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张维迎之争惊动发改委 两位经济学家在争啥?
近日,中国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曾经共同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即今天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
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中秋期间,张维迎又对此作出了回应。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进行了逐条反驳。争鸣并非坏事,各方学术讨论,其实可以引发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张维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技术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产业政策注定是失败的。张维迎甚至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这直接就给产业政策“判了死刑”。而后,林毅夫则撰文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稀缺的,政府必须优先扶持某些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最大贡献的产业;第二,企业家需要政府帮助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
两位经济学家的争论还“惊动”了国家发改委。9月14日发改委发布会上,针对产业政策的争论,发改委表示,也在认真评估当前的产业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与新常态不相适应的地方,从目前产业政策的实施情况看,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难题,我们要通过相关的调整来使这些政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
而在21年前,同样是林毅夫和张维迎,在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被经济学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
有评论指出,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而正名。回到本质,这是一场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认为,产业政策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对于模仿型产业政策,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仍然需要,但是对于前景不明的探索型产业政策,一定要谨慎使用,应该将产业的选择权交给市场。
林毅夫张维迎之争,真问题是什么
既然产业政策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就应该总结和反思一下:什么时候产业政策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
近日,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中秋期间,张维迎又对此作出了回应。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进行了逐条反驳。“林张之争”进入第二回合。
林毅夫和张维迎在争什么?
21年前,两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就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被经济学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
21年后,两位再次发生“交火”事件,而且主角仍然是林毅夫和张维迎。张维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技术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因此产业政策注定是失败的。张维迎甚至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这直接就给产业政策“判了死刑”。而后,林毅夫则撰文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主要理由有两条:第一,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稀缺的,政府必须优先扶持某些对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最大贡献的产业;第二,企业家需要政府帮助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
如果说21年前的争论涉及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那么21年后的这次争论则涉及中国的创新和技术进步问题,从而影响到中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些争论仅仅看做是学术争论,它们关涉中国的政策导向和经济增长。那么,如何看待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这次争论呢?产业政策究竟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是伪问题,“什么时候用”才是真问题
首先,我认为“产业政策有没有用”是一个伪问题。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都制定了各种产业政策,政府采取补贴、税收优惠和融资等手段重点扶持某些产业优先发展。例如,日本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对汽车和家电产业的扶持,韩国70年代之后对造船、钢铁、电子产业的扶持,台湾地区在60年代之后对纺织、石油和橡胶产业的扶持,都是耳熟能详的案例。从结果上看,既有成功的产业政策(如日本的汽车产业政策),也有失败的产业政策(如日本的家电产业政策)。而且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很难从数量上直接进行比较,因为一项非常成功的案例可以抵消很多失败的案例,但反过来说也成立。因此,不管是赞成产业政策的一方(以林毅夫为代表),还是反对产业政策的一方(以张维迎为代表),都可以找到支持自己极端观点的证据。这样的争论显然不可能有定论,也就争不出一个输赢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样的争论其实是在浪费口水去讨论一个伪问题。
那么真问题是什么呢?既然产业政策既有成功的案例,也有失败的案例,就应该总结和反思一下:什么时候产业政策会成功,什么时候会失败?只有找出了产业政策的边界,才能更好地使用产业政策,或者避免使用错误的产业政策。笼统地认为需要还是不需要产业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有用还是没用,对于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并无裨益。经济学的精髓就在于,找到最优行为的边界条件,而不是直接判断某种行为是不是最优。
新兴行业慎用探索型产业政策
从世界各地的发展经验上看,成功的产业政策通常发生在后发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工业部门的过程之中,而失败的产业政策通常发生在那些新兴行业或者处于技术前沿的行业。为什么日本扶持汽车产业的政策比较成功,而扶持家电产业的政策比较失败?从历史和逻辑上讲,像汽车、轮船这样的传统工业具有比较稳定的产业发展和转移规律,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对于工业部门来说,发展路径比较稳定,发展方向比较明确,但同时存在初始投资大、生产周期长、配套环节多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恰恰都可以通过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有力政府来协调解决。在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下,政府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本投入重点行业,可以通过建设基础设施解决企业发展所需的配套条件和外部性问题。因此,凡是模仿型产业政策,只要能够解决官员的激励问题,通常比较容易成功。符合这类产业政策的正面案例,除了工业部门,还有那些享受优惠政策的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经济特区等。
相反,如果政府想在那些快速变化的新兴行业或者处于技术前沿的行业推行探索型产业政策,就往往容易遭致失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例外。一旦产业发展的规律具有不确定性,技术变迁日新月异,连处于市场前沿的企业家都难以捕捉,都需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为市场运行提供后勤保障的政府官员可能更无法先知先觉。以彩电行业为例,关键的显示屏技术变化多端、竞争激烈。日本厂商开发等离子技术时,根本没有预料到液晶技术后来居上,以至于贻误了商机,错失了大片亚洲市场。
所以我的结论是,对于模仿型产业政策,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仍然需要,但是对于前景不明的探索型产业政策,一定要谨慎使用,应该将产业的选择权交给市场。(综合新京报、和讯网报道。)
[责任编辑:张维迎不能理解林毅夫：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_凤凰文化
张维迎不能理解林毅夫：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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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和林毅夫在杨小凯纪念会上的争论已经不属于太过专业的经济学范畴，而是关乎社会科学一般常识的争论了，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资格评头论足。
政治学家似乎不应该搅和经济学家的事。但是，张维迎和林毅夫在杨小凯纪念会上的争论已经不属于太过专业的经济学范畴，而是关乎社会科学一般常识的争论了，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资格评头论足。 恕我直言，这场争论其实是持&技术知识&的张维迎对拥有&实践知识&的林毅夫的较劲。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两类，即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技术知识是书本上的，而实践知识则事实上是一种人生智慧;技术知识如算术、几何学等适合于孩童学习，而政治学(当时还没有经济学)这样的实践知识只适宜于成年人学习，没有基本的人生阅历是学习不了政治学的。 在我看来，动辄&回到斯密&、&回到哈耶克&、&回到xxx&之类的观点，都只不过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技术知识&，他们就是不愿意面对中国，不愿意&回到中国&。拿某个人的虎皮做大旗，如果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是九十年代，当时还能糊弄一些门外汉，今天这种做法则显得很没有章法了，很不合时宜了。不仅如此，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技术知识&，张维迎也什么都敢说，说什么儒家是私学而非官学，否则就发展不起来。这种说法还是中国历史吗?请问张维迎教授到底读过中国思想史吗?任何思想如果不是官方思想，怎么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思想通过政府这个组织化中介机制的传播，进而变成正式制度即所谓的制度化，形成正式制度下的延伸品即非正式制度，这个思想才能有持续性的巨大影响力。这可是正宗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道理啊!斯密的思想是这样，哈耶克的思想是这样，孔子的思想更是这样。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如此有违真实的&技术知识&，居然张口就来。不仅如此，当辩论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而扯到孔子时，本身就已经非常的不专业了，只不过谦谦君子林毅夫教授碍于面子一再以退让的姿态说&你误解了我&，不好直接说自己的北大同事没有常识。 不仅张维迎不能理解林毅夫，主持人即调和者黄有光教授也不能理解林毅夫教授，黄有光的所谓的政府和市场做的都不够好的调和，事实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黄有光和张维迎一样，都不知道经济学不是简单的经济学，至少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不但是政治经济学，还是历史社会学!当经济学忘记历史的时候，经济学就什么都不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林毅夫的高度不是一般人能企及的。 本人比较政治研究的需要让我对林毅夫的文字作品有了更多的了解。毫无疑问，其在世行的经历对于其创作《新结构经济学》很重要，也就是说，亲历广大落后国家的现状与听说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不仅如此，林毅夫还有纵向的世界史即基于世界经济史的关怀：从来没有后发国家按照当时的所谓的主流理论而走进发达国家行业的! 林毅夫教授讲的其实就是&常识&。&常识&就在那儿，就看你能否发现。发现&常识&都是重大发现，如牛顿从苹果掉下来而发现万有引力，而一般人则只是吃掉苹果。同理，犯常识性错误都是大错误，比如毛泽东搞的企图更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跃进&。 我提请所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制度经济学家即诺斯式代议制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论者，都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常识&：世界上共有12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和菲律宾.请看，除了早发达国家即美国和日本，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和所谓的&回到斯密&比中国更好? 不是比中国好的问题，而是比中国差多远的问题。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和巴西也都把斯密抛在脑后而有点凤凰涅槃的态势，要知道它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确实&回到斯密&，结果几乎是国家失败。处于政治上代议制民主而经济上又&回到斯密&的印度、菲律宾、墨西哥，更别说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目前还看不到好过中国的希望何在! 理想是美好的，但问题是谁家的理想?现实是残酷的，残酷的现实只能属于社会大众，而残酷的现实又来自历史。因此，作为政治学家，本身并不在乎张维迎和林毅夫之间的故事本身，我要追问的是故事背后的迫切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的是有着历史文化认同、从中国出发、有着中国身份意识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再是一般的账房先生式的经济学家，而是经济思想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思想家而非西方世界的其他族裔却人才辈出?俄裔美籍经济思想家格申克龙所以有着世界级的成就，就是因为其基于自己祖国的历史关怀即在落后国家现代化中组织和国家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后发优势论&&&国家发展的越晚，组织和制度就越重要，从西欧到中欧再到半个东方的苏联，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成就更是让人敬仰，他从自己祖国即印度的人的不平等的现实经历出发，指出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实现人的能力的发展，国家在发展人的能力中的作用不可或缺。这样，在我看来，传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从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演变为国家主导下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作为自由的人的能力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有能力的国家。 格申克龙和森的理论似乎为中国量身定做，但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经济思想家甚至还无视这样的经济思想家?说到底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中国&，乐意做新自由主义的学徒，即使是教授了也是学徒级学者。2008年海啸之后，这样的学者在世界上早就集体失语了，但是在中国为什么还能大呼小叫?为什么还能在&博鳌论坛&上哇哇乱叫?这也只能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思想而导致的没有思想判断力，所以才使得一些早不合时宜的学者还能混迹于江湖。 在我看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中，只有林毅夫教授最接近格申克龙和森，其他的、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几乎失去了&身份意识&。我们当教授的常常对学生讲要有&问题意识&，如果连自己的身份都搞不清楚，何谈&问题意识&，没有&身份意识&的&问题意识&必然是伪问题!要知道，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思想首先是历史的，因此可以称为历史社会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文化的，因此是一种文化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是关于政治的观念，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学;社会科学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因而社会科学的主体即学者的身份意识就至关重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动辄&回到某人&之类的主张就知道有多不靠谱了!同样的道理，或许正是因为不清楚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北京大学才出了大洋相，搞出一个以洋人为主体的&英语化中国学&项目即&燕京学堂&计划，招致北大内外一边倒的反对。
[责任编辑：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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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林毅夫：说我是“官方经济学家”不准确|林毅夫|经济学家_新浪财经_新浪网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成为担任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己任
　　刚度过63岁生日，时光在林毅夫脸上似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他的助理拿出一张他20年前的老照片，和现在比几乎没有变化。
　　他是目前中国在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他的言论和建议总是很有前瞻性，关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建设新农村等很多观点均早于政府政策，最后成为政策的一部分。他也是参与国家政策制定讨论最多的经济学家，领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核心成员，被称为“国之智囊”。
　　这次面对新京报记者，林毅夫破例，没有“言必谈经济”。
　　他说出了这么多年自己身上的变化，他的家国情怀，和当年的初心。
　　游到对岸去，这关乎梦想
　　新京报：你刚过了63岁生日，在这个人生节点上回首从前的经历，你的初心是什么？
　　林毅夫：追求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的初心。我自小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知道这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历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前面几代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复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但不幸的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到我们这一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用习主席的话讲，我们现在是在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所以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
　　新京报：把时间拉回到36年前，日，27岁的你在那个晚上做出一个抉择，从金门游到对岸大陆，当时出于什么考虑？
　　林毅夫：这与我的梦想和初心有关。
　　新京报：你认为在大陆更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林毅夫：我从小比较喜欢看书、思考，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大陆，台湾发展好了，并不能带动整个大陆的发展，但我认为，大陆的发展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能带动台湾的发展。我要是留在台湾的话，不能直接为这个目标做贡献，即使个人能有成就，也有违初心。
　　新京报：你怎么去理解两岸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系？
　　林毅夫：整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是所有中国人的复兴。两岸之间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两岸的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会为台湾同胞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说我是‘官方经济学家’不准确”
　　新京报：初到大陆时，会有很多不适应吗？
　　林毅夫：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难以抉择的是工作还是继续读书。我思考的是怎么真正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觉得我要对大陆做贡献的话，那我必须了解大陆的社会、体制，所以决定先读书。选择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京报：2012年从世行回来，你提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在外界看来，你一直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非常乐观，这种乐观源自哪里？
　　林毅夫：我不是乐观而是客观的，因为大家都挺悲观的，我就相对乐观了。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客观分析来的。首先，我认为中国仍然有8%的增长潜力，从人均GDP来看，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差距就是发展的空间。其次，我说的是增长潜力，最终能实现多高的发展，还取决于内部和外部的条件，潜力是有的，能不能实现这个潜力，要看内外部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努力。
　　新京报：你已被公认为国家战略蓝图背后的核心智囊，如何平衡学者和政府智囊的角色？
　　林毅夫：这两者对我来讲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研究的是现实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我一直研究的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实际现象是什么，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把这个理解用严谨的语言写出来就是学术论文，用大家能懂的语言来写并加上改进意见，就是政策建议，对我来讲做的就是同一件事，无非就是用哪种语言来表述。
　　新京报：你“有为政府”的主张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令某些人把你看成“官方经济学家”，质疑你“缺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林毅夫：我其实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我不是不批判，我一直在谈问题呀，谈问题怎么能不批判呢，但我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反政府。一个完全思想解放的人，是没有预设立场的。
　　第二，说我是“官方经济学家”不准确，我很少去为政府解释、辩护，我经常是建议该怎么做，通常我的建议都早于政府的政策一两年或更长，包括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新农村建设、以消除增长瓶颈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举措等，我不敢说政府是按照我的建议去做的，但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我基本不去解释政府的政策是什么，我只是去发现中国正遇到什么问题，并思考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我留给世行的是“反思”
　　新京报：2008年至2012年，你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首度担任这一重要职位，你怎么看待它带来的意义和影响？
　　林毅夫：我能到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这是“水涨船高”，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界最有地位和影响力的职位，这一职位自1944年世行成立以来一直由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担任，我是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此前，我一直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切入点来研究发展经济学，到了世行后，有一个更高的平台去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验。
　　新京报：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林毅夫：最大的感悟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与中国有共同的梦想，都希望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早日实现现代化，从而获得国际尊重。然而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在世界银行和许多其他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并没有很好地完成，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摆脱不了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扣除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6亿多贫困人口外，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
　　新京报：你给世界银行留下些什么，又给中国带回来什么？
　　林毅夫：我留给世行最大的是反思吧。跟我一起工作的人，绝大多数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是他们推行的那一套主流理论在治理贫困上都收效甚微。我认为他们应该反思，经过60多年了，你为何不成功，失败在什么地方，为何少数国家和地区推行与主流经济政策相反的政策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推行主流经济政策的国家却失败了。
　　不能把“南南学院”办成哈佛大学
　　新京报：9月26日，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各国要根据自己的禀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它将落户由你担任名誉院长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中国国际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对于筹办该学院，你有何想法和规划？
　　林毅夫：南南合作与发展研究院有相当大一部分责任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培训，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南南合作与发展研究院办成跟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一样。不管是哈佛还是牛津，它们都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培训项目，但是它们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作为参照系来设计培训课程。
　　新京报：按照规划，这个学院将会培养大量的国家发展人才，乃至政治领袖。那么我们办这个学院的特色在哪里？
　　林毅夫：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我们要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办出特色来，就要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参考。这个理论要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参照，我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正在往这方面努力，我也正在亲自参与这个学院的规划、筹备工作。
　　新京报：你认为有一个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模式”吗？
　　林毅夫：我并不主张“中国模式”，模式意味着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政策。我更重视成功背后的道理，中国和其他少数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能取得成功，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
　　一般讲，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转型中国家的条件会比较接近，所以这个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参照意义就会比较大。
　　如果这一理论成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表明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是正确的，这也可以加强我们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希望年轻人能以天下为己任
　　新京报：在你的一生中，你遇到的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
　　林毅夫：最艰难的时刻是决定来不来。在台湾，我也算是比较出色的年轻人，要放弃在台湾这些已有的成就和荣誉，远离亲人，这是比较难的。我离开前没有告诉家人，与他们分离是比较艰难的，所幸他们都比较谅解我。
　　到大陆后最艰难的时刻是父母晚年，我不能随侍在侧，过世时，因为身份问题，不能回台湾送父母亲最后一程，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家国情怀这件事？在你的家国情怀中，台湾和大陆，对你分别意味着什么？
　　林毅夫：台湾是生我的地方，养我的地方，我成长的地方，而大陆则承载了我作为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梦想。两岸是一家，本来我从台湾来大陆，就像住在夏威夷的美国人回到美国本土工作，但是由于历史悲剧，我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走，导致不能回家。
　　新京报：你想回台湾吗？
　　林毅夫：我当然想回去，给父母扫墓。我还是抱着乐观态度的，两岸一定会统一的，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能回去。
　　新京报：你现在还给本科生上课吗？你对国家和青年的期许是什么？
　　林毅夫：在北大还继续教书，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值得秉持的情怀，我也希望年轻人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尽一己之力。
　　对国家的期许，就是民族的复兴，但我们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像习主席2013年在博鳌论坛上提出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希望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不仅中华民族能够复兴富强，也能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复兴的梦想。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林毅夫：希望看到民族复兴，为民族复兴做点事。我比较幸运，在自己努力的过程中，看到追求的目标逐渐在实现，我们是最接近民族复兴的时刻。
　　2 新京报：你觉得在事业上，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林毅夫：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确实能把自己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机遇。
　　3 新京报：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林毅夫：年轻时比较崇拜开凿都江堰的李冰，做一番事业，能够有长远的影响；现在我比较佩服王阳明，他提出的“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是我的座右铭。
　　4 新京报：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你的心境，你会选什么？
　　林毅夫：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做了过河的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新京报记者 萧辉 北京报道
(原标题：林毅夫：年轻人胸中当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