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 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经”点热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除李大钊外，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几位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后，于1919年10月至12月间连续发表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他在同年11月至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李汉俊回国后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吸引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苏俄的内外政策。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此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内容时，编者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到这时，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有人描述这种情形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分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点。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也进行了介绍。
中国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一科学理论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他们又认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们的介绍和传播，引起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极大兴趣。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陈小丽)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日13:39&&&来源：
E-mail推荐：
　　可以说，30年来，“中国模式”已经取得了国际认可，“中国特色”的旗帜也愈加鲜明。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大而言之可以说是国学、本土文化）的关系也就成了社会各界研讨的焦点。笔者试图从中国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历史契机来解读这一难题。　　其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就历史发展境遇而言，俄国和中国有着相似的特征，虽然俄国搭上了近代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一战期间，俄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俄国从战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从而给正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的志士仁人开辟了一条新路。于是，在“五四”运动后期，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人，便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开始在九州大地生根发芽儿。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救国思潮可谓风云际会，各领风骚。然而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和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人实用主义的思维模式是分不开的。俄国人的胜利让中国人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尽管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究竟为何物。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带有工具的色彩，仅仅是各种救国方案中一个而已。　　其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现实以及中国人的“双重超越”理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面对落后的实际，变法，无论大变还是小变，成了中国人的主旋律。当时，中国可参考的模式只有欧美资本主义。但是，中国的志士仁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着许多弊病，因此中国不仅要克服传统中的顽疾，还要超越资本主义。只有完成“双重超越”，才能赶上世界的步伐。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透彻。尽管其尚未在实践的基础上取得成功，但是在理念领域它又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这个“大同”的理念迎合了中国人的口味儿，也使得它较其它资产阶级式的救国模式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相类似。在中西文化比较领域，这样一个命题基本上已被学界认同，即西方文化是主客二分的，而中国文化则是浑然一体的。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受到了内在的挑战。反思的结果就是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不分”的转变，克尔凯克尔、尼采、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就是这种转变的产物。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归纳方法来考察人类历史，从而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沟通了主客之间的鸿沟，真正凸现了人的主体意义，为人的自我实现找到了科学的道路。这种模式与中国传统中的“知行合一”极其类似，而其现实性（表现为合科学性和规律性）和中国的“重现世”的思维模式则不谋而合。所以，在极其紧迫的年代里，中国人迫不及待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四，中国特色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械式的教条，也只有“活学活用”，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在革命年代，假如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也就没有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勃勃生机。在这里，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符合本地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风俗习惯等，才有存在并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自己，以求得枯木开花。　　其五，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的发展，本土文化意识的回归也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历史方位，立场决定视野，全面接轨才能实现“双赢”。现在一部分人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本土文化当成沉睡的过去，或者干脆标上“封建主义”的标签而永不叙用。岂不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具体的，而在马克思本人那里，阶级斗争也不过是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手段而已，并不具备目的的意义。&马克思本人也并不是有意制造阶级对立，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对立，实现阶级之上的和平共处。&遍观我国当下的实际，阶级斗争已经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也成为过去。因此，只有摒弃斗争思维，立足于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促使马克思主义全面与本土文化接轨，才是“双赢”的出路。　　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就少了现代化的标尺，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同样，中国的现代化也不能没有本土文化。抛弃本土文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的现代化也终将不可能实现。至于二者孰主孰副，我们大可把视野放的长远一些，让历史和人民来决定。
（责任编辑：秦华(实习)）
相关专题? ?
我要发表留言
匿名发表&&署名:
48小时排行榜
48小时评论榜
1.2.3.4.5.6.7.8.9.10.
&&?频道精选
?????历次党代会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名言启示录：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名言启示录-凤凰视频-最具媒体品质的综合视频门户-凤凰网
名言启示录：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电视不播的
真相在这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责任和使命_凤凰资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责任和使命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立场问题，中央党校教授贾建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特点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统一。其政治性主要表现为学科设立和发展的官方主导性、研究内容的政治性和研究问题的意识形态性；其学术性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和方法、研究队伍、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的专业性和规范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为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提供扎实的学术支撑。
原标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责任和使命第七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论坛近日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深圳特区记者 周国和摄■ 陈亚联近年来，国内理论界继续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主线，从不同角度和视野深入研究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的研究，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方面，取得一些新的进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最先遇到的问题之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争论颇多。湖北大学教授徐方平等认为：学界对“中国化”起点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化”标准缺乏共识。制定“中国化”标准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概念。所谓“中国化”的衡量标准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果，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备四项条件：理论传播、中共创立、实践活动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中共二大具备了这四项条件，因此，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实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耕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并用中国式的问题及其科学解答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欧阳英研究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重本质的统一：它既是命题，又是经验；既是指导方针，又是行动方法；既是理论，又是事实；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立场问题，中央党校教授贾建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特点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统一。其政治性主要表现为学科设立和发展的官方主导性、研究内容的政治性和研究问题的意识形态性；其学术性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和方法、研究队伍、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的专业性和规范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为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提供扎实的学术支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绕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中国化的关系仍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金民卿研究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高度重视人格完善和道德养成，把至高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结合，标准教化与自律慎独相结合，环境熏陶与虚心涵泳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道德养成路径。这种路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弘扬和践行具有重要的方法借鉴意义。关于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认为，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境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格和思想实质。理论界对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形成基本认识：中国梦的执政理念和战略构想，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相联相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生动写照，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是实现中国梦的理论基础与前提，中国梦的实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是思想理论界长盛不衰的热点。近年来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内涵、历史必然性、起点和进程、彼此之间的关系、主要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贡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冯颜利研究员认为，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精神旗帜。中国梦这个重大战略思想，彰显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把握了时代需要、时代难题、时代精神，契合了大众生活、大众思想、大众表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话语转换的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话语、新凝练和新结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东北电力大学岳强副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主体，中国共产党内不同层级主体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内涵的界定。学术界对本学科内涵和边界的认识虽然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总体看已有广泛共识。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要系统化、立体化，要多维而不是单维构建。要开展基础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比较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内涵并非完全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应该像其他学科一样明确自己所研究的基本问题。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到底包括哪些基本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话语体系构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新视角。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构建的途径、原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学者们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迫切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科话语体系构建包含学科建设过程中概念、范畴、理论构建的独有化，也包括学科建设结果的大众化。为此，应该吸取其他学科在构建自己话语体系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既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又要避免学科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引向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这一研究领域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重要历史节点以及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逻辑起点，应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文章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著名论断为标志。要在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逻辑起点的概念基础上，结合历史起点的概念来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理论界十分关注的学术前沿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化与被化”、“结合”、“融（契）合”、“批判继承、能动选择、扬弃提升”、“哲学形态与哲学新形态构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作为西方的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就要由西方形态变为东方形态，由欧洲形态变为亚洲形态，由德国形态变为中国形态，即和中国社会、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其关键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生动体现，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使其中的理论要素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引向深入，还要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实践，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逻辑出发，坚持正确的立场，掌握科学的方法。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要求，是理论与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等内在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内在理论依据，即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用研究和服务社会问题。应用研究是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而言，就是要研究本学科在社会中的应用和实践效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我国智库建设迈上了快速发展轨道。智库建设的快速发展，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发展。如，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率先启动11个专业智库，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互为依托。（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凤凰资讯官方微信
播放数：264
播放数：307
播放数：214
播放数：314
灯谜猜猜猜，“元旦过生日”，打一城市名称？
对啦，马上看美图~
答对才能看美图哦~
不对，再猜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