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喜欢「贴标签」？
【JoannaMeow的回答(33票)】:
先说点儿和无关的。
按照社会中的 labeling theory，贴标签本身就是社会化自我形成的模式。在先前的一篇专栏当中，我向大家介绍过这样一个观点：“自我”并不是先验地原子化的个体，人的“自我”是由社会塑造的。我们通过研究所谓的“野孩”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像正常人一样进行社会交往，人很难形成自我意识，很有可能出现像猴子那样的情况：猴子对镜子中的自己一瞪眼，镜子里的猴子也瞪眼，于是猴子感觉到了敌意。因为，猴子根本对“我”是个什么东西没有概念，也就不知道自己长成什么样子，什么是“自己”做过的事情。
而在那篇专栏里也有说到，自我是高智慧生物之间的社会互动得以稳定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高智慧生物无法像低级生物（例如蜜蜂和蚂蚁）那样有那么简单的行为模式。因此，要想实现大规模的群体协调，我们必须表现出某些特定的模式，而这些模式，就是所谓的自我或者人格。
在这个社会塑造自我的过程中，根据labeling theory，人们具有自我实现社会期望的天生的倾向。当社会认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就很难做出不善良的事情，因为我们很难从与社会步调不一致当中获得什么好处。而来自社会各个方向的人为我们贴上的标签，是我们了解具体的自我、对自我产生意识的根本途径。
我相信，这个问题被收入这次经济学圆桌必然是觉得这里面有点经济学的想法，所以这个答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写。
贴标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找代理变量的过程，比如我们要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制度”作为一个庞杂的、多层次的、潜意识的、难以定义和量化的概念，非常不易观察。所以我们只好找到一些容易观察的东西来代替它，比如海岸线的长度等等。Kahneman和Tversky在1974年那本经典的《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做代表性偏差的启发式经验法则。这一法则的核心要义是，在判断个体A是否属于群体B时，用A和B中最具代表性的个体C的相似程度，来作为A属于群体B的可能性的代理变量。
比如，已知A是某二本大学的一名学生，这个学生懒散邋遢、不修边幅，却满口哲学真理、宇宙奥秘，你觉得他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概率更高呢？如果你觉得他很可能是研究生，那么恭喜你，你犯错误了。因为多半你推断他是研究生的论据在于你觉得他和你心中的那个“典型的研究生”非常相似。而如果根据纯粹的概率论来判断，因为这所二本大学可能根本没有几个研究生（硕士点），给定抽样的随机性，他是一个研究生的概率其实非常低。
既然贴标签会带来犯错误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贴标签呢？用演化博弈的思维，如果有一个不贴标签的种族，他们的概率判断非常完美，是不是就能够淘汰我们呢？这个可能性有，但是我们还没有观察到他们的存在。因而，有理由相信，存在着某种关于贴标签的理性解释。
正如其他答案当中所说的那样，贴标签是一个节约认知资源的好的方式。认知资源，就像时间和其他物质资源一样是稀缺的。我们不可能了解所有人的一切，甚至哪怕彻底地了解一个人，用一生时间都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配置极度稀缺的“心力”才最好。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的金科玉律是，最优的配置是最后一单位（边际）投入产生的收益都相等的状态。
我们通常可以发现，对他人的认知有两个方向，一个求广度，另一个求深度。我们可以把有限的资源都用于了解一个人，也可以均匀分配到每一个人。如果深挖一个人的边际收益以相同的方式衰减，那么最优的认知模式是给所有人投以相同的力度，而反过来，如果深挖一个人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那么我们花时间了解一个人是最好的。举个例子，郭敬明的粉丝会认为“成年人世界”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评判他们的偶像，说他“矮、刻薄、拜金”，却忽视了郭先生其他的闪光之处。但来自成年人世界的我们，却认为花时间了解他，建立起一个对他全面而立体的认知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只要知道他的最“突出”的属性就好了，花精力了解他其他方面的才华，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这很自然地产生了分歧甚至是谩骂，一方认为对方歧视，另一方认为对方幼稚。但是其实谁也怪不着谁，因为认识郭先生的收益和成本不同。
人的最基本的三个交往方式：情感、权力、利益。与情感上的关系类似，利益关系也是有亲疏远近的。我们的父母、导师、恋人、上司、中意的文体名人、重要的客户，都是我们要重点了解的对象，这是因为了解他们的性格、成长经历等等具有极高的收益。当然，有些人这样做的成本极低，比如父母，那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触，但有些人认识起来成本却很高，需求不能得到普遍满足。名人传记、明星周边、电视新闻，都是通过降低认知的成本（价格），在职场中，也有一些人依靠贩卖重要任务的小道消息而获利，干的也是这个买卖。这些“技术”有效地降低了我们认识我们认为重要的人物的成本。
但是，我们会画很多时间来解读某一个人的一颦一笑，却没有听一分钟绝大多数人的故事的耐心。如果走在大街上，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拉住你要讲他的故事（当然严格说做得出这种事儿也不能是普通人了），你愿意停下急匆匆的脚步听他讲完吗？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如意十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的原因，因为了解你的故事，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看吧，人就是这么功利。
是不是我们素昧平生的人的性格特点完全没有了解的必要呢？显然不是，在上面的第一个例子里，对郭敬明一无所知少掉了很多谈资或者酒桌上吐槽的话题，在第二个例子里，对拉着你要给你讲故事的人一味的置若罔闻可能招致他潜在的反社会人格和疯狂的报复心。可是，根据上面的逻辑，把太多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又是不合算的。
贴标签，恰恰就是社会中“进化”出来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我们看到，有了“胖子脾气好”（自黑）这种狭隘的偏见之后，我们对所有胖子产生一个非常粗浅的认知的成本大幅下降了。我们心中只要有那么几个“典型”，深入研究这些典型的特征，并且把不需要深入了解的人，按照他最容易捕捉的特征（胖子、女司机、黑人、XX口音、博士，等等），归入这些“类型”中即可，而不需要具体地分析他的童年经历等等难以观察的变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大量的认知资源投入到某几个对我们重要的人身上，通过深入了解他们，我们获得的报酬是边际递增的。
更进一步地讲，这种粗略的分类可以使我们能够对多个有相同特征的人同时产生粗略的认知，而不需要每个都认知一次。这带来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只需要了解一个，对其他对象产生粗略认知几乎是不需要任何成本的。
另一方面，除了认知成本问题，贴标签也有语言经济学的含义，因为它是促进交流非常重要的方式。比如，你的一位新同事想要宴请你们的一位共同的领导吃饭。假如你非常了解这位上司，想要告诉你的这位同事这位上司非常贪财。虽然你了解他贪财的所有原因，童年阴影、老婆败家、父母卧床等等，但你只需要告诉你的同事，他是一个葛朗台似的人物，就够了。通过往他的脑门上贴了一张大标签，你的朋友迅速地了解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讨好这号人物。
【Highmore的回答(35票)】:
这张是现在《坦克世界》的画质：
这张是早年《坦克大战》的画质：这张是早年《坦克大战》的画质：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的坦克有很丰富的细节，而以前几乎只是用移动的小方块代表坦克。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现在的坦克有很丰富的细节，而以前几乎只是用移动的小方块代表坦克。
这很好的表现了细节与标签的对比。而究其根源，在于电脑的处理能力以及硬件配置。电脑的配置差，只能使用这种简略方法。人脑也是如此：因为思维能力有限，所以只能使用贴标签的方法。
这在管理学上被人称为“有限理性”：完全理性需要不断拓宽的空间与无限延展的时间，而这是不可能的。作为人生物性的一面，我们的存在都是有限的，因此这是必然的。简而言之，人类比较蠢，所以会贴标签。
【麦子的回答(14票)】:
“贴标签”也是有利有弊的。
先说利，简化认知过程！
我们大脑也是很累的，好不好！每天要处理辣么多信息！
“贴标签”是大脑的一种信息处理机制，看到差不多的人、事、物，会贴上标签，遇见类似的就不用不用探索信息累死累活的分析了，直接按照已形成的固定看法即可得出结论，这就简化了认知过程，节省了大量时间、精力。
再说弊，形成刻板印象！
“贴标签”在节省时间、精力的同时，会形成刻板印象。表现为:在被给与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做出带普遍性的结论，会使人在认知别人时忽视个体差异，从而导致知觉上的错误，妨碍对他人做出正确的评价。
【黄明茵的回答(4票)】:
【谢浩的回答(3票)】:
简化认知复杂度，屏蔽无意义信息
【357的回答(2票)】: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科学性的、有一定的根据性的（请注意是“一定的”，并不是全部的，完全正确的）。
这就像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样。
因本人非文史哲专业出身，仅仅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有不对之处，望不吝赐教。谢谢
例如，你提到的那几个例子：
《亚裔美国人这样的族群标签》因为你们的父辈或者长辈都是亚洲人，那么自然而然的对你的教育中、文化传统、言行、思维方式上有影响之处，例如父命难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了族群、集体利益牺牲个人、过年拜年团聚吃团圆饭互相应酬等等。无论你赞同与否，你心里潜意识里都会有这些概念，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所以在外人看来”噢，你们亚洲来的都这样。。。”
其他的例子，我想也都大概如此，即便是抛开种族的问题不谈，单单是不同行业的也都会有自己的“标签”。就我所知道的，我的父母的朋友在一家国有大型纺织机械厂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检查零部件的尺寸是否合格，刚开始还用工具尺一个一个的量，到了后来，只要拿起那个零件就能分辨出是否合格、尺寸是否合格。他在日常工作中，也练就了不用尺子，就能估量出很准的尺寸长短。而他们厂子里做这个工作的不止他一个人，因为一台机器不是只有一个零部件。所以，他们都被通常认为是“喜欢较真的人”，这也算是一种标签吧。
举一反三。
像你提到的，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如下解释：
一个群体，由于有相同（或相似的）的需求或要求，所以他们形成了相同的意识形态、行为习惯、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等等，如果这种东西又得到了世代相传，然后形成的一种（类）特定的习惯，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安上一个“某某标签”了。
举例如下：
老一辈的人都喜欢省吃俭用，攒钱。而年青一代的人却并不顾忌这些，都是享乐在先。你可以说“老人们都很守旧，年轻人活的潇洒快乐”，你也可以说“老人们都朴素务实能持家，年轻人们都是不懂事的孩子”。无论你的评判标准是好是坏，老人中也总有一些特殊的放得开手脚享受生活的，年轻人中也有一些过得保守的。
举这个例子是讲，给人贴标签，原本并无对错之分，大可不必在意（当然恶意歧视的除外）。给人贴标签，是人类在认识周围的客观世界的时候运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作为出发点的对待态度和行为准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初次遇到一个新事物（例如外国人），未见面之前，我们会想他可能是高鼻梁、蓝眼睛、金头发。。。，但是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对其在你心中的印象进行修正。刚开始共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难相处、太自由散漫，不像亚洲人严谨认真勤奋，但是慢慢你又会认识到外国人可能他们的方法也行的通。。。
没有什么提纲，所以胡乱的讲了一大堆。简单概括一下，“贴标签”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人类更快的认识世界有帮助也有坏处，但是在面对一个以前从未有接触过的新生事物的时候，有点儿想法（标签）至少不是什么坏事情。相比于完全不贴标签，你对所有事物都要完全的、彻底的去重新认识，反倒是要费一番精力和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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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标签折射公平焦虑 人们为什么热衷于贴标签？
&&来源： 人民日报&
体制内、体制外、穷二代、富二代、五毛党、新买办……层出不穷的，影响着人们对人对事的判断
　　姚万俤绘
　　①“贴标签”火起来
　　——新标签五花八门，公众常常对号入座，用标签解读复杂的社会现象
　　“我是一名‘蚁族’、‘啃老族’、‘矮穷矬’、‘北漂’。”25岁的小蒙常会这样说，有时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有时是自嘲。他的实际身份是大学毕 业生，老家在广西某县城，目前在北京中关村一家小公司做职员，月薪约4000元，有三险一金，与人合租房住，父母偶尔仍需像读书时那样补贴他些钱。
　　蒙妈妈对儿子的状况倒没那么灰心，“他上了大学，在北京找到了工作，算是开头不错吧。刚参加工作，哪能都那么理想，慢慢奋斗。我和他爸爸都有工资，经济上帮他一下心甘情愿。”蒙妈妈对儿子给自己贴的一连串“标签”，有的听说过，有的需要细细解释一下才明白，“老这么说不太好吧，影响情绪。”
　　体制内、体制外，潜规则、明规则，穷二代、富二代……眼下，不论互联网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各种“新词”层出不穷。其中一些词汇，对某类现象或群 体的概括别具一格，契合人的心理，迅速传播开来，公众常常对号入座，以此对周围的人和事分类、判断。社会学上通常将这类行为称为“贴标签”。你是“富二 代”，立刻有人联想到开宝马、爱炫富；你是“穷二代”，立刻有人联想到生活窘迫，对社会怨气大；你说央企不容易，会被冠以“五毛党”；你为外资说好话，会 被称为“新买办”。媒体在报道时也会大量引用这些“标签”，譬如“蚁族也想成为体制内”、“穷二代，想当房奴不容易”等类似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强化了标签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许多人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一些新词而已，大家都说，你要是不知道、不跟着用，显得特别落伍。”小蒙说。在他看来，有些标签简洁明了，交流中 引用一个词就能说明一种复杂的状况和心境，“比如‘北漂’，就很符合我们这些在北京没户口、没根基的人的状况。”有些标签，他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新鲜、 时尚。“有同事生孩子了，我们会说他要成为‘孩奴’了，其实人家可能并不觉得是负担，心里美得不得了呢。”
　　不过，随着这些标签越来越多地融入现实生活，不少人感到了被贴标签的不适。
　　陈朝伟是北京一家外企员工，家里煤气灶出故障请人来维修。“维修工人来了，不仅修不好，还把灶拆得装不回去了，最后还要收上门费。我说修好了才能给钱，他就说‘你们白领欺负我们农民工’呀。”这句话让陈朝伟感到很不公平，“农民工的确为城市建设做了很大贡献，也吃了很多苦。但就事论事，不对就是不对，不能随便贴标签。”
　　“自从我考上公务员后，就被贴上‘体制内’的标签。”马剑对此很无奈，“同学聚会，大家都说‘体制内’如何好。如果我说自己经济上有压力，立刻会被人说虚伪。如果我说工作辛苦，立刻有人说我‘别装了’。其实在同学里，我这样一个小公务员真的是收入比较低的。”
　②化思维扭曲社会认知
　　——贴标签忽略，容易阻碍理性探讨，助长不满情绪
　　为什么人们热衷于贴标签？
　　“‘贴标签’也称为‘污名化’。”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说，即一个群体将某些偏向负面的特征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将这些特征刻板印象化，掩盖其他特征，成为与之相对应的指标物。
　　普通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象，习惯于将其化繁为简，以便清晰便捷地把握事物特征。标签化就是一种简单归类，人们可以借助标签对外界的人、事、物形成表面和粗浅的印象，降低行为成本。
　　对周围的事物贴标签，每个人几乎都在有意无意间这样做。只是，当“贴标签”随着传播方式的变化，几何级地放大影响力和辐射面，继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其弊端也引起关注。
　　据介绍，贴标签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破坏性。能够流行起来的标签通常是负面的，它会导致人、事、物的正面形象遭到非理性的破坏。某类 事件，可能前因后果极为复杂，但被贴上特定标签后，多数人就只会注意其标签所指的内容。其次是快速污染性。标签所包含的负面因素，在现代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作用下，会迅速地“传染”到类似的事物或者人身上，甚至波及整个行业、产业乃至地区，忽略个体间大量存在的差异。“河南人”这个标签就很典型。第三是不 易消除性。标签流行起来，会发展成一种偏见，其固化的价值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使被贴标签的对象很难摆脱其影响。譬如，一项调查显示，被外界认为是 “蚁族”的群体，一半以上并不认可这个标签，他们多数对未来充满积极预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朱力曾指出，近年来无论是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还是在网络的言论中，都存在明显的泛标签化现象。它把同一个特征归属于群体 中的每一个人，而不管个体成员中的实际差异，往往会扭曲社会认知。例如，将一个偶发的、当事人无意的行为，贴上富人身份与穷人身份的标签，就使一个平常的事件变成了一个显示社会分裂的标志性公共事件。贴标签不仅不会使问题得到更好解决，反而会使人们的心理不满迅速发酵。媒体过多的标签化式的报道，也在无形 中强化了阶层意识、磨损。
③身份折射公平焦虑
　　——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拉大，使各类身份标签快速流行，弱势群体用来表达不满，反映其内心焦虑
　　泛标签化的背后，潜藏着哪些社会问题？
　　在国外，贴标签主要由强势群体针对弱势群体进行，弱势群体往往并不认可。在我国则不同，一方面存在大量针对强势群体的标签，如官二代、富二代、 公知、体制内等，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往往主动把标签贴到自己身上，如自称房奴、穷二代等。恰恰是这类标签，流传得最广也最容易被用来分析判断相应的社会现象。
　　“标签化式的思维方式，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教授表示。多数标签针对特定人群，标签化思维的一个特征也是以人群归类来判定其行为，某个人群赋予正面的标签，那么这个人群不分个体都具有正面性，反之，则不分具体情况都被打上负面烙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主要 是由于我国群体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
　　许光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则相对落后，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尤其在社会公平方面。“按照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人不仅会把自己的努力程度和收入进行横向比较，也会进行大量的纵向比较。我国今天的发展格局是，不仅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很大，群体差距也非常大。”
　　有研究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按十等分法测算，所有群体的收入状况都有明显改善，但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分配差距 则不断扩大，在1988年为7倍，到2010年上升至20倍以上。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拉大，生活水平差异明显，使人们产生不平衡的心理。分配制度不健全、向 上流动的通道不够顺畅，又在一种程度上导致“赢家通吃”，出现了“家里穷—子女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找不到好工作—继续处于低收入群体”的状况，加剧了这 种不平衡。与此同时，一些个案，例如有官员通过自己的权力安排亲属进入事业单位或公务员队伍等，经曝光后进一步放大了不公平的感受。
　　这使得针对不同群体差异的标签很容易流行起来，弱势群体用来表达对强势群体的不满，希望引起普遍的社会关注。信息不透明，监督不到位，沟通不顺 畅，又使得更多人习惯用标签思维来对事件进行判断，忽略事实本身。例如一辆豪华车发生交通事故，多数人往往立刻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豪华车”、“有钱人”等 标签上，很少会去关注事故的具体原因。
　　“近几年贴标签的现象特别突出，还因为传播方式变了。”许光建表示，弱势群体相对而言缺少话语权，在传统的传播语境中，其表达意见的渠道比较少。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这一切，使各种身份标签更容易传播，引起数量众多的弱势群体共鸣，反映他们的普遍焦虑。
④别让“贴”代替理性思考
　　——增强的科学性和公平性，让公众感受到理性的力量，才有可能自觉地去除泛标签化的思维，追求理性
　　随着“贴标签”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近年来，不少专家呼吁要“去标签化”。
　　“贴标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当避免‘标签化思维’，倡导理性、客观，不要以简单的价值判断代替基本的事实判断。”许光建说。
　　标签思维通常是“一刀切”、“先入为主”，面对问题预设立场，以标签去思考，阻碍理性探讨。例如发生医患纠纷，网络上往往一边倒地批评医生“收红包”、“缺少医德”等。但如果一个人的身份是“乡村医生”，不论其具体行为，又往往会赢得大量赞美之词。
　　“缺少理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助长对立情绪。”许光建认为，倡导大众理性思考，必要的前提是沟通顺畅、信息透明。某个社会事件引起关注，如果不能及时告知事件的来龙去脉，难免会引发各种不好的揣测，使公众依据当事人的身份标签进行推测。对公众容易贴标签的领域，如事业单位招聘、名校、拆迁等，要建立高度透明的机制，甚至全程公开，给理性以生长的土壤。
　　媒体在“泛标签化”方面往往扮演重要角色。一些专家指出，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反映社会弊病非常重要，但是应立足于实事求是反映情况，不宜出于吸引眼球的考虑简单地贴标签。特别是一些案件的报道，法律部门还未判决，常常就有媒体依据当事人身份标签如“富人”、“城管”、“农民工”等下了定论。这样 做会加剧社会对立，也不够客观。还有一些标签，如“捏捏族”、“初老族”等，最初只是网络上的新词，并无太多意义，甚至有些生编硬造，也有媒体争相报道， 反映了一种浮躁的舆论生态。
　　与此同时，大量身份标签广泛流传，其所折射的社会问题也应引起管理者的重视。为什么穷人和富人一有纠纷，舆论常常不辨细节而一致声援穷的一方？ 不是不明白“弱者即正义”的局限，不是不知道具体事件具体分析的重要性，而是之前有不少案例支持了这种“站队”，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又助推了这种情绪。 “不同群体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改变，身份标签只会愈演愈烈。”李强说。他认为，对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亟须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处置机制，增强社会管理的科学性和公平性，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切身感受到理性的力量，才会自觉地去除泛标签化的思维，追求理性。
［编辑： 王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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