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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下）
作者：蔡天新
字数：29558字
蔡天新七、沪上外白渡桥的名字让人想入非非，可惜尚没有一首诗媲美巴黎《米拉波桥》，甚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题记1春去夏来，大学里的每一学期都过得飞快。不久，就到了第一个暑假，这也是我第一次回家省亲的时刻。放假前几天，我荣幸地当选为“三好学生”，那是全班同学的一次无记名投票，但没有任何物质奖励。那时的经济条件只允许我走陆路或水路，这第一次回家，我精心挑选着中转站，最后一轮候选城市有上海、杭州和宁
蔡天新七、沪上外白渡桥的名字让人想入非非，可惜尚没有一首诗媲美巴黎《米拉波桥》，甚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题记1春去夏来，大学里的每一学期都过得飞快。不久，就到了第一个暑假，这也是我第一次回家省亲的时刻。放假前几天，我荣幸地当选为“三好学生”，那是全班同学的一次无记名投票，但没有任何物质奖励。那时的经济条件只允许我走陆路或水路，这第一次回家，我精心挑选着中转站，最后一轮候选城市有上海、杭州和宁波，这三处均有轮船或汽车直达我的故乡。而其他地方，比如苏南的那几座城市，那时尚没有发往台州的直达班车。依然沿京沪线南下，依然要依靠个人力量在站台上挤过路车。不过，有了寒假的那次经验，加上又非春运，这回我比较顺利了。到上海时是第二天中午，记得我是从火车站搭乘65路公共汽车，自北向南偏东，穿越了小半个上海，包括名气很大却狭窄的苏州河，抵达了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后来我才知道，苏州河只是吴淞江的上海段名称，是鸦片战争以后租界里的老外们叫出来的，他们发现可以沿这条水道到达苏州。吴淞江发源于太湖，原本是长江下游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是它的支流，后来却颠倒了过来。到达十六铺码头以后，我先去了轮船售票处，买到第三天去海门的船票。然后找到南京路附近的黄浦旅店入住，是走廊上的加铺，八毛一晚。那时海门还只是黄岩县的一个镇，因为地处椒江入海处，海运比较发达。我买的是最低一层，票价仅需个位数，航行时间约二十个小时。途中经过“太平轮”当年沉没的水域，那是在嵊泗列岛主岛南侧的白节山附近，近年来有同名的小说和电影相继问世。十六铺码头也有发往苏北和浙江沿海其他港口的船只，可能是“铺”与“浦”相近，我那时觉得上海港真大，诺大的码头仅排在第十六号。后来才知道，并没有十五铺或十七铺码头。原来清朝咸丰年间，为了防止太平军来进攻，上海县将城内外分割成十六个联防的区域，简称铺，其中十六铺正好涵盖码头区。后来各铺取消，但十六铺因处沪上热闹之地，客运货运码头林立，加上来往旅客和上海人已经说习惯了，这个名称也就存用下来。“文革”结束后，随着客运量的增加，原先的货运装卸区与客运站合并，成立了以十六铺码头为中心的上海港客运总站。我到时刚好赶上那段黄金时光，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乘客，待我大学毕业那年，又把附近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仓库给拆了，建起了十六铺新客运站。可是，随着公路和铁路的大发展，水路作为交通工具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记得1998年沪杭高速开通时，我曾约几位好友驱车到常熟路泡吧，当晚即返杭州。而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以后，上海到台州也只需三个多小时，这条水路航线再无存在必要。作为上海最著名的地标，外滩有着丰厚的历史意味，那是后来浦东竞相建造的高楼大厦无法比拟的，它还有着简洁响亮的英文名Bund，沿线的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外滩的北端是外白渡桥，尽管外形不那么可爱有趣，名字却让人想入非非，可惜尚没有一首诗媲美巴黎的《米拉波桥》，甚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无疑是一桩遗憾的事情。而它旁边的黄浦公园门口也是游人喜欢拍照留念的地方，传说那里曾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有几次，我曾经沿着南京路向西，一直走到人民公园，对面便是赫赫有名的国际饭店（Park Hotel）。这家饭店于1934年开业，虽只有二十四层（含地下二层），仍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享有“远东第一高楼”的美誉，以至于对我这样的学生来说也如雷贯耳。记得有一次，我装作旅店住户，径直走向电梯间，登临顶楼并自鸣得意，后来才知道，凡是旅店无论多么华贵均是公共场所，任何举止得体的人均可随意出入。国际饭店的设计师是匈牙利人邬达克，191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工业大学建筑系，刚巧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入了伍，成为奥匈帝国在俄罗斯前线的一名士兵。不久，他被俄军俘虏，辗转流放到远东的西伯利亚。由于十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内部的混乱，他没有像前辈同胞诗人裴多菲那样遭受厄运，而是从战俘营里幸运逃脱，搭乘一艘日本货船经白令海峡抵达上海。那是在1918年，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邬达克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帮美国人打了七年工，才有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康武大厦、铜仁路“绿房子”和沐恩堂等老建筑都是他的作品，如今与张爱玲的小说一样，成了上海滩的一部分。邬达克也成了“冒险家乐园”的一个佐证，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他就是上海的安东尼·高迪。2上海原本是吴淞江下游的一座小渔村，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先后归越和楚。相传此地为楚国宰相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因此简称“申”（黄浦和黄浦江的名字也与他有关）。上海的另一个简称“沪”或“沪上”则来自吴淞江下游古称“沪渎”的那段河名（今黄浦江下游）。沪的意思是捕渔的竹栅，渎是指水道。而“上海”一词出现稍晚，南宋后期，才以吴淞江下游支流上海浦（浦的意思是小河）名置上海镇，隶属华亭县（今松江区），元代（1292）置上海县，属松江府。而松江又是吴淞江的古称，虽然如今它只连通苏州，但在古代大部分时候，从杭嘉湖来的船只通过这条水路进入上海。古时候吴淞江的宽度曾在万米以上，气势澎湃。有诗为证，“吴淞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吴淞之水震泽来，波涛浩瀚走鸣雷”。大诗人杜甫也写道，“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到了北宋，青浦县的松江河段尚“面阔九里”，仍是太湖水入海的主要通道。无论如何，从前吴淞江浩浩荡荡向东奔流，绝非今天的苏州河可比。可是，由于吴淞江直接源自太湖，水质中淤泥较多，后来逐渐淤积，使河面变浅变窄，而黄浦江水虽也来自太湖，经过淀山湖的沉淀后，泥沙较少，逐渐承担起更多的泄洪任务，江面也逐渐拓宽为五百米。以至到了明代反客为主，发生了“黄浦夺淞”，但其入海处仍称为吴淞口。我曾断言，上海是所有大河的入海处形成的城市中最重要的。事实上，亚马孙河和黄河的入海处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城市，而尼罗河入海处的的亚历山大和密西西比河入海处的新奥尔良其规模尚不及广州。倒是台伯河、塞纳河、泰晤士河和哈德逊河这类小巧的河流，诞生了罗马、巴黎、伦敦和纽约那样伟大的城市。究其原因，无疑得益于长江和黄浦江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交汇。这也是我每次乘船从十六铺码头出发，经过吴淞口进入长江，进而来到东海的路上都会站在甲板上，眺望两岸并抒发感慨的缘由。无论中文或是外文，上海（Shanghai）的发音都十分动听，加上所处地理位置和金融、商业方面的重要性，使之与北京、香港成为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城市。虽然因为某种原因，国人并不都是喜欢上海或上海人，却丝毫不影响她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相比之下，杭州可能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也可能是国人最喜爱的城市，可是在国外却鲜为人知。每次远游时有人问及住在中国哪座城市，而我又不想多做解释时，会回答上海，或者杭州，后面加修饰语，one hundred miles away from Shanghai。上海后来成为我出发去看世界的地方。这话听上去有点辛酸，昔日少年心目中的大城会，已成办理签证、搭乘飞机的地方。近年来，因为杭州的国际航班增多，甚至去上海乘坐国际航班的机会也太多了。但我永远记得那些美好的时刻，比如在埃及和伊朗领事馆申请签证，总领事邀我喝咖啡，赠送旅游手册或者中文版的《哈菲兹诗集》。而那些申根或北美国家的签证官虽没那么热情，不像南美的签证官那样随性，却也照章办事。记得有一次，我在南京西路一家领馆申请签证时，需要午后才能办理，便到旁边的一家银行坐下休息。保安问清我不是顾客以后，便下了逐客令，我语气平缓地回答说银行是公众场所，有空位为何不能坐？这时候来了一位年长的保安，他没有和我理论，而是劝告年轻的同行说，这些人外国去得多，懂得的规矩与我们的不一样。当时我便感叹，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果然保安的见识也不一般。3亏得我童年时代开始绘制旅行图，每次游历都清晰地记载下来，无论时间还是线路。我发现，大学四年的八个假期，除了一次寒假去扬州四姨家过年，一次暑假到北京姑妈家玩，其他六次均回乡探亲，其中有四次是从上海乘船回家。可见那时，我对上海尤其是十六铺码头一带已经很熟悉了。只可惜，没有留下一张车船票或旅店小票，否则将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我还记得逛过福州路上的几家书店，买过几本译诗集，那里也是从外滩去南京路的必经之地。至于上海诞生的众多名人，16世纪的两位同代人是我特别敬仰的，他们刚好一文一理。学理的是徐家汇的徐光启，在世时他作为政治家为人所知（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死后他是学者（《农政全书》的作者和《几何原本》的两位译者之一），且命名了几何学。学文的是董其昌，虽说他也官至礼部尚书，但在政治上极为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便坚决辞官还乡。这可能是因为他的生计没有后顾之忧，绘画、书法和文艺理论样样精通。作为书法家，他采集古人之精华，位居中国“十大书法家”之列，清代两位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康熙、乾隆都以董书为宗法。然而，他成为书法家却十分偶然。十七岁那年，董其昌参加会考，松江知府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其文才将他列为第一，却嫌其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便努力钻研书法。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画旨》中，把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既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经验之谈，更是一种人生境界。让我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位勤勉而小心翼翼的艺术家晚年在故乡却遭遇不测，因为教子无方，被乡邻围攻并放火烧掉宅邸。自来杭州工作以后，我与上海的关系更为密切。尤其是，有几次诗歌活动永留记忆中。学院里有上海师大和同济大学，相隔五年由批评家朱大可召集诗歌研讨会。还有两次民间诗人聚会，都是在黄浦江畔，一次是1991年的海鸥饭店，另一次是2013年的金陵东路轮渡。前者由孟浪和默默召集，我因此认识了沪上几乎所有的先锋诗人。海鸥饭店正对着外白渡桥，原本是苏俄驻上海总领事馆。后者由陈东东和贝思诺广告公司发起，即所谓的“外滩艺术计划”，据说是第一次经由上海市政府批准的大型户外诗歌活动。那天渡轮被装扮成一只大黄鸭，诗人们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朗诵，听众是随机上船的乘客。上海的大学里，与浙大最有渊源的当数复旦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理科遣散，精华几乎全到了复旦，他们中只有数学家陈建功在四年后回到新成立的杭州大学担任副校长，他也成为80年代以前浙江仅有的学部委员。尽管后来我曾到复旦做过学术报告和公众讲座，但收获最大的是第一次，我作为一名访客在外语学院研究生宿舍得到几首加拿大诗人阿特伍德的英文诗稿，首次尝试了翻译。2013年，阿特伍德的同胞门罗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两个女人在脸谱网站上晒出脸贴脸的亲密照，之前阿特伍德是呼声更高的那一个。如今，我作为一名演说者，已遍访上海的名校和部分中学，地铁站内的季风书园还曾举办我的摄影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夏天，我到上海参加由交通大学举办的中日数论会议，东道主安排我们夜游黄浦江，出发地刚好是十六铺码头。旧地重游，我难免触景生情，发现它已成为水上旅游中心，同时还兼具公共绿地、商业餐饮和停车库的功能。最后，我想说说上海的政治、文化和女性。在1949年以前，因为离开首都南京比较近，加上后者作为首都并不强势，上海也就成了中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后来的情形有所改变，甚至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三联书店这三家老牌出版机构也被迫迁往北京，财富和巨头则迁往香港，上海变得温和、保守和传统，这种风格也影响到了邻近的杭州。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加上缺少美丽的自然风光，上海女性比以往更渴望浪漫和冲动，出现了卫慧、棉棉那样的前卫作家（更年轻的韩寒和郭敬明也兼有女性气质），而鲁迅或巴金的影响力并没有完全赋予王安忆。我还注意到近年上海为重塑形象所做的努力，包括举办上海国际书展、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写作计划，却不幸在2015年元旦前夕，发生了外滩践踏事故。八、诀别我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出生地，不知道他在遵义、昆明和北平度过的那些岁月，那些南来北往的旅途。——题记11980年春节，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过年，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头一年秋天，父亲被诊断患了胃癌，做了两次胃切除手术。他在做化疗，整个面孔蜡黄蜡黄的。我回到黄中时，父亲已从医院回家，我们同住一间卧室。记忆里的那年春节，没有鞭炮，没有电视，也没有春晚。我还是太小，不甚懂事，不知道如何与父亲交谈，了解他过去的事情、他的经历。甚至于我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出生地，不知道他在遵义、昆明和北平度过的那些岁月，那些南来北往的旅途，而那原本是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机会了。相比之下，另外一些事情是可以事后了解的。比如父亲做的化疗（chemotherapy），原本我没有听说过，不知是怎么回事。现在知道了，那是化学药物治疗的简称，是利用化学药物阻止癌细胞的浸润和转移，直至最终杀灭的一种治疗方式，与手术、放疗并列为癌症的三大治疗手段。而化疗这个名称，是20世纪初由德国犹太医生保罗·恩利希命名的。之前，大多数药物由矿物或植物制得。化疗的缺点是，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损伤人体正常的细胞，从而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脸色变黄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些人会掉头发，甚至变秃顶，幸好（至少寒假时）父亲没有那样。令人欣慰的是，父亲并没有末日来临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此前他刚“右派”平反，官复原职的缘故，他甚至写了一篇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师、诗人闻一多的散文《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多年以后，此文刊载于清华校友网和《西南联大校友通讯》（2010）。而我也注意到了，患癌的人多半是因为心情长期压抑。因此，保持乐观的心态极其重要。元宵节前夕，我怀着一颗还算平静的心，与父亲和家人道别，返回了山大。有一种想法减轻了我的心理负担，既然医生都同意父亲回家，那说明他的病问题不大。开学以后，我也没有与班上任何同学或老师讲。可是，初夏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家书。当我颤巍巍地拆开来，母亲（向来以我的称呼指代亲人）以一种平稳的语调叙述，“爸爸已于五月二十五日晚十时去世，追悼会也已在翌日开过，就在黄中操场，他被葬在九峰方山脚下……”信中母亲希望我坚强，不要太难过。她还解释说，之所以没有通知我回家奔丧，是因为怕我分心，影响学习。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是很理解母亲和兄长的决定。好在三周以后，侄儿出世，他因为姗姗来迟，没有见到爷爷，取名姗姗。多年以后，我在杭州的单身教师宿舍和大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为父亲写过两首悼亡诗。一首是《回想之翼》，另一首是：在大海之上在大海之上有他的身影海浪倾吐着他的白骨海风吹奏着安魂曲在大海之上，有一棵树从海底的深处升起从我的梦中升起在大海之上，有一棵树如同一缕黑亮的头发穿越了云层的顶端抵达到天庭的前院2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济南是古时谭国的属地，而谭姓恰好是家母的姓氏。那样的话，我来济南求学，应是合了天意。谭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国君与秦始皇一样姓嬴。西周初年，周武王大封诸侯国，谭国封在今天济南章丘的龙山镇。可能是周边强国林立，东有齐国，南有鲁国，西有卫国，北有燕国，谭国国势一直不盛，后来成为齐国的附庸国。公元前686年，齐国三公子小白因为内乱逃亡路过，谭国国君未予接待，后来小白回国继位，谭国也未派人前往祝贺。结果被齐国派兵灭了。谭国国君流亡到莒国（今日照市莒县），国人四散，以国名为姓。谭姓目前人口不多，大约八百多万，在百家姓里排第六十五。历代谭姓名人里，我以为夫吾的故事较为传奇，并以其言行受到后世的传颂。谭夫吾是战国时期吴国人，与一位姓张的人交情甚笃，后来绝交了。不久张氏触犯法律被捕入狱，将处死刑。谭夫吾令随从将其从狱中救出，当张得知是谭救了性命，就找到他说：“先生您义薄云天，我一介小人，跟您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开始与您交好，后来又觉得不合适而与您绝交了……如果我今天跟您逃走的话，我会获得安全，但却因贪生怕死而改变了自己的意愿和行为。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说完便撞墙死了。目睹此情此景，谭夫吾悲痛地说：“我要救他性命却不被接受，有讨好的嫌疑；我不明白他高洁的志向，而自作主张救他出来，这是我的愚鲁之处。哎，我这样愚笨，实在对不起君主，也对不住朋友，我真是太虚伪了!世人将因此而讨厌我，至于我自己，是再也没有颜面活在这世上了!”说完他也自刎身亡！母亲应该没听说过这个故事，甚至可能也没听说谭国，除非学历史的父亲告诉她，那样的话她应该会告诉我。记得早年，母亲和四姨都曾跟我说过，外公的爷爷的爷爷是安徽宣城人，后来他到台州黄岩卖宣纸，入赘做了女婿，便留了下来。现在想起来，古时宣城也属于吴国，语言学里有“宣吴”一说，指的便是宣城吴语，主要在安徽，江浙也有近五十万人使用，包括江苏高淳西部、溧水南部和浙江临安昌化北部。或许受这位前辈品格的影响，谭姓人的性格较为倔强。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清代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他出生在北京，祖籍湖南浏阳（据说湘湖谭姓几乎占了全国一半）。谭嗣同认为，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他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主张。1898年，谭嗣同参加并领导了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捕。同年秋天，他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就义，年仅三十三岁。临行之前，他在监狱墙壁上题了一首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民国时期，国共双方都有湖南籍谭姓高级将领。国民党那边，最著名的要数谭延闿。他生于杭州（其父时任浙江巡抚），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了进士，与谭嗣同、陈三立（陈寅恪之父）并称“湖湘三公子”，曾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后来他追随孙中山，做过国民政府主席、首任行政院长。书法界素有“南谭北于（右任）”之誉，中山陵的巨幅石碑“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金字，还有黄浦军校的“陆军军官学校”均为谭氏手书。不为人知的是，谭延闿还把校长职位让给蒋介石，当宋美龄留美回国，孙中山有意将她介绍给谭延闿，也被他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转而把宋介绍给蒋介石。1930年，谭延闿因脑溢血在南京逝世，随后举行了国葬，其墓建在中山陵东侧。他的女婿陈诚也是上将，曾任行政院长和“副总统”。而中共方面，谭震林和谭政都曾辅助毛泽东打江山，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谭政被授予开国大将，谭震林因为已转文官，没有授勋，否则也应在大将之列。还有一位年纪稍轻，叫谭启龙，是我记事以来浙江第一个省委书记。他不是湖南人，而是邻接湖南的江西永新人。谭启龙从红小鬼做到封疆大吏，一直担任地方长官，先后主政鲁浙青川。1986年春节，邓小平来到成都，关心谭启龙退休后的去向，问他是进京、去天堂（杭州），还是留在天府之国？谭启龙回答说，南方比较潮湿，自己身体不适应，山东的老百姓好，还是回山东吧。七年后，谭启龙病逝于济南。3 回想起来，母亲热情好客、乐于助人，同时刚直不阿、勇敢无畏，颇有几分前面提及的谭姓前辈的个性。日，她在杭州拱墅区的一家省立医院过世，其时老人家已在杭州生活了十年多。我们在西溪路的殡仪馆送别她，令人遗憾的是，没有谭家一个亲友参加。那时小舅和小姨都不在人世，只有扬州四姨尚且健在，我打电话告诉她老人家噩耗。四姨没有啜泣，只是嘱咐我有空再去江都看她。此前母亲住院已经大半年，她有了心理准备。自从离开山大以后，我仍每隔两三年回一次济南，最近一次是参加潘师八十周岁生日纪念会。可是，我还没有去过东郊的谭国故都龙山。想必要等下一次了，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因为最近我又发现，龙山恰好也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龙山文化遗址所在。那时快轮制陶技术得到了普遍采用，且有文字见诸陶器。龙山出土的磨光黑陶数量多、质量精，被认为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之作，因此也被称作“黑陶文化”，它比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用手捏塑的“红陶文化”前进了一大步。我曾在黄浦江畔的震旦博物馆看到几件属于龙山文化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薄如蛋壳。说到龙山文化，又必须要提到齐鲁大学。这是在1928年的一个春日，二十七岁的齐大助教吴金鼎在历城龙山镇（今济南章丘龙山街道）发现的。他在城子崖台地的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引起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之后，考古学家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文化遗存。在吴金鼎的建议下，这一文化遗存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吴金鼎出生在山东安丘，幼年家贫，由外祖母供应上学，考取了齐鲁大学。后来又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师从李济先生研究人类学，毕业后回到济南。发现城子崖遗址以后，他便调任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获山东省政府奖学金赴英留学，四年后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他先在云南、四川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待到抗战胜利，又回到母校齐鲁大学，先后任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和图书馆馆长等职。1948年，吴金鼎因患胃癌逝世于济南，年仅四十七岁。说到齐鲁文学院，曾先后聘请老舍、钱穆、顾颉刚等大作家和大学问家，但那是在吴金鼎担任院长之前。老舍两次受聘齐鲁大学，在济南待了四年多，其间结婚生子，后来他应聘去了青岛的山东大学。1952年，齐鲁大学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遭到遣散，但齐大的遗产继承者山东医学院与山东大学在新千年又合而为一。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教会学校也西迁，齐大和燕京、金陵等曾在成都成立“四川联大”。钱穆、顾颉刚便是在此期间，被齐大请到成都的。济南战役前夕，齐大再度迁散，其中文理学院一度迁往杭州云栖寺。不过，我知道齐鲁大学纯属意外。那是在高考恢复之初，读到一部“文革”期间被列为禁书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当时这部小说仍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书中男女主人翁是齐大学生，他们的恋爱遭男生父亲反对，女生遂赴美留学，成为著名的原子物理学专家，男方则成为医学教授，并与父亲故友之女结婚。那位女生回国后，知道爱情的悲剧无可挽回，执意赴边疆，后为男生夫妻诚意打动，留在了北京。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当代爱情小说，受到的触动堪比《红楼梦》。国务院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唯一的一批，共一百八十处，其中古遗址二十六处，列在前五位的均是石器时代的遗址。除了龙山城子崖，还有北京房山周口店、山西临汾丁村、河南渑池仰韶和西安半坡，而山东另外两个入选的遗址——临淄的齐国故城和曲阜的鲁国故城分列第九和第十。这些都坚定了我探访龙山文化遗址的决心，还有河南上蔡的蔡国遗址，它们分别是我母系和父系的根。虽说生命有限，但姓氏的绵延无穷无尽。九、京城驱马出门意，牢落长安心。两事向谁道，自作秋风吟。——李贺《京城》11980年夏天来临，母亲写信给我，让我暑假别回南方，而去北京小姑家玩。我明白她的心思，一来是让我去首都增长见识，二来也怕我回家会为父亲难过。从未见过面的姑姑也随之来信，邀我去北京过暑假。于是我买好了去京城的火车票，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因为父亲去世，系里把我的助学金提升到最高一档，即每月十七元五角。这样一来，我基本上不需要家里资助了。那个学期最后一门考试的科目是最令我头痛的普通物理，考完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便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离开济南站不久，火车在洛口穿越了黄河，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至于那座德国人设计的桥梁历史很久以后我才有所了解，它是黄河上的第一座铁路桥，也是津浦铁路上最重要的一座桥梁。在以扒鸡闻名的德州之前，火车停靠了一个叫平原的县城，三国时刘备曾在此做县令。此平原与电影《平原游击队》和李向阳无关，这则当年家喻户晓的故事发生在河北保定和石家庄之间。平原县属下小镇恩城在1956年前是同名县治所在，1877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在此建立教会、学校和医院，他回国后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个建议，从此改变了中国。多年以后，我邀请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来浙大演讲，我们交谈时也提到这件事。大约七个多小时以后，火车抵达前门的北京站，表姐小民在站台上迎接，她与我同年出生，只大了我一个来月。姑妈家在广安门外的湾子，我们搭乘十路车，在牛街换乘六路。小姑很热情，她比我父亲小八岁，中间还有一个小叔。她的性格与父亲很不一样，喜欢唠叨，且有严重的洁癖，我每天都要洗手无数遍。没办法，只有入乡随俗了。后来联想起来，小姑的个性与她当年写检举信，改变自己家庭出身的举动是一致的。第三天，在西安工业学院（现西安工业大学）读无线电的表哥小卫回家来了，他比我大四岁，也是78级。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同班同学、一个阳光帅气的渭南小伙子张涛。我们三人睡一个房间，那次张涛也是第一次进京，从翌日开始，我便和他一起游玩北京城。首先想去的自然是天安门广场，我们先后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人民大会堂、历史和革命博物馆。而进毛泽东纪念堂，则是小姑从她工作的粮食部弄来的门票。在故宫，我们遇见一位荷兰游客，遂用英文与他攀谈。这是我第一次与陌生的老外聊天，翌日晚上去天安门看夜景，又在金水桥旁遭遇几位西班牙共产党访华团的成员，不用说我再次练习了英文。小姑家有一台海鸥牌照相机，我因此也得以尝试拍照，那应该是我最早的摄影练习了，不过都是“到此一游”的留念。我们对北京的游览几乎是地毯式的，天坛、香山、颐和园、圆明园、定陵和八达岭长城，等等。后两个地方是同一天完成的，记得那天我们一早出发，先后搭乘普通公车、专线公车、长途汽车和火车，抵达昌平和延庆两个县治。当然了，也没有错过北大、清华两座名校，包括父亲照片里的老北大红楼。那时候的北京城只有一条地铁，就是横贯长安街的一号线，票价很便宜（三十多年后仍是两元通票）。有一次我曾西行至八宝山，但没出站又回来了。还有一次，小姑领我去苹果园看望姑父的一位生前好友，是一位厅官，辽宁大学的前任校长，应该是那时我造访过的最大的官员了，但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那年我在小姑家的时间比较长，共一个半月，几乎是整个暑假。我和小卫选择的体育锻炼项目是羽毛球，他的抽杀能力比较强，我发现这与投掷铅球的爆发力是不一样的。有一桩开心的事是，我学会了磁式录音机的使用。当我初次听见自己说话的声音时，不由想起了爱迪生。录音机的前身是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1877年的一天，爱迪生用手摇动曲柄，唱了一曲“玛丽有只小羊羔，雪球儿似一身毛……”没想到机器也跟着唱，周围的人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翌日，“会说话的机器”诞生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有了录音机，小卫成了古典音乐发烧友，我也因此有机会聆听众多古典大师的作品。不过，我们的喜好不尽相同，他比较喜欢贝多芬、勃拉姆斯，我则更欣赏莫扎特、肖邦和德彪西。当然，巴赫是我们的共同所爱。与此同时，小卫也在努力学习英语，当两年后他毕业分配回京，便开始联系出国，后来他果然去了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94年夏天，我旅行来到巴尔的摩，曾在小卫家小住半个月。那次我们的体育项目改成了打网球，他成了我的启蒙教练。从那以后，网球和足球、篮球便成为我最喜爱的三个运动。那时候小卫已经结婚并添置了房产，还有了一双儿女，三岁的小女儿尤其讨他欢喜。没想到二十年以后，小卫去故乡台州探亲路过杭州看望我时，又成了孤家寡人。2作为国都，首都应是书面语，而京城是口语，这从诸如“京城四少”等说法中可以得到佐证。然而，早在东汉末年，便有了京城。公元208年，孙权将他的政治中心从吴（苏州）迁至京口（镇江），那年发生了赤壁之战。翌年，孙权在临江的北固山筑起了军事堡垒“京城”，俗称铁瓮城。而首都的首次出现却是在1927年，即民国16年，民国政府从北平迁都南京。同年，将南京、上海从江苏省分出，改为“特别市”，并把南京称为首都，中国才第一次有了“首都”的称呼，比“京城”足足晚了一千七百多年。尽管如此，“京城”一词在唐诗中出现不多，据说不超过十首，且均指长安。最著名的要数白居易的《琵琶行》，其中有一句“本是京城女”。而以“京城”作为标题作诗的，仅李贺一人。这是一首失意不畅的诗，参见题记。首句出门离家（故乡）时还意气奋发，第二句反差强烈，牢落的意思是寂寞无聊；后两句更是突显无奈，很适合如今“北漂”一族的心境。李贺少年天才，二十六岁即英年早逝，据说他作诗的情形很特别。早晨骑弱马出去，命书童背锦囊从之。如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日暮归家，再整理成诗篇。在中国八大古都里，唯独北京孤零零的在遥远的北国，中原的西安、洛阳、开封、安阳和郑州相距不远，有四座甚至在同一省份，江南的南京和杭州也挨得比较近。对北京来说，最重要的人无疑是明成祖朱棣。虽然早在战国时期，七雄之一的燕国便在那附近建都，但真正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还要等到明成祖朱棣当上皇帝。朱棣本人其实出生在南京，直到七岁，忙于征战的父亲朱元璋才给他起名。后来为了抵御蒙古，他才被封燕王，长期在北方打拼。1402年，朱棣夺取王位后，也是定都南京，直到将近二十年以后，才迁都北京（那时叫北平），其时他的生命只剩三年了。朱棣后来为保北方安全，曾五次北征蒙古，最后一次回师途中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其间紫禁城得以建成。之后将近六个世纪，除了民国的二十二年，历代均设都于此。不过，朱棣死后，继位的长子仁宗还是想迁都回到自小长大的南京，于是派太子到南京完成迁都的准备工作。不料他突然患病去世，太子匆匆赶回继位，成为明宣宗。宣宗最后放弃了迁都计划，并于宣德二年（1427）将北平改名北京，这多半是因为他成长于斯，因而与朱棣一样深切地关心北方的边境。个人以为，应在京城的显要地段，竖立朱棣的塑像。在我游历过的国家里，绝大多数京城也曾抵达。例外有十处，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罗马尼亚、拉脱维亚、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南非和民主刚果。这些国家散布在五大洲，其中有两个我造访时首都尚处战乱，即洪都拉斯的特古西加尔巴和民主刚果的金沙萨。不过，我也曾勇敢地抵达处境危险的两座首都——萨拉热窝和巴格达。还有一些国家拥有不止一个首都，我也曾游历过。例如荷兰的法定首都在阿姆斯特丹，政府、议会和皇宫却在海牙；又如智利和贝宁，政府在圣地亚哥、科托努，国会却在瓦尔帕莱索、波多诺伏；再如以色列，总统府和国会设在耶路撒冷，部分政府机构和所有的外国使馆却在特拉维夫。迁都也时有发生，且大多从大城市迁往小地方，有些至今不为人知，比如缅甸的新首都内比都，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多多玛。除了北京以外，我游览较为从容和仔细的首都当数巴黎、伦敦、罗马和墨西哥城。前两座城市我曾多次造访，每次小住数日且没有任何义务，后两座虽只游览一次，却也逗留了一周以上，因而基本上把导游书上的风景点都游览过了。当然，这几座城市我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地方，甚至有摄影作品和诗篇留存下来，可惜北京至今仍是空白。这是因为早期我不会摄影，后来又太熟悉了缺乏新鲜感我停留时间最久的外国首都要数马德里，670米高的海拔属于欧洲首都之最。2005年秋天，我在康普斯顿大学访学三个月，这所创办于中世纪的学府目前有十三万学生，是西班牙最大、世界第三大的大学。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第三十一章里，曾描述了该校学生生活上的窘迫。如今马德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无疑是皇马俱乐部，我曾在伯纳乌观看过一场欧冠比赛，罗纳尔多、齐达内、劳尔、菲戈、卡洛斯、贝克汉姆、卡西利亚斯组成的“银河舰队”悉数上场，对手是雅典的奥林匹亚斯。此外，大广场、普拉多、斗牛场和索尔也是我的所爱。每逢周末，马德里人喜欢乘末班地铁去索尔泡吧，于是出现一幕奇景，凌晨六点，地铁站台上挤满了人，他们是回家睡觉去的。此外，尚有一些旧都也让人留恋。中国的按下不表，令我印象深刻的外国故都有，拜占庭的伊斯坦布尔，波斯的设拉子和伊斯法罕，西班牙的托莱多和科尔多瓦，印度的加尔各答，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巴西的里约日内卢，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也有的首都因为国家合并而不再是首都，比如苏格兰的爱丁堡。上个世纪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一生最值得游历的十座城市”中，便有故都伊斯坦布尔和里约日内卢，前者是一座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的城市，后者是南半球最迷人的城市，也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决赛地和2016年夏奥会举办地。因为南京和杭州太过簇新了，我希望中原的那几座故都能焕发旧日的光彩。3既然京城集中了全国国字号的体育和文艺团体，文体活动必然丰富多彩。那年夏天，我曾去首都体育馆观看国家男子篮球队和手球队的比赛，对手均为罗马尼亚国家队。我看见了身高二米二八的中锋穆铁柱，他比姚明还高两厘米，后者那会还在娘肚子里。遗憾的是，穆铁柱的寿命不到六十。说到这位山东大汉，当年国家体委仅用二十只篮球就把他挖到北京了。经过艰苦的调教和训练，穆铁柱出彩了，可谓风光一时。在一场八一队与江苏队的比赛中，他独得八十分，仅比洛杉矶湖人队科比·布莱恩特创下的纪录少一分。那时的八一队和国家队都很牛，即便与韩国、日本国家队过招，也都能赢三四十分。而在陶然亭，我发现那里居然有六座泳池，其中一座专用来跳水。那年夏天，我还曾去天桥剧场观看北京舞蹈学院演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那也是我第一次欣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还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听新影乐团的音乐会，那次他们邀请了中央电影乐团的三位歌唱家谢莉斯、王洁实和关贵敏，其中前两位是男女二重唱。天津歌舞团的进京汇报演唱会则是在首都体育馆，该团的台柱子是年轻的女中音关牧村，她拿手的曲目有《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全是作曲家施光南的作品。回想起来，那年夏天我并没有完全打开感官，呼吸京城多元文化的空气，这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不过那会儿离三里屯第一家酒吧开业，尚有三年的时光。那以后，我去过几十趟京城，为了参加学术活动或文化交流。其中时间最久的一次要数1990年秋天，我应贾朝华教授之邀，到中科院数学所访学三个月，终于使其成为我逗留时间最久的首都。如今，北京是全球变化最快的首都，夏奥会已成功主办，冬奥会仍在申请之中。京城的现代建筑层出不穷，有的被我用来做书籍插图。与此同时，首都的交通拥堵也愈来愈甚，风沙、雾霾和水质污染逐渐严重，我在1980年夏天和1990年秋天看到的蓝天白云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各地的佳肴菜馆陆续进京，北京的服务业仍没有太大的改观，毕竟是六百多年的黄城根儿，要想除掉大老爷们的习气不那么容易。暑假终于要结束了，我踏上了返校的旅程，小姑亲自到车站送行。为了减少离别的惆怅（就像后来的世界之旅一样），我路过天津停留了数小时。那时改革之风远未吹来，名义上她是京沪以外的第三大直辖市，民间却早有“北上广”之说。不过，天津在晚清和民国年代却是举重若轻，那里有着中国人创办的最早的大学——北洋（天津）大学，还有大数学家陈省身的母校南开大学。多年以后，我曾荣幸地在省身楼做过一场报告，同时见到了楼外那座大理石的墓碑。至于京城，我与她的联系永远不会隔断，哪怕有一天真的迁都他乡。多年以后，在高铁时代来临之前，我在一列北上的列车上，终于写下了一首与她有关的诗歌：杭京特快我在特快列车软卧车厢的甬道上反复吟诵阿根廷人博尔赫斯的诗句——我会像玫瑰和阿里奥斯托那样死去吗?我合上书，但见他端着一杯早晨的咖啡那只镂刻着紫荆花的中国瓷器弄歪了他的领带，露出了洁净的衬衫然后我像玩扑克牌的魔术师那样恰好翻开到这一页，一次又一次窗外的景物和时间飞速逝去一个小女孩蹦跳着出现在红地毯上像一枚愉快的白蝴蝶，我转身北方久违了的高粱地扑面而来十、泰山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1齐鲁的山川人物里，以泉城济南为中心，北有黄河流经并入渤海，南有孔孟之乡，东有迷人的青岛海滨和崂山，西有水泊梁山。然而，泰山仍是不可或缺的，它拔地而起，屹立于东方，被尊为“五岳之首”。而在古时候，泰山也是齐鲁文化的交汇点。无论从西安、洛阳、开封还是北京来，都不算太远，也不那么近。历代帝王中的优秀者，只要江山稳妥的，都想来泰山封禅。这就像欧洲皇帝或统治者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想远征埃及。我在山大念书期间，曾多次抵达泰山脚下的泰安，这些私下的旅行是让人变得成熟的过程，其中有两次登上了泰山之巅。第一次是在1979年国庆前夕，根据我时断时续的日记记载，是在9月30日凌晨时分，和我结伴的是两位室友，身高一米八零的山东大汉——安庆和姜华。头天晚上十点，我们从济南乘坐一辆慢车出发。大约两个小时后抵达了泰安，我们与车上遇到的几位77级男女同学一起，步行来到岱宗坊。那次我之所以登泰山，纯粹因为它是一座名山，且是离济南最近的一座名山，而不是帝王封禅或孔子的缘故。那也是我征服的第一座名山，虽然后来也爬过湖南衡山、安徽黄山、江西三清山、浙江雁荡山等，以及多座外国名山，仍以这第一次印象最深。因为是夜晚行路，手电筒是必需品。那时登山不需门票，加上国庆放假，游人如织，手电的亮光连成一条长长的光明之路，蔚为壮观，直通山顶。不仅如此，我们每走一段路程，就会有古代或貌似古代的遗迹在手电筒的照耀下显现。比如一天门向北数步，“天阶”坊前，即有“孔子登临处”石坊。我们在中天门休息一刻钟后，便向南天门进发，那一段是最险峻难爬的，十八盘共一千八百多石阶。到达南天门时我们松了一口气，那里离开玉皇顶高度上只差八十多米了。黎明时分，我们不慌不忙地到达了海拔1545米高的极顶，见到了孔庙。这座孔庙是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庙内有孔子像，我猜是海拔最高的孔庙了。不一会，旭日东升，我们看到了泰山日出，那一刻大家欢呼雀跃。我找到玉皇阁上的“孔子小天下处”碑石，是明崇祯年间山东巡抚颜继祖所书并立，那是在1637年，费尔马大定理也在同年诞生。据说这位巡抚爱打抱不平，最后却因济南失守清军，被后来在煤山（景山）上吊的末代皇帝朱由检下令斩首。据说这位皇帝杀掉的巡抚共十一位，还有一位被抓后自尽。那时很少有挑夫上山，我们在山顶吃了自带的饼干和鸡蛋，饮用的是军壶里的白开水。下山时天色已亮，到南天门时则已东方大白。走在石阶上，看着美丽的风景，帝王也好圣人也好全忘到一边去了，我脑海里出现的是杜甫的诗《望月》，“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据学者考证，《望月》是杜甫现存最早的诗歌，写诗那年杜甫才二十四岁，故而通俗易懂。我想起自己的名字也来自杜甫的诗句，遂感到分外亲切。不过，写《丽人行》是在十九年以后，杜甫已是壮年。令人意外的是，在路旁的烈士纪念碑附近居然有冯玉祥墓，只是这位将军的死因很久以后我才得知，据说是电影胶片着火，难以考证了。在第一次登临泰山两年后的那个夏天，我坐火车去了青岛，并到崂山一游。发现那是一座与泰山风格完全不同的山，泰山与帝王、圣人相伴，而崂山与道士为伍。在青岛，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蓝色的大海。除了迷人的海水浴场，异国风情的八大关以外，我还曾寻访山东大学的旧址。2在登临泰山的帝王中，除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所撰的七十二王以外，自秦始皇至清乾隆帝这二千多年间，只有十二位帝王来泰山封禅或祭祀。差不多一个半到两个世纪来一个皇帝，一般只来一次，不过有的也来八次、十次的。而有的朝代如元明，甚至一个皇帝也没有去过。在《封禅书》中，太史公曾引《管子·封禅》的话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管子即管仲，他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也是著名的军事家、思想家。齐国的国都在今天淄博的临淄，与泰山比较近，且有大路直达，管仲对泰山发生兴趣进而研究、阐述是很自然的。巧合的是，《管子》提到的有名字的王也是十二位，他们是：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颛顼氏、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等。这些人名是史马迁从书中找出来的，他们大多是古代比较强大的部落首领，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对泰山大概有一种原始人类对自然山川的崇拜，与后世有目的的神道设教，告成功于天，以强调帝王统治权力的礼仪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尚书·舜典》记载：“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所谓“巡狩”是指游牧民的巡行狩猎，“柴”是烧柴火，而“望”是一种祭祀形式。舜是东方夷族的首领，济南历山一带有他的传说和遗迹，如舜耕于历山、舜井等，他到过泰山的余脉历山乃至泰山是有可能的。此后，禹和汤相继来泰山巡狩、崇祀。接下来是周朝，文王因多年任西伯，受制于殷，无法东来祭泰山。武王立国前后，连年征伐，也无暇东顾，故未来祭泰山。《史记》记“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是的说周朝惟有到成王时才德政融洽，成王要封泰山才接近于合乎道理。自周代以降，一国中的最高统治者祭泰山之举，已渐渐成了规矩。且只有天子能祭，诸侯不能祭，包括与泰山近在咫尺的鲁国。但有一次，鲁国掌权的季孙氏却要“旅于泰山”。这在孔子看来是十足的“无礼”行为，《史记》说“仲尼谶之”。仲尼即孔子，他并十分生气地将自己的学生，当时做季氏家臣的冉求叫来，问他“汝弗能求与？”冉求回答“不能”。冉求知道自己区区一个家臣，阻止不了季氏的越礼行为，对此孔子同样无能为力，只好长叹一声，“鸣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是孔子中等水平的弟子，孔子确认泰山之神水平应该高于林放。季氏不懂礼，泰山神却懂得。泰山之所以在五岳中名声最著，固然与其雄奇伟岸的外观形象、庄严崇高的象征意义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历代帝王们的朝拜。几千年来泰山一直是帝王们向往的东方乐土，而封禅泰山更是因为特殊的政治意义而成为历史上每一个帝王都渴望的荣耀，只是并非每个帝王都有这样的机会。唯有“受命于天”的帝王，为了答谢天帝的“受命”之恩，才能在泰山顶上积土为坛，增泰山之高以祭天，表示功归于天。同时，一代帝王登封泰山，也被视为国家鼎盛、天下太平的象征，皇帝本人也俨然成为“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历史上有幸能成为这样真龙天子的皇帝少之又少。这其中，秦始皇是率先载入史册的。他东巡时，由峄山到泰山的道路，也是经邹县、曲阜、宁阳北行到泰山的。之后，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和清高宗都曾到泰山登封告祭、刻石记功，其中汉武帝曾七次东巡登封。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泰山的皇帝是宋真宗，之后改为祭祀。而乾隆曾十一次朝拜泰山，六次登岱顶。历代帝王借助泰山的神威巩固其统治，泰山也因封禅告祭被抬到与天相齐的神圣高度。一座自然山岳，受到华夏历代最高统治者亲临封禅祭祀，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可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最后，我们来看看前文摘录的《尚书》一文和杜诗中的“望”字。“亡”有亡故、失去、消灭之意，因此“望”可以解释为王者对月祭奠即封禅祭祀。虽然如此，封禅并非一劳永逸的丰功伟绩。东汉哲学家王充已在他的《论衡·书虚》中告诫：“为王太平，开封泰山，泰山之上，封可见者七十有二，纷纷湮灭者，不可胜数。”3从泰山向南，差不多和到济南相同的路程，便是孔子的故乡、昔日鲁国的都城曲阜了，那自然是包括我在内的山大学子的另一个必游之地。但这里，我只想说说孔子与泰山的关系。周朝时鲁国为了便于统治，以都城曲阜为中心，开辟了几条交通干线。其中向北的道路经宁阳、泰安，过泰山东麓至莱芜、谭国（章丘龙山），再沿东西大道去齐国首都临淄，这是鲁国和齐国国都间最近的路线，其中泰安或泰山是必经之地。无论鲁国以少胜多击败齐国的长勺之战，还是后来齐桓公盛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条大路都要派上用场。既然齐鲁两国交往需经泰山，孔子是鲁国人，且又去过齐国多次，自然也要经过泰山。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国发生了因斗鸡，季平子赶走鲁昭公的事件，孔子随之到了齐国。在齐国他和齐景公多次论政后遭晏婴等人反对，又由齐国返回鲁国。孔子去齐返鲁均应经过此路，途经泰山脚下，至此而登临泰山。《礼记·檀弓下》记“孔子过泰山侧”，为一妇人哭而慨叹“苛政猛于虎”。《论衡》记颜回也随孔子到过泰山，如今在泰山天街孔子庙南侧，有一块石坊“望吴胜迹”。说的是孔子和颜回到了这里，孔子望着远方对颜回说：我看见吴国东门外系着一匹白马，你看见了吗？颜回回答老师：看见了，我还看见拴马的绳子呢。由于诸侯相争和交通所限，当时人们的活动范围不大。孔子虽周游列国，也不过在方圆数百里的范围内，主要是今天的鲁西南和豫东北，最多涉足苏、皖、冀边界地带，而从未到过吴楚。至于原因，可能是孔子觉得夷族尚未开化。孔子三千弟子中，只有言偃（也称言子）是南方（江苏常熟）人，但他却位于七十二贤和十哲之列。因为言子曾经到过，上海的奉贤县因此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的字同言偃，即子游。孔子五十二岁时，做上了鲁国大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还曾“摄行相事”（代理宰相），陪同鲁定公去参加齐鲁夹谷之会，地点便在泰山附近的莱芜境内。在那次盟会上，孔子屈强国、正典仪。之后，齐人为孔子的大义凛然所折服，归还了今郓城东、宁阳北、新汶东南的一片土地。与此同时，孔子也留下了历史上可能的污点，他利用职权滥杀大夫少正卯。后者也和孔子一样办私学，多次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走。不过有关此事，历史上争议颇多。既然到过泰山，孔子必然要进行评论，且予以另眼看待。《孟子·尽心上》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在孔子晚年修订过的《诗经》里，收入一首歌颂鲁僖公时国力强盛的诗篇《鲁颂·閟宫》，诗中这样写道：“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国。莫不率从，鲁侯之功。”首句表明，鲁国因倚着泰山而感到荣幸。这里奄是商代古地名，位于曲阜，龟山和蒙山是两座小山。今人常以泰斗形容大师，此语出自《新唐书·韩愈传》，书中写道：“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此前，孔子也曾自喻，他晚年返回故里整理文献，身体渐渐不支时，仍以泰山言明抱负。《礼记》记孔子曾呻吟：“泰山其颓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此比喻也得弟子承认，子贡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有若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圣人之于民……出于其类，拔于其萃。”即谓孔子如泰山一样出类拨萃。公元前479年，孔子死于故乡，享年七十二岁，此前他的独子孔鲤和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均已辞世。孔子死后，弟子们守孝三年（子贡守了六年）才散。历代对其倍极尊崇，唐代时特地从泰山运来“封禅石”，置于墓前。清代乾隆皇帝更亲自专程前来朝圣，题诗“教泽垂千古，泰山终未颓”。自孔子死前自比泰山将倒，至乾隆赞泰山永不倒，无形中也提高了泰山的地位。巧合的是，我大学时代最后一次旅行也是去泰山。那是1982年初夏，我们班的最后一次集体旅行。灵岩寺位于泰山北麓，在济南南边四十多公里处，离开泰山不过二十多公里，是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灵岩寺列中国“四大名刹”之首，另外三座分别是故乡台州的国清寺、南京的栖霞寺和湖北当阳的玉泉寺。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有言，“灵岩是泰山背最幽绝处，游泰山不至灵岩不成游也”。至此，我可说是游过泰山了。读研时我也有去泰安，其中一回是应山东矿业学院一位音乐老师的邀请，她的先生是我的同乡。那时我刚失恋，她把最得意的弟子介绍我认识，是一位美丽的青岛姑娘，而那时潘师已任青大校长，他和师母希望我毕业后能去青岛。可惜这位女生已有体育系的男友，我又不是能说会道之人，结果这第一次见面也成了最后一次。多年以后，我见到当年的“红娘”，她告诉我这位女生后来很不幸，已与她阴阳两绝，令人唏嘘。十一、冯陆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冯友兰1前文曾提及，山大数学楼毗邻文史楼，与小树林构成一个三角形，但却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文史楼的地势偏低，它的北门多数时间关着，因此课间休息时我们遇不到文科生。正方形的小树林却永远开放，它的东边是文史楼，北边是数学楼，西南角是化学楼，南边是医院和研究生宿舍楼。我入学时，便听说山大有一本叫《文史哲》的杂志很有名，因而那个总是封闭的北门对我来说颇为神秘。不久我又听说，50年代毛泽东曾表扬过中文系的两位毕业生，也就是“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他们敢于挑战反动学术权威、红学家俞平伯。后者是浙江湖州人，清代朴学大师俞樾的曾孙，夫人是数学家许宝騄的姐姐。在被钦点以“小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李希凡的故事是作为生存挣扎的贫苦少年开始的。小时候他在北京郊县通州，是一个普通人家六个孩子中的一个，父亲失业患病，十三岁时他被送到洋服店当学徒，继而做印刷厂的童工。二十岁时，他寄居在青岛姐姐家，白天接送外甥上下学，晚上给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的姐夫做笔录。在这个过程中，李希凡“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由山东大学中文系旁听生成为正式学生。毕业以后，他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而比他小四岁的大学同班蓝翎来自山东单县，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京城，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做教员。1954年，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那年春假，百无聊赖的李希凡迎来老同学蓝翎来访，两人聊着聊着，说起《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文章里的观点，都感到了“不对头”，于是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其观点对俞平伯提出挑战。“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先是投寄给《文艺报》，没有被主编冯雪峰看中，遂改投母校《文史哲》，做学生时李希凡便有文章在该刊发表。当年九月便刊登出来了，刚好被伟大领袖看到，于是做了如下批语：“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可以想象，全国各大报刊立刻予以转载，掀起了批判的浪潮。不过，俞平伯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轻微，两年后他甚至发起昆曲结社，该社试演《牡丹亭》时，周恩来也亲临观赏。而压制“小人物”的冯雪峰却没那么幸运，后来他成为右派，“文革”期间含冤去世。《文史哲》创办于1951年，向来以“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为己任。除了因刊登那篇红学论文名噪一时外，还曾盛开古史分期、农民起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朵金花”（加上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史学界有“五多金花”之说）。虽然“文革”期间一度停刊，但在领袖关怀下于1973年复刊。据称复刊号发行时，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七十二万份。后来由于纸张供应不足，只好限量发行，实际印刷二十四万份。在李蓝文章出笼十年以后，《文史哲》又一次因为最高领袖引人瞩目。只不过这回山大已从青岛搬到济南，校长也由华岗变成了成仿吾。1964年元月，《文史哲》发表了中文系教授高亨的诗词《水调歌头》，上阕“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这首诗词明显是歌颂伟大领袖的，但到了1966年初，它被认为只有毛主席才有的气度，遂以手抄形式广为流传。在此以前，毛泽东已收到高亨寄诗并有回复，“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语气明显比回复数学家华罗庚的赠诗客气，而校门和佩戴我们胸前校徽上的毛体“山东大学”，也出自此封回信。2如上所说，《文史哲》和山大文科在“文革”前两度出彩得益于领袖的关心和影响力。李希凡和蓝翎因此大红大紫，先后调任《人民日报》文艺部，长期执掌文艺界的喉舌，两人晚年却因利益分配不均反目成仇，此乃后话。不过，高亨作为研究先秦学术和文字学、训诂学的著名学者，其治诸子、《周易》、《老子》和《诗经》均为学界推崇。1900年，高亨出生于吉林双阳，1924年他从北大毕业后，考入清华学堂，师从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国学大师，一生笃志于弘扬中国传统学术，成就斐然，且为人谦逊。1953年，高亨受聘山东大学教授，四年后兼任北京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在50年代的山大中文系，素有“冯陆高萧”之说，高即高亨，而排在前两位的冯（沅君）陆（侃如）堪称20世纪最著名的一对伉俪学者。冯沅君与高亨同龄，既是古典文学史大家，也是现代著名作家。1956年，高教部给全国教授评级，她和丈夫陆侃如均为一级教授，且冯沅君是其中难得的女性。她出生于河南南阳唐河的一户书香人家，父亲是进士，大哥是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作者冯友兰，二哥是地质学家、学部委员冯景兰，女作家宗璞是她的侄女。冯沅君八岁时，父亲在湖北崇阳知县任上病逝。她的母亲通晓诗书，做过小学校长。十岁那年她入读小学，不久遇辛亥革命辍学，居家自修。1917年，三寸金莲的她离家赴京，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五四”运动期间，北师校长反对学生参与其中，冯沅君受女同胞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游行并请愿，迫使校长辞职。她并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焦母。此剧由李大钊导演，演出十分成功，北大和清华派专车接送师生，鲁迅也亲往观看。毕业以后，冯沅君考取了北大研究生，是中国第一个女研究生。她研习古典文学，其间于1923年开始小说创作，描述了与北大物理系学生王品青的恋情，先后出版小说集《卷葹》、《春痕》和《劫灰》，前者被鲁迅编入《乌合之众》。她的小说主人翁大多为获得恋爱自由和幸福而反抗包办婚姻的女性，震撼了许多读者，成为继陈衡哲、冰心、卢隐之后又一位引人瞩目的女作家。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1926年秋天开始的，直接导致了王品青的精神崩溃并于次年病故。陆侃如是清华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少作《屈原》和《宋玉》在学术界颇受好评。陆侃如比冯沅君小三岁，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南通海门，从北大国文系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陆的爱慕。由于专业和兴趣相近，有较多的接触机会。这位风度翩翩的江浙才子，也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可谓是一见钟情，之后便开始了频繁的往来和通信。每逢星期日，陆侃如就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在北海泛舟，或携手走在香山清幽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交谈，双方再也分不开了。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冯沅君曾征求长兄冯友兰的意见，由于对陆的家庭情况不了解，他没有立即表示同意。于是两人又找到蔡元培和胡适等人给冯友兰写信，让他不必多过问，这位兄长也就没有再坚持。得到家里默许后，他们于1929年初在上海结婚。婚后他们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并于1931年结出了第一个硕果《中国诗史》。《中国诗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之后，他们又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讲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专著，据说也是毛泽东经常翻阅的案头读物之一。此书多次再版，并译成各种文字向国外发行。冯陆二人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一方面为凑齐留学费用而节衣宿食。经过数年的努力和奋斗，愿望终得实现。1932年，他们乘邮船到马赛，入读巴黎大学文学院，专事古典词曲研究。其实两人成就斐然，根本不需去国外留学，不过当时的社会风气崇尚留洋，且冯沅君的两位兄长都曾留美（这一点连同陆侃如的出身恐怕也是冯友兰当年对妹妹婚事犹豫的因素）。三年以后，夫妻双双获得博士学位回国。3冯陆回国后，先后任教多所大学。1949年，夫妻两人来到青岛，任教山东大学中文系，陆侃如先后担任校图书馆馆长、《文史哲》主编、副校长（冯沅君后来也担任了这一职位）等职务，同时先后兼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青岛分社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青岛文联主席。问题也正出在这里，1957年五一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民主人士座谈时，提到“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听了很是兴奋，就在民盟中央扩大会议上作了传达。章伯钧称，“毛主席说了，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这些意见传播开来，立刻在高校引发热烈反响。因为毛泽东提到了民盟和“九三”，九三学社也闻风而动。他们从民盟借抄了章伯钧关于“撤销学校党委制”的传达记录，而作为地方组织的青岛分社，也从当地民盟得到这份传达记录，立即加以翻印传播。陆侃如后来“交代”，他看到这个记录稿，觉得正中下怀。他先是发表激烈的言论，继而在校刊《新山大》上发表《我对学校党委制的看法》一文，表示赞成撤销学校里的党委制。不料这却是“引蛇出洞”，陆侃如成了逃不掉的“右派”，且系民盟“五大右派”之一。1974年，冯沅君病逝，身为山大副校长的她葬在济南英雄山革命陵园。我们晚来了四年，其时陆侃如尚在人世，不过也已经奄奄一息。1978年年底，陆先生也作古了，我却没有听说有悼念活动。当时离开“右派”平反尚有一年，他的级别既不是副校长，职称也早已从一级教授降为九级讲师，不可能与爱妻同葬英雄山。由于他们没有子女，骨灰由故乡海门的亲戚接回老家，存放碗橱之中。海门市政府获悉以后，以诞生陆先生为荣，不忍两位大师恩爱一生，死后竟异地相思。经与山东省有关方面协商，将“海门媳妇”冯沅君的骨灰也请回海门，在三阳镇东边的普新村建了一座陆冯合葬墓，实现了他们“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夙愿。那是一座四人墓：左边，安卧着陆冯大师，书法家赵朴初题碑；右边，长眠着陆先生父母，陈毅元帅题碑。晚年的冯友兰回忆道：“1962年，乘工作之便，我曾到她们家（济南）去过一次，室内的陈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冯陆走后，由于高亨长居北京，“冯陆高萧”只剩萧涤非一人了。萧先生是国内研究杜甫首屈一指的专家，我读书时他正主编《杜甫全集校注》。有几次，我看见戴帽子的萧先生走过小树林，或站着与弟子们交谈（其中李从军与我同年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新华社社长）。后来我听说，萧老曾经在西南联大做过教授，那他可能是我见到过的唯一一位联大文科教授了。萧先生是江西临川人，那可是出过大文豪王安石和汤显祖的地方。记忆里的先生冬天喜欢围着一条长围巾，我无法想象当年他是清华大学百米纪录创造者，十一秒一的成绩一直保持到建国以后，他还是清华足球队的主力队员。正如中文系有“冯陆高萧”，历史系也有“八马同槽”之说，他们是：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其中杨向奎是《文史哲》的首任主编，他和赵俪生等五位或调离或病故。我入学时唯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三位尚且健在。1981年，王仲荦和萧涤非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那次浙江文科被剃光头。王仲荦是浙江余姚人，王国维弟子，以《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传世。他去世后，一位同事撰写挽联：“有遗著四百万字/育齐鲁三千英才”。如今，“八马同槽”和冯陆先生塑像已竖立在校园，紧邻小树林。最后，我想说说对山大哲学系的印象。我念书时，认识好几位哲学系高材生，其中比较要好的一位叫韩德明（毕业后回河南工作不幸遇车祸身亡），却没听说可与“冯陆高萧，八马同槽”媲美的教授。系主任臧乐源的嗓音洪亮，却一直未摘掉“诗人臧克家之子”的帽子，后者也是山大中文系系友。如今，有一位公众知名度甚高的刘大钧教授是易学权威，其著作《周易概论》被译成多种语言。这位刘大钧教授早年三次投考山大未果，后来自学成才。1978年，他在《中国哲学》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读史释易》，被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看中，写信建议山大将其调入。2010年，刘大钧受聘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同时被聘请的还有文学院的周来祥和袁世硕，他俩是同龄人，同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分别专攻美学和古代文学，也都曾受业于冯沅君。据说两位是如今山大文学院唯一可称先生的人选，可惜其中一位已去见冯师了。十二、维纳他的演说之蹩脚是出了名的，他是会说多种语言，但没有一种容易听懂，他的文体也很混乱。——佚名1我在山大读本科时的专业是自动控制，后来因为兴趣转移，考研时改为数论方向。这一改变虽然是在数学系内部，但还是挺大的，相当于从应用数学转到纯粹数学，与某些同学的选择刚好相反。没想到还挺顺利，以高代满分、数分和总分全系第一、英语全校第一考取了本校研究生。在此我想介绍一下这门学科及其代表人物，借机重温一下当年，也算不枉此生就读过的唯一一个本科专业。自动控制是一门跨学科的领域，起源于工程学和数学，后逐渐应用于各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及金融系统。山大的自动控制因为偏重理论，也叫控制理论。用方框表示的控制系统主要由测量、比较、计算和修正组成，这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颇为相似。控制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反馈。反馈最初是生物学概念，是指一个系统（分子、细胞或种群）中能影响该系统的连续活动的反应，后来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而控制理论中的反馈，是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输出的过程。完成反馈功能的装置叫控制器，它可以是电路、机器，也可以是人脑，后者接受来自眼睛的暗示，比如关于伸出的手和要抓获的对象之间距离的信号。以斯诺克为例，当一方做成后，对手无法用白球直接击打目标球，需要实现一库或多库的反弹，再击中目标球，这也叫解球。如果斯诺克做得高明，往往不是一两次能够解开，而击中其他球是要罚分的。为此，就需要依据上一杆的经验加以调整。这个例子可谓最简单的控制了，在日常生活方面，常见的例子有冰箱、空调和飞机的自动驾驶仪，等等。在我看来，即便纯粹数学尤其是求解方程，也有许多反馈例子。比如，古代巴比伦人是这样求一个数x的平方根的。他们先取a接近x的平方根，求得 b = x/a，令c = (a+b)/2；再求d = x/c， 令e = (c+d)/2；如此反复，将会越来越接近于x的平方根，并在其精确值附近来回振荡。控制理论最基本的特点和要求是稳定性。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锅炉的压力问题和水温调节器应运而生，瓦特在蒸汽机上使用了离心调速器，解决了蒸汽机的速度控制。另一方面，为了改善调速器的准确率所作的努力，常常会导致系统瘫痪，这就产生了稳定性问题。记得大学时学过几个判别准则，而对于无显性解的微分方程，则需用到李雅普诺夫判据。经典控制理论适用于单输入、单输出的线性系统。在这种理论指导下，飞机上自动驾驶仪的性能得到提高，并为研制前两代导弹提供了基础，不过命中率并不高。因而非线性理论受到重视，这一理论帮助改进了50年代的战术导弹系统。可是，随着导弹和航天技术的发展，对飞行器控制的精度要求不断提高，加上飞行器的飞行环境和任务更趋复杂，对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需要寻求新的理论来指导控制系统的设计。21948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同时出版了《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通讯的科学》一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把原先单一的对机器的控制全面拓广，论述了控制理论的一般方法，进一步明确了反馈的概念和控制器的数学定义，赋予控制理论这门学科新的涵义。同时指出了四条基本原则，即普遍性、智能性、非决定性和黑箱方法。维纳给这一复杂系统的理论起了全新的名字cybernetics，这是因为，“所有现有的术语不是过分偏重于这一方面就是过分偏重于另一方面，不能适应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这个词的希腊语词根意为“操舵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常用它来表示管理的艺术。如此说来，中译名“控制论”并非维纳的本意。日，维纳出生于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县城哥伦比亚。他的双亲均为犹太人，父亲列奥出生在俄国，十八岁独自漂洋过海来到美国，通过自学，成为哈佛大学斯拉夫语教授。维纳认为父亲是天生的学者，集德国人的思想、犹太人的智慧和美国人的精神于一身。至于维纳本人，他是个神童，四五岁便开始阅读法国博物学家布封的《自然史》和天文学的科普读物，七八岁已无所不读了。在其他男孩想当警察的时候，维纳就立志献身科学了。无论拉丁语、希腊语、德语还是英语，都存在他的记忆库里，随时随地可以用。有一天，小维纳被A乘B等于B乘A是否成立的问题给迷住了，以至于怀疑它的真实性，而这一乘法的交换律问题正是现代数学的起点之一。父母试着送维纳去上学，但他在学校里找不到乐趣，直到九岁才进入一所中学，结果不到十二岁就毕业了。明智的列奥送儿子进了一所小学院，而没让他报考哈佛大学，以免媒体过分关注神童。入学时维纳的数学已超出大学一年级水平，他直接攻读伽罗华理论，同时对物理学和化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维纳又被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所吸引。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是维纳最欣赏的哲学家，前者崇高的伦理道德和后者的多才多艺都让他倾倒。他还喜欢阅读威廉·詹姆斯的巨著，并通过父亲认识了这位在哈佛任教的实用主义大师。与此同时，饲养室的管理员也成了维纳的亲密朋友，他热衷于采集生物标本。维纳用三年时间念完了大学课程，开始攻读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博士，他从童年开始便渴望成为生物学家。可是，维纳的实验工作却接连失败了。他动手能力差，缺乏从事细致工作所必需的技巧和耐心，深度近视更增添了麻烦。在父亲的安排下，他转到康奈尔学哲学，一年后又回到哈佛攻读数理逻辑，十八岁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维纳自小到大接受的是通才教育，这促使他的才能横向发展，为以后在众多领域之间自由驰骋奠定了基础。从数学到生物学再到哲学，实际上就是维纳整个科学生涯所经历的道路。在哈佛的最后一年，维纳申请到了学校的旅行奖学金，先后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罗素、哈代、希尔伯特和兰道，从大师身上认识到科学的力量和知识的深度。毕业后维纳的兴趣仍在逻辑和哲学方面，直到1918年，通过研读早逝的妹夫遗留下来的著作，他对现代数学有了进一步理解，作为数学家的生涯才姗姗来迟。翌年维纳受聘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助教，慢慢开始发力，在顶尖数学杂志上发表了数篇百余页的大论文，开创了多个领域。1933年，维纳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八年以后，他却因为对官僚体制不满而辞去院士头衔。那时他的兴趣已转向控制论和计算机，并曾在1935年来清华访问一年，其间与李郁荣合作研制出电子滤波器并获得专利。在维纳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先后涉足哲学、数学、物理学、工程学和生物学，每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称得上是文艺复兴式的巨人。他共发表两百多篇论文，出版十四本著作，包括自传《昔日神童》和《我是一个数学家》。作为分析学家，他建立了诸如维纳测度、巴拿赫-维纳空间、维纳-霍普夫方程。作为系统科学家，他提出了维纳滤波理论，发明了维纳信息论。当然，维纳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控制论”这一包罗万象的新学科，这使他迅速成为知名人士，甚至获赞“信息时代之父”。与此同时，“他的演说之蹩脚是出了名的，他是会说多种语言，但没有一种容易听懂，他的文体也很混乱”。1963年，维纳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的数学家，翌年初春，他在斯德哥尔摩访学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3就像其他科学分支一样，控制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从经典到现代两个阶段。现代控制理论是利用现代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来分析复杂控制系统的新理论，适用于多输入、多输出的非线性系统。飞行器控制正是这样的系统，从60年代“阿波罗”登月，70年代“阿波罗”与“联盟”太空对接，到80年代航天飞机成功飞行，都离不了现代控制理论。在控制精度方面，应用现代控制理论、计算机和新型元部件，洲际导弹的命中精度可由几十公里减小到一百米。现代控制理论的核心是最优控制理论，它改变了经典控制理论以稳定性为中心的设计方法，而以系统在工作期间的性能作为整体来考虑，为此庞特里亚金建立了极大值原理(1958)。这一原理以及卡尔曼滤波(1960)和贝尔曼的动态规划(1953)被称为最优控制理论的三大里程碑。有趣的是，贝尔曼和卡尔曼均是东欧裔而庞特里亚金来自前苏联，那两个地方曾一度对控制论予以批判和抵制。虽然我早已把学过的东西还给了老师，但在我的山大同学和老师中间，却有两位在现代控制理论领域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在荒凉的1961年，我的同班同学郭雷出生在淄博农村，祖辈务农，父亲只读过小学，初师肄业的母亲是全家学历最高的。他的启蒙老师是母亲，从他四岁开始，小学老师的母亲上课时总要把他带上，让他坐最后一排。等到郭雷上学了，每次考试几乎都是满分。初中时他做过文学梦，作文常被老师在课上朗读。数学作业他也第一个完成，然后在同学们之间传抄。郭雷高中毕业时，和我一样遇到高考恢复。不同的是，填报志愿时他想着坐在家里一按电钮，农田里的水泵就能自动浇水，在家里也能自动监视农田灌溉状况。因为郭雷太优秀，毕业时同专业的几位教授都不好意思挽留他，而是经过集体讨论，一致建议他报考中科院。有人说，中关村是个跳板，从各地来的大学生考入某某研究所，不久便漂洋过海留学去了。像郭雷那样扎根不动，直到拿到博士学位并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多篇论文的属于少数。他首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与导师合作）时，年仅二十五岁。郭雷在澳大利亚做博士后期间，同样硕果累累，回国后住招待所的那段日子里，他趴在床头柜上解决了有关稳定性的一个国际控制界悬而未决的难题。荣誉接踵而至，不到四十岁郭雷便当选中科院院士，随后就任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该院源自华老先生首任所长的数学研究所。瑞典皇家工程院推选他为外籍院士，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授予他荣誉会士称号，他还曾应邀两次在三年一度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世界大会上做一小时报告。最后，我想说说我和郭雷共同的老师彭实戈，当年他还是个助教，在小教室里教我们线性系统理论。彭老师出生于红色家庭，祖籍广东海丰，母亲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的侄女。1947年，身怀六甲的彭妈妈搭乘一艘军舰从广东来到山东，不久儿子在滨州呱呱坠地。参加过济南战役的父亲为他取名“实戈”，希望长大后做一名合格的战士。然而，还没来得及见上儿子一面，父亲就阵亡了。因为父亲的鲜血洒在济南，母亲也就永远留在泉城相伴了。可能因为出身比较好，彭老师后来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入读山东大学物理系，其间他在图书馆看了许多物理学和数学的经典著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写出后来把他从无线电厂调入山大的那篇数学论文。1983年冬天，三十六岁的彭实戈留学巴黎第九大学。三年后，他获得九大的数学与自动控制和普鲁旺斯大学的应用数学双博士学位。彭老师悄悄地走、悄悄地回，我一点都不知情。直到1992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我才了解到他的“蜕变”和大器晚成，随后他获得许多荣誉，包括华罗庚奖和陈嘉庚奖，并当选中科院院士。彭老师在随机最优控制系统的最大值原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和非线性数学期望这三个分属控制理论、金融数学和概率论领域的研究均取得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应用，并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其中倒向随机方程被誉为巴赫杜-彭方程，他也因此受邀2010年印度国际数学家大会做一小时报告，成为第一个享此荣誉的中国大陆数学家。多年以后，彭老师和郭雷先后接受我的邀请做客浙大理学大讲堂，为本科生各做了一场通俗报告。我们趁机重叙了早年的师生和同学友情，对数学的热爱成为我们共同的话题。郭雷便是那位几年前悄然出席地质大学闫同学追悼会的同班同学，原先只有系里同事和亲属参加，闻讯后校长和书记迅即赶到。日，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暂别山大返乡。其时，一部分同学尚在学校等候分配。那次我路过绍兴，在表姐家小住两天。回程探访了宁波的另一位表姐，不料告别时误了火车。那是我迄今唯一一次误点，到杭州时错过了回济南的120次列车，这才在西子湖畔遇见初恋女友。那年我十九岁，一段全新的研究生生活正等着我。我将师从潘师，研修无与伦比的数论，却不经意写出第一首诗，从此开始学理从文或文理兼修。
文章原文来源：《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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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所用成语：想入非非,春去夏来,高楼大厦,想入非非,赫赫有名,如雷贯耳,自鸣得意,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无论如何,浩浩荡荡,反客为主,鲜为人知,照章办事,逐客令,风吹草动,后顾之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验之谈,小心翼翼,东道主,旧地重游,触景生情,举足轻重,南来北往,南来北往,不可避免,官复原职,象牙之塔,十字街头,无论如何,姗姗来迟,义薄云天,天壤之别,贪生怕死,自作主张,对不起,封疆大吏,天府之国,乐于助人,刚直不阿,表面光,合而为一,主人翁,无穷无尽,家喻户晓,入乡随俗,孤家寡人,英年早逝,津津乐道,丰富多彩,台柱子,层出不穷,举重若轻,佼佼者,时断时续,不慌不忙,旭日东升,欢呼雀跃,打抱不平,通俗易懂,神道设教,近在咫尺,无能为力,天下太平,奉天承运,真龙天子,真龙天子,独一无二,一劳永逸,丰功伟绩,不可胜数,以少胜多,一匡天下,苛政猛于虎,周游列国,大义凛然,另眼看待,泰山北斗,泰山其颓,哲人其萎,泰山其颓,能说会道,百无聊赖,现实主义,模棱两可,现实主义,统一战线,名噪一时,令人吃惊,引人瞩目,水调歌头,胸中百万兵,春满人间,高文典册,大红大紫,反目成仇,书香人家,三寸金莲,乌合之众,主人翁,引人瞩目,才华横溢,风度翩翩,一见钟情,促膝谈心,海阔天空,坚持不懈,闻风而动,正中下怀,引蛇出洞,奄奄一息,比翼鸟,连理枝,首屈一指,自学成才,应运而生,随时随地,多才多艺,姗姗来迟,包罗万象,里程碑,不好意思,悬而未决,接踵而至,身怀六甲,呱呱坠地,大器晚成,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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