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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清算新旧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1937年至1938年，中共党内开始总结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了理论上的探索，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产物，《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目标，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日至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分四次做了《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中国共产党内他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个命题提出时，从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算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已经有20余年。关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学术界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讨论的问题也比较广泛，但基于理论层面的探讨较多，缺乏实证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史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从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中共经历了革命的一个低谷。为什么中共革命出现低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把其根本原因归结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影响。“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中共先后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在党内形成新的“左”倾路线，其特点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即中国革命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低谷，是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结果。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党内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问题尚未来得及彻底清算。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党内继续蔓延。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做了长篇讲话。他说：“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些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他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决定一切的条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并且认为“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王明的讲话与中共洛川会议及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独立自主作战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也引起了党内关于抗战问题的思想混乱。王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又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与领袖自居，使部分党的领导人认为王明的讲话代表着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指示，给予了肯定，也获得了不少支持，如彭德怀事后回忆说：“在当时，我没有认真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现在回忆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毛泽东后来说在当时他是“孤立的”。中共中央文件也对王明的讲话给予了肯定，“十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和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策略上的转变，而且是战略性质的改变”。会后，王明到达武汉，担任长江局书记，12月25日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使在抗战中“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等，并发表一系列脱离实际的、与中共中央在抗战初期制定方针、政策相抵触的文章。王明的一系列言论说明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党内继续蔓延和愈演愈烈。
“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最主要表现是理论脱离实际，如张闻天所言：“我们党内的很大弱点，即是还有很多同志善于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善于背诵上级党部的决议，善于根据自己主观的愿望而提出‘包罗万象的工作计划’，或是善于纵谈自己经过的许多历史事实，善于夸张自己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词句夸夸其谈，不解决实际问题，或在解决问题时不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为了清算新旧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1937年至1938年，中共党内开始总结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张闻天曾批评那些“高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的人们，“少谈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耀眼词汇，多些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真正的内容”。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即“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与解释各种最平凡的问题。完全不用马克思列宁的一句话，然而这种分析与解释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并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就是后来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现象的，他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矛盾论》和《实践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之一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向和道路”。
1938年9月底至11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须解决的问题。”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针对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提出来的命题，而且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其具体形式是民族化，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从六届六中全会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阶段，也为延安整风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为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和党内主要领导人做了不懈的努力，进行了许多理论探索。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做了解释。他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毛泽东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二是对中国革命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有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字母”，而是立场、方法。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现实问题。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联系，才能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终极目标。
张闻天曾多次论述和在党内指示中批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因此，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的讲话中也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说“必须熟习〔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张闻天认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了解具体情况，也就是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具体环境中，同时也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张闻天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论断相呼应，另一方面，他认为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张闻天在谈及建设抗日新文化运动时，强调“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即在抗日新文化运动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创作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作品。这种作品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张闻天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切入点，论述了如何对待抗日新文化的问题，为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刘少奇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阐释。刘少奇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言之，就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以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才能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革命，才能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问题。
通过对抗战时期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六届六中全会后，除了张闻天、刘少奇，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有表态，从不同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陈云说：“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教条主义者。”任弼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指出通过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更能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抛弃了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旧公式死教条，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39年5月，延安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李维汉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阐释，“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首先要深刻地研究马列主义；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做教条……就需要善于灵活地运用它到中国具体斗争中来；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查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从这个具体环境出发”。从上述内容来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共克服教条主义的一剂良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公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取得了话语权；另一方面，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
抗战初期，在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由于国共长期合作的实现与持久抗战的胜利，将产生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三民主义成为中共的奋斗目标，也是根据地建设的指导思想。如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开篇指出：“陕甘宁边区在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下……本着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环境与条件，特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之准绳。”该纲领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构架，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践行三民主义的具体表现。从中可以看出，中共抗战初期放弃了苏维埃运动后，尚未提出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未来发展的理论体系。
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理论创新，需要建立适合新形势下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体系，来指导中国革命，引领中国革命的方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后，中共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开始探讨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现状的理论体系，即“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中共如何实现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当务之急。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能够反映毛泽东探索新的理论体系的文章，包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日)、《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建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对象、任务、动力与性质，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革命史包含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第一阶段，“虽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基本上依然还是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参加领导或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该文修订时，在这句话后又加了一句“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久，毛泽东就形成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第一步是无产阶级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做了深入阐释。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根据毛泽东的解释，一方面秉承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及者，如银行、铁路、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义文化是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与“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他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新文化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为基础，没有这些新的政治力量，“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就其性质而言“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新文化的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所以，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阐释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正如胡绳所言：“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完全符合国情的指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已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证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完满典型。”
毛泽东在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论述中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取代了抗战初期提出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的概念，这是抗战时期一个明显的变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后的理论创新基础上的变化，说明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就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三民主义，或创造一种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取代三民主义的理论。陕甘宁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试验区，1940年3月，毛泽东曾讲：“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同年9月，毛泽东又讲：“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否新民主主义？我们的答复是的。”既然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模范区，那么1939年颁布的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施政纲领”就不合边区实际了，就必须有一个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施政纲领。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成立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起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初稿完成后，“毛主席亲自改写了其中的大部分，并由他最后修改定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于日颁布(又称“五一施政纲领”)。新施政纲领尽管依然宣称“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为原则，但内容完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针，举凡军事、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三三制、人权保障、司法、廉政、农业、土地、工商、劳动、税收、文化、卫生、妇女、民族、华侨、游民、俘虏、对待外国人等政策。“五一施政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践。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逐渐被党内高层认可。1941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在发言中指出，“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这是延安时期中共党的领导人较早提出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的观点。整风运动期间，为了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1942年7月，刘少奇在山东分局干部会议上总结中共21年的奋斗史时，明确指出：“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通过整风运动，党内普遍认为毛泽东不但精通马列主义，而且熟知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1943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已过了五年，以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核心内容的整风运动已经进行了两年。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已经被树立为党的领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表述？1943年到1945年，中共在理论上的探讨主要围绕着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展开。
1943年5月，王稼祥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正确路线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找出抗战的正确道路与抗战正确政策，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最先进的革命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王稼祥不仅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还用大篇幅阐释了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中生长起来，而且是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7月，刘少奇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时，发表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长文，指出中共建党以来就存在着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国的真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同志以及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其他许多同志”。他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解释为“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他认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8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欢迎周恩来回延安的晚宴上，周恩来发表了长篇演说。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从5月到8月，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先后在谈及中共革命历史时，都以不同的方式盛赞了毛泽东，把毛泽东看作是引领中国革命胜利的不二人选，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方向。这三篇文章都公开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显要位置，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得到普遍认可。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使其内涵丰满起来。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张闻天、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系统的阐述，把毛泽东思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张闻天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共革命历史，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历来采取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能够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以他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起来，而加以发展”。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要略举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思想，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不平衡性、曲折性与长期性的思想，关于首先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以发展全国革命的思想，关于正确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关于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及其内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关于人民战争的全套战略战术的思想，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等等，我们就可以了然，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怎样的充实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一经结合，产生了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张闻天把毛泽东思想提升到指导世界革命的地位，认为“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张闻天对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系统论述和高度评价，说明延安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官方表述做了很好的铺垫。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七大上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0年1月改名为“《论党》”)，总结了1943年以来党内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理论探讨，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首先，回答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其次，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的产物。再次，阐释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他说：“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与张闻天发言不同，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思，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更具权威性。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因此，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成为官方正式的表述方式，标志着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总之，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做了不懈的努力。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突破口，清算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他不仅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做了理论创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为之实践。正如刘少奇所言：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艰巨的事业”。从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到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目标，形成了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
（作者简介：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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