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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下午1时39分，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77岁。陆谷孙一生从事英美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专于英汉词典编撰和莎士比亚研究。由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是我国独立研编的最大的一种英汉词典，这部词典跳出了多年来双语词典编纂以外国某一部词典为蓝本的编译套路。1991年两卷出齐后，词典规模达词条20万，共5000页，近2000万字，畅销数十万套。陆谷孙先生曾说，他觉得编词典就像做厨子，受不了做饭做菜的热气，就不要轻易进词典编纂的厨房。对于这一被英语词典鼻祖约翰逊称为“无偿劳作，虽成无荣”的工作，陆谷孙一做就是30年。这两三年，陆谷孙教授的身体一直不是太好，但在日的上海书展上，由陆谷孙教授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举行了首发式，陆教授亲自来到现场，做了一个简单的发言，内容依然和他的词典编撰理念有关。关于怎样才是好词典，他说，如果买到或者需要一本汉英词典，不妨去试试——查十个词，皆有，或者十之八九个都有，“我觉得这本词典基本就非常有用了。十个词里，两三个才有，其他的没有，那别买了，这本词典没什么用。”在发言的最后，陆谷孙教授对着大家说，“我已经这把年纪了，刚刚毛尖讲到祝我健康，大概健康是不大会了，只能祝我‘亚健康’、‘勉强健康’、‘还过得去’，明年别来了，太太平平在家里面养老吧。这才是真话。”“我觉得应该着眼于未来。包括我们的领导们，明年千万不要再找我过来。”今年的上海书展又要开幕了，如今再回想陆教授在去年上海书展上讲的这几句话，竟一语成谶。当时，陆谷孙教授还表示，今后要把《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编撰工作托付给赵翠莲、万江波、沈园几位。其中，万江波和沈园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年轻学者。当时，51岁的执行主编之一赵翠莲坐在台下，眼眶有点泛红。而在几年前，他已经把《英汉大词典》的编撰托付给了学生朱绩崧。陆谷孙教授在上海有个“老神仙”的雅号，朱绩崧说，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个编辑起的，“或许有时陆老师给人的感觉确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从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首任院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他更有理由对文山会海说‘不’了。这两年，每当我拿着某些所谓学术机构的大红烫金邀请函，去他‘洞府’（老宿舍楼底层，采光欠佳）领‘法旨’时，他总是慢悠悠，笃姗姗，抽出一根硬中华点上，等烟浓得要他眯上眼时，才吐出一句‘我看还是算了吧，侬去帮我寻只理由——这样，就讲我去美国探亲了！’”&在复旦，陆谷孙教授曾经也是“暴走族”，在腿脚尚健时，有着固定的散步路线：过邯郸路，从正对国顺路的2号校门进入复旦本部，经光华楼西侧，上“本北高速”，绕相辉堂草坪，至燕园，自正对国权路的校门而出，一程下来，耗时约40分钟。在熟悉陆谷孙的朋友和读者那里，陆先生还是一名“愤老”，朱绩崧说，陆先生看书看报看网络，路见不平，挥笔相助是肯定的，其“愤”的烈度自然可以想象。他曾开博客，一度每周一两篇更新，时常点评时事。“我父亲就是这样子。当时看不惯的那些事情，国民党不败天理不容。”陆谷孙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说。陆谷孙（右）与父亲陆达成父亲陆达成是对陆谷孙影响最大的人。当年陆达成从浙江余姚出来到上海来读书，上的是法国人的教会学校中法学堂，中学六年读法文，后来在法国人手下做事，在陇海铁路做实习生，帮比利时人做翻译。期间还向法国刊物投稿。陆谷孙曾说，父亲投稿的目的不在稿酬（他清楚记得，当时稿费为每页两块），而是为“一雪未上大学之耻”。1940年，陆谷孙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余姚。 “我出生于日占时期的上海中行别业（旧中国银行的员工宿舍，近万航渡路623弄）。因汪伪储备银行某科长遭暗杀，日伪对中国银行实行报复而扫荡中行宿舍，我家遂匆匆搬离，迁入建国路合群坊。”陆谷孙曾回忆说。从很小时候起，父亲开始教陆谷孙看图识字，用的教材就是当年他中法学堂的奖品《拉封丹寓言》；稍后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对子书》等，督促背诵唐诗，还讲《最后一课》等爱国故事。陆谷孙曾回忆说：“除了写字，就是小和尚念经式的背诵。”“父亲每晚开讲故事，大多是法国文学中故事性较强的作品，如大仲马的《侠隐记》（即《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和雨果的《银烛台》（即《悲惨世界》）。”陆谷孙与父亲的感情和关系非常特别，他说父亲是个非常骄傲的人，但却一贯秉持“以学为先”。2014年，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这样回忆父亲：“1949年，上海解放，别人都从上海逃亡香港，父亲则从香港返回上海。父亲那时的老板是后来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父亲无法忍受身边的人们在麻将桌上聊度余生，于是向老板提出辞职。董浩云当时还特地从公司总部东京赶到香港挽留他。这算是很大的情面了，还是没留住。回上海不久，父亲又去了北京的中科院工作。”“1980年我到美国，碰到了董浩云，他操着宁波口音说，小陆先生我想送你一样东西，你就拿你爸的中国航运书留我做纪念。我当即说不要。事后他写信给我说，达成先生家风不灭。”在一次访谈中，陆谷孙曾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尊严”，还有就是，陆谷孙铭记父亲的教诲“读书无论如何是第一的”。不过陆谷孙曾说，自己并不是父亲最喜欢的儿子，因为自己念书没有父亲的过房儿子好。陆谷孙还记得，父亲去世后，在父亲的保险箱里找到的不是什么财宝，而是自己学生时代的成绩单 、写的检讨书。“但我一直想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陆谷孙曾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中说。从本质上说，陆达成是个文人，归宿不在商界。1952年北上，从香港回到上海后，陆达成1956年应聘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尚未分立）哲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法译汉的工作，一直做到1962年陆谷孙大学毕业。在陆达成看来，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退休回上海。遗憾的是，三年后的1965年，陆达成就突然离世。原本陆谷孙还想向父亲学习法文。陆达成学的是法语、做翻译，这对陆谷孙之后选择语言专业也有很大影响。陆谷孙中学六年学的是俄语，1957年，17岁的陆谷孙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从零基础开始学英语。1965年，陆谷孙硕士毕业，被分配在外文系留校。紧接着的“文革”中，陆谷孙作为“逍遥派”，忙着看各种书。1970年，陆谷孙在家庆祝女儿满月时，两名红卫兵闯入家门，将其押送到长兴岛劳动，理由是陆谷孙为“裴多菲俱乐部”成员。一个多月后，陆谷孙因为出身清白、没有海外关系和反动亲属，得以释放。就是在这一年，陆谷孙进入了由工宣队领导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2014年，陆谷孙教授曾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起编《新英汉词典》的伊始：“要遵循几点，比如赤脚医生好，‘五七’干校好。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苏联的修正主义一定要批判。领导会拿着个小本到编写组问，你们看，批判到百分之几啦？美帝苏修的批判句子比例要大致持平”，“后来排字已经排成样子了，我们看这个字典实在没用，于是决定偷偷地‘救’这本书。”1975年，《新英汉词典》面世。尽管词典中有不少“中国式英语”和“政治英语”，但外媒还是通过这部词典注意到了中国的变化。同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型英汉双语词典编撰工程启动。《英汉大词典》是1975年国家下达给上海的重点科研项目。同年5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期间，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会议上确定由上海承担编写、出版规划内最大的双语词典《英汉大词典》的任务。同年8月，周恩来总理抱病签发了国务院（号文件，正式下达辞书编写任务。1976年3月，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上师大和华东师大合并时期）抽调16人，成立《英汉大词典》筹备组。1977年9月，正式成立编写小组，共有成员68人。《英汉大词典》的编撰发轫于“文革”结束前的1975年，词典的编撰正好顺应了当时“辞书荒”形势。编写组早期的工作是从英美文学作品和报刊中摘取第一手资料，制定编写大纲和细则，编写样稿，讨论体例、选词等。大词典编纂伊始，组址设在复旦大学东北角被废弃的实验楼内，人称“复旦西伯利亚”，“文革”结束后，才搬迁至当时的市委文化“五七干校”（即今上海社科院）。陆谷孙教授在《大型双语词典之编纂特性研究》一书中回忆：“在这几年里，不论是寒冬还是酷暑（电扇要吹散卡片故必须慎开），不论是寒暑假还是大年三十，总可以在社科院的几间办公室里看到‘无害的苦工’们的身影。看到他们殚精竭虑，认认真真地编写、审改、校对每一个条目，甚至常因‘一名之立’而‘旬月踌躇’。”而作为主编的陆谷孙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为集中精力，一不出国，二不另外搞书，三不在外固定兼课，“而且部分白天、晚上、星期天或节假日，全身心加班加点地投入了繁重的审稿和改稿工作。”小组最多时候有100来人，很多是没有去五七干校的老教授，等到“文革”结束，这些成员又陆续离开回到工作岗位，或者出国，或者年老去世。 永久性减员和暂时性减员问题曾一度成为编写组的瓶颈问题。1991年《英汉大词典》两卷出齐后，词典规模达词条20万，共5000页，近2000万字。编写组也于日撤销。陆谷孙教授曾说自己直到2010年才在学生毕业典礼上第一次“穿袍戴帽”，“文革”前本科读了5年，研究生3年，所以自己的学历其实是 “文革”前研究生。因为这样的学历，1978年，38岁的陆谷孙跳过讲师，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当时他正在淮海中路的上海社科院编写《英汉大词典》。“破格提我，说实在的，大出意料。”陆谷孙曾说，后来知道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的主要依据是，他是《新英汉词典》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还有就是他已经在“文革”中翻译了百万字的材料。1993年，陆谷孙又被提为博士生导师，当时的老校长谢希德等几位专家学者以复旦仅有《历史地图集》（谭其骧）和《英汉大词典》两项得国家社科一等奖为由，把陆谷孙的职位提了上去。2014年，陆谷孙教授获得两年一度的上海学术贡献奖，当时他的身体就已欠佳，这一两年时常入院治疗，即便如此，陆谷孙教授也没停止词典的编纂构想，大半人生岁月，与词典难舍难分。在他看来，词典应该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使用者同时也应该是编写者，互动性就像维基百科一样。他说自己编字典是寻章摘句老雕虫，但时下也需要更多精通科技的数字化人才。“书还是爱读的，文章还是要写的，人文关怀不会失落，学术的热烈追求和思辨的纵深薰修永无止境。所谓‘闲云野鹤’者，也决非空睇风云，长唳无已，而是对眼下急功近利狂躁进取的一种间离，对茕迷闹汩的一种自我惕励罢了。” 陆谷孙教授这样评价自己。“敏而好学，赤子之心。”陆谷孙的女弟子、复旦大学英语系副教授丁骏这样评价老师。上周末，陆谷孙教授突发脑梗入院，情况非常危险。7月27日，女儿从美国赶回上海探望深度昏迷的父亲。对于死亡，陆先生曾引用过法语文学翻译家徐和瑾翻译普鲁斯特的一句话：“即使你在坟墓里面，你的生命力还在爆发。”同时，陆谷孙希望：“最好是人在坟墓里面，还有一点生命的冲动。”（在2015年的上海书展上，陆谷孙曾追忆自己“文革”中和老同事徐和瑾、吴延迪一起在农村挑大粪的往事，“现在两人都先我而去。蛮悲伤的。”）【陆谷孙年表】1940年生，浙江余姚人。1965年复旦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毕业。1970年参加《新英汉词典》的编写，是主要设计者和定稿人之一。1976年起，陆谷孙教授参加了《英汉大词典》的筹备及编写全过程。1978年由助教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81年至1986年间，陆谷孙教授曾先后5次出访美国、英国、加拿大3国，进行学术交流、讲学或出席国际会议。1982年从英国参加国际莎学会议回来，在编写《英汉大词典》的同时反复精读莎剧，发表了“博能返约，杂能归粹——试论莎士比亚戏剧容量”、“帷幕落下以后的思考——评第一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等论文，提出了书斋与舞台沟通，全方位接近莎士比亚， 准确理解莎士比亚的观点。1984年至1985年高级富布赖特访美学者。1985年提升为教授。1986年11月经正式任命担任《英汉大词典》的主编。1987年5月经过严格论证，由知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许国璋推荐，《英汉大词典》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英汉大词典》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并由著名学者钱锺书题写书名。1989年起，担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1993年经批准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教授。由陆谷孙主编的第一版《英汉大词典》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英汉大词典》出版后屡屡得奖，如中国图书一等奖（1989年）、上海市优秀图书奖（1991年）、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著作奖（1994年）、首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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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最美青春|遇见，最好吉大
　　在美丽的长春市，有这样一座建筑，她不仅亲历了时代的沧桑巨变，见证了吉林大学地学学科一个甲子风云激荡的发展历程；更以历史与自然融为一体，古朴与新潮交映生辉成为了长春的地标。她的前世今生充满了传奇，让我们走进―――
　　地质宫远景（孙民安摄）
　　讲述地质宫的故事，要从溥仪皇帝说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次年，日本扶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为“新京”。1932年3月，日本人开始制定整个新京的城市规划，由于伪皇宫偏居一隅，在一开始就被当作是临时办公地，因此“新皇宫”的选址就成为首要规划内容，最终他们把今天的解放大路以北，东、西民主大街之间的区域定为“宫廷建筑用地”。
　　1934年，伪“满洲国”改名伪“满洲帝国”，溥仪也由“执政”变为伪“满洲皇帝”。但是这个“皇帝”形同傀儡，日本人要求一切登基仪式都要按日本规制，这个怀着光复祖业之梦的末代皇帝只能把愤怒和诅咒无声地发泄在狭隘的经堂里。经过长久的“争取”，日本人同意溥仪在告天典礼时穿龙袍，但即位时仍需穿日本的海陆空三军统帅军装。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日的清晨，在长春郊外杏花村，在用土垒起的‘天坛’上，我穿着龙袍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溥仪所提到的杏花村，就是新“皇宫”的选址地点。
　　将地点选在杏花村，有诸多原因。这里是长春的市中心，也是波状平原的最高点，且这一带风景秀丽。据史料记载，杏花村原为村民刘殿臣的私产，也称灌园。其间平冈交错，溪水斜流，遍植樱李，而以杏树居多，故称“杏花村”。1901年新任长春府知府王昌炽偶入杏花村，见其风光秀美，便带头捐奉集资筹款，将其购下，辟为园林，作为公用观景之地，村民刘殿臣也被作为园工留用。溥仪在此祭天登基后，杏花村的名气自然也就更大了。
　　“皇宫”在其地址确定后的第6年，即日开建，当时还在今天的文化广场举行了“新宫廷营造开工式典”。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设计，并投入施工，“整地工程”全面展开。“新皇宫”由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宫廷营造科技佐彭野设计，模仿北京故宫，沿用前朝后寝的形式。宫殿坐北朝南，在日本人眼里，这还意味着“朝日称臣”。按当年的规划，“皇宫”占地51.2公顷，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三分之二，分为四部分。南面有一座占地3公顷的矩形宫前广场，时称“国都广场”，拟作为国民遥拜场所使用。广场北面，今地质宫大楼所在位置便是溥仪的“皇宫”，其第三层名为“正殿”，为溥仪起居的地方。最北面即原杏花村北部，则是溥仪的“御花园”，还有溥仪地下避难所。此外，还有一些供“宫内府”“禁卫队”使用的附属建筑。“正殿”施工后，浇灌了基础、地下室和部分地上混凝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了1943年，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物资匮乏，水泥、钢材和有色金属材料更为紧张。遵照日本主子的旨意，溥仪宣布把“皇宫”工程储备的金属材料“献纳”给日本皇军，用于“大东亚圣战”。原计划8年完成的“皇宫”工程在完成地下部分之后终告搁浅。那座位于现御花园公园内，1938年由日本大同株式会社设计修建的溥仪避难所是当时新“皇宫”内唯一竣工的建设项目，但却未曾使用过。
　　现于原址上修建的御花园公园（孙民安摄）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其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也随即覆灭。昔日预备作为皇宫的地段已经成为废墟，在那个时代人们的记忆中，那里曾被一片茂密、高大的松树遮挡住了视线。而遗留在地面上的只是些裸露着的参差不齐的钢筋头和水泥柱块，形同林木，格外凄凉。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人民共和国急需发展自己的地质事业。提到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就不能不说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李四光。让我们把时光回溯至日，这是南京解放的第二天。此时的李四光正远在欧洲讲学，可他得到一个令人忧心的消息，中科院院长朱家骅正在苦口婆心的劝导同仁撤往台湾。李四光公开表态说：“中科院撤往台湾，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仁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他还回复了当时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俞建章的电报：南京如发生战争，切切不可远行。详函告。这是一个影响李四光一生的决定，也是影响中国地质学界未来的一个决定。1950年春天，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
　　1951年早春，在内蒙古广袤的草原和黑龙江的崇山峻岭，地质学家喻德渊教授正带领东北资源调查队风餐露宿，纵横驰骋，勘定了元宝山煤田、马蹄河铁矿。体乏尚可，心病难医。建国之初，能源成为经济发展的命脉，而当时地质人才极度匮乏，全国仅有299名专业地质工作者的现实使喻德渊教授陷入了沉思。7月，他上书东北人民政府，建议成立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同时致函恩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四光，征求意见，得到李四光的大力支持。1951年8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决定和东北人民政府合办地质专科学校。由李四光任校长，喻德渊任副校长并负责筹建工作。同年12月1日，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俞建章、刘国昌、业治铮、颜惠敏、段国章、郭鸿俊、马振图、吴磊伯等一大批地学先驱积极响应号召，陆续从全国各地汇集长春，来实现心中地学教育的梦想。
　　1952年，国家对地质学校进行大幅度整合，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建校不到一年，就与山东大学地质矿物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系和物理系的一部分调整合并，改建为东北地质学院。10月12日，东北地质学院举行了成立庆典，文士祯任首任院长。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何长工同志前来祝贺，却发现这所高校没有固定的校舍。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去参加长春地院的成立典礼，那时，学院的教学活动分散在鸽子楼、二院、三院等处，全院处于类似‘游击’的状态，学生们的活动可以说都是在断壁残垣之中。”何长工随即与长春市人民政府领导具体商谈地质学院的校址及建设问题。时任长春市委副书记的汪小川（后来曾任长春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提出，“伪满”时规划的旧皇宫已有地基，学院如能在旧地基上建设教学楼，则把周围的地皮一并划归学院所有。何长工副部长代表地质部同意长春市领导意见。就这样，东北地质学院新校址就落脚于太和殿地基之上了。地质宫建筑投资达700亿元（旧币约合人民币700万元），在当时，这些钱可以购买近4万吨大米，或者修建100多公里公路，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这也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教学大楼由长春设计公司设计，长春建筑工程公司施工。日正式开工建设。这是长春历史上第一座采取高台基、大屋顶、古典彩绘手法设计的仿古建筑。建筑共五层，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框架结构，占地总面积2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日基本竣工。因为是东北地质学院教学楼，故名“地质宫”，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为该楼挥笔题名，写下了笔力雄健的“地质宫”三个大字。
　　刚落成的地质宫
　　郭沫若先生为“地质宫”题名
　　地质宫前的文化广场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在文化广场抬眼望去：地质宫青墙绿瓦、红柱白栏，石狮华表，气势恢宏。5层高的建筑呈“一”字型排开，只是中部屋脊比两侧高出。中部为单檐歇山绿琉璃瓦顶，两侧为双重檐歇山绿琉璃瓦顶。每当旭日东升、艳阳高照和夕照斑斓时分，人们望着那挺立在高台之上，环有排排玉立的石雕栏杆，以及那孔雀翎般的碧瓦与漆红的巨大廊柱在阳光霞彩之下熠熠闪光，流光溢翠，往往会陷入苍苍无尽的遐想。正是“角楼零落拱日月，雄门架起青冥轩。石狮蜷身俯彤首，空阁凌雾纳飞鸢。”立面正中单檐下的5层楼设计有宽敞的楼台，装配洁白的雕花栏杆和红色圆明柱6根，很多人把此处称为“观景台”。站在楼台之上，居高临下，可极目远眺半个春城美景和南湖风光，虽然没有故宫“凤楼观晓日，紫气正东呈”的气概，却也是“楼风齐高树，草色满长街”了。
　　地质宫全景（孙民安摄）
　　地质宫华表（孙民安摄）
　　在两侧重檐下的4楼也建有楼台，装配洁白的雕花栏杆。“观景台”下是正门的高大外门廊，门廊由6根直径1.1米的圆形朱红明柱撑起，威严壮观，柱间挂5盏大型宫灯，华贵高雅，廊檐铺绿琉璃瓦。门廊前是宽阔平坦的大平台，面积约为500多平方米。平台前为双梯段直跑式20阶的石台阶，台阶下耸立着精工雕塑的一对华表，台阶上则是一对高大威武的石狮。华表和石狮排列在正门左右两侧，威严庄重。门廊前大平台两侧各建有观礼台，宽6米，长20米，并有洁白的雕花栏杆。大平台和观礼台主要是为群众集会活动而特意设计的，观礼台和平台连为一体，可布置大型主席台，并容纳千人观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至70年代，这里一直是长春市盛大集会的场所。80年代以来，大型的集会就很少了，但它仍是群众聚会的地方，活动形式变为了每日清晨及傍晚的群众性体育锻炼以及各种文艺演出活动。
　　1956年，各界群众在地质宫前欢庆“五一”国际劳动
　　日，十万人聚集地质宫广场沉痛悼念毛主席（齐润辉摄）
　　进入正门，映入眼帘的是天井式门厅，天井面积为182.85平方米，当年郭老亲笔题写的“地质宫”匾额就高悬在这里。门厅上方有精工巧匠绘制的天花，柱角处为剔透的花绘装饰。门厅中耸立12根大理石贴面的承重柱，构成天井。周围墙壁为1.3米高的水磨石墙裙，墙面绘有油彩画，地面为光洁华丽的大理石。宽大的楼梯左右扶手端部各有一对厚重、华贵的双狮大理石花台。楼的两端也各有1部楼梯，踏步为水磨石面。电梯部分设在中部楼梯间两侧，可直达楼顶。而门厅两侧就是宽阔的走廊和宽敞的展览室了。
　　地质宫门厅（孙民安摄）
　　地质宫刚刚投入使用时，简直是一座地质学的“万能宫室”。一楼西侧被用做学生大食堂，东侧是教工食堂和澡堂；二楼西侧成了公共阅览室，其余的被用作图书室和标本陈列馆；三楼是教研室和实验室，四楼是校部机关,五楼是教室和部分学生的临时宿舍。二楼中厅则被用作每周的舞会场地。
　　东北地质学院早期毕业生在地质宫前合影
　　凡是在地质宫里工作学习过的人都对这座敦厚、浑朴的建筑感情非凡，地质宫是他们凝聚力量的所在。几十年来，一代代地学大师相聚在这座地质宫，又用尽毕生心血为她增色添瓦，让她愈发富丽堂皇。董申保教授是中国变质地质学的开创者之一；俞建章教授长期从事地层古生物研究，最早建立了生物化石带，是中国生物地层研究的先驱；余瑞璜教授在X光射线结晶学和金属物理研究方面建树颇多；业治铮教授是中国古海洋学和沉积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还有顾功叙教授、张寿常教授等等。正是他们，用自己的知识、人格、风范，还有学术趣味深深浸润着这座学府。而这里的学生谨守师礼又敢于突破师说，他们名为师徒而又转相启发。他们见识愈深而又深知前路漫漫，故无暇自矜。师生之间的默契，学术眼界与时代要求的默契，成就了这座地学圣府。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早已习惯地说：我是从地质宫毕业的。这张名片也早已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地质宫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地质人才，从这座学府里也不断诞生出新的成就：50年代，俞建章教授的鹦鹉螺化石研究属国内首创，“建章珊瑚”得到国际认可；60年代，曾孝箴教授等人的302科研组获国家科委颁发的航空核子旋进式磁力仪发明证书；80年代，董申保教授团队完成1：400万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90年代,林学钰教授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地下水水质模型；进入新世纪，孙革教授首次发现迄今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中华古果”，林君教授研制的核磁共振找水仪为解决西南旱区人畜饮用水问题做出突出贡献，孙友宏教授负责的“深部大陆科学钻探装备研制”课题研发的我国首台万米钻机竣工下线……然而让地质宫蜚声世外的不只是那些人，还有那些可以照出历史的化石和矿宝。地质宫还内设有地质博物馆，陈列面积2000平方米，以藏品丰富、精品荟萃、特色鲜明享誉中外，是中国乃至亚洲著名的地质博物馆之一。自建馆以来，共接待国内外观众数十万人次，朱德、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等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都曾来馆视察。
　　1959年，邓小平夫妇、李富春视察地质博物馆
　　1959年，朱德、董必武视察地质博物馆
　　地质博物馆集科研、教学和科普于一体，岩矿化石标本门类齐全、文物及考古标本典藏丰富，有关的地学与考古学资料积累也相当雄厚。馆内拥有采自全国各地及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品两万余件，其中不乏东北地区最完整的鸭嘴龙化石―――嘉荫卡龙、吉林省出土的第一具恐龙化石骨架―――长春龙、商代的甲骨和青铜器、南宋岳飞印等传世珍品。2010年，博物馆实施扩建改造工程，新馆现有五个展厅，分别是地球奥秘厅、生命起源与进化厅、矿产资源厅、奇石和宝玉石厅、恐龙厅。为了充分发挥高校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1998年，博物馆面向社会开放；1999年，被中国科协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同年被中国科技部、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协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地质博物馆恐龙厅
　　地质博物馆奇石和宝玉石厅
　　沧海桑田，云流沙涌。地质宫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和时代变迁，其内外装饰均出现了破旧失修的现象，吉林大学为此向国家提出了修复申请，并得到批准。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从2009年开始，历时3年，地质宫修缮工作圆满完成，它雄伟壮观的原貌得以再现。如今，这座在皇宫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地质宫，已经成为集科研、办公、教学、观光为一体的科学殿堂和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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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编辑|木子卓
　　排版编辑|阵雨
　　文稿来源|董汉良、龙云飞
　　图片来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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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
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评论部评论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美国独立教育顾问协会认证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