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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教育厅主办， & 贵州教育网群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镜像。Copyright 2005 - , All Rights Reserved新春佳节，很多人都忙着去亲朋好友家拜年。金华有一对教师夫妻却放弃了走亲访友这一传统过年方式，选择了一种充满爱心的方式来欢度鸡年春节。大年初二，他们赶赴1800公里之外的贵州省毕节黔西县大关镇，给大山深处的贫困孩子和留守儿童送去一份份新年礼物。胡亚珍，是湖海塘小学的老师，2016年“金华市最美教师”，她的丈夫张志良，则来自于金华市外国语学校。这一次前往贵州，他们随身携带了价值2000多元的书包、文具和图书，还带去了湖海塘小学和金外师生对贵州留守儿童的关爱和温暖，送给村里的28位贫困留守儿童，并与其中的两个孩子结对助学。贵州这趟爱心之旅，每一天，两位老师都会在朋友圈里记录下一点一滴，他们的善举收获了许许多多的点赞，不少金华人都在转发这对爱心教师的“行走日记”，向他们致敬的同时，也被称为“新春正能量”。一位网友说：“这是他在鸡年春节看到的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之一。”2月2日上午，记者联系上胡老师。她显得有些意外：“这只是一件小事，发自内心想为贵州山区留守儿童做一点事，能帮到一点是一点。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还惊动了媒体。我希望的是，社会各界能更多地关注和帮助这个群体。”说起这次贵州爱心之旅的初衷，她告诉记者：“我曾经的学生家长‘格妈’，她是一位有着大爱情怀的公益人士，多年来一直热衷于帮助留守儿童。这与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去年下半年，她就曾经邀请我们一起去云南给当地的孩子上上课。”夫妻俩很想去，苦于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她就琢磨着，利用假期去西部山区帮助留守儿童，春节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来，自己有空闲的时间，二来，外出打工的父母们也都回到了自己孩子身边，在他们一家团圆时去走访，能更精准地掌握留守儿童家庭的真实状况，通过与父母面对面交流，尽可能地改变他们的一些思想。夫妻俩把这个想法跟家人一说，大家都非常支持。出发前，她做足了功课，先委托了贵州的朋友，对当地留守儿童现状进行了初步调查，最终把目的地选择在毕节市黔西县大关镇梨树村。这个地处山区的小村落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广东、浙江等地打工。大年初二，夫妻俩就背起沉重的行囊，坐上了前往贵州的高铁列车。7个半小时后抵达贵阳，安顿好已是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便租车启程下乡。留守儿童最缺乏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此次贵州之行后，两位老师最为忧心忡忡的，并不是当地孩子的生活有多么贫困，而是这些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现状：“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他们走访的第一个留守儿童，名叫谢福蝶。她的家在半山坡上，只有矮矮的一层平房，院落里各种杂物凌乱地堆放着。谢福蝶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读六年级的姐姐，下有六岁的弟弟。因为父母都在广州打工，一年最多回乡两次，他们仨就由爷爷奶奶照顾日常的生活和学习。胡老师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谢福蝶今年读一年级，是个很内向的女孩，不太说话，面对我的一些提问，她起初只是点头或者摇头。后来熟识了一些，才发现她其实很爱笑。我让她拿出课本给我看看她的名字怎么写（她的普通话几乎让我听不懂），请她读课文给我听，这才发现，她几乎认识不了几个字。一个学期结束，她的书已经没有封面，破破烂烂的，但每一篇的课文题目旁边，都打了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她说，这是她自己画上去的，表示已经会背诵这篇课文，可当我请她读一读课文《小雨点儿》时，她却无法完整地读下来，其它的课文也是如此。可想而知，平日课堂学习以及课后巩固还是大有问题的。”孩子的爷爷告诉我们，他没有文化，教不了孙子孙女，一直都想儿子或媳妇能回来多陪伴孩子们，也好减轻他的负担，但儿子儿媳如果在当地打工，挣不了几个钱，根本无法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邹艳群的父母在浙江诸暨打工，她是教学点中读书最认真、成绩最棒的孩子。这次期末考试中，她考了全班第一名。“当我们问及小艳群未来有什么理想时，她害羞地轻轻告诉我们，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名教师，还突然跑回房间，在作业本上重重地写下了‘我想做老师’五个大字，令我们感动不已。”李鑫毅是一年级的学生，据说是班里的班长，想必学习成绩应该不错。但当胡老师翻开他的寒假作业本时，却发现没有几道题是做对的。李鑫毅的父母长年在绍兴柯桥打工，一年中难得回家一两次。“和孩子交流过程中，他一直很腼腆，几乎不抬头，也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说话轻轻的。和鑫毅的母亲一番交谈后，特别欣慰的是她当场表示年后决定不去打工，留在家里陪伴两个儿子。”在两位老师看来，留守儿童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和教育。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导致这些孩子缺乏安全感，敏感而内向，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够，几乎都处于放养状态。此外，西部山区的学校教育力量也是极其薄弱的，全校一、三两个年级28个留守儿童，只有两位50岁以上的老教师包班教学，不得不让人唏嘘。在“梨花村留守儿童之家山箐教学点”，学校只有一层楼，四个房间，两间是教室，一间厨房，一间教师办公室。教室极其简陋，除了几张课桌椅，就只剩讲台和黑板了。临近屋顶的墙体已经开裂。教室里没有一本可供学生阅读的书本，教室外只有一张水泥浇筑的乒乓球台。两位老师深切感受到一点：留守儿童最需要什么？只有去实地走访之后才能了解。“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打工，赚的钱不算少，给孩子买衣物买文具并不是问题。留守儿童最缺乏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许多孩子的家里、书包里，连一本课外书都没有。如果我们无力带他们走出大山，接受到更好的教育，那么目前我们起码能做到的是把知识送进去，让他们通过阅读认识这个世界，感受大山之外的精彩与美好，从而在他们小小的心里播下一颗向上的种子，真正激发起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决心。”此行，他们为这些留守儿童准备了不少的新年礼物，其中就有针对小学中低段适合阅读的绘本、注音读物、中国百科全书等，这些书本的扉页上，还有来自湖海塘小学和金华市外国语学校师生们的新年祝福与鼓励。两位老师感到遗憾的是因为这次带去的图书只有六七十本，还是杯水车薪。他们的行动唤醒许多人对于留守儿童的反思1月30日，是胡老师的生日。她的生日是在贵州黔西县大关镇梨花村的留守儿童之家度过的。她说，这是一个最有意义的生日，因为她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帮助那里的孩子们，圆了自己多年来埋藏于心的一个愿望。“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努力，但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鼓励，许多人主动加入，我相信梨树村的孩子们的明天会更美好！”回来之后，两位老师没有休息，积极与爱心人士交流沟通，一起探讨：接下来做些什么？怎么做？怎样更好地帮助贵州山区的那些留守儿童？虽然有许多彷徨和无奈，但他们有信心做得更多、更好。他们认为，此行收获颇丰：“这次行动似乎唤醒了许多人对于留守儿童问题更深度的思考。”在2017年，两位老师有两个新年愿望：发动更多的爱心人士来帮助这个群体，金华是一座很温暖的城市，他们希望能把这种温暖带给更多留守儿童；能让孩子们读到更多的书。下学期，他们打算重返梨树村，把更多的图书送过去，让孩子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美、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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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与抗战时期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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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与抗战时期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探讨
官方公共微信教育政策调整的两个根本方向　　笑蜀　　　　　　教育部长周济最近发表讲话，承认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为投入不足。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投入不足的确一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坎，这是严重失误，而不能仅仅用国家穷来解释。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时就推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而当时日本还很拮据。近代日本之迅速崛起，跟这种把教育放在首要地位的国家发展战略是直接相关的。二战终结之初，日本经济再度沉沦，百废待兴，但日本政府继续奉行把教育放在首要地位的国家发展战略，日本经济因此奇迹般地再度迅速腾飞。我们的教育投入不足，只会意味着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实际地位远非彰显。这其实说，教育投入不足问题不单是一个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只要把教育摆到国家发展战略中头等重要的位置，教育投入不难迎刃而解。而国家发展战略调整这个任务，显然已超出单个行政部门的权责范围，需要全民关注及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宏观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初，科教领域热浪滚滚，文革反智狂潮为之一扫而空。当时能有如此巨变，完全肇始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调整。小平同志以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身份，直接主抓科教，甚至以全国科教工作者的后勤部长自命。科教因此从“臭老九”马上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首要位置，而倾举国之力于科教，才有了科学的春天和教育的复苏。现在教育的失误已到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需要新的拨乱反正。笔者于此郑重建议，不妨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再度主抓教育，主持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调整，使教育再度充当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　　　　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严峻更紧要的问题，则是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对称。　　　　任何投入都应该追求产出的最大化，但教育不是经济部门，它的产出不应该是利润，而应该是社会效益。我们说教育投入和产出不对称，主要是说教育产出的社会效益没有做到最大化。教育应该产出的诸多社会效益中，第一效益是公正，这方面尤其有改进空间。由于急剧的贫富分化，无力负担教育成本的家庭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教育上的公共救济。目前对弱者的公共救济，往往停留于生活上的直接救济，这当然必不可少，但毕竟治表不治本。教育是弱者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路径，而最为弱者所急需。民谚说得好，救急不救穷。以公共财政支付弱者自身难以支付的教育成本，以公立教育保障弱者的学习权，是对弱者最重要的救济。从这个角度推行的社会公正，是最有效的社会公正。这就注定了公立教育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对弱者的救济原则。这就是说，公立教育的主要使命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教育是社会公正最好的调节器，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纵向讲，教育攸关全民族的未来；从横向讲，教育攸关每个家庭的命运。教育因此是公共性最强的领域。现代政府是公共政府，其公共性主要从公权力的运行中体现出来，主要从公权力对公共资源的配置中体现出来，公共资源的配置是否服从于全民族最长远的利益，是否服从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判断政府是否具备公共性的惟一尺度。通过教育公正推进社会公正，则是政府体现其公共性的最佳切入点。公正因此构成公立教育的第一原则。如何把公共教育资源送到最需要的人群中；尤其在教育投入不足、公共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以较小的投入创造最大限度的公正，这个命题应该是亟待教育部门反思的首要命题。　　　　教育的第二个产出是效率。这里的效率依然不是利润指标而是社会效益，即整体国民素质。根据木桶原理，最短的那个木板决定着桶的容量，因此需要加大对所有贫困人群的教育投入，保证贫困人群充分享有义务教育，从而尽可能地提升整体国民素质，避免庞大的低素质人群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教育部决定继续把农村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加大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力度，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巩固提高；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姿态。但在教育投入短期内不可能有戏剧性增长的条件下，怎样“节流”，即怎样尽可能地降低教育成本，使更多的家庭无需例外救济亦能免遭失学之苦，应该比“开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要降低教育成本，一方面需要从源头上杜绝教育领域的腐败和浪费；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地遏制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让公立教育从产业化大潮中急流勇退。诚如周济先生所云，当前教育上最突出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是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但必须清楚地看到，人民群众渴求的优质教育不是豪华教育和高价教育。优质教育主要不是“硬件”上的优质，而应该主要是“软件”上的优质，即怎样让孩子们在同一单位时间，享受最大限度的乐趣和掌握最大限度的有用的知识，从而尽量减少孩子们生命的损耗，精神的损耗，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这个问题主要是教育思想问题，不是教育的豪华和高价就能解决的。恰恰相反，在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豪华教育、高价教育本来不是政府的事，不能用公共财政去投入豪华教育、高价教育，使少数人过多占用公共资源。豪华教育、高价教育只应该是市场的事，只应该是民间资本的事，只能让有实力享受这种教育的特定人群自己去投入。政府的责任只是怎样用较少的公共投入，产出尽可能大的社会效益，而不是自己直接去赚钱，而不是与民争利，否则最大限度的权力寻租就是不可避免的。公立教育市场化，公立教育以利润为目标，必然最大限度地滋生教育腐败，从而最大限度地抬升教育成本。必须承认，当前教育成本不断趋高，以致超出相当多数家庭的承受能力，固然有自然因素，但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无疑起着主导作用。如何遏制公立教育的趋利冲动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门槛，让公立教育回归朴素，让公立教育真正平民化，不再成为中国普通家庭的主要消费支出，由此构成亟待教育部门反思的第二个命题。　　　　以较小的投入追求最大化的产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也应该是中国教育的一般原则。如果说教育投入不足是教育现状不如人意的外因；那么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则是导致教育现状不如人意的内因，既没有产出最大化的社会公正，也没有产出最大化的国民素质。这种状况下，单纯强调教育投入不足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不能尽量优化，投入再多也是杯水车薪。外因必须配合内因才能起作用，加大教育投入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是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根本调整，实际上是教育体系内的游戏规则的根本调整，实际上是教育体系内的利益结构的根本调整。这既意味着教育体系的自我调整，更意味着加强对教育体系的社会监督，尤其是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的社会监督。一方面，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要最大限度的透明化，要向社会公开；重大投入更应实行听政制度，让公众参与。另一方面，各级人大亦须建立专司教育资金流向监督的常设机构，对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定向检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检查结果。　　　　总之，教育投入不足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这个结构理顺了，钱少也能办大事。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因此须齐头并进。而公共教育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则尤其应该是当下教育政策调整的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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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是第一！
　　说明一下：　　在关天发文章太难。常常打开发表窗口只见标题栏而无正文栏。楼上一文就试了N次，今天早上才终于发出来。这个问题希望能够解决。
　　为什么 跟贴明明有3个，一个也看不到？　　跟贴也要审？&
　　有这么一个状况:重点学校的名额是有限的,除了一部分给可以考上的学生以外,其余都可以买卖,价格一之数万不等.　　　　我想请问一下作者对此的看法.
　　已经拜读。
　　重点学校买卖入学指标，也算教育产业化之一种吧。　　公立教育应否产业化，我在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公立教育只能以社会效益为目的而不能以利润为目的。在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某种程度的教育产业化是需要的，但那是民间资本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　　
　　不管怎样，顶一下先！
　　都很聪明了,教育就不是教育了,那些以教为业的人哪里抓扑去?
　　留个记号，有空再看。　　
　　不错，不错。加以收藏！　　
　　承认众所周知的不足并不代表什么，中国明天的教育还是一样存在这种问题，希望他能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一年，解决了什么问题，在新的一年会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时候就能解决？
　　为什么普通中学与重点中学在师资，硬件上，以及教师的待遇上有这么大的区别呢？教育局在资金的投资上也有区别呢？特别是在老师的待遇上，虽然财政局发的工资一样，但是。。。。。。普通中学的老师一但有了成绩就被好的中学挖走了。
　　过来看看
　　给作者提个小建议：我以为文章的中心是放在高等教育，而不是自高中以下的基础教育。但从字面来看，作者没有提到高等教育的字样。这样容易引起误解，希望以后精益求精，发表意见是更精准些。　　　　其次，就文章内容来看，我基本同意作者的观点。中国教育产业化风潮给中国的大学教育带来的冲击可谓巨大，但更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对社会结构发展的进一步影响。总体来说中国高教制度还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资金不足，管理不力，课程设置缺乏严谨和逻辑性，student service program (原谅我不知道怎么说)还没有起步，教授与行政人员地位严重倾斜…… 等等，等等。中国高教系统在尚未发育成熟的时候就急切得想要追赶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化风潮。殊不知哈佛建校已逾三百年，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完善远远不是我们一朝一夕可以复制而来的。况且，西方国家的产业化风潮还基本局限于将大学的研究成果投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市场，学校和教授个人均可受益。完全不是拿大学录取资格放在市场上销售那样完全偏离轨道。作为公众事业，学校不是说不可以盈利，是说所获利润不归个人所得。学校产生的利润将投入于再生产循环当中。政府和学校都应该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来保证整个流程得以健康持续发展。我们的大学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投入，无法生产出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就急不可耐的拿所有可以买卖的东西上市场吆喝了么？！大学应该像所有行业一样有自己的行业标准，有自己的行业文化，有自己的行业理念。有所为，有所不为。像现在这样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实在是中国高教事业的耻辱！
　　支持这样的呼声~~~~~
　　本人来自东方红的故乡，陕西榆林佳县．出身农民家庭！为人诚恳厚道！待事有责任心！现就读与海南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系地理科学专业！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成绩优异！思维开阔！见解独特！得到导师的认同！在平时的学生工作中也成绩斐然！先后带领所帅集体获得荣誉！先后担任班长！校自律委员会主任！系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海南大学生红矾诗社理事长等职！在各组织的成长发展壮大中发挥重要作用！展现自己之厂！现为了更加开阔自己视野，并能够得到大学期间生活学习费用．因此欲寻找兼职！给我平台，成就您的梦想和事业！希望得到您的认同和支持！我期待着我们的相识相知！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奋斗！！！！谢谢！！
　　拿点行动出来。。。。。。
　　有茅塞顿开之感
　　作者：宁哲　回复日期：　10:54:34　
　　　　给作者提个小建议：我以为文章的中心是放在高等教育，而不是自高中以下的基础教育。但从字面来看，作者没有提到高等教育的字样。这样容易引起误解，希望以后精益求精，发表意见是更精准些。　　=========================================================　　我与这位仁兄的理解恰恰相反，中心是放在高中以下的基础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基础教育的成败比高等教育更重要，因为人小时候感性大于理性，所以特别需要有高水平教师指导下早日走上正确道路，并且基础教育更具有普遍受益性。
　　素质教育断了许多穷孩子上好学校的路子，应该恢复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取消保送生等免试入大学的规定，实行全国统一高考，统一录取，取消地区特权。
　　我现在绝对不相信教育投入不足这句话了。　　我们总是拿每年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和占GDP的并重与发达国家相比，须知人民币和美元、日元……的购买力和汇率表现是不一样的。　　教育产业化就是收费，就是盈利，有哪个发达国家的教育是向国家贡献钱的?有哪个拥有一流大学的国家不是发达国家？　　中国不是投入不足，而是不会投入，不懂投入，大量的资金投到政绩工程上去了。同意楼上网友说的，要加大基础教育的扶持,让更多贫民孩子享受基本教育
　　发了一号文件是农字明年是不是也考虑发一个教字一号文件呢！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基础教育的成败比高等教育更重要，因为人小时候感性大于理性，所以特别需要有高水平教师指导下早日走上正确道路，并且基础教育更具有普遍受益性。　　========================================　　就教育的重要性说，基础教育使社会受益更高，高等教育使个人受益更高，这一点应该可以得到人们认同的。我没有说高等教育比基础教育更重要。我上一篇言论的意思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比基础教育私有化带来的影响更巨大。毕竟，高等教育是社会阶层低的人们向高阶层攀升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它对改变社会等级有非常重大的影响的。在中国，因为公立基础教育质量还是有所保证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从短期来看，基础教育私有化不会对社会等级冲突带来严重影响。
　　我们总是拿每年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和占GDP的并重与发达国家相比，须知人民币和美元、日元……的购买力和汇率表现是不一样的。　　＝＝＝＝＝＝＝＝＝＝　　请问仁兄，货币购买力和汇率表现与教育投资比例低下有何联系？　　······　　教育产业化就是收费，就是盈利，有哪个发达国家的教育是向国家贡献钱的?　　＝＝＝＝＝＝＝＝＝＝　　再问仁兄，所谓贡献钱是什么意思？高等教育每年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些人才对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推动所带来的追加利益难道不是贡献么？高等教育产生的科研成果给国家带来的名誉，地位，和经济利益难道不是贡献么？　　　　
　　作者：笑蜀　回复日期：　9:47:19　
　　　　&公立教育应否产业化，我在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公立教育只能以社会效益为目的而不能以利润为目的。在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某种程度的教育产业化是需要的，但那是民间资本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　　　　　　同意. 文革前事业单位的伙食团都是不能赢利的.
　　人家首先以经济供教育，咱们可是首先用教育供经济。所以说，钱再多都要说缺！
　　问候笑蜀先生。　　　　教育产业化是招安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钱大门的敞开和门槛的不公正让文凭继续贬值，而求学继续困难。　　　　周济任华工校长期间，据说是搞了很多学术腐败的，内部口碑很差。
　　前几年回国, 是不是人都全博导了, 每个人带一串串研究生, 说得难听点, 像葡萄胎. 世界上哪里有这样办教育的?
　　教育、学术、文化这些单词要好好给给位官老爷好好解释一下耶。大学？？！我满喜欢北大李零那老头说的那句“不要把大学办成养鸡场”。
　　茅塞顿开
　　顶，露个脸先。
　　教育的问题，尤其是农村教育的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发展的最大瓶颈。
　　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当前的教育问题，除了投入不足以外，当前现有的教育资源是否都奉献给了社会，重点高中，有的明明能够收6个班级的学生，只收三个统招班，剩下三个收费班，拿几万块钱上高中，也就不奇怪了，基础教育也敢产业化，难道真的穷疯了吗？哪一个先进发达的国家，他的教育落后，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不强，国无宁日。
　　由于教育产业化进行的扩招就意味着降低了入学门槛，造成一是资源紧张，去食堂打饭成了最头痛的事情；二是学校学生整体素质下降，风气变差。
　　现在的教育质量太差了！！！！！！！！！！　　　　社会大环境不好，应该让社科院好好研究一下，怎样的一个人文、经济环境才能够更有利于教育行为的有效开展。　　　　本来钱就少，教又教不好，人才出不来，发展去哪找？　　　　哈哈哈哈哈
　　顶``　　太长了 不读``
　　教育成了暴利行业，民族的悲哀。
　　基础教育只重重点强化建设、好上加好，成为一些领导出成绩树政绩的面子，而真正贫困的地方却依旧得不到投入，难道那些地方的孩子就不值得享受到好的教育条件吗？　　照我看政策的调整还得有实施者素质，心态根本的调整！
　　哎!对本文总结一个最大关键问题,　　还要依赖一言堂啊!!!!!万分的郁闷!!!!!!!!!!!!
　　建议小周部长并教育界同仁认真学习体会，并迅速掀起学习这篇文章的新高潮！！
　　说句很不客气的话，我读后不知道文章在说什么。　　　　过几天我把我的教育文章发上来。
　　同意楼上。　　教育的定位应该是政府行为，政府为国家应尽的义务与责任。　　不从这里把教育说开去，等于说废话。
　　我觉得城市应该把好的师资资源公平分配,重点学校不要也罢;农村应该并校,伙食也并非大问题,哪怕上四休三,教育质量也要好的多.民办学校尽可能高档,可以节省不少师资.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要想改变要从源头上,即政府。教育产业化害人不浅,政府虽然不承认,可事实如此。　　　　楼主这篇文章是近期关天精品中难得的精品。
　　谢谢楼上诸位对拙作的厚爱。　　谢谢天涯网友一直以来对在下的厚爱。
　　想起家乡现在连小学都是空空的，孩子门那么小就要步行去镇上上小学一年级。农村落后，没有老师肯来。在我去拜访了小学的老师时，他教书教了20多年，生活却依然清贫。一种对教育的刻意躲避，一种对基层教师的不尊重。这样的体制怎一个“钱”字了得。
　　教育的弱者地位.我们不妨想想,一个城市的经济下滑了,就业率低了,首先要做的就是赶走外来工.而教育现在为什么总成为众矢之的?难道在教育内可以解决教育发展的问题么?把教育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特别是基础教育.
　　笑蜀兄：　　　　
发表窗口没有正文栏，我也遇到过。后来发现必须用IE 浏览器才行。有网友指教说，这是因为天涯的网页用Java script语言写的，有些不支持Netscape。不知你碰到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如是，可以试试IE。　　　　
　　更可悲的是教育工作者道德的沦丧.
　　楼上说的好.　　
　　其实等于啥也没说。　　　　
　　有教师的问题，但主要不是教师的问题。　　谢谢丁林兄指教。
　　已经看见无数要求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呼声了。斗胆在此问一句，楼主和回帖的各位仁兄可有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如果有，汝等有识之士在哪里高就？或者准备在哪里高就？我在这里提出高校管理人员来源的疑问：高校内上至校长，下至宿舍楼长，他们都是什么背景，都是从哪里来的？北大，北师大，复旦，厦大等等大学都设有高等教育专业，从那里毕业出来的学生从业情况如何？如果高校管理人员素质有条不紊的提高，那么我是否可以对高教事业的将来乐观一些。毕竟从宏观上无法调整，从微观上我们还是有许多事情可以改变。怨天尤人总不是学者风范！　　　　
　　基本同意楼主观点。一方面，从总体来说，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作为公共资源的配置，长期以来的教育投入又极不合理。首先是基础教育投入的不合理，既然是全体公民都有权利享受的公共福利，就不仅不应该有贵贱之分，还应该向贫困落后地区倾斜才更为有效。比如为了鼓励优秀教师到落后地区去，除了更高的工资外，还应该有轮换和终生奖励制度；为了让落后地区的孩子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应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弥补由于家庭和社区贫困导致的学习环境恶劣。所以，惟有中央政府加大财政资源的合理协调，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公正有效的全民义务教育。其次是高等教育，大学的主体应该是教师，可是国内大学里教师的地位相对来说并不高。除了基建，日常的教育经费有多少是用在教学上了？本人80年代在国内一家部属院校任教，曾经指导学生做过一个类似的调查，排在第一位的是庞大的行政开支，其次是后勤，花在教学和科研（不含学生的助学金）的只是小头。至少文科院校普遍如此，理工科院校也好不了多少。另外，大学教师如果不能作为自由知识分子行事，何以维护自尊，又何来自豪感？只能沦为产业化的帮凶。
　　要谈论大学教育，最落后的莫过于英语教育，简直是误人子弟呀！广西十一岁的小姑娘学习英语4个月就过了四级，我们学习这么久，难道真的是我们不用功吗？即便是学习好的，他们也没有那个小女孩的效率呀！这难道不是整个英语教育体制的问题吗？　　
呜呼！我知道我只有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发发牢骚而已。
　　楼主太幼稚了，连部长的话也信？　　　　
　　收缩高等教育规模，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应当是当前教育资源调整的一个方向，不知道大家看法怎么样。
　　作者：李思齐　回复日期：　12:08:03　
　　　　收缩高等教育规模，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应当是当前教育资源调整的一个方向，不知道大家看法怎么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持，而且应该把教育资源向农村、向经济落后地区重点倾斜！　　　　前些日子，我看到北京羊坊店小学在修塑胶操场，就是在北京，山区小学也还有等着捐款修校舍的，更何况全国？有这钱捐给希望小学多好？　　我认为由于目前教委、教育部的都是城市人员把持，反正教育资金给谁不是给，给城市自己子女还能享受到，跟前也不会有人有意见，而农村山高皇帝远，哭也哭不到自己面前，所以他们故意把资金分配倾斜给城市。这样对农村人口、经济不发达地区实在太不公平！　　据说农村乡及以下各级教育都是靠收农民教育附加费来维持，国家根本不掏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哪位了解内情的人详细说明一下！
　　归根究底是利益分配问题,是谁当家作主的问题.
　　回家去看了眼母校，一个词就可以形容：惨不忍睹！
　　主要是中小学教育投入不足，这个问题中央有责任。
　　老师死教(要不评不上先进，拿不到工资，下岗)　　学生死读(要不应付不了考试，上不了大学，农民)　　　　哦原来教育政策也是死的(这含义可就深了）
　　（转贴）　　◇◇新语丝(www.xys.org)()(xys1.dyndns.org)(xys.3322.org)◇◇　　　　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 　　　　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前言：教育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 　　　　　　自“革命”的中国走上“建设”的轨道以来，教育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中扮　　演的功能越来越明显。这种作用的本质体现是，教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发展的动力　　，是其向上流动的前提。在这种状况下，为了寻求和落实个体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权，并　　促进最终的社会平等，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教育的平等无疑应该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首选目　　标，也是政府理应遵循的道德律令。 　　　　　　但是，大量的经验事实和学术研究表明，当中国的教育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时，教　　育的不平等也在一道增长或扩张。且不论偏远和并不“偏远”的农村地区的“棚户学校”　　或“露天学校”，单看北京城区耗资数亿元的“超现代化”豪华小学及其城郊散布的备受　　打压的“民工子弟学校”，这种极端对立的现实图景所展现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就足以让　　那些尚未麻木的公民哭泣或者愤怒。它也意味着，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急剧扩大的过程　　中，教育并没有发挥缩小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反而因为其自身的不平等而成为扩大整个社　　会经济不平等的动力机制。自然，“哭泣”或者“愤怒”都无助于客观认识不平等的现实　　状况。本文的任务是，利用一些无法被掩盖和封锁的统计数据和调查研究资料，尽可能系　　统地描述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制度根源、现实表现以及最终归结。本文所说的不平等包括教　　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各教育阶段受教育者入学机会的不平等，以及教育者所得待遇的不　　平等 　　　　　　二、教育不平等的根源：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 　　　　　　1，二元分割的教育 　　　　　　中国教育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二元分割性。它是一种双重的二元教育制度。其表　　现形式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形成“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天壤之　　别；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形成“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两个　　世界。 　　　　　　其实质内容是，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向着城市学校和各级学校中的“重点”倾斜。其　　直接结果是，分属于两种制度下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的实现程度截然不同，不同的　　社会成员及其子女必须宿命地面对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正如整个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二元制度一样，发端于1950年代的双重二元教育制度有着　　历史背景和体制根源。在计划体制的逻辑驱使和“赶超战略”的现实压力下，政府可调动　　的有限资源难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接受同样的教育，农村教育的投入便主要成了农村的事　　情；出于同样的理由，为了快出人才，将有限资源较多用于兴办“重点”学校也就成为自　　然选择。 　　　　　　在缺少对具体个人和群体的权利进行尊重和保护意识的特定历史阶段，二元制度的产　　生并非不可以理解，而且确实被普遍接受了。但是，当权利意识随着70年代末的“改革开　　放”而逐渐觉醒之后，这种制度并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反而被强化了。 　　　　　　2，农村和农民的教育经费重压 　　　　　　就城乡角度而言，强化这种制度的表现就是在农村推行分级办学制度，即实行“县办　　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相应的办学经费由分别由县、乡镇和村支付，而　　城市的办学经费则由城市政府拨款。 　　　　　　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教育经费的绝大部分投向了高等教育。在整个90年代　　，这一部分始终高达90%左右，而包括高中在内的中小学得到的比例始终未超过1%，而且这　　些有限的金额也主要是对“中央属”中小学的投入。近年来虽然增加了对贫困地区义务教　　育的援助，但“九五”期间的总投入只有39亿元，在2001年以后的4年间，这部分资金仍然　　不足300亿元，占中央教育财政总经费的比例仍然微乎其微。从中央级教育财政资金的分配　　状况可以看出，作为中国教育最高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实质上属于“高等教育部”――正　　如这个庞大而坚固的堡垒中分掌“义务教育”的工作人员只有2人所象征的那样。 　　　　　　由于初中和小学的管理责任主要在县以下，自省至县的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也主要流　　向了各自管辖的大学、高中等专业学校以及高中，而很少顾及农村义务教育。结果是，农　　村义务教育资金的主要承担者变成了乡镇一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在90年　　代末，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政府投入部分，中央、省和地区或地级市三级合计负担的部分　　不到15%，而乡镇则负担了78%.而这部分的投入可能占到乡镇财政支出的70%左右。乡镇财　　政由此成为“教育财政”。 　　　　　　问题是，弱小的乡镇财政无法满足农村教育的刚性需求，这就造成乡镇政权必须对农　　民进行二次、三次乃至第n 次的教育费用征收。在整个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　　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地估计也在1500亿元。近年来征收的规模和　　范围有所缩小，但变相的教育集资仍然没有绝迹。 　　　　　　3，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农村教育的相对贫困 　　　　　　由于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源的差异，二元分割的办学制度必然导致城乡义务教　　育资金投入的严重失衡。以1993年为例，全国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为1.9倍，贵州省　　内城乡之间在3倍，而上海市与安徽农村之间达7倍；在初中阶段，全国城乡整体差距为2倍　　，贵州省内城乡之间达到4.2倍，而北京市与贵州农村之间则达到10倍。到1999年，上述各　　个层次的差距都进一步扩大了，其中小学和初中阶段城乡整体差距均扩大到3.1倍，小学阶　　段最大差距达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阶段最大差巨达到12.4倍　　（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在人口大省河南内部，这种差距也异常惊人：在　　小学阶段，郑州市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全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最低的滑县农村　　的14.7倍；在初中阶段，新乡市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　　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在2000年之后的数年间，考虑到向农民收取教育集资的行为受到　　限制而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更加紧张，诸多差距可能并没有缩小，甚至是再度拉大了。　　　　　　4，农村教育的绝对贫困 　　　　　　上述差距显示了农村教育的相对贫困，下述资料则充分显示了不平等状况下农村教育　　的绝对贫困：在1999年，全国2036个县和县级市中有1021个县的小学生均“公用经费”不　　足10元――与北京市的757.6元和上海市的747.4元形成鲜明对照――几乎到了“什么都不　　能干”的地步。而在农村义务教育列为教育和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后的2004年，根据　　《中国教育报》夏天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结果，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　　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这意味着国务院规定的“三个确保”在一半以上的农村地区没有　　实现），有58%的农村学校危房改造经费无法落实，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超过30　　%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而缺少课桌凳的小学也接近40%.另外，“大学毕业生当教师需交费录用、工资拖后发　　放”的农村中小学择接近10%.（《中国教育报》日第3版） 　　　　　　5，“重点”倾斜背后的利益：教育和财政官员的选择偏好 　　　　　　在各教育阶段，将有限的资金集中于带有各种招牌的“重点”学校，是每一级教育和　　财政主管部门普遍的行动逻辑，乃至成了官员们的第二天性。当南京一所普通中学要用10　　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它邻近的一所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　　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湖南长沙一所重点学校全年投入的经费，“大概　　比一个县的全部教育经费还要多”。而在任何一个市、县和乡镇，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普　　遍的等级性倾斜：市属学校比区属学校，“县教育局直属学校”比乡镇学校，乡镇“中心　　校”比起非中心校，总是能够得到更多。 　　　　　　自然，这种行动逻辑的背后有着利益集团的利益。教育资源的掌控者所以至今咬定“　　重点扶持”的价值取向――当然是“不平等取向”――不放松，主要动机可能不再是如其　　标榜的为了所谓“人才”的“早出”“快出”，或者通过树立“典型”来“带动一般”。　　说穿了，重点倾斜的学校实际上正是他们的子女所就读的学校。正是那些掌握着资源分配　　的官员们的子女，更多地占据了一系列“重点”学校的座椅。 　　　　　　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即是如此：在1960年代初的广州，能够有70%-90%的学生升入大学的　　当地重点中学中，只有11%是工农子弟，48%为1949年前入党的干部子弟，余者则为原居住　　区居民（1949年之前的富裕阶层）的子女。而2003年实行的一项对马鞍山市的调查显示，　　在该市的初中毕业生中，出身于“上层”家庭者有69.1%进入了该市“最好的高中”，而占　　人口大多数的下层的相应比例则只有5.1%.另一项对北京、重庆等十城市高中教育公平状况　　的调查也显示：占人口不过10%的党政干部、高中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占去　　了被调查重点高中42.1%的名额，在北京市，这一比例则达到57.3%.而某经济大省财政厅与　　省城某全国知名重点中学达成的协议则更加反映了赤裸裸的交换关系：该中学每接收一名　　财政厅官员的子女，将拨付50万元的教育经费。 　　　　三、基础教育阶段的不平等 　　　　　　1，教育者的权利 　　　　　　当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制造了少部分受益者，必然有多数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遭受其害。 　　　　　　在基础教育阶段，这种权利侵害主要表现在教师工资的拖欠和受教育者教育机会的短　　缺。 　　　　　　乡村教师工资的拖欠始于80年代后期，也即“分级办学”制度出笼和《义务教育法》　　颁布不久，至今已延续近15年左右。它令人想到其旧中国的同行的境遇。到1989年，“拖　　欠”已经到了被温文而雅的冰心老人怒斥为“耻辱”的程度。到2000年4月，这种“耻辱”　　的货币化表现上升到135.6亿元人民币，覆盖了北京、上海和浙江、西藏之外的27个省区。　　在2001年农村教师工资实行县财政统一发放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拖欠”的悲剧仍然　　继续上演。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在日“庆祝教师节及纪念《教师法》颁　　布十周年座谈会”上披露：“拖欠数额依然较大，涉及范围依然较广。有些地方陈欠未清　　又添新欠。”他引述的教育部的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02年7月，全国累计拖欠教师工资距　　国家规定标准还有127亿元，涉及24个省区；其中月新欠14.6亿元，涉及21个省　　和42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但这部分金额只是各级政府“必保”的“国标”部分，另有占　　教师工资30%-50%的地方津贴和补贴――由于有发放与否“可视当地财力状况量力而行”，　　这部分的拖欠也就变成了“合法性拖欠”――并没有计算在内，因此实际的拖欠更加严重。 　　　　　　但这并非“工资问题”的全部，两个与“国标”和“地方补贴”无缘的群体更加值得　　关注。其中一个是“民办教师”，中央政府曾经于十年前要求在“本世纪末彻底解决”他　　们的问题，但至今在全国仍有数十万人，他们的薪水可能只够养活他们自己。另一个是“　　代课教师”，其规模可能比前者更大，待遇也更差。比如在全国来说并不“落后”的江苏　　省徐州市下属各县，他们每月能够领取的“代课金”目前只有150元。这是一个没有考虑到　　生存需求的数额，肯定难以维持一个乡间知识分子的起码尊严。 　　　　　　2，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 　　　　　　受教育者面获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表现各教育阶段入学率和升学率的差距。在城乡　　之间，这种差距随着教育阶段的升高而扩大，呈现出倒金字塔状的格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早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中国的城镇已　　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而当年农村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95%，农村小学毕业生升入初　　中的比率只有65%，而低于这一平均数的省区有13个，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不到5　　0%.到1999年，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上升到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然有15个，其中贵　　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少年小学毕业后即走　　向社会。在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前，许多大中城市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但是　　到2004年，仍然有至少10%的农村地区尚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　　教育。近年来，虽然全国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保持在99.1%，但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　　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也几乎恒定地保持在100万人左右。 　　　　　　根据笔者的计算，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到2000年的15年间，中国大约有1.5亿　　左右的农民子女没能完成初中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　　近3800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00多万人。2000　　年以后的情况不详，但2002年底展开的一项对全国有代表性的6个县的普查则显示，农村地　　区初中阶段失学现象严重，所有的县都超过了教育部设定的初中辍学率不超过3%的底线，　　其中4县高于20%，2县高于30%，1县超过50%.另外根据上海教育科学院有关专家的测算，2　　001―2002年，全国15―17周岁人口的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分别只有75%和76.6%，有7个省　　区在60%以下。虽然小学净入学率已达99%，但毕业率仅为89%左右，相差近10个百分点；初　　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0%，但毕业率仅为76%左右，相差近14个百分点。他们的结论是：近　　年来每年大约有500万适龄儿童未完成初中教育，其中近200万适龄儿童未完成6年小学教育　　。当然，他们主要是“农村人口”。 　　　　　　3，高中阶段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 　　　　　　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城乡教育机会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　　入高中（普通高中，不包括职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　　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下降到18.6%，两者间的倍数差距从1.8倍扩大到3倍　　。 　　　　　　在31个省区中，当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人口大省山东　　和河南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近年来农村地区的绝对升学率虽然上升，但是与城镇之　　间的差距可能并没有缩小。 　　　　　　高中阶段机会的不平等，显然与学习费用的高涨、农村地区高中稀少造成的机会短缺　　，以及小学和初中阶段教育质量的低劣有关。但是，招生过程中向着城镇倾斜的惯习也是　　不可忽视的因素。直至90年代末，在湖北嘉鱼县，该县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嘉鱼一中”　　的招生录取中，教育部门设定的录取分数线仍然是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出50―80分。　　如此安排的结果是，该校生源大约有七成来自该县城镇，而城镇人口只占该县总人口的两　　成。与此相仿，山西省太原市的中专录取分数线也一直规定农村考生必须高于城镇考生，　　以并不遥远的1998年为例，前者为532分，后者只有376分，二者相差156分。其理由是“减　　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由于高等教育机会是更为稀缺的资源，是个人跃升上层还是堕入下层的社会的分水岭　　，围绕这种资源的竞争更加激烈，而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优势的社会成员又总是具　　有自身的和制度赋予的强大竞争力，因此，高等教育阶段机会的不平等也就更加明显。 　　　　　　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首先是基础教育阶段机会不平等累积的结果。城乡分割的义务　　教育办学制度，使农村的少年儿童在通向学业成功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在公共　　教育经费不足、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又无法承受义务教育之重的困境中，农家子女往往在初　　中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而使80%左右的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造成农民子　　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降低。进而，由最高教育当局掌控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初次分配　　的失衡，以及强势社会成员以“腐败”参与的再分配，都决定着或拉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　　不平等。 　　　　　　就前者而言，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和涉及政策制定者切身利益的结果，在以地区为单　　位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上，主管部门一贯采取在全国范围向北京和上海倾斜、在一省之内　　向省会城市倾斜的政策。以几乎神话了的“清华”为例，在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间，它投　　放于北京市的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的总和（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初的几年间为其　　2-3倍），2001年则占到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　　0.9%.结果是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悬殊，“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　　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1999年，北京的考生只要　　获得相当于百分制的43.6分就可以上大学，各科平均不及格也可以读本科，因此其录取比　　例高达72.6%，其中理科考生更达78.9%，与多个省区不到30%形成对照。一省之内的差异也　　同样明显，就山东省2000年非重点院校的录取线而言，省城济南为全省各地市最低，其文　　科和理科类都低于最高地区63分。结果是，由于处于劣势的地区往往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　　，也就意味着农民子女将被更多地淘汰。 　　　　　　如果说初次分配已经明显有利于居住在首都、省会等大中城市的社会成员的子女，录　　取过程的再分配则更进一步偏向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权势阶层。“上线”人数高于最终录　　取数的恒定比例产生的“灵活性”，使具有特殊背景的社会成员（包括各高校教职工，他　　们的子女一般总会得到所在学校的“行业性福利”）的子女优先进入；而具有明确指向的　　“机动指标”、“保送生”和各种“特长生”的流向，也显然不是一般的平民子女。湖南　　省隆回一中的“保送生”舞弊案，上海交通大学不慎泄漏的“招生黑幕”，以及西安市的　　大面积“体育特长生”舞弊事件，都只不过露出了冰山一角。而所有这些勾当都拉大了不　　平等。 　　　　　　90年代以来的多项调查都显示了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实际状况。1998年进行的一项对全　　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大专除外）、级学生近7万人的调查，则给出了一幅较为　　完整和系统的画面（表1）。在城乡之间，机会获得的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　　中则达到8.8倍，即便在最低层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名　　义差距（2.8倍）。在重点大学中，这种不平等则远远超过城乡之间经济收入的实质差距（　　6倍）。 　　　　　　各职业阶层间的差距则更加明显。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　　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2.5：17.8：12.8：9.4，其中在全国重点高　　校中是1：4：31.7：22.6：17.4.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　　点高校中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另一方面，作　　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　　员子女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　　的合计份额不到45%.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阶段，城乡之间和社会各职业阶层之间都呈现一种金字塔　　状的不平等格局：院校层次越高，不平等也越严重。而在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　　源、生产着“精英中的精英”的北大和清华，更加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　　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仅为17.8%，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形　　成鲜明对比。两校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在全中国8-9亿农民中，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　　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比如，在清华大学年招收的三届本科生中，来自全国农　　村的学生为433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别达到437人、410人和481人，19　　92年整个高出100人。 　　　　　　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强势社会阶层子女在高校中的“热门专业”中所占优势更加明　　显，而工农特别是农民子女则多居于“冷门专业”。对武汉大学和重庆8所高校及西安11所　　高校的调查都显示，工农子女在“热门专业”中的比例都进一步低于其在高校总体中的比　　例，而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情况则相反，三者相加经常会超过　　80%，几乎形成垄断地位。考虑到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有不同的职业选择和就业难易度，　　并形成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其蕴含的意义值得深思。 　　　　　　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上属显著差距并非公平竞争（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结　　果。 　　　　　　一项对湖南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录取分数的分析显示，在4大类学科16个专业中，农　　民子女的平均分数高出干部子女22分和工人子女18分。其中工科类高出干部子女26分，财　　经类高出30分；在16个专业中有14个专业农民子女的录取分高于干部子女，最高者则相差　　60分。此外，工人子女的录取分数也普遍高于干部子女，16个专业中有11个高于后者，其　　中有6个高出10分以上，2个高出40―50分以上。进而，在干部子女排在前5位的热门专业中　　，其平均分也都低于其中的农民和工人子女，有的相差41分。而其他11个专业中农民子女　　的平均分，也都高于热门专业中干部子女的最低分和次低分，有7个专业高于最高分，有的　　竟高出44分。 　　　　　　这一个案表明，就农民子女来说，22分的明显优势并未能使他们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校　　，反而在已录取学校的专业分布中处于劣势。可以推断，那些考分比已录取的农家子女低　　、但却高于干部子女的农民出身的考生可能被更多地淘汰了。 　　　　　　要强调的是，近年来，尽管高等教育基于“产业化”或延缓“就业压力”的现实需求　　而大大增加了绝对的机会数量，但没有迹象证明，这种爆炸性的数量扩张同时伴随着“公　　正”的内涵。高等教育的所谓“大众化”可能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大众”即工农子女　　多数仍处于边缘，而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重点”大学依然主要面向强势阶层。 　　　　　　五、教育不平等的归结：社会的紧张 　　　　　　如果说社会的不平等必将造成社会的紧张和冲突，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教育　　的不平等肯定不会在中国社会走向稳定的努力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希望不平等的所有受害　　者都成为“宿命论”者而“自认倒霉”显然是可笑的，招致普遍的不满、愤怒乃至一部分　　人的仇恨和基于仇恨的报复――有意或无意的、有所指和盲目的――应在意料之中。 　　　　　　自然，这不只是一种逻辑推断。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活剧。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年以　　来，当大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教师可以前往“新马泰”去旅游从而展现城市中产阶级的富足　　和潇洒，无数遭受工资“拖欠”的乡村教师却构成了各地“上访”队伍中令人瞩目的群体　　。虽然他们的呐喊与抗争并没有带来境遇的根本好转，但是这支在传统社会曾经担当社会　　整合作用的力量向着“不稳定”方向的转化，对于焦躁不安的农村中国来说，显然是一个　　不太吉祥的信号。 　　　　　　同样，从那些流入城市的农村少年儿童对于城市学生和“城里人”的情感认同程度（　　多项调查证明其不容乐观），以及文盲半文盲人群的暴力犯罪中，我们也能够解读到教育　　不平等的直接或间接后果。更极端地，从横行于城市的张君――初中失学――、夜游于乡　　村的杨新海――高中阶段失学――、乃至已经进入了高等学府的马加爵――他始终摆脱不　　了在不平等面前的“自卑”――，这一系列“杀人魔王”的人生轨迹中，似乎也能感受到　　教育不平等和乡村教育的绝对贫困造成的深远影响。 　　　　　　但令人失望的是，教育的不平等和由此引发的社会的紧张，暴力与不平等的一道增长　　，并没有纳入那些负有相应职责的权力机构的议事日程。相反，不平等仍然是一种价值取　　向。 　　　　　　以“效率”和“示范”为幌子，以容易彰显的“政绩”和不便言说的“好处”为动力　　，相关决策者和执行者们的主要工作仍然突出表现为“锦上添花”甚至“削贫济富”。这　　从某些省区至今仍然从农村提取本该用于农村教育的“教育费附加”而转向“支援高校建　　设”可见一斑。 　　　　　　我们确实有理由担心，中国教育的严重不平等还会长期持续，而且有可能深化。这实　　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XYS)　　　　◇◇新语丝(www.xys.org)()(xys1.dyndns.org)(xys.3322.org)◇◇　　
　　好贴！
　　支持楼主
　　有个问题 国家对大学的投入特别是百所重点大学的投入远远高于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中国科教文化的提高不能只着眼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教育特别是西部地区明显的差距，这点也是教育投入的偏差。
　　说的有道理！
　　不能靠发一个“一号”文件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而应当用法律（一个较超前的，稳定的）的方式来解决。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持续国家发展的源动力。如果我们的政府对教育漠视麻木，只能说明这样的政府目光太短浅，那也就是我们这些做国民的悲哀了。　　　　目前我们的教育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首先是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太少了。而教育拨款真正能投资到教育上的时候，就更不容乐观了。另外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中存在着非常多的不公平现象，这也直接促成或扩大了社会不公平的事实。中国是个农村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而占受教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却只占用了少得可怜的教育资源，这是个多么大的一个不公平事实。它直接剥夺了大多数农村人受教育去进步的机会。这样的状况存在我们的整体国民素质又何时能真正得到提高呢？　　　　再说说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问题。假如我们的基础教育做不好，那么花再大的精力在高等教育上，也只能是事倍功半。毕竟科学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没有好的基础是出不了什么大学问的。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我们现在的教育过分强调了知识（或许叫分数）教育，而忽视了道德教育，或者说我们有道德教育但在方式方法上是基本失败的。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思想道德课（或相关的课），但是无非就是些爱国主义教育（其中还有不少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宣扬马列毛），而对一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都谈得少之又少。而且教育形式也都是些照本宣科，缺乏生动性，没有了生动性也就缺少了说服力和感染力，学生上这样的课大多数是没有兴趣的。平时老师的思想教育也都是拎着学生的耳朵说：不好好学习，怎么能跳出农村这个大火坑？当然这也是因为我是个农村人，才会有这样的受教经历。　　　　有句话说的好啊：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在如今的这种教育体制下，我们的国民素质得不到提高，这个国家又怎么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的呢？诺基亚的广告语说的好：**以人为本。那么我要问问胡温了：你们是以什么为本呢？　　　　不说了，说到教育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只是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人说的些话，根本上不了台面的，就算是响声很大被传到某些人耳朵里，他们也顶多不屑的说声：“屁话”。　　
　　另外，还有个可喜的现象要说一下。以前我们说到教育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方式不对，没有美国的好，你看人家美国的老师怎么较孩子的。现在呢，我们终于有很多人意识到，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只是教育方式的问题了，已经触及到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上来了。　　　　这也算是个进步吧
　　我没有楼主那么深刻全面的思考，但是一直感觉我们的教育政策存在两个较大的问题，　　
一个是高等教育投入过多，而基础教育投入相对太少。　　
再一个是对农村还有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相对太少。　　
注意我用的词都是“相对”，这就是说其实我们对教育的投入比起过去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最需要投入的部分还没有感到这种进步和提高。　　
所以两个问题核心是一样的：就是国家对教育投资的公平和公正的问题。　　
高等教育本来就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而且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在社会上会因为他得到的教育而过上比没有接受这种教育的公民更好的生活。国家把所有纳税人的钱首先用来为一小部分人服务，这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在绝大多数人都急需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全面改善的情况上这么做，无论如何对于诚实劳动的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或是无力负担高等教育的公民是不公正的。　　
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人民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发展教育虽然不能立杆见影，却是不可或缺的措施。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不应该忽视地区之前的不平衡，而去给肥肉上贴膘，给大中城市里的重点中小学投那么多钱去创什么世界一流，因为凭这些学校自身的经济实力本来不需要额外的好处也可以做到一流。　　
相比之下，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投入不多的资金就可以取得较大的改善，这样的买卖，政府为什么不花大力气呢？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开春满园嘛。　　　　　　　　　　　　　　　　
　　这些家伙就是会磨嘴皮
　　笑蜀先生好文！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存在这个问题：有限的资源与众多的需求的矛盾。但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那么，最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样来分配资源的问题了。　　我觉得最根本的规则是：公平原则！或者说是受教育者自身参与竞争的原则！---绝对不是受教育者的附属关系参与！　　当然，国家的任务是制定这样的法律并执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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