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
09-03-04 &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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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在人类历史上带来某一方面的改变，就得以名垂青史了。而耶稣基督，在地上活过的最伟大的人，事实上，他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即使大部分的人所知甚微。 耶稣是谁？ 关于圣诞节，最悲哀的不是它太商业化了，而是它流于平庸；人们已经忘了从他受惠如此之多的那一位是谁了。 耶稣在圣经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他所触及的每一件事，都有根本性的改变。他的诞生更改了人类计算时间的方式；今天世上即使最犀利、刻薄的无神论者，当他们书信往来时，也得采用根据基督降生来计算的年月日。他也曾说：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起初是很小的，长成之后，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现在全世界有超过十八亿的人承认是他的信徒；也有无数的人，把单单服事他作为他们人生的目的。 拿破仑说：「我在历史上寻找与耶稣基督可相提并论的事迹，或任何近似的东西，却是徒然。世上的王朝、国位都消逝、瓦解了，惟有教会，至今仍然存留。」 假如他未曾生在这世上，人类的故事真的不会是今天这样写法。 基督教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冲击 耶稣爱小孩 「从矿坑里出来的最好东西是什么？」一个世纪以前，一位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在学生们举出各种不同的矿产名称之后，他说：「从矿坑里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矿工。」 基督来到世上以前，这个星球上人类的生命是非常廉价的。古代，拿孩子献祭是很普通的现象，考古学家在异教徒的庙址附近坟墓里发现这种被献的婴孩。 以色列人进驻迦南地之前，那里祭婴的情况十分普遍。古罗马和希腊时期，生下来有缺陷的婴儿或不想要的小孩，通常都被带到森林或山边，让野兽吃掉，甚至活活饿死；也有些被人拣去作一些离谱的用途。另外，也有许多穷人，把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弃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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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 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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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著，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 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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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便一直遥遥引领着世界的潮流，各种思想及理念至今仍以高蹈的气度占据着当代的制高点。而作为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全球16亿信徒的主流宗教，基督教在西方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本文将探讨的，便是基督教对于西方文明中许多已发展为普世价值的思想理念的重大影响。    基督教起源于耶路撒冷，然而却在欧洲兴盛，并由欧洲向世界各地传播。它集中由精神层面的思想及世俗层面的组织架构，对西方文明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先谈谈思想。基督教思想中有着一种人文主义传统，有着贯穿两千年历史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也是它在创办初期得到广大中下层人民信仰的原因。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古罗马时期税吏在犹太人中最遭厌恶）不也是这样行的吗？”（《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圣经.歌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    “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二十三节）    由这些字句，我们可以对基督教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略窥一斑。它的实质是承认有一位造物者，所有的人都是自它所出，因此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的人都应该相互友爱。（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常翻译为“生而平等”的这个短语在许多西方著名法律文献如《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中的英文表述是“created equal”，因此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造而平等”）正是这些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正是这种与东方式无情的专制帝国架构——如波斯、亚述、中国等——相抗衡的人文思想，影响了之后西方与东方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使人相信，人人都是由上帝而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上帝之间无须中介而可直接沟通。（这一点与印度教相比尤为明显。印度人信奉梵天，认为梵天的头造出了婆罗门，梵天的胳膊造出了刹帝利，梵天的腿造出了吠舍，梵天的脚造出了首陀罗。这种思想让明显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到现代还有牢固的基础）这就拒绝了东方式的君主，一种至上、绝对的无限权力。源自希伯莱的这一伟大思想，成为后来西方民主政治一个长远的精神推动力。    当代宪政思想的重要核心，便是限制公权力。而基督教从几个方面确立了这一核心思想的基础。首先，是上述人文主义精神对一种东方式帝国架构的制约。再者，中世纪教会的存在，也是公不可没的。我们现在对于中世纪教会统治大多贬多于褒，然而在中世纪一个强大教权的存在，也给予了王权一个强有力的制约。正如耶酥所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教权主要作用在精神层面，它对世俗王权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你该管的领域到此为止，决不能染指人的思想和精神。你可以管我做什么，但决不能管我想什么。这也就为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提供了保障。    基督教对于宪政的第三个影响，在其原罪思想。《圣经》记载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从此人类便具有了原罪。原罪意识宣告了人人都有罪，没有任何一个人生来是完人。人性是恶的，哪怕是最伟大的人，他依旧带有人性本原的罪恶。因此，治理国家的办法也不再是通过寻找所谓“明君良相清官忠臣”来实现，而是依托于制度，依托于法律。这正是一种从“人治”到“法治”（“rule of law”而非“rule by law”即法制。“法制”是统治者用法律来统治，归根到底还是“人治”，而“法治”则是由法律来治理）的飞跃。即使你是个普天称颂的大好人，因为人性罪恶的问题，你还是有可能蜕变为坏人，于是就需要制度来约束你了。“人治”只能期望好人出现，对待坏人却无能为力。而在“法治”之下，好人尽可以做好事，坏人却休想干坏事。这种性恶论，看似刺伤了人类的自尊，却比温情脉脉的性善论优越得多。只有正视人性中的恶，我们才能尽力去塑造一个真善美的社会。    再谈谈基督教对科技发展的影响。科技？这与宗教不是扯不上边甚至势不两立吗？天主教会不是还烧死了布鲁诺吗？是的，当时气焰熏天的教权统治确实对科学的进步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它对后来科技的发展的作用却也是不容忽视的。在中世纪，修道院的修士始终认为：“劳动就是祈祷。”体力劳动是精神劳动的组成部分。“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们十分有助于技术的进步”（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在此之前，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中国人都创造了伟大的文明，然而他们都出于各种原因鄙视手工劳作，因此许多发明未能充分发展。而西方则因为重实践、重手工，所以科技不断发展，最终掀起一场技术革命。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修士们是有功劳的。    后来，基督教在西方探索扩张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在西方历次对外探索、扩张的活动，如十字军东征、收复失地运动、新航路开辟、移民北美等活动中，绝大多数领导者、船长、水手、贵族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推动他们勇敢地向外探险的动力，除了财富，主要是巨大强烈的宗教热情。他们视传播基督教义为己任，以救其他地方的人摆脱异教徒统治为使命。1630年,在前往北美洲的航程中,清教主义的领袖人物温斯罗普引用《圣经》中的典故,作出了这样的预言 :“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颠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我们将成为世人的笑柄”。基督教这种普救情怀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使西欧日后成为世界中心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在世界文化传播中，尤其是传播西欧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他们不遗余力、不惧艰险地远涉万水千山，客观上传播了西欧文化，也将其他民族文化带回欧洲，才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    最后，谈谈基督教在西方伦理道德体系形成中起的作用。在东方，以佛教、印度教为代表的时空观是一种圆周式时空观，相信轮回、转世。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则是一种现世文化。“子不语怪、力、乱、神。”“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都体现了这一点。反观基督教，它是一种直线式时空观，而且特别强调“末日审判”。“头顶三尺有神灵”，基督教在强调世上有鉴察人心的神，且神最终将审判众人的前提下，成为警醒人心、使人向善的重要力量。反观儒家，由于失去了一个“彼岸”、“来世”的寄托，尽管有着系统的道德说教，却最终流于空洞无力。    而“救赎文化”也是一个闪光点。以耶酥基督为救世人苦难而上十字架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类两边讨好的处世之道相比，孰优孰劣，也就毋须赘言了。    事实上，基督教文化在悠久的历史中，早已渗透至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仅凭此文是无法讲完讲透的。但本文已尽力将基督教文化中的精华之处对西方文化的正面影响一一分析，希望以此为参照，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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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诚信标准.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最终文明战胜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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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教，而且至今基督教的圣经的大部分内容也是犹太教的圣经内容（旧约全书）。说到犹太教就必须说到它的创始人摩西。摩西是在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征服并沦落为埃及法老的奴隶时代的以色列人。但他与一般的以色列人不同，他是以色列人，却是由埃及法老的女儿抚养，并受到良好的埃及文化教育长大的以色列人。正因为他的传奇般的经历和良好的文化教育使得他成为犹太教的创始人和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本来以色列人的原始宗教神是耶和华神（上帝），于是摩西利用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的信仰，传神的意旨，组织以色列人完成了摆脱埃及法老奴役的逃亡行动。对于民族大逃亡行动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当时没有宗教力量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不光是领导以色列人，而且对付埃及法老也都是利用了宗教的力量，因为他了解埃及的宗教文化所以才能与埃及法老进行交涉。这些在圣经中都有很具体的记载。如在圣经《出埃及记》“摩西与燃烧的荆棘”一节中有这样的描述：[神又对摩西说：“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对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通过与埃及法老的多次交涉与斗争，埃及法老才不得不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由于摩西的智慧和勇气，带领以色列人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的摆脱埃及法老的追杀，安全到达巴勒斯坦地区。成功的摆脱埃及法老奴役使摩西成了以色列人心目中的英雄、民族的救星。但是，他知道以色列民族的命运这样悲惨，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民族的团结。而要实现民族的团结就必须有一个精神上的统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这一点要求，唯一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能够为全民族接受的宗教；并且，这个宗教的教义必须与原始宗教不同，应该具有对人的思想、行为的统一作用，也就是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加强的支持。为了使大家接受他的思想，摩西需要利用人们对他的信任，利用传达耶和华神（上帝）的话来建立新的、更加强力的宗教。为此，摩西和以色列人的长老们在西奈山准备了相当隆重、神秘的仪式。这在圣经《出埃及记》“在西奈山”一节中有这样的描述：[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到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畜牲，都不得活。’到角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所以上帝的话是完全由摩西来转达的，从而他垄断了与神之间的交往权，成为神的唯一代言人。这点对于摩西建立新的宗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实际上使他变成了神的唯一代表，因此他的话也就成了不可违背的神喻。摩西建立新宗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全体以色列人提出《十戒》，并且是以与耶和华神（上帝）的约定的形式提出的用石板刻下，所以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必须无条件地、全面地遵守。　　对于人的社会性问题，我们来看看作为犹太教的基石的摩西《十戒》的内容。（1）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神；（2）不可用自己想象的任何偶像来祭拜，而要从心里遵守戒命；（3）不可滥用耶和华神的名义；（4）当记住安息日，工作六天，就休息一天，定为圣日，以记住耶和华神的创造天地功绩；（5）孝敬父母；（6）不可杀人；（7）不可奸淫；（8）不可偷盗；（9）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10）不可贪财。从这些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摩西《十戒》除第1~4条是对祭拜的规定，第5~10条就都是对人的社会性的具体规定。并且在圣经《出埃及记》“希伯来人奴仆”，“人身伤害”，“保护财产”，“社会责任”，“公平与怜悯的条例”等几节都进一步对必须遵守的社会道德、秩序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和说明。这些都说明建立该宗教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培养人的社会性，维护统一的社会秩序。即使是以耶和华神的意旨来推行新的宗教，仍然还有很大的阻力，在圣经《出埃及记》“金牛犊”一节中就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就在摩西到山上去的时候，立刻就做出了违背戒律的事情——崇拜金牛犊。这显然是对摩西刚刚确立的政治权威的最严重的挑战。[ “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各人把刀跨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就这样，摩西用武力重新建立起他那独一无二的统治权威。摩西建立的新犹太教仍然根据传统的祭祀活动方式，使用牛、羊等各种牲口，谷物、乳香等物品进行供奉。若是有人犯了罪，可以用钱、物品进行供奉来赎罪。同时，新犹太教还规定了一系列的社会规则和律例、典章要求全体以色列人遵守，这在圣经中都有详细的描述，而这些规则都是对于维护当时奴隶社会的社会秩序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所以犹太教可以说对当时以色列人建立自己的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起作根本的保证作用。直到今天，犹太教的这些律例、典章仍然是犹太社会的道德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的保证。而且，以后随着由犹太教而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对世界的广泛影响，这些道德和社会秩序规范对西方社会的历史，甚至今天的社会仍然有作巨大的影响力。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也在不断地改革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人的要求的变化。对于宗教改革适应社会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再进行讨论。我们现在继续讨论基督教的社会作用。　　公元一世纪左右，巴勒斯坦犹太人处于罗马帝国奴隶主统治下，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掠夺，激起犹太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发生了多次犹太民族大起义，但都在罗马帝国的残酷地镇压下失败了。特别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奴隶、贫苦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是反抗运动的主力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原来以维护以色列国家的奴隶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犹太教已经不能起到团结犹太民族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的作用。所以在巴勒斯坦拿撒勒地区的贫苦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中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宗教思想。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给耶稣施洗礼的约翰，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等。他们同投靠罗马帝国的犹太教上层权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对立。因为新的宗教思想是提倡人人平等、互爱，反对强权统治，而且他们组织民众与犹太教上层权贵作对，所以传播新宗教思想的人都遭到统治阶层的迫害。这些内容在圣经新约四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中都有记载。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作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后来，这一派信徒中有许多人遭到杀害，剩下的人被从各个犹太会堂中驱赶出来。但是，新的宗教思想已经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新教派。它于一世纪五十年代，发展成最初的基督教。从基督教的圣经可以知道，新宗教完全接受了原犹太教的社会规范——犹太民族以色列国家的秩序，同时也接受并扩展了诸如一神论（上帝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先知弥赛亚（基督）等犹太教教义。但犹太教领袖一直认为基督教的一些改革思想与犹太教相悖。其实，正因为当时犹太民族是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继续宣扬上帝的绝对统治权威，不仅是支持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而且也无法向民众解释上帝为什么不来解救他的子民于苦海。新宗教要利用宗教意识来向民众宣扬他们的思想，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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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跟盾的关系吧，不说是中西文化水火不相容，而是说中国强调的是中庸，西方的作风则是强调大刀阔斧，一个是防一个是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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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是哲学发展的源头，哲学在古希腊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来发展的。把哲学从中独立出来，与希腊人特别提倡分类这一点有直接关系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在他的著作《尼可马可》中，专门对人类的知识以及把握这些知识相对应的人的认识能力作了分类。希腊人认为很多事情的创造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材料或其他的东西。支配着变化事物的那些规则，我们今天术语叫本质，本质实际上是从英文中翻译到中文里来的，哲学就是研究最根本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代表，他把希腊人重视分类研究的这种传统作了总结，专门提出了一门科学。亚里士多德说第一哲学是神学，第二哲学研究变化的事物的本质。今天我们可以说西方任何一门科学分支，它们的名字都是用希腊文，或是用拉丁的拼法拼的。而相应的科学，都可以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全集（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看到的，还有一部分是失卷文）的目录中找到相应的内容。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分离出来独立研究的学科是起源于希腊，我们研究哲学应从希腊开始。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有必要性。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就是包容性，博大精深，开放和吸纳百川。希腊文化也是我们现代语言和理论思想的来源之一。研究外国的东西，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理解我们现在说的话，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因为任何文化一样，有反刍的精神，才会在更深的层次发展自己。希腊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就已经被说希腊方言的民族占领。希腊文化尽管短，但它以另外一种方式，通过拉丁人，通过现代的西方各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但在本土并不发达。这种影响力如此大的文化是诞生在地域很小的雅典是一个奇迹。整个文明时期，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300多年，都在这里发展。但是希腊是一个航海的民族，它主要都在地中海沿岸，它的对面是当时的斐尼基文化，即现在的以色列，在它的正对面就是北非的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他们当时住在地中海沿岸，今天想看古希腊的古迹，希腊本土有，雅典有，但是大量古迹都分布在土耳其境内或是埃及的一些地方或是阿拉伯的一些地方。雅典是希腊文明的核心，连它的郊区有2500平方公里，最宽的地方是60公里左右，窄的地方是40公里左右。古希腊的戏剧、抒情诗、法典、哲学、政治理论都是在这里产生，所以说这是个奇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呢？这和希腊民族本身的特征有关，第一，他们从北方迁移来的时候，文化不是很发达，可从周围各地学习吸收大量的文化，包括他们自己信的神，都是从当地学习继承下来的。他们的科学、天文学、数学、历法等都是从巴比伦、埃及学来的，他们现在的希腊字母都是从两河流域继承下来的，所以黑格尔就讲希腊人没有他们自己独立的东西，他们的东西都是从别的地方捡来的，吸收了这些文化，又把它融会贯通，合成了任何一个周边文化不可比拟的新文化。另外，他们是一个航海的民族，眼界比较开阔；第三，生活比较简朴,甚至没有什么蔬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很重的负担，所以他们在政治上很发达。早期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开始由他们的部落酋长所谓的贵族来管理下层。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产生了民主制，财产比较少的公民也可以有直接参与政治管理，造出自己的政治代表人管理城邦，在这种需要下，就产生了民主制。民主制需要法律，民主讨论决定事物。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教百姓读字、说话和背状子。最早的修辞学，在西方主要教说话，而不是怎么写文章，结果就产生了一些专门靠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在公民大会上，一个人要获得更多的选票，要公布自己的决议，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得天花乱坠才能通过。你说得好，人们就认为它是对的，因此智者专门培养政法家，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律师。一开始希腊法律规定，打官司要亲自到法庭辩护，不允许别人代替。后来希腊改变了法律，公开承认可以有人出庭为被告辩护。另外一方面，很多政治家本人或者是想让自己子女成为政治家的人，让他们教子女怎么说话，怎么论证一件事。为了自己生意兴隆，他要宣传自己。在早期需要逻辑技巧，利用貌似正确的推理来驳斥对方击败对方，所以有些人就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了诡辩。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到苏格拉底的时期，公元前三百八十多年，那些诡辩者所从事的活动，也是哲学的一部分。当然，很多智者确实是很有学问，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系列丛书中有一本叫《理想国》，里面很多智者的想法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有些智者说什么是公正的本质，公正就是权利，有权利的人在城邦里有地位有势力，那他就是公正；有人说公正是一种协议哲学家跟智者有什么区别呢？智者是民主制的产物，他是有知识的专家，是一种生活方式，靠自己的知识去养家糊口，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有弊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这些后来的哲学家，看到了智者的弊病。他的生活方式本身和智者是一样的，在市场上经常用谈话来吸引人群，他不是骗子，不收钱，不靠这个养家糊口，不是一种职业，所以他叫着我爱着智慧，聪明是对智慧本身的爱。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跟智者差不多，别人也把他叫做智者，但他认为自己跟他们不同，后来人们把他叫做哲学家。希腊人提问都在大庭广众之下，苏格拉底这样就得罪了人，当审判人宣布只要他不从事这样一种哲学的活动可以放他时，他说，我要的就是证明神的话是对还是错，我怎么能为了我的生命而不去维护神的利益和真理呢？他喝了毒酒，他的学生柏拉图受到他的感动，下决心要继承老师的事业。学生按照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提问，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世界的本质，什么是数学，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搞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一句名言，比如怀特海，英国的一个哲学家，他有一句话，“整个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脚注。”《柏拉图对话录》，不仅对苏格拉底正面的观点论述的很好，反面的观点，他论述得也很充分、全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后，哲学发展了两千年，它的基本观点和涉及的问题没有一个是《柏拉图对话录》中根本找不到的。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批判精神，不断地追问，像苏格拉底一样，第一要知道自己无知，这是一个知识上反省的过程，包括对伦理问题，什么是善和公正。柏拉图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 Do No Harm ，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就是最高的原则，这一点在《圣经》中也有反映：“爱你的敌人，爱你的仇人。”这是古希腊哲学最基本的一个精神。  另外就是要有一种批判反思的精神。希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就建立了这个方向——唯心论，也叫理念论。苏格拉底主张，真正的本质与现实所看到的不一样，为了追求真理，要看那些用我们五官看不见的东西，用智慧和思想去看事物的本质，这个思想直到今天仍是自然科学最基本的看法。按照自然科学的计算，这个世界虚空占绝对的位置，整个世界事物是按一定方式构成的，事物之所以是这样的形态，主要是在数量上它有特殊的结构，特殊的数字关系，这又是柏拉图的一个观点，这些数字关系在背后决定了事物的表面显现出来的特征。这些东西只有用我们的思想和理性才能把握。用我们思想能够看到的，决定着事物的那些东西就是理念。这些理念决定着感性事物，是它的本质，这是柏拉图的观点。希腊哲学还有另外一个传统，梵蒂冈的天主教堂，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是拉斐尔画的，最核心的人物有两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指着天，亚里士多德指着地，这是他们师生之间根本的分歧。亚里士多德非常注意个体事物的观察，所以他认为事物的本质就在个体上，因此，特别注意经验的观察和分类，这是第二个传统，注意经验和观察。他为了研究政治，首先把当时希腊的一百三十多个城邦的历史都收集起来，现在这些书全部遗失了。亚里士多德很重视书籍的收集，他是希腊雅典第一个收集图书的人。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精神一直到今天都在延续，搞现象学的这些人都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进一步发展。柏拉图的思想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通过五四运动传来。批判的精神，为真理而真理，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种精神也传到中国。 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一直认为整个的物质世界都是按一定的数学方式构造的，这种观点西方的自然科学家都承认。伽利略本人公开的宣称是柏拉图主义者，而建立科学主张。柏拉图的主张有一个理念，那就是善，慢慢伸展出来，是人们唯一支持和赞同的。现实的这些东西都是理念的堕落，这个思维模式恰恰和《圣经》中“神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神创造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圣经》的书写，特别是《新约》都是希腊文。直到早期的文艺复兴，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占绝对优势，人们继承柏拉图，直接用柏拉图主义解释《圣经》，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欧洲人通过远征把阿拉伯文拿回来，把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人们才知道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基督教教义都说亚里士多德是圣人，是不可以随便攻击的，特别是托马斯以及他的学生解释过的亚里士多德，那是正统的指导思想，这种精神一直在西方世界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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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多数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一个人一旦出生，上帝就赋予以做人的基本权利，即称天赋人权。人权的主要内容是自由权和平等权。自由包括思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平等即指任何社会成员在人格尊严和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除了自由权和平等权外，人权还包括生存权、财产权等。 民主即由人民作主，以使人权中的各项权利得到保证。民主的最大原则是主权在民原则。即权力是属于人民的；权力的运用是为了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利益。如果权力的运用不是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相反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有权取消这样的权力。同时，为了使人民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力，并防止权力在运用中出现问题，权力在运用时要尽可能地让全体人民来共同参与决策，或让由人民选举产生、受人民委托的组织和代表来参与决策，并遵照法定程序进行。 谈到西方文明中的人权、民主思想，不少学者认为它发源于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通过十五到十七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得到发掘和提倡，经过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得到全面推广和普及，最终成为西方世界普遍认同的主导思想。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所以不少研究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都把希腊罗马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泉来介绍。 诚然，古代的希腊、罗马是很早就具有平等自由思想，进行民主施政的地区。希腊文明中的雅典城邦制，实行公民大会制度，一切重大问题由公民集体决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民主体制的先河。罗马文明中的共和制政体，实行公民大会、执政官和元老院三者分设的体制，为近代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共和制政体提供了范例。而罗马文明中的法律体系，更以其内容广博、法理精深而为近代西方社会所接受和借鉴。从这些方面来说，希腊罗马文明确实为西方人权和民主思想的形成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西方文明中自有其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然而，如把希腊罗马文明当作西方文明的主要源泉来看待，把它们对人权民主思想的促进作用加以夸大，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在人权民主思想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基督教比希腊罗马文明发挥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在时间上比希腊罗马文明要多出十个世纪，而且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越于希腊罗马文明。 人权和民主的概念虽不是基督教所直接提出来的，但它们的实质内容，特别是人权思想中的实质内容，却是基督教早就予以关注并特别强调的。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之道，其内涵和实质就是上帝的仁爱、公义之道。基督教所提倡的，就是希望人们能遵循上帝的意志，尊重人、爱护人，秉行公义，做到正直、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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