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举办“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_历史数据_第一财经
复旦举办“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
一财网& 12:45
日，“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是由复旦大学-EMBA华盛顿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合作EMBA项目与复旦大学同学总会联合主办，并且得到了“第一财经”电视台的大力支持。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胡祖六、高盛集团中国投资管理部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和《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杨燕青等嘉宾参加了论坛。
以下为嘉宾发言：
复旦大学“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
时间：日 星期六
地点：复旦大学
徐斌：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EMBA的同学和校友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复旦大学“2012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高峰论坛，本次论坛是由复旦大学-EMBA华盛顿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合作EMBA项目与复旦大学同学总会联合主办，并且得到了“第一财经”电视台的大力支持。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
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胡祖六博士；
高盛集团中国投资管理部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博士；
《第一财经日报》副主编杨燕青博士。
欢迎你们的光临，每年年底我们都要和EMBA同学举办一场这样的论坛，打造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今年也不例外，和往年一样，我们的年会由三个部分组成：上午是一场经济论坛，今年的主题是“2012宏观经济展望与预测”，下午是一场人文论坛，主要是针对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反思。晚上我们会到浦东滨江大道的国际会议中心参加晚会，这是每年一度EMBA大家庭的年夜饭，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安排满意，也希望大家在这里能重拾温暖的记忆，共返精神家园，我们会一起期待一个美好、进步的2012年。
现在我宣布，2011复旦大学EMBA同学会年会正式开始，首先有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为本次年会致开幕辞。
陆雄文：各位嘉宾、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如期举行一年一度的年会，每年年底这样的聚会不仅有在座的同学参加，毕业的校友也纷纷回到校园，回到复旦，相聚在一起，分享友谊、思想与对未来的展望，同时可以倾听专家学者对经济形势、社会走势的看法，来感知这个时代的脉搏。
回顾今年，复旦管理学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现在有148位老师，每年发表300多篇论文，现在发表的国际高等论文每年有3%-4%的增长，今年也有80多篇发表在英文期刊上。我们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基金方面在全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在教育科研、师资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的EMBA今年的招生突破了历史性纪录，因为需求实在太大，学费一涨，来的人更多，所以今年“挡不住”，刚刚胡博士说中国教育的希望在复旦，他是清华毕业的，他讲这句话我爱听。有一点我敢保证，我们复旦管理学院质量优先。管理学院发展到今天就两条基本道路，一条是国际化，以国际先进的商学院为标杆，另一条是质量优先，强调教育的质量和人才的培养。我们管理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真正对国家有责任感、使命感，能够承担社会领导责任的精英。所以我们对EMBA的定位都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一直这样做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年我们的MBA学费上涨了50%，结果学生的入学年龄也提高了2岁，而且仍然是供不应求，名额有限。从这个意义来讲，今年我们非常振奋，我们去年对本科生开始实行全员导师，今年开始实行全员覆盖的支持资助计划，每个复旦管理学院的本科生必须有尊严、有信心、舒服地在校园内学习和生活。我们给他们的最低生活标准是1100元，如果家庭人均收入达到1100元，我们就按照这个来补助，这得到了很多校友的支持，他们的出国交换也是如此，按照美国和欧洲当地学校的学生生活标准，如果他们的家庭人均收入达不到，我们也按照差额补足。这已经同国际一般好的、优秀商学院一致了，我们的博士生也是一样，原则上要求必须在国外呆一年以上，接受这样的熏陶、训练才能够做一个有开阔视野的，同国际研究对接的未来学术人才，这些今年都已经有非常切实的贯彻了。所以我觉得回顾这一年，我们仍然信心满满，我们在未来三十年的目标是很清楚的。通过进一步提升学术能力和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把MBA、EMBA的教育质量提升，在未来的一两年内参加国际排名，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争取一步达到亚洲前十位，全球大概在40-50位，这样最晚在2015年，我们复旦管理学院恢复建院30周年的时间，我们将在2014年底完工的10万平方米的新校园庆祝复旦管理学院恢复30周年，复旦学院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的、站在亚洲前列的商学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上任是2006年，到现在总共5年，再奋斗30年，按照前5年的发展速度继续前行，我们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也在这个时候向大家作一个汇报。
2011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年，也是非常艰难曲折、彷徨、徘徊、挣扎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在大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台湾也有类似的纪念方式。回顾过去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展望未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命运同一百年以前有些类似。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去类比，一百年前我们有很多彷徨，有很多憧憬，有很多向往，要去改变，要去革命。今天我们不说要革命，但是我们仍然要前行，有很多的矛盾、冲突在今天都聚焦在一起。所以未来将走向何方？一百年前世界列强欺负弱小的殖民地，包括中国，一百年以后，世界的强国也出现了困难，自身难保。我们中国救不了人家，我们又被寄予很大的期待，所以我们自己要发展，又被寄予一种期望、一种责任，也有很大的压力。我们自身有很多矛盾，我们如何去突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分享、切磋、交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个人的基本看法是，中国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中国的问题我认为不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很多矛盾冲突是在体制上聚焦、集中、积累的，所以这个问题正在变得更加严峻和迫切。我个人也进行过很多研究和分析，也从胡博士、哈博士那里得到了很多宝贵的信息，中国还是充满希望的，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去救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好，那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而且可以平衡新兴经济和发达经济的关系，让新兴经济开拓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中国和广阔的中西部都有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转变增长模式如果能够着重于内需的挖掘，中国在未来10年获得可持续的快速发展还是有机会的。也许哈博士、胡博士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今天要和他们一起学习。
在中国，到本世纪中叶，经过两百年的屈辱、挣扎、奋斗，我们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国一定会诞生世界级的商学院，复旦管理学院一定会成为中国管理学院当中率先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管理学院。因为有这样大的形势，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所以我也一定会跟我的同事一起继续努力奋斗，和大家一起打造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这样一个未来的世界级商学院。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在学术界、实务界、资本界都非常有影响力的两位顶级学者——胡祖六博士和哈继铭博士。胡祖六博士是清华的校友，但哈继铭博士是“纯正”的复旦校友，在经济学院读博士，但没有拿学位就走了，他也经常回到学校跟我们一起讨论，胡博士也来过学校很多次，对复旦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他们，他们两位都是非常非常繁忙的人，请到他们是非常难得的，请他们一起来就更加难得，所以燕青美女学者主持也亲自出场了，如果是我请的话她是不会来的，他们三位将成为今天上午最璀璨、最耀眼的学术之星。
我的致辞就到这里，祝大家今天白天享受我们的精神盛宴，晚上享受同学相聚的快乐和丰盛的晚餐。祝大家今天过得愉快，有收获。谢谢大家！
徐斌：谢谢陆院长的精彩致辞，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上午的经济论坛。我也要为大家请出刚才陆院长介绍的今天上午主持嘉宾杨燕青博士，请允许我先为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刚才陆院长讲过，杨博士是标准的“复旦制造”，她是“第一财经”频道高端对话节目、“经济学人”栏目的创始人和主持人，目前担任《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中欧国际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有请燕青博士！
杨燕青：非常非常感谢徐院长刚才的介绍，也要特别感谢陆院长让我再次有机会回到复旦，回到管理学院，每次回到复旦我都很激动，每次回到管理学院我就更加激动，虽然我是复旦经院的毕业生，但每次回到管院我都特别激动，因为每次回到管院都可以感受到复旦还在继续前行，还在努力和清华北大比肩，你可以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所以每次回到管院来我都非常开心，而且非常激动。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站在2011年底来看2012年的全球和中国的宏观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点。如果我们回想一下2011年初、2010年底的时候所有人都比较乐观，大家觉得已经走出了危机，2011年应该会越来越好。但是可以看到2011年每个人所做的就是不断调低地方经济预测，你越是悲观，在2011年就越正确。2012年看起来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在过去的几年已经被太多的预言家描绘成了世界末日，我们也看到了世界末日的某种端倪，那么2012年会不会真的成为世界末日呢？我感觉有可能会反过来，2010年过于乐观了，结果2011年比较悲观，2011年过于悲观了，2012年又可能会有所改变。2011年的重点在欧洲，如果说欧元还幸存的话2012年最大的悬念就是欧元会不会崩溃，我倾向的观点是欧元能够幸存，但即便幸存了，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看到所有的欧元区国家目前都在面临债务问题，意大利和西班牙不断在6%-7%波动，长期增长在这方面是不可持续的，更大的问题在于银行，假如欧洲银行全部经历去杠杆化的过程，这对于全球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而且他们正在面临Credit Crash，全球的资金都会过来补这个窟窿。欧元显得很糟糕，美元就会显得很漂亮，这样所有的资金就会回到美国，资金回到美国、回到欧洲，所有的新兴市场就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所以我们从9月份开始到11月份中国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贬值压力，前所未有的人民币贬值倾向，加上人民币国际化的减速，这个时候针对中国所有的负面挑战和声音开始甚嚣尘上。所以2012年的开头是非常严峻的，但是我们期望在2012年的过程中，形势也许可以变得稍微好一点。
刚才是给大家一个引子，给大家描绘一下有点扑朔迷离的2012年，下面我们的专家们会为大家解读2012究竟是怎么样的。刚才陆院长已经对两位今天非常重量级的，被全国人民和全球人民热爱和喜欢的两位博士进行了解读，两位都跟我比较熟，我觉得他们有几个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可以自由穿行的两位博士，他们都做实业，同时他们的研究做得也非常非常好。其次，他们都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孤独求败，激流勇退，他们都不做研究了，都做实验，但是实验也做得非常好，颇得大家的信赖，也颇得大家的尊重。最后一点是，他们都是帅哥，但是我觉得要说帅哥应该还要加上陆院长。今天在座的也是男生居多，所以应该说是一个大帅哥的聚会，今天我们是非常严肃的话题，但是外面寒风凛冽，管院内部却是温暖如春，所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热烈的氛围之下请两位博士为我们做关于2012年的演讲。
首先请出第一位春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这个公司的灵魂人物胡祖六博士。大家一看他的题目就知道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视野的经济学家，他的题目是“辛亥革命：现代化与经济转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胡博士！
胡祖六：各位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复旦管理学院，参加这次非常有意义的论坛，我不是复旦的校友，这是我的不幸，但是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论坛，和大家欢聚一堂。我对复旦是慕名已久，对复旦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也是非常关注、非常钦佩。陆院长是我非常要好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学者，但是我觉得陆院长更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是一位非常好的教育家，现在中国学者有不少，但真正好的教育家非常稀缺。所以我相信复旦管理学院有陆院长这么好的管理者、这么一流的师资，这么优秀的同学们，复旦管理学院一定能够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一流的、亚洲名列前茅的管理学院。这是陆院长的愿景，我相信这个愿景很大部分已经，而且正在继续成为现实。所以我祝福负担管理学院，也祝福在座的各位同学。
这次论坛的时间是非常有意思的，刚才燕青博士已经做了非常美妙的开场白。一提到2012，我心中是发怵的，为什么呢？大家去想想那个电影，所以我现在不想更多地谈2012，想跟大家回顾一下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历程，也对未来的一些挑战与机会做一个展望。至于陆院长所说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辛亥革命Republic of Revolution，当年孙中山先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实际上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要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特别是还要富有，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穷困的国家。如果看当初革命先烈的这些理想，发动辛亥革命的目标，一百年后我们再来看，可以发现当初革命先烈的三个目标在一百年后很多还并没有实现。除了独立，中国今天确实是屹立于一个全球的独立、自信、自尊的国家，这个目标确实是完全地、百分之百地实现了。那民主是不是成为了现实？这个我想不用赘述，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应该都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那富强呢？其实一百年来中国继续疲弱，经济一直停滞不前。现在联合国有187个成员国，1949年只有40多个国家，中国的人均GDP肯定是排在末尾的，不是倒数第一也是倒数第二。一直到1978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人均GDP在1978年时也是在全世界徘徊在130-150位之间，所以在一百年前革命先烈的三个目标，在一百年后还没有完全被抓住。
但非常庆幸的是，过去的30年来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在经济上开始起飞，已经连续30多年成为全球经济成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在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当年孙先生所提出的这个理想，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现实。我们回过头去看，为什么过去30年经济百年孤独、百年停滞，古老的神州大地突然面貌一新，经济开始腾飞？我们可以用很多模型、很多理论、很多假说、很多实证研究来解释中国成长的奇迹，但是在这个场合，我们不要用什么枯燥的模型、公式或者数字，我想用三点来描绘过去30年三个最重要的推动力：一是民营化、二是工业化、三是全球化。我想过去30年在中国发生的每一个变化和奇迹都可以追溯到这三大推动力。
谈到民营化，我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基石，也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奇迹的根本动力，从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国营经济占据中国的主导地位，达到90%，即便是在农业也有大量的国有农场，基本上90%的中国GDP都是国有经济。在过去30年，我们看到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确实呈一条直线，而且在平缓地下降，比重越来越低。到2009年，在我们发生小小逆转的时候，国有经济的比重差不多是25%左右。因为民营化，所以中国经济的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你在看1978年的中国基本上都是漆黑一团、烟囱林立、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但是今天可以看到有许多新兴的、有活力的私营经济、私营企业兴起，传统的国企，无论是中石油、中移动还是像ICBC这样的金融奇迹都经过了一段痛苦的、全方位的重组、改革、转型、上市，应该说他们与传统的国企也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中国经济的今天有着许多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也有一些经过改制重组的国企，当然，还有很多外资企业和在大陆的台商，应该说各占1/3，陆院长是非常好的教育家，我们MBA学员的背景据我所知也是各占1/3，三分天下，正好是现在中国经济的现状。
我们以前经常读领导人的文章，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所以非常重视农业，历届政府都在强调“三农”，其实中国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是非常低了，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正在显著上升。如果看工业附加值占中国的比重，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这个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和得到。所以也是因为工业化才有我们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规划和奇迹。1793年拿破仑.罗尼勋爵作为英国的特使来到北京向乾隆皇帝提出通商，乾隆皇帝是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因为当时还没有复旦，没有很好的EMBA和MBA的教育，所以他认为天朝地大物博，无需与外人通商，所以导致当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所以孙中山先生提出要驱逐蛮奴，复兴中华。但一直到改革开放才真正开始实现辛亥革命的初衷，复兴中华的梦想。我是改革开放的元年1978年上大学的，当时有一个外教，是美国来的英文老师，原来我的英文老师是俄文教授自学成才的英文老师，后来请了一个真正的美国英文老师，如果当时你是一个去美国的中国人，你就算是在沃尔玛也看不到任何一个“Made in China”的标签，而现在如果你去美国，这个标签几乎无所不在，无处不有。所以当时在世界贸易版图上根本找不到中国，当时的中国就很像今天的朝鲜，在国际的商业版图上是没有一席之地的。但不同的是那时的中国比现在的北朝鲜大得多，没有想到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的崛起，战后德国、日本都是全球贸易大国、贸易强国，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中国能够取代德国、日本成为第一出口大国、第二进口大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远见，吸引了很多外资，吸引了港台的先进管理模式和理念，这一切奠定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这是过去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三大驱动动力，所以中国有过去30年来经济的规划。现在看来，这种模式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无论是从研究还是在座的每一位企业家，从你们日常的经营中也在感受到中国这种30年来行之有效的模式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和局限，这种模式可以很简单，就是高投入、高排放、出口拉动，这个模式确实行之有效，也是我们的东亚，从日本开始出口拉动的经济成长，应该说日本最先创造，后来成功地被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东亚四强所模仿，但最大的成功还是中国自己，因为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大国能够成功地实现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非常地有效。还有就是高投入，因为我们的国民素质非常高，在没有债台高筑的情况下，没有像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在拉美国家那样，也没有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那样通过债台高筑驱动经济成长，我们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的储蓄。这种模式其实非常有效，但局限也越来越明显。我举几个方面：首先是消费，具体来说应该是私人消费，不是政府消费，中国的政府消费是很强劲的，我经常跟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们的消费确实是很强劲的，但私人消费不足，比率占GDP的35%，确实很低。我们在消费指数调整之后可能这个比例会略高一点，但不管怎么样，GDP的35%来源于民间消费，这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低的。不仅仅是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70%的私人消费GDP比重，就是和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相比，这个比例也是非常低的，比如我们的邻居印度人均GDP占中国可能不到1/3，但是印度的私人消费占GDP达到了59%，俄罗斯是金砖四国的另外一个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3%，巴西占到69%，巴西人很乐观，很潇洒。中国虽然不想像巴西、希腊、意大利那样，但是35%确实是太低了，对于经济的拉动确实是不足的。
美国人批判中国贸易顺差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其实这跟国内经济失衡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看占GDP比重的顺差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1%，这已经是非常高的了。二战以后日本、德国出口拉动经济的成长，最高的时候也就是5%-6%，历史上没有哪个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经常帐户顺差达到10%，从来没有过。这个纪录是被中国所创造的。当年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包括香港偶尔可以达到三位数，但那可以忽略不计，只有中国曾经有曾经上过十位数的经常帐户顺差。过去十年，当我还在高盛的时候，直到现在我会经常碰到政府官员、央企的领导，还有很多民企和金融机构都说我们想去非洲，我们想去拉美，我们想去中亚买矿产，买煤炭，买石油，买天然气，买铜矿，买铁矿石。为什么国际能源价格、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中国的需求推动力肯定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问题是中国一有需求，价格就上涨，而且引起了很多地缘政治，甚至外交的麻烦，这一点也是对我们这种传统高投入模式的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局限。
今天我的心情很好，因为要到复旦，也看到了上海在这么寒冷的冬日依然荧光明媚，我想继铭和我一样，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去跑，这种天气并不是每天都能够看到的，特别是在北京。我是志存高远的，要么就到复旦的EMBA，要么就到北大清华，除了可以分享丰富的知识之外还可以享受新鲜的空气。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我们伟大的祖国独占15席，而且可能还是被低估的。那么怎么办？中国政府已经推出了“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科学发展观，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我也从不同的层次、角度参与过讨论，在正式公布之后我也认真拜读过。那些决议你要全部读完可能会打瞌睡，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决议。有几个关键词，首先是“平衡”，因为我们不平衡，国务院中央领导也都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要更加平衡、全面、协调的发展，原来是靠出口拉动，现在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但主要是要靠内需拉动。然后是“民生”，和谐社会已经讲了11年，最后肯定要落实到民生上去，现在也开始逐渐关注。要“自主创新”，要“知识产权”，这也是在“十二五规划”里有很多描述。最后还要“节能减排”，就是给你低碳经济。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未来，不只是2012年，也是未来5年，甚至10-20年的快速成长，不仅要快，而且要可持续、更平衡的成长，这些显然是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些转型呢？现在可以说经济学界在国内也好、国际也好争论不休，有很多非常悲观的分析家和学者认为过去中国最好的黄金时代已经在我们背后了，未来的中国会遇到更大的挑战。我不想去谈这些悲观主义预言家的道理，只讲四条：
一是法治，尽管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但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立法做得非常好，人大常委会每年都有很多新的法律出来，但法治不只是立法，更多地是司法、执法。这个司法的独立性是很重要的，政府和企业一样也是要平等的，政府也有犯法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平等地、利用法律来保护我们的权益呢？这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中国的立法做得是比较好的，但是司法，特别是司法的独立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有些被《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保护都没有被落实，包括财产权、知识产权等等，很多人原来都是跟全球一流的机构投资者打交道，自己也是一个机构投资者。原来还不是很明显，但今天的法治制约已经越来越明显；
二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是国进民退，国有经济比重30年的改革是呈现直线式的下降，但是到2009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发现国进民退，这不仅仅是自由市场经济派的学者在变相地批评，其实有很多证据表明，包括世界银行最近做的一项研究，有很多产业国有经济的实力开始越来越壮大，还有民营经济、金融环境、投资环境、经商环境越来越恶化，这个不公平的游戏场变得更加不平坦了。所以为什么说背后的三十几年？民营化、市场化是中国经济很大的动力，这个动力未来5-10年是不是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素。
三是社会保障滞后，一个制度完善的国家，应该给所有的公民，包括来到城市的农民工都要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从失业保险再到医疗和养老，我很遗憾地看到，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我们不是要变成希腊，但也不能永远停留在查尔斯.狄更斯的英国资本主义的时代。大家都读过《大卫.科什彼尔》，还有《伟大前程》，那里描述英国工业时代的图景，在中国就算没有100%，也可以体现出78%，所以这也是不可持续的。有一个人叫迈克尔.查尔斯，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中国是一个大泡沫，这个泡沫一定会破灭”，他的很多依据我不赞同，但很多情况确实正在变成现实。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一发热，政府一放贷款中国经济就是大泡沫，我们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这种周期的循环，这一点在未来5-10年，包括2012年，我们是不是又会重复年那种情况？这不是我的观点，我本人还是一个非常审慎的乐观主义者。讲过悲观的理由，再讲讲乐观的理由，但只讲三点：
第一、最近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波动不安，最大的因素还是来自金融，这个金融包括私人金融，也包括政府公共财政，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欧元区都是如此，我们国家经过了十几年累积起来的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总体说来变得更加稳健，资本金比率大幅提高、资产质量大幅上升，盈利能力也显著改善，甚至公司治理透明度、风险、内控这些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金融业的一些问题应该说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所以相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来说比较稳健，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资产和重要的优势。但大家知道，资产从大箫条之后美国的经济是最健康、最稳定、最有效率的，但也无法避免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本在80年代可以说势不可挡，今天世界十大银行中国独占四席，工农中建都在里面，但是80年代日本曾经独占九席，甚至有一年十大银行都是日本的，但也不排除日本巨大的金融危机，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金融稳定是我们一个巨大的优势，但不是永久的优势，稍微一不小心这个优势就会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可以说，像万亿的疯狂放款，再持续一年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完蛋了。
第二、创业和人力资本。这就是和我们复旦非常有关系的，复旦大学和复旦管理学院是中国最悠久、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中国有一个别的国家没有的优势，中国人固有的创业精神、创业能量，还有人力资本的基础。我先不讲管理，在座的各位都代表着中国管理精英，中国高等教育每年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是60万人，全球第二多的是印度，印度是28万，其次是韩国和日本，美国差不多8万左右，但其中的一半也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所以每年能出60万工程师，这种人力资本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么中国大陆未来20-30年能否复制台湾的经验？为什么这么说？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开始吸引外商，开始以工业为主的出口导向，这种模式最早是日本、台湾、韩国所用的模式，台湾原来也是劳动密集型、低成本的出口拉动成长模式，中国大陆一开放，一夜之间台湾的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丧失殆尽了，所以台湾经济被迫要转型。现在我们回头去看，台湾的转型是非常成功的，上次我和陆院长一起去了深圳，看到整个电子行业，特别是半导体都是全球一流的。今天在智能手机开始主导全球的时候也有我们的HTC、宏达电脑，所以台湾基本上把传统产业都转移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就开始转型，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借鉴和参照，我有理由相信台湾的经验可以在中国大陆进行复制。
第三、城市化，这是让我比较乐观的，中国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但是从1998年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发展以后，中国的出口需求极度萎缩，当初的中国总理朱镕基也是要寻找到一种途径振兴内需。当时有两个主要的元素，一是要搞基础设施，中国今天的高速公路这么大的规模就是从1998年开始建设的全国基础设施；二是通过放松户口管制，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能够转移到城市，这样他们就有住房和各种消费的成长。这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到今天城镇化占中国人口的比重是45%，这应该也是有水分的。比如重庆有这么多农村地方都算重庆市，原来也有很多人怀疑这个数字，现在是按照行政划分来统计人口，但不管怎么样，除以45%是一个城市化的上限，如果按照过去10年的趋势，再过20年，等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化人口比率能够达到70%。70%是什么概念？今年的台湾就是70%以上，日本和美国是80%-90%以上。我们再过20年城市化的比重能够达到今天大约台湾、韩国这样的水准。但是70%意味着中国城市居民有10亿，这个数字就很不同凡响。迄今为止，全世界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只有两个：印度和中国。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测，也包括很多其它专业机构的预测，看未来世界人口的变迁，再过20年全世界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也只有两个，就是中国和印度，印度有可能会超过中国，但是总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那个时候也只有这两个。但是在有记载和没有记载的年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仅城市人口就超过了10亿，这在20年代的中国首次发生了，这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上非常深远的。城市化从工业方面来说就是把人口从传统的、低附加值的农业部门转移到更重要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会导致生产力的提高，这是一再被实证模型和经济划拨证明的，也被我们国家过去10年证明。从人口服务业到制造业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的利好。从需求层面来看，人口从农村到正式转移会推动对物理基础设施、就像道路这种公共设施，也包括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公共医疗和养老。会推动对住房的需求和很多消费品，包括各种家居产品的需求。所以城市化的过程从需求层面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有多少悲观的分析报告，在座的很多MBA学员都是企业家，不管你在哪个行业这也是城市化中国的大趋势，而且绝大部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有利的大趋势。
中国经济的变化就是这样一个挑着扁担，从稻田走向城市的过程。所以对中国的奇迹不是2012，而是可持续的。我不给出现存的答案，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自己的结论和答案。前面说过，看到台海过去的30年非常成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大陆也会很成功，但是我们有几项具体的挑战和机会：
第一大挑战：我们怎样实现从官僚资本主义到创意资本主义的过渡，什么叫做官僚资本主义？我小时候是红卫兵，1949年新中国成立推翻了三座大山，现在想想，其实三座大山还存在啊，除了帝国主义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之巅，没有任何国家敢忽视中国，所以帝国主义已经被推翻了。封建主义也许制度、机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种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官僚资本主义到底有没有？我们刚开始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建设了这么多年，但是发现现在仍然有官僚资本主义，就像吴敬琏先生说的权贵资本主义，中国以前就有，我们曾经批评过国民党政府“四大家族”，现在中国大陆可能没有“四大家族”，但是官僚资本主义确实存在，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企业家都可以说出比我更加逼真、现实的案例，而且这种存在越来越壮大，这可不是好事情，这会让我对中国的经济审慎度变得非常悲观，因为官僚资本主义没有效率，它是靠寻租，不是靠创造利润和财富，而且是靠不公平的游戏场和管理资本博弈，这样没有效率，而且也很不公平。所以关掉主义的冒起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隐油。我们应该靠越来越多的人去创业，在座的很多EMBA的血晕出创业，这种制度才能够持续地发展。
第二大挑战：服务业。部分还是因为国有官僚资本主义，所以服务业也是被压抑的，占GDP的比重43%，听起来很高，但我们的邻居印度是50%，所以服务业有很大的空间，这也为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创业、再创业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和机会。
第三大挑战：制造业。我们已经是制造业大国和工厂，但我们的制造业基本上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低端的传统制造业为主，我们的制造业还有前途，但是必须转型，必须升级，必须更多地靠品牌、靠专利、靠技术、靠商业秘密来提升我们的制造业。200年来我们都是科技进步、创新的历史，有一大批产业涌现出来形成巨大的财富，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现在我们说到2012年，未来的5-10年，其实科技产业仍然方兴未艾，IT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是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引擎，但是IT革命远没有终止，有越来越多的新的产业比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社会网络为代表的IT，在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的工业化完全是复制英国、欧洲大陆、美国和日本的，用传统的能源产业推动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因为全球能源市场竞争的日渐白热化，地缘政治的更加复杂化，还有污染的日趋严重化都有必要找到一种更加有效、更加合理、更加清洁的新能源。无论是太阳能、风电、海洋、生物等等，这需要很多很多机会，我相信在未来5-20年可能会有很多新的能源公司会取代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这种传统的能源公司。还有生物医学，这个已经提了20多年了，但是临界爆发点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关于生命、生物、制药等等都有越来越多非常激动人心的应用，也有巨大的商机和投资的机会。中国是技术型农业大国，我们人均GDP从改革开放时的200美元变成5000美元，我们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也越来越不健康，越来越不安全，我相信复旦的EMBA学员能够有志于创立中国现代的有机农业，这可能是百亿美元、千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而且有很多家。
培育新兴产业，尤其是知识经济，归根到底，中国不会缺钱，但是中国有可能会缺人才。史提夫.乔布斯去世的时候在全国大江南北一片讨论，都是讨论、纪念史提夫.乔布斯的声音，除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看到中国这么多国民对一个人的去世这么关心、关注，这让我有很多感想。我见过这个人两次，他真的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是一个很怪、很冷漠的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奇才、怪才、IT狂人，真正了不起的企业家。中国缺史提夫.乔布斯，我们每年包括复旦大学在内培养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有60万，我相信中国有很多很多人都具备史帝夫.乔布斯的潜能、天资甚至个性，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下，我们出不了史帝夫.乔布斯，至少现在不可能，也许在未来也不太可能。《史提夫.乔布斯传》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是非常引人深思的。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接触了很多中国的企业家，我发现他们有很多人都具备我所认识的史提夫.乔布斯的气质、素质，但是我看到十几年过去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成为史帝夫.乔布斯，这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环境决定的。史提夫.乔布斯的父亲是叙利亚的一个移民留学生，之所以能够成为史帝夫.乔布斯，因为他在美国，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企业家，他这种人在叙利亚，在北朝鲜，在孟加拉是不可能产生的，可以推而广之，在任何一个等级森严、官僚死板、不容易进入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史帝夫.乔布斯的。大家今年都怀念史提夫.乔布斯，其实比尔盖茨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家，我80年代初去美国的时候，当时高科技最蓝筹的蓝筹公司就是IBM，当时中国每一个官员说要科技现代化就学IBM，但是我去美国没几年IBM就被微软所超越，微软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最值钱的高科技公司，而现在又是苹果。Facebook才6年的历史，明年要准备上市，他们有1000亿美元，6年的历史创造了千亿美元的公司，今年苹果很成功，但苹果的地位也是不能够永远保持的，这就是美国，这就是我最崇拜的经济学大师，我对凯恩斯并不是那么崇拜，我最崇拜的是约瑟夫.熊彼特。亚当斯密是我们的开山鼻祖，当然不用说，但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一直到21世纪我只崇拜一个人，就是约瑟夫.熊彼特。他的这种深刻的洞察里、见解把整个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创造性地破坏了，就是创意、就是企业家、在座的每一位。这一点我觉得美国是最好的例证，美国现在确实有很多问题，联邦政府赤字、失业率、居民的去杠杆化、住房的持续低迷，美国有很多很多问题，再加上丑恶的大熊之年。所以这几年中国有很多我的同行、学者，还有很多官员都觉得美国是夕阳西下，一去不复返了，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候了。我们觉得美国人已经没戏了，美国已经成了昨日黄花，好景不再。我听了这么多观点、这么多议论，显然美国的问题是大家众所周知的，美国的挑战也是非常尖锐、艰难的，但我总是在问自己，我们是不是错失了某种因素？是不是对美国太悲观了？美国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想美国有一个优点可能全世界很多国家，很遗憾，包括我们中国也还没有，就是它的这种自我的调整能力，它的这种创新的精神或力量。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呢？在80年代我去美国的时候，那时候的美国要比现在好很多，现在美国面临的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面临的是中国的强大竞争，但是80年代初美国面临的是日本强大的竞争，那时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比如消费电子，包括电视机都是美国人发明的，结果都被日本夺走了，汽车行业，更不用说纺织了，一个一个产业都被日本挖走了，所以美国人非常悲观，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写了一本书叫做《Japan is No 1》，成为了美国的畅销书。但就是在80年代，全世界，就连美国人自己也认为自己不行的时候，美国开始悄悄地以移动、通讯、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一直到90年代克林顿上台的时候美国又重新开始主宰世界，成为科技革命年代毋庸置疑的领袖。今天我们再看美国，看全球经济，看中国，美国确实非常Depressing，但我们不要忽视、低估了美国的这种创新的能力，这不是崇洋媚外，这是给我们自己的启发，中国未来经济要发展、要转型，除了我们很多的传统优势以外我们还要去获得一个新的优势，就是要创新。
辛亥革命一百年，富强的中国是我们心中的宿愿，经济为什么这么重要？如果没有经济现代化、民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也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我们要继续发展市场经济，我们有了很大的成就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也有很多挑战和风险。只要我们国家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能够实现经济转型，中国的崛起就能够延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最后，我用这句话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在座的所有MBA的同学们共勉。谢谢！
杨燕青：感谢胡祖六先生，他把我们从比较短的2012年的所谓肤浅的末日预言当中拉出来，以非常长的历史史观来看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胡祖六先生给了我一个非常可爱的猪，在欧洲是非常丑陋的猪的话，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Pig。未来30年我们需要Re-Balancing，但是我们能不能再平衡呢？中国有非常多的挑战，虽然全球对中国既悲观又乐观，但我们自己应该心里非常有数，虽然在某些行业中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但我们自己的挑战可能在很多方面：我们能不能走出这个挑战，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够走出这个挑战，还会获得有创造性的破坏，就像熊彼特的理论，我们可能在未来的若干年真的会产生我们自己的乔布斯，我们也拭目以待能够有这样的未来。
按照我们管院非常有趣的，而且是我认为非常好的惯例，我们要请出陆院长给我们的演讲嘉宾颁发一块铭牌。
下面我们要请出第二位演讲者，刚才陆院长也介绍过了，我们大家也非常非常熟悉，就是前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博士，哈博士是在中国、在亚太最好的研究经济学家，但是他也激流勇退，现在开始做实验，但也做得非常成功。我们要听听这位自由穿行的人是如何看待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和投资机遇。我只讲他的一个小故事，哈博士刚才跟我们在贵宾室的时候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可见他确实是一位天才，我们管理学院也确实是一个培养天才的地方。他说他在管理学院读了本科和硕士之后去了美国，学习美国的博士课程，当时美国解题的方法都非常笨，但是哈博士在管理学院通过自己的研究做的数学方法非常聪明，所以所有的学都不再去找老师，全部都去来找他。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哈继铭博士！
哈继铭：陆院长、祖六、各位校友，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儿与大家一起在这个辞旧迎新，马上要迎来2012年之际，就这个展望未来一年，也许是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题目跟大家分享。
我在复旦管院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这是我的荣幸，但是我没有在这儿念博士，这是我的不幸。我想作为一个复旦人，我自己夸复旦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刚才祖六已经对复旦有了一些非常准确的评语，我想这也是清华的素质。祖六虽然不是复旦毕业的，但他一直是我的师兄，念大学比我早两年，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比我早两三年，我在华盛顿的时候与胡博士当时一起共过事，后来他到高盛，现在我也在高盛，所以师兄的评论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我今天想谈的是关于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投资机遇以及风险。大家知道，我现在在高盛和中金工作的主要区别在于，在中金的时候我是卖方的经济学家，现在在高盛是从事买方业务的，也就是从事资产管理，从事为机构管理资产，为高净值个人客户管理资产方面的工作。但是所研究的主体是没有差别的，依然是整个市场、整个经济。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世界经济的展望；二是对中国自己经济的展望与分析。在中国经济展望中谈的内容可能会多一些，包括一些短期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走势，包括既有短期，又有长期的房地产方面的分析，还有中国经济增长与股市表现的关系。最后再谈一些更为中长期的问题。
首先来看世界经济，我觉得明年除了美国经济增长较为平稳之外，几乎所有其它经济体的货币增速会明显回落，尤其是欧元区，许多欧元区的经济将出现负增长，或者进入衰退。现在我们在表上可以看到这个衰退是-0.8%，但是有些分析者已经把衰退的程度提高到了-1%或-2%，所以还会继续下去。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有人把它向上修正到了接近-2%，甚至-2.5%，也就是比今年更快。在新兴市场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印度可能基本持平之外，其它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巴西、俄罗斯都会出现经济增速明显的下滑。这是现在市场上具有共识的预测结果。那么为什么欧洲的表现最差呢？我觉得毋庸置疑，肯定是目前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欧洲经济接下来将面临巨大的削减财政支出，甚至是加税的压力。如果欧洲迟迟不能推出这种令市场信服的欧债问题的解决方案，我相信欧洲的问题将会愈演愈烈，甚至一些之前看来问题不大的、相对比较健康的国家也会纷纷出现更大的风险。我们在去年5月份首先是希腊，燃烧又有爱尔兰、葡萄牙，现在又是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在一定程度上债券的利率都在上行。刚才燕青也说了，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在6%-7%，前一段时间甚至突破过7%。德国在不久前拍卖债券都很不顺畅，结果自己央行不得不买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欧洲的问题我们平时可能在媒体上看到过不少报道，我这里想和大家理一下这个主线。它的债务问题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在能够救助债务的资金到底有多少？够不够？还缺多少？每次他们总是举办高峰会议，高峰会议之前市场非常振奋，会涨一下，高峰会议之后大家又失望了，又跌下来了，接下来又不断地重复这样的循环。我觉得可能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看得透一点，这里有些数字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首先是“小猪三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的债务问题实际上不是很严重，加起来差不多1万亿美金。你说原来ESF4400亿，差不多也可以抵挡，但是如果把西班牙也放进来的话就不一样，西班牙自己就是1万亿美金，法国2.4万亿，希腊2.7万亿，算法国是7万亿，不算法国是5万亿。到底有多少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援助、救助这些问题。ESF已经有很多钱承诺出去要救小猪三国了，剩下的就2500亿，那边是5-7万亿，只是杯水车薪。我们可以用杠杆担保20%，这样就是5倍了，5倍也就1万多亿，还是不够的。需要从别的地方寻找资金。哪儿有钱呢？这个世界上看来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么有钱。但是中国要出这个钱也是有风险的，中国希望最好能够通过国际组织来曲线救欧。你通过国际组织一举二得，一是借出去的钱偿还有保障，二是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会有提高。但是有的国家不同意，有的国家自己没有钱，跟你中国人一起这么玩玩不起，所以他们自己出不了钱，也不愿意让你出钱，所以这个事情就搁置在那里了，只能是欧洲问题欧洲解决，欧洲人自己出钱。欧洲在上个礼拜有2000亿欧元，这些欧元加上去也是不够的，而且这2000亿欧元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2000亿欧元的用途不仅限于欧洲，而是放在一个一般帐户里，国际社会基金组织可以拿这些钱给其它国家，不是都给欧元区的。
钱不够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即便是钱够了，紧缩计划的执行本身也是非常之痛苦的，正因为它痛苦，往往是非常漫长的。这里我想结合我个人过去的经历谈一下我对欧债问题长期性的理解。我在1998年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我派到了印度尼西亚，当初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我在印度尼西亚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我亲眼目睹了一个满目疮痍，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债台高筑的国家是如何进行痛苦的经济和债务调整的。印尼和南欧的有些国家，如果你比较起来，人的勤劳程度差不太多，都比较喜欢灿烂的阳光、金色的沙滩。但有两点是很不相同的，第一是亚洲国家通常财政方面的福利负担是比较小的，所以给他们财政的调整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第二是亚洲国家没有持有同一个货币，它的汇率是可以贬值的。所以当初印尼出现的情形就是汇率在台上的时候产生了6-7倍的贬值幅度，使得印尼的进口几乎停滞，无论是个人、企业、政府都没有什么能力进口。尽管有通货膨胀，但是由于汇率大幅度贬值，数倍的贬值导致印尼的出口竞争力急剧上升，出口大幅度上扬。别看那几年亚洲国家，其实不光是印尼，韩国、泰国经济都是负增长，但是贸易顺差有强劲的增长，通过多年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积累逐渐地用真金白银把这些债务还清了，当然也是在IMF的协助、帮助之下。也就是说，在一个汇率可以波动的经济体里面，往往调整来得是非常迅猛，速度相对快一点，但它是使得经济体被迫进行调整，而不是人为地让自己痛苦，要是人为地让自己痛苦，这种事情是很难干的，是自己掐着脖子要把自己掐晕过去。所以你比较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和其它亚洲国家和目前南欧的一些国家，你会发现南欧的这些国家丧失了一个很重要的迫使经济调整的杠杆，就是汇率。另外就是财政上非常刚性，必须要跟自己的国民商量，65岁不要退休，90岁退休行不行？原来说好给你多少多少钱，现在减掉一半，这个事情是很难做的。
这是一个案例对比，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泰国、印尼、韩国差不多都是通过3-4年的时间实现这种痛苦的调整，从1997年危机爆发一直到2000年才走出来。2001年我没有直接去华盛顿，我直接来到香港，在香港监管局从事研究工作，又让我亲眼目睹了一个汇率不能波动的国家，汇率不能波动的地区、经济体是如何度过经济衰退难关的。我们知道，1997年之后香港地产泡沫破灭了，也是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之下，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我看到那个时候香港的地价，房地产价格跌幅超过了一半，并且那个时候我们每个月在香港监管局就盼望着通缩不要在4%-5%了，最好能够在3%以内，所有的价格指标都在往下走，而且香港作为一个人均GDP那么高的经济体，政府所承担的社会福利是比较低的，劳动力市场也是非常旺的，雇人、裁人，业主的成本不是很高。南欧有些国家人均GDP要比香港低很多，但这方面的成本很高。所以你看到一个经济具有如此之强的灵活性，但汇率不能变动的情况下，它的调整经历了6-7年，一直到2003年末2004年初的时候经济才开始起来。而且香港人工作的努力程度是很多南欧国家不能相比的。从这两个实例当中我们也许可以对于目前南欧存在的一些问题、所要解决的条件以及过程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我觉得这得分两步，第一步是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让市场信服的方案来，第二步是对这个方案的执行，目前方案尚未看到。在东南亚那些国家，当初1997年发生危机之后IMF介入，然后实行紧缩的调整计划。但执行过程依然是漫长的，尽管汇率还可以动。就希腊和其它欧洲的情况暂时讲到这里。
那么看到我们的“金砖四国”，经济增速应该说在全球是最快的，尤其是中国，即便明年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我相信在8%以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我不相信中国经济短期内会出现硬着陆。有很多境外的投资者比较担忧中国经济是不是马上会出现硬着陆，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坏账高企。我觉得出现硬着陆的概率是很低的，或者几乎没有。我觉得我们大家平时都比较关注一些常规的指标，比如GDP、工业增加值，但是我觉得这些指标本身的准确性极小，可能也是很难把握的。所以我觉得有三个经济变量大家可能更应该关注：一是这个国家老百姓储蓄率高不高；二是这个国家有没有欠外国人很多钱；三是这个国家的资本帐户是不是关闭的，也就是说政府动用国内资源的能力强不强。如果这个国家的储蓄率很高，没欠外国人很多钱，政府动员国内资源的能力很强，我相信在短期内至少不会因为经济因素而出现硬着陆。尽管有些政策一时间抵挡了外部的冲击，会给长期留下问题，但是毕竟是可以抵挡短期内冲击的。像今天的南欧国家，这三个条件都不满足，储蓄率不高，欠债就不用说了，当年的韩国储蓄率也许不低，但是欠外国很多钱，绝对会出问题的。所以我想在中国三个条件依然具备的条件下，对短期的经济增长我觉得不用有太大的担忧，我觉得明年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在8%-9%，今年肯定是在9%以上。
今年政府刚刚结束的经济工作会议说要“稳中求进”，我从北京飞过来的时候看到一张报纸，好象是《新京报》，上面说“北京政府强调重在求进”，你就可以看到地方政府这种向上的冲动和热情还是非常之强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太可能出现短期之内经济增速大的回落。那么接下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投资和出口，尤其是出口。现在我们看到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在明显回落，这是对未来出口增速下降的一个先兆。同时，我们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尽管目前在高位，达到了24.5%的增速，但是如果我们看得细一点，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基础设施、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可以看到现在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零增长，中央政府项目是负增长，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至今增速依然较快五，但这是从年初到今天，如果看单月，增速也是回落的。而且接下来还会进一步下降，因为制造业和出口是密切相关的，出口在下降，制造业很多都是为出口服务的，没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投资。房地产投资我相信目前之所以投资增速依然较快，主要是因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在推动。但是明年我认为保障性住房的增速也会有所回落，毕竟没有那么多钱来进行投资，资金是一个问题。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多资金，由于现在卖地的收入在明显下降，没有那么多资金来进行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投资。从目前广交会的成交订单情况来看，增长是8.4%，目前我们出口还增长13.8%，也就是说将来这13.8%可能也是向着8.4%的方向回落的，广交会的订单情况一直是我们出口的一个领先指标。
在宏观经济众多指标里现在看来比较令人乐观的还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现在降到了4.2%，PPI更是降到了2.7%，所以接下来我相信通货膨胀还会继续有所回落，这可能会放松，或者微调货币政策创造了一些条件。但是这种放松或微调和2008年末的时候完全不同，那个时候那种调整方式英文叫做“Pre-emptive”也就是一下子降息，一杆子插到底，相关税收减免。这次所谓的稳中求进，我的理解是经济如果出现大幅下降会调一下，再下降再调一下，就是“Step by Step”一步一步来，而且是“Date Depends”，这种挤牙膏的方式和原来一杆子插到底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差的时候调一下，短期之内会有所振奋，但是我们知道接下来还会更差，这样你需要等一等才有可能出第二招。这样市场就很难振奋起来，更何况接下来是不是调，是不是进一步放松还有待观察。在右边的图上可以看到，其实12月份前面的十几天农产品价格又开始有所上升了，所以12月份的通货膨胀还未必比4.2%要低，现在我们的预测是12月份可能是4.4%。
另外就是人民币汇率，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可能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如果要说将来1-3年，我相信人民币是一个比较强劲的货币，毕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快。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3-6个月，可能人民币会在一个比较恒定的均值范围波动，这不仅是因为这段时期中国的外贸顺差明显下降，在2007年的时候外贸顺差占GDP接近8%，经常帐户更是占GDP10%都超过了，但是现在外贸顺差占GDP，估计全年来看是2%都不到，这是一个因素，另外就是现在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正在明显回落，由于原来流进来的资金回流出去，也由于原来本来是国内的资金跟着流出去，就是热钱冷钱都在出现外流。我现在在高盛工作，会接触很多中国的高净值，甚至是超高净值的投资者，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非常成功的人士。就算是他们也有很多人在想着是不是办理移民，可能有的都已经办了，而且把资金运作出去在外面进行投资。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之下，我相信人民币短期来看升值的空间是比较小的，而且就刚才我对欧洲和美国经济的描述，对欧洲悲观一些，对美国乐观一些，所以欧元可能接下来对美元还会有进一步的贬值，这样的话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空间就会更小，至少短期来看是这样。但中国的出口增长不会回落到2008年-16%的情形，毕竟这几年中国的出口目的地发生了明显变化，出口的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升级。出口目的地就是欧元区现在最大，达到了20%，其实不是，是亚洲地方Asia国家，中国对亚洲地区的出口超过了对欧洲地区的出口，美国排第三，大概占15%左右，这是从区域上来看，我们知道这些Asia国家增长还是比较快的。更重要的是出口生产地的转移以及出口结构的升级，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如果你看中国的沿海地区，像浙江、江苏、广东劳动力成本都已经超过了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但是中国内陆地区，比如安徽、湖北、四川、湖南，劳动力成本还是明显低于周边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就是说有些企业可以向内陆地区转移，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保持出口竞争力。另外从出口的结构来看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早在1995年，那个时候中国机械装备类的出口只占总出口的20%都不到，到了现在占到了半壁江山。而我们蓝颜色的部分，就是传统消费品，像服装、鞋帽占比正在明显回落，出口结构的升级也使得我们的竞争对手发生了改变，出口机械、装备类的产品竞争对手就不是什么简单的东南亚国家，而是收入要高很多的国家。当然，尽管中国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核心技术，但是性价比还是会使得出口迅速增长，尤其是在一些拉美、中东、东南亚国家。所以我想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但是不大会出现2008年4季度和2009年初的大幅度下滑，因此政策也没有必要去大幅度放松，而是政府应当会把这个政策的重点更多地放在制度、结构上的调整和改革上。
我和一些民营企业家交流过，他们对于前一段时期政府说的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都是觉得非常振奋的，但是最近我在南方碰到一个企业家，他说哈老师，原来定的增长模式我以为是认真的。他觉得经济增长9%了，我们那里还4%-5%，好象也没有必要大幅度放松货币政策。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中国过去3年货币的超额增长，就是货币比GDP多涨了多少呢？过去中国GDP30%左右的增长，但是货币几乎翻了1倍，超出商品的增长速度50%-70%，这样这些钱肯定是要寻找去处的，要么就是在房地产里面，要么就是在其他商品里，或者是在一些更离谱、更不靠谱的商品里。所以这种通胀的压力和积累是需要未来的政策进行化解的，如果我们刚刚化解了几个月突然又转变方向的话那无非就是对将来造成更大的风险。
谈到房地产，我个人对房地产短期来看是比较悲观的，似乎这次政府下定了决心要把房地产价格降下来。但是市场毕竟有市场自己的力量，有他们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房地产，所以最终他们的走势会是什么样的？明天晚上9点45分第一财经袁岳主持的“头脑风暴”，我和潘石屹有一个头脑风暴节目。袁岳问了许多问题，我认为中国房价接下来是要跌的，之后会上涨，再之后还会下跌，这不是废话吗？但是下面一句不是废话，第二次跌下来之后不会再涨了。也就是说，在政策的作用之下，我认为短期之内房价是要下降的，但是在基本面需求推动下，政府也不可能永远用一些不太市场化的政策来调控房地产，我相信未来的房地产价格需求还会进一步得以释放。但是我一直坚信，2006年时所作的对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影响所得出的结论，就是2015年之后中国房价将面临结构性的下降压力。
这里简单地看一些数据，如果你看去年7月份的时候各地房价月供收入是59%，那个时候上海和杭州就比较高，接近100%，也就是说普通家庭几乎买不起房子，买了就得饿死。北京那个时候是89%，也是比较高的，二三线城市才40%多，相对较低，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从2009年到现在这段时期，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幅度明显快于一线城市，但是到今年年终的时候我们看到59%变成了73%，北京从89%变成了102%，超过了上海和杭州。上海和杭州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是二线城市也到了50%-60%，所以在这样一种老百姓承受能力很低的情况下、很差的情况下有这样比较高压的政策，我相信房价是会下跌的，房地产开发商再扛也是扛不下去的。但是毕竟中国还有很强的对房地产的需求，这个需求表是我在2006年12月份做的，当时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我们很奇特的人口结构的推动，就是在50-6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很高的出生率，中国的婴儿潮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等到这波人繁衍下一代的时候政府开始计划生育了，他们只能生一个，所以造成过去的10-20年一直到现在社会中有能力、需要买房子的人特别多，因为他们都是年龄处在40-60岁，就是人到中年，有经济能力，也有这种需要购买房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当中占比最高、最大的一个群体，我这里管他们叫做“主要储蓄者”，主要储蓄者的比例在过去20-30年一直在上升，他们推动了中国的房地产，这种推动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就是这些所谓的婴儿潮在1998年房改之后自己首先要买一个房，这是改善型需求，接下来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以及国企改革，使得老百姓对于未来退休以后生活来源的不确定性表示担忧，又要寻找途径来进行投资。放在银行里的话肯定是不利的，放到股市就不用说了，放到地下钱庄又被人拐跑了，那只能买房子了。听说我们的证券行业中流传一个调侃的笑话：证券业从业者在中国是不许炒股票的。听说这个政策是为了保护证券从业者，太有道理了。不能买股票，他们都买房子去了，这个保护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中国中年老百姓买房子除了自住需求之外还有那种投资性的需求，第二套房子是自己的养老金，第三套房子是太太的养老金，第四套房子是孩子留学教育基金，送到复旦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现在也在涨了。不管怎么说，这种婴儿潮的需求非常强劲，但除了婴儿潮之外还有婴儿潮的下一代，婴儿潮就是中国40-60岁的人，这个群体在中国有5亿左右。如果他们在中国占比是最大的，在年轻人当中他们的孩子也是占比最大的，他们的孩子现在都是20-30岁，就是处于婚配年龄阶段。我们看到中国有2亿多20-30岁的人，也就是80-90年代出生的人，并且这个数量在未来5年还会进一步上升，而且这些人也得买房子，他们确实是真真实实的需求。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子呢？外国人结婚不都是租房子吗？中国不一样，中国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叫做“丈母娘现象”，因为计划生育之后中国出生的男婴数量明显超过女婴，根据国家人口调查数据，120个男青年对100个女青年，有20%的“剩男”，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中国男人的数量减掉中国女人的数量等于德国所有男人的数量。男方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丈母娘说买就得买，你不买？下一个。所以婴儿潮，以及婴儿潮的下一代一起在买房子，你说这种需求怎么挡得住？可以用限购令一时间推迟这种需求，但没有办法遏制这种需求未来的释放。我猜想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25岁结婚的人可能暂时不买，等到政策有所松动之后冲出来疯狂购买。所以我想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跃跃欲试，房地产是不是可以抄底了？我觉得目前来看还太早，我们至少还得等一段时间。外部环境对中国冲击越大，中国自己放松政策的可能性就越高，所以我觉得这种冲击最强的时刻尚未到来，也许到了明年上半年的时间我们会看到更加强烈时刻的到来。
其实人口结构不光与中国的房地产大周期的上升以及大周期的下降有关，和中国经济其它的方方面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比如在高生育期间，这个国家的人口结构是左三角型的，婴儿很多，中年和老年人比较少，这种国家的储蓄是很低的，经济增长很慢，劳动力不足，你把5个孩子喂饱就不错了，哪儿有钱去存银行，所以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很慢。但是2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个左三角形就变成了一个椭圆形或橄榄形，青壮年很多，老人和婴儿很少，如果这个时候国家还执行一胎政策，那么婴儿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少，所以在这种人口结构下人口红利是非常强劲的，储蓄率非常高，储蓄率高资金价格就低廉，尤其这个国家还不让钱流出去，就是人不值钱，钱也不值钱，干什么都可以挣钱。这就是过去10-20年看到的现象，但是这只椭圆会逐渐地演变为一个右三角形，就是老年人多，中年人少，婴儿更少。未来父母是孩子的2倍，祖父母是孙子倍的4倍。所以中国未来孙子很稀缺，当孙子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那样的人口结构，老年人为什么还要买房子？非但不买房，他们还会卖房，中年时买房的目的就是老年套现，但是那个时候卖出去接盘的是中年人，人数比他们少一半，怎么接？并且有些中年人也不想买，他们觉得老年人的房子，老人家最好能长命百岁，但客观事实是最终总要继承父母的房子，他的太太也会继承女方父母的房子，将来上海很多中年家庭每家都有3套房子，将来周立波肯定出来说“房子要不啦？”别人也会问你房子要不要，大家都是3套房子，租不出去也卖不出去。当然，这里有一个因素是城镇化，城镇化的发展可能是体现在一个把现在的农村变成未来的城市，而不是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大城市，这种力量会逐渐地减弱，尤其是在没有配套的改革措施之下。刚才胡博士说中国城市化率从数字上看是46.8%，但是有城市户口的居民也就是33%，剩下的叫做半城市化的农民工，那些人不可能在城市里长期居住下去，更可能的是到了一定时候，尤其是人到中年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看到这个图当中，中国1990年的时候劳动力平均年龄25岁，那个时候这些农民工可以夫妻两个到沿海地区打工，把唯一的孩子让爷爷奶奶在村里看着，但是十年二十年过去之后现在中国农民工平均年龄是35岁，他们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需要回去，就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城市化率虽然每年都在上升，但是你仔细看一下，这不是同一波农民工，是建立在未来有更多年轻农民不断地与中年农民循环的基础上城市化率逐年在提高，不是同一波人。那么将来农村还会有那么多年轻人出来进行回流吗？数量会越来越小的，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应该倒过来看，越快越好，不然的话，我们将来城市化率不但不会上升，而且还会下降。当然，还需要上升一段时期，不是说马上就会下降，但最终肯定会下降的。
由于时间关系，接下来我想谈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股市。尽管大家对股市可能是又爱又恨，说了半天，你觉得股市还该不该投？投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为什么中国经济涨了9%，甚至更快，但股市不涨呢？有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涨1%-2%，有时候是2.5%还往回修正，但是股市是不跌的，中国是经济不错，股市不行，美国是经济不怎么样，股市不错。这里可以看到SMP今年以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小跌1.7%，但是上证指数、恒生国际指数跌了20%多。这个问题有很多投资者问过我，我觉得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件事。中国在30年前刺激经济的时候所用的手段和西方国家是截然不同的，虽然都叫财政刺激，但中国实际上不是财政刺激。你看美国更像财政刺激，但是在美国出现危机之前财政赤字占GDP也就是连2%都不到，在2008年一下子超过了10%，现在还在9%左右。就是财政真金白银地挽救企业，无论是金融还是非金融企业，但是它的货币增速又是不增长的，银行家不会听伯南克或者格林斯潘的话，货币是不增长的，信贷几乎也是不增长的。中国正好倒过来，中国的财政赤字这几年最大的也就是在2009年，接近3%，但货币增长速度大幅度上升，信贷2009年上涨了30%，所以中国实际上是准财政增长，就是听政府化的企业帮助政府保增长，恰恰这些企业还是上市的。美国的投资者很清楚，你政府不上市，企业是上市的，政府拿出很多真金白银挽救了这些企业，现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情况、盈利情况都很好，那当然是可以投资的。刺激经济的成本是未来多年通过税收逐渐弥补的。而中国的情况呢？和美国正好相反，美国是政府救企业，中国是企业救政府，企业帮政府大量放贷，搞基础设施建设就大量花钱投资，两三年之后一看钱不够了，资本金不够了，接下来得到市场上补充资本金，一下子扩容就会很大。投资者就想了，这个调控的成本中国是让股民来偿付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市场至少短期之内投资价值是不高的。但是我们也不要低估了中国市场未来增长的潜力，因为中国的这种刺激经济的方式以及补充弹药的方式很奇特，不是西方的那种常规的财政支出，靠未来的税收来弥补，中国不是，中国能够迅速地在短期内把该加的子弹都加满，接下来上升的空间是很大的，尤其是再遇到一场比目前预料还要强的外部冲击的话，未来上升的空间会是非常大、非常猛的。时点上我不敢判断，我觉得至少眼前子弹还没有加满，还在继续加子弹。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经济体比美国小几倍，但是融资量是超过美国的，可以体现出刚才我说的这一点。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中国上市公司派息率是很低的，除了银行的派息率比较高，因为有国家投资在里面。派息率低的话，这个市场有什么可以投的？买股票唯一的目的就是将来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当然，很多股民通常是以更低的价格卖给别人，大家都有同感。这就需要企业、上市公司增加分红比例。这样我觉得股市上既有刺激政策之后复苏期的痛苦调整导致的下降因素，也有长期的、结构性的一些问题，还是亟待解决的。
至于未来的投资者方向，有觉得有几个可以考虑。其实中国的概念依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我相信未来长期增长速度还是会在7%-8%，至少未来5年内我相信还是会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中国概念在外面被市场打得很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司治理的问题。你想想，有没有外国人治理的中国概念股呢？有一些欧洲的品牌、产品和企业现在的销售越来越集中到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但是公司却是德国人治理的，有些汽车公司，有些有品牌、有核心技术的，这些企业在这段时期随着欧洲的债务问题其实跌得很厉害，是不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机会呢？我觉得是。另外刚才胡博士讲的我也非常赞同，就是农产品，中国人现在不是什么吃得饱吃得好的问题，而是要吃得安全。中国过去只要缺什么，你生产什么就能赚钱，将来不是。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将来是哪里出问题了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就能赚钱。我觉得农产品有两个宏观因素在推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城镇化，你想，农村人和城里人消费苹果的方式是不同的，农村人削了皮就吃了，甚至不削皮也吃，城里人是喝果汁，一杯果汁三个苹果。另外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我们对肉类的消费需求明显上升，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还没有出国，去饭店吃饭肯定至少要两三碗，现在饭店大家都不吃饭，谁还要饭吃啊？大家都吃肉，但是1斤猪肉要消耗6斤粮食，1斤牛肉13斤粮食，所以城里人对粮食的消耗表面不高，但实际上是很高的，比收入增长还要快。现在中国农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许多品种过去没有净进口，现在也开始有净进口了，并且净进口的占比在逐渐上升，像大豆和玉米。
我们来看看西方的一些高收益债券，他们现在的企业情况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企业的债券收益率还是明显高于美国政府的债券收益率，美国政府的债券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性质，因为是全球都能接受的一个投资产品，甚至各国政府、央行也愿意持有它作为外汇储备的部分，但其实美国有许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其实要比美国政府更好。刚才我说了，美国是政府救企业，所以他们的一些收益率比较高的，而且风险不算很大的还是值得大家适当地投资。我在高盛主要是替所有愿意投资中国，或者通过香港这个平台投资境外的一些机构和个人高端投资者服务工作。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更多地进行交流。谢谢大家！
杨燕青：感谢哈博士不仅给我们分享了全球和中国的经济，还告诉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哪儿能赚钱，这还是很关键的。下面还是按照惯例，请陆院长上台为哈博士颁发铭牌。
杨燕青：下面进入今天上午的圆桌讨论阶段，刚才大家已经聆听了胡祖六博士和哈继铭博士非常精彩的演讲，我们还要请出陆雄文院长和来自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孙立坚先生。请四位博士台上就坐。
首先请问四位老师一个趋势性的问题，刚才几位都讲到整个中国经济在2012年喜忧参半，我们有巨大的压力，很多人很悲观，但事实上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可能还是乐观的。与此同时，人民币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我们看外汇占款、外汇储备，从各方面的数据都可以看到人民币面临贬值的压力，所以我的问题会比较长期，是从中长期来看的，在未来的5-10年，目前有一个论点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Potential Growth rate，有人把中国现在的经济和日本、韩国在1989年的经济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下台阶段。如果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进入1500国际元就会下台阶，中国会在2015年进入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到底是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还是会在不远的将来进入下台的阶段？另一个趋势性的判断是关于人民币升值前景之旅到底可以维持多久，这个问题非常直接，请四位老师非常简短地来回答。
陆雄文：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不专业，不敢多加评论，对于第一个问题多讲两句。刚才讲过，我对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预测是乐观的，但这是从经济角度出发，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中国走在这条道路上是不可能往回走的，人们只要有欲望、有需求，经济就会得到支撑。我觉得老百姓已经富起来了，不管地区之间还有多大差异，这样一种对生活向往、要改进、要改善的欲望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也促使了更多的创业者去创业。我觉得过去15年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创业文化，尽管这个社会环境还不够友好、有利，但现在已经在改进，我觉得这也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这个问题由于政治原因被打压，对经济、对整个社会会产生巨大的伤害，会产生重大的动荡。如果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的话，我对经济还是抱有非常乐观的预期。但这个预期的前提是我们整个经济制度背后仍然是政治制度，要能够顺势而为，我非常同意刚才胡博士讲的审慎乐观，他的观点和我的思考有非常相吻合的一点，我们本身经济基本面没有问题，需求仍然存在，我们国家的资源也可以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有所支撑。但是如果在政治上，刚才讲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国进民退的问题，如果政治上不能够真正相信市场经济、相信中小民营企业，那么就会产生问题，经济在好的时候就忘记了要调整结构，忘记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进一步支持、扶持，经济不好的时候好了伤疤就忘了痛，这是在政府意识形态的问题，是在政府治理层面相信不相信市场，是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市场，这个问题如果在未来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对经济会产生重大的伤害。但是这两种矛盾、冲突会达到怎样的瓶颈，怎样才能真正释放出民间经济成长的力量，我觉得还需要观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抱着很审慎的观点。我觉得有时候民间的信号是很正确的，股市实际上反映的是信息问题，资本的外流、大量资金的外流也是很强的信号，你们是留下了，妻子和孩子以教育的名义走了，这个信号如果政府不能够真正重视的话问题也是会很严重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讲经济的基础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在制度层面，在政治层面，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今天台上的嘉宾不能回答的问题，但至少我个人表示非常深切的关心。可能现在还有一百年前很多东西的影子，至少我们面临的问题要比1989年严重得多，挑战依然存在，这是我的看法。
孙立坚：因为今天上午在人民银行金融办和上海的一些专家们讨论国际金融治理这样一个话题，没有来听哈继铭博士和胡祖六博士的精彩演讲，幸好我坐在这个位置，可以从院长的介绍中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和精髓的思想，我感到非常幸运，我们没有达成高度的共识。首先我感觉到从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来讲，今天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乐观的，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在东京有一个项目，我们正好召开了APEC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做了一些合作构想，我们国内没有报道。我的同事是在凤凰卫视上看到你怎么在东京参与了联线。这个事件释放的信号是什么呢？美国很清楚，以前全球化的繁荣是经济基本面，能够打造他们美元的地位，但是这个经济基本面一下子坠落的时候首先挑战的就是美元的地位。所以美元在重新拣回霸权之前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基本面支撑，可以利用美国知识产权的优势，能够重新进行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格局，从这样的定位来寻找美元重新发力的优势。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很乐观，美国都找到了我们的家门口，说明我们增长的有时。
杨燕青：目前中国是被排斥在PPP外面的，您觉得中国的立场应该是如何？
孙立坚：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国内不允许过多的报道，但是至少应该中国的知识产权在那边，可以看出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劣势的行业。当然，从我个人的价值观来讲，我认为必须要加入PPP，但问题是国家整体利益考虑，美国既然有APEC框架，可以撇开这个框架重新考虑PPP，这肯定是我们需要好好思考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然，我担心的是今天非常关注我们的收入能力在增长，每年消费都在增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因为我们的收入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我们国内的消费环境非常恶劣，所以并没有看到给我们带来的红利，反而现在担心收入的陷阱，昨天我在文化创意和金融创新的新浪经济论坛上也在讲这个观点，我们今天过多地把一个产品做虚，过多地在一个制造业上游去扩张，最后挤出的是我们的竞争优势。所以在我们财富积累的时候，虽然1989年日本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但最后挤出的是泡沫。我自己在日本呆了这么多年，亲身感受到对制造业起飞的国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金融制造业关系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走出金融和制造业两个并行前进的状态，都是在制造业起飞之后金融再往前走一步，看看今天中国能不能越过这个坎。关于人民币的问题，因为是从国际贸易顺差来看对人民币长期增值的需求，再看我们实际汇率，所以从整个基本面来讲，当然这个基本面怎么看是一个很大的争论，我们是低估的，人民币未来的增值一定是一个趋势，尤其是现在欧洲债务问题的深化，解决的方法也是通过注资的方式，大量占有国际地位的美元和欧元如果不被实体经济所吸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潜在增长力没有一个新的增长方向出现的话，还是按照现在的增长框架的话，那么大量泛滥的流动性会卷土重来，会再次看到2009年出现的大宗商品的上涨、人民币的升值，这是未来预期的可能性。当然，我们是等待着今天中国的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央企今天怎么样能够重新整合，把很多市场开放给民营企业。因为这几年增长的潜力，我们是有能力把看似悲观的潜在增长力抬上去的，但是现在的框架来讲，我不得不承认潜在的增长力一定是向下的。中国这样巨大的问题会使我们大家感觉今天看不清、悲观。
杨燕青：总结前面两位院长的思路，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们制度性的制约，因为其它和制度性类似的制约，比如刚才讲到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制度性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很有可能是要下台阶的，这和我们前面讲的主流理论是有所不同的，主流理论认为非制度的应该是其它经济的，从增长函数的角度来看经济是下台阶的，两位院长指出了另外一个角度，如果这些制度因素可以不出大问题，或者有所改善的话中国经济有可能在未来的若干年还不会下台阶，还是继续请教哈博士这个问题。
哈继铭：我觉得中国经济生病了，生的什么病呢？“中国荷兰病”，就是一个国家在某一个领域里表现特别优秀、特别突出，比如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结果出口大幅上升使得汇率升值，其它的行业发展不起来。中国内在看来也是这样，中国荷兰病体现在我们刚才说的轻而易举享受了二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很快就要结束了。在人口红利的推动下，我们的资金价格非常低廉、劳动力成本很低，所以你不创新，你照样可以复制人家的产品，只要你一生产，别人统统熄火，谁都不能进入竞争。我们的房地产也大幅度上升，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地在推动，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大量的人进城，所有这些都是在人口红利推动下出现的对经济增长非常有利的现象，但不幸的是我们逐渐地看到这个因素会消失，消失之后我们是不是有能力用其它的方式来弥补人口红利的不足呢？我们有没有制度改革的红利？其实是有的，但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政策在被执行，中国有时候出一个方案，或者刚才祖六说的法律是很健全，文件什么的都有，但是执行起来困难重重，道路非常崎岖坎坷。比如说“非公36条”早就有了，但是现在执行得怎么样呢？户籍制度改革有的地方也开始做，但真正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呢？你可能7年才能拿到当地的绿卡，在美国拿个绿卡也就5年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需要我们思考，并且尽快采取行动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经济增长潜在的速度不至于出现明显的下滑。除了速度之外，我还想谈增长的质量，即便速度下滑了，质量能够提高也是一件好事。中国人现在吃的这些东西不安全，它也在GDP里面，但这些GDP有什么用呢？我情愿GDP不那么高，但是吃的东西是比较安全、比较放心的。究其原因，但是一般是把不安全的食品怪罪到生产者头上，尤其是那些私人部门生产的，觉得他们缺乏基本的道德准绳，使得这个社会缺乏诚信。其实我在想，这里面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不出现，现在出现呢？连外商也卖过期的肉。经济学里有一个理论叫做“时间上的不一致”，政策在时间上不一致导致了经济行为的扭曲。过去我们说要多种所有制并存来发展经济，可以是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外资。如果你不说，全部都是公有制的话，那个时候增长效率很低，但吃的东西还是安全、放心的。你有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政策，别人就加大投资，私人部门、外资都在投资，但突然在这当中出现了中国进民退，所有的政策都向国有倾斜，使得私人部门站在一个很不公平的起跑线上。但是人家前期投资已经付出了，有些歪门邪道说得难听一点就是“逼良为娼”，我就想为什么沃尔玛不在其它国家，不在把戏卖过期的肉呢？是沃尔玛的问题还是中国的问题？大家去美国都可以感觉到，中国随地吐痰的在美国也不敢随地吐痰了，老外在中国挤公交力气比谁都大，这是环境造成的。这种美好的红利出来替代人口红利如果都能实现的话，我相信人民币还有得升，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些政策被扎实地执行，所以我认为短期内不大会升。
杨燕青：所以人民币汇率也取决于我们的政策。
哈继铭：是政策决定汇率。
胡祖六：三位专家都已经做了非常好的阐述，杨博士刚开始的时候谈到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些判断，现在GDP上了5000美元，以后就越来越难了，会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我想说，你看人类经济发展史，中等收入陷阱是并不成立的，许多这样一种Pattern，有个别的案例，特别是拉美国家的阿根廷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在整个美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高经济体，那个时候还比加拿大更富有，但是今天阿根廷还是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你说有什么收入陷阱的话，在过去200年中，自从西方工业化以后最可怕的陷阱叫做低等收益陷阱，包括中国，过去两百年就是陷入低等收益陷阱不能自拔。印度也曾经是这样。这些国家短短的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都陷入了低收益的恶性循环，那是很可怕的。中国现在应该谢天谢地，主要是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们现在摆脱了低收益的陷阱，现在人均GDP刚刚进入5000美元，我觉得看未来不见得会陷入5000美元的陷阱，我们还有很大的动能和势能。从趋势增长来说，应该还有8%-8.5%的年均增长率，再持续20年没有问题。但我觉得这是趋势增长线中的潜在增长线，并不一定能变成实际增长线，这取决于制度的改变，刚才两位院长都谈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因为未来光靠高投入肯定不像过去30年占GDP45%的投资，未来的20年肯定没有这么多，但是我们有一项可以指望，就是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过去我们改革开放也有生产力的提高，我们的投入很少，但是每单位的老公，每单位的资本生产产出都很高。过去是靠农村包产到户，这种生产力提高还是相当快的，但关键是看能不能持续，这里需要我们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是通过平等、自由的竞争游戏，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空间，同样技术的应用，包括IT、移动互联网和生物科技、现代农业，还有很多新兴产业的空间。所以技术推动效率的改善，然后是制度变迁和效率改善都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未来保证8%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但关键是我们的制度。前一阵子说要不要救欧元、救欧洲，发现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欧盟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我觉得很奇怪，莎士比亚有一首诗叫做《玫瑰花的花》，无论你叫什么名字也有一样的芬芳，如果我们是市场经济的话，根本不用在乎欧洲人、美国人怎么说我们，还要别人承认我们，那不是很奇怪的吗？所以我们要先做一朵玫瑰花，我们现在还不是市场经济，我们是转轨经济，市场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多，但就像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很多国家那样，中国经济不是小舟，是航空母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座每一位复旦EMBA同学固有的创意能力就会被压抑，不能被释放出来，中国就可能会前景堪忧。但我相信中国没有人想回到文革时代、大跃进时代的那种无助，所以只有一条路，就是市场经济，就是开放，中国就一定能够避免中等收益的陷阱，我们一定能够在我们的暮年看到中国摆脱了中等收益的陷阱，而且成为高等收益的国家，成为了现实。当然，这个现实的实现也来自于我们才华横溢、之村高原的复旦MBA同学们。
杨燕青：感谢胡博士，也感谢四位嘉宾，他们的观点非常接近、非常一致，大致认为我们中国不存在太明显的潜在趋势增长的极限，我们完全可以越过这一段，但是取决于很多原因，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制度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可能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否则中国可能就会生了一种“荷兰病”，怎么也好不过来，我们只能把希望寄于未来，因为马上要进入2012年，这是很多国家的选举之年、动荡之年，也是中国的换届之年。我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也请几位嘉宾简单地回答，在刚才讲到的制度方面，在我们能够做的超越我们的趋势增长和潜在增长方面，我们给下一届政府打多少分？你的预期是多少？最高分是100分。
陆雄文：要回答这个问题，满分是不可能的，但先要对本届政府做出一个打分，才能对下一届政府打分。本届政府我不敢说是我自己的判断，我想大概在60分左右。至少做到了两点：一是保持经济的增长稳定；二是尽管有财富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国人民是从发展当中得到实惠了，这两点都做到了，所以我想应该是给予一个很高的分数，但为什么分数打这么低呢？是因为我们在发展当中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没有为未来作出战略性安排，这会对以后产生巨大的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