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中国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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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中国彩陶（一）
　　这是中国大西北司空见惯的风沙，它在肆虐着这里的草木生灵的同时，也偶尔会悄悄撩开大地的一角，时不时地泄漏出一些人类历史遗留的痕迹。
　　多年以前，黄土高原上流传着一种“鬼罐”的说法。原来，每当风沙刮过之后，田野里经常就会露出一些来历不明的陶罐，不少当地人认为这些跟白骨埋在一起的陶罐不吉利，一见到就砸碎，久而久之，很多村庄周围都布满了碎陶片。
　　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知道这些“鬼罐”的秘密，也没有人留意过这些彩色碎片上诡异的图案，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这个尘封已久的秘密才被慢慢揭开。
　　在河南省西部渑池县一座非常普通的小村庄——仰韶村。与周边山区的许多村庄一样，仰韶村被黄土丘陵所环绕，千百年来，沿袭着古老而平静的农耕传统，很少与外界接触。但这座树立在田间地头的石碑却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不同寻常的事情。
　　1921年深秋的一天，这个偏僻的小村庄迎来了一支考古挖掘队，带队的人竟然还是一个凹眼窝高鼻梁的西方人。这个不远万里而来的外国人究竟是什么人？他怎么会在那个年代出现在那样一个中国小山村呢？他们到底在挖掘什么呢？
安特生，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1918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因为发现了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而名声大噪。此后，他的兴趣更多的转向了考古学。由于西方在上世纪初叶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地层学考古方法，因此安特生这次在河南的行动事实上是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第一次正式考古挖掘。
　　而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挖掘，挖出了中国第一批彩陶，揭开了中华史前文明神秘的面纱。这个千百年来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从此名震中外，考古学的历史上从此出现了一个专有名称：“仰韶文化”。
　　迷人的红陶与黑彩的结合便是仰韶文化彩陶最大的特点。根据考古学测定，彩陶的年代距今在7000年到6000年左右。
　　在地下深埋了如此之久，却依然光彩夺目，栩栩如生。奇特的造型，神秘的纹饰，这扑面而来的远古气息仿佛使我们触摸到了祖先的文化血脉，但又似乎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而让人难以读解。
　　彩陶上那些奇特的纹饰包含着什么样的含义或者可以向我们描绘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伴随着第一批彩陶的出土，对中国大地上早期人类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探索才刚刚开始。
　　安特生就是沿着这条路来到仰韶村的。起初让他跋山涉水寻觅至此的，其实是因为他的助手从河南带回的一些打磨过的石器。安特生只是凭着考古学家的直觉，相信发现这些石器的地方一定有远古人类生活的遗迹。但是当他终于接近这个黄河边的村落时，他却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在这里特有的经黄河冲击过的土层中，明显的呈现出了一条远古的文化层，被岁月挤压在这里的，有无数陶片和生活垃圾。这一切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都是探索与发现的至关重要的密码。
　　按照这种考古学挖掘的方法，安特生一行人挖出了距今7000年前的人类生活遗迹并进行了科学分析。
　　仰韶村出土的器物中没有任何金属器，而石器多半是经打磨过的，生活用具则主要是陶器，在陶器的表面和口沿绘有精美的几何花纹图案、还有一些类似动物和植物的图形。
　　这里明显的文化堆积层竟厚达2至4米，这表明人们在这里定居、生活的时间很长。遗址中还有成堆的兽骨及大量的猪骨，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狩猎并饲养家畜。
　　那么，使用这些彩陶器的先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的原始人群呢？
　　据考古发现证明：人类最早先从猿人进化为直立人，再进化为智人，最后才成为现代人。这个过程用去了差不多几十万年。在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原始人类之所以能在身体条件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正是因为它们懂得了运用不断进化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来制造工具，懂得了过群落生活共同御敌，懂得了举一反三总结生存经验，于是，原始人类依靠采集果实和狩猎野兽来养活部落中的成员。
　　此时的人类也开始懂得了使用火来御寒和烧烤食物，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人类的旧石器时代。
　　然而，眼前如此精湛的陶器制品，其制作水平显然已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试想，在那种必须四处觅食又要随时对付野兽袭击的情况下，人们又哪儿来的条件造出陶器来呢？
　　随着我们祖先生存技能的日益发展，人类终于开始走出与狼共舞的山林，找到有山有水有平原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首先要建房子抵御寒冷和野兽。为了让房屋更坚实耐用，早期的定居人类建造的是一种半地穴式的房屋，在室内挖一个火坑。
　　居住在这种房屋中的原始人类，主要的家庭生活都是围绕中央的火坑进行的。而陶器作为蒸煮食物，盛水储粮的重要工具恐怕就会是这个小小房间中最主要的家当了。那么，我们的祖先到底是怎么发明了陶器的呢？
　　但是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按照学者们的猜测在篮子上涂满泥后放到火上烧，结果外面的编织物被烧掉了，而里面的泥巴却都开裂了，只是变成了一些硬块，根本无法成型。
　　那么，生活在混沌初开，还没有开始具备任何物理化学思维的原始先民，到底是因为什么受到启发而发明了陶器的呢？这依然令许多人感到好奇。
　　当考古学家对人类8000年前的房屋遗迹进行研究时，发现房子中央的火坑侧壁上被掏出了一个小洞，里面还有一根未烧尽的炭棍，这给陶器的产生又提供了另外一种猜测。
　　不论对陶的产生有着怎样各式各样的猜想，陶与火总是密不可分的。
　　而陶的发明之所以具有非凡的意义，是因为相比起人类从自然界中直接取材加工成的各种工具，陶是人类最早通过自己的智慧将一种物质转化为另一种物质而制成的工具，这也成为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
　　在偶然的启发下，我们的祖先学会了运用火来制陶，他们在定居的家园中专门建起烧陶所用的窑，使制陶技术得到更稳定的发展。
　　有了日臻成熟的窑和烧陶的技术，远古先民按照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烧制出各种陶器。这件形状奇特的器皿底部尖翘，并不能像我们通常所见的容器那样摆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几乎难以找到对应的物品，那么，它在7000年前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最早的陶制品都是作为实用器被烧制出来的，不论是用于取水的尖底瓶还是用于烹煮饮食的盆或钵，他们都与原始先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如果说陶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彩陶则是陶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彩陶是将各种天然矿物颜料绘制到陶器上，形成五彩缤纷的各类图案。大多数彩陶都是先在陶坯上绘制，然后入窑烧制，颜料发生化学变化后与陶胎融为一体。这也是为什么历经数千年，彩陶的色彩依然不曾脱落，将无数耐人寻味的远古印迹保留至今。
　　如果说在人类的发明史上，陶器是为了生活的现实需要，那么制作彩陶又是为了什么呢？这种不易脱落的纹饰色彩是否寄予着原始先祖们的某种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呢？
　　事实上，仰韶出土的彩陶并不是世界上最早被发现的原始彩陶。早在安特生到达中国之前，人们已经在西亚一带发现了类似的原始艺术。依照当时一些西方学者的考古报告，西亚是国际学术界公认最早迈向新石器时代的区域之一，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年至六千年之间就出现了与石器共存的彩陶。
　　这些彩陶上的纹饰带有明显的异域特点。作为考古学家的安特生显然对西亚的彩陶早有了解，他将仰韶彩陶与西亚出土的彩陶资料进行比较，发现有一些相似之处，他立刻产生了一种疑问，中国河南仰韶文化的这些彩陶会不会是从西亚传过来的呢？
　　假如彩陶是从西方传入的，那么就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西北地区留下传播的遗迹,于是,安特生决定沿黄河上游西行，去寻找远古的秘密。
　　经研究发现，人类的许多古代文明都是由大河的滋养而繁衍的，从世界范围来看，陶器是几大人类文明发源地共有的创造。其中包括西亚的两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
　　那么，中国的黄河流域与彩陶有什么关系吗？
　　黄河，以汹涌澎湃的黄色河水闻名于世。人们常说，一碗黄河水中就有半碗泥沙，这黄色的泥沙，正来自于它穿流而过的黄土高原。
　　现代考古学认为：大约在一万八千年以前，地球结束了冰河期，气候逐渐变得温暖潮湿，西亚和蒙古高原吹来的季风，逐渐将尘土覆盖了黄河中上游，形成了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横跨黄河中段，它是世界上最广袤、最深厚、最纯净的黄土地。黄河就在黄土高原的山前地带，冲积出一条东西长七百多公里的沃土带，这为农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按照彩陶与农业定居生活的历史关系分析，黄河流域完全具备了滋养彩陶文明的条件。但是直到20世纪初，人们都没有发现这里蕴藏的宝藏。
　　甘肃省的省会兰州,
中国的西北重镇，也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它地处黄土高原中部，坐落在群山之间的河谷中，黄河就从城市的中间穿流而过。
　　当年,安特生沿着黄河流域考察路经此地,因为遍寻不着更多远古彩陶的线索,他决定先在兰州住下来．正当他在长时间一无所获的打击下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和灰心丧气时，一个偶遇再次改变了历史。
　　一天，安特生在街头茫然的徘徊，被街边几个卖烟小贩的吆喝声吸引了过去，当他走近前再仔细打量的时候，却发现小贩身边用来盛烟渣的罐子分明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彩陶。于是他立即打听这些彩陶的来路，烟贩告诉了他一个陌生的地名——临洮．急切的安特生决定去那里碰一碰运气。
　　临洮，历史上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它位于兰州市东南不足100公里的洮河下游。洮河是黄河的支流，这里特有的河谷地貌，正是安特生寻觅已久的。
　　经过数千年河水的冲刷，河岸边的山包上被河流切割出一个明显的断面，不同地质年代堆积起来的各种断层清晰可辨，揭示着不同层面的文化遗迹，就像一本翻开的书，等待着能读懂它的人，来开启这片土地下的秘密。
　　当时兰州到临洮还没有通汽车，安特生只得雇了一匹马，独自沿洮河河谷南下，边走边进行考察。
　　当安特生走到了临洮县城以南十公里的马家窑村时，他突然被洮河西岸边一座红色的小山包吸引住了：山包周围到处散落着破碎的陶片。
　　在仔细研究后，安特生发现陶片上的彩绘图案与仰韶文化的图案完全不同，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安特生决定留下来在这里进行发掘。
　　马家窑出土的彩陶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类型，器形精美多姿，纹饰以黑彩为主，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这种用曲线勾勒的图案，犹如河水的漩涡和浪花，给人以强烈的动感。
　　与仰韶文化相比，马家窑的彩陶显得更加精美、制作工艺也显得更加复杂。不但陶胎很薄，陶器光滑的表面也经过了精心的打磨抛光。彩绘的手法十分纯熟，线条精细流畅，构图严谨对称，风格典雅华丽。
　　这些彩陶虽然带有无法抹去的原始痕迹，烧制技术与纹饰符号都十分稚拙。但是在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在生产力极低的原始条件下制作出具有非凡审美意义的彩陶，不能不使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仰韶文化中那些写实而生动的动、植物花纹中，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看见我们祖先所能看见的世界；从马家窑文化所展现出的抽象而规整的纹饰中，我们又不得不惊叹于原始先民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无怪乎安特生以及他身后的无数探索者都会对彩陶如此痴迷。
　　在先后发现了仰韶遗址和马家窑遗址之后，兴奋的安特生试图进一步寻找中国彩陶的起源之谜，于是他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甘肃、青海进行了多次发掘，又发现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彩陶。
　　然而，随着发现的彩陶种类越来越多，安特生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迷惑，彩陶的图案已经不仅仅是几何漩涡状的和一些可以辨认的动物形象了，很多图形变得越来越难以解读。
　　很多迹象表明，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类型非常复杂。仅马家窑文化就演变出了几种不同的类型，那么，它们跟仰韶文化的彩陶相比，谁的年代更早些呢？
　　其实，连安特生自己也还没有完全理清发现之旅中遇到的线索。他原本是想沿黄河西行，寻找比河南仰韶的彩陶更早的文化，以证明彩陶由西传入中原的猜测。但是在甘肃发现的大部分彩陶又分明从制陶工艺到纹饰的精美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仰韶彩陶。
　　1926年，在与北洋政府协商后，安特生带着发现的彩陶离开了中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建立了远东博物馆，并荣膺馆长。但是直到离开中国，他依然没有找到中国彩陶起源的确切答案。
　　安特生离开中国后，历史的迷雾继续笼罩着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界，对新石器时期的研究和探索令他们困惑迷茫，但是广袤的土地以及那深埋在地下的秘密也只是暂时沉睡着，等待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子孙后代去揭示它的答案。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批又一批中国学者一直在不停顿的探求着。学者们多次考察了仰韶、马家窑等地的史前文化遗址，随着新的考古证据不断被发现，答案越来越清晰了。
　　1957年，考古工作者对安特生曾发掘过的遗址进行了地层分析，发现马家窑文化叠压在仰韶文化的地层之上。这证明了仰韶文化的年代要早于马家窑文化，它们之间相隔近两千年，彩陶西来的说法并不确切。
　　如果说仰韶文化还只是彩陶的雏形阶段，那么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则显示出了更加成熟的风采。其制作技艺，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华史前文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对中国彩陶艺术鼎盛期的判断不仅仅来自于彩陶工艺的飞速发展和纹饰图案的日臻精美，更重要的是这些发展到顶峰的彩陶背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
　　学者们在对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进行了比较之后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早期仰韶文化类型的彩陶大多出土在与人类生活有关的遗址中，它使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形态，而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却大多都出土于墓葬之中，在地下世界陪伴着它们的主人。
　　与仰韶彩陶上的一些动、植物图案相比，马家窑文化晚期的彩陶图案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诡异、神秘的世界。这些彩陶上大多都画着一些挥动着肢爪的怪物，这些张牙舞爪的形象是鬼怪呢？还是神明？
　　大量的彩陶陪葬品不论在器形上还是在花纹的满密程度上都显示出，彩陶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只是充当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物了。可是，它们在漆黑的墓穴中又总是被摆放在特定的位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 神秘的中国彩陶（二）--引自央视网站
　　这是一件看似普通的陶罐，但是它的出土却带给人们一个来自远古的谜。
　　这种陶罐在发现的时候是密封的，上面紧紧的盖着一个陶盆。罐内似乎盛装着什么东西。
　　当考古学家终于打开陶罐时，新的发现令人瞠目结舌。
　　陶罐中装着的分明是一具孩子的尸骨。而根据碳14考古测定，这件彩陶罐以及这具尸骨距今已有７０００年之久。
　　彩陶怎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呢？就在这件埋葬孩子的彩陶罐身上，人们还惊奇的发现了一个被人为洞开的小孔，这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仿佛这是一个可以打开另一个神秘世界的钥匙孔。那里到底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柳湾，是青海省乐都县高庙乡东南紧靠河水的一块山坡地。与其他普通的高原乡村不同，这里因为有了一座柳湾博物馆而远近闻名。
这座博物馆里所陈列的展览品大多是年代久远的彩陶，而其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这么多彩陶到底来自哪里呢？博物馆里模拟再现的考古墓葬展区告诉了人们背后的故事。
　　1974年，在青海柳湾村北，一场轰轰烈烈的修渠引水工程刚刚拉开序幕，一个村民无意中一锄头下去却碰到了一个硬东西。接着村民们竟然挖出了几件不知从何而来的陶器。
　　从1974年到1978年，考古人员纷至沓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先后挖出了1700多座墓葬，37000多件出土陪葬品，其中彩陶就有17000多件。在一个文化遗址中出土这么多彩陶，实属世界之最。青海柳湾，也从此名震中外。
　　宄鐾恋牟侍站粲诰嘟裨?0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也就是中国彩陶发展的鼎盛时期，它的纹饰变化和遗存数量之多都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这些彩陶能完整的保存至今，却有赖于绝大多数墓葬都以彩陶作为必不可少的陪葬品。
　　墓葬，相对于从文化层中剥离出来的生活碎片、化石遗迹来说，是保存历史文物的天然空间。只要没有遭遇盗墓，当人们挖到它的时候，它就能基本呈现出凝固在下葬那个时期的真实一幕。而远古先民的墓葬文化，陪葬品的种类、数量以及墓穴中特定的摆放方式无疑都在传递着原始人类的思想、社会和伦理发展的历史信息。这对考古研究来说显得极其珍贵。
　　柳湾墓葬中的彩陶，很大一部分很明显已经超越了实用的功能。而这种专门为陪葬而制作的彩陶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十分发达，专业的陶工们有余力制作一些实用价值不高的礼器，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已经开始在精神上需要以彩陶寄托某种特殊含义了。那么，彩陶作为陪葬品到底要表达一种什么特殊含义呢？它与当时人们的生死观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原始人类的生死观必然与他们的时空观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件出土于马家窑墓葬的彩陶纹饰中，我们仿佛能多少体会到人类最初对时间的某种理解和记录。
　　先民们很早就感受到时间和流水很相似，像不息的流水无法回复一样，时间也会消逝、时光不会倒流。但是，当人们把这种具有流水动感的纹饰描绘在彩陶上时，他们看到：流动似乎被瞬间静止，时间被凝固了。
　　或许他们相信：死亡就像是生命时间的河水在这一刻的瞬间静止。
　　科学家们研究，人类最初对时间和空间的把握其实是受到了生物学节律的支配，人们首先能感受到自身的心搏跳动和呼吸起伏。而死亡，就是这一切的结束。这使人类从心理上首先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与生死的关系。
　　而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使他们注意观察身边的每一样事物。太阳的升起与落下形成的白昼和黑夜的交替，这也使原始人类发现了时间的流逝还伴随着空间的位移。
　　原始人类对于空间的感受则主要来自于长期的洞穴生活，人们用“高”和“深”来体悟空间概念。直到进入农耕定居生活，人们早期的半地穴式房屋依然带着洞穴空间的痕迹，人们开始学会人为的创造空间。有趣的是，房屋的搭造和墓葬的挖建，似乎都折射出了这种原始空间意识的运用：他们都在形成了空间的实体顶部加上了一个“盖子”。
　　今天，在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里，仍然可以见到这种原始的痕迹：人们为死者建造了一个地下空间。当尸体被放进掏空的地穴后，人在坟墓的洞口盖上一个特制的盖子。
　　懂得埋葬死者是人类不同于其他物种的又一重要的进化标志，而建造坟墓是因为人们有了想象力，相信人死后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那么，先民们到底把逝去的同胞送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中去了呢？
　　柳湾墓址里，随葬品中的彩陶摆放排列都十分均匀有序，多数摆在木棺内以及墓室的西侧，少量摆放在死者的头部、腿部和脚部。而很多彩陶器虽然纹饰精美，却都在器物口沿处缺了一个小角，而且一些彩陶身上留有一个小洞。难道这是当时制陶时的残次品吗？可是，如果是源于制作中的失误，为什么又会大批量的出现呢？那么，这会不会是当时为葬礼而实行的某种特殊的仪式？原始墓葬开始向探索者抛出了层层谜团。
　　要探讨原始先民们对死后世界的认识，就要先了解他们生的环境，这个给予了他们想象力的世界。
　　1953年春季的一天，在西安市东面浐河边上的半坡村，当灞桥电厂建设工地的推土机在轰鸣声中推开了刚刚解冻的大地时，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到处是尸骨。夹杂在土堆中的是一些石头制成的简单工具，还有很多破碎的彩色陶片。
　　不久，考古人员就赶到了现场，又清理出了一些完整的彩陶罐，并初步判断这是一个史前人类的遗址。一场大规模的发掘开始了，这是新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
　　一个颇具规模的建筑群遗迹逐渐显露了出来，这是一座完整的原始氏族部落居住遗址。据碳14测定，半坡遗址的年代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属于仰韶文化时期，它比柳湾的墓葬要早两千多年。
　　根据考古分析，半坡村落被一条圆形壕沟围聚在中央。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居住区、窑场和公共墓地三个部分。居住区面积3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片，每片以一座大房子为中心，周围有一些小房子。居住区东北边是制陶区，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小陶窑，可以看出制陶工艺已经成为半坡先民主要的手工业。
　　正因为氏族社会十分重视血缘关系，氏族成员必然在氏族中生,在氏族中死。居住区的北边就是公共墓区。墓室为竖穴土坑，众多的墓穴排列整齐，方向都朝着西面。就在这里的墓葬中，考古学家又有了新的发现和猜想。
　　在半坡人看来，人死后的归宿地应该是另一个井井有条的世界。不管这名死者是因为狩猎负伤还是因为疾病而亡，他的同伴们在为他布置这个墓穴的时候都不会忘记把彩陶放进来作为陪葬品。摆在小腿上的彩陶都是常用的生活器具。这名死者生前断了两根手指，因此要用自己的或他人的手指来陪葬。陶瓶和陶壶用于随葬时，常常会在口沿部位打一个缺口，并且放在特定的位置上。
　　时隔两千多年，青海柳湾的原始先民竟然还保持着相类似的丧葬习俗，陶器口沿上的缺口原来是人为敲开的。那么这种小破坏是为了什么呢？
　　据人类学家分析，在当时原始人类意识中，还没有产生后来宗教中彼岸世界的观念。他们认为死亡只不过是人体的暂时睡眠，而人的灵魂会自由的游走，随时回到故乡。那么，招魂的重要方法就是用陶器盛满美食。
　　这种风俗至今还在民间得以延续，不少地方葬礼上，总是为死者献上佳肴，并抛洒纸钱，祝逝者一路平安。
　　那么，数千年前这些随葬彩陶器口沿上的缺角是否也是为了死者的灵魂而准备的呢？
　　对魂灵的想象到底是否在原始人类中就已经产生了呢？答案恐怕还要在深埋于历史中的那些稚拙的原始痕迹中去寻找。而在大部分原始遗址中，除了出土的各种生活用具，也就只有彩陶身上那些神秘莫测的纹饰在悄悄记录着一些精神性的寓意。
　　这是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大门，它的造型十分特别，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标志性图案：人面鱼纹。
　　2006年5月，一个隆重的展览在这里举行，这就是人面鱼纹盆的回乡展。因为这件人面鱼纹盆是当年半坡出土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因此，它的回乡展览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这件陶盆上最令人回味的就是这神秘的人面鱼纹了。它的画面由人和鱼组成，人在中心处于主体地位，圆圆的脸上有一对眯成缝的眼睛，嘴巴两边噙着两条鱼，简单的笔触却能惟妙惟肖的绘出一幅安详的神情，既天真又透着几分诡异。
　　人面鱼纹中圆形人脸的嘴边、耳边和头顶都有鱼形的装饰，在对称中透出了一份庄重与和谐。这般情景显然已不再只是对日常生活画面的写实，那么，人面与鱼的融合到底有何寓意，这是否与原始人类对魂灵的想象有关呢？
而当我们追溯人面鱼纹盆真正的来历，才惊人的发现它与生死竟然是密不可分的。
　　原来，人面鱼纹盆是原始人用于埋葬儿童的瓮棺上的棺盖，是葬具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在半坡遗址的墓葬区被发现的，而是被埋于居住区内的窝棚附近。无独有偶，这种瓮棺的身上也有一个被人为洞开的神秘小孔，这与柳湾墓葬中口沿上缺角的陪葬彩陶是否有某种相似的意图呢？
　　看来，早在7000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有了灵魂的概念。而深情地母爱也通过这种对孩子死后灵魂的祈愿，穿越时空的阻隔，让远古与现代之间有了一种人类共同情感的联系。
　　在先民眼里，成年人的灵魂熟悉部落的一切，因此不必担心迷失。而夭折的儿童的灵魂，从瓮棺里出来游走时，如果没有母亲的呵护，就容易走丢，迷失在野外或闯入别的氏族。可见，瓮棺上的神秘小孔正是为了让那些游走出来的孩子的灵魂能找到回家的路。
　　而在瓮棺之上，反扣着的人面鱼纹盆正好用它那张宁静质朴的脸守护着孩子。
　　这张天真无邪的面孔在鱼群中悠然自得的神情引起了众多考古学家浓厚的兴趣。迄今为止，已有30多种不同的解释、说法。人们纷纷揣测着其中的寓意，仔细研究纹饰的每一个细节。这张来自7000年前的面孔仿佛能跟现代人说悄悄话一般，但是它的静谧又似乎只能留给人们更多对远古时代生死之谜的遐想。
　　1972年，人们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中又发现了人面鱼纹盆。有趣的是，与半坡那闭眼的人面不同，这个人面纹所绘的人眼睛是睁开的。为什么有的人面纹，饰成闭眼，而有的睁眼呢？这双睁着的眼睛到底又在洞察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将人面鱼纹视为一种巫师的面具，是考古学家的另一种猜想，睁眼与闭眼的纹饰变化也许代表着生死轮回的原始巫术观念，睁眼表示新生，闭眼表示死亡。对轮回的笃信可以多少减轻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而在精神上找到了依靠。
　　人们纷纷对这些文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还有学者认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人和鱼相互托生的轮回观念。
　　从这些半坡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半坡先民的生活,用鱼钩垂钓、用骨针缝衣、用贝壳、兽骨等做成装饰品。人们精神层面的进化已经从制造工具提升到了审美与想象的新阶段。
　　据专家研究表明，半坡遗址是一个母系氏族的聚居地。在原始农业的初级阶段，农业生产的进行主要由妇女承担。这时的女性在氏族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这不仅因为定居生活使狩猎等高强度体力劳动不再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力，更因为伟大的母亲肩负着氏族繁衍生息的重任。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这件人体圆雕陶器将远古先民对女性的崇拜与审美鲜活地刻画了出来。它高28公分，丰满的身体上雕刻有一对硕大的乳房，乳头上竟然还出现了五到七个小孔，似乎预示着母亲饱满的乳汁将滋养她所有的儿女。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件彩陶雕像上突出的女性生殖器，将原始人类朴素的生殖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许远古先民无法用他们简单的认知意识理解女性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新的生命，而每一个新生命的增添又能使氏族人口更繁盛。在当时生产力及其低下的环境中，人口资源是氏族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出现这样的作品也便不足为怪了。
　　人口资源在原始氏族公社中既然这样宝贵，那么，在青海柳湾墓葬群中看到的情景则又抛给了人们新的谜题。这里发掘出的几座墓葬中在主人棺木边出现了作为陪葬的人的尸骨。
　　这座墓坑里死者是一位男性，而他身边的是一位女性尸骨，看情形，这位女性在临死前曾经历过痛苦的挣扎，很可能是被活埋的。另一座墓坑中，主人的尸骨在棺木中，而棺木之外还躺着一男一女两具尸体，似乎是陪葬的一对奴仆。这一切告诉我们社会在不断变迁，而距今5000年前的柳湾，人们在创造了绚烂多彩的彩陶文化之外，也开始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
　　1974年，青海柳湾出土了一尊罕见的男女人形浮雕彩陶壶。褐黄的陶胎，上部施以红色陶衣。浮雕的头部五官俱全：长眼睛、大嘴、大耳朵、高鼻梁，双臂捧腹，形态可掬。
　　最为奇特的是，袒露的乳房和生殖器官，既有男性的特征，又有女性的特征。在性别问题上，学术界至今仍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是男性，有人认为是女性，还有人认为是男女复合体。考古学家们把它看成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又认为这是一种两性同体崇拜，是母系社会同父系社会斗争的产物。
　　不论人们如何评说这件男女同体的浮雕彩陶壶，至少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远古先祖到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由崇拜心理形成了原始的宗教理念。他们从最初的那个自己无法理解万物，又被强大的自然所威慑的人类的幼年时期，渐渐成长起来，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诠释自然，诠释生死，用智慧的创造将所诠释的精神寓意绘在彩陶那些形形色色的纹饰中。有了这种物质与精神的融会，原始先民们才会拥有如此巨大的勇气，在由生死组成的传承中创造了今天的我们。
* 神秘的中国彩陶（三）引自央视网站
　　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熟悉的传统文化，这些鲜活生动的民间艺术代代相传至今，朴实而自然，没有人更多的追究它最初的灵感究竟来自哪里。
　　直到中国远古时期彩陶的出土，人们才惊奇的发现：彩陶纹饰中的这些规整对称的图案怎么和我们今天所见的剪纸艺术中的连手小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彩陶上所绘的究竟是人还是动物？他们环绕彩陶罐一圈，手拉着手，好像正在欢快的歌舞。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彩陶纹饰或写实，或抽象，有些图案甚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远古人类怎么会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时代创造出这么精美抽象的艺术，是偶然的信手涂鸦还是一种辉煌文明的萌芽呢？
　　如果说彩陶上这种围成一圈，类似剪纸小人的连续图案真的在表现人们手拉着手舞蹈的场面，为什么所绘之物又如此抽象，似人非人，倒像是蛙类等动物呢？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彩陶舞蹈纹。
　　1973年，考古学家在青海省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挖出了一些碎陶片。经过精心拼接，居然复原出了一件精美的彩陶盆。只见盆中绘有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的人物形象，好像是手拉手的舞者。根据碳14考古测定，这件彩陶作品距今已有5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舞蹈人物画面。
　　这件人形舞蹈纹彩陶盆引起的更大争议却是所绘小人身下多出的一笔，有人认为这画的是原始人身上的衣服飘带，也有人认为这其实是在突出人的生殖器。
　　人们的祭祀仪式通常都是为了表达某种祈愿。祈求神灵保佑氏族的繁衍生息，这无论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还是人类早期的基本心理需求上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祭祀主题。
　　这种带有巫术意味的舞蹈，在今天的一些非洲部落里仍然可以看到，祭祀是这些部落里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确已经懂得用舞蹈的方式再现狩猎、战争场面或者爱情生活，而且，原始舞蹈往往就是原始先民宗教祭祀仪式的组成部分。?
　　由于青海出土了闻名遐迩的人形舞蹈纹彩陶盆，坐落在青海省的柳湾博物馆便将这一不同凡响的彩陶纹饰装点在了博物馆主体建筑的墙壁上，那热烈舞动的身影就如同一个清晰可辨的记号，在召唤和迎接着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人们被彩陶上奇妙的纹饰深深吸引了，除了能让人看到原始先民眼中描摹的世界，更多的纹饰显得神秘莫测。这让人不禁会问：中国彩陶纹饰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青海柳湾博物馆大量收藏了中国彩陶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各类作品，其图案类型之丰富，内涵寓意之奥妙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探索不尽的历史旅程。
　　考古工作者曾在柳湾这一地区挖掘出上万件的原始文物，还有大量彩陶碎片，精美绝伦的人形舞蹈纹彩陶盆也是从一堆碎片中拼接出来的。
　　所以，考古工作者们在这里长年累月一丝不苟地整理修复着出土碎陶片，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痕迹。
　　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郎树德先生，多年从事彩陶的考古研究，对于解读那些神秘的彩陶纹饰投入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常常就是这样和年轻的考古工作者一起呆在彩陶的修复室里，与满屋的文物做伴。
　　红彩在陶器上的使用，是陶器装饰上的一个极大的飞跃。因为，红彩的主要化学成分是氧化铁。人们发现，当它随陶胎一起被烧制后，色彩就会永远留在陶器上，不易脱落。
　　在红彩还没有被发明之前，陶器一般均是素陶。但是，在那遥远的史前，远古先民对装饰的感知已然在悄悄苏醒。这些排列整齐，密密麻麻的纹路显然是一种刻意的装饰，而压刻出这些纹路的工具竟然是他们的手指甲。
　　除了用各种方式压刻出的印纹外，人们还在素面上用泥条来装饰出一些纹线。这种素陶装饰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红彩被发明，人们才开始有意识的将色彩与图案结合了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彩陶纹饰其实就是原始陶器泥条装饰的发展和延伸，它用一种简洁、方便的装饰代替了原来工艺复杂的方式。
　　甘肃省秦安县位于黄土高原的中部，坐落在黄河支流――泾河、渭河之间，这里一直是中国西北传统的农业地区。河谷中是大片的农田，村庄的民居都建在河谷两边的台地上。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过着平静的乡间生活，很少被外界打扰，当地人习惯把这片河谷叫做：大地湾。
　　1978年，村民们在扩建乡卫生院时，意外地挖出了许多彩陶，经过考古部门的调查，发现这里是史前人类的生活遗址。由于遗址面积和规模都很庞大，这一发现，竟让考古发掘工作持续了二十多年。
　　大地湾遗址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彩陶，令人吃惊的是，彩陶的年代几乎囊括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各个阶段，跨度达3000多年，考古学家把这里称为中国彩陶历史的天然博物馆，
　　大地湾出土的彩陶中，有许多碗和盆的口沿上只有一条暗红色的彩带，考古学界称它为宽带纹。据碳14考古测定，这种彩陶的年代距今已达8000年之久。
　　作为探索彩陶纹饰的重要线索，发源阶段盛行的宽带纹一定有着很深的内涵。原始先民为什么首先在陶器口沿上盛行这种装饰，然后才逐步在其下部和内壁绘制各种图案呢？
　　事实上，红彩早在距今数万年前的中国北京山顶洞人时期，就被赋予了十分神秘的宗教寓意。发掘表明，在山顶洞人死者尸骨旁，常常被发现涂撒着红色矿石粉末。此外，山顶洞人的一些装饰品的穿孔中，也发现残留着红色。这些都充分说明红色的运用早已超越了感观的刺激和装饰作用。
今天，一些非洲部落中还依然保留着这种用红色装饰身体的习俗，似乎可以多少帮助我们想像红彩在远古彩陶中所要表达的意味。
　　如果说原始先民在用红彩来表达对某种宗教意味的崇拜，那么他们崇拜的是什么呢？在早期陶器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些陶器颈部有一圈剔刺纹或划线纹，另一些陶器口沿有乳钉纹。这些乳钉纹很明显地带有母系社会中对母性和生殖的崇拜。
　　这乳钉纹在口沿上非常像母亲的乳头，这陶容器也像母系社会中母亲的权力，像乳房，谕示着生命之树常青、食物的丰富和生命的延续。这样看来，最初的宽带纹也许就是对早期口沿乳头的替代。
　　宽带纹是彩陶纹饰的起源，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几乎存在于彩陶发生、发展乃至消亡的全过程。在彩陶文化发展的漫长历史时期，其文化类型在不同的时期也各不相同，但是宽带纹却是普遍存在，常与各种纹饰相结合形成更深广的内涵。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土中国彩陶的几大重要的遗址分布，东至鲁南、淮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西至甘肃、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每个地区的纹饰风格不尽相同，但是的确都带有宽带纹。几千年前相隔这么遥远的地区之间怎么会有如此的一致呢？
　　从时间跨度上看，发掘出年代最早彩陶的大地湾位于甘肃境内的黄河流域。而这里的泾河、渭河支流一带，被学者们公认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鲁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时间上它与大地湾文化相差了近一千年。可是这里的彩陶文化依然保持着宽带纹的传统。这会不会意味着它与大地湾的彩陶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源关系呢？至于他们之间怎么会拥有这么巨大的地理跨度，学者们发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原始人类一直在进行着跨越千年的大迁徙。那么，我们是否能从丰富多彩的彩陶纹饰中找到证据呢？
　　仰韶文化是因为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一座名为仰韶村的地方而命名的。它分布的中心就是在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可以看出，彩陶文化的一支已经开始向东南方迁徙。这一文化类型的彩陶上出现了各种写实的图案，反映着原始人眼中看到的自然万物。
　　中国彩陶中出现了大量鱼的形象，可见鱼和当时人们的生活一定密不可分。那么，彩陶上的鱼纹难道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吗？还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呢？
　　这件出土于西安半坡遗址的鱼纹彩陶盆，高15厘米，是仰韶文化的典型作品。鱼类水族纹是半坡类型彩陶器中具有代表性的纹饰。有学者猜测，鱼纹有可能是半坡各氏族共同的一种图腾。虽是寥寥几笔，半坡人却能将鱼的形象勾勒得如此生动传神。令人不得不赞叹我们祖先的智慧和超凡的创造力。
　　从生活中提炼艺术的灵感，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年前已经开始有了抽象思维，懂得用三角形、菱形和圆形等几何图案描绘自然界中的鱼。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惊异。这些看似原始、简单的图案，却在折射着人类艺术创造思维发展的历程。
　　鸟，是原始先民绘制在彩陶上的另一大主题。但是当考古学家终于从这件图案整齐、抽象的彩陶纹饰中解读出鸟的形象时，还是令人感到万分诧异。我们已经看不到图案中鸟的双足和眼睛，但那腾空的姿态，舒展的双翅又是那样传神。我们的祖先到底是如何在那文化艺术还相对贫乏的远古时代，突破人的直观形象思维，以这么富有美感的图案表现眼中观察到的事物的呢？
　　考古学家就中国彩陶纹饰从写实到抽象的演变过程作了各种研究分析和推测。就鸟纹的演变来说，如果我们将各种简单朴实又形象鲜明的写实鸟纹与抽象鸟纹归类对比，分别从侧面鸟纹和正面鸟纹解读纹饰演变的规律，不难看出，原始先民抓住了鸟类飞翔姿态中的关键特征点，再以点、弧线或斜线巧妙组合，便提炼出了高度抽象的变形鸟纹。
　　然而这些变形鸟纹，事实上已经不再能让人立即辨认出它的本来形象，那么，原始先民又为什么要在变体鸟纹的创造上不断发挥着他们的想象力呢？飞鸟的形象除了对彩陶是一种装饰之外，是否还有另一种寓意呢？
　　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后羿射日和日中金鸟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证明，以鸟为太阳形象的象征，早已存在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之中。
　　早期较为写实的纹饰中，常在展翅而飞的鸟纹上绘有太阳纹，就像鸟正在背负着太阳而行。随着变体鸟纹的发展，渐渐出现鸟翅形纹与太阳纹相复合的花纹样式。为什么古人会在太阳中藏有大鸟的印象呢？
　　让我们暂且跳出迷雾，尝试从原始先民的角度视察一下身边的环境。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但是当时的原始人类还没有总结出历法节气等有助于掌握农耕时令的规律。不过，每天的日出日落以及寒暑交替、季节变化却给了他们很多启发。
　　而鸟类，特别是侯鸟的飞翔迁徙能准确的反应出时令的变化，这对从事农耕的远古先民来说，无疑是农事活动的重要信号。这就很自然的使我们的祖先将鸟的活动规律和太阳联系在了一起。如此看来，彩陶纹饰中的鸟纹与太阳纹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为了装饰和美观，而是具备了一定的象征意义。
　　以这样的思路分析中国彩陶中大量出现的鱼纹，就不难看出，与太阳鸟的寓意相似，鱼纹则是因为鱼随季节、水温、昼夜的变化或沉或浮出于水面的现象，而出现了阴阳鱼的形象的。
　　中国彩陶除了具有大量形式各异的鸟纹和鱼纹之外，还有不少鸟纹和鱼纹同时出现的图案。如果见到鸟嘴中叼着鱼，这恐怕并不稀奇，有些鸟类本来就是以渔猎为生，原始先民大概只是把他们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描绘到彩陶上而已。但是，考古学家却从出土的彩陶文物中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出现这样不合常理的纹饰的确让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难道这又是我们祖先的某种想象力在彩陶上的发挥吗？
经考古发现，鸟纹及变体鸟纹大多都绘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器上。这是大约公元前四千到三千五百年左右的母系氏族时期，以河南省陕县东南的庙底沟村命名。而鱼纹则主要出现在半坡类型的彩陶器上。有的学者认为，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在年代和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一种交叉的关系。那么，半坡村和庙底沟村很有可能在当时是两个并存的氏族。两个并存的氏族在原始社会中将意味着什么呢？他们之间会不会为争夺食物和人口而发生冲突呢？
　　假如鱼纹和鸟纹真的是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部落标志的话，那么一些彩陶器上鱼鸟图案的关系就可能不仅仅是原始人对自然的描摹了。
　　就算是鹳鸟衔鱼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场景，也因为彩陶上还同时绘有一个石斧，而使这件彩陶器变得非比寻常，寓意深奥。这件彩陶缸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鹳鸟和石斧就高37厘米，占据了彩陶缸腹部的大部分面积。在石斧的把手上绘有“X”状符号，显然，这不是一件实用的生产工具，应该是权威或图腾的象征物。学术界众说纷纭，纷纷猜测彩陶上所绘的图案，很可能就是鹳鸟氏族和鱼氏族之间的某种关系。
　　如果说彩陶上的纹饰真的与氏族象征符号有关，那么很多谜团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相隔遥远却能保持彩陶纹饰图案的相似，这似乎进一步证明了学者们关于原始人类大迁徙的猜想。如果说这些相隔遥远的部落之间是同宗同族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是一起迁徙而是仍然有一部分留在发源地呢？
　　能够合理解释这一切的原因恐怕只有跟人口的增加有关。早期的彩陶器上常以生殖崇拜为主题，在这样的精神追求下，氏族中的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和房屋就不够分了。人们必须到别的地方寻找水源、土地，重新建立新的部落。带有生殖崇拜主题的彩陶，在这时期仍然大量出现。
　　像这种看似树叶的纹饰，如果从它阴影对比关系的另一面，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描绘的是女性的阴部，因此被学者们称为“阴纹”。有的非常写实，惟妙惟肖，有的又非常抽象，远古先民以这样直白的纹饰来表达心中的信仰着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伟大的母亲生育了子女，繁衍了氏族的后代，然而，如果说真的存在人口增加后的氏族分居与迁徙，那么原始人类是如何进行分家并且迁徙的呢？
　　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妇女是婚姻生活的中心，她们的地位远远优越于男人，因而形成了男子走访女子的婚姻模式。在半坡遗址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氏族中的女子成年后，人们就给她们建造一个小房屋，让她们接待外氏族的男子，并与之结成对偶夫妻。
　　这些对偶家庭，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共同的财富，男女双方分属于各自的氏族，生下的子女则按照母亲一方的血缘来计算，女儿是母系氏族财产的继承者。
　　有了稳固的婚姻家庭制度，当一个地区的人口增加到无法再分配更多的土地和房屋时，以家庭为单位的迁徙就是必然的选择。我们的祖先从黄河流域泾河、渭河等支流的发源地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沿着黄河寻找适宜定居的新的家园，这才把彩陶文化传播到了我们今天发掘到的地方。
　　然而，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的发现，却让考古学家陷入了新的谜团中：从黄河中上游向西到达青海和甘肃需要翻越一座横断南北的山脉，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怎么可能在没有任何先进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到达那里呢？那么，那里的彩陶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 神秘的中国彩陶（四）引自央视网站
　　这是一件绘制精美的蛙纹内彩盆，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的马家窑村。图案中的青蛙腹部浑圆，面部表情似笑非笑十分的生动传神。
　　这也是一件蛙纹彩陶盆，纹饰图案上同样突出着青蛙圆圆的肚皮，但是它却是被发现于距离甘肃千里之遥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
　　据碳十四考古测定，这两件用蛙纹图案装饰的彩陶盆，在年代上竟然相差了两千多年。为什么时隔两千多年，而彩陶上描绘的图案却如此相象呢？难道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吗？为什么相同的彩陶纹饰会出现在时间和空间都相隔如此遥远的两个地方呢？
　　在距离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约100公里的临洮县城南，有一座宁静的小村庄，它的名字叫马家窑，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就是以这座小村庄的名字命名的。马家窑遗址出土的系列彩陶器距今约有5000多年，当彩陶文化在中原地区逐渐走向衰落之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仍继续发展了数千年，并达到了史前文明前所未有的高度。
　　蛙纹在彩陶家族中是一个重要的表现题材，十分常见。从这两件分别出土于马家窑遗址和西安半坡遗址的蛙纹彩陶盆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家窑文化彩陶在纹饰上对蛙的想象更加拟人化。这么精美的蛙纹竟然是绘在一件手掌大小的小碗中，谁又能说，彩陶纹饰发展到这个阶段仅仅是原始先民的信手涂鸦呢？
　　与蛙纹同时大量出现在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纹饰，就是这种水波纹。但是这些规整、流畅的线条并不单是平行的绘制在陶器表面，而是用一种巧妙的构成组合，变幻出水的动感。一眼看去，很像是在描绘着滔滔河水泛起的漩涡，因此被人们称为漩涡纹。
　　说到水文化，早在仰韶文化的各种鱼纹盆中，我们就可以想象出原始社会的人类依水而居的生活场景。马家窑文化在年代上比仰韶文化晚了约两千年，它们之间到底是否存在着某种文化传承关系呢？
　　如果我们将彩陶纹饰的发展序列按年代仔细比对，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这种马家窑文化彩陶中常见的旋涡纹和纹饰中心圆圈里的符号，或许就是由仰韶文化的鱼纹和鸟纹演变而来的。
　　在半坡著名的人面鱼纹中，人面两边有四条鱼，上面的两条是写实的鱼纹，而下面的两条鱼被含在人面的口中，左右两条鱼的头和人的嘴共同组成了一个抽象的图案。经过长期的提炼、概括、变形，半坡时代的彩陶纹饰已经完成了从写实到抽象的演变过程。写实的鱼纹图案也演变成为了一种高度概括的几何图形。
　　无独有偶，在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上，也出现了这样的纹饰，它被人们俗称为对头雁，它几乎与半坡的抽象鱼纹如出一辙。因此有学者推断，这种单独纹样是由早期的抽象鱼纹演变而来的，它已经成了一种符号或者标记。
　　由此看来，在彩陶文化发展数千年的历程中，即使它的文化类型与花纹图案再怎么变幻无穷，母体形式却总是一脉相承，从未错乱。
　　按照这样的思路，学者们进一步发现，早期彩陶中的鸟纹在逐渐形成变体后，翅膀和身体简略为几条曲线纹，头部则演化为一个圆圈，圆圈和线条连接起来，形成了连续的图案。而人们从马家窑文化彩陶最典型的旋涡纹饰上，仍然可以看出早期对鸟纹图案的传承、演变和发展。
　　彩陶身上变幻莫测，富有规律的纹饰就像密码一样记录着史前人类的故事。人类学家普遍认为，远古时期，人类一直在不断的迁徙。这种迁徙历时数千年，人们将自己祖先发祥地的彩陶文化逐渐融合在了新的环境和生产活动中。但是，不论纹饰如何发展演变，祖先的氏族印记依然被清晰的保留着。
　　考古发掘证明，中国的彩陶文化，发源于黄河的支流泾河、渭河流域，随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沿着黄河流域向东、西两个方向不断传播。东面甚至到达了东部沿海，西面一直延伸到了甘肃、青海地区。这个过程延续了大约五千多年。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原始氏族不断的迁徙呢？而更让人们感到迷惑的是：从黄河中游向西到达甘肃和青海，需要翻越高原地带的群山峻岭，那些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的史前人类究竟是怎么样到达那里的呢？
　　在甘肃省秦安大地湾史前人类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早期原始村落，都是建在河谷之中的，离河岸很近，人们取水和耕作都十分方便。而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的中期和晚期村落，其位置逐渐向高地和山上迁移。
　　在大地湾一带的河谷之中，明显的暴露出大水冲刷后的痕迹，这些早期的原始村落遗址上竟覆盖了厚达三至五米的泥沙。很显然，这里曾被大水淹没过。这些迹象表明，原始先民为了逃避洪水，最终不得不放弃这里的家园。
　　为了远离洪水，也为了解决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原始先民不得不开辟新的家园。而他们迁徙的路线，必然是沿着河谷往上游走，以寻找更高更安全的栖息地，于是黄河流域的河谷就成为了先民们向西穿越群山峻岭的一条捷径。经过数千年的不断迁徙，原始先民逐渐到达了黄河上游的甘肃和青海地区。
　　传说在远古混沌初开的年代，大地曾被洪水淹没，人类几乎濒临灭绝。不论是西方诺亚方舟的故事还是中国大禹治水的传说，在年代上的巧合都似乎在告诉我们，数千年前的人类的确曾经历过这样的灾难。
　　在原始人眼中，青蛙既能够在陆地上行走跳跃，又能在水中自由潜泳，是一种了不起的本领，这使它们能在洪水来临之际比人类多出不少生存的机会。想必人类对蛙类两栖动物的崇拜，正是蛙纹图案的纹饰出现的心理基础。
　　这两件分别出土于马家窑和半坡、年代相隔两千多年的蛙纹彩陶盆，足以体现出这一彩陶纹饰在人类童年时期的意识中具有着多么强大的影响。但是，它们在形象上都十分强调蛙类浑圆的腹部，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祖先在遥远的史前时代，生存环境极其险恶，因此，他们唯有在精神上归依某种神灵，这个令人敬畏的神灵要具有他们不具备但又极其渴望具备的本领——那就是水陆两栖，不怕洪水，还有强大的生殖能力。
　　而蛙，就成了这个神灵的形象载体：人们模仿它，祭拜它，希望获得与它一样的能力，这样，原始先民们就在精神上有了战胜灾难的勇气。我们不难想象，类似这样模仿蛙类的巫术舞蹈活动一定占据着当时人们生产生活之外的大部分时间。
　　随着原始先民宗教信仰意识的不断发展，蛙，这个在氏族部落中深入人心的神灵形象，就自然而然的大量出现在了这个时代的彩陶纹饰之中。
　　然而，在彩陶文化逐渐走向鼎盛阶段的过程中，有一个神秘莫测的纹饰在不断地演变，它们似乎与大肚子的蛙纹形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们四肢的形态却明显地像是蛙类动物。更奇怪的是，这种肢体上长着爪子，看上去好像是张牙舞爪的怪物，却又呈现出了人的形象。
　　由于这类纹饰的彩陶最早出土在甘肃省广河县的半山村、以及青海省民和县的马场垣，因此，考古学家把这种彩陶类型称为半山和马场类型，它们均属于马家窑文化的晚期，距今约四千多年。
　　这种怪物在半山类型的纹饰中，最初被描绘得比较具体，有表现整个躯体的，也有只表现局部的。怪物的头部被画成圆形，躯体和四肢用红、黑相间的色彩描绘，躯体的比例协调。
　　但是怪物的形象逐渐出现了变异：头部变大，上下肢都向上折曲，四肢的关节都长出了爪子。似蛙非蛙，似人非人，对此，有学者认为这种怪物是蛙纹的变体，叫它蛙神。
　　有的考古学家认为，这是原始社会晚期人神崇拜的产物，因此称它为神人纹，是从仰韶文化时期的鲵鱼纹演变而来的。
　　半山类型的彩陶延续了三百多年后，发展到了马场时期，彩陶上的这种纹饰演变得更为离奇，代表怪物头部的圆圈要么变得更大，要么省略。最后，竟然连头部完全被省略掉了，四肢从顺向曲折演变为反向的直角，有的连代表身体的宽带也省略了，只剩下了肢爪。
　　不知是否是为了强调这种怪物的四肢，它的形象最终超越了它的最初模样，彩陶上的怪物开始出现两层肢爪、三层肢爪、甚至四层肢爪。很明显，原始先民似乎在极力强调这种肢爪的神力，可是，如果照这样增加下去，一个陶罐上画不下了怎么办呢？
　　远古先民超凡的想象力居然在精神崇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这般不同凡响的形象，这让敏感的学者立即联想到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龙。
　　龙的图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让人再熟悉不过的了，龙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动物。但是，龙的形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而中国史前的彩陶文化似乎透露出了某些重要的线索。
　　说起龙，人们就自然会想到蛇。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彩陶上就出现过蛇的形象。在这件尖底瓶上，两条生动的写实蛇纹围绕着的是一个正面的人脸。整个构图充满了浓重的宗教色彩。
　　将人和动物画在一起，到底要说明什么呢？是想将动物的某种能力赋予人，让人变得更强大吗？
　　这里是甘肃省秦安县离大地湾遗址不远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不知从何时起，这个村子被叫做娲皇村。村民们相信，这里就是传说中华夏民族的始祖女娲的故乡。为了纪念这位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神，村民们在村前修建了一个女娲祠。
　　祠中供奉的女娲神像，被塑造成了原始先民的模样。
在离村头不远的山沟里，有一个山洞，很久以来，人们就传说这里就是女娲出生的地方。
　　距离娲皇村100公里远的天水市，从800年前的元代起就建有一座伏羲庙，里面供奉的恰巧就是传说中女娲的丈夫、另一位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
　　传说混沌初开之时，一场大洪水完全吞噬了整个人类，天地间只剩下伏羲和女娲兄妹俩，天神指引他们兄妹成婚，然后女娲用泥土捏造出人类，才使得华夏子孙从此得以繁衍。
自古以来，伏羲女娲的传说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这难道仅仅是个凭空想象的传说故事，还是有什么依据？这幅古画上的女娲和伏羲被画成了蛇身人面的样子，而女娲的娲，正好与“蛙”同音，伏羲的羲，与蜥蜴的“蜥”也是同音，这一切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没有想到，彩陶竟然为我们提供了猜想的信息
　　纵观历经几千年的中国彩陶，大量的水波纹以及与水有关的两栖动物、蛙、蜥蜴等爬虫类纹饰的反复出现，应该是体现了一种原始的宗教崇拜。有学者猜想：几千年前，当原始先民在与水患抗争的时候，或许先民们将战胜洪水的希望寄托在了带领他们抗洪救灾的氏族首领身上，期望他们具有蛙和爬虫类生物的那种驾驭水的神力；或许是因为部落的首领熟悉水性，因而使大家产生了崇拜，如果按照这种猜想，那么蛙和羲就应当是先民或者后代子孙赋予氏族首领的名字，将他们比作神灵。
??? 可是传说中女娲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故事又有什么依据呢？
　　1973年，考古工作者正是在传说是女娲的诞生地附近的村子里，收集到了这件六千多年前的立体人头型彩陶瓶，她镂空的双眼，目光深邃，整齐的头发，匀称的五官，使我们仿佛看到了远古祖先的形象，那么，传说中女娲团土所造的人，是否就是指这种人形的彩陶器呢？而她炼石补天所炼的五彩石又是什么？人们是否在形容烧制出的彩陶呢？
　　史前的传说虽然离奇，却也能让人捕捉到人类文明萌芽时期的蛛丝马迹。中国的彩陶文化前后沿袭了长达5000多年，历史学家把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时代称为史前，而谁又能否认，彩陶虽然没有直接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历史，却也在以它独特、夸张而抽象的纹饰，悄悄传递着古老的信息？
　　在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残片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刻画符号，如此众多的陶器上都刻着大致相同的符号，绝不是偶然，对此有不少学者推测，它们一定代表着某种意义。难道这些符号会是文字的雏形吗？
　　商代“殷墟”遗址中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了中国文字的发明年代是3000多年以前，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彩陶上刻划的符号，距今已至少有六千多年。如果这些刻画符号真的是文字的话，那么，汉字的发明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远古人类到底想用这些符号表达什么意思呢？是陶器主人的名字吗？还是用来区分每件陶器的用途？看来这些符号所要体现的真正意图，只能让我们陷入对远古人类无尽的猜想之中了。
　　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晚期，张牙舞爪的怪物纹饰的两侧开始出现大圆圈纹，圈内用各种网络纹分隔，有时在小方格中还会出现一些小黑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圆圈之间的神人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干脆从彩陶纹饰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著名的四大圈纹。
专家们分析，这个大圆圈实际上表示的是农田，网格中的小黑点是播撒在田地里的种子。
　　从这个陶罐的纹饰上可以看出，身着树叶兽皮的小人，正在撒种，微风将种籽吹得满天飞舞，它形象而生动地反映出了当时原始先民的田间劳作场面。考古挖掘证明，在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时期，原始先民在黄河上游黄土高原的台地上，开垦出了大量的农田，农业文明兴起。而在这一时期的彩陶纹饰上，则显示出代表农田的部分越来越大的态势。出土的彩陶更是大量出现了象征田地的四大圈纹，水纹几乎完全消失了。
　　奇怪的是，如今的黄土高原，气候干旱，农业远没有中原地区发达，但为什么在几千年前，这里的人们刻意要在彩陶纹饰中大量体现发达的农业文明呢？
　　科学研究表明，史前时期，黄土高原的原始生态环境暖温湿润，黄河流域的河谷地区林木繁盛，雨量充沛，适于农业耕作。考古发现证明，正是黄土高原孕育出了中国最早的农业文明。
　　而距今四千年前的甘肃青海地区，正处在当时原始农业最发达的阶段。农耕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既然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曾经在这里拥有过发达的农业、牧业文明，那么，它所派生出的丰富多彩的彩陶纹饰是否对华夏文明产生过什么影响呢？
　　五千多年彩陶发展历程的积淀，无疑让我们的祖先越来越懂得创造艺术之美，这也无形中奠定了中国绘画的美学思想和基本形式——用线条造型。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彩陶文化的纹饰中，80％都是以线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面对彩陶上无与伦比的线条世界，一个新的疑问产生了，远古先民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画出了这么美妙的图案呢？那个时候是否已经出现了笔呢？
* 神秘的中国彩陶（五）引自央视网站
这是一座看似普通的墓葬，墓主人是一位生活在六千七百多年前的远古先民。但是，当年在发掘的过程中，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了这些陪葬的小物件：这件看起来似乎是研磨用的石器很像砚台，这个陶杯的口沿上残留着红色，陶杯出土时，里面还装有一块看似颜料的东西。经专家辨认，这分明是一套制作彩陶的工具。这些陪葬品到底与这位墓主人有什么关系？他身前是否就是一位专门从事制陶的工匠呢？
　　也许这位生活在远古的先民正是我们发掘出的某件精美彩陶的制作者，他灵巧的双手曾经捏塑出圆润的陶胎，他专注的双眼曾凝视着他生活的世界、又将这个世界描绘在了彩陶上。原始先民究竟是怎么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制造出了如此美轮美奂的彩陶？他们的头脑中到底隐藏着中国原始彩陶一个怎样的制造之谜呢？
　　在陕西西安半坡博物馆的陈列大厅里，人们看到了远古人类制作的各种不同用途的陶器和丰富多彩的纹饰，彩陶文化所铺陈出的美妙世界令人不得不对远古先民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制作彩陶产生出无数猜想。
　　与大批彩陶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些制作彩陶所用的工具，它们也被收藏在这里展出。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难道原始先民就是用这些简单的工具制作出了那些精美的远古彩陶吗？
　　打磨器可以使陶胎的表面更加光滑细腻，砚台用来研磨颜色，陶杯则是用来调制彩陶身上那些迷人色彩的器皿。可是，人们很快在心中产生了一种疑问：为什么唯独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笔”这样的工具呢？
　　现代人在描绘陶器或者瓷器时，大都使用的是这种长豪或中豪的毛笔。
　　而这些数千年前的彩陶，他们身上那或粗或细的线条，或明或暗的色块，或抽象或写实的纹饰到底是用什么画上去的呢？如果他们也像现代人那样用毛笔绘彩，那么我们的祖先是否在七、八千年前就发明了毛笔了呢？
　　考古学家试图在挖掘中寻找更多线索和证据，但是始终没有突破。在原始墓葬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陪葬的制陶工具，但唯独找不到用于绘彩的笔。是因为“笔”这类工具过于细软而早已腐朽在泥土中了？还是原始先民当时根本就还没有发明笔呢？
　　彩陶中的黑彩主要成分就是赤铁矿与黑锰矿。红彩则主要由氧化铁组成。而出现在彩陶上的白彩，经X射线衍射分析，其主要成分是石膏或方解石。可是，在没有任何化学知识的前提下，原始先民是怎样将这些矿物作为颜料绘在彩陶上的呢？
　　在出土的一些原始人用过的石器中，考古学家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特制的石棒。看样子，原始先民曾经用它研磨颜料矿石。而出土的这些研磨石、研磨盘，无疑都是研磨彩陶颜料的成套工具。远古的制陶者就是用这种研磨器将矿物磨成粉末，再将研成的粉末用水调和成颜料浆。
　　这些矿物颜料最奇特的特性就是，在火的煅烧加热之后，他们会熔化，凝结在彩陶上形成斑斓的色彩，并且永不脱落。
　　数千年前这位陶工也许曾经就是用这双手将变换无穷的色彩和纹饰绘在了彩陶上。而这双手也许也曾经沾满了陶泥，又灵巧的制作出各种器形的陶胎。要了解更多关于原始先民如何在远古时代制作彩陶的秘密，恐怕还是只有去进一步探索那些埋藏在土地之下的生活遗迹。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的大地湾遗址开展了二十多年的考古发掘。人们在这里不仅发现了大量以彩陶作为陪葬品的墓葬，还发现了房址、窑址和灰坑等遗迹。而在原始村落遗址的住宅里，无意中的发现让考古学家大吃一惊。
　　没想到，考古工作者在大地湾挖到的竟是房子之下的房子，灶坑之下的灶坑，而且这是两个相隔了数千年的世界。
　　大地湾出土的彩陶，包含了史前各个时期的文化类型，上下跨越了三千多年，是中国彩陶名副其实的地下博物馆。而它的文化层分隔清晰，年代发展连续。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在这片遗迹上构建出几千年前这里的村落结构和社会发展形态，也同样能据此张开想象的翅膀，寻找到远古先民制作彩陶的秘密。
　　在大地湾出土的原始人类生活遗址中，有很明显的陶窑区，这里的许多痕迹默默的告诉人们，制陶的各种工序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被远古人类熟练的掌握了。
　　那么，原始先民到底是怎样制作出这些器形各异的彩陶器的呢？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泥土，什么样的工具，才使这些原始的器皿形态规整，甚至于拥有流畅的曲线的呢？
　　今天的大地湾遗址已经远近闻名，成为著名的彩陶之乡。这不仅是因为这里曾经进行过轰轰烈烈的考古挖掘，而是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竟然家家户户都在做彩陶。
　　这位居住在大地湾地区康家坡村的老人，做陶的手艺是家里祖传的。早年常做些花盆、瓦罐，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制作出了惟妙惟肖的大地湾文化彩陶的复制品。
　　距大地湾遗址不远的几座土山上，一种不同寻常的红色从土地的深处渗透出来。据说，这里就是远古先民制陶选料的场所。
　　大地湾出土的彩陶除了部分灰褐陶之外，大多都是红陶，也许正是与这山坡上的红土有关。实验表明，并不是随便什么样的泥土都可以制陶，有一种地质学上称之为“第四纪红土”，老百姓俗称的“红黏土”或“红胶土”才是最好的制陶原料。而大地湾的红色泥土正是人们所说的红胶土。由于盛产这种粘度很大的红胶土，生产建材一直是这里的传统工业，至今，当地人还在用它来烧制砖瓦和各种器皿。
　　陶胎是用黏土制作的，但从土到泥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工序。在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进行的现场演示中，我们可以看到，泥土先要筛选杂质，然后经过反复淘洗，直至沉淀出细腻粘稠的泥团，这样，黏土才能真正成为制陶所用的泥料。或许，数千年前的先民所采用的也正是这种民间保留下来的传统方法。
　　从出土的彩陶上可以看出，陶器的质地细腻、非常坚实，说明远古先民已经完全找到了处理黏土的技术，那么，这些陶器又是怎么样被烧制出来的呢？
　　根据相关研究资料，人类最原始的烧成工艺是平地式烧陶，或称平地堆烧。这种生产方式没有固定的窑址，选择一块空地将陶坯放在火上直接烧制，由于火力不匀，没有密封，烧出的陶器就会质地松脆，颜色不均。
　　随着制陶工艺的发展，人们发明了陶窑。
　　为了能揭开远古制陶的奥秘，大地湾文物保护研究所专门复制了一座原始陶窑，我们可以通过演示来了解原始彩陶烧制的全过程。
　　陶窑是衡量制陶工艺水平的主要标志，陶器的烧成温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陶窑的结构，通过比较发现，大地湾遗址的陶窑结构早在史前就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代的砖窑，这种陶窑，由火塘坑，圆形的窑室和中间的火道组成，密封很严，火力十分旺盛。据专家预测，窑内的温度可能高达1000摄氏度，这样的高温意味着什么呢？
　　在距今5000年的大地湾四期文化发掘中，人们发现了一座编号为F901的建筑，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它面积达130平方米的主室内，竟铺着一层由料疆石和砂石混凝而成的、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硬度相当于现代100号的水泥。那么，这应该就是已知最早的混凝土了。要达到混凝土的硬度，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先进的煅烧技术，尤其是保证煅烧的温度。事实证明，彩陶文化的蓬勃发展不仅仅有赖于人类创造力的不断开发，更需要实实在在的工艺技术基础。而大地湾彩陶文化的发展沿革也正是经历了不间断的上下三千年。
　　在今天的现代化都市中，有很多时尚休闲的陶吧，来这里娱乐的人，可以在这种迷人的旋转中随心所欲的体味创造带来的喜悦与情趣。这种手与泥土美妙的舞蹈，就是在转轮上塑陶的过程。
　　这种转轮极大的提高了拉制陶坯的效率和质量，使制成的陶胎圆润细腻，匀称规整。技术熟练的人在瞬间就能拉出瓶瓶罐罐的各种器形。
　　看着现代制陶的这一幕，有谁能想像得出，数千年前还没有电力转轮的年代，远古先民们究竟是否也是用这种轮制法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彩陶文明的呢？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转轮塑陶的方法，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进入到制陶工艺中的呢？
　　在彩陶出现之前的数千年，人类已经发明了陶器。将普通的黏土塑造成一定形状，等干燥后再用火加热到一定温度，使之成为坚固的器形。这也成为人类迈向新石器时代的象征。
　　专家猜想，在转轮被发明以前，最初的陶器形状，一定是原始先民受到了自然界的某种启示而创造出来的。
　　在出土的彩陶中，人们发现有一些陶器的外形与葫芦十分相似。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葫芦与彩陶的关系。那么，原始人类在制作陶器的时候是否受到了自然界葫芦形象的启发呢？
　　就像远古人类在陶器上画彩一样，在葫芦上雕刻是西北很多地方的一种极富特色的民间传统工艺。由于葫芦极易成活，发现彩陶的地区也大都是葫芦的产地。
　　葫芦本身就是一种天然的盛装器，它那浑圆的腹部仿佛是上天赐给人类的一次智慧的点拨，赐给彩陶的一个天然的模子。因此，有学者推断，最早的制陶方法很可能就是人们利用天然的葫芦做模具制造出来的。
　　在对早期的碎陶片进行研究时，考古学家发现，它是用泥一层一层敷贴而成的。这也许就是最早的制陶方法。
　　这便是原始制陶工艺中的模具敷泥法。它先将模具表面撒上一层细干土，以便制成后的陶胎与模具分离。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彩陶器都是用这种效率低下的模具敷泥法制作的。还有另外一种手制的方法叫做泥条筑成法，这种方法是先将泥料搓成泥条，再用泥条盘筑成陶坯。
　　在盘条的启发下，人类在漫长的文明发展中不断的改进制陶工具，直到转轮被发明，陶坯的制作技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
　　但是，考古学家在几个出土彩陶的主要遗址中，都从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原始先民使用转轮的痕迹。即使是在彩陶文明最鼎盛时期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没有发现转轮，那么，彩陶文化的大部分作品难道真的都是原始先民用手一点点捏出来的吗？
　　虽然人们至今尚未在考古挖掘中发现陶轮，但在大地湾的村民家中看到的这种祖传的转轮，却使我们对远古先民的制陶工具有了一些想像。这种转盘大多是木制的，中间有轴，有的转盘上面还刻有许多以正中为圆心的同心圆，这样可以将陶器的圆形制作得更为规整。这种转轮没有任何机械动力，只能靠人力转动，人们叫它慢轮。
　　甘肃秦安、甘谷一带的村民至今仍然使用慢轮制陶。这位康家坡村的康大爷就是在家中自制了这种脚踏式的慢轮，可以控制转速。虽是简陋的工具，康大爷却能操作自如，妙手生花。
　　不知这位生活在远古时代的陶工生前是否也曾像康大爷那样操作着这种简陋的制陶工具，更不知道他迷一样的一生中制作过多少彩陶。与他同时代的出土彩陶中还有一些体积巨大，形状怪异的器形。按照今天的物理常识分析，这种器形的制作难度是非常大的，一不小心就可能由于笨重或重心不规整而功亏一篑。那么，原始先民们又是怎样制造出了这种陶坯的呢？
　　我们按照专家的猜测专门作了一个试验，将大器型的彩陶分成上下两部分分别拉坯。随后再合为一体，果然奏效。
　　同样的办法也可以用在一些异型罐、鸟型罐的制作中。只不过还需要分成多次才能完成。
　　这件彩陶罐与其他普通陶罐不同，看上去像是一个没有罐口的完整的球体，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的罐口居然天衣无缝的扣着一个荷叶边的盖子，透出一种别致的美感。原始先民能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发挥出这般的匠心独运，足见在彩陶制作工艺上已掌握了更多技巧。这荷叶边的盖子分明是与陶罐分别烧制的两个部分，而他们的边缘可能在塑陶时就直接从一体中切离，再分头捏塑而成。
　　这件异型器的出土，起初令人颇费猜测。它既不是瓶也不是罐，两头都没封底，上面有一圈小的突起，这种异型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当人们仔细研究这件彩陶器的细部，发现它的两头似乎曾经有一层附着物在泥土中被腐蚀掉了，陶器上还有明显的耳朵，像是用来拴绳子用的。很快，它的形象让人们联想到甘肃地区的太平鼓。
　　难道这种器形奇特的陶器正是原始先民使用的某种乐器——陶鼓吗？
　　陶鼓的发现仿佛让我们听见了远古时代飘荡在原始部落中的乐音。
　　随着人们对陶器制作工艺的驾轻就熟，用陶做成的乐器似乎冥冥中被赋予了时空的悠远，陶埙就是一种典型的带有浓浓东方古韵的乐器，从它小小音腔中飘出的音乐永远透着一种动人心魄的空灵，仿佛在诉说着人类如何赋予了泥土灵魂，诉说着遥远和隽永的制陶的秘密。
　　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数千年前那辉煌的彩陶文明时曾经克服了多少困难。它的神秘正在于为什么这样一种诞生于水、火与泥土的文明偏偏会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绽放得如此灿烂。而更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段出现在人类童年时期的文明为什么会在很久以前就衰落了呢？在那历史的迷雾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 神秘的中国彩陶（六）引自央视网站
　　1928年，考古工作者们在山东辛丘县龙山镇发现了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龙山镇出土的陶器器壁薄，造型多样，秀美大方，是其他任何一个原始文化时期所望尘莫及的。这一切都源于快轮制陶术的发明。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陶工已经可以得心应手的根据各类陶器的不同用途和审美要求，运用对称、均衡法则进行精心设计。然而，虽然有这么发达的制陶技术，龙山文化出土的彩陶数量却极少，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磨光黑陶或红陶。
　　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在彩陶文化晚期，一旦使用陶轮，彩陶便迅速消失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制陶技术的提高为何反而使曾经经历过无比辉煌的彩陶文明在史前时代就走向衰落了呢？
　　沿黄河西行，在距离龙山文化彩陶遗址数千公里的甘青河湟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挖掘出另一种彩陶文化类型，那就是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洮河北岸齐家坪的齐家文化。它与龙山文化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素陶的数量远远大于彩陶的现象。而龙山文化的年代已处于彩陶文化中晚期，可是按照考古学通常的认识，素陶应该是先于彩陶出现的。怎么这个时候历史似乎倒退了呢？那么，齐家文化的陶器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就在一处齐家文化的墓葬中，人们挖掘出了一面铜镜，经鉴定为青铜制成，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饰有花纹的青铜镜。随后，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更多青铜器，他们均与齐家文化出土的素陶属于同一时期的文化层。
　　齐家文化中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使人们更加迷惑起来，本应产生在彩陶之前的素陶竟然与青铜器出现在同一个年代。
　　距今四千多年前，华夏大地上出现了青铜器，这也正是大约在齐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中晚期阶段。青铜器的发明预示着新石器时代的又一个重大的飞跃。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掌握金属的冶炼技术，并且铸造出比陶器更为坚固的器物。那么，彩陶的衰落是否是因为青铜器取代了它的位置呢？
　　如果说彩陶的衰落仅仅是因为青铜器将它取而代之的话，另一个疑问又会随之产生：彩陶在陶轮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已从家庭副业转为一个熟练的手工业部门，生产成本应该大为降低，而青铜器作为新兴技术，其冶炼制造成本反而很高，人们又怎么可能轻易舍弃彩陶呢？如果说青铜器取代了彩陶，那到底是取代了彩陶的什么方面呢？
　　陶器最初是作为原始先民重要的生活用具而被发明出来的，人们用它来盛装东西，烹煮食物或者祭祀。直到彩陶的出现，一种遥远神秘的色彩纹饰才从此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将人类最质朴的审美情趣点缀到了这些日用品中。由于这一精神元素的注入，彩陶身上的纹饰由写实到抽象，成为远古先民表达信仰、崇拜和祈愿的载体。在出土的彩陶中大部分都只在上半部画彩，但是还有一些陶器全身都画满了彩。
　　既然彩陶在当时已有了普通日用品和高档的艺术品之分，那么，到底都是谁在使用它们？能拥有满彩陶器的人是否就意味着身份地位上的尊贵呢？
　　在很多原始社会晚期的先民墓葬中，人们发现有一些墓葬里陪葬着大量的彩陶，多的竟达上百件，而有的却只有少得可怜的一两件陪葬品。这说明这个时候的原始氏族社会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彩陶，成为了衡量贫富的一种标志。
　　在出土的彩陶器中，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彩陶身上都出现了这种排列规整的小孔，而且这些小孔带有很明显的工具钻过的痕迹，很有可能是用骨针之类的硬物钻出来的。这些小孔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经过仔细研究，考古学家判断这些小孔之间曾经用皮绳或者麻绳串联在一起，其用途其实是为了把破碎的陶器重新拼接修补完整。
　　也许彩陶在当时真的属于很贵重的物品，所以人们才会这么珍惜，甚至想到修补。当时的彩陶工艺还没有出现轮制法，一件彩陶的制作要经过炼泥、筑模、盘条塑坯、打磨器壁等繁复精细的手工制作，在陶器上绘彩更是倾注了制陶者全部的心血。
　　这种彩陶器出土的时候是一堆碎陶片，当考古工作者把它们拼接起来以后，才发现它们原本就是连在一起的，上面还有一个动物的雕塑。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中国最早记载酒的典故中说到尧舜时代，酒已流行于社会。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双连杯其实是酒具，但又不是普通的酒具，而是礼仪用具，为部落间结盟时领导者对饮所专享，以象征和平友好。也许在沟通和好之前，两个部落之间曾经有过矛盾或战争，如今化干戈为玉帛，信任十分重要，因此，双连杯之间开有孔道，这样两个部落首领既避免了嘴对嘴共饮一杯酒又可以不必担心酒中有毒，正所谓“生死之交一壶酒”。
　　贫富的分化，阶级的产生使彩陶的意义也相对于它诞生的母系氏族社会有了明显的转化。因为它的制作繁琐而精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属于财富的象征，它的视觉形象又可以表现权力的尊贵。但是，当青铜器出现了以后，人们发现这种更为坚固、稀有的器皿方能更加表达出人们对财富与权力的崇拜，满足人们对拥有某种奢侈品的虚荣。于是，青铜时代终于不可逆转的取代了彩陶时代。
　　然而这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疑问：青铜器的产生固然对彩陶是一个冲击，可是彩陶毕竟前后发展了数千年，它的艺术底蕴是由一代又一代陶工传承积淀而来的。青铜器时代来临了，这些陶工都到哪儿去了呢？他们不太可能全部涌向新的制造业，更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丢掉饭碗，或者甘心情愿的舍弃美丽的彩绘世界一心制作素陶。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我们必须先来弄清楚，在彩陶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制作彩陶呢？
　　相比起青铜器，彩陶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加温婉。它总能让人联想到泥土的芬芳和远古先民河边打水的景象。彩陶身上那些丰富多彩的纹饰也在无形中透露着制陶者的心境，稚拙而生动的万物生灵、天真而懵懂的日月星辰，那种河水般流淌着的波浪纹，那种虔诚的对蛙类的崇拜，还有抽象而不失规整的视觉审美以及细密精到的线条与色块，彩陶的世界里没有惨烈的战争，没有狰狞的野兽，是什么人描绘了这和谐美好的世界？
　　彩陶产生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只有当人们开始在定居生活中积累粮食，集体协作进行耕种和狩猎，这样，随着生活的稳定，他们才会有闲暇的时间制作陶器，甚至在陶器上绘彩。
　　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情感更为细腻，表现的手法也更为柔和。也许女性制陶的说法的确令人信服。就连古老传说中也有女娲团土造人之说，这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团土的过程就是在制作陶器。女娲其实也就是整个母系氏族社会的象征。彩陶最初的制作者，也许本来只是一些闲暇时作些家庭副业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女人们。
但是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彩陶业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有一群专业的陶工从学徒开始一辈子从事这一行业，人们的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制度自然也开始不断改变。
　　相对于女娲来说，传说中伏羲的形象就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象征。相传伏羲为推动农业进步，社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其中还包括改革原先氏族的政治制度和嫁娶制度。这些传说似乎与原始社会发展的历史不谋而合。
　　天水，素有“羲皇故里”之称，据古史传说：人文始祖伏羲生于“古城纪”，这个“古城纪”也就是今天的天水一带。
　　天水市里的伏羲庙，娲皇村的女娲庙，这些历史文化的地理坐标让人们把天水视为华夏文化的起源地，而这一切似乎并不是空穴来风，天水附近大地湾遗址的发现使这座地处甘肃东部的文化名城找到了更多历史依据。难道伏羲在历史上真有其人吗？他和彩陶的兴衰又有什么关系呢？
　　距天水市东北方向一百多公里的缓坡山地上，就是大地湾遗址。已发掘出的一万三千多平方米的文化遗存表明，这里曾是一个庞大的先民聚落群。
　　那么，传说中的伏羲会不会就是当时活动在这里的一个部落的首领呢？我们可以肯定古史中提到的伏羲出生地“古城纪”就是今天的天水地区，而伏羲部落至少是这一地区主要的或者最强盛的部落。大地湾遗址正处于天水地区，也就是“古城纪”的中心地带。
　　这连续3000年不间断的原始生活遗迹同时也给人们呈现出了一个清晰的远古彩陶文化的发展脉络，可以说大地湾见证了彩陶的兴衰。
　　在大地湾四期文化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大型的房屋遗址，根据碳素考古测定，这是距今5000年的一座建筑遗迹，总面积达到420平方米，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它并不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部落中的大型公共用房，只有一间大房作为公社成员议事活动的场所，它是一个多间复合式的建筑，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这样一座原始宫殿到底是供谁居住的呢？
　　大地湾遗址不同时期留下的遗迹都在告诉我们，彩陶文化是怎样宿命般的从人类童年那财富共享的氏族公社时期被逐渐卷入贫富差异与等级划分的社会。
　　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和阶级的产生，彩陶文化也体现出了一种多元性。颇具现代绘画视幻效果的点纹和黑白间隔纹在彩陶中丰富地变幻着，这种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场垣、距今四千年前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马场类型彩陶，成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中最后的绝唱。
　　彩陶文化在这样的巅峰状态怎么会随后就急转直下迅速的衰落和消失了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社会的变迁吗？是否还有什么别的不可抗力呢？
　　就在与马场垣遗址同属于青海省民和县，相距不远的一个名叫喇家村的地方，当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一座齐家文化的房屋遗址时，竟然看到了十余具作求生状的尸骨遗骸，场面残不忍睹，触目惊心。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是战争，屠杀还是天灾？这群人又都是什么人呢？
　　经考古测定，这群人是生活在距今四千年前的原始先民，可是，在四千年前的某一天，这群人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体死亡了。这种景象带给人们重重的谜团。
　　考古工作者对挖出的遗迹进行了分析研究，从这座埋葬了十余人的大房子来看，显然，房子在当时发生了坍塌。他们应该是在危险来临之时躲进这间大房寻求庇护的，却没想到还有更强大的外力连房屋一起摧毁了。
　　在这间大房子中，人们还发现了一对母子的尸骸，这位母亲将自己的幼子掩在身下，双手紧紧地搂住孩子，抬头绝望的作最后的挣扎，历史凝固在了这死亡的最残酷的一刻，一切迹象表明，这里一定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天灾，人们甚至连一点逃跑的时间也没有。
　　齐家文化彩陶的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正值传说中夏王朝之前的洪水时期，古籍记载在尧为首领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浩浩滔天的洪水。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曾写道，当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也许，喇家村大型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洪水和地震的遗迹，正见证了发生在四千年前，惊天动地的自然灾害。
　　洪水吞没了大量的农田，这使得已定居生活为基础的彩陶制造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以素陶为主的齐家文化出现了适合于流动生活的圜底和三足的陶器。考古学家还在遗址中发现了马骨，马的驯养为游牧创造了条件，也意味着游牧文化在这个地区逐渐兴起，这一时期的彩陶纹饰上出现了草原文化的痕迹。
　　这件人形陶塑出土于青海，令考古学家们感到诧异的是，它所雕刻的人物形象分明是一个高鼻梁、凹眼睛，典型异域外貌的原始先民。
　　不知陶塑中的人物形象是否曾是在这里游牧的某个部族的首领。而古往今来，甘肃青海的黄河流域有许多游牧民族在这里生活，羌族、鲜卑族、蒙古族、藏族都曾先后活跃在这一地区，延续不断地共同劳动创造。
　　中国彩陶自甘肃大地湾发源地向西发展的一条血脉，也就在大洪水之后，随着这一地区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渐渐淡出了历史。与此同时，中国彩陶文化沿着黄河中下游发展的另一条分支，与中原青铜器时代交叉。虽然此时彩陶的精神寓意有了青铜器作为替代品，但中原地区的气候依然适宜农耕，因而制陶技术也不断提高，可为什么彩陶的数量却越来越少，直至走向衰亡了呢？
　　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了龙山文化中出土的素陶，他们发现在有些素陶中其实带有一些彩，只是这种彩早已随着岁月脱落了。怎么这里发现的素陶，还带着些残存的彩绘痕迹呢？
　　原来这样一种素陶是作为彩绘陶流传于世的，只是色彩难以保存。彩绘陶的出现使人们可以在素陶的表面随时绘彩，祭祀庆典时就临时绘上表达祝福、祈愿和吉祥的图案纹饰。由于彩绘陶是在陶器烧过以后上彩，因此，所绘纹饰可以被清洗掉，反复着色。这样一种风尚在那个年代十分盛行，但是彩绘陶无法像彩陶那样保存久远，这便是为什么在彩陶发展的晚期，反而会出现大量素陶的原因了。
　　大洪水、青铜器和彩绘陶的出现也许都客观上导致了彩陶的衰亡，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历史前进的必然脚步。当人类童年初期那些还在天真的敬畏着万物生灵的先祖们在陶器上涂抹上第一笔色彩，人类的智力、审美和思想就在不停的飞速发育。
　　彩陶虽然在几千年前就消亡了，可是彩陶留给后世的影响并没有消亡。今天，我们身边的几乎所有的文化要素，都或多或少的带着那个梦一般遥远的彩陶时代的印记。神秘的中国彩陶，它所有的谜底都在为我们找寻华夏文明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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