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发展_凤凰资讯
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党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热烈响应。近一段时间，编辑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询问应该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基层政府应如何抓好经济工作，企业经营应作出哪些调整。今日刊发几位专家的文章，畅谈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并回答读者提问。
原标题：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
版）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党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热烈响应。近一段时间，编辑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询问应该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基层政府应如何抓好经济工作，企业经营应作出哪些调整。今日刊发几位专家的文章，畅谈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并回答读者提问。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凤凰资讯官方微信
播放数：1810674
播放数：439983
播放数：1386749
播放数：5808920
48小时点击排行拒绝访问 |
| 百度云加速
请打开cookies.
此网站 () 的管理员禁止了您的访问。原因是您的访问包含了非浏览器特征(3a765f00d66043dd-ua98).
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怎样看中国经济新常态_观点库_观点中国
当前位置：
怎样看中国经济新常态
编者按：中国经济，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判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正确认识理解，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保持平常心态，着力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服务于各项使经济增长以适宜的速度平稳健康运行。习近平总书记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新常态”的中国语义“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涵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涵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是谓新常态。“新常态”的现实表征与理论解析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新常态”的四大趋势“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就是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最佳时间窗口。譬如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70、80年代大致为4.29%，90年代以后只有0.85%。再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高达10%的经济增长以后，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7.6%的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降到了4.3%。其间，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所以，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言，“对中国来说，要回到过去30年两位数增长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事实上，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增速放缓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华盛顿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彼得·伯特里尔也认为，中国GDP增速放缓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速放缓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新常态”下，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反映的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内涵更加全面，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评判，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发展的质量会更高、效益会更好、可持续性会更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因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与增长方式转变相伴而行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数量型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和资本投入去驱动，而质量型增长则需要创新去驱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也在倒逼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受四大要素影响，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投入、创新与技术进步。通常情况下，随着资本、劳动、资源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也会随之而增加。但随着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临界点后，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产出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个时候，就必须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减缓或阻止收益递减现象，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以我国为例，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2013年，则降至12.2%；月，仅为5.8%。这充分说明，经过了30多年的数量型增长，要素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极限，未来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力，必须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与技术进步上来，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在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转型也就势在必行了。过去，一遇到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就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以“保增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虽说在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速拉起来，但由于政策变化太快、太频，往往会打断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明，常常会无所适从。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实际上就是宏观政策转型的开始，意味着中央调控经济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以“保增长”为中心转向以“调结构”为中心，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轴。所以，尽管从去年以来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较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强刺激的调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中央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区间调控的基本思路。调控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就业”，只要通胀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失业率不超出充分就业的界限；或者说，只要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就不会轻易动用强刺激政策，更不会为了零点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干扰总体工作布局。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将更多地聚焦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适时的“微调”与“预调”将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在战略上要有定力，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但却自然而然、真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我们只能遵守，不能违背。我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也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客观上讲，经济发展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经济发展也较快；而由中等收入阶段再进一步，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则要困难得多，经济增速也会随之而下降，其间所遇到的挑战，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政策对路，措施得当，就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比如日本和韩国；否则的话，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千万急不得。尤其是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不必为此而过分纠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精辟论述。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增强信心，发挥优势。虽然我国正在经历“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我们有13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我们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坚定地、充满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信心来自于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只是放缓，并不意味着低迷；平常心也不等于平庸心，更不等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新常态”是新尝试、新探索，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要求更加严格，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宏观调控思路要创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增强等一系列的难题，都需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谋划，主动作为。珍贵的战略机遇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结构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把改革进行到底。如何认识经济新常态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如何认识经济新常态
阅读已结束，下载文档到电脑
想免费下载本文？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导读：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编者按：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牢牢把握国际和国内两个发展大局，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如何全面理解中央的判断、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认清动因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前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王一鸣，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这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中来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换，与世界经济发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日 00:00:01 来源：《求是》2015/01
编者按：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牢牢把握国际和国内两个发展大局，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如何全面理解中央的判断、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命题。四位作者从不同角度撰文，可以给人们以启迪。
认清动因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前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一鸣
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首先要弄清楚形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动因。这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中来把握。
从国际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换，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密不可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被人们称为“大稳定”的时期，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明显弱化。但经济繁荣也不断积累着矛盾和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严重衰退，对我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能，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1.6%。但危机发生后，全球总需求不振，国际分工体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修复阶段，低增长状态常态化，将对我国外贸和投资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对外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正在深化，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只要我们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就能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从根本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内部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近年来，在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发生了阶段性变化。2007年以来，季度同比增速从2007年2季度的14.2%回落到2014年3季度的7.3%，呈现持续放缓态势。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表象上看，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减速和换挡，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的过程。
一是需求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投资扩张空间缩小，投资增长明显放缓；吃穿用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商品需求呈现多层次特征，服务消费逐步兴起，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处于孕育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二是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储蓄率和投资率逐步下降，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放慢，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要求我们将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是市场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供给不足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增长主要靠数量扩张，市场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现在总体供大于求，经济增长转向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并存，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要求我们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创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四是体制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主体加快发育，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方式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只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就要稳定宏观政策，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鼓励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探索方向，在竞争中创新发展。
此外，新常态形成也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和经济增速放缓后深层次矛盾凸显有关。过去资源环境回旋余地较大，但经济规模扩大后能源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硬约束逐步强化，要求我们必须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循环转换。经济增速放缓后，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水落石出”，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要求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新常态孕育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元春
进入新常态，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凸显，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
改革发展共识已经形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世界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宣告了我国以高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近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经营效益恶化，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加大，都不同程度反映了以往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常态下，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既是重塑中国经济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从上到下最广泛的发展共识。这就为我们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认识基础。
大国经济效应正在凸显。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虽在放缓，但经济运行更加稳健。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全面显现。一是规模效应正在显现，尽管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但由于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保持稳定。二是消费结构正在升级，近年来中国消费规模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需求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三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国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的“世界市场”正在对接，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增强。
中国经济升级版正在孕育之中。进入新常态，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因素约束下，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雏形开始显现。从产业看，随着收入增加，我国消费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正在由过去以吃穿住行为主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降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迅速增长。从区域看，中西部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了腾挪空间，也为加快自身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人口和技术新红利蓄势待发。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一些地方“招工难”、“用工贵”现象频现。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这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储备丰富，正在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此外，从衡量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各项指标看，2013年中国科研经费投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专利申请达到82万多件，居世界第一；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加，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接近30%。这充分说明，“中国制造”正在加速向“中国创造”转变，以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红利正在形成。
世界发展格局正在加速重构。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给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布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014年对外投资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加快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扩大开放产生的板块效应进一步强化；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新的国际合作格局正在形成；四是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启动，正在打破欧美一统的国际金融格局，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大大拓展。
准确把握速度、结构与动力转换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郭克莎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本特征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深入认识这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是我们全面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相互影响。经济增速的变化是主要动因，能够直接影响到结构、动力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优化升级、新的动力机制重塑都要受到制约。但同时，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速，决定着经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向中高端发展。
从速度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进入新常态的起点和动因。短短几年时间，我国经济增速由10%以上回落到7.5%左右，既有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有国内发展阶段转变的因素，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符合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情况看，中高速增长的范围大概为6%―8%。但对于我国经济增速变化，人们认识存在着较大分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的降幅平均达到50%，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速要下降到5%左右。而5%左右已不是中高速增长，显然也不是我们期望的新常态。如果速度不断下滑或降幅过大，经济社会运行会出现剧烈波动，结构调整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将受到明显影响。事实上，我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仍较低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上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消费释放不足，发展差距较大，体制因素对经济活力的制约仍较多，这些既是压力又是动力，是可以拓展的增长空间，能增加未来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当前，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区域、国际国内协调发展，发现和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带，完全有可能助推中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
从结构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基础。经济增速下行会引起结构的变化，同时通过需求导向进一步加大对结构调整的压力。但结构的有效调整既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也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如果市场作用受到体制因素的制约，结构优化升级的进展将比较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因资源配置格局和效率没有明显改善，就会导致供给被动地适应需求，经济增速则可能持续下滑。因此，结构调整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单兵突进，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真正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近两年来，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下，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消费需求拉动力明显增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幅提升；新的科技成果、商业模式得到广泛应用，新兴产业、新兴业态持续增长，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改造升级加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丰富。这些将使新的生产能力大范围、多层次替代旧的生产能力，使新的增长机制逐渐替代旧的增长格局，使供给发挥引导、激发、带动需求的作用，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较大改进，促进经济增速稳定和回升。 包含总结汇报、办公文档、党团工作、资格考试、文档下载、工作范文、教学研究以及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等内容。本文共2页
相关内容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