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于反思才能和谐进步---深圳晚报
第B06版：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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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志刚儒家十三讲之三
勤于反思才能和谐进步
将相和：蔺相如的大度和远见让廉颇反思并且惭愧，于是廉颇脱光上衣倒插柳条上门请罪。
在周礼的社会中，反思是一种基本的要求。通过反思，人们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之后才有可能去改变自己的不足。可贵的是，这种反思的精神来自上层，统治者们在这方面做出表率。因此，反思并不会受到嘲笑，而是受到赞扬。 也正因为善于反思，周朝才有了前后一千年历史，才有了西周的和谐生活和春秋战国的巨大进步。在每一个有作为的君主身上，我们都能看到反思的光芒。 孔子说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就是说要反思自责而不是抱怨别人，这样就不会招致怨恨。孟子也说过：“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这段话非常清晰，就是说在任何事上都要反思自己，要让自己的生命幸福，就是时时反思自己。 反思的原动力 一个反思的时代，一个反思的民族，一定是要有所敬畏的。在潜意识里，人们的反思并不是给自己看的，而是给一种神奇的力量去看的，这种力量是什么？在儒家学说中，人们要敬天地、敬鬼神、敬祖先，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才会按照这些所敬畏的对象的要求去做。 周人在每年都有仪式去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封禅泰山是君王才能做的，目的是祈求天下风调雨顺。然而，并非任何君王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而是一定要自认为非常贤明的君王才敢去，因为在天地面前人们不敢抱有私心。 祭天地之外就是祭山川，由此人们就不敢大肆破坏山川。鬼神在周礼中比较神秘善变，所以才有了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说法。但是当一个人要做一件坏事的时候，他往往会担心鬼神来惩罚自己。 祭祖先是隆重的仪式，也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人郑重反思的场合。在祭祀祖先的过程中，人们会像祖先汇报过去一年的工作，自己做错了什么，祈求祖先的指点和饶恕。 在儒家思想中，祖先神圣不可侵犯，祖先的墓地神圣不可侵犯。到如今祖先的孝子贤孙们，却将坟墓当作文物古迹来赚钱，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君主们的反思 周代的君主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上，自称“孤”“寡人”和“不谷”，意思就是自己很没有见识很没有能力，常常很谦恭地向人请教，“先生何以教我”是先秦记载中常见的句式。周王作为最高统治者，对于诸侯的称呼是“伯父”或者“伯舅”，会面的时候是互相行礼，平起平坐。 每当天灾降临，君主们就会向天祈祷“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应该怎样改正自己？”譬如发生了地震，君主们就会认为是上天在惩罚自己的过错，就会在祭天的时候请求饶恕和指正，自我批判并且采取措施来改善自己的统治，最常见的就是“罪己诏”和大赦。 春秋霸主楚庄王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段时间他很发愁，有人问他“最近风调雨顺，大王为什么这样”，他说：“上天已经很久没有给我警示了，是不是上天已经抛弃了我？” 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中个人能力最强的一个，因此每当遇上什么难题，卿大夫们的主意都不如他的高明，他为此反思而发愁：古代的圣王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圣王，在于他们身边有很多高人可以请教和指点，而我竟然没有这样的高人来指点，我的德行一定还不够。 齐桓公也有这样的经历，一次出行遇上一个老头，老头说他的牛被一个人的驴给换走了，齐桓公立即反思到自己的治理出了问题。 战国时期魏文侯也遇到楚庄王同样的问题，大臣们的能力无法超越他，他也为之忧心。 贤人们的反思 柳下惠是孔子崇拜的人，由于性格正直，在鲁国三次做官三次被免。他也曾经有过出国发展的想法，并且以他的学问和名声，去哪里都会受到欢迎。可是柳下惠反思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这样正直下去，去哪里当官都做不长；而如果我放弃自己的原则，在鲁国同样能当官。既然如此，还不如留在鲁国当我的老百姓。 蘧伯玉是孔子的朋友，也是卫国著名的闲人。一次蘧伯玉派人去问候孔子，孔子问来人蘧伯玉最近在做什么，来人说“蘧伯玉先生每天在反思自己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让孔子大为慨叹。 战国时期赵国将相和的故事同样如此。蔺相如的大度和远见让廉颇反思并且惭愧，于是廉颇脱光上衣倒插柳条上门请罪。作为一个国家级领导人做到这一点，只能说这是反思的力量了，唯有反思的精神才能让人如此勇敢地去改正自己的错误。 反思精神 孔子的弟子曾子就曾经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反思三次，这大概也是孔子对学生们的一种要求。 反思精神不仅仅是对自我个体的反思，也是对文化的反思。战国初期是变法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对文化的反思，对传统的反思。从李克变法到商鞅变法，就是反思结果的体现。至于百家争鸣，都是对文化反思的成果。甚至，赵武灵王开始胡服骑射，是对民族传统的反思。在孔子与统治者们的对话中，孔子几乎每句话都在提醒统治者们进行反思。 反过来，当一个民族丧失了反思的精神，这个民族就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失去了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勇气，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 秦汉以后，中国人的反思精神泯灭，唯权唯上，皇帝的话永远是对的，上级的话永远是对的。秦汉之后的几千年，中国社会在恶性循环中无法脱身，就是因为丧失了反思能力。人们没有敬畏没有底线，把一切失败归咎于外部原因。受到侵略的时候，不反思自己的问题。遭受灾难的时候，则归咎于上天，不仅不反思，还声称与天斗与地斗，还要自夸战胜灾难。 一个心中无所敬畏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不懂得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不敢承认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布设了那么多的“日”，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反思日”呢？播放列表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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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被骗后死亡！代价何止是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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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无证收购玉米被判刑，司法还能更任性不？--百度百家
无证收购玉米被判刑，司法还能更任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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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收购玉米被判刑，司法还能更任性不？
据新华社7月3日报道，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民李某，因无证无照收购玉米价值达21万余元，近日被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一审判决犯非法经营罪，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
案件一曝光，立即引发舆论热议，有人认为，这个判决简直挑战人的智商，以此类推，是不是收猪、收蒜也涉嫌犯罪？况且，游走于乡间道路的收粮小贩多如牛毛，怎么未见那么多粮食小贩被治罪，而到这里，无证收购玉米却被治罪？
此案更让人惊讶的是，在农村收购粮食的小贩一直都徘徊犯罪的边缘，这么一弄，有多少个犯罪分子一直逍遥法外，却不见公安机关打击处理，难不成这是渎职？在分析此案时，我们有必要梳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与《刑法》的对接，以及限制收购粮食背后的利益争夺。
粮食是专营或是限制经营吗？
2004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即明确说明，从当年开始，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已经放开，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也即是说，收购粮食按照政策规定，已经不再需要持证收购，而是充分放开这个市场。
但是，当年通过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却一反常态，和中央一号文件背道而驰，不仅没有放开对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反而继续限制无证收购粮食。该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未经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收购的粮食；情节严重的，并处非法收购粮食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方面，政策要求放开粮食收购市场，一方面，国务院的规定却依然限制粮食收购，不允许自然人或是个体工商户无证收购粮食。限制的背后，当然是垄断利益所致。为某一项行为额外设置行政许可，目的无外乎此行为有利益可寻。
所以，当农民李某农闲时赚些“活钱儿”，将从农民手里收购的粮食转卖给当地粮站，也就顺理成章的构成“非法经营罪”。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因收购粮食而申请行政许可的人屈指可数，但并不妨碍规章对此做出规定，这便是中国法治的真实映照：严格立法。而后，让所有无证收粮的小贩普遍违法。而到了执法阶段，游走于乡间道路的收粮小贩却不见被大面积打击和处理，这便是选择执法。
本案能否适用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除此之外，最高法院还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将非法经营食盐、烟草、电信业务、出版物等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调整范围。非法经营罪的立法用意在于，排除未经许可，限制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那么，粮食算作限制经营或是限制买卖的物品吗？从《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规定来看，收购粮食，必须经过行政许可，否则，粮食管理部门有权处罚，并还规定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未经行政许可收购粮食，这是一个行政违法，万不会涉嫌犯罪。因为，《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只说明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是否构成犯罪，应由刑法说了算。按照罪刑法的原则，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构成，必须有明确的界定，查阅刑法中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本意和规定，均不见对收购粮食的限制经营。况且，无证收购粮食，和无证贩卖食盐、烟草、电信，出版物等不可同日而语，无证收购粮食的危害，也远远不及无证贩卖食盐、烟草等。
再者，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中，必须有行政法规的明确说明，在《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只说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是否构成犯罪，在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任由国务院的条例说了算，条例中一句“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亦不能成为无证收购粮食入罪的法外规定。
所以说，本案中，李某的行为基于《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规定，构成行政违法，但基于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的政策相违背。收购粮食还需要行政许可，可以说，这彻底颠覆了公众的认知。所以，李某未经许可收购粮食，从条例的形式规定来看属于违法，但从国家三令五申的政策来看，不应当给予处罚，更谈不上治罪。
这个案件伤害了谁？又造成什么社会危害？
在本案中，李某无非就是帮乡里乡亲们卖粮食，自己出力，自己出车，将农民手里的粮食拉到当地粮站，从中赚个差价。这也能减少其他农民运输粮食的成本，要不，农民何不自己将粮食拉到粮站去卖呢？这其间，李某必然会有财力以及人力等各类成本支出，而这些开支，其他农民往往不愿付出，所以，其他农民才愿意将粮食卖给李某。基于此，李某在乡里乡亲那里收购粮食才有市场。
那么，李某收购粮食到底侵犯了谁的“法益”呢？按照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本义，国家限制他人经营专营、专卖物品的用意在于保障国家对此类物品的垄断，但这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例如，对食盐的专营专卖。
而另一层面，专营专卖的物品，巨大的垄断利益也不容忽视。正是因为垄断，所以相关部门可以赚取超额利润。在本案中，对粮食小贩李某进行治罪，无外乎李某侵犯了粮食系统的垄断利益，这算作以儆效尤，给其他的粮食小贩看看，不能任意破坏国家粮食收购的垄断地位。而到底李某是否破坏市场秩序，明眼人一看就知，李某不仅没有破坏市场秩序，反而促进了粮食流通，唯一侵犯的，就是粮食系统的垄断利益，李某无证收粮动了他们的“奶酪”，所以，李某因此被治罪。
司法为何任性？
能用行政法规处理的行为，就不要轻易动用刑法，这是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在本案中，通过对小贩李某收购粮食进行治罪，足以表明，非法经营罪已经沦为口袋罪，业已成为垄断部门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粮食收购，本是老早就改革的内容，但在粮食系统部门这里却遇到拦路虎，由此，在制定《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时，部门才会不遗余力为自己谋取利益，不惜继续限制他人收购粮食。
在现实面前，农民很少将粮食直接拉到粮站去卖，况且，直接拉到粮站的成本较大，而粮站又很少走进乡村收购粮食，这便为小贩们提供了赚取差价的机会。在粮食小贩广泛存在，并且一直存在的现实面前，粮食部门还依然坚持小贩需持证收粮，这便是硬要将收粮赚取差价的小贩逼成企业，为他们提高了入行门槛，不仅不利于粮食流通，还会额外增加其他农民的卖粮成本。
对无证的粮食小贩治罪，我不知这样的司法，除了为垄断部门谋取利益外，还真想不到有何寓意？这样的司法，任性之外，毫无人性可言。在此，愿司法通过纠错程序，纠正本案，改判李某无罪，并藉此建议粮食系统，顺应时代潮流，深入贯彻中央政策规定，剔除粮食收购需持证的行政许可，放开对粮食收购的管控，真正做到《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立法目的：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而不是现在这样，抑制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阻碍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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