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有几个弟弟？溥仪弟弟简介
　　，全名，爱新觉罗.溥仪，字耀之，号浩然。末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昨日(4月10日)溥仪的四弟去世。那么溥仪有几个弟弟呢?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如今是否尚在人世呢?溥仪生父为爱新觉罗.，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第五子，帝爱新觉罗.载湉之同父异母弟。母亲为苏完瓜尔佳氏。　　溥仪有兄弟三人，他的三个兄弟分别为、溥倛、溥任，三弟溥倛早夭。二弟溥杰于1994年去世，四弟溥任与日去世。接下来一起通过溥杰、溥任的人物简介来认识下他们。　　溥杰简介　　爱新觉罗.溥杰(日-日)，字俊之，满族，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父亲是第二代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母亲瓜尔佳氏，之女，是家中的次子。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溥杰幼年在醇王府作溥仪伴读。1929年于日本留学，1937年与日本皇族姻亲(“亲善婚姻”)、嵯峨家的女儿浩(婚后名爱新觉罗.浩)作权宜婚姻。但二人婚姻圆满，并诞下两名女儿。1945年8月二战结束，溥杰在沈阳机场被苏联军队俘获。　　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羁押。1959年国庆十周年，我国政府大赦第一批战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获得特赦，溥杰未获特赦。1960年溥杰第二批特赦，在景山公园工作一年。先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日7时55分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死后骨灰一半葬于日本山口县下关市中山神社(嵯峨家的神社)的爱新觉罗分社内，另一半葬于北京。　　爱新觉罗.溥杰，是一位承载了二十世纪初历史转折的人物。他与嵯峨浩的幸福美满、始终如一、相敬相爱的爱情为世人所崇敬。　　溥杰自幼精习书法、诗词，具有坚实雄厚的诗、书功力，是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为海内外所珍藏。他将自己的书法经验总结为：“腕头力气刚浑劲，纸上临摹守碎离。心正自然丰笔韵，形拘自得趋丰姿。”，在书界可谓自成一家。由于他身世独特，有感而发，感情真，意境求新，他所有的诗词也很有特点。着有《溥杰诗词选》传世。溥杰　　溥任简介　　爱新觉罗.溥任，又名金友之，爱新觉罗.溥仪的末弟(四弟)，1918年9月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醇亲王府，1947年他创办北京竞业小学，至1968年退休。曾任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退休后致力清史研究，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日下午三点去世，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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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乾盛世是大兴文字狱、奴役汉人、吏治腐败、民生凋敝、闭关锁国的盛世！　　（一）、访问清朝的英国使团所见到的“康乾盛世”　　18世纪后期，面对“在世界文明中领先的盛世的中国”，一向傲慢的英国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光明期望，派出了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出访中国。谁知，无法相信除了自己世界上还有其他民族存在的无知的满清皇帝，把他们一行当成野蛮人，当成必须向清朝称臣的附庸，从而受到不少侮辱。这一外交失败，对英国来说尽管很不光彩，但他们的感受和认识，使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神话破灭了——这就是先进的文明！这就是“康乾盛世”！ 　　在马戛尔尼们眼中，什么“康乾盛世”，满清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写得：中国“自从被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英国使团除了在整体上从制度层面对当时中国进行观察以外，还深入到生活、技术、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在他们眼中，当时贫苦的中国人生活质量相当掩蔽，饭食不但粗，而且做饭的地方相当脏；中国人对陈规陋习顶礼膜拜，对机械工艺一无所知。建筑虽然远看富丽堂皇，近看却做工粗糙，镀金不匀；制革技术和远航技术都比西 方落后；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 　　马戛尔尼们还研究了满清帝国的法律，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明白无误的见证”。但满清的法律如何呢？“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地干涉个人行为”！所以，它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为“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 　　这些，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说得很详细。马戛尔尼们戳穿了满清帝国的盛世神话，在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马戛尔尼们认为满清帝国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这句话，不但验证了当时，而且为以后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且不说了。而应该思考的是国人的盛世观。什么是盛世？在马戛尔尼们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处于强盛 期，是看其政 治制 度是否进步，是看法律是否背离人性，是看国民精神是否受到压抑，是看物质生活质量如何。但在后世文人的眼中，只要皇帝的位子稳，越坐越长久，没有第二者来 抢夺就是盛世了，至于制度如何落后腐 败，如何摧残人性，人们的精神如何畸形，创造力如何受到伤害，则都不必想了。直到现在，他们还对“康乾盛世”津津乐道，认为是历史上伟大辉煌的一页，是民族的骄傲，是我华夏之所以能万古长存以至不灭的明证。 这实在是令人悲哀而又哭笑不得。 　　（二）、解开“康乾盛世”的画皮　　我们来看这个所谓“康乾盛世”的来由，宣扬这个末世的人，其依据无非所谓康熙是“千古一帝”；雍正鞠躬尽瘁，理财能手；乾隆前期还能好生守业。　　其实这样的说辞都是不负责任的，或者说是只看到了表象，或者说完全是无耻的吹捧。甚至不排除某些族的人用心险恶的为他们曾经的罪行开脱。其性质，与现在的日本右翼为军国主义招魂无异。　　我们现在透过表象看本质，先来揭开康熙这个千古一帝的“画皮”。康熙之所以可以得到“千古一帝”的名头，满清余孽无非是吹嘘他的文治武功。其文治方面，在用人方面，除健全科举取士外，开博学鸿词科，破格荐用人才。又篡编明史，编纂《康熙字典》等书籍，这为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打下基础。因此，康熙统治时号称治平。继任者乾隆沿着康熙路线向前推进。这就是历史上称道的康乾末世，康熙是这一治世的主要时期，又称康熙之治。　　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如果深究其目的与结合他的另一些作为来看，却可以发现，康熙这样做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维护满洲贵族和少许蒙古贵族对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压迫；二是为了维持已经走向没落，接近灭亡的封建主义制度，保证以他为首的大地主阶级对社会的统治；三是在精神上打垮和软化作为中华主体的汉民族精神的精华，而宣扬其糟粕。以利于满州酋长们可以千秋万世统治华夏大地；四是努力阻挡历史潮流的前进，为了自己的统治，不惜拖累整个中华民族。　　健全科举制度是为了更好的禁锢思想，使一批批可以代表中华先进思想的知识份子穷尽一生，困死在经书考据之中，做他的好奴才。　　开词科破格录用人才，则更是残酷迫害不愿意与之合作的先进知识份子。像一些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尊严之人，居然用捆在轿中送京做官的方法，打断中华民族最后的脊梁。如傅山、李光地，中国文人之失去尊严和道义，卑颜屈膝、卑阿谀吹捧成风正始于康熙。其流毒至今，不能根除。　　而为了使宁死不屈者屈服，康熙在肉体、精神上对于他们百般折磨，如三月不使说话，不许文人看书。其手段之毒辣，更胜于文革。中华之最后一点骨气，终被彻底抽走，只剩下愚忠或者顺奴之才。　　但是即使是对于为其所用甘心效命的汉人，如周培公，用完后则弃之如蔽履。前朝之重臣如三藩，则百般逼迫，屠而后快。汉人自强自信之信念，以及其高贵矜持的精神被其掷于粪堆，一扫而光。　　其修书，与其孙乾隆修《四库全书》一样，皆是借修书之名而毁书禁书，肆意篡改或销毁各种史书典籍，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实比焚书坑儒还历害。将精华高贵的中华精神去除，留下宣扬做奴隶，当顺民的糟粕。是一次可耻的开历史倒车，一次可恨的优汰劣胜。　　康熙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各种弊端丛生，康熙要重整乾纲来巩固专制极权制度，所以若要把他和前代明君雄主相比，他的开明不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从谏如流，他的用法也不象汉文帝那样宽仁轻缓。　　康熙所钦定的《满清律》及其事例可见用刑之重，那一次次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狱不仅是康熙用刑严的明证，而且也是他加强思想统治，扼杀新鲜思想的明证。康熙的暴虐，实比之秦始皇也不过分。前有秦皇，后有康熙，都是思想界的克星。　　而在康熙统治的最后十五年，大清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康熙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加强专制和巩固自身的统治上，加上精力不继、荒弛政务，于是吏治败坏、风气日衰，许多地方出现了民不聊生的景况。国库亏空极巨，以至于黄河决口无钱拨治，面对青海的叛乱而无力进攻，只能防御。　　康熙的另一半所谓赫赫武功，更是不堪回首的记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康熙在位期间，前期大肆圈地，大量汉族百姓流离失所，好容易不圈地了，一次次无休止的战争、残酷的迁界禁海迎面而来，百姓死亡近亿。打仗对于皇帝是功绩，而对于百姓呢？则意味着拉夫、逃亡、横死、捐税、兵灾、盗匪、粮食减产、衣食无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些草民，这些汉族的草民，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尸骨都无法被人看到，看到的只有“千古一帝”那光辉的身形。很难相信，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连年战乱不断中，人民还可以吃的饱，还能过上好日子。一个民不聊生的“盛世”，的确是少见的很啊！！！　　这个千万年难逢的“盛世”就这样在残酷的精神压迫和无休止的战乱中拉开序幕。等这个虐待狂的康熙死了，一个比他更变态的人登上了帝位，他就是雍正酋长。　　和那个“千古一帝”相比，雍正酋长的特长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出色的理财本领。但是实际上呢？请看看历史的一些真相吧。　　雍正从他老头子的手上接下一个烂摊子，虽然日夜辛劳，并且执行了摊丁入地、火耗归公等一些措施，但是从根本上却难以扭转财经的颓势，怎么办？一个字，抢！雍正有个极大的嗜好，就是抄家。许多官员被抓住小辫子，二话不说家产抄没，都进了库。一个皇帝抢钱，抢到自己的大臣身上，实在是个创举。而因为文字狱等各种民族压迫问题而被满门抄斩的民间大户，其家产的归属则更不必多问。　　朝廷官员和有名望的大户尚且如此，卑微的百姓遭遇更可想而知。摊丁入亩，把税归到地上，大大提高了剥削之效率。活耗归公，说白了就是把原来由地方政府征收剥削的税款直接拽到中央手里，跳过代理人直接剥削。　　而对于真正可以提高收益的工商业，雍正的政策则极为短视，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于是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对于对外通商则更是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　　不但不开源反而把越来越多的农民捆绑到无法刨出更多利益的土地上。地少人多，看天吃饭，但是税收却一文不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可以想见。　　所以说雍正根本就不是什么理财能手，充其量是一个乡间敛财的大地主，再难听点就是一村霸。　　而雍正的一些其他执政特色就更难以看到“盛世”的踪迹了。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扬灰，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文字狱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份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这个敛财的地主打仗的本事却比他老子差的很远，区区几万人的青海叛乱却硬是打了几年，拖得甘肃、陕西、四川叫苦连天，那里百姓的生活只怕离“盛世”差的还远极吧。　　到了乾隆年间，所谓的“盛世”终于到达顶峰。但是请注意，不是人民百姓的顶峰，而是封建极权专制的顶峰。层层的经济压迫、文化腐蚀、思想禁锢、民族歧视，一层又一层的套在了各民族的头上。 　　这个昏庸又好大喜功的败家子乾隆酋长接过的是他父亲抢夺而来的万贯家财，等他自己离开的时候，农民起义军四起、国库空乏、闭关锁国、暗流汹涌。就连满人自己也评论，乾隆晚年，危机四伏，矛盾丛生。　　乾隆号称“十全老人”，自诩文治武功天下少有(要是没有那个虐待狂的爷爷，他只怕自称第一了！)。而实际情况呢？乾隆花在游玩写诗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勤政的时间。一个皇帝，一个主管全国命脉的人，一生仅烂诗就以四万多首。这是完完全全的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不务正业是他最好的写照。　　乾隆酋长每天生活在宫廷的虚华背后，听着大臣们奉承欺骗的奏报统治国家，风花雪月、诗情画意、好不浪漫，可惜当时满清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否则他的下场绝好不过李后主。　　当然在某些方面乾隆酋长是强过李后主万倍的，他对人民思想的禁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为了维护满州酋长的统治，文字狱在他手中甚至于写个“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是死罪。如果说他的祖父、父亲只是不许人乱说话，那么他完全就是不许人说话。　　他修订《四库全书》借着修书之名，从全国各地搜罗来宣扬中华精神的图书加以毁灭，留下宣扬号召做顺民、当奴才的糟粕加以修订宣扬，他的愚民政策之完美，大约比之后世的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文明之光的毁灭比之先前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为恶劣。就其修书之立场，完全无法与为继承中华文明而修的《永乐大典》相提并论！！！耻辱的优汰劣胜，到他统治的时期到达顶峰。　　财经方面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这个二世祖早早将父亲遗留的财产挥霍一空。于是在乾隆年间，买卖官爵、议罪银等黑暗腐朽的制度，官员的犯罪半公开和半合法化，百姓的生活更加暗无天日。注意，这里的百姓基本都是指是汉人，而八旗子弟们则躺在祖宗的树阴下，做着贪婪吸食各民族鲜血的社会寄生虫。　　同样在乾隆酋长这里，闭关锁国也到达了颠峰。一个荒淫而虚伪的皇帝，只为外国使节是行单腿下跪还是双腿而争执的不可开交。心里一动就把一个和平打开国门的机会扔了出去，就使得中国的近代化拖后了许多年。就这层意义来说，乾隆酋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罪人。　　而乾隆酋长最宠爱的大臣和绅之天下第一贪，不用过多言语，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大名鼎鼎的乾隆七下江南，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复述。他的每一次南巡，都给沿途百姓带来无尽灾害，劳民伤财以及四处搜罗美女供其淫猥。　　在乾隆酋长的晚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文字狱，政治上越来越腐败，百姓生活十分贫苦，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尤其是其晚年重用大奸臣、“贪官之王”和绅？使满清国库逐渐虚空。　　应该说，满清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的。到乾隆酋长禅位前后，白莲教农民起义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展开，等他死后，一支农民义军居然摸进了皇宫。可怜的嘉庆写下了“千古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的诗句。　　乾隆酋长死后，仅仅40年便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算是乾隆酋长以及这个可笑的康乾末世留给继任者的一笔遗产，留给后世的一个笑柄，留给这个“盛世”的一个无厘头结局吧。　　大量的事实就摆在眼前，我只是把我的观点摆出来：一个战乱连绵、思想禁锢、不许说话、人民遭受地主阶级和民族压迫双重压榨，日子过的朝不保夕的黑暗年代，一个腐朽的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疯狂压迫的年代，根本不是什么“盛世”，它不配。　　（三）、这才是真实的“康乾盛世”： 　　满清入主中原，造成中国社会文明和经济文化的大倒退。游牧民族的陋习、农奴制的烙印，随处可见。野蛮的“圈地运动”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华全国的社会生产力。整个社会上到处都是“主子、奴才”之类的令人厌恶的喳喳声。满清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奴才意识，驯养卑劣怯懦、蝇营狗苟的愚民奴性。　　 　　　　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学者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满清“摊丁入亩”的税制牢牢地将广大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扼杀了产业化的苗头。 旁观者清。　　乾隆后期，英国特使马戛尼出使中国，马戛尼在他的出使日记中写道：“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中国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中国人）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四章第一节所引） 　　在英国特使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如此：“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英国特使马戛尼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满清政权看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已经退化成了“半野蛮人”（见英使马戛尼的中国行记）。　　满清文字狱之最高潮是在乾隆时期，大的文字狱就有一百三十多起，在乾隆酋长统治中国的六十年里，几乎平均每年两起以上，禁毁书籍几十万种。因为文字触犯清廷忌讳，而被凌迟斩首抄家者不计其数。 　　这本来是挺奇怪的事情，一般来说在一个朝代的开头，总是统治最为严厉苛酷，越往后，相对就越宽松一些。满清却完全不同，乾隆元年（1736）距离1644年满清入关已经有92年了，而禁毁书籍的高潮，乾隆四十七年更是距离清初有139年之久。 以开国之后相同时间计，乾隆四十七年已经相当于明朝的正德时期，如果是北宋已经是宋哲宗在位，距离宋徽宗登基都只有区区两年了。 照理，这么久的时间之后，应该是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于当满清的奴才，对故国的怀念应该也开始淡漠，别的朝代，这是都是非常仁政的了，可是为什么满清的统治变得更为严厉残酷，要掀起更为疯狂的文字狱高潮，销毁书籍的的高潮呢？ 　　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乾隆酋长的老爹雍正酋长的一段自供里可以窥见端倪：“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輙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其实也就是雍正酋长困惑了，苦思不得其解了，以前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从来没有这样的！灭亡也就灭亡了，前朝皇室子孙臣服于后继朝代也是家常便饭。怎么到了他的满清，就变样了呢？怎么以朱明后代为号召，打出反清复明旗号的人就这么多，这么绵延不绝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啊！ 其实雍正酋长的困惑倒是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满清建立将近百年的时候，对明朝的怀念，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中仍旧是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情结。　　不管后来的清廷奴才如何粉饰，对当时的百姓而言，满清所谓的“康熙盛世”，和明朝相比不过是一个黑暗、贫穷、丑恶、残暴的时代而已。面对这样的情况，满清的统治者应该怎么办呢？乾隆酋长用他的行动作出了回答，那就是用更残暴、更疯狂的手段来镇压，不停地制造恐怖气氛，掀起文字狱高潮，禁毁书籍，屠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普及奴才意识，企图彻底禁锢扭曲中国人民的思想，当然，还包括初夜权制度。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汉族人民在满族人的奴役下，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至少猪狗娶老婆还是处女猪处女狗呢，人家还没被剥夺初夜权呢。 汉民族不甘忍受如此的屈辱压迫，各地一波又一波的民族起义，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遭到镇压失败后，又一场大规模的汉民族起义酝酿着，酝酿着，暴风雨般爆发了…… 　　乾隆酋长统治时期，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急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白莲教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到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由于白莲教在楚、川、陕三省迅速发展，清廷下令逮捕教中骨干，要求“全教拿获，毋使一名漏网”。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各地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多被捕。地方官吏乘机勒索，不遂所欲即以邪教治罪；加之为镇压湘、贵苗民起义，徭赋极重，致使大批农民破产，无法生活。刘之协等遂以“官逼民反”为号召，与各地教首约定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十日同时起义。因事泄，宜都、枝江张正谟等提前于正月初七日发动，长阳、长乐林之华、覃加耀接踵而起，当阳、来凤、竹山、孝感等地亦有人继起响应，并占领当阳，攻破竹山、保康二城。二月初二日，襄阳张汉朝起义于黄龙，姚之富、王聪儿起义于夹河州，河南邓州高均德起义于高家湾。此三支义军于三月间集中于襄阳以北吕堰、双沟地区，迅速发展至几十万人。所有起义队伍，不论男女，“都以白布缠头作记认”。　　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转战半个中国，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满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大小将领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　　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满清军队所过州县，基本都是屠城一空，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被全部杀光，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成为废墟，满清政府当时的人口统计，1786年中国总人口约为3亿9110万人，在满清镇压白莲教起义之后，中国人口锐减至2亿7566万人，我们汉人竟被满族人屠杀了一亿一千万多人！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又一次清军入关南下剃发易服的屠杀总数。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遭受过我们汉族这样巨大的苦难，蒙古人杀，接着满族人杀，满清入关全国杀一遍，镇压白莲教，又半个中国杀一遍，每一次都是亿万生灵涂炭，换作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一次就完全灭族了，可是，我们汉人的精神，斩不尽，杀不完！ 　　任何民族都没有我们汉族的这种坚韧的民族性格。仅仅白莲教被镇压不到八年，又爆发天理教大起义，起义军甚至攻入紫禁城，但是还是失败了；再接着，太平天国大起义，满清镇压我们汉人的太平天国大起义，又杀了1.6亿，这个数字是近代学者根据根据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清朝《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推算出来的，可是还是失败了。一直到辛亥革命，才算成功，可是革命成果很快被某些人窃取了…… 　　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民族遭受过我们汉族如此深重的苦难，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全人类都从来没有死过这么多人。 　　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民族能走过这样的苦难，可是我们汉族走过来了。无论面对何等残暴的邪灵，我们汉族从来没有屈服过，我们永远也不会屈服。 　　套用古人形容蒙元"贫在江南,富极塞北"的说法,我认为满清所谓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贫在中华,富极八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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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真实的“康乾盛世”社会全景图,——西方人眼中的黑暗时代而非黄金时代　　（一）简介 　　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逊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二）康乾盛世的工商业 　　清朝时期，官方明确规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业。满清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 　　但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是个什么情况呢： 　　1.古人的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2.西人的回忆 　　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3.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记载 　　山西产好铁，满清就向山西的冶铁户征铁，所征之数不断增加。雍正时征2.5万斤，乾隆时增加到5万斤，嘉庆时又增加到20万斤。征铁给的铁价、脚费不到市价的1/6，近于掠夺！潞安府是当时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潞绸精美，被满清列为贡品，每年派造的数量，大大超过机户的承受力。明朝盛时，潞安府有机织1.3万多张，明朝派造3000匹。经过明末战乱，清代仅剩织机300张，居然还是派造3000匹，致使“机户支价赔累，荡产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满清朝廷并不因此放弃派造，直到机户完全逃光，潞绸在历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苏松财赋半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田赋位居全国榜首，其上缴中央的钱粮总额超过了浙江全省。当时松江的面积是苏州的十分之三，而赋税额却是苏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赋税额为全国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到清代开始退步，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计，少亦以万计”，而到了清朝，“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其实不及明末万历年间。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三）“康乾盛世”的农业 　　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其，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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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康乾盛世”的疆域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与唐、元几代不同，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一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表面繁荣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这就是康熙时代庞大而又低效的军队和频繁的愚蠢的战争带来的后果。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五）“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时期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 　　（六）“康乾盛世”的文化氛围 　　思想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思想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思想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启蒙思想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满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边远苦寒之地。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七）“康乾盛世”的吏制 　　1.悲剧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机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控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朝统治者无能，也不可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2.腐败愈演愈烈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统治者对政风一直不大重视，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与勤政。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统治阶层的道德素质。雍正则一方面妄图通过养廉银减轻腐败，另一方面采取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收到了极差的效果。康熙，乾隆不过是一些把中国拖入落后深渊的历史罪人，一些最可耻的跳梁小丑而已。劳民伤财，象蝗虫一样搜刮百姓供自己寻欢作乐的下江南，他们到是来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如蝗虫一般，将沿途百姓的民脂民膏吸剥干净。 　　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八）“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统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圈地运动”更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满清的军制更是可怜，虽然吃过高科技武器的大亏，（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红夷大炮）却还是不开窍，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后火器水平还赶不上200年前的明军。（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由此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顶多不过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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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康乾盛世”的残酷统治 　　1.沿海迁界 　　沿海迁界，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不谈的，即便谈到了，也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无关大雅。然而个人以为沿海迁界这个事件的重大性是被严重低估的低估，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沿海迁界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不是的！沿海迁界的过程许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 　　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烧房子，烧战舰，也确实是做的彻底。对于不肯迁移的居民，就是一个字“杀”。清廷统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这方面从来就是不手软的。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房过，日本的三光政策和满清的残暴彻底程度相比，实在是差了一个数量等级。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清廷统治者残暴的彻底性和想象力确实是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只可惜在明朝时访问中国的那些西方传教士记载下明朝中国广大沿海地区到处鸟鸣林幽，果树松柏成群，富裕繁盛的景象在满清的统治下是灭绝了。 　　（十）“康乾盛世”的对外关系 　　1.拒绝开放闭关自守 　　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结束，在事实上告诉人们：封闭的传统、文化形态、经济模式虽然可以造就出虚假繁荣的景象，但却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无法摆脱盛衰之变的恶性循环，更无法应付充满竞争的世界一体化浪潮。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批判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十一）“康乾盛世”研究 　　1.阎崇年（满清遗老）《康乾盛世》论文遭拒 　　学术界关于康乾是否为盛世一直存在争议。阎崇年曾与港大一教授拟合作一篇论文，题目叫《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但最后专家委员会没通过，因为委员会都是西方人，他们认为康乾是黑暗时代而非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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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可汗八十大寿为名出使大清国。　　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他的出访日记中写到：“（中国）自从被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清朝是）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满清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　　英国副使乔治·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清帝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衣衫褴褛甚至裸体，一路上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认为清朝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清帝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我真的没办法了解这个国家（清朝），老百姓面露菜色，他们捡起我们喝过的茶叶渣滓洗干净继续使用，这里的民众一脸的苦悲，到处充满了悲观与痛苦，欺骗时有发生。没有我们英国农民脸上的满足之情。”　　清初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满清统治下的百姓的痛苦生活，他在康熙四十年著有《潜书》，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满清的统治下，中国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谓“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这与唐甄的记载完全吻合，可见确实是实情。　　在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回程路上所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帝国的皇帝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 。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可汗变成一个中国人”。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鞑靼人（满洲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　　英国使者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英国使者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鞑靼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 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在热河，鞑靼皇帝（乾隆）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马戛尔尼称清朝乾隆皇帝是鞑靼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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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薙发令”（剃发易服令）、“逃人法”，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满清在中国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满清把中国几乎所有省份都屠戮一遍，其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满清如此残酷屠杀中国人，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空前绝后。按过去和现在的标准都是反人类罪。有什么罪行可比这种罪恶更大，有什么功劳可以抵消这样的暴行。　　满清采用“多元式统治”，“分区隔离”。为了维护满洲人的特权利益，满清统治者将全国分而治之，全国分为满、汉、蒙、藏、维五区，区区隔离，特别是防备汉人到其他四区，防止汉人和其他四区有人员往来。在满清政权衰败前，汉官都是不能涉及其他四区事务的， 满清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统治，实行的是“征服殖民地”政策。说满清促进了民族融合是无视历史事实。　　满清入关后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外，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满清旗人还跑马圈地，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 256页）。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　　满清统治中国的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的奴役。满清值得称颂吗？　　满清入关并不代表少数民族利益，在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下，少数民族同样生活在空前黑暗中，满清对于准格尔部族的斩尽杀绝都是历史罕见的种族灭绝行为，对回族的种族歧视，对西南苗民屠杀都是空前的。就连视为“亲兄弟”的蒙古族，也用羁縻政策进行削弱。据《冯玉祥回忆录》记载：“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出使大清国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记录下这段话：“清王朝建立初期，他们（满洲人）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 隔 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英人军官F·A·Lindley在他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写道：“1669年，除福建沿海岛屿和其他地方性抵抗之外，整个中华帝国全被满洲人征服。满洲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一切重要的城市驻有八旗兵。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和驻在北京的主力部队，有效地镇压了明遗民的爱国运动。”　　“为了彻底消灭中国人的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鞑靼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　　英人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还写道：“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结社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 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 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大清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败，学者萎靡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满洲人的专制淫威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吸食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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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上，总是统治者居主导地位，满清统治者一直以“殖民者”身份自居。不以中国人的面目来统治管理中国，满清始终实行防汉、制汉的策略，隔绝内地十八省与其他区域的关系，满清统治者把全国分为中、蒙、满、新、藏五区互相隔绝。满清把十八省是你们汉人的，其他地区是我们满人、蒙人、藏人、维人的观念强加给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防止各民族建立起亲如兄弟的认同感。——真不明白当代历史学家鼓吹清朝促进民族大融合的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　　作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于蒙、满、新、藏等其他四区，基本处于不了解状态。陌生感甚至超过了欧美日列强，对于中国的观念自然停留在明朝末年。可以这么说，“内地十八省是中国”这个概念是满清统治者强加给汉人的。　　清王朝的垮台之所以会引起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民族中发生分离思想和运动，原因在于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政治构造曾经具备“满族联合蒙、藏、回以牵制汉人”的性质。所以，当这种政治构造垮台之时，蒙、藏、回中便有人认为自己也应该与汉人脱离干系。　　满清统治中国的方法被称作一种“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来建立王朝的政治构造和地域构造。　　满清“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思想，就是要保持一个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熏陶的本民族的根据地，使之成为牵制“中国”的力量。因此，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事实上都同时具有着中华王朝与民族政权的双重性质，其最高统治者又都兼有中华王朝的皇帝与民族酋长的双重身份。　　满清的“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的具体政策大约有如下几点：　　首先，严禁汉人进入蒙、藏、回等民族地域，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蒙、藏、回等民族地域的传播。　　第二，不惜以牺牲本民族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本民族地域内强行保留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　　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蒙、藏、回等民族地域的管理。　　第四，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除定于中国地域的首都之外，蒙、藏、回等民族地域内仍然存在着清王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 　　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比起以前的非汉民族王朝来，更是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多元式天下”统治模式中牵制中国的思想。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规定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为只有满人才可以出任的“满缺”，并专门开设了促进满人致仕的科举考试。　　清王朝实行了民族隔离政策，建立起满洲封禁政策，严禁汉人移住其王朝的“龙兴之地”（今东北地区），严禁汉人进入蒙、藏、回等民族地域。　　清王朝的八旗制度，虽然最初不是专为牵制汉人而设，但是在入关之后成为清王朝统治中国、牵制汉人最重要的力量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八旗制度不但一直没有被削弱，反而经过多次改造不断得到强化。八旗中虽然也有汉军八旗，但是因为八旗既是政治、军事组织，又是生产、生活组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包括禁止旗人与非旗人之间的通婚等等，因此八旗制度实质上已具有民族集团的性质，致使很多旗人只知其籍贯在旗与否，而不知其民族为满为汉。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蒙古、西藏和新疆陆续纳入清王朝的版图之中。从“新疆”的地名中就可以看出，清王朝认为这是她带来的新领土。然而，清王朝处理这三个地区的最基本思想是将它们看作是满人的领地而禁止汉人移居，将当地原住民看作是满洲统治者的属民而禁止与汉人接触，甚至明文规定当地原住民不许学习汉文，严格禁止中华文明在这些地区的传播。　　在蒙古、西藏和新疆地区，清王朝采用了与统治汉人地区截然不同的政策，基本上保留了那里的传统社会制度，给当地原住民以相当大的自治权。清王朝有意制造了一种满与蒙古、藏、维吾尔是一个政治联盟的印象，当然这都是在与汉人相对的意义上。比如，它在颁发给当地首长的印上只刻上满文、蒙文、藏文与维吾尔文，而不刻汉文；朝见清朝皇帝时的路线也要经过清朝皇帝选定，尽量避开中原地区甚至所有汉人地区；清朝皇帝接见蒙古、藏和维吾尔领袖的地方，最主要的不是首都北京 ，而是地处长城之外、蒙古地区内的承德，“接见”的目的是确认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一种“会盟”。　　清王朝还就这三个有别于“中国”的特别地区建立起独自的法律体系，并在中央六部之外设立“理藩院”，专门处理有关这三个地区的事务；将西藏地区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伊犁将军”等职务规定为“满缺”，将理藩院的所有职务规定为“满缺”或“蒙缺”。显然，清王朝制定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当地的原住民，而是出于作为一个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和三十万军队的民族如何统治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华王朝在历史上屡屡遭受北方游牧集团的侵略，由清王朝建立的这一政治联盟无形中从心理上给了汉人以巨大的压力。清王朝设立下各种牵制汉人的繁杂的政策和制度，是它统治了中国两百几十年的结果，更是它能够统治中国两百几十年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也是藏、新、蒙地区分裂主义者分裂思想的最早脉源。（“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满清这种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孙中山等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摆脱中国“殖民地地位”的思想基础。　　清朝时期，满洲人以类似“殖民者”的身份统治中国，拥有西方殖民者同样的各种特权：　　政治特权：满清统治者虽然利用汉人维护统治，但是核心权利是不愿意同汉人分享的，六部成为执行机构。钱穆统计满清前中期二百多年间汉人做到地方总督的只有一个岳钟琪，核心机构军机处根本不许汉人插手。满清政府里的重要官位都以满缺为主，汉人做官必须通过科举。近代国学大师钱穆说：“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经济特权：作为满洲人，从一出生就有经济上的优待，按人头发月饷。旗人兵饷 ：前锋、亲军、护军、弓匠人月4两，骁骑、铜匠 3两，年米48石，步军摧领 人月2两，步军人一两5，年24石，炮手人月2两，年36石。满一人当绿营三人。（范文澜《中国通史》）　　法律特权：在司法上，满洲人享受“殖民者”种种特权。例如：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凡满人犯罪，地方各级官员均无权过问，只能由步军统领衙门的慎刑司负责处理，这与殖民地的治外法权没有什么不同。　　种族隔离制度：满清政府规定，满城专供旗人居住，汉民不得擅入，“满汉不许通婚”。“满汉不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的最重要措施。　　有人辩解说：满清把国都移到了中原，满清就不是“殖民者”了。这是比较无知的，满清由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出于掠夺和享受的本能当然愿意把国都移到繁华地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农耕民族浓厚的乡土观念，满清入关后，大部分满洲人都“从龙入关”，迁都不能说明问题。当年倭寇入侵朝鲜,意图明朝，丰臣秀吉就试图把国都移到大陆。日本侵华关东军也有此打算。满清虽然定都中原，但是和西方殖民者相同的是，树起柳条边，绝不容许“殖民地人民”反向移民到宗主国。　　明朝末年，东北地区的汉人几乎被后金（满清）屠杀殆尽，剩下的也大多沦为满人的奴隶或包衣奴才。清兵入关后，多尔衮就在1644年下令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这就是“禁关令”。清初,满洲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与“禁关令”相关的词汇除了“禁关令”外，还有两个：“柳条边”和“闯关东”。　　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直到历史已经进入到了19世纪中后期，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河北、山西、山东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于是，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的来历。　　到了清末，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俄和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清廷不得已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至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　　1912年，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 　　现在东北90%的人口都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末从关内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迁过去的汉族平民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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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为了强化其统治，野蛮推行“薙发令”（剃发易服令）、“逃人法”，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与民族奴役，杀尽了中国人的尊严，满清在中国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记录，甚至实行过种族灭绝，发生大规模屠城和大屠杀的省份先后有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福建、新疆，满清把中国几乎所有省份都屠戮一遍，其残酷程度不亚于蒙元。满清如此残酷屠杀中国人，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空前绝后。按过去和现在的标准都是反人类罪。有什么罪行可比这种罪恶更大，有什么功劳可以抵消这样的暴行。　　满清采用“多元式统治”，“分区隔离”。为了维护满洲人的特权利益，满清统治者将全国分而治之，全国分为满、汉、蒙、藏、维五区，区区隔离，特别是防备汉人到其他四区，防止汉人和其他四区有人员往来。在满清政权衰败前，汉官都是不能涉及其他四区事务的， 满清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统治，实行的是“征服殖民地”政策。说满清促进了民族融合是无视历史事实。　　满清入关后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外，还带来了奴隶制的残余，满清旗人还跑马圈地，把战争中掠夺的人民和被圈地农民强制为奴。在清代，旗人犯罪罪减一等，汉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号四十天就能释放。如果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投充为奴后，“一家老少尽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给任何代价，甚至连农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奸淫霸占，显然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奴主关系”（《翦伯赞历史论文集》 256页）。据《东华录》、《十朝圣训》记载，八旗贵族还时常在京城内劫掠霸占民女，攘夺汉人土地房舍，蹂躏汉人坟墓，鞭打汉人长官，种种暴行层见叠出，习以为常。　　满清入关并不代表少数民族利益，在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下，少数民族同样生活在空前黑暗中，满清对于准格尔部族的斩尽杀绝都是历史罕见的种族灭绝行为，对回族的种族歧视，对西南苗民屠杀都是空前的。就连视为“亲兄弟”的蒙古族，也用羁縻政策进行削弱。据《冯玉祥回忆录》记载：“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　　满清统治中国的265年是对先进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和阻碍，是对先进文化发展的最大毁灭。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是对中国人的犯罪，满清统治是对中国人的奴役。满清值得称颂吗？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回程路上所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帝国的皇帝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可汗变成一个中国人”。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清帝国建立初期，他们（满洲人）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 隔 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鞑靼人（满洲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　　英国使者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英国使者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鞑靼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还写到：“在热河，鞑靼皇帝（乾隆）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马戛尔尼称清朝乾隆皇帝是鞑靼皇帝。　　英国人F·A·Lindley在他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写道：“1669年，除福建沿海岛屿和其他地方性抵抗之外，整个中华帝国全被满洲人征服。满洲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一切重要的城市驻有八旗兵。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和驻在北京的主力部队，有效地镇压了明遗民的爱国运动。”　　“为了彻底消灭中国人的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鞑靼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　　英人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还写道：“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又有什么奇怪呢？ ”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结社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 　　“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 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 特别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