路千难万险，在藏北甚至遭遇了一群杀人越货的土匪。不过，对方打量过他那一头长发、满脸胡须、破衣烂衫后，再动手翻一翻随身行囊，只见一些旧报纸和花花草草，不禁愕然；再三打量的结果，是慷慨放行。一年多杳无音信，家人与同事都以为他早已遇难，直至喜出望外地接到他从印度发来的求寄路费的电报。那一年，刘慎谔带回了两千多号标本。
　　与刘慎谔从西北方向深入青藏差不多同时，中山大学组织了中外科学家前往东部横断山脉主峰贡嘎山进行地理与生物考察；同在三十年代，受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委托，气象学家徐近之随西藏巡礼团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自青海进藏，历时三月，沿途观测高程与气候。在藏三年，他在拉萨建起了第一个气象观测站，著述了《拉萨的气候状况》。然后他策马北上，去往高原第一大湖的纳木湖湖区，骑马绕湖一周２８天，进行水系、成因、流域及水生资源、气候特征乃至当地人文风情的全方位考察，写下了《西藏之大天湖》等多篇论述。西藏情结就此挥之不去，后来远在南京的徐近之多方搜寻资料，将此前一个多世纪的英、德、法、意、俄多种文字的科学文献五千余条，辑成《青康藏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有关青藏自然地理资料包括地质、水文、气候、植物也辑成四册，于五十年代末相继出版。这是一项为青藏研究后来人提供路标的工作。
　　大漠荒野中，地质队的驼铃声响起来了。一代地质宗师孙健初先生，三十年代起就率队在青藏北缘柴达木盆地、在祁连山麓的山野中跋涉。曾有过那样的时刻：在鸣沙山下的敦煌莫高窟，孙健初与常书鸿相遇，两双巨人之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那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这样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存在，真乃灾难中国的一大幸事，中国的科学和艺术精神因此不泯，在黑暗的年代里熠熠生辉。终于，孙健初激动地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玉门油田，为中国现代工业的初创建立了殊勋，由此赢得了中国人永世的景仰。
　　那时孙健初还不曾料到，二十多年后，1961年，他的儿子、年轻的土壤学家孙鸿烈会继承自己的事业，历史性地走向青藏腹地，将新中国青藏科考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七十年代西藏地区大规模考察开始，孙鸿烈就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队长，在九十年代国家重大基础科学研究"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中，担任首席科学家至今－－工业救国的宏愿、科教兴国的理想，在孙健初、孙鸿烈父子两代人那里交相辉映；事业与精神传之有人，我们由此看到了中国科学界青藏研究事业的一脉相承。
　　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还发生过一桩令中国人切齿痛心的事件。1940年，国民政府委派吴忠信先生前往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地质学界前辈黄汲清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当即委托年轻的地质工作者曾鼎乾整装待发，作为随员进藏进行地质考察。这一代表团借道印度入藏，需向印度－英国当局申请签证。尽管曾鼎乾隐瞒了科学家身份，不料仍被英印方面察知，就这样，唯独他一人被公然拒绝签证。这一遭遇，这一国耻，不仅使当事者本人，也在整个中国科学界引起震动。几十年后谈说起来，仍觉经久不息的隐痛。
　　－－科学事业属于全球，属于整个人类，在通常情况下，特别是当今世界，人们常说科学没有国界，那大约是指数理化之类精密科学而言吧。然而对于地球科学－地质学说来，古今中外都不属此列；岂止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质，它还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这一学科对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回首中国现代地质科学的肇始之源，这一色彩显得格外浓烈：20世纪初期，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走出一批青年学子，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远渡重洋，从西方汲取了现代科学知识的营养，借助他山之石，构筑了中国地球科学大厦。即使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早年也曾学习矿业。留学日本时，年仅22岁的鲁迅就在日本出版的刊物《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人所作的第一篇地质论文《中国地质概论》；25岁时发表了《中国矿产志》。爱国主义精神伴随着这一科学事业的发生和发展，至今仍然是激励中国科学家奋发努力的动力，同时也贯穿在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青藏高原研究中。
　　当年进藏未遂的曾鼎乾把此前的案头工作，整理成《西藏地质调查简史》一文，并附路线图，发表在1945年的《地质论评》上。文中罗列了1880年以来数十位西方科学家和旅行家对于西藏地区的科学考察情况，而中国人的数量则少而又少。这张路线图，是中国科学界的胸中块垒。
　　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并日益强盛的今天，我们已能心平气和地去回望一部西方"发现"西藏史了。不仅心态平和，而且多所欣赏和赞叹：较之于中国本土，西方人对于青藏高原的兴趣和热望，至少在表现形式上似乎要浓烈得多。西藏之于西方，无异于一个千古诱惑。
　　中国之外，得知青藏高原存在并以文字率先表现了这一存在的，恐怕首推古代印度人了。这与他们的信仰和崇拜有关。好几千年前，古印度的哲人们，伫立在炎热的印度平原上，凝神注目于北方拔地而起的冰峰雪岭；沿着他们的神圣之河恒河、印度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溯，在雪山丛中寻找到江河本源－－于是，他们以梵语称雪山为"喜马拉雅"、称冈底斯主峰冈仁波钦为"凯拉斯"；作为神圣之中最为神圣的，凯拉斯就成为至上神湿婆居住的神山，玛旁雍错就成为湿婆沐浴的神湖；翻过喜马拉雅冰封的山口，古今印度人的朝圣之旅走过了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一路上他们口诵梵文《吠陀》赞美诗，为养育了古印度文明的河流、为河流之源击节而歌。
　　两千多年前，可能正是通过印度－波斯这一通商渠道，向西方辗转传递了有关西藏的消息。我们的欣赏和赞叹正在这里－－古代水路陆路交通何其不发达，交通工具何其不方便，使空间距离显得何其之遥远；不过人类特别是西方欧洲人，想要认识自身之外的世界的愿望又是何其之强烈，以至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被称之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就以羽毛笔在他的名著《历史》中影影绰绰地写下了有关印度之北某地"蚂蚁掘金"的传闻，一个显然被传得走了形的
第二章&& 筚路蓝缕者的开拓之路
　　－－五十年代：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西藏迎来第一缕现代科学曙光－－从贡嘎山到珠穆朗玛峰，新中国登山科考传统－－六十年代：希夏邦马峰考察中的重大发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等待着被新思想照亮－－青藏研究事业灵魂人物出现：青藏之子孙鸿烈，中国现代冰川之父施雅风，中国黄土之父刘东生－－在政治风云翻卷的年代里，重新披挂的青藏队踏上征程－－
1951年四、五月间，横断山脉迎来了灿灿烂烂的春天。杜鹃花满山遍野开成了花的海洋，寂静山野因为红红火火的争相怒放显得喧闹起来。
　　有一支军人打扮的队伍穿过花丛攀向山口。那不是寻常的军人，他们是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派出的西藏科学工作队。３９岁的工作队队长、地质学家李璞牵着马走在队列之前，身后是一大群选自国内各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此行前方，直指拉萨；拉萨以西，还将去往珠穆朗玛。此行使命，是从科学研究最基础处入手，进行路线考察，填补区域空白。工作队的全部装备来自部队，队员们清一色军人打扮。李璞随身携带的专业工具，是一只测距用的计步器，一只测高用的气压表，一只从英国带回来的罗盘－－李璞是学成归来的留英博士；所用地图，是从前英国人手工测量的极不准确的局部草图。
　　对于西藏社会以及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事业说来，本世纪五十年代仿佛一个时间地貌上的分水岭。这一分水岭把此前此后历史的终结和开端明晰断代－－
　　１９５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边修路，边进藏，川藏公路从四川雅安开始向西延伸；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京签署，西藏和平解放。
　　同年，这支由５７位专家组成的西藏科学工作队随军进藏。这是新中国从事青藏研究事业的第一批。追随着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脚步和川藏公路的向西延伸，这支或骑马或徒步的科学家队伍就这样走来了。身后是新中国的灿烂朝阳，眼前是亟待开垦的科学处女地，心中涌动着单纯而热烈的激情和爱。那位在四十年代进藏受阻的地质学家曾鼎乾，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走在了金沙江畔。面迎着雪山下徐徐吹送的清凉的风，脚踏在西藏的土地上，不禁思潮起伏。他想到了旧中国的无能和耻辱，想到了一代科学家的使命和责任，感慨万端之余，唯有全身心的投入。
　　这支科学工作队的出现所显示的意义首先在于：这是西藏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多学科综合考察。它是西藏这片宗教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上所迎来的第一缕科学曙光，是现代科学以具象的方式与青藏高原的第一次对话。
　　成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意为驾着柴车，穿着旧衣，去开辟山林。这成语无疑是开拓者的同义语。此刻正是这一成语的写照：当鲜花铺就的路消失在身后，越往上走植被越稀疏；冰雪带出现了，海拔５０００多米处的山口风雪肆虐。李璞望着身边刚刚倒毙的一匹马，那马曾陪伴着他走过了从甘孜以来的那么远的山路，它曾是那样的强健，仿佛永不会衰竭，而今却永远躺在这山口的雪地上了。李璞把眼光投向前方，只见群山茫茫。任重道远，他觉得内心和双肩都沉甸甸的。
　　过昌都，到波密，工作队渐渐走在了进藏修路部队之前。科学工作队５０多位专家分为农业、地质、社会科学三个组，兵分三路各自进行考察。地质组由李璞兼任组长，成员包括王大纯、曾鼎乾、崔克信等地质专家，其中崔克信年纪最大，４３岁，加上从甘孜补充来的两位西南军政大学学员汪缉安等，地质组一共九个人。他们在昌都找到了一座几天都走不出来的大型石膏矿，又进入了雪山和森林环抱中的波密地区。
　　从前的波密地区是个相对独立的土邦王国，长期不受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管辖；波密土邦与藏区时有征战，一向被认为是荒蛮之地。最近一次征战发生在三十年代，以波密土王败走境外宣告结束。所以当地质组深入到相对高差为３０００米的波密幽谷中时，当地人还指点波密土王的女儿给科学家们看。不过那位公主早已落魄，衣着又脏又破，脸上涂着酥油和羊血为装饰，不见一丝的高贵气质，与当地平民妇女没什么两样了。从波密返回时大雪已经封了山，路遇被雪围困多日的几位解放军战士，大家以牦牛开道，在雪墙中拱出一条路，合力冲出了山口。那时已近午夜，雪光中李璞亲眼看到那位年轻的解放军班长冻僵在马上。第二天，地质组人马重返山口，勉强挖开冰雪冻土，掩埋了烈士遗体，用石块垒起坟茔，插一块木牌作墓碑......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记忆，在当年的小战士、如今的地质学家汪缉安那里，已破碎成闪闪烁烁的片断了。难以忘怀的那些非常经历，可以佐证建国初期青藏考察的与今不同。从波密到林芝的深山密林那时不太平，常有土匪出没。东来的康巴商人的骡邦驮队常遭打劫，每遇骡邦，对方都愿与工作队结伴而行。不过专家们的任务不在赶路，结伴不久又只得分开。有一次，一支骡邦分手之后走了没多远就出了事：一头驮银元的马被土匪抢夺而去。就连工作队也遇到过土匪。１８岁的小战士汪缉安给崔克信当助手，一路学习地质知识，一路拿小锒头敲敲打打。一天早晨出野外，崔克信转到山沟里看不见了，汪缉安还留在原地敲打岩石。一抬头，见三个骑马挎枪的壮汉气势汹汹地奔到面前，并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汪缉安手握小锒头在口袋里作手枪状，一面用藏语回答我们人很多，一面壮着胆子向前逼近。恰在此时，一队七八个解放军从不远处骑马经过，三土匪望风而逃。
　　正是在这样不太平的世道里，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３年，地质组工作范围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所在的定日县，南自中印边境的亚东，北至藏北高原的伦坡拉盆地。他们编制了所考察地区１：５０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详图，并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
　　科学工作队农业组由土壤学家李连捷任组长，成员包括气象学家肖前椿，植物学家钟补求、崔友文，农学家庄巧生、郑丕尧，牧草学家贾慎修，以及森林、畜牧、兽医、园艺、水利等专业共１７人。从１９５１年起的三年间，农业组先后考察了西藏东部的察雅、左贡、邦达等地的垦殖业，藏南农区、那曲牧区和亚东林区的自然条件和农林牧发展问题；以建国初期特有的热忱，协助西藏地方举办农业干部训练班，指导建立农作物和园艺试验场；编著了《西藏农业考察报告》，在系统总结本次考察资料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发展西藏高原的农、林、牧生产提出了具体建议。
　　胼手胝足，开山拓荒。当我们注目于半个世纪的青藏研究之路，遥望开初，就见出一些不同的色彩。有两支队伍并驾齐驱：一支始终以地球科学的基础研究为本，另一支，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越来越侧重于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己任。到八十年代末期，青藏研究事业开辟了两个战场，有一批“老青藏”索性做了区域规划专家。而无论做什么，都始终汇聚在青藏高原的旗帜下。
　　中国知识分子们对于建国以来几十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固然难忘，而对于运动之间短暂的黄金时代尤感亲切和怀念。１９５６年正是这一个黄金时段。那一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首次召集大批科学家共商大计，制订了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青藏高原与横断山区综合考察作为国家５７项重大任务之一被郑重列入。因之五十年代初这次考察之后，其后又进行了多轮考察－－
　　１９５７年，配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贡嘎山登山科考；
　　１９５８年，由施雅风带队进行了祁连山冰川考察；
　　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为配合国家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中科院组织４６名科学工作者，在以珠峰为中心的７０００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综合考察；
　　１９６０年开始青藏公路多年冻土考察，稍后进行土门格拉冻土定位观测；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１年，组织十多个专业１００余名科考人员，沿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进行路线调查，同时考察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调查地区一度延伸到东部黑昌公路和西部新藏线；
　　１９６４年，为配合国家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组织了以冰川学家施雅风和地质学家刘东生为首的阵容空前的科学考察队；同时进行川藏公路波密段泥石流考察；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刘东生和施雅风再次组织中科院西藏科考队，兵分两路：继续珠峰地区考察；在藏东南林芝地区进行以发展农业、开发资源为目的的考察。
　　与中科院青藏科考工作的启动几乎同步进行的，还有兄弟单位的国家测绘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地质矿产部和石油工业部等等。兄弟单位经年累月的工作构成了这项事业的一翼，为这一地区的考察事业提供了罗盘和坐标。在许多时候，他们又走到一起，并肩战斗。就这样，不同的领域行业，共同锁定了一个目标；在青藏高原的旗帜下，集合起各路兵马。测绘成果陆续问世，到七、八十年代，他们分别完成了青藏高原１：１０万航测地形图的测绘编制；１：１００万地质图及重点矿区地质图的测制。在高原面上的后期考察中，这些地图就摊放在青藏队的案头，在野外的帐篷里被指指点点。每当此时，青藏队员们的心中就油然而生感念之情。除此，国家气象、水利和地震等部门也在高原面上布设了大量观测网点，系统地积累了基本数据和资料－－以青藏高原的名义，相互支持，相互借鉴，各得其所并相得益彰，这一点，构成了半个世纪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一大特色。
　　构成半个世纪以来青藏科考事业的另一大特色，是登山科考的传统，即登山运动＋科学考察。这一传统的首倡者是贺龙元帅。这位戎马一生、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殊勋的老将军，兼任了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仍以战略家的眼光和胸怀，高瞻远瞩地部署了涵意深远的这项事业。那是１９５７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登山队攀登横断山脉主峰贡嘎山。此前的１９５６年，中－苏联合首次攀登西昆仑主峰慕士塔格峰，一举登顶成功。但是，对新中国心怀偏见的西方媒介，却挖苦说中国人“是被苏联人扶上去的”。如初升朝阳般的新中国生机勃勃，雄才大略的贺龙元帅雄心勃勃，面对西方的嘲弄讥笑，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登山－－志在为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在中华全总组队时，贺龙元帅特别指出要吸收科学工作者参与。他说了一番实在话：如果登山仅仅作为一项运动，登上峰顶报道一下也就结束了；但如果有了科学考察的内容呢，就不会有完结，意义又大又长远。于是，登山队特邀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地理系年轻的教师和研究生崔之久（地貌）、马文甫（地质）、丁行友（地球物理与气象观测）三位随队考察。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闻讯，立即约见了崔之久。年方２４岁的崔之久，两年前在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的同时，被保送为北京大学地理系研究生。由于身体好、业务棒，被登山队选中已使他心花怒放，一接到竺老的约请函，年轻的心在受宠若惊的同时，又大受感动。竺老是位德高望重的气象学家，从那时起就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内将要开展的现代冰川研究有着浓厚兴趣。会见时他鼓励并特别指导了崔之久如何进行冰川考察，并送他一本英国人描写１９２１年珠峰登山的英文版书籍，扉页题签：之久同志将去贡嘎山，赠此书以壮其行。竺可桢。
　　老一代科学家的勉励成为崔之久从事青藏科考贯穿一生的精神力量。他成为第一批中国登山科考事业的一员，成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研究的先行者，成为中国登山科考的代表人物。从那时开始的１０年里，他参与登山科考转战青藏高原南北，贡嘎山（１９５７）－念青唐古拉（１９５８）－慕士塔格（１９５９）－珠穆朗玛（１９６０）－公格尔（１９６１），以及希夏邦马（１９６４）和第二次珠穆朗玛峰地区考察（１９６６）。七十年代中期的三年里，崔之久受中科院和国家科委委托，参与中科院兰州冰川所为青藏公路－青藏铁路选线做沿途冰缘、冻土考察研究；九十年代，已过花甲之年的崔之久风采依旧，率领着他的硕士生、博士生众弟子参与了青藏科考“攀登”项目，继续跋涉在昆仑山、黄河源......
　　在１９５８年领导了祁连山冰川考察，接着又在兰州创建了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之后，冰川、地理学家施雅风从青藏边缘第一次走进腹地西藏是在１９６３年。那一年他带了一个工作组乘车沿青藏公路进藏。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所的冻土观测站，当时就设在唐古拉山脚下海拔５０００米的土门格拉煤矿，施雅风前往检查工作。土门工作结束后去了拉萨。自治区公路局的总工程师找上门来，说川藏公路波密段，常有冰川爆发，冲断公路，你们搞冰川的，能否去看一下，想一个整治的办法。就这样，施雅风就在交通厅工程师杨宗辉的陪同下去了藏东的古乡，那里每年要发生几十次冰川泥石流－－此前西藏人并无“泥石流”概念，只说是冰川爆发。第二年施雅风又组织由杜榕桓任队长的考察队前往古乡，在泥石流爆发现场作详细考察，并特邀上海科影厂拍摄了电影《泥石流》。－－泥石流，泥石流！银幕上的泥石流滔滔而来，奔涌而下，摧毁山体，席卷山林，无坚不摧地推进，显示了大自然冷酷的威力，震撼人心；那部电影播放在六十年代中期，风靡全国；后来拿到世界电影节上，又获了一个国际金奖。从此，不仅西藏人，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洪水、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在青藏高原的一些地区，还有泥石流为害甚烈。
　　－－就像泥石流这类的具体概念，科学家们不时地向我们的常识之库中填加。我们所获得的有关自然西藏的全部常识，从最初形成青藏高原的时空，板块碰撞，到雅鲁藏布江的缝合线，以及地球第三极众多的世界之最种种，莫不得自于包括青藏队在内的科学工作者辛勤的踏勘和研究成果。他们承担了一系列角色：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者，有关环境意识的教化者和生态保护的布道者。
　　从西藏归来，施雅风又接受了一项任务：配合中国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组织一支科学考察队。施雅风找到了刘东生，询问他愿不愿去希峰考察。刘东生正在做着黄土的工作，刚刚完成一本专著的写作，下一步的工作正在拟定中，结果一拍即合，欣然愿往。刘东生就这样当上了希峰科考队的副队长，这次考察对于他的黄土研究和第四纪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希峰野外开始显示。
　　施雅风、刘东生联袂主持的１９６４年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由于其超强的阵容、格外丰硕的业绩，至今仍为中国地学界所称道，被奉为野外工作的样板。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正逢文革前的黄金时段，而施、刘也正值盛年，４５岁和４７岁，早已在国内地学界盛名之下。他俩犹如地质科学界的神祗，一司冰雪，一司黄土，都已卓有建树－－“中国现代冰川之父”和“中国黄土之父”。当他俩的目光一致瞄准了青藏高原并踏上了这片科学世界的高寒沃土，就为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带来了季风暖雨，就宣示了青藏科考基础研究新纪元的肇始：这一次全方位的考察，既有描述性的填补空白，同时又有理性化的深入研究，一些新的课题随之被提出；他们所象征的科学思想的导入，使得这项事业各学科之间不再各自为战，而是交叉交流融会贯通；这两位中国科学界泰斗，一直参与指导了青藏研究事业，使它步步登高，时空拓展，一直走到不再单纯地就青藏论青藏，而是在区域考察基础上的面向全球：青藏与全球之间的相互观照和审视。
　　希夏邦马峰，是当时全世界１４座海拔８０００米以上高峰中唯一的处女峰，无论登山或科考，都从未被人类涉足过。它的海拔高程，在此前的文献和地图上也很不一致。此次考察中，以交会法多点对主峰进行水平角和垂直角观测，最终确认主峰高程为海拔８０１２米。同时为希夏邦马峰重新定名：原地图上名为“高僧赞”，系出梵文，当地并无此称谓。沿用当地传统名称，希夏邦马在藏语中是此地高山气候严酷之意。
　　施雅风、刘东生既是希峰科考的主持者，又各操己业：施与冰雪打交道，刘与地质打交道。
　　施雅风和崔之久、郑本兴、季子修等一群冰川学家穿行在希夏邦马峰北坡的冰塔林中，每天置身于阳光照耀下的银白世界。冰塔林是低纬度高海拔山区特有的大陆性冰川奇异景观：因为海拔高，巨厚冰川得以形成；因为纬度低及阳光折射作用，造成冰川蒸发、消融与升华的不平衡，才形成了大规模的冰塔林奇观：冰塔相对高度自数米到３０米参差错落，形态简单的如丘如堡，形态复杂的则仪态万方。穿行在晶莹闪耀的冰塔林中，宛如步入仙境。四处张望，只见冰路通幽，幽处皆冰；冰塔崖壁间，错落着明镜般的冰湖，贯穿着曲折的冰沟和幽深的冰洞，冰沟与冰洞上架设着雪桥，雪桥下悬挂着流苏般的冰钟乳。还有遍地的冰芽、冰笋、冰蘑和冰杯，冰塔环状生长处，犹如莲花瓣绽开，真正美丽而神奇。置身于仙境般的水晶园林中，全然忘怀了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大家大喘着气议论纷纷，赞不绝口，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在希夏邦马峰各种宏伟奇特的自然景象中，冰塔林是最引人入胜的。这是属于热爱冰雪世界的人们的骄傲。
　　满心骄傲感的施雅风由衷赞叹：冰川事业真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啊！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名言，成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界后来人的座右铭。
　　希夏邦马北坡现代冰川发育，主冰川名为野博康加勒冰川，这个山谷冰川长度为１３．５公里。施雅风带领冰川所的几位年青人，攀登到６２００米高度，第一次领略到低纬度极高山的气候与冰川特征。每天进行冰川测图，观察冰结构、冰温度、冰川形成条件、冰塔林发育和消融形态，对于希峰地区古冰川作用也作以探讨。这些基础资料为３０年后属于国际前沿的冰芯研究提供了基本依据－－３０年后，施雅风培养的博士姚檀栋，在希峰７０００米处的达索普冰川，钻取了三根分别长达１６０米的冰岩芯，冰芯底部已达７０万年。在高分辨率恢复古环境气候方面，冰芯研究独具优势。
　　刘东生专心致志地与石头打交道。他最初的专业本来就是从师杨钟健先生研究鱼化石；１９５４年以来则瞄准了黄土这一中国科学界的优势资源，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果然，黄土在刘东生手里变成了黄金，多年后他的洛川黄土剖面被国际黄土学界和第四纪科学界公认为标准剖面；他破译了黄土地层中的密码，建立了黄土沉积２４０万年以来所经历的２２个气候旋回，其丰富的古环境信息和古气候记录，使中国黄土成为可与深海沉积和极地冰芯相媲美的、研究古全球变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并以其来自大陆的信息、与人类演化史相关，而优于后者。中国的黄土高原因而成为世界黄土学者的“麦加”，刘东生为中国科学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那都是后话了。此刻的刘东生放下正在进行的黄土研究，走在了世界高地希夏邦马的群山中。他所做的工作也是地质学家对于科学空白区所做的常规性基础工作：建立地层系统，进行地质填图，把希夏邦马从古到新的地层一一命名：希夏邦马群－港门穹群－雪拉群－野博康加勒群......
　　恰好这一年，中尼公路正在开通之中，劈山开道，沿途封存了亿万年的岩石第一次暴露在天光下。贪婪地去观察，去抚摸，去寻找。对于地质学家来说，这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天赐良机。刘东生时而攀上爬下，时而驻足凝神。环顾希夏邦马的山野多么壮阔，相形之下使面对它的人是多么渺小。刘东生历来强调野外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常以一位西方地质学家的话激励后来人：
　　１９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它科学领域或可发展，唯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刘东生从他的老师那里听到了这番话，又把这番话传播到整个中国地质界。以大自然为实验室就成为青藏研究的座右铭。
　　但新近劈开的山崖属于危险地段，塌方时有发生。忽然，随着不远处同伴们的一声惊呼，一块巨石轰隆隆从天而降，砸向专心观察的刘东生。此时左右闪避已来不及了，别无选择的选择，是扑向山根死角。巨石擦身而过，砸垮了半边公路，滚下万丈深渊......这一惊险场面的目击者们呆傻半晌，才冲向他们的队长。还好还好，正在拍打浑身泥土的那位当事人，只不过擦伤一点皮肉而已。常规工作就这样进行着；整个青藏科考也以常规为基本特征。但是突然，一个发现打破了这一常规，不仅使刘东生不期而遇地找到了黄土生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引发了青藏研究一个新课题的诞生，一次飞跃性进展。
　　那是夏季里寻常的一天。当太阳在雪山背后隐去，出了一天野外的考察队员们就像小鸟归巢，从四面八方陆续返回驻地。北京地质学院教师张康富向刘东生出示了一块石头，说捡到了一块植物化石。说这话的时候，张康富有些不经意的样子。刘东生端详着这块化石，轮廓和叶脉清晰，是一片阔叶。忙问在哪里捡到的，回答是它就呆在海拔５９００米冰川旁的岩石里。
　　刘东生不禁心有所动。这样的阔叶林在藏东南海拔３０００米处已是上限，它的同类化石却出现在高于上限３０００米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如果它是几千万年前的化石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当时国际地学界认为青藏高原的高度久已存在，它的隆升时间并没有作为问题提出。但如果这块化石出现在较为晚近的年代里呢？
　　一回到北京，刘东生就找到北京植物所的徐仁先生做鉴定－－结果是激动人心的，这块化石是高山栎，年龄仅有两百万年！这就意味着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是晚近的事件，而且在两百万年中强烈地上升了３０００米！
　　这一重大发现为七十年代之后的青藏科考增加了一个新的课题：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环境变迁。具体说来，这一枚高山栎化石引发了“青藏高原隆起时间、幅度和阶段”课题的探讨。聚焦于２４０万年以来的一系列现象的发生：由于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达到临界高度，深厚高原季风骤起，一举改变了北半球大气环流；第四纪冰期始现；全球气温下降；北极冰盖形成；黄土开始堆积；非洲变得干旱......更何况，两三百万年，在人类演化历程中是多么关键的一个时期。后来的继续发现证明，包括喜马拉雅在内的青藏高原经历过若干次的上升和夷平轮回，但只有这一次，历经３６０万年仍在隆升过程中的这一次，是地球人类亲历的伟大事件。随着这座世界上最后一座海拔８０００米以上高山被中国登山健儿登顶成功，希夏邦马科学考察也使青藏科考事业迈步登上一个崭新高度。也有失望的时候，应该有所发现但未能发现的时候。但其中的一个失望和未能发现，却意味着对于喜马拉雅山脉成因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这一时期，正值国际传统地质学的最后时代，现代地质学鸿蒙初开前那一刻暗夜之中。在旧的学说中，喜马拉雅是一个巨大地槽，由于地球内部运动而在原地升起。当地质工作者们兴冲冲地奔向希夏邦马，希望在这里一举寻找到大地槽的典型证据，但踏遍山野而不得；大量的岩石和古生物地层资料似乎说明着另外的问题－－令人满意的解释注定要待几年后新理论出现之际。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等待着被新思想照亮。而国际地学新理论出现之际，中国科学家已以充分的野外工作，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与登山队员并肩战斗的那些年里，科学家们从登山队员那里得到了有益的启示。事隔３０多年，刘东生的眼前仍然晃动着登山健儿向雪峰之巅一步步迈进的身影。他们的组织工作，他们的适应性行军，战胜困难，直达目标，突击登顶的单纯意志，尤其是“一根绳子、几条人命”的结组行动方式，给刘东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由得想到，登山活动生动地给出了一个实例，科学事业不也正像是在登山，一样的群体精神，一样的必胜信念，一样的没有观众无人喝彩的争夺冠军的赛事！所以他也就格外欣赏登山界那句名言－－“因为它在那里”。
　　希夏邦马，珠穆朗玛，青藏高原，因为它在那里，这本身就是诱惑和召唤。
　　登山精神，从一开始就贯注于青藏科考队伍之中了。回首以往，五、六十年代的考察工作可谓步履艰难，不仅仅充满了初创时期的艰辛；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对于西藏地区来说很不平静：反右斗争，平息叛乱，中印自卫反击战，其后又是文革爆发，远在崇山峻岭中的科学家们也未能幸免。正在进行的珠峰科考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是，无论怎样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这一时期的科学考察仍是战果辉煌。就其科学研究领域来说，这是一个填补科学空白、初涉理论问题的时期，为七十年代至今、乃至自今而后中科院大规模、不间断的综合考察深入研究浇铸了坚实基础。这基础犹如巨厚的岩石圈，强而有力地托举起青藏科考事业这一中国地球科学界的造山运动。尤为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一阶段艰苦的野外考察，渐渐聚合起一个将毕生献身于这项伟大事业的相对稳定的科学家群体，铸就了这一群体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志在创新的团队精神。在这一背景下，在科学家群体和团队精神之上，有一面旗帜飘扬：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事业推举出富有感召力、凝聚力、推动力的灵魂人物－－施雅风－－刘东生－－
孙鸿烈－－ 三位中科院院士。
　　在这面旗帜下，在他们身后，群山般屹立着数以百计的青藏科考队的中坚，他们中的老队员两鬓已染风霜：李吉均、李文华、郑度、林振耀、李炳元、杨逸畴、潘裕生、韩裕丰、章铭陶、李渤生、邓万明、文世宣、北京大学的崔之久、南京大学的王富葆......而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姚檀栋、李世杰、秦大河、丁林、刘晓东、方小敏、欧阳华......接力棒正在传递，这个群体正像是青藏高原的化身，年轻，充满活力，正在崛起。孙鸿烈在九十年代成为国家“攀登”计划青藏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本质说来，他与生俱来地属于青藏高原。在他５岁时的１９３７年，他的父亲，老一代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在青藏北部的祁连山下发现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从小学到初中全家住酒泉，每逢暑假，小小年纪的孙鸿烈便随地质队出野外，骑马，骑骆驼－－高天阔野，是少年孙鸿烈的喜悦所在，也从此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家学渊源，耳濡目染，青年孙鸿烈选择了地学中的土壤专业安身立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他本是大地之子，青藏之子。大学时代他担任学生会主席的经历，是为后来的科学组织工作所进行的适应性行军。他成为六十年代青藏科考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１９６１年他担任科考队业务秘书，刚刚读完土壤学的副博士研究生，一步跨上西藏，自此便是一生的交付。从七十年代开始，他担任了２０年的青藏队队长；１９９２年，“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列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攀登”八五、九五计划至今，他担纲该项目第一人－－首席科学家。作为青藏项目的领导者，他的精神和品格是铸就青藏科考队伍团队精神的基础和核心；作为躬耕于大地的土壤学家，他和本专业的同事们立体描绘了西藏的土壤状况，考察了西藏的土地资源，为西藏的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在当代西藏发展史上，孙鸿烈和青藏科考队的名字的确应该被载入史册。毕其一生的贡献和付出，专业上的训练有素和多学科的综合实践使孙鸿烈形成了科学思想上的多向思维，这对于青藏事业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队员们钦佩他的驾驭和统筹全局的能力，跨学科的高度综合能力，说他从来自多方面的意见中，总能敏锐而准确地抓住要领，把握方向，透过现象直达本质，由此推动青藏研究一步一个阶梯地迈步向前。大家曾说，孙鸿烈的头脑整个一个５８６计算机－－现在该说６８６了。青藏队员们尤其钦佩他独具的人格魅力，无私忘我的境界，包容旷达的胸襟，是这样的魅力凝结起这样一个优秀群体。尽管孙鸿烈本人一再说，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事业。
　　土壤之于孙鸿烈来说，是一个多么恰切的象征！土壤学专业本来就兼具综合性，于是孙鸿烈就像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已融为一体的土壤圈那样，连结起岩石、植物、大气和水，使得一项共同的事业在他所营造的沃土上茁壮成长。对于这位富有才华但格外谦和众望所归的青藏项目首席科学家，以往的采访者往往大加赞赏他非凡的仪表、高贵的气质和风范，虽然不免有以貌取人之嫌，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来，又不难看出，一个伟大的事业选择了一个多么适合它的代表人物，成为一个多么满含象征寓意的形象－－的确，孙鸿烈已融入青藏研究中，之于这项事业，也是一个象征。因之在本书中，他也很难以个人形象出现，但他无处不在。
　　以８０１２米高度的希夏邦马峰为形象的那一年代，是施雅风、刘东生的黄金年代，也是中国登山与科考的黄金年代。用那一年代的标准语言来形容，登山健儿与科考队员的热情足以融化万年冰雪。而真正的热情足以激发创造力。从希夏邦马峰开始，施雅风拓宽了他的冰雪领地，并由此步入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全球变化关系的领域，由他开创的中国现代冰川研究进入国际前沿；刘东生则以他在青藏高原的第一手材料中获得灵感，为他的黄土高原形成寻找到了源和本，由他完善的中国黄土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成为大自然博物馆的经典史书。从他们开始，中国第四纪研究为世界瞩目，中国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发端。
　　希夏邦马峰考察之后，刘东生、施雅风再度联手，组织了１９６６年的珠峰考察。恰在此时，政治冰期訇然来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大家总是说不提也罢。但是一来它关系到六十年代青藏科考史的真实性和连续性，二来珠峰科考成果的确成为１９７３年青藏科考东山再起的契机，所以还是略用笔墨，以两个人的文革遭际故事，去窥见那一晦暗年代里老青藏们的命运。
　　其一是参加珠峰考察的冰川学家谢自楚两下珠峰的故事。谢自楚第一次上珠峰，是在１９６６年３月间。他率领第三专题组－－冰川与气象－－在东绒布冰川海拔５４４０米处至６６００米处步步为营，设立自记气象点，进行冰川观测，考察进展顺利。不想六月初，文化革命消息传来，科考队奉命提前撤队，回去搞运动。谢自楚焦急万分，一次再次找到队党委要求本专题组单独留下，从恳切请求直到发生严重争执。未果，只得忍痛放弃已建好的观测点，随大队撤回拉萨。在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本队的文革运动开始，谢自楚和另一位坚持留守的同事一道被打成“反党分子”，组长之职当即被撤。
　　一回到兰州，政治风暴扑面而来。当晚例行的欢迎会改为批斗会，谢自楚被戴上早已糊贴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高帽子，并被勒令停职反省。第二天，有人悄悄告诉谢自楚说，不光你一个人，连所长施雅风也被从野外召回揪斗，许多专家同事被贴了大字报。顺理成章地，珠峰野外考察被搁置。
　　１９６８年春，珠峰科考再度被提起，这一次是主持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起了决定性作用。谢自楚立即主动报名参加，再上珠峰。此番前往，是怀着把前年提前撤点的损失补回来的决心，所以热情高干劲大。与人的遭遇同样，故地重返，只见原先金碧辉煌的绒布寺废墟一片，前年布设的测量花杆全部失踪，６６００米营地观测点的百叶箱已经散架，谢自楚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支最高温度表。这种表的功能，当然是记录最高温的，水银柱上的标记只要上去了就不会降下来。谢自楚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最高温度表上竟出现过４７度高温！这是他无论多少年后也没弄明白的一件事儿。除非有人曾把它拿来在火上烤过，但有谁会爬到这６６００米高处，还有闲心玩一个恶作剧呢？
　　文革中受冲击被压抑的热情释放出来，这一天谢自楚奋不顾身地在冰川险境中攀登，在明明暗暗的冰裂隙间行走，为了帮助测绘组同事补拍几张粒雪盆照片，他让协助工作的战士先回，只身前往远东绒布冰川－－静谧如死亡的冰雪世界里，只有这样一个身影，从黄昏到深夜，在冰裂隙区跳来跳去，在冰碛丘中爬上爬下，当摸索着返回营地时，已是午夜十二时。至此，这一天谢自楚已在海拔６０００米上下行走了２０个小时，负重２０多公斤，行程３０多公里，却无疲倦感和恐惧感。尤其令他喜悦的是，这一天他在观测山口雪坑时，发现了珠峰独特的渗浸冻结成冰作用。对于冰川学者来说，这是探索珠峰冰川成冰之谜的一个重要发现。
　　历尽艰险并满载而归的谢自楚，再次从珠峰返回，并不指望有鲜花与笑脸相迎，但万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惨：从兰州刚一下火车，就被等候在此的造反派直接押送到批斗会场，当晚被关进“牛棚”；同时被批斗的还有几位刚从野外“揪”回的，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就在他出生入死地进行珠峰考察的同时，所里的政治气候较之冰川世界更冷，一个新的罪名已经罗织，只等他来就范：保施（雅风）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这一回，谢自楚有了运动经验，不再像上次那样惊慌失措想不开。他把在珠峰冰川中视死如归的劲头拿来应付批斗，在牛棚里悄悄完成了此次考察资料的整理，并写下了珠峰渗浸成冰作用的论文。只是这次的冲击时间过长：整整三年，令人痛惜不已。直到施雅风东山再起，再一次发动青藏科考成功。
　　其二，是施雅风投身黄河的故事。
施雅风的“西藏情结”由来已久。青年时代的施雅风就关注并阅读遥远的这一地区，１９４５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喇嘛教在西藏》的文章，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作为学识渊博的地理学家、冰川学家和科学工作组织者，他的一生经历可算是丰富、传奇而波折。他在本专业和跨学科的地学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同时，尤擅创意策划和组织，是青藏事业的“智多星”。１９５６年参与编制国家科学远景规划，他就力主对青藏高原的考察研究；身体力行，１９５７年他率领冰雪队，在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祁连山开创了中国冰川研究事业。其后不久，他被“反右倾”运动卷入政治漩涡，直到１９６２年这一错误批判才被撤销。次年他考察了藏东南波密古乡的冰川泥石流，随之泥石流灾害防治事业被开创；再后来又与刘东生一道组织了希夏邦马峰的科学考察，正当他兴冲冲地举步走向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走向他的事业峰巅时，文化革命开始，他被一封急电召回......
　　被急电召回的施雅风一回到兰州就进了“牛棚”，作为冰川冻土沙漠所的业务领导被批斗。时值盛夏，施雅风却感到了政治盛冰期的降临。不时有坏消息从各地传来：青藏科考先驱者刘慎谔，在“群众运动”的围剿中含冤而死；新中国青藏科考第一任队长、中国同位素地质学开创人李璞，不堪羞辱，自绝于某某；刘东生，孙鸿烈，李吉均......凡青藏研究骨干几乎无一幸免地遭批斗。施雅风这位１９４７年的中共地下党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者和科学家，在建国后也总被历次"运动"缠绕不清。牛棚岁月里，每天随"难友"们一起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有一天忽然想起，不得了，忘记了"晚汇报"程序－－"今天还没做祷告哪！"心里的话脱口而出，可就惹祸上身，一下子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被说成是国民党了，以往的科学研究被全盘否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反分子"。施雅风难抑悲愤，难耐凌辱，真是生不如死。在１９６８年一个夏日午间，施雅风沿着黄河堤岸走上兰州黄河大桥，纵身跃入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激流中。
　　那些往事不提也罢。之所以在一本描写宏伟事业的著述中涉及个人遭际，皆因此人在这项事业中举足重轻的地位，这一“未遂”事件对于他个人尤其对于这项事业的深远意义。多年后，当施雅风笑谈当年时，说他判断失误－－多谢这一失误－－他曾想当然地以为那样高的落差入水必然使人发昏，没想到一落水骤然清醒，于是命运把他推向河心沙洲，让他沐浴在夏日的骄阳下。那一刻，他凝望着滔滔流水，曾经的一切都随波而去，一个念头升起：从此珍惜，以再生之躯全身心地投注于青藏高原和中国的科学事业。他从此了无牵挂，义无反顾。
　　这一故事的尾声是：追踪而来的人群着急地下水了，施雅风朗声阻止：“这儿水大，不要过来，我会回去的－－”
　　那时黄河的水确实大－－说这话的时候，施雅风有一点黑色幽默－－现在呵，这一河段差不多已经干涸。这一事件居然成为转折点，施雅风获得了豁免权，从此不再挨批斗，定罪也从轻：“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他重操旧业，召集旧部潜心整理珠峰考察总结。１９７２年，文化革命仍处于它所制造的令人既寒且栗的冰期中，国内科学界万马齐喑多年，但冰川学家施雅风已经看到悄悄消融的冰川融水了，预感到一个短暂的温暖期的到来－－此前不久，林彪已摔死在温都尔汗，全国上下震惊之余都在反思中；周总理的地位稳固，当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向周总理汇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工作，周总理意见很明确：还等什么！科学研究要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往高里提。并批示说，不要说过了就像浮云一样过去了。这声音不啻一股暖风，使老青藏们闻风而喜，相互串连，一致呼吁。是年秋，中科院关于珠峰登山科考的总结会在兰州召开，孙鸿烈担任会议秘书，执笔此次会议拟定的有关青藏科考的十年规划，申报中科院即获通过。
　　１９７３年，重新披挂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征程，从此马不下鞍。
　　此后的几年中，国内的政治气候仍是风云变幻，冷暖交替，但青藏科考事业却如强弩之箭，一发而不可收。年复一年，青藏队员们远离漩涡中心，在荒凉而丰饶的高原面上跋涉，百感交集地聆听那些迟到的消息，例如关于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工作之类。
１９７６年正是青藏队大规模西藏考察的一年，也是中国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在荒天野地，他们得知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最终，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自然界和社会界的间冰－温暖期。他们明白了，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项事业的一往无前。
第三章&& 在藏东南的密林中
　　－－七十年代第一步：挥师藏东南－－在"西藏的江南"察隅县－－考察海洋性冰川阿扎冰川－－西藏的土壤类型－－"亲王"冯祚建和他的藏东南珍禽异兽－－"大嫂"黄复生发现中国昆虫新目缺翅目－－藏东南花卉世界－－森林蓄积量的世界之最－－暗针叶林南北迁徙史－－植物电脑吴征镒山林中的６０岁生日－－
《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
　　是的，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青藏科学考察事业的一往无前了。时任中科院综考会负责人的水利专家何希吾担任了青藏队队长，与主管业务的的副队长孙鸿烈一起，意气风发地率领着这支由４０多人、十几个专业组成的青藏科考队从北京出发。比车轮更快的，是心情。此刻孙鸿烈的心已急切地飞向高原。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尚年轻的缘故，他没有成为批判会上的主角，不过是被冠以"修正主义苗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作为陪斗对象罢了，但业务的多年中断使他忧心如焚。正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间，国际上的地学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本已落后的中国科学界由于多年的折腾更加望尘莫及。眼下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虽然更多地限于面上调查，摸清家底，但多么难得！孙鸿烈感到使命的压力和催迫，他的眉头紧踅然后又舒展开来－－毕竟，已迈出了挥师青藏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说起１９７２年底青藏科学考察队的组建，委实在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冲击波。综考会是中国科学院承担全国自然科学考察、重点区域和大型工程调查评价工作的重要机构，是一支多学科的骨干力量。但在文革中，综考会已处于准撤销状态，合并在中科院地理所待命，其中大多数业务骨干常年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这一次奉命组织青藏科学考察队，无疑使综考会绝处逢生，重见天日；那些曾在"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颠上抛下、在业务上赋闲多年的专家们也纷纷奔走相告，争相报名。一般人视为畏途的青藏高原，在他们的眼中却无异于天堂般美好。
　　"青藏队是一个避风港"－－差不多所有人都这样说。说这话的人怀着各样的心态，使用不同的语气：自言自语的是那些被选中的人，心中窃喜但不敢形之于色；语气中颇有些不平的人，必定来自"左"派立场：搞业务，搞基础研究在文革中理所当然被视为修正主义路线；最后，发出那些叹息般声音的，是因已确定第二年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因政治审查不合格的、或因专业暂不需要的，叹息般的语气里不免难以言喻的失落。
　　地貌学家杨逸畴暗自庆幸，在整个文化革命中，他一直处于奔赴地震灾区的预备状态：全国各地无论哪里发生了地震，即刻出发。虽说搞地震距离自己的专业远了些，但比之政治斗争、比之"五七干校"、比之身处滚滚红尘中呢，岂不令人惬意。六十年代搞南水北调考察时，他一直在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北一带活动，进入青藏腹地是他多年的梦想，这一次梦想成真能不满怀喜悦！正是在１９７３年青藏考察的第一个秋季，他历史性地走向雅鲁藏布大峡谷，此后便是反复的走向，直到距此二十年后，中国科学家完成了本世纪末最大的地理发现：对于世界第一大峡谷的确认－－这是后话了；后话中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他沉迷于青藏面上的考察已达三年之后，还是没能逃脱"五七干校"的末班车－－１９７６年，他被迫去了河北的五七干校，像他所有同事所经历的那样，种庄稼，收棉花，盖房子，喂猪。关于杨逸畴，后话之后还有许多后话。
　　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并非中科院在编人员，他的参与实出偶然和机缘。他本是北京林业大学的讲师，暗针叶林专家，曾有过留学苏联深造、考察西伯利亚泰加林带的经历，所以文革中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林大下放到云南丽江，图书馆藏书也堆放在昆明的运输站里，李文华作为留守人员驻站，当伙食采买之余，就趴在书堆上翻书，阅读了大量的英、俄文业务书籍，还在昆明一带采集了大量标本，从乔木到灌木到草本植物，就近请教昆明植物所世界级大植物学家吴征镒，那时老先生正处在被批斗、被强迫劳动后的寂寞时期，格外有闲也有心去指教他。青藏队的成立为李文华提供了当时别无选择的机遇，他想，暗中修炼多年，该出山啦。出山的契机，还得自于他与队长孙鸿烈多年的相知和友谊。
　　至于其它队员，在文革中也都有着相似又不同的经历，中科院在各省的分院和研究所全部下放地方，被迫放弃基础研究，改行为地方生产服务。例如在江苏，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的湖泊专家们奉命去洪泽湖养萍，开发猪饲料；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的古生物学家们则奉命搞沼气作燃料......诸如此类，莫名其妙，不免荒诞感。所以有朝一日能上高原，放手从事本学科研究，能不让科学家们山呼万岁，能不一如地热大爆炸般尽情发散蓄之已久的能量！
　　青藏队在成都集合，整装待发。森林组副组长大韩在成都火车站左顾右盼，焦急地等待武素功的到来。３９岁的大韩名叫韩裕丰，因个子大，大连人，年龄也略大些，主要还因为性格厚道，有大哥般的亲切，所以大韩的称呼陪伴了他一辈子。大韩也是植物学家，林学家。藏东南的考察显然要求植物学专业为多，所以行前仓促确定增加一个昆明植物所的名额。吴征镒得知消息，私下相告，武素功闻听召唤，如甘霖灌顶，当即打点一个小包，直奔火车站。那武素功与他的老师吴征镒是一对知名度甚高的名师高徒，文革中一同挂黑牌戴高帽，多么渴望置身山野，与他的植物们在一起。从昆明到成都，总嫌火车速度太慢，一下火车直奔驻地向孙鸿烈报到，一杯水还没喝完，奔赴西藏的汽车已经发动。
　　此行何往？藏东南察隅、波密、墨脱一带高山深谷、冰川密林中。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作为西藏考察的第一站，首先在于它所处位置的引人注目：东西向的喜马拉雅和南北向的横断山脉在这一带交汇过渡，是地质地理生物等领域的重要地区；其次是察隅一带本已列入六十年代初那次考察拟议中，因中途夭折未及成行，到七十年代仍是科学考察的处女地，那里充满未知；还有附带的一个考虑则是，文革运动六年后第一次搞业务出野外，小心翼翼带有试探性质，不宜把面铺得太广。所以七十年代之后历次野外考察，本次是人数最少－－不足４０人，仅有地质、地理、生物、土壤、水利等十多个专业，活动面也比较集中－－仅限于藏东南林区一带。
　　青藏队员们乘坐封闭的大卡车沿川藏公路一路翻山越岭，当整整十天后到达海拔5000多米的德母拉山口时，察隅河谷在望。灰头土脸的队员们刚一下车，立即被扑面而来的察隅风光迷住了－－冰川学家盯住了山巅的白雪，植物学家面对山腰以下苍茫的林海瞪大了眼睛，水利专家盘算着蜿蜒直下的察隅河水，农学家只看到扬花的稻田，搞动物、昆虫、真菌的则想象着密密丛林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稀世珍宝......
　　察隅县地处偏远的藏东南横断山脉一角，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怒江和雅鲁藏布江流不到的地方。南面与缅甸与印度为邻，形似一面簸箕开阔地迎向南来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而北面，高耸的伯舒拉岭如屏风，阻隔了外部世界的同时，也阻隔了北来寒流，使得察隅谷地成为西藏少数生长水稻的地方之一。一壁积雪的山脉，有冰川逶迤入林海；满目青翠，大面积原始森林中是动植物王国的乐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着的藏、汉、怒、珞巴人和登人其乐也融融。农田阡陌，稻花飘香，青枝绿叶，硕果累累。好一个世外桃源，真正四季如春，美丽如歌。
　　地貌和第四纪地质组由李炳元任组长，冰川组由李吉均任组长。此类专业的成员大多毕业于声名煊赫的南京大学地理系。其中李吉均和王富葆是同班同学，杨逸畴低一个年级，李炳元年轻些，低四个年级。比他们都高了年级的同系校友崔之久这次没来，他曾任六十年代希夏邦马和珠穆朗玛考察中的地貌组组长，现在正准备去藏北参加为时三年的青藏铁路考察论证工作。地貌专业综合性很强，凡属地表之上的一应景观均在考察之列。专家们初识西藏，一眼望穿察隅从５０００米山地到１０００米河谷，垂直排列从寒带到亚热带－热带景致，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大家由衷赞叹。及至后来工作范围由察隅扩展到波密－林芝－米林，最后是墨脱，大峡谷四县地区，大家方才会心地笑起来，说，我们先参见了"小巫"。
　　这"小巫"先前已被人参见过，那人就是英国植物学家金．沃德，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多次来过了，并成为１９５０年那次特大地震的目击者。由于他的描述，世界都把此次８．５级大地震的震中位置确定在察隅。当李炳元李吉均一行前往阿扎冰川考察时，杨逸畴就走访了一村又一村，听取当事人对那场地震的回忆。这一次获得的资料很重要，同一年稍后他们又在墨脱进行了地震强度烈度的访问和比较，对于后来将震中位置修改为墨脱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在藏东南如期而至的雨季里，考察人员和民工组成的庞大队列，一连好几天日冒雨徒步翻山越岭，前往阿扎冰川。冰川学家李吉均有备而来。这位新中国崭新冰川事业的第一批参加者，早在五十年代从祁连山大陆性冰川考察起，就遥想着喜马拉雅南麓特别是藏东南神奇的海洋性冰川。他久久地凝视着一帧黑白照片，心驰神往。那是１９３３年由英国植物学家金．沃德拍摄的察隅阿扎冰川的倩影。阿扎冰川，阿扎冰川，如同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念叨了多少年多少遍，而今青藏科考第一站就是察隅，夙愿即将得偿，美梦就要成真，怎不令李吉均激动万分！
　　翻越海拔４６４０米的阿扎山口，但见莽莽苍苍三条冰川毕现。沿西南向的乞地冰川下行，夜宿这一冰川的冰舌末端，枕着冰川融水的喧哗和阵阵松涛甘甜入梦。清晨，沿峭壁攀过一个山嘴，阿扎冰川蓦然映入眼帘－－长达２０公里的阿扎冰川，一条银甲巨龙，在钢蓝色远山环抱中，在淡蓝色云雾笼罩下，从山巅冰雪的冠冕处浩荡逸出，在高山草甸间徐徐推进，穿越风光绮丽的针阔叶原始森林，直抵人类生活耕作的田野，海拔２４００米的地方。冰川前缘处，茶树葱笼，木瓜、核桃果实累累。
　　中国低纬度高海拔海洋性冰川只隐藏在青藏高原东南部，深山密林人迹罕至处。这一造化杰作不肯轻易示人，它只向不惮艰辛诚心造访者一现真容。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不管人们还有过多少发现的惊喜和激动，以至于冲淡了先前的许多惊喜和激动，但阿扎冰川最初予以的心醉神迷，人们永不会忘怀。
　　专家们在阿扎冰川中部一个叫穷宗的地方安营扎寨，考察队员们搭起高山帐篷，民工们则砍下云杉树皮搭起小木屋。此后的２２天里，人们每天忙于观察测量，而阿扎冰川给予的回报是每天的大雨如注，这正好现身说法地提供了典型的海洋性冰川如何发育补给。这种暖性冰川的表面温度仅达冰点的０℃，较之大陆性冰川它的生命力显得格外活跃，测量接近冰瀑处日运动就达１．３８米，年速度在４００米以上，这是当时测得的国内最大的冰川运动速度。
　　冰川上繁茂生长着藻类菌类雪蚤之类低等生物，－－生命力多么顽强！李吉均感叹着，一边细细察看。他信手拈起一条小小的黑色生物，哦，这是冰蚯蚓，此前只听说它生存在阿尔卑斯的冰川上。对于国内来说，这是一个新种的发现。它被命名为"中华线蚓"。
　　冰川表面不易通行，冰川学家们沿原路返回，绕道前往冰舌下游。在冰川侧旁古冰碛上，那个叫作"雪当"的地方－－藏语的"大树之下"－－名副其实地坐落着一株堪称树中之王的冷杉树。这株冷杉胸径近３米，高度超过６０米，树冠蓬勃巨大如同一座天然建筑。树龄应当在千年以上吧，李吉均伫立树下，仰望树干树冠，心想这处生长着巨树的古冰碛不会是３００年前那次小冰期的遗存吧。他采集了冰碛上的朽木带回去做了碳十四测定，是３０００年前的新冰期时代遗存。李吉均把这处曾经的冰川定名为"雪当冰进"。可以想见当年的阿扎冰川何等宏丽。
　　阿扎冰川后来又被多番考察过。每一回前往，大家都宿营在"冷杉之王"大树下，高枕无忧在３０００年前"雪当冰进"的冰川遗迹上。
　　巨大和古老，壮阔和美丽，就这样和谐地相依存相交织。阿扎冰川近旁的一个小村里，一位名叫南极平措的藏族老人把李吉均们引领进他宽敞的木屋。在这个森林世界里，眼前的一切都是木制品：原木的房子，木制的家具，充满了浓郁的森林气息，连同老人，也如一株久历风雪的老树。南极平措老人又引领冰川学家们来到冰川跟前，凭着４０年的记忆指点冰舌的进退－－４０年间阿扎冰川后退了差不多７００米。
　　对于雪山和森林环抱中的阿扎冰川是如此的念念不能忘怀，以至于三年后李吉均又一次旧地重游。每一回的造访，他都要准确地站在当年沃德拍照的地方，举起相机。这地方仿佛一个坐标，记录着冰川的进退变化。隔着几十年岁月，中外科学家的身影叠化在一起。只是三年后的这次来访中得知，南极平措已然仙逝，云遮雾掩中，他的灵魂安详地守护在阿扎冰川之畔。李吉均面对青山绿树，无言。人生易逝，而冰川常在，山川依旧。
　　除了鱼类专家以外，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同时到达了阿扎冰川，各各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只有土壤学家李明森无缘一见。在将要翻越阿扎山口时，他患了感冒，其严重程度足可引起肺水肿、脑水肿之类可怕后果。理所当然地，他被大家或委婉或严厉地劝阻。好脾气的李明森怕连累大家，只得怏怏而回，大家也就怜悯地目送他瘦长的身影消失在山林中。不过，实在让李明森懊恼不过的是，不待回到驻地，就在漫长几天的返程中神奇痊愈。就这样，阿扎冰川就成为他的终生憾事，许多年后说起，仍不免唉声叹气。
李明森搞土壤地理。土壤是反映景观的一面镜子。西藏所拥有的土壤类型之多、区域变化之大，在我国也是最丰富的地区。从察隅、墨脱海拔千米以下最低处高温高湿的红壤、砖红壤，随着海拔渐高气候渐干冷，到亚热带的黄壤、黄棕壤，到棕壤、暗棕壤，直到４０００米以上高山草甸土、高山寒漠土。总而言之囊括了中国大陆从海南的红壤到华南的黄壤到东北的黑壤等２０多个、几乎全部土壤类型，既从藏东南到藏西北随地势渐高呈水平分布，又在藏东南高山深谷间呈垂直分布。横断山脉区的许多大山脉，地处干寒，但也显现出殷红色彩，那是因为当年它曾经潮湿温暖过，例如在恐龙时代。所以土壤类型作为最保守的和最稳定的古地理证据，从古土壤中可以读出当时的气温状况，古环境信息。
　　李明森和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的同事们一道，对西藏的土壤地理进行了全面调查，写下了《西藏土壤》专著；再后来，李明森又应西藏之邀，参与了有关西藏土壤资源和土地资源评价工作，参与了有关土地综合开发利用规划，全靠了从察隅开始的走遍西藏大地的考察资料。
　　李明森与大韩六十年代就一起在云南从事当时国家亟需的紫胶，青藏考察并肩战斗，两人又都在３０岁上各自成家，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当韩裕丰从阿扎冰川喜气洋洋地归来，李明森又递上了一封让他喜上加喜的电报。这封从北京发出、辗转了许久的电报上说，他的女儿平安降生。憨厚的大韩喜不自胜，他３０岁才结婚，儿子已经６岁，早想要个女儿，终于遂愿。大韩一边接受同伴们的纷纷道贺，一边在心里挂念着产后的妻子。妻子赵献英可不是一般的女性，她与大韩同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在本书写作的当下，她正担任着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的秘书长。而在两个孩子降生并成长的过程中，大韩都在野外，没能尽到为夫为父的职责，如今遥望北方，心中的牵挂和歉意倍添－－大韩的心境在考察队里具有普遍性。他们大都在３０多岁的年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最重的人生阶段。这样的抛家舍业，献身青藏，本身就是一种牺牲；而作为他们的亲属，那些可敬的妻子们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担当起全部家事。－－对于青藏科考事业，对于科学家们自身而言，这似乎是题外的话了。之所以忍不住地从笔端流出，无非是感叹某种献身并不是单方面的，对于某种目标的朝向是共同的。
　　并非题外的话是电报的辗转过程。发自北京的电报经由县政府转到边防部队，再由部队派人送到青藏队驻地。这是说明军队、地方与青藏队关系的一个小小侧面。在整个七十年代的西藏地区科学考察中，部队负责为这支科考队伍提供汽油、装备和食品，这在物资供应比较紧张的文革期间是极为重要的后勤保障。不仅如此，在像察隅、墨脱这样的边境地区，每每派出武装战士随行保卫。直到九十年代，至少地球物理学家队伍出动时，还要请上舟桥部队实施地下爆破，请上通讯部队负责数百公里测线上的联络。所以科学家们有一些准军人的感觉了：就寝于部队的帐篷，身披军用雨衣，吃的是包装有军绿色标志的罐头、脱水菜和压缩干粮；前往墨脱，就穿部队发的防御旱蚂蟥的长筒布袜。从北京的总参到西藏军区到边防哨所，都把科学家们当作最亲的亲人。如果没有部队的支持－－多年之后科学家在向访问者回忆往事时，总要提及的开篇的话，发乎真心而形似套话的话－－如果没有部队的支持，本就格外艰苦的考察生涯还将加上格外的艰难。
　　而西藏地方，也表现出格外的热忱。那时的自治区政府秘书长乔加钦亲自负责与青藏队的联络，自治区党委书记任荣、副书记郭锡兰也不时过问工作。西藏林业局还专门派来一个林业调查队，是协助工作也是学习，后来他们都成为西藏林业战线上的骨干。不过有一个情节说来好笑，开始的几年，每当青藏队初次到达某地，出示盖有部队和地方公章的介绍信时，对方总以怀疑的眼光打量这支风尘仆仆的队伍，把介绍信反来复去看过，再仔细辨认公章真伪－－那时的边境并不安定，时常有国外反华势力空投宣传品甚至空投特务。尤其重要的是，那时正值科学的冬天，甚至久已不闻科学二字，这群人的出现着实令人费解。但当疑虑冰释，即刻气氛就热烈起来。在他们到达察隅的第二天，察隅县政府就专为青藏队宰杀了一口猪，拿出珍藏的海带和木耳，满满炖了一锅做招待；县招待所全部换上了新被褥，迎接北京的客人。久居深山老林的登人百姓们更是热情有加，他们为青藏科考事业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以很少的报酬当向导，当民工，提供驮畜，在危险的山道上、在极易失足的河流中，搀扶着知识分子们安然走过......说没有当地民工的帮助就寸步难行也许并不过分，至少有一个情况说明了问题：藏东南高山深谷激流之上，传统的交通工具是以溜索为桥。初见溜索，真不知该怎样把它攀过。武素功早年曾在横断山区的门贡，人迹罕至的地区，因为没有民工相随，一向胆大妄为因此得个外号叫作"冒险家"的武素功，眼瞅着溜索到底也没敢冒险妄为。直等到第三天，才见到当地人过溜索，于是赶紧跟在后面来一个邯郸学步。
　　－－说到报酬，不妨顺便提一下，最初青藏队员们的野外补贴每天仅有７毛钱，包括伙食费在内。１９７６年分赴阿里、藏北的两个小分队也不过每天２．８元，因此被开玩笑称作"２８军"。个别抽烟的人只好买最低廉的工农牌香烟，高级一点的前门和凤凰，那是招待民工的。
　　此刻，这支庞大的队伍就走在越往下走越茂密的森林中，４０位科学家，包括３名妇女的４０位民工，８名解放军战士。一路采集标本，直走得人困马乏。说是到达目的地只有２０公里，怕是２０海哩吧－－郑度边走边念叨－－不过多走走路也好，看得更多更清楚，郑度又这样宽慰自己。地理学家郑度早在１９６６年就参加了珠穆朗玛地区考察。他的使命是宏观地理－－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统的划分及其分异规律的研究。他在前后三十多年间，最终完善了对这一高地的划分界定：他把它划分为两个高原温度带，１０个自然地带和２８个自然区。而此刻，他手持的地图还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缺乏起码的精度。宏观地理的描述使命得以完成，就凭了一双眼睛和两条腿。从参加青藏队开始，他就成为孙鸿烈的得力助手，始终是青藏科考事业的领导骨干。其时他掌管着全队的经济命脉，所有钱财都装在一只布制的标本袋里，由一位民工白天背着，晚上就作了民工的枕头。
有时能骑马时还是要骑马，不过西藏第一年出野外，许多人都是头一回跨上马背。察隅的马不备马鞍，只系一对皮绳扣当马镫。大个子韩裕丰骑马过河，刚一上岸马就惊了，大韩翻身落马，急切中抽不出脚来，地质学家王连成见状，跳下马背，扑向惊马－－此时大韩已被拖出几十米远，还好，只有衣服和手磨破了。但从此再不敢把脚伸进皮绳扣里，而且凡骑马必选走不动的老马。李文华也有类似经历。那一天骑马走到半道，遇见在察隅工作的林学院毕业生薛志厚，他是把茶树引种在察隅的功臣。见到母校老师格外亲，薛志厚兴奋得手舞足蹈，一不留神碰到马屁股，那马惊跳起来，摔到地上的李文华差一点背过气去。
　　这些经历都是插曲。说到底，在科学空白地区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大量发现。参加了七十年代以来全部野外工作的老青藏、动物学家冯祚建，因为身材和相貌特像西哈努克亲王，外号就叫了"亲王"。他其实就是动物王国的亲王。在他藏东南一带深山密林的领地上，除藏北高原特有的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和黑颈鹤等少量动物外，西藏地区的飞禽走兽差不多都荟萃藏东南：鸟类明珠藏马鸡、深山二宝白唇鹿和马鹿、珍兽之花马麝、鸟类"蜜蜂"蓝喉太阳鸟，还有牛科的鬣羚、会滑翔的鼯鼠、珍稀的羚牛，在海拔２６００米以下的低山宽谷和狭谷地带，则栖息着热带、亚热带的各种狸、豹、虎、麂、长尾叶猴之类......奇花异木，珍禽异兽，南北方种群既按垂直带谱各自为政，又交相混杂在山地暖温带针阔叶混交林带中。
　　但大型动物毕竟品种有限且知名度很高久闻于世，若论本学科领域的发现，动物学家的"亲王"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的"大嫂"。黄复生怎样得了这一雅号很难说，也许因为长相秀气，也许因为格外细心，总之这人的工作令人羡慕。冯祚建形容说，他们搞昆虫的，伸手一抓就是一个新种，一个发现。确实，仅仅四年的西藏野外工作，黄复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就采集了十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数千，其中２０多个新属，４００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目的发现－－缺翅目，正是由黄复生在察隅首次发现的。
　　动身进藏前，昆虫界老前辈们叮嘱说，注意生活在雪线附近林区是否有蛩蠊目。于是作了充分的准备，阅读有关这个目的全部资料，查看了来自加拿大的标本，蛩蠊目的形象已经烂熟于心，苦于几乎走遍察隅不得见。日复一日在察隅的林地间行走巡视，终有一天，忽见一虫在枯枝败叶上行走如飞，不待大脑反应过来，那只训练有素的手已将酒精泼了过去。捡起一看，从未见过的模样；后来又捕获了一只。再后来才得知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它被命名为中华缺翅虫；第二年在一山之隔的墨脱，又采集到两只它的姐妹种－－只隔了一座山，它们就走了两条演化之路－－被命名为墨脱缺翅虫。第三年，索性采集了几十只，分送国内各大专院校做教材标本。对于缺翅虫的发现在国际昆虫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这一稀有目是只在赤道分布的古老种，而今它却出现在北纬３０度高地上，不免令人奇怪，尤其是它竟然在印度也未见记录。尤感兴趣的日本人在攀登南迦巴瓦峰时不失时机地赶去采集；不过，时隔二十多年后的１９９６年，当黄复生陪同台湾大学同行再度到来时，大约由于生境的破坏，居然空手而归。
　　正应了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那句老话，缺翅目不期而遇，蛩蠊目终于没能发现。根据蛩蠊目昆虫的生活习性，黄复生判断它有可能在北方的吉林一带出现。果然，在八十年代，由他的中科院动物所同行在长白山发现了它－－又一个中国昆虫新目记录。
　　３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土地上，在青藏队足迹所到之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丰富的林下资源使发现多多，例如菌类。不用微生物所菌类专家出动，就是出野外归来后的那一会儿功夫，西藏林调队的姚培志就拎来一桶新鲜蘑菇；而林调队十八岁的藏族小伙子桑吉，则采来足有脸盆大的猴头菌......
　　藏东南还是花卉世界。春夏之际，漫山遍野，五彩斑斓，不管是否有人欣赏和赞美，犹自开得如醉如痴：草本的，木本的，高大的，低矮的，伏地而生的，白得冰清玉洁，红得如火如荼，蓝紫红粉，各逞其艳。其中四大名花杜鹃花、龙胆花、报春花、绿绒蒿，均为我国分布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尤其杜鹃花，植物界的名门望族，随着高原隆起过程产生了强烈分化，从低海拔高大乔木状的大叶杜鹃，一直到接近永久冰雪带的低矮的小叶杜鹃，全世界共有８００多种，藏东南及其周边川滇地区就分布有６００多种，成为世界杜鹃花的起源和分化中心。从前西方人把它采集去进行人工培植，如今成了欧洲名花，西方人庭园的重要装饰。还有牡丹的原生种黄牡丹，野花中高贵典雅一族，是中国西南特有种，在藏东南多有分布。
　　以物候变化的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藏东南地区就不尽合适，科学家们更倾向于以旱季雨季来划分。从五、六月到八、九月，青藏队出野外的黄金时段里，正是藏东南印度洋季风区的雨季。每天不分晨昏昼夜，都是雨雾茫茫。大韩他们索性不再穿橡胶的军用雨衣，内部潮气不得散发，反倒不如淋个透湿还来得痛快些。间或也有倏然晴好的时候，阳光穿过潮湿的云层和叶缝间，明亮地洒满林间空地，温和地照耀在脸上身上。原始森林明媚喧闹起来，活跃的小生灵们开始了户外活动，松鼠们在这里那里发出悉索声响，大森林宁静而充满活力，侧耳细听，植物学家们就能感应到那些乔木、灌木、草本植物们伸展生长的簌簌音响。大韩一行在湿漉漉的森林里穿行，随行小战士背负着采集来的树木圆盘，返回营地数年轮。藏东南地区针叶林的松树、暗针叶林的云杉、冷杉和铁杉，是植物王国的巨人部族，高大而且长寿。我国北方的针叶家族，在两百岁时内心就已腐朽，而这一年龄在藏东南则正值壮年期，所见大树年龄都在三、四百岁以上，几乎不见病腐情况发生。
　　青藏队整个林业组的工作是搞本底调查：植物的区系分布、种类划分及资源状况。此刻森林学家大韩的具体任务是进行森林蓄积量调查。察隅及整个藏东南地区的森林面貌之良好，生长速度之快，木材蓄积量之高，可以称作世界之最，委实让人吃惊不小。云南松，过去一直以为云南是这一树种的中心，其实应该叫"察隅松"才对。在察隅的一处洪积台地上，他们仰望着那片大胸径的云南松林，想象不到在不为人知的这一世界角落，居然隐藏着这样的一个奇迹：选择最密处做了一公顷样方调查，竟然是２３００立方！后来发表的较为保守的平均数字，为每公顷５００立方。而在我国云南省，平均每公顷蓄积量不超过百十立方米。
　　察隅之后又在波密做森林调查。那儿有一株高大通直的林芝云杉，８２米高，胸径１米有余，通身无疤结，就这样一株树，成材４０立方米！
　　树木圆盘上就记录着在它生长期数百年间的综合信息。大韩用它来测算各阶段的生长情况，资源变化情况。而气候学家林振耀、吴祥定他们，则从中了解"为什么"的问题，那是些有关几百年间的温度湿度情况的记录，借以恢复古气候变化。正是这些数年轮之类的单调工作，最终提取出有关过往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参考。
　　此前对藏东南存在了千万年的植物王国人们知之甚少，接近一无所知。人们习惯地把西藏想象成不毛之地。即使李文华这些专家，也仅从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得知森林是有的，有多少，材料上也有些估算，但实地调查的数量，远远超过油印材料几十倍。也就是说，此前连西藏主管部门对自己的家底也含糊。几年调查下来，家底摸清，集中在藏东南察隅、波密、林芝、米林、墨脱一带的原始森林木材蓄积总量达１３亿立方，其中麦克马洪线以南有６亿立方。就单位蓄积量来说，居全国之冠。
　　从察隅开始，藏东南植物王国打开了自然奇观引人入胜的一章－－森林垂直带谱。"西藏江南"的察隅，东西毗连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两大山系的自然面貌交相辉映在这一过渡地区。这一章的华彩乐段在雅鲁藏布大峡谷达到经典极致：从峡谷腹心地墨脱到多雄拉山口，垂直距离不足３０公里，浓缩了几乎从赤道到极地的绿色植被的大千世界－－最低处５００米以下，是山地热带雨林；至１０００米处，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常绿半常绿以及落叶林带；１０００米向上，到１８００米处，则为山地亚热带阔叶林；再往上，以２４００米和３１００米为界，是山地温带的常绿和落叶阔叶混交林带、山地针阔叶混交林带的领地；从３１００米开始直到差不多４０００米高处，又是山地寒温带的暗针叶林的顶极群落了。通常冷杉林在云杉林之上，只有一种名为川西云杉的，可以越过冷杉直达４３００米高度，而那里，已是高山疏林地带，乔木生存极限处。再往上有灌丛生长到４８００米；继续伸延，高山草甸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