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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理论的哲学意蕴与当代启迪
　　作者：杨荣刚
　　经典作家马克思晚年根据世界历史发展形势，立足于俄国特殊国情，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构想。这一理论构想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哲学内涵，学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此起彼伏，经久不息，甚至有学者将其推崇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因此，正确挖掘这一理论的哲学意蕴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关哲学思想，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理论的内在哲学意蕴
　　(一)跨越发展理论蕴合并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
　　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864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次阐明了&世界历史&的思想。他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使人类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类开始摆脱地理条件的阻隔，从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向&世界历史&转变。1848年，他在(供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 (P276)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利益的驱使下，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竭尽全力去开拓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输出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将&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使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此，马克思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勾画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将被卷入资本主义的漩涡之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晚年把视线转向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通过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马克思又不断完善了他早期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首先，他把俄国纳入到世界整体环境中去分析和把握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他指出：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P340)可以看出，马克思把俄国的社会发展同当时的国际背景结合起来，认为俄国可以利用当时的历史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 &世界历史&的形成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国际化，为苏俄实现跨越发展提供有利契机。俄国当时处于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为俄国吸收其文明成果，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在分析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坚持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结合，把俄国社会的发展问题提升到世界历史的高度.在世界与民族的相互作用中提出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跨越&设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早期所形成的&世界历史&思想。
　　(二)跨越发展理论蕴含着生产关系渐进性与跨越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构想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做出了新的贡献，这种贡献是通过对生产关系渐进性与跨越性的辩证分析来实现的。
　　第一，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客观规律，这一点具有绝对性。换言之，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必然产生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是绝对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t] (P142)对这一决定性的理解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把握：从时间上说，要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进行宏观把握而不能进行微观理解;从空间上说，要放眼全球而不能从个别国家出发孤立理解。但是，这种决定性是寓于相对性之中的，由于各国具体国情不同，一定范围内会出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参差不齐的现象，同一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催生不同的生产关系，同一生产关系容纳生产力程度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认识应该在相对中把握绝对，在绝对中把握相对。马克思在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研究之后认为，符合这一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既可以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可以是非资本主义的&农村公社&。俄国可以在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下实现跨越发展，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去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这就体现了生产关系渐进性与跨越性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式，同时也在新的时代环境发展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
　　第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基础上各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但这一变革是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是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合力理论&。他指出：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s] (P248)当然，这其中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经济条件成熟是必然发生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但是何时何地发生变革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等等。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是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社会矛盾复杂，革命热情高涨，再加上相对成熟的苏维埃政党的正确领导，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较高。在这些因素共同&合力&下，俄国可以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在实现生产关系的&跨越&以后，如果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不能提升，则生产关系的跨越就会不彻底、不巩固，这也正是马克思强调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是实现跨越发展前提条件的根本原因。总之，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俄国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实现&跨越式发展&并不违背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基本原理，相反却是创造性的发展和完善了这一基本原理，是将生产关系渐进性与跨越性辩证结合起来分析问题的具体体现。
　　(三)跨越发展理论体现了对唯物辩证法&条件论&的具体运用与深化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他晚年提出的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构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具体道路之间辩证关系的再探索，进一步加深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都受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制约。但是，由于各国历史现实条件的不同，社会发展道路会呈现出多样性。马克思关于跨越发展的理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而形成的，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指导下民族道路特殊性的具体表现。
　　发展规律是发展道路的内在依据，发展道路是发展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发展道路的不同形式依赖于不同的客观条件。马克思在分析落后国家发展问题时，就抓住了发展规律与发展道路的中间环节，即&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这一具体条件，从这一条件出发来思考规律与道路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马克思认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公有制性质，还取决于它所具有的历史条件。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俄国&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4] (P435)此外，他还强调：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P326)这里的意思是说，只要具备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等这些历史条件，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是可以实现的。晚年的马克思紧紧抓住&条件&这一环节，从客观现实人手，阐述了社会发展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之间的辩证联系，创造性的实现了对唯物辩证法&条件论&的具体运用与发展。
　　二、马克思跨越发展理论哲学意蕴的辩证审视
　　(一)晚年马克思跨越发展的理论并不是对早期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学说的&变革&
　　马克思早期在剖析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中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P413)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将原来的五种形态论概括为三大阶段： &从古代公社所有制的原生的社会形态，到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东方专制为基础的次生的社会形态，再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的最高形式的再生的社会形态。&[4](P450)此后，逐渐形成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马克思晚年在&三形态说&理论基础上，开始把视线转向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在他看来，以农村公社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落后国家可以在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此，马克思形成了关于东方国家社会形态演进的方式：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
　　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国家社会形态演进的方式并不是对早期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学说的&变革&。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排除个别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与偶然性，东方落后国家具有西方所不具有的特殊条件，这就决定了东方国家必然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路线。正如列宁所说的： &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s] (P263)&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常态的跨越式发展理论并不是对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否定，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反却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发展渐进性与跨越性相统一的辩证规律，进一步充实完善了社会形态理论体系。由此，用晚年马克思跨越发展理论来否定早期马克思社会发展形态论的观点，是一种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错误观点。
　　(二)马克思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具有&条件性&并不具有普适性
　　马克思在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时，始终没有脱离客观实际进行抽象的推论，而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从俄国当时所特有的历史机缘和生存态势出发进行探索。这主要表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
　　首先，从国内条件来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是俄国所特有的先天条件，但正面临着被瓦解的危险局面。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几乎陷入绝境&&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俄国土地公有性质不被破坏，农村公社就可以成为苏俄走向社会主义的优势因素，帮助苏俄避免资本主义一切可怕的波折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从国际方面来看，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处一个历史舞台，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为俄国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使俄国农村公社&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S](P465)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2](P765)也就是说，俄国社会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国际环境，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式发展。综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并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条件下的跨越，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这种理论构想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它只是为具有相似国情的国家为实现自身发展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方法论指导。因此可以得出，东方国家在选择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时，必须坚持世界整体环境与民族历史条件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综合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具体分析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三)马克思跨越发展理论体现了时空转换互补的辩证思维并不违背&一元发展逻辑&
　　纵观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发展理论构想的形成过程，这一跨越发展的链条主要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跨越。也就是说，俄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4](P435)，直接走上社会主义。二是生产力层面的跨越。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要依次经历自然经济_商品经济_产品经济(共产主义经济)这三大阶段，并且强调&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9](P108)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人们不能跨越商品经济直接进入产品经济。因此，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在完成了生产关系的跨越之后，必须积极利用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客观环境，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这两个层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构成了马克思跨越发展的完整链条。
　　马克思晚年的这一理论构想是在对俄国国情进行多角度&立体透视&的基础上提出的，蕴含了一种辩证思维方式：即&时间上的差距可以通过空间上的转换来弥补&。这里的意思是说，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较晚且发展缓慢，从时间上说，东方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步伐远远落后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落后，这种由时间所造成的物质条件的差距可以通过空间上的并存转换来弥补。由于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俄国可以通过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文明成果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在&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情况下，以历史跨越的方式完成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任务，这就是通过空间上优势来弥补时间上不足的辩证思维方式。 &时间上的差距可以通过空间上的转换来弥补&的辩证思维方式并不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否定，恰恰是对马克思早期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完善。因此，落后国家通过跨越式发展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没有违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元发展逻辑&，而是一种整体性的生产力对局部性的生产关系的决定关系，是这一基本原理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表现。
　　三、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理论的当代启迪
　　毫无疑问，晚年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为我们当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借鉴。同时，马克思研究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态度、方法、角度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指导。这些启迪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研究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问题，应该立足于世界历史的高度，将其置于整个世界历史及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加以考察。如列宁所说的：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是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P126)也就是说，我们在考虑社会发展道路时不应该从单个社会有机体出发，要坚持既要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又要考虑客观国情的辩证唯物论原则。其次，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是各种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历史环境中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归根结底要看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要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因此，东方落后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切忌千篇一律，抹杀民族差异，拟定一个适应任何情况的普遍发展模式，而应该努力从各国发展所面临的综合要素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和模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一切痛苦，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跨越&。最后，马克思跨越发展思想中所包含的&条件论&启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要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跨越发展论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成果。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驾齐驱共存于世界历史舞台之上，我们必须善于运用&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的辩证思维方式，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大胆的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合作竞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不足，继续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这样才能迎头赶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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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简介/卡夫丁峡谷
苏联、东欧等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否是马克思“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具体实现？理论界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不仅提出了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而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已证明了马克思这一理论的真理性。笔者认为，这完全是借助马克思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对当代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注解。要回答当代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是否就是马克思“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现实中的实现，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当代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有无必然联系。纵观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四个复信草稿，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所酝酿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即：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这就是“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前提和基础。其二，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存在，即：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是“可以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就两个条件而言，前一个更为重要，没有土地公有制的先决条件，所谓的“不通过”也就无从谈起。俄国十月革命前是否具备这个先决条件呢？1895年恩格斯指出：“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列宁也多次明确肯定俄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他指出：“民粹派往往根据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落后和手工业生产占优势等情况而把我国的制度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毫无疑问，这是极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既存在于技术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存在于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由此可见，到十月革命前，俄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已经消失。所以，“跨越”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其次，苏联、东欧等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否是马克思原意上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所酝酿的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他曾作过多次描述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决不可能是遭到他多次批判的形形色色的其他社会主义。那么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称得上科学社会主义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成就基础之上，这是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普遍规律。苏联和东欧等国在十月革命前虽已进入资本主义的低级生产阶段，但自身却缺乏发达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成果，所以，它完全不同于由发达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情况。这种独特的发展道路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它和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形态，具有质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水平所决定的。因为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必然产生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此意义上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不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现。苏联和东欧的这种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想走出一条不同于马克思提出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它的最终失败不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破产。相反，它从反面验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学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高巍翔：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成功范例，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自然史的过程”与特殊条件下的跨越、生产力决定作用与生产关系能动作用和历史活动主体选择的历史逻辑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现代化的“单向趋同”，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其理论体系正确回答了中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题，在世界现代史上创造了“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内容，从而大大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李方祥：西方国家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呈现出三个新特点一是在散布“意识形态终结”迷雾、“普世价值”神话的同时，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向其他国家输出政治制度。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能源、环境、军费增长、人权等问题，是一些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的惯用武器。当今世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仍然是客观存在，敌对势力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为“极权主义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和立场。二是掌握和利用大众传媒对一些国家形成全方位、立体式包围网。广播、卫星电视等传统媒体仍然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干扰、渗透的重要途径，而在近几年来，更是加紧与我国争夺互联网等思想文化的新阵地。三是利用国际经贸、文化交往不断扩大的机会，在向一些国家输入文化产品的同时，渗透美式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观。同时，利用各种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名为“文化交流”的渗透，使之成为输出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渠道。西方敌对势力的手法、花样时常翻新，但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是根深蒂固的，其战略意图和目标一以贯之。（《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1期）孔根红：国外“中国观察家”谈中国共产党的几个核心观点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一些国外“中国观察家”将目光转向中共并提出了几个核心观点：一是史无前例的“中国道路”。中共“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国家成就的篇章”，俄罗斯《红星报》说，中共“提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苏联由于没有进行这样的改革而解体”。奈斯比特、米歇尔·戈代等人认为，中共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时代的话题”，“正在改变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二是大智大勇的“变革创新”。奈斯比特说，“中国共产党不再停留在《共产党宣言》上”，“1978年，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与世隔绝几十年的坚硬外壳，开始了神奇的蜕变”。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说，中共“奋发图强、竭力赶超、自我反省、自我修正和适应变革的能力在过去28年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库恩说，中共有一种革新的毅力、前瞻的视野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中国改革开放正是从中共政治观念的变革与创新开始的，“他们厌倦了止步不前”。三是别具一格的“纵向民主”。“中国共产党更加善于聆听人民的意愿”，顺应民心“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息的原因”。奈斯比特在新着《中国大趋势》中将中国政治民主模式概括为“纵向民主”，获得许多“中国观察家”的赞同。他说“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世界》2009年第12期）马丁·雅克：不能再用西方模式解释中国过去30年，西方对中国的预测十有八九都是错误的，这已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他们声称：中国经济增长率被夸大；一场大危机迫在眉睫；国家的控制将逐渐减弱；全球媒体的影响将一步步削弱共产党的权力。西方人预测中国之所以表现如此糟糕，是因为他们总是用西方模式和经验来解释中国。除非我们试着着眼于中国自身来认识它，否则对中国的看法将一错再错。中国截然不同于西方，做事方式或思维习惯迥异于我们。直面这个事实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国家在中国人生活中仍无所不在，仍然拥有大多数大型企业，善于找到新办法抵御美国的全球媒体影响。西方观察家通常认为中国政府的这种介入出于恐惧，但国家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更深层原因。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不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而是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原因深藏于中国历史。中国至少2000年前就已是一个文明国家。维护中国文明的完整被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国家的神圣使命，因而国家在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可比拟的独一无二的角色。（《环球时报》日）王谨：确立中国问题意识，形成中国学派现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始终受制于西方范式。学术概念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是西方的，评价标准也是西方的，有的人已经到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地步，表面上提倡所谓“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没有辨别、没有选择地全面认同西方标准，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学术研究方式和学术价值理念，全盘否定中国的学术研究、文化研究成果，丢失文化建设的主导权。还有一些同志对一些西方首先提出来的范畴和要领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满足于人云亦云，或者赶潮流、求新奇，缺少在实践中发展创新，甚至是把西方都早已摒弃了的东西奉若至宝，成为西方理论的附庸，导致表面上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实际意义却不大，或者还会带来负面影响。正是这样的欠缺，成为“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华实施文化“入侵”和“殖民”的一个危险“接口”。这种差距直接导致知识界、学术界不仅始终无法站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前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范式，作出理论阐释，提出发展思路，而且还在与西方的对话当中处于被动的境地，甚至于经常出现集体失语的现象。没有中国问题意识，就不能建构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的学术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广义的建设，都应当大力倡导中国意识，着力构建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和价值评判尺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景天魁:发达国家福利的另一面就是贫穷、灾祸，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福利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但它却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消费，还大举借债。世界经济秩序如此不合理，难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海啸顷刻间就能席卷全球。正如研究金融危机不能就金融谈金融、就经济论经济一样，在社会学、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同样不能就贫困谈贫困、就福利论福利。福利国家的困境并不在于国内的财政困难，而在于越来越贫富悬殊的世界难以支持少数国家的高福利、高消费。所谓“福利国家”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福利资本主义理论”的最大局限是：只以占世界人口零头的少数富国为关照范围和实践基础，它们的视野未能“普遍”到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甚至未能顾及到富裕国家内部的广大贫困人口。那样的“福利”其实另一面就是“失利”，就是贫困，就是灾祸。“福利”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是普遍享有而非少数人独享的利益。所以，让人类真正迈向“普遍福利”的时代，是社会学、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研究的崇高目的和历史使命。(《北京日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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