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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人收藏)昨日，诗人忆明珠辞世
​昨日，日，诗人忆明珠在南京逝世。我并非诗歌界中人，对老先生也没有特别的交往和感情。但听韦锦兄说起，他十分钦佩这位老诗人，并且郑重推荐评论家唐晓渡的忆明珠传略。中午时分，抽空在中国作家网上找到这个缩略，一口气读完，大受震动。只是网上所载不全，颇有些遗憾。
读罢这未完的篇章，我给韦锦回了一条微信：
“尽管我与忆明珠先生不是同一时代人，他有与我截然不同的经历，有令我高山仰止的文学成就和灵魂高度，但有些心路历程我却从他身上找到了惊人的相似与共鸣，太奇怪了。让我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个别地方甚至会灵魂出窍，头皮发麻，能合二为一，几乎不能自已。真是不可思议。晓渡兄乃是解人，借他的桥梁，我找到了与忆明珠老先生灵魂的相通之处。坦率讲，我以前知道文学界有忆明珠这样一位诗人，但却没有认真读过他的作品，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也感谢老兄，这篇文章给我开启了一扇窗。了解忆明珠，也更多地了解了我自己。”
也许这也是一种缘分。大约是老先生不肯把他的养分一次给我，即使他慷慨给了，我也一次消化不完。我就先读这些吧。
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诗人，读他的作品，看他的经历，许多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忆明珠先生九十高龄仙逝，当属喜丧，是不必要哭泣的。但是寻个安静少人的地方，痛哭一番，却可以释放自己的灵魂。不为他，而为自己，为很多的人，甚至为我们的民族，释放灵魂。
下面是老先生的书法，字也写得真好！
我深深地为自己以前不了解忆明珠先生感到遗憾，感到耻辱。
——以下转发中国作家网那篇并不完整的《“一瞬光中我暂住 ”——忆明珠评传缩略》
“一瞬光中我暂住”——忆明珠评传缩略
作者：唐晓渡
　　黄仲则诗云：“事有难言天似海，魂应化尽月如烟”，此乃历经沧桑者蓦然回首之心声。忆明珠诗云：“一瞬光中我暂住，一朵花前我长埋”，角度虽异，气息相通却一般无二。以此观之，则“评传”云云，是欲以一掬而穷沧海，缘一篆而摄月魂，不必动作，其虚妄已自明于心；虽然，于理有不可言者，于情却有必言者，实因此中有不得不言者也。故小子不揣浅陋，以万言敌一瞬，不求望其项背，但求存其尘埃，此亦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
　　忆明珠本名赵镇瑞，又名赵俊瑞，1927年生于山东莱阳西南岩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当地，赵家的声名颇为响亮。清代开科取士第一批进士中即有赵门的成员，其后累有出仕为官者。至父辈，虽屡遭劫难之下，昔日盛景早已不再，但仍有相当产业，且尊崇文化道德的深厚门风依旧。不用说，其中艺术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又以书画为甚。忆明珠的童年经验充满了墨色和线条的流韵。据他回忆，其高祖擅工笔花卉，祖父亦然，四尺宣一裁二，画罂粟可占满画面，；且写一手漂亮的黄体，不仅秀气，而且很有锋芒。祖母虽不识字，却也知道唐代有个吴道子，明代有个唐伯虎。父亲或无收藏之癖，然所藏中多有珍品，如石涛的大幅山水、郑板桥的兰竹条屏、邹一桂的工笔牡丹等；对这些他爱惜直如身家性命，同时他又是个趣味纯正的鉴赏家。母亲原为当地另一望族姜门之后。姜家明清之际曾出姜垓、姜兄弟，世称名士；姜之子姜实节，以及后来的姜古汀，都是当时名重一方的画家，故自有一脉文采风流传承。至今忆明珠还对外婆的水墨牡丹心仪不已。不过他印象中更亲切的却是母亲关于色彩格调的“雅”“俗”之论，以为自己的艺术启蒙即以此为发端。我曾见过他珍藏的母亲遗绣两件。一是绣着“蛱蝶杂花”的云肩，一是绣着“麒麟送子”的围兜，无论设色做工，皆堪称上品，于大雅大俗、精细入微中透出一股清纯如兰的淑女风韵。这，又是一切“雅”“俗”之论无以替代的了。
　　这样的家庭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一所文化艺术学校。忆明珠自幼耳濡目染，声气往还，不免慧根早发，注定要与诗、书、画结下一段难解之缘。不仅是他，他的众多兄弟姐妹不同程度上也都如此。
　　但崇诗书、喜瀚墨并非是这个家族的唯一传统。前面说到的那位清代最初一批进士中的赵门成员，其子嗣中就有好几个做了武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赵门”后来却被卷进了清代轰动一时的“于七造反案”。赵氏祖上更出过一个大名鼎鼎的“造反”人物赵均用，是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主谋之一，全盛时称“永义王”，纵横江淮一带，十分了得。“文革”结束后忆明珠曾请朋友代刻两枚闲章，一曰“红巾之后”，一曰“永义王裔”，别无深意，无非是想与“文革”中衮衮造反诸公事后开一个小小的历史玩笑而已。不料那位朋友刻了第一枚，第二枚就沓若黄鹤了。原因很简单：他惧怕这枚闲章会被指为某人脑后生着“反骨”的“物证”（那样他就成了“人证”以至“同党”）；而那厢里忆明珠却正因反思大多当代文人何以会风骨全失，以至骨软可卷而痛心疾首呢！
　　十一岁那年忆明珠和哥哥一起到远离家乡的张家灌小学读书。暑假回家，心思缜密的父亲早已把家中的南书房“待月山房”收拾得窗明几净。父亲说：“你们读高小了，在前清时代，差不多顶个‘秀才’吧。假期里要读点古文，有古文打底子，白话文才能做得好”。自此但逢假期，父亲每天均为两个儿子讲授一个时辰的古典文学，数年不缀。
　　这一节家学渊源对类似忆明珠这样门第出身的人原很平常；父亲的教学方法亦乏善可陈：既不提问，也不发挥，大略讲解词义后，便要求孩子朗读，直至背熟。有意思的是他对文章的选择。据忆明珠回忆，他用的教本是《古文观止》，可能还有《古文释义》；然论基本不选，记事文也选得很少，其重点显在抒情一路，尤重浸透了人生大悲苦的沉郁顿挫之作：开讲第一篇就是李密的《陈情表》，其情也哀，其词也切，读后令人久久不能自拔。在周秦散文中他宁简于《左传》、《国策》而决不忽略屈原、宋玉；对文思浩荡、议论风生的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只选其《祭十二郎文》、《送孟东野序》等，却排斥了著名的《原道》、《原毁》诸作；柳宗元文也只取其《捕蛇者说》及几篇游记。宋人中他推崇欧阳修或更甚于苏轼，盖因欧阳修是一个深于情者，其《陇岗阡表》、《祭石曼卿文》都是血泪浸过的文字。至于《醉翁亭记》等，抒情、写景、说理融合无间，情之所在即景之所在，理之所在，景与理皆化入情绪境界，在有宋一代文章中高标特出，就更不必说了。
　　在《待月山房幼读琐忆》一文中忆明珠曾比照郑板桥在训导儿辈习文问题上的“公”“私”之论，认真体察过父亲于这种取舍中隐涵的心意。郑氏在家书中云：“论文，公道也；训子弟，私情也。岂有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者乎？故韩非、商鞅、晁错之文，非不刻削，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弟学之也。郊寒岛瘦，长吉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弟学之也。私也，非公也”。忆明珠写道：
　　我们家中藏有《郑板桥集》，父亲又好读名人家书，他不会不注意到郑板桥的这段话，也会深表赞同。但他仍将一些衰飒凄厉，惨怛伤感的文章推荐给我们，特别祭吊一类全选给我们读了，这当然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熟悉文体。可以设想，父亲必被这些文章所抒发的人生之大悲苦深深地感染了，故而宁愿后来者也能够领略这悲苦，这可能学会仁慈和谅解。他不惜让我们在小小年纪便坠入古人所抒发的那种生离死别的沉痛里去！
　　在忆明珠看来，父亲较之郑板桥要高明得多。经他精心取舍的古文课事实上成了孩子们的人生预科：“‘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便是因习读了这类古文而习读了人生之‘愁’，从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地充实了、发展了对人、对人的命运的恻隐和同情”。然而仅止于此吗？透过引文中诸如“……但他仍……”、“特别祭吊一类”，以及“宁愿”、“不惜”等用语，我们分明可以感到忆明珠还有更深一层的体察没有说出，也许是不忍说出。无需费以特别的猜测揣摩便能理解，叠遭乱世的父亲对即将投身同一乱世的孩子的命运必有所担忧，甚至有某种隐隐的预感；因而指望那些他精心选择的文章能象种牛痘一样，帮助孩子们事先形成对往往无可选择的人生的某种免疫力。假如真是这样，那么忆明珠日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映证了他的担忧和预感，这究竟应该被视为一种不幸，还是一种冥冥中的劫数呢？
　　待月山房中的古文课渐渐成了自学课；哥俩的兴趣也慢慢有所分别：哥哥开始专攻国画和英语，忆明珠则转向了古典诗词。首先背熟的当然是《唐诗三百首》，但最让他醉心的还是《楚辞》。与此同时，他也陆续读了一些当代诗人，诸如郭沫若、闻一多、朱湘、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等的新诗。尽管新诗在艺术上远不及古典诗词富有魅力，但由于作者、读者共处同时代的大生态环境，容易产生心灵的相通和共鸣，故反而更多地为忆明珠所喜爱。终于，在山东第十一联中读高一时，他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新诗习作。那是在地理课上，灵感倏忽来去，正如诗题《流星》：
　　流星打哪儿来，/打哪儿去？/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相离？//反正我心中已得着了慰籍，/不知那流星却是怎的！
　　诗的前两句很容易令人想到高更那幅著名的画。仅此一端，便可约略窥得这位当时年方十七的少年心中所思。此后两三年内忆明珠的新诗习作大都充满了这种难言的青春愁怅和哀时的忧伤。如《夜的一半》：
　　我醒来是正夜的一半，/怅惘得如朵的白云难言。/我披起那大的黑衣裳，/夜
　　的雨在冬青树上响。//辛苦的旅人殷勤彷徨，/雨湿遍了美丽的街巷。
　　再如《答问》（残篇）：
　　你问我：什么时候才不愁？/等着吧！等到星星生了锈！
　　发表在墙报上的《大风》曾令一位青年教师读后大恸而返。可惜也仅存根据记忆整理的残篇了：
　　黄昏以后的大风呀！/你号啕自辽遥的深谷，/你听否哀时的诗人歌声正苦！/……/千山的鬼火色明如蓝灯。/黄昏以后的大风呀！/请回留于深茂的林中，/那里有年青的寡妇陪你并哭，/有赤的犀、白的熊不休地颠扑！……
　　这些诗明显地受戴望舒的影响。事实上戴也是忆明珠最喜爱的新诗人。《大风》中的“蓝灯”意象便是来自戴诗。《失题》残篇四句“我爱我恋人的住家，/华美如一座银塔。/中夜的月光落在窗前，/照见她哀怨的不眠”，更是于戴诗华美凄艳的音韵色调形神兼得。由此既可看到戴所服膺的法国象征主义诗风的渗透（其时忆明珠已读过例如《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外国文学作品），亦可见出古典诗歌如李商隐一路的传承。
　　幼时即耳熟能详的民谣同样在忆明珠这一时期的诗歌中留下了踪迹，为此还留下了一段小小的隹话。他曾听妹妹念过一首民谣，当时只觉得优美绝伦，以致数十年后还能几乎一字不拉地背出
　　刮大风，搂豆叶，/一搂搂个小二姐。/二姐二姐你十几？/管俺十几不十几，/麦子开花过生日。
　　一次作文课他大胆交了一组小诗充数，照规矩这是不能允许的，不知为什么老师却对他网开一面；但初读评语时他吓了一跳，因这组诗最后一首的末句直接挪用了上引民谣中的“麦子开花过生日”，而老师紧接其后批曰“想入非非”。他想这下栽了。再定睛看时，后面还续有三字“有诗才”，却又连同前面的“想入非非”，成了一句莫大的褒奖了。大受鼓舞的忆明珠旋去老师（建国后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的阎仲容先生）府上请教，他又当面称道了一番，甚至说：“在胶东，如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你这样的诗来”。如此的嘉许几乎使忆明珠感到眩晕，当然也免不了内心窃喜。有了这次经验，他在日后的创作中一直非常注意从民歌民谣中汲取养分。也可以说，他早就自发地以自己的方式践行了后来被尊为经典的“在民歌与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道路。
　　在十一联中读书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是忆明珠诗歌创作的第一个喷涌期，遗憾的是，这些他一直珍藏在身边的诗稿却毁于抗美援朝时的一次敌机轰炸。过多地着眼这些诗在艺术上的成败得失并无太大的意义；我更宁愿说它们半是对待月山房家学的无意识反响，半是一个热血青年置身历史和人生的重大关口必须于混乱与迷茫中作不间断选择的心声。此中消息，甚至从他当时所取笔名“绿芜”中亦可见出——绿而芜，芜而绿，这不正是青春期生命的骚动不宁而又充满生机的写意吗？然而，将１９８５年他根据记忆整理出的《绿芜少作残稿》与他85年前后所写的《述怀》、《秋怀》、《晚花》、《书空》等诗两相比照，并证之他其间半生的经历，却会令人惊讶地发现，前者中相当一部分具有“诗谶”的性质。生命的悲剧性一至于此，夫复何言！关于这一点，我在《血鸽、墨花、银蝶和佛头》、《忆明珠：无往而不自得》等拙作中已有较详细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忆明珠于1945年清明前后至1946年6月初两度参加国民党军队并不能被简单地归于“误入歧途”。事实上，面对外寇入侵、山河破碎的现实，他早就存有从军治国的念头。在莱阳中学读初中时的校长叫宋景周，后来才知道是个中共地下党员，有一次纪念周训话，恰逢“双十节”，他念了一副对联曰“国虽不国，庆还要庆”，当即在台上痛哭失声；而台下忆明珠也双泪长流，恨不能将一腔热血直泼出去。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没断了研读《孙子兵法》，曾暗暗立志要当个将军。我想这也是他从未后悔有过那么一段经历的原因。
　　他是随一位堂哥参加国民党军的，初充上尉附员。后又参加另一支国民党军，充少尉附员。至46年6月初被解放军俘虏，前后时间加起来不足十个月。
　　忆明珠生来心高气傲，自视“千金之子”；现在突然成了“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不免感到莫大的屈辱，一时只有一个念头，即“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态度极其强硬。被俘登记时他坦言信奉三民主义，反对暴力土改；在胶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集训期间，仍向管理他的一位班长公开表示：蒋介石坏，但三民主义并不坏。他还是要回到国统区，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去。那位班长笑他太天真，说国民党毫无希望，你无能为力。忆明珠答道：“这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这种敌对情绪部分来自他的性格和境遇，部分来自他所受的“正统”教育。然而，正如亲眼目睹国民党军政的腐败透顶，他内心早已深感失望一样，在理性上，他也从来不愿意毫无道理地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观点。中学期间他的思想其实相当左倾，不仅偏爱左倾文学作品，高中时更私下读过胶东解放区联合出版社出版的诸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吴黎平的《唯物史观》等进步书籍，尽管对许多概念不甚了了，但颇觉为其所吸引。一次考“公民”课，有题问“什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竟无所顾忌地回答“阶级斗争”，也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故被俘后他并非没有思想斗争，有时甚至还非常激烈。被押解途中他曾得诗两句：
　　给我一掬清凉之水吧，/我干渴！
　　两下不能互相说服之际，他唯有利用学习的机会，认真研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他几乎是手不释卷地阅读所有能接触到的报刊，包括国统区的一些中立报刊。在学校时他都没有这么用功过。
　　他不相信共产党会允许不向它低头的敌人存在，因而每天夜间都准备被拉出去处决，但每天清晨又都安然无恙地醒来。这多少令他感到奇怪，甚而好奇。有一天，或许是出于疏忽，或许是故意为之，那位班长外出时将他的笔记本丢在了桌上。抑制不住好奇心的忆明珠偷偷翻开一看，恰好那一页写有对他的思想分析，大意是说赵某正统观念强烈，因系青年学生，单纯，有正义感，追求真理，可争取为革命所用云云。忆明珠读了又是佩服又是感叹：佩服的是这位班长的眼力和公正；感叹的是共军连这么一个小小的班长都懂得争取人心，都懂得即便对俘虏也应一分为二，不一棍子打死，遑论那些更高的领导者呢？他们的力量一天天壮大，不是没有道理的呵！他不禁忆起有一天躺在床铺上，听外面的战士在唱：“敬爱的毛泽东同志……”，当时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他从中听出了这些人对自己领袖的由衷热爱之情，听出了从领袖到群众，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的平等而亲切的关系，而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可想象的。
　　他猛然感到又有诗意来袭。他写道：“我的敌人是强壮而俊美……”。
　　承认敌人强壮并不难；难的是承认他的“俊美”。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从美的角度向自己的敌人献上由衷的赞辞，怕也只有一个真诗人才能做到；而美的判断任何时候总是比思维的判断来得更加有力和不可抵御。因此，尽管忆明珠仍不想低头，甚至告诫自己谨防被“软化”，但这告诫本身，却已表明他已经被“软化”着了。
　　那位班长似乎注定要当他的“渡者”。此后不久，有次忆明珠扭了左脚，适逢晚上有剧团演出，他来动员忆明珠去看。忆明珠心想，你们的戏无非是骂国民党，叫我把挨骂当娱乐，我才不干呢。便称自己的脚不能行动。谁知他听了二话没说，就地一蹲，硬是背上忆明珠就走，一口气走了好几里地，直把他背到戏台前。伏在班长的背上，忆明珠的心情既感动，又沉重，又悲哀：一个共产党的战士，为了扩大自己党的力量和政策影响，竟肯弯下腰来背他的“阶下囚”！这样的仁义之举，当不止出于个人的“好心”，其背后必有历史的大势；只此一端，国民党的必然垮台，共产党的必然战胜，大约就是难以更易的了。无论双方较量的时间会有多长，最后的结果只能如此。随着班长脚步的颠簸，他觉察到自己内心的防线也在一步步走向崩溃，自己正一步步真正成为共产党的“俘虏”——被其从思想和精神上所俘获。暮蔼中他禁不住又一次双泪长流。这泪，大概也是他洒向原来所属阶级的惜别之泪吧。
　　（数十年来忆明珠叠经坎坷，内心却始终保持着对那位班长的深深敬意。他叫张俊东，据说以后曾在西安工作。）
　　所谓“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其枢机在于立场的转变。那晚演出的剧目是《白毛女》。尽管他自幼便同情穷苦人，以至见了乞丐往往吃不下饭，但似乎是从那晚起，他才开始正视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甚至觉得自己作为剥削阶级的一员，对杨白劳父女的悲剧命运也负有一份责任。他一边看戏一边热泪横溢，回来后还写了一首诗，结尾第一次透露了他向劳动者阶级皈依的消息：
　　白毛女，/我为你歌唱，为你忧愁，/为你流血，为你断头！
　　但给忆明珠的思想转变以最终一促的，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关于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区别的论述。毛的雄辨不仅彻底摧毁了他先前的政治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让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圣贤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47年国民党军攻陷延安，同时大举进攻胶东。教导团撤退时需疏散一批人，再征求忆明珠意见时，他表示愿意留下，由此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以后一段时间是他情感上最痛苦的时期之一。部队干部疏散到地方，最早他被分在青岛武工队，复转至五龙独立营，活动范围就在家乡附近。晚上向敌人喊话，不止一次路过家门。忆明珠自幼与父母家人感情深笃，七、八岁时读《诗经》，一次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顿觉不能自已，只想扑到他们怀里大哭一场。现在意识到分属不同的阶级营垒，至少在思想上必须划清界限，却又如何一下子划得清？如此和原阶级恩怨不断，个中滋味，不说可知。他想到革命是很残酷的，几千年的血仇要报，家里人可能被杀被斗，自己恐怕终究爱莫能助……就这么钻着牛角尖想下去，最好的结局只能是：战死沙场，杀身成仁。他又一次渴望牺牲。
　　但无论感情上怎样痛苦，他对自己的选择却未曾有过哪怕片刻的动摇。他是一个服膺真理的人，而现在所有的真理都归于革命。相对于革命带给他的新生感而言，那种与昔日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余绪毕竟只是些余绪。战斗的间隙他在一位同学的纪念册上题诗写道：“友啊，/虽说我们出身自肮脏的茧壳，/然而我们现在的芳名叫蝴蝶”。那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四十年后他会颠倒重写这些诗句：“友啊，/虽说我们一度芳名叫蝴蝶，/然而终究又回到了那肮脏的茧壳”。
　　部队反攻后忆明珠归队，在华东军区教导总队历任班长、排长、干事等职。50年冬随部队赴朝鲜作战，任九兵团通联处干事。
　　这一时期他尽管也在断断续续地写诗，但数量很少。如果说情感的转变较之理性总要滞后一步的话，那么艺术上的转变就更慢，并且同样、以至更加痛苦。说来那时并没有谁对他写诗这档子事说三道四，但他总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喜欢的抒情笔致认作是“不合时宜”。一位他所钦敬的上级也曾写过诗，并且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有次偶然谈起，方知他也极喜戴望舒，两人一拍即合，交流了许多心得，不想最后他说：“不要背这个包袱。我把我的诗都烧了”。忆明珠当下愕然，但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他这一阶段、包括前此的许多诗后来都记不得了，看来与此不无关系。心理学上叫“故意遗忘”。
　　忆明珠在朝鲜战场上写的诗最初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意绪。直到51年夏读到《解放军文艺》上张立云关于“革命英雄主义”的文章后，才觉得不太对头。当时他刚刚写出《信》和《苏可海斯蜜打》不久；比照张文，他发现自己未免过分缠绵了。现在这种“过分缠绵”的东西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命名，叫作“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不好”，他想“确实应该多一些英雄主义的东西，也才对得起那些流血牺牲的战友。”。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风华正茂，正在发奋攀登人生的高峰，并不难找到和这“时代精神”的契合点。然而没过多久，国内的镇反运动波及到朝鲜前线，猝然降临的意外打击一下子使他从山腰摔到了谷底。
　　在写于87年的《重温〈门槛〉》一文中，忆明珠详细记述了事情的经过和他当时的心情：
　　在一棵被炮火劈裂了半边躯干的大松树底下，支部书记拉我依着树身坐下掏出一窄溜旧报纸，卷成喇叭状，装上烟末，递给我，又替我划火点着，等我吐出一口轻柔的白色烟团时，他才兴奋地告诉我：“支部大会开过了，一致同意吸收你火线入党！”其时我还没顾上打入党申请呢。意外的喜讯震惊得我浑身颤栗，喇叭状的土造纸烟，从挟着它的两个指缝间，跌落了。
　　这是上午的事情。
　　只隔了几个钟头，到了下午，支部书记又拉我坐在这棵大树下，又递给我一支土造纸烟，声调却显得格外平和，说：“刚接到司令部通知，决定你立即回国——相信你经得起考验，会愉快地接受组织的审查。”意外的打击又震惊得我浑身颤栗，喇叭状的土造纸烟也像前番那样，从我的两个指缝间，跌落了。
　　支部书记苦口婆心地说了许多大道理，对我全然无用，我心中突然爆响了一个字：“死！”
　　怎么个死法呢？能自杀吗？
　　让敌人的黑色死神般的轰炸机，朝着我对直地俯冲而来吧！
　　让敌人的密集的火力，朝着我对直地猛扑而来吧！
　　此时此刻，我畅开着胸口等候！
　　“只隔了几个钟头”，一个人的命运却可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逆折，那么这个人本身的价值何在呢？只能说这里不存在什么“人本身”，只存在命运本身；在这样的命运面前，一个人就如同此刻我面前屏幕上的字符或标点一样，可以被搬来搬去，随意增删！
　　然而这不会是忆明珠当时的思路。他当时的思路肯定要简单和具体得多。在“死”这个字爆响之前，或许已另有八个字如电光石火般闪过，这就是李密在《陈情表》中所说的“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七年前这八个字也曾重重地打击过他那颗骄傲的心；七年来他一直自以为早已将其与“旧我”，连同那“肮脏的茧壳”一起埋进了身后的废墟；但是此刻，它们却鬼使神差般地从无意识的深处浮现。他这才知道，正象别人其实并没有忘记他的过去一样，他自己其实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过去，或者说想忘记而终未能忘记，现在则是被提醒不可能忘记。
　　那么，这会成为他终其一生洗磨不掉的耻辱碑上的铭文吗？他如堕寒冰，只觉彻骨的恐惧，不敢再想下去。他的心中只能爆响那个字：“死”！
　　是司令部一位叫曹铨的政工科长说服了他。曹铨没有“苦口婆心”，他甚至没有说任何安抚的话，劈头只问：“你读过屠格涅夫的《门槛》吗？”
　　《门槛》是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诗中说到一位向往革命的俄罗斯姑娘想跨进革命的门槛，这时从门里传出一个声音把她拦住了。这声音缓慢而喑哑地说道：“你想跨进这道门槛，你知道等待着你的是什么？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伶伶一个吗？知道你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你情愿去牺牲吗？你将会死去，而且任何人……任何人都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不会把你纪念……”
　　曹铨娓娓地背诵着屠格涅夫的诗篇。一股暖流重新回到忆明珠的心中，再顺着血管流向他似乎已冻僵了的四肢百骸。他感到惭愧。尽管他从来没有象列宁所嘲笑的那样，把革命理解成“沿着涅瓦河大街散步”，但和屠格涅夫比起来，还是太简单，太浮浅了。革命有着远比流血牺牲更加丰富和复杂的内涵。革命不仅意味着打倒、消灭剥削阶级和那些明火执杖的敌人，而且意味着摧毁、廓清整个旧世界，包括每个人内部可能隐藏着的旧世界。它将以人类可以想象的所有苦难为洗礼，并且就从这些苦难的深处，焕然锻造出它所需要的“新人”；而要想成为这样的“新人”，首先就必须准备接受革命可能施予的一切，经得起革命的考验。否则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革命的“门槛”之外！
　　曹铨是一位了不起的政工科长。他知道怎样开启并赢得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从而帮助忆明珠渡过了一次重大的人生危机。听他背完了《门槛》，忆明珠心中又突然爆响了一个字：“活”！他要跟着那位俄罗斯姑娘，跨过那道高高的门槛！
　　然而，无论是屠格涅夫还是曹铨都不曾说到，假如那道门槛不仅其高无比，而且还在无限后退，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他们同样没有估计到，假如门槛里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那跨门槛的人将何以堪？也亏了是这样，忆明珠才能“拖泥带水，跌跌爬爬”走过后来的漫长岁月。重温这段往事时他已臻于老境，早就无意关心自己最终跨过了那道“门槛”与否；倒是现实生活中的另一种“门槛”，即据以“革命”名义的权力的“门槛”，令他始终不能释怀，以致会“如遭受到雷轰般”被《门槛》中向那俄罗斯姑娘的最后一问所击中：
　　你知道吗？……你可能不再相信你现在信仰的东西，你可能会领悟到你是受了骗，白白地牺牲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吗？
　　他奇怪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屠格涅夫毕竟是伟大的”！
　　返国后忆明珠出乎意料之外地顺利通过了对他的审查。据说是他当初的坦诚帮了他的忙。坦诚如清水，水至清则无鱼；无鱼，就容易让人放心——当然这里所谓的“放心”和“信任”是两码事，就象“清水”和“洁净的水”是两码事一样。华东军区最初的审查结论是：“该员经战争考验，作一般政治问题，可以回原部队工作”；但紧接着又来了新的命令：类似情况者一律转公安系统。于是他被分配至江苏省公安厅劳改局，先是在苏北黄海边搞水利勘测，后又奉调至一建筑公司任宣教科员。
　　心灵上的创伤在慢慢平复，却留下了驱之不去的阴影。不能说他受到了特别的歧视，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已被有形无形地归入了“另册”。一切似乎都必须从头开始，却比从头开始还难。中国历来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有谁能真正体察他的虔诚呢？
　　他感到难言的郁闷。在这种情况下，读书通常是最好的排遣方式。在单位里他的工作是编写时事政治教材，所需时间甚少，连抄带剪，两、三天便已足够；余下的都可供自己支配。他向南京图书馆弄了个“专科阅览证”，竟日在其古籍部埋头大读木版线装书；别人只以为他在为编写教材收集资料，却也是一番难得的自在。
　　56年冬某日，长夜无事，他偶翻自己的书箱，发现一本书中夹着几首昔日的习作，其中包括前面说到的《信》和《苏可海斯蜜打》。重读之下，他对那段一去不返的生活充满了眷恋。人生或如浮云，珍贵莫过心迹。他突然动了向报刊投稿的念头。
　　1957年《星星》诗刊的1月、5月、8月号分别发表了这些作品。单位领导和周围的同志闻讯纷纷向他表示祝贺。盖因其时崇尚诗和诗人的古风犹存，而诗和诗人也还没有象后来那样，由于被作贱和自我作贱而尽失其本然的崇高和神秘感，至少远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一下子发现自己身边出了个诗人，这可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而对忆明珠本人来说，这同样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星星》的厚待当然不致使他感到受宠若惊，却强烈地引发了他那自幼就一直蕴酿着、然多年来又一直滞宕着的“文学梦”。另一方面，这对他自53年被遣返国后时时陷入的孤苦压抑的心境，也未尝不是一种慰籍。以前他写诗只是出于性情，纯粹视为个人的事；而现在，它将成为一项新的事业，一种不仅寄托自我，而且服务革命的方式。
　　这同时也决定了他今后写诗必须更多地与“事业”商量，并更多地倾听“革命”的声音。那些作品在《星星》发表后颇有反响，有赞许亦有批评。就批评而言，比较委婉的说法是“艺术性较强，思想性较弱”；但也有直斥“《信》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对后一种说法他唯有苦笑。事实上，在读到张立云那篇文章后，他早已多次修改了《信》和《苏可海斯蜜打》，而每一次修改过程他都视为一次思想改造过程，怎么终于还是落下了这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尾巴了呢？但他又不能不承认批评者说得有道理。他之所以把诗稿投向了《星星》，本是由于印象中在报纸上见过一篇稿约，大意是：《星星》欢迎各种星星：大星、小星、彗星、流星，等等，等等，甚至也欢迎天边的寂寞的孤星；而他恰恰为最后一句所动。换句话说，他有意无意地认可自己的诗是“天边的寂寞的孤星”——寂寞而孤独，这不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吗？
　　把“情调”和“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副产品。有位同行曾对忆明珠说过，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只有思想、意志和行动，没有情调；情调，是小资产阶级所独有的一条无可奈何的尾巴。他是在开玩笑。不过，我们确实不曾听说过有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情调的提法。它们似乎都不犯、或不屑于犯、或无暇犯“玩情调”这样的低级错误。忆明珠其时是真心诚意地赞同阶级分析的方法并决心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问题是他的诗一出手，丝丝缕缕都沾“情”，字字句句都有“调”，这是怎么回事？又如何是好？
　　许多不乏诗歌天赋、又无法降格以求的人当时都过不了这一关，只好放弃写作。忆明珠既没有放弃，也不想降格以求，由此开始了他真正的诗歌苦旅。
　　或问：什么叫“真正的诗歌苦旅”？难道竟有以诗为旅而不苦的吗？
　　问得有理。然此“苦”非彼“苦”。若要知道个中滋味，不可不知道“思想改造”四个字的份量，亦不可事先参透这四个字的份量；而若想略知这四个字的份量，不可不设身处地，细品忆明珠在反思时写下的如下诗句的滋味：
　　金的心扉，/乍敞开，又紧闭/如一座金的墓。//瞬息的光华里，/一个自由的灵魂，/自觉地就缚于神符。（《晚花.其四》）
　　这大概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作家的一段独特的悲剧性心路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诗句中的“紧闭”只能是就潜意识层面而言；至于意识层面上的“心扉”，既经“敞开”，那是想“紧闭”也“紧闭”不上的！这可与“自觉地就缚于神符”，即自觉地在思想堂奥中供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互为注解。
　　并不存在什么孤立的“自由”。“自由”只能由“必然”中求得。但“必然”到这个程度，就只能是对“自由”的辛辣嘲讽了。
　　忆明珠从来就不是那种本能地顺应大潮，随遇而安的人。他是在经过了极其痛苦的思考和选择后才抛弃了他原先从属的阶级及其理想的，并且他从来也没有摆脱过进行这种思考和选择时所产生的悲壮心情。正因为如此，一旦作出抉择，必属义无返顾。由历史理性深处爆发出来的激情是一种超级激情；它同时得到了他自小从传统文化中汲纳的正统入世态度（仁），以及他那不可遏止的爱心的支持。
　　如果说这种义无返顾的激情最初并无多少杂质的话，那么，经验了被从朝鲜战场上遣返回国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内心磨难，它已经变得不那么单纯了。他已经意识到他的出身、他所曾受过的教育以及他的那一段特殊经历之于他乃是某种“原罪”。这种“原罪”感同样得到了很大程度上已被神圣化的“革命”对知识份子、尤其是“旧知识份子”的总体估计，以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难以克服、难以超越的隐忍、屈从和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品格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私心里怀有某种深深的自责和恐惧是可以想象的；而为了平衡这种自责和恐惧，他只有将一个似乎是而又远非是理想的现实、它对自己的要求、连同自己的“原罪”一齐加以认同。
　　一方面是义无返顾的激情，一方面是不得不时时返顾的“原罪”，二者彼此冲摩震荡，忆明珠除了自觉更自觉地厉行“思想改造”，还能有什么其它的选择呢？以天生一叶清灵俊逸的诗魂之舟，承载如此坚厉浊实的思想重负，这般的“苦旅”，这般“苦旅”的苦，又岂是一个“苦”字所能涵括！
　　所幸这“苦旅”初时倒也浪漫有致。57年底忆明珠所在单位奉命撤消，其时“反右”战鼓乍息，而“大跃进”之风正日见炽烈，报纸上天天大字标题号召干部下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一辈子新农民”。单位撤消后，平素倚重他订计划、写总结的的老首长调省水利厅，希望他能同去。忆明珠谢绝了他的好意。他决心已定，要响应号召，到农村第一线去，在那里他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陶渊明”！临别前老首长置酒壮行，席间语重心长地说：“农村是个大海；会游的，游了上来；不会游的，也可能淹在里头”。这话说得暧昧，忆明珠听了很不入耳。他想首长这是“”酒后吐真言”；从这“真言”看，其思想境界还不如他呢。
　　按有关规定，干部若不去国营场圃而愿到农村落户者，在本省范围内可自选地点。忆明珠早就从一本《全国县志缩略》上选定了一个自认甚佳的去处，这就是地处南京往东偏北百余里，南滨长江的仪征，亦即笔者的生长之地。仪征古称真州，据那本《缩略》上说，历史上向以“淮南重镇”著名，其园林尤为一绝，且列举了一系列园林的名字；欧阳修、王安石、柳永、黄庭坚等大诗人都曾于此驻足咏叹，近代则出过大学问家阮元、刘师培等，想来必是个诗酒啸傲之地。那《缩略》上又说仪征盛产“鱼花”；花，他并不陌生，“待月山房”院内满是，自幼父亲便多有教嘱，却从未听说有唤作“鱼花”的。这花名好怪，那会是一种什么花呢？他不禁有点心往神驰了。由此可见他“小资”积习甚深，但有机会，便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好在与初衷并不根本牾；他不说，别人也便不知。报到后一看二问，才心中连呼“上当”——原来《缩略》的撰者只管照着旧时志作“文抄公”，却毫不知会那些名园早已毁于历次战火；而所谓“鱼花”，不过是当地及左右一带对幼鱼的别称罢了。
　　他自我导演的这出“择地喜剧”还没有结束。征询落户地点时问他是愿意去山区还是圩区，他想山区总是更有诗意吧，那就去山区；山区有地名“月塘”，“月塘”者，明月出没之乡也，读来诗意最甚，那就去月塘。结果下车一看，满目荒山秃岭，黄胜于青，想象中的诗意，瞬间返归想象——他所选中的，恰恰是仪征全境最荒凉、最穷困的地区！
　　好在这些败兴事，所败者都是该败之兴。忆明珠放下行李，立马就和贫下中农“三同”到一处了。他活儿干得那叫没话说——不是会干得没话说，而是卖力得没话说。挑塘泥一天下来，肩膀磨破了愣是不知道，害得房东大娘见了泪水盈眶，又惊动得党委书记特来看望。那时尚无“好人不下放，下放无好人”之类的灰色论调；淳朴的农民见这从大城市下来的干部既没有架子，又舍得出自己，都把他当作“世道变了”的明证，对他自是尊敬亲热有加；他也觉得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绝无思想负担，农活虽累人，却自有一种轻快。所苦恼者，一是他很快觉察农民对“大跃进”并不象报纸上说得那么热心，且发明了种种机敏的对策作弄之。比如，随便干部要他们挑多少土方，他们都能完成任务。其办法是只把塘底表面的淤泥浅浅挖去一层，再花上几支香烟买通收方员，收方簿上就会出现让干部们满意的数字。如此相互眼睁眼闭，直令他瞠目结舌，手足无措。二是不分昼夜地“大跃进”，“黑天当作白天干”，搞得他根本没有时间写诗。空怀着一腔要当“社会主义的陶渊明”的奇志，却无从落到实处，岂不冤哉？
　　正作没道理时，机会来了。乡里发展教育，办起了农中，请他出任校长。这下有了施展抱负的天地。所用教材上有“大跃进民歌”，他便教授、发动学生们大写民歌，其中还真不乏能手。如有诗云：“扁担上肩如灯草，落地便是一千斤”，设喻既巧，夸张亦不失当，生生写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冲天豪气。没过多久，省里开农中校长会议，县教育局让他准备发言材料，他便写了这一节。临上台忙中出错拿岔了讲稿，他略一定神，便凭记忆开讲，声情并茂，酣畅淋漓，可容千多人的大会堂，但闻一片“唰唰”的记录之声。很快，《新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都发表了他的讲稿。这下他可尝到了“一举成名”的滋味。
　　这“一举”便把他“举”到了县委宣传部。任务是牵头搞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属放“文化卫星”一类。闭门造车了好几个月，数易其稿，这“卫星”终于还是落了地。他是非党人士，不能留宣传部工作；然因“人才难得”，居然享受了只上不下的待遇：他被分配到县文化馆当了排名最末的一位副馆长。
　　在县委宣传部呆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使他对“社会主义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把阶级分析的方法稍作延伸，就不难得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逻辑结论；以此为”纲“，则“纲举而目张”：正如他归文化馆领导，文化馆归宣传部领导，宣传部归上级党委领导一样，每一个文学工作者，他所写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庞大的有机结构中的一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既是“齿轮和螺丝钉”，就要听招呼，令行禁止。有谁见过孤立存在、自行其是的“齿轮和螺丝钉”吗？没有！硬要说有的话，那只有一种情况，即废品、次品、有待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之品。这个隐喻真是精妙绝伦，无懈可击；然而它可不仅仅是一个隐喻！
　　从思想上说，忆明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整套前无古人的理论，为此他还专门在《雨花》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宣传家和宣传品》的文章。以非党之身，而自觉纳入党的思路，可见这理论在当时确也有巨大的感召力。难的是一旦实践起来，却仍觉困阻重重：固然“正确的观念”是一首诗的灵魂和统领，但既然是诗，就总要讲点诗的情致和格调吧——他仍然摆脱不掉那恼人的“情调”，象摆脱不掉自己的影子。说“恼人”，是因为明明知道必须割舍，下起笔来却总也情不自禁，以致事后心中总是惴惴，象做了一件什么坏事，或怀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私。如此循环不已，其势正如他后来在两行刻骨铭心的诗句中所写的那样：
　　该丢掉的，终不能丢掉；/该敛藏的，终不能敛藏。
　　（《泪水啊，慢慢地淌》）
　　不过他只说了真相的一半；另一半则隐藏于字面背后，那就是：不该丢掉的，却必须丢掉；不该敛藏的，却必须敛藏！
　　那时忆明珠当然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创作上的悲剧性悖谬不过是他命运的悲剧性悖谬的投影而已；他同样没有意识到，这种既自觉服膺于“革命”理论的重重围困，又情不自禁地寻求一切可能的诗意缝隙；既不肯放弃必需的美学品质，又对此感到不安，唯恐遭到诛伐的悲剧性悖谬及其恶性循环，在文化艺术领域长期处于极左思潮垂直控制的情况下，只会愈演愈烈，以致使受困者逐渐形成一种奇特的由“自缚”而“自诛”、“自戕”的“第二本能”，慢慢窒息创作的生机。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已经失衡的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矛盾冲突；这里“超我”不但与“本我”无法直接沟通，与业已形成的“自我”也处于尖锐对立的不相容状态；由于“超我”占有绝对的优势，“自我”将越来越丧失居中协调生成的功能，越来越深地被压抑到“本我”的黑暗中去，以致被“超我”置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62年他写了一首题为《唱给蕃瓜花的歌》的诗；这首诗因其优美的抒情性而受到普遍好评，他本人则因在形式上采用了每一长句后落一复沓的三音节短语，以对应瓜藤和花的形态，而私下多出一重自得。然而，当一位部队作者来信，激赏其形式上的创意时，他倒忐忑起来。他怀疑这是否表明该诗有形式主义之弊？甚至顺着形式主义即颓废主义的思路想到，这首诗会不会“客观上”影响了那位战士的斗志？于是连忙回信，告以此类诗偶一为之尚可，但不要学；要学，就学“时代的最强音”如郭小川、贺敬之的诗云云。
　　他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地学“时代的最强音”，并且真正是用“心”在学。这里的“用‘心’学”相对于“用‘脑子’学”，区别在于前者始终伴随着求“真”执“爱”的强烈感情，是“大”而“化”之，“身体”而“力行”的。这也是诗在无论什么情况下的“神圣性”所系，用忆明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诗人写诗，多也罢，少也罢，写来写去也不过写了一个字，即‘心’字”（《春风啊，带去我的问候吧.后记》）。当然，既然是“学”，中间终是隔了一层；所谓“油然生云，沛然行雨”，多多少少都是打了折扣的。62年重提“阶级斗争”后，这“折扣”就打得更大，并且越来越大了：想当“社会主义的陶渊明”的梦想自然早就成了泡影；即如象《春雨》那样语境一派明丽，然或“调子太软”、“感情太细”、“份量太轻”的诗，写成后是否应该付邮，那也是要压在枕头下费许多天周折的。但即便是在最身不由己的时候，忆明珠仍然坚持用他的“心”来理解和接受他所面对的世界，包括他当时并不能理解和难以接受的世界；并且往往不是被动的理解和接受，而是主动的体察和琢磨，其至高目标是达成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化”。这一份难得的虔诚竟使他的个别作品具有了某种“超前性”。例如《狠张营歌》，寄至《人民文学》一年后才“隆重推出”，可见对其“反修”主题，他比编辑部敏感得更早；然而，这首诗中那种慷慨悲歌、壮怀激烈的情怀，却又是其时大多同一主题的诗所难以企及的了。
　　最能代表忆明珠在这方面的追求的，是他写于64年的《跪石人辞》。他生来爱吃花生米。那日又买了一包回家，摊在桌上，边吃边看包装的报纸，一瞥之下见到一条消息，说的是山西省稷山县城关公社城关大队老贫农加金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拿出他保存多年的一个跪着的石雕人像，背有一款文字，标明此乃加父加元瑞，由于无力偿还清末由（地主份子）徐某作保向当地府君庙所借的一笔高利贷，在无偿为府君庙当了二十多年庙夫后，仍被迫勒成自己的这座石像，以志耻辱，以替赎身。石像呈五花大绑状，勒成后一直置于庙院当中，面北而跪；直到日伪统治时期，才由加金贵于深夜偷偷搬回家中，收藏至今。
　　这是何等残酷的阶级迫害！是可忍，孰不可忍！虽是一人独处斗室，忆明珠也怒不可遏，拍案而起；旋即凝神结虑，奋笔疾书，一夜功夫，耗烟两包，写成长达170行的《跪石人辞》。其用情深致，较《狠张营歌》犹有过之；特别是劈头四句，真有石破天惊之概：
　　我是块石头，
　　我是块有生命的石头，
　　我是块有名有姓的石头，
　　我是块有血有泪的石头！
　　这首诗当时由《诗刊》发表后之所以会引起巨大轰动，并不全系于特定的历史氛围；其反证是今天读来，仍能体验到某种虽属不可复返，亦无可争议的美感魅力。此一反证同样程度不等地适用于后来收入《春风呵，带去我的问候吧》一集中的大多篇什；而其魅力之所在，亦即其用“心”之所在。
　　但代价是极其沉重的。这里所说的代价不止是、甚至主要不是关涉诗，而是关涉生命；并且不止是、甚至主要不是关涉时间矢量上的生命历程，而是关涉内在于个人的生命本身。将《春风呵，带去我的问候吧》与《绿芜少作残稿》稍作比较，令人痛心的还不是题材的渐趋狭窄，而是抒情视角的渐趋凝固；不是外部风格的渐趋单一，而是内在活力的渐趋僵硬。自由地抒发性灵原是他早期创作最显著的特征；然而，随着他越来越被人们当作一个“诗人”，随着他越来越自觉地从政治角度考虑诗歌，那种根源于生命本体自我呈现的自由感也越来越见减退，他的诗中也越来越少有内心冲突（而对忆明珠这样的诗人来说，没有内心冲突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某种与其“真”与“爱”的追求格格不入的因素却于不觉中渗透和侵蚀进来（问题不在于回避了什么，而在于汲纳了什么）。这种变化在五十年代尚不很明显；六十年代则显著加速；及至经历了“文革”的持续冲击而重新执笔后，他事实上已经深陷一种失却根本的困厄境地：你或可辨认出《油菜花赞》、《跪石人辞》与《石佛、山花和英雄的故事》、《青山铭》等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但要想在后两首诗中辨认出真正的诗人自己，就几乎只能无功而返了。《白头吟》（1978）把这一倾向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就宣告了它的终结）。这首完全有可能写成精神自传的诗，却不得不托付于对一位虚构的老将军的礼赞。从中不难看出，“为政治服务”所导致的“非个人化”（一种与艾略特所谓的“非个人化”毫不相干的“非个人化”）已经怎样深入了一个原本个性极强的诗人的骨髓。
　　这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异化过程。是怎样一双无形而有力的手，不动声色地改变了生命和诗的走向？它逼迫你暗中屈服，却又自以为是在向真理靠拢；以“超我”置换了“自我”，却又自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自我”。可怕的不在于它一再向你施以强暴和屈辱，而在于你明明遭受了强暴和屈辱，却一再自认得到了拯救和新生；明明变得卑微更卑微，却一再自认正经历着崇高圣洁的升华。双重的沦落！双重的虚幻！有史以来诗人命运的悲惨，莫过于此！
　　在1988年诗刊社举办的“运河笔会”上，忆明珠与诗人牛汉初次相见。牛汉乍经介绍，便抚掌跌足大叫：“啊哟忆明珠！你若是57年没有被打成右派的话，那必定是个埋得很深很深的‘克格勃’！”
　　忆明珠只管“呵呵”地笑。他一转念之下，已然明了牛汉何以一见便出语惊人，却无意、也无从作任何解释。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但也并非时时、事事都“通”；今日固“通”，但设若让时光倒转三十年，则未必“通”。五七年“反右”时他所在的单位已决定撤消，陷入“三不管”状态；加之省公安系统很快完成了“右派”指标，故没与他沾边；然而这并不表明他“侥幸得脱”——以他当时的思想心态，除非有人在“指标”上恶作剧，大约也是划不进“右派”的。谁知道呢？这以后小一点的运动诸如“反右倾，拔白旗”啦，“文艺整风”啦等等，似乎都被他“逃”过去了；但那是不是应该叫“逃”，他也说不清。往事不堪回首，而往事各各不同。对忆明珠来说，那段往事除促他不断反思外，更多留下的是落空的痴情所独具的苦涩回味，是上下无告、只能“自我消化”的羞辱感，急切间又从何说起？
　　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未有过怀疑，但他总是及时地将其掐灭在萌芽状态；一直到“文革”中期，很大程度上仍是如此。“文革”当然不存在什么“侥幸得脱”与否或“逃”不“逃”的问题：既然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注定差不多人人有份。然而，尽管由64年参加“社教”所受的待遇中他已明白自己永远成不了“自己人”，并深觉“螺丝钉正越拧越紧”；尽管自紧锣密鼓地批判《海瑞罢官》起他便预感此番大势不妙，就着手为正怀着第二个孩子的妻子作出“安排”，但作为最早的被“横扫”者，他还是有过一段“想不通”的时期。最让他痛苦的尚不是让造反派押着自己贴自己的大字报或游街之类，而是被勒令反复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何处去呢？难道当年向革命投降不算数，还要反过来再投降一次吗？难道二十年竟敌不过十个月吗？旧中国早已决绝，新中国又加横扫，跟共产党混了半辈子，还是个没娘的孤儿，难道他不应该有一个不但死可葬身，而且生可立命的祖国吗？
　　在1980年为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撰写的小传《尘土生涯述略》中忆明珠写道：“做人难，难莫难于做‘二臣贼子’”！这“难”甚至比做“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更难！
　　“难”到极处时，他曾认真考虑过自杀。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然而最终他还是认定不能。生固不足恋，但死就能解决问题吗？当不了“社会主义的陶渊明”，难道竟要当“社会主义的屈原吗”？想当，大约也是当不成的。如此“自绝于党和人民”只能是出于“畏罪”，那样身前身后势必成为一笔“糊涂账”；孩子尚幼小，妻子还年轻，他们将何以堪！不是说“水落而石出”吗？那就且忍着，等待那一天吧。
　　缓过这口气来，他又转而为“革命”着想。“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既是为了防修、反修，他自然不能不拥护，这就如同为了保护健全肌体必须要割除痈疽一样。他虽自认不属痈疽一类，但既然命运安排他与痈疽比邻，割坏肉殃及好肉，总是免不了的。他又想这或许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最后一次扫荡了。这把火只怕早晚得烧；既已烧起来，玉石俱焚大概也就顾不上了——历史上的哪一次革命不是这样，又何曾少过蒙冤含屈的牺牲者呢？最初转向革命时的悲壮感，此时又一次涌上心头。任管场景已发生根本变化（“昔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然再作一次牺牲又有何妨——但愿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想到这里，心中忽又充满了说不出的恐惧。
　　真不敢想象，假如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假如它没有从逻辑和经验上以极端的方式充分揭示出这种“革命”自身的极端本质（文王狩猎尚知网开一面，何曾见过如此铁壁合围！），忆明珠以及无数象他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还要在这罪恶且自罪的道德地狱里辗转反侧多久，而最终的结局又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意义上，倒是应该感谢这场“革命”；还要感谢它持续的时间那么长，可以让人充分地看，充分地想，即便是“马后炮”式的想。
　　黎民百姓，所见不远；但说到“想”，身边发生的事已经足够。譬如有的人长期以来一直号称是忆明珠的“朋友”，然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合伙躲在一个地方研究他的诗，一两个月后便射出了一排“重磅炮弹”，这倒也罢了；更令人心寒的是再见面时的那副嘴脸：那种胜利感，那种冷酷！世态炎凉、人性险恶居然可以一至于此！然而，世态必定如此炎凉，人性天生如此险恶吗？作为个人对他们当不必苛责；可是，假如一场革命所倚重、所调动的是这样一种世态的“凉”，这样一种人性的“恶”，那么，这“革命”本身是怎么回事呢？
　　再譬如，都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然而，正是那些“群众”中的“群众”，即那些更是“英雄”、眼睛更加“雪亮”的“革命群众”，硬把例如《春雨》一诗中的“雨呵，你怎会不来呢”批判成是在呼唤“蒋介石啊，你怎么不来呢”；他们怎么就想不到，要是他真怀有这样的鬼胎，哪敢写，又何需写呢？革命肯定要发动群众，他也不会去怨这样的“群众”；可是，假如一场革命需要这样发动“群众”，或需要发动这样的“群众”，或需要把“群众”发动成这个样狻案锩北旧碛质窃趺椿厥履兀繊又譬如，先说是“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扩大成揪所有的“当权派”，再后来是揪人的“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两派”，再再后来“两派”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互相揪……及至闹完了“揪‘五.一六’”，数数身边，“干净”的仅余十之二三，差不多是“洪洞县中无好人”了。革命自然不能没有对象，他也不妨充作对象；可是，假如一场革命专擅于“走马灯”式地制造“对象”，以致人们可以一夜间如“坐庄”般轮作“动力”和“对象”，那么，这“革命”本身是不是也快要成为“对象”了呢？
　　想。想。想。犯罪般地想。偷吃禁果般地想。最初“想”是他的唯一权利；及至后来，却成了他的某种“特权”——盖因他已是一只“死老虎”，除了备“上挂下联”的一时之需，已引不起“造反派”的任何兴趣，很少有人来管他想什么、怎样想。这也好，“眼不见为净”，彼此省心。想。想。想。电光石火般地想。老僧入定般地想，直想到不敢再想，直想到心中升腾起一种难言的厌恶和疲倦。
　　然而他从不消沉。如果说“想”是必要的精神体操的话，那么，艺术就是“想”的解毒剂。在这方面他已修练出段位足够的“禅静”功夫：抄大字报吗？好，那就权当练书法；监督劳动吗？好，那就边扫大街边默诵唐诗宋词；闲来无事吗？好，那就去街上买一本连环画《刘胡兰》，一张张照着临摹，贴满四壁——莫道苦中作乐，自有乐在其中。人要活下去，事业也不能抛荒。天晓得，这算是什么“事业”呵！
　　但生活却不管你有多深的“禅静”功夫：一家四口挤在一间破旧的瓦屋里，又扣发了工资，其清贫窘迫可想而知。两个幼子尚不懂事，多亏有贤淑的妻子在旁陪伴且料理一应门户之事，那一段不是放逐、胜似放逐的日子才不致过于孤寂难捱，以致别有一番“初民”滋味。妻子叫蓝桂华，当时在一所小学中任代课教师；她生性平和恬淡，寡言少语，虽从不主动打探、也未必能应和他那激烈的心事，却于无微不至的诸般照料中，表现出对他所有心事的默默理解和认同。婚后二十年,忆明珠曾以五行朴素之极，而又明艳之极的诗句，勾勒出他们之间这别样的心心相映，以及他对此深怀的感激之情：
　　二十年，/粗茶淡饭生涯。/你淡泊如水，/我便是水边那枝/不肯红的花。
　　（《书空.其五》）
　　七十年代初“落实政策”后忆明珠重回文化馆，仍当他排名最末的副馆长。随后的几年中他把相当一部分时间精力用于发现和培养地方的诗歌人材。从《县志》中他早已得知，他当初之所以选中仪征落户并非全然出于误打误撞，其中自有一份天生因缘：却原来他母系姜氏一族中的先祖姜，明末时便在这里做过知县；那么，他于此安家立业，娶妻生子，许以差不多整个中年韶华倒也算其来有自，称为“第二故乡”更是不虚。既如此，就总要为故乡父老行些善举；他乃一介书生，只能照以书生的方式。也亏了他有这番心意，我方能强附骥末，到他门下学诗——虽然我始终不是块好的“诗歌材料”。
　　同时他开始集中考虑、探讨一些艺术的本体问题。75年他将关于诗的涓滴所得辑为一集，油印成册，题名《鸣缶小札》。“鸣缶”取自《楚辞.卜居》：“黄钟弃毁，瓦缶雷鸣”，当然是自谦之辞；事实上，在其时确然到处一片“瓦缶雷鸣”的背景下，对如我这样于诗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凭着一本《怎样写新诗》或《新诗韵类》，再加上一点主要得之于宣传品的干巴巴的“思想感情”胡涂乱抹的后学来说，读到他那些鲜活的经验和精粹的心得，正不啻耳闻黄钟大吕。我直到读大二时还珍藏着这本小册子，可惜后来终于轶失不知所去了。印象最深的是其中论及七律的结构意味一节（之所以“印象最深”，是因为曾“借鉴”此篇糊弄过一次古典文论课的作业），大意是说七律的结构凝聚着古人的宇宙意识：其首、颔、颈、尾四部分，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小小的动态宇宙模型；其中往往取“反对”的颔、颈二联，尤能反映古人对宇宙万物既矛盾对立，又内在统一的辨证认识和空间对称的观点；而通常所谓的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只要不拘执，又恰好体现着宇宙自身生生不息、流转不定的运动所具有的一般形态及其发展规律，它同样是辨证而又统一的。明眼人一望可知，尽管这里处处闪动着毛泽东《矛盾论》的影子，但整个思路决非“活学活用”式的“以诗为证”；尤其是“动态宇宙模型”一说，恕笔者寡陋，迄未见到从哲学或文化学的角度对古典诗歌作宏观把握时有比这更贴切、更具想象力和说服力的论述。我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发挥过忆明珠的这一观点；考虑到《鸣缶小札》一直被他排除在已出版的诗文集之外，特借此再次申明出处，完璧归“赵”。
　　另一本至今仍“藏于深山”的札记是《学书漫笔》，由两篇论文构成，分别写于76年6、7月。如果说《鸣缶小札》中尚不无当时时尚的影响，或受制于人们喜欢说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那么《学书漫笔》就远为纯粹精当；特别是《“一”字书说》一文，以追问“汉字的‘一’为什么不象阿拉伯字的‘１’写作一竖，而是写作一横”这一听来简单得不可思议，凝神却顿觉精深博大的问题为切口，直探中国书法的美学肌理和核心，其思致真可谓“横空出世”。忆明珠的具体阐述这里不拟披露，也算是留下一个悬念；真说出来，行家里手们或会以为“无甚高论”；但再恕笔者寡陋，我只怕这些“行家里手”们大多永远不会象忆明珠那样思考和提出问题，因为前人的种种“高论”和陈陈相因的“行规”、“作法”等等，对他们已经完全够用了。所谓“传统”，往往就败坏、僵死在这些“行家里手”手里——无论是什么意义上的“传统”。
　　这篇文章相当典型地显示了忆明珠独特的运思方式，那就是从人们司空见惯、以为无所思、无从思的“盲点”或“空白”处着眼，以（因此）出人意料之外的追问或设问为内在动力和逻辑结构，经由最简单、最普通的日常（艺术）经验的分析，逆向粉碎成见的茧壳，暴露问题的根本以使问题重新成为问题。这种运思乃是一种不注重结论、而注重创造或重构的启示性运思。它包括运思对象、运思主体和接受主体三个层次，但更注重运思主体的启示，即自我启示，以始终保持运思自身的活力。在他后来的一系列有关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的随笔中，这种运思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和充实。随手可举的例子如论诗的《诗是鬼画符》、《白云是怎么白的》、《青山是怎么青的》、《关于几首译诗》；论散文的《说“漫”》、《说“横”》、《关于散文的聊天》；诗、书、画皆论的《眄枝小语》；似乎什么也没论，但又似乎论及了一切的《关于零》等等。这自然是在强作区分；事实上它们在忆明珠那里是互通声气，融溶一体，并最终以宇宙人生为“焦点”或“灭点”的。说得极端点，即如以上提到的论散文三篇，包括一反前人所见，被散文界某些同仁称为“语惊四座”的、有关散文要在“神散形不散”的妙论，在充分考虑到不同艺术门类的具体要求和特定上下文限制的情况下——你总不能“漫”、“横”到楷书中去——便作诗论、书论、画论、人论来读，又有何不可？
　　《鸣缶小札》和《学书漫笔》的写作并不是两个孤立的事件。它们出现在“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相当微妙地透露了忆明珠内心变化的消息。发展出新的思想维度多多少少都是有条件的，超越环境必以对环境的疏离为前提；据此分析，可以说那一直虔诚地孜孜于“思想改造”的“超我”正处于内部瓦解之中，而那一直遭到至深压抑的“自我”正审慎而又不可遏止地进行反弹。说“不可遏止”，是因为这种变化如同他后来在一首诗中所写道的，“不是来自什么指令，/什么路标”，而是“诞生于/混沌初开，清浊难晓”（《春，毕竟来了》）。然而我无意用这种粗陋的分析取代变化本身的复杂性；事实上，从诗歌创作的情况来看，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直到粉碎“四人帮”，宣布正式结束“文革”后的一两年内，那根深蒂固的“超我”在很大程度上仍居有支配地位。
　　197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忆明珠的第一本诗集《春风呵，带去我的问候吧》。这是新时代对他多年痴情于诗，并因此饱受磨难的一个小小回报。他17岁开始写诗，30岁第一次发表作品，52岁才出版第一本诗集，听来似乎是“大器晚成”，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中的滋味。“大器”与否姑且存而不论（尽管他幼时在周遭曾享有“神童”的美名，而成人后也从来没有小觑过自己），这“晚成”二字若真说起来，却只能是一种讽刺。“成”者，事业功德或精神境界臻于圆满之谓也；那么，他据何而论“圆满”，又向哪里“圆满”呢？眼前的现实分明更多地是：事业功德百孔千疮，精神情感支离破碎！前者于诗人固可视若浮尘，然而，面对多年奉以身、心、血、泪的精神大厦的转眼倾圮，他也能无动于衷、波澜不兴吗？当然你可以说崩毁的只是一座神殿，但又岂有真是筑基于沙滩上的神殿！
　　他的前半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持续的自我否定过程，这种自我否定是以“历史”的名义进行的；现在，当历史本身终于选择了自我否定时，什么又是他相应的选择呢？显然，那种“‘十年一觉扬州梦’，噩梦醒来是早晨”或“顿觉今是而昨非”的逻辑对忆明珠来说是过于简单了。因为和“醒来”一起降临的不仅是“早晨”，还有幻灭；而面对满目疮痍，硬说那只是一场“噩梦”的结果，必欲忘之而后快，又怎能说得上已经真正“醒来”？固然“从春天走的，又复苏在春天”；可是，假如这一对自然时序的借喻不幸真的是历史循环的一个转喻的话，那么，又安知“今是”不会隔日又被“顿觉”为“昨非”？其“是”、“非”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又怎么能保证人们对“春天”的欢呼不致再沦为其新的命运轮回的序曲？
　　忆明珠步入晚境后经常慨叹人生经验的非积累性和不可承继性。他或许道出了人类这一物种的某种普遍界限，而我们对此只能徒唤奈何——正如米兰.昆德拉以半是谐谑、半是沉痛的语气所说的那样，“缺乏经验是人类境况的特性。我们只能诞生一次，我们永远不能带着前生获致的经验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带着对青春的无知告别童年，我们带着对婚后的无知结婚（同理，带着对理想的无知追求理想，带着对幻灭的无知面临幻灭——引者），甚至当我们进入老年，我们也不知道朝什么地方去：老人是他们老年的天真儿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世界是一个缺乏经验的行星”。
　　但这毕竟只勾勒出了人类世界或人类境况的一面；毕竟，人之为人或人与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他具有某种与命运的循环对称，并足以反刺后者的“超越”或“涅”的本能。就此而言，尽管他的肉体只能是一次性的存在，他的精神却可以不断再生；据此他还能将那业已现实地丧失了的，进行某种精神上的“挽回”。在这一过程中甚至“缺乏经验”本身也被转化成某种经验，某种经由对既有经验的反省（包括记忆对遗忘的斗争）和综合体悟而形成的应对“缺乏经验”的经验，即更高的智慧经验。
　　正如珍珠只能获之于病蚌一样，智慧只能得之于痛苦，更准确地说，得之于痛苦之思——所谓“痛定思痛”。人生和艺术的双重悖谬是忆明珠痛苦的渊薮，因而毫不奇怪，他的“痛苦之思”是从意识到“心中之心”开始的。对“心中之心”的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分裂意识”。有“裂”才会有“变”。
　　分别出版于年的诗集《沉吟集》和《天落水》完整地记录了这一“心”的裂变过程（顺便说一句，《沉吟集》的“集”系出版者所改，原作“草”，其间语言姿态和境界的区别不可不辨）。如果可以从忆明珠的诗中抽象出一张心电图，而《绿芜少作残稿》和《春风呵，带去我的问候吧》清晰地显示了一条自由－自缚－自诛－自戕的曲线的话，那么，在这两本诗集中，经由对“心中之心”的意识，这条曲线就更多折向了自辨－自审－自救－自赎。
　　无庸讳言，忆明珠的“自辨”包含有某种自我辨护的成份；同样不难理解，其自我辨护最初包含有无法接受自己的半生追求遭到根本否定这一事实的成份。但换个角度，亦可谓此乃平行于自我否定的必要的自我肯定，且二者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其间或有某种程度的自美自圣（这也是自屈原以降中国“文人诗”，或曰知识分子诗歌的传统之一），但绝无丝毫的自怜自艾。当他在《凝视着雨花石.其一》（1977）中把那颗“心中之心”比喻成“晶莹圆润，五彩缤纷。宁可破损，不容纤尘”的雨花石时；当他在《古井水》（1979）中忆及诗人（此自谓也）也曾象传说中那位“缟衣素服的女子”，“一手抚心，一手指古井而誓”，忽又悟到“心，属于他，却由不得他”，因而所谓“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的誓词全然作不得数，诗人的心终将“永远波澜迭生，颤栗不已”时；当他在《峨嵋山泉歌》（1979）中借泉自白：“我是六根不净的。我乃造化贮于灵山之府的带咸的泪，带甜的乳”时；当他在《古老的红豆》（1981）中面对“千年坚持如一日，永葆着青春的俊秀”的南国红豆，倾诉自己“十年苦度若千年”，因而“凋谢了我的朱颜，滞涩了我的歌喉”的相思时，他是在试图逾越数十年的时空，返归当初“绿芜”式的痴顽纯真、一往情深的自由天性吗？似乎是这样，但又不尽如此。忆明珠正象他在后来的一首题画诗中所说的，“平生不吃后悔药”，且素憎怨天尤人，故既不会把“心”的横遭扭曲仅仅归结为外力强加的结果，也不会把“违心”云云表白成“无辜受害”的顺风托辞；他的“自辨”与其说是要从面目全非的当下“自我”中重新发现那个“向自己隐瞒了多年”的真正的“自我”，不如说是要据此重铸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那个不谙世事、未染俗尘的“绿芜少年”，而是这个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在内心冲突中沉浮了半生，却仍怀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的忆明珠。这个忆明珠无意“籍摇红的烛影，/暂回自己已失落的朱颜”（《述怀.其一》）；如果说他也追念以至伤悼那未果的黄金般的青春岁月的话（《题芦苇》，1984），那是因为这同时也意味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其“依然”的纯真痴顽、一往情深正可经由对丰沛润泽的青春活力的重新汲取，转化成枝遒干劲的成熟智慧：
　　枝丫，释去了重负，/疏朗如高张的网孔，/兜满了透明的阳光。
　　（《述怀.其八》）
　　但这并不能替代对“心”的自我审视。“自审”是“自辨”更深的内涵。在《述怀.其四》中忆明珠写道：“何必去抚慰我的灵魂呢？/它从不走到人跟前。/它的脸上/是打了金印的”。然而不必讳言，那只给灵魂打上“金印”的手同时也经过了他自己（和我们大家）的手；换句话说，这里存在着施害－受害的某种“合谋”关系。当忆明珠自省“一个自由的灵魂”，竟“自觉地就缚于神符”时，他不仅揭示了灵魂的脆弱及其悲剧性的历史悖谬，同时也道出了在这沉沦于岁月地层下无以告人的痛楚中隐藏的深深的参与罪恶感。除了当事人自己，没有谁会追究他在其中应负的一份罪责，而不敢正视以至无视则与在逃无异。遗憾的是这恰好是大多数人们所取的立场。他们更愿意以受害者的身份说话，从而再次反证了灵魂的脆弱性。中国历来的“诛心”之术（其现代版叫“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建立在利用灵魂的这种脆弱性的基础上，其妙处在于经由“诛心”而达到“心诛”；而中国之所以历来缺少忏悔的传统，似也基于同一根源。所谓“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以其豁达的日常哲理和熨慰人心的情感力量，为多少悲剧的灵魂提供了解脱的口实，而悲剧本身却被一再轻轻放过；另一种可能的归宿则是所谓勘破红尘，游心太虚。我们唯独听不到卢梭式的忏悔，更听不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拷打灵魂时那沉重而尖锐的鞭啸。这种“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负面投影，以其宿命般的循环构成了一代又代诗人的命运陷井；在它的面前，曾经的死亡再一次死去，而个体的一时解脱则转变成新的历史重负。这样的解脱和苟且究竟有多大区别？
　　或许忆明珠的自审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儒道互补”的传统模式；但同样，传统所投下的巨大阴影也不能遮掩某种新的生命－文化因素发出的光芒，并且这种新的因素正由走出传统阴影的强烈企求所催生、萌发。在《晨歌》（1982）中他面对磅礴的日出呼吁：
　　扑过来吧，/光明的兽，/将我吞噬！/我渴望我的淋漓血肉，/泼入半天红云。
　　你无法分清这究竟是晨歌还是夕唱，是希望的绝望还是绝望的希望。由于这呼吁有着复杂的经验背景，所以它不可能仅仅出自单纯渴望委身光明的激情；而如果说其中分明还潜涵着某种不可遏止的自我毁灭冲动的话，那么，渴望被毁灭的也决不止他的一己之身。在随后写成的《述怀》中，忆明珠又一次呼吁“肃杀的秋风”“横扫其胸臆”，“如横扫林莽”，从而强化、放大了《晨歌》中那种深潜而骚动着的朦胧意绪；而当类似的呼吁再一次响起时，这一直若明若暗的意绪终于水落石出般清晰凸现：
　　砍倒那棵高擎着鸦巢的白杨树，/让我的心无枝可依，/重返天涯！
　　（《秋怀.其七》）
　　这颗心曾被指陈为“红得象火”，雨花石般“投诸水而益逞其光焰”（《凝视着雨花石.其二》，1977）；被表白为“如陀螺般/向爱神抽来的鞭梢，/痴情地旋转不歇/一忽儿也不曾，从她的/势力范围逃脱”（《述怀.其一》，1982）；而现在却欲“无枝可栖，重返天涯”！在这越来越趋激荡的态势中，某种一直被遮蔽着的背景倏忽转变成前景。“那棵高擎着鸦巢的白杨树”究竟象征着什么，远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道明，可以肯定的是它曾凝聚、撑持着他先前的全部生活和信念；要将其“砍倒”，意味着从根基上清理、清算过去。《暮春吟草.其八》（1984）提供了一幅对称的总体象征画面：
　　当黄昏来临的时刻，/辛苦的旅人却背转万家灯火，/向无垠的苍茫，/寻觅那但属于他的/一颗微光
　　这里场景、姿势和目标构成了一个整一的情境：在“黄昏时刻”和“万家灯火”之上，是“无垠的苍茫”，它暗喻着一个巨大而浑沌的心理时空，藏纳着昔日的全部执着和迷误、光荣和羞辱、希望和绝望、欢乐和痛苦；“背转”的姿势和上述的“砍倒”一样意味深长，其果决显然透露出某种内心过程的逆折以至中断；最后，“寻觅”这一贯穿着忆明珠创作始终的主题再次出现，然而其向度和指归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但属于自己的一颗微光”既呼应着“万家灯火”，又比照着“无垠的苍茫”，其微弱飘忽，隐秘闪烁，在喧繁的氛围、漫长的距离和浩瀚的空间烘托压迫下，造成了某种一发如悬的致命感——它确实是致命的：因为正是在这里，在对光明普照的期盼让位给对“但属于自己的一颗微光”的“寻觅”之处，那天生丽质的诗意灵魂才由脆弱一变而为强大，超越尘世的种种束缚掣肘而启示诗人和诗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所谓“重返本真”，亦即所谓“自我拯救”：
　　从哪里飘来/几声秋蛩的清吟？/蓦地回首，/晚祷提前来临。
　　（《书空.其七》，1986）
　　我相信忆明珠于此并非是偶然使用了“晚祷”一词。它所具有的浓重仪式意味，凝聚了某种弥漫性的心态。事实上，这场混合了中国传统的祭奠和基督教的忏悔的内心仪式一直在他83年后的诗歌创作中隐秘进行（忆明珠自言他的心态自写《雪思》后就进入了“冬天”），兼具人生和诗的双重指向。这里忆明珠不再执着于那颗心的纯真，而是看出它“早如一片坠枝枯叶，遁入空门”（《晚花.其五》，1985）；它所蕴含的能量仍可“爆发强光”，此后便化作“一群银蝶飞扬”；他甚至一直把这颗心逼进了历史深处，从那里，从“心头掠过”的一阵阵“古战场般的阴冷”里（《晚花.其九》），“望月华如水处，/可有千年银狐，/听见我心的独语”（《别琳弟丁香小院》，1986），且“揽过汉时的青铜镜”，而“笑得须眉生动”（《揽镜》，1984）。
　　谁能说得清这来自幽冥中的笑声有着几多酸楚，几多快意，几多无奈和几多欢畅？它充满着死亡气息，又高蹈于死亡之上；混合着铁与冰的刺痛，又摇曳着水与风的清朗；这是一种大解脱，又折返人心激响回荡。已逝的岁月、将逝的肉体，包括那颗业已“无枝可栖”的心都在这笑声中砉然委地，而唯有那双窥破了自我和生存真相的眼，那张言说着晚祷之词的口，在苍茫的暮色中闪光。这样一种祭奠，这样一种忏悔，或者说这样一种祭奠式的忏悔和忏悔式的祭奠不仅着眼于灵魂的自救，而且致力于灵魂的自赎。它不是靠简单地抛弃，而是靠诚挚地省悟过去而获致当下的存在，靠持续的死亡而赢得瞬间的新生。它当然没有提供未来，因为这里没有时间意义上的未来，而唯有诗的超越；而如果说在它的深处确实弥漫着一片无边的黑暗和虚空的话，那么正如叶芝所说“当我明白我一无所有时，当我明白塔楼鸣人以一瞬即逝的钟声作为灵魂的婚礼时，我将看到黑暗变为光明，虚空变为丰富”。
　　《沉吟集》和《天落水》所收作品跨度凡十年，此后忆明珠基本上没有再写新诗。这十年对应“文革”十年或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却也使得如下诗句具有了某种双重的“味外之旨”：
　　给我一枝花儿吧，/我欲微笑，/面壁十年，/梦破时，/我欲拈花微笑。
　　（《给我一枝花儿吧》
　　而《书空》中的几行诗甚至更能体现这种“拈花微笑”式的智慧：
　　风景入目最佳处/不在此岸/不在彼岸/向前走/走过桥去/再回头/回到桥中间
　　小说家林斤澜曾以“石破天惊”形容他读到这几行诗的感受，可谓知音之论。因为他不仅读出了“回头”这一突然的逆折中所暗含的幻灭感，读出了“回到桥中间”所具有的新生意味，而且读出了二者在化沧桑为“风景”的智慧境界中融溶为一时所释放出来的沛然活力和巨大能量。
　　“石破”之日即石头开花之日。从这一角度看忆明珠近二十年来的创作，其本身就成了“桥中间”的一处奇佳风景。“石头开花”一喻固然适用于他此一时期的诗（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他确也屡屡以“石头”自喻，这富于讽刺性地令人一再想到他的成名作《跪石人辞》），但或许更适用于他的散文。1977年他起手写的第一组散文，总题即标为“破罐.泪泉.鲜花”；后撰《关于散文的聊天》，其开篇《“破罐”——我的散文观》又言明“破罐”相对于“玉壶”，分别象征着他所理解的散文和诗的不同文体特征：“玉壶”者，“某种对圣洁的升华”之贮器也；余者则期许以散文。“破罐”本撷自俗话“破罐子破摔”；然而稍加细察便可发现，它同时还是一个反刺命运的隐喻。在这一点上它恰与“石头”相通；而期冀以泪水供养，从中生出“鲜花”，较之“一片冰心在玉壶”，不是一种同样圣洁且更加超迈的生命追求吗？
　　忆明珠1979年调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复调江苏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旋举家搬迁南京。若从外部观之，迄今前后凡二十年间生活，除这两点变化尚可一提外，几乎称得上平淡无奇之至。说白了，竟日无非看、思、读、写四字，间以短暂出游，亦不能外。然而，若从内部观之，则这二十年的生活，真可谓风云际会、山重水复。往大处说，经历了“文革”后的幻灭，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就有一个如何重建生活和艺术的信念，如何摆正自己的问题。“诗失求诸野”，但哪里是他的“野”？缘何而“求”？又怎么个“求”法？往小处说，“文革”后他已站在老境的门槛上，如《自勉》（1978）一诗中所言：“‘一尺之棰’，已取过其半”了。《容斋随笔》云：“二十为生计……五十为死计”；死，并不难，难的是“为死计”——所“计”者与其说是“身后”，不如说是“身前”：既要从容应对老境，又要对毕生追求有所交待，不亦难乎？由此二端考虑，就不难理解忆明珠何以会一段时间内诗与散文并重，后来却越来越偏于散文：他其实是向往散文“作为一种文体，能够自己解放自己”。
　　这和他对诗的珍爱并不矛盾，无非是文体上各有所长而已。即便是在他的散文之名大炽以后，诗在他的心目中仍保有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次讲课，有读者问“你的诗好还是散文好”；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诗好！因为诗境即心境”。在他看来，诗境之相印于心境，“有时可以坦率到令人看不懂的程度”；但也正因为如此，就为散文提供了施展的天地：诗不必、也无法说清楚的，正可交给散文去说。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散文不妨视为其诗的延伸和拓展。当他说：“无论废铜烂铁、荆棘蒺藜、假语村言、嬉笑怒骂以至种种胡说八道，在散文的‘破罐’里，可谓‘得其所哉’”时，他所道出的，正是某种诗性的智慧；“开花”则是其最高境界。“开花”意味着生命－语言当下的自由自足，自在无碍，意味着“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刘勰《文心雕龙》语）。忆明珠的散文越是到后来，总体品质上就越是接近这一境界：无论世风民情、往事今景、人物品貌、草木鱼虫，一经点化，俱成佳品，当真到了“寓目成色，寓言成声”的程度。这和他的诗越是到后来就越是于他原先擅长的延绵的抒情风格有所节制，取而代之的是电光石火式的短促感悟；意象的营构方式也不再注重内在的逻辑性，而是更显孤立、突兀，不再服务于某一具体情态的抒发，而是以其自身呈现某一特定的瞬间，不再具有向外扩展的趋势，而是在向内的聚敛中与身俱足，恰好彼此呼应，相互补充。
　　忆明珠的散文观主要见之于《关于散文的聊天》十篇。反过来，这“聊天”二字，也甚能道出其散文的精神。本来“聊天”既是与他接谈者的一大快事，亦是使他至为平淡的日常生活凭空生辉的项目之一；我之所以未将其单独列出，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归入“读”类的。在《关于“读”》一文中忆明珠写道：“什么都可读。山可读。水可读。云可读。月可读”，何况人乎？对“好读书不求甚解”，且据云所读不多的忆明珠来说，“聊天”正是他读“人”“世”这两本活书的大好机会，并因而成为他散文写作的“法门”之一。当然读法很重要：知人鉴己、循事悟理，是一种读法；得机类推、跳跃联想，又是一种读法；可正读，可反读；或进一步读，或退一步读；一时读不懂，独处时再默默复读——不要轻看了这读法种种，其中实有大道存焉。《民间论语》中的一段话，最能道出其中精义：
　　人与人相接，不光是握手、递烟，还得交谈。你一句，我一句地对答起来，便形成思想交流。而每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经验，必有闪亮的思想之花爆出。这是活在口头上的《论语》。
　　忆明珠素喜《论语》——不过首先是作为文学作品——尤喜孔子在论及其思想核心“仁”时那种“令人如坐春风”的口吻和语气。“仁”者，二人也，人人也，人与人也；其主要着眼于指导、协调人际关系的用意不待一一阐述，由这种口吻和语气已足自现。那么，以“仁”而视“聊天”，不亦可乎？此二三子间事通人人间事，通天下事也。忆明珠激赏《论语》开篇《学而》一波三折，“如一支优美的牧歌”，“好像在欣赏生活，礼赞生活，在提示着生活的一种至高至美的境界”；而从文学的角度说，“欣赏生活，礼赞生活”，“提示着生活的一种至高至美的境界”，不就是“仁”的根本所在吗？当然，这里的“欣赏”、“礼赞”决非牧歌意义上的欣赏、礼赞，正如这里的“提示”丝毫不具说教色彩一样；其“仁”，是生活本身所要求的“仁”，它来自业已经过了充分的积淀和反省，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悖谬，内外无别、主客不分的生命体验。事实上，这个意义上的“仁”可以说构成了忆明珠近二十年创作（不限于散文）的一个基本美学支点，且决定了其美学风格的发展向度。他每以张大千（面对西方）的“泼彩”和黄宾虹（面对古人）的“解散线条”为比，言明自己所追求的，乃是传统园林中所谓“平远山林”的境界，即不是刻意创新，而是止于发现；不求怪异奇险，但求朴素健康；未必出人料外，然必意味深长的境界。他迄今已出版的五本散文集中，多的是此类貌似“聊天”，而又把“聊天”提升为生活况味的作品。随手摘几个句子如下：
　　一壶春茗在手，目中有绿，心中有苦，这才能进入境界，成为角色，否则，终不能算是茶的知音。
　　（《茶之梦》）
　　人生最美的风景，应是恰巧在最美的焦点上暴露出那点历史沧桑的丑来
　　（《丑的自赞》）
　　它黑得极重极浓，又黑得极透极亮，是灵魂的那种黑。敢于黑到深处，又敢于亮到深处。
　　（《题八哥》）
　　心地光明，百病不生，百病不生，即罗汉也。
　　（《不想戒烟》）
　　但仅仅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仁”是远远不够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只有首先把握住这“仁”中所包涵的独立的、批判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立场，其美学内蕴才能真正生长为一种境界。这大概是忆明珠从前半生的惨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历史教训。独立、批判的精神既是哲学的，也是文学的灵魂。在忆明珠看来，中国文化传统中原本并不缺少这种因素。孔子的“仁”，落实到现实层面上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面看来是一种铁定不移的上下垂直关系；其实这种关系的设置是以“君子”，即“士”为中心，以“士”的眼光为标准的。一旦违反了“士”的评价标准，那就叫“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孟子以“定于一”改造了孔子的“吾从周”，以“民为贵，君为轻”改造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基于的也是“士”阶层的独立、批判精神，其结果是为“仁”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使儒家学说成为一种更具涵括力，也更具弹性的学说。事实上，“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本来依据的就是其自身独特的眼光和尺度，不必以帝王将相为转移；而这一阶层能否坚持独立、批判的立场，和其所信奉、所张扬的某一（或任何）学说是否具有可改造性，是否具有与时俱化、绵绵不绝的生命力从而是否足够伟大，是互为表里，彼此依存的。正如对某一（或任何）学说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缺少接受改造的能力，或宣称自身已然真理在握，拒绝接受改造以至失去了可改造性一样，对“士”阶层（或知识分子）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失去了独立、批判的精神——此二者诚所谓“朽木不可雕也”。
　　这就涉及到了“聊天”更深一层的意思。忆明珠于此的一段妙论，真可谓警世之言：
　　中国人天生的都是些美学家，造个词儿，既表意义，又寓意境。依我臆测，聊天者，你尽管聊去，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可以聊它个十万八千里，可以一直聊到天上去，多广阔的精神空间啊！……不幸自宝玉出家而后，便不闻有什么高明的聊天，到了近数十年，自“反右”至“文革”，情形越来越糟。人人三缄其口，“无多言，多言必败；无多事，多事必患”。聊聊且不敢，又怎敢聊它个十万八千里，又怎敢聊到天上去！……要知道，聊天若不能聊到天上去，便很难说是安定团结的标志和太平盛世的保证。因为很多本来不应当降落到中国老百姓头上的东西，比如“反右”、“文革”等等，等等，等等……恰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么，天的喜怒哀乐，阴晴圆缺，岂可不在聊天的题义之中吗？聊天者，聊聊天的喜怒哀乐，阴晴圆缺也！天其认可乎？
　　由一小小的拆词游戏生发开去，讽喻或不失温柔敦厚，而批判的锋芒，亦尽显其中矣。这里显然有传统“诗教”的影响，更渗透着自由民主的精神，其本身正启示着古老的文化传统被现代思想改造的可能性。
　　忆明珠的这一路散文，自成一种雄辨式的慷慨陈词风格；其抨击时弊，针贬人心反思历史，本乎心而驭乎气，且暗行逻辑操控和情感变奏之能，或大题小做，或小题大做，或正题反做，或反题正做，所言可不妨近在咫尺，却每具姿肆汪洋，滔滔不绝之势。如《论“换血”》，面对“中国人没治了，要换血”这一反题，先极言震怒，复备述困惑，由此转入“脱胎换骨”的平行命题，而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刺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的“骨软可卷”；末节翻盘回到开头，一腔沉痛的正气，沛然涌出：
　　我们这个民族，早已被换过血了，早已被“脱胎换骨”了。我觉得现在倒确实应该再换一次血，再来一次“脱胎换骨”！换回早已被换掉的“荆轲聂政的血”，换回早已被换掉的“尧舜的心”，而作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