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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资本下乡成为近年来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如何让农民能够在改革中真正获利，能够靠种粮致富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邛崃，一位愿意变革的成都农民在传统的中国农业耕作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机械化种粮方式、培养自主育种能力等一系列优化改革，凭借承租自家周围3200亩土地种粮，盈利100多万，成为中国土地改革进程中罕见的种粮大户。周家林的这一经历和模式也为探索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城镇化等问题，提供了借鉴的视角。】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发；现实中，各地的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早已是声势浩大，公司资本大规模下乡圈地经营农业更是普遍现象；在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日渐边缘冷落的农村和农业似乎正成为工商业资本的新宠儿；这背后，是中国城乡经济失衡、农村凋敝、土地抛荒、粮食危机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这一背景趋势下，官方和主流舆论都认为，加快推动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种植，是破解&未来谁来种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
这其中，只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相对&保守&，对于公司资本下乡，仍有一定的警惕。两会期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看好公司企业大规模搞农业&。
他认为，农业规模化经营主体仍应以家庭农户为主。理由是，农户家庭经营比公司雇工经营更有效率，更能保障粮食产出。他担心，公司经营农业，由于老板不懂农业种植，也不下田，都是请农民做，而农民因为不是种自家的地，&干嘛费那么大劲&，结果很可能出现和当年搞人民公社集体农业一样，出工不出力的怠工现象。
陈锡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现实中，家庭农户与公司规划化经营各自的利弊优劣又在哪里？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未来会有怎样的趋势变化？
笔者前不久正好对成都粮食规模化种植做了一个小的样本调查，其中反映出的现象和趋势耐人寻味，或许可以一窥端倪。
作为土地改革的国家级先行试验区，成都从2008年起，就在国内率先实施农村土地确权改革，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和规模经营；这5年来成都农村土地经营形势的变化，在时任主政官员已经落马之后，值得舆论各方跳出政府政绩和一些经济学者学术理论权利主张的偏狭视野，做更客观深入全面的实践层面的调查分析，如此，对于正处于改革转型深水区不知深浅和方向的中国而言，可能意义深远。
家庭种粮大户周家林
前些天，成都农民周家林坐在自家院子里，等着一辆奥迪Q5送上门来。
周家林是成都邛崃固驿镇花园村的一名种粮大户。去年，他凭借承租自家周围3200亩土地种粮，盈利100多万，加上四川省和成都市两级政府给予的90多万种粮补贴；周家林去年靠租地种粮盈利近200万，于是拿出了50万，给自己订购了一辆豪车。
48岁的周家林大字不识，脸朝黄土背朝天种了一辈子地，从未如此阔气。而他亲近了一辈子的土地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给予他慷慨的馈赠，似乎地里种出来的已经不是粮食，而是金子。
成都种粮大户周家林
但其实，土地还是土地，粮食也还是粮食；只不过，从2003年以来，周家林种地的面积逐年扩大，由当初村里分配的人均9分，户均不足3亩，一路扩展到如今的3200亩。土地流转集中后的规模化效应，让种粮能手周家林得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靠种粮一举成为了百万富翁。
算起来刚好经历了十年时间。2003年，正值西部大开发，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成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狂飙突进。城市的扩张，拉动了成都周边农村人口的就业转移；正是赶着这股潮流，周家林开始流转租种周围被抛荒的土地，不断扩大土地经营面积，从中找到了种地的利润空间。
2003年他流转30亩土地，挣了1万多元；其后几年逐渐扩大到450亩~550亩，既种粮食又种蔬菜，盈利由五六万增加到10万元左右。
2011年对周家林而言是个转折点。这一年他从一家经营失败的公司手中又流转到数百亩土地，将自己的经营规模扩大到1060亩，成为真正的&种粮大户&，当年盈利47万元；次年，他的土地规模达到2030亩，成为当年成都种粮面积最大的种粮大户，那一年土地净收益超过了百万。2013年，他的土地规模扩大到3000亩，收益也接近了200万。
十年磨砺，周家林依靠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发家致富。
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没有追逐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蔬菜等经济农作物，而是将别人眼里最不挣钱的粮食（又主要是水稻）作为了主要产品，他的理由是，粮食需求和价格最稳定，国家还有统购和保护价政策托市支撑，粮食本身也可以长期储存，不怕卖不出去，所以种粮的风险最低。
&我从2003年至今，种粮从来没亏过，就算政府不给补贴，我也能盈利。&周家林说。
但并不是谁都有周家林的本事，成都市农技总站站长曾必荣就说，&去年成都种粮大户只有周家林一个人是真正靠种粮赚钱，就是我自己来种，可能都会亏。&
曾必荣此言大有深意。种地犹如做饭，谁都会做，谁也能做，但做不做得好就要看本事和手艺了。这其中，难度最大的恰恰又是种粮。
因为粮食的市场价格极低，以四川为例，一亩地不算劳动力成本，按小麦亩产600斤算，1.3元一斤，每亩也就800元的产值；水稻按亩产600公斤，稻谷1.5元一斤计算，也就1000多元产值；两者加起来，一亩地一年种两季收入不到两千元，还赶不上打工一个月工资；如果计算劳动力成本，很可能就要亏本。所以家庭种粮的经济收益实际上挣的是劳动力不计回报的投入成本。
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收益本质上挣的就是劳动力投入的节约。以周家林为例，其3000亩土地原来是给3000人经营的，每亩一年不过一两千把元收益；现在周家林以家庭为核心，外加请一些人工，人最多时也不过100人，100人种3000人的地，分享3000亩土地收益，当然有利可图。
但是，土地规模化种植后，风险也成倍增加。相对于原来家庭小农劳动力无限投入的精耕细作，规模化种植超过50~100亩后，由于种植面积太大，超过了家庭承受能力，在播种、收割等各项生产环节都需要人工和机械帮助，其成本和日常管理难度都大大增加。如果不懂得控制成本，亏损的风险极大。
种植成本除了农药化肥种子的生产资料投入，又主要是人力成本。受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人工成本上涨构成了土地规模化种植最主要的成本支出，约占总成本的70%。
而周家林能保障盈利的秘诀，是对每个生产环节层层分解后，每项成本都锱铢必较。
比如请人翻田一亩要50元，周家林只花17元，其中人工费5元，车和油都自己出，共12元成本。外面买种子要25元一斤，周家林自己育种，成本只需6元。化肥哪些时候哪些田要撒，哪些可以不用，周家林看一眼就明白；严格控制，绝不浪费。规模化种粮，晾晒烘干是难题，周就摸索出一套不用晾晒的收割方案，省去了烘干成本&&
此外，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老农民，周家林依托在农村熟人社会建立的长期信任关系，他低价能请到的工人，别人花高价也请不到，他低价租得到的土地，外人根本租不到。尤其是政府带着公司去租，地租成本一般都比周家林高。
除了严格节省成本，周家林在十年实践中，针对规模化种植的产量控制，也摸索了一整套方法，比如对于雇工劳作，他实施分包责任制，来保障田间管理到位，他自己负责巡视监督，保障粮食产量的稳定。
即便如此，周家林的规模化种植相对于传统家庭小农小规模的精耕细作仍属于粗放式经营，产量要低。
周家林租地的成都平原属于高产田，一般家庭小农的精耕细作能轻松达到亩产1600斤左右；而周家林在2011年遇到曾必荣以前，亩产只有900斤左右；后来依靠曾必荣传授的技术才把产量提高恢复到1000斤~1200斤。
正是靠锱铢必较节省成本和相对精细的管理保障产量，周家林才在种粮的微薄产值里抠出了赢利点，借助规模效益实现了年收入百万的财富梦想。
据曾必荣测算，从育秧到最后收贮，周家林每亩投入只有480元，比一般的农户要节约340元。正是靠严苛的管理，周家林能将稻谷的种植成本控制在每斤1元钱，从而实现盈利。这样，2012年粮价1.5元一斤，他能赚5毛；2013年，粮价跌到1.25，其他种粮大户都喊受不了，要求政府启动国家托市价减少亏损，惟有周家林仍能赚钱。
由于周家林能够保证种粮本身盈利，省市两级政府鼓励种粮的财政补贴反倒成了锦上添花，所以这也让他雄心勃勃，计划未来5年，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赚够1500万退休。
虽然周家林属于时下官方定义的正需要大力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成都市农业部门人士却感慨，周家林很难复制。一般人很难有周家林对土地的熟悉理解，对生产环节层层分解的锱铢必较，对农业技术和雇工经营的监管到位。
事实上，也很少有农民能承受得起土地规模经营的风险和成本。
根据四川农业部门统计，2013年四川省30亩以上规模化种粮主体13391个，流转规模152万亩；其中71.3%的种粮大户规模仅在30~50亩之间，仍处于周家林2003年的初级阶段；另外50-100亩的有2144户，占16.0%；100-500亩的1330户，占9.9%；500-1000亩的有239户，占1.8%；
规模真正像周家林一样达到1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只有135户（其中包括了农户，合作社和公司等多种形式），仅占1.0%；这其中真正靠种粮盈利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种粮大户都要靠政府补贴扶持才能维持盈亏平衡或者实现盈利。
众人羡慕的农民周家林实际上是金字塔尖的那一个，问题是金字塔尖能大规模复制吗？
（本文作者：ranji先生& 识局智库微信账号zhijuzk，识局网）
原标题：资本下乡抢农田：他们和农民谁更爱土地？（一）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李楚悦我眼中的种植大户们
作者：纯果网 && 点击:1398&&来源：
&& 发布时间：日 08:05
郭英民，男，38岁，《农资与市场》杂志社编辑，从事农资杂志编辑工作5年。
1998年至2006年在天津武警部队服役，2006年至2011年在《天津政法报》任记者以及记者部主任。
2011年9月进入农资行业，任职《农资与市场》杂志社编辑。
对于种植大户这个群体，大家一定不陌生，现在这个群体又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新农人”。 先让大家看一份数据。早在去年，农业部的调查显示，当前我国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已突破50万户，经营的耕地面积达到1亿亩。其中黑龙江省和黑龙江垦区的规模种粮户合计超过了32万户，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的种粮大户均超过5万户。就是在我们河南地区，现在种植大户也达到2万多户。我想咱们这个群里一定也有既做农机也搞种植的种植大户，下面我要说的一些内容可能你们的体会更深一些。
可以这么说，种植大户的兴起代表了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成为我国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些年，好多媒体也都关注过种植大户这个群体，有唱赞歌的，也有狂黑这个群体的，说什么种植大户就是为了套取国家的补贴等等。也许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又都很片面。种植大户的现状到底是个什么样？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如何公平公正地看待种植大户的发展趋势？我开始想的就是要踏下心来做这件事儿，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
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家政策上越来越支持，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农资企业越来越优待种植大户。这一切事实都在告诉我们，土地流转势不可挡，种植大户想不发财都不行。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无情，“赚钱的不多”不仅成为普遍的心声，甚至不少人心里都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条路可行吗？
我们先来看看对规模化种地有信心的种植大户的情况。我的老家在河南长垣县，就在我们乡有一个种植大户叫牛志忠，他种了大概有250亩左右，因为他承包土地的时间比较长，从03年就开始了，也算是我们当地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种地还是得多种，你就种它三五亩地，要是赶上个歹年景，赚不到钱白费力气不说，搞不好还得赔上一笔。”我说今年的玉米价格下滑的厉害，他说他不怕，他靠产量也能赚钱。
说归说，但刘志忠还是感受到了玉米价格下滑带来的很多麻烦，所以他现在也认识到了种植还真不能单一化。看到了单一化种植的不足，牛志忠今年又种上了80亩核桃、100亩土豆。除了这些，他还打起了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主意。“流转的土地多了，种地则需要更多的农家肥。再加上那场大风造成的损失，俺就寻思着干脆自己把养殖也干起来。种、养结合，这样不但可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养殖产生的粪便又能成为上好的农家肥。”
我的感受是，粮食的大规模种植诚然可以靠机械化和规模化种植获取利润，但种植过于单一化，在面对天灾之时，抵御风险的能力则会显得不足。
在采访河南省滑县城关镇的种大户时战军的时候，他家的晚秋黄梨差不多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几年前，时战军开始引种晚秋黄梨20亩，当年就有部分开花结果，且果实硕大令他惊喜。最重的有4斤多，差不多每个都在2斤以上。时战军说，去年他种的晚秋黄梨挂果非常多，每棵树差不多都是60多个。今年临挂果的时候当地来了一场冷空气，影响了挂果数量，但也有20多个。
从去年开始，他的晚秋黄梨已经进入盛果期，他粗略估算了一下，每亩按8000斤收成、2元的市价算，去掉1200元的土地承包费以及4000元的农资投入和人工成本，今年的收益也很漂亮。由于在当地并不是时战军一个人在种这种梨，仅仅在时战军梨园的方圆，就有上千亩和他一样的晚秋黄梨，已经成了规模化种植。
我最担心他的销售情况，毕竟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丰产不丰收的状况比比皆是。时战军当时就说“销路根本不用愁，来拉梨的车队都排很远！”据他讲，如果这个地方仅仅他一户或几户种，肯定打不开销路。如果你这点梨装不了几车就拉完了，谁愿意来呀？再说了，种植面积小了影响力就小，也许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这有梨，怎么销？仔细想想，时战军的话不无道理，规模小了影响小，品牌打不出去，光指开着三轮车到处零售，累死人不说，存放都是问题。
其实，无论是“种植大户”“合作社”，还是新近提出的“家庭农场”，这三项农业经济体中的任何一个，都离不开规模化生产。而农业规模化生产则会进一步带动农业机械化、专业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甚至可以起到加速城镇化的作用。
前面所说的这两位是现状比较好的，其实，在我采访的28位种植大户中，每一位都是怀揣梦想、兴致勃勃地进入这个圈子的，甚至不少人在成为种植大户之前都是富甲一方的当地“能人”。但如今，除了个别几个运作特别好、“运气”特别好的人之外，其它的人都是直摇头。“不赔就挺好了！”“前几年没少赔，硬撑过来了！”“真不想再种下去了，但有承包合同在那儿，也不能毁约呀！”说实在的，这样样悲观的声音在采访过程中比比皆是。
我在专题里提到的鲍金玲，其实是我妻子，她看到别人种地赚了钱，就非让我也在老家包地，没办法，去年包了80多亩种玉米。但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秋收马上就要到了，80亩玉米的长势非常好，眼看丰收在望，可是今年的玉米价格却和她开了一个国际玩笑：去年还1.1元一斤的玉米价格今年一下子跌到了0.8元一斤都没人要。这下可把鲍金玲坑苦了，本来打算按亩卖给玉米收购商的80亩玉米今年无人问津，多少钱都没有人愿意收。她只能自己找收割机从地里收获棒子，又雇三轮车把棒子拉到存放点，这还不算完，她还要再雇人脱籽装袋并再次存放起来。算下来每亩地成本又增加了150元不说，关键是未来的玉米价格是涨是跌她无从所知，只能干等。
在陕西杨凌，我采访了很多种植大户，但刘欣平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因为杨凌是重要产区，刘欣平前几年看到大家种葡萄都挣了钱，说啥也逼着丈夫承包了80亩地，一签合同就是20年。技术，没有问题，杨凌这个地方不缺种植葡萄的技术员；资金，没有问题，她们贷款100多万全都投进去了；品种，也没有问题，杨凌的品种要啥有啥。刘欣平说，她感觉天都快塌了，这两三年为了这葡萄他全家人都快没日没夜干。刘欣平说，她现在都快后悔死了，但没有办法，还得硬撑着，合同在那放着。她现在只能把希望抱在明年，如果明年价格还是这样，她一定会撑不下去。看看，又是价格的问题，让一位踌躇满志的种植大姐失去了信心。
针对目前的形势来说，农产品价格低或许成为一种新常态。有专家表示，国际农产品价格下降、进口量增加，国内粮食库存压力增大，将直接导致国内农产品价格提高的空间收窄，国内农产品生产进一步面临价格“天花板”和成本“地板”的双重挤压，比较效益下降。
有的人可能会说，农产品价格下跌，对成本高、收益低的种植小户影响最大，估计不少种植小户会退出市场。随着土地流转速度加快，今后种植会越来越集中到种植大户。真的是这样吗？难得价格的下滑不会打击那些种植大户或即将成为大户的信心吗？
实事求是的讲，在采访的过程中，尽管我们了解到了许多土地流转、行业发展中的弊病，但我们也同样被一些“新农人”的执著精神打动。不管这个产业今后如何发展，但相对于传统的种植方式来说，这些可爱的“新农人”正在引领着先进的发展潮流。
在采访河南省温县山药种植大户赵国军的时候，他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每年去和农户谈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他都一直发誓，明年一定不会再种山药了，包个地太难了。但这句话我他说了10几年，山药也种了10几年，一年也没断过。赵国军说，他自己都想不到会一直种到现在。种植山药和种植别的经济作物完全是两个概念。别的作物一包地就10几年或20几年，山药因为绝不能重茬，只能种一年，8――10年后这块地才能再种山药，土地流转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当年的山药只要一出土上市，赵国军就得马不停蹄地寻找下一块适合种山药的地块儿。
可能我们东北的老乡包地相对容易一些，但在温县却绝对不简单。因为众所周知的是，温县“铁棍山药”名扬国内外，这里是山药的主产区，这里的适合种植山药的地70%都已经种过山药，而要想在这里找出一块10年之内没有种过山药的土地，谈何容易？
最难的是做各户的工作。而一旦赵国军确认了哪块地没有种山药以后，他便会使出浑身解数找村长、挨家挨户找农户反复做工作。这个工作每年都会耗费他大量时间，因为看种的那一块地并不是一户的，而是10几户甚至几十户的地，里面只要有一家农户不同意，这块地就种不了山药。赵国军说，每年光做这个工作，就得费耗费他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下面我找出了几个种植还算比较成功的种植大户，虽然他们对规模化种植一往情深，但他们确实有很多想法想一吐为快。
陕西省大荔县尚耀荣，今年41岁，种植30亩冬、年收入40万元，他的诉求就是要扩大他们大荔冬枣的品牌影响力。今年大荔县全县红枣面积已经突破60万亩，现在建成以中部洛灌区和黄河滩区为主体的冬枣基地20万亩，绿色认证11万亩，年产8万吨，产值3.5亿元，枣业现在已成为拉动大荔县域经济增长的强劲板块，成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老尚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大荔冬枣的品牌知名度还不算高，恳请有关部门赶紧想办法扩大他们大荔冬枣的品牌知名度，把他们的品牌打出去，有了名气，他们心里就有了底气。
大家也许能在网上搜到一个新闻，今年1月初，安义县鼎湖镇西路村种粮大户凌继河向农民发放140万元年终奖的新闻轰动了全国。承包1.5万亩农田，产粮1.2万吨，这是他去年交出的成绩单。凌继河专门聘请了100多个“职业农民”帮他打理农田，每个农民每月能领到3000元左右的工资，到年底还有年终奖。
凌继河种粮的独到之处体现在其经营管理方式上。他将以往经商的经验运用到种田管理，将1.5万亩田分成若干个区域，每个区域由一名生产队长带着“职业农民”管理，各个区域相互竞争，实行绩效考核。除了管理方式新鲜，凌继河还引入了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种植，他承包的农田，测土配方因地制宜，啥时施肥、啥时喷药都有一套规范流程。凌继河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公司成为现代农业发展典范，把更多的农田整合到一起，走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农业之路。
江西南昌县刘长保是高中毕业的农民，现在的身份是科技示范户。2007年，他开始承包别人的地种水稻，种植规模从一开始的200亩到300亩，再到500亩，直至现在的3000多亩。因为选用了优质、高产、抗菌能力强的杂交品种，双季稻产量达3000多吨，种粮纯收入高达195.9万元。去年，刘长保被国家农业部表彰为“全国种粮大户”，拿了10多万元的奖金，成为南昌县第二个全国种粮大户。刘长保说，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提高种地的机械化水平，今年想添置3台收割机、2台中型拖拉机。一台机器就是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虽然收入高，但要提前给农户租金，他手里流动资金不足，希望政府能多给种粮大户一些扶持政策。刘长保说，国产的收割机他买了几台，但还想买一台更好用的“久保田”牌进口收割机，要是进口收割机也能有购机补贴就好了。
下面的这个例子，可能我们这个群里的人会更感兴趣，也可能他就在这个群里。他叫胡广辉，今年50岁 进贤县三里乡人。 年收入：200万元。犁地、育秧、插秧、收割都有不同的农机帮忙，承包1.2万亩农田种水稻、拥有156台农机的进贤县三里乡光辉村村民胡广辉，四次获得全国种粮大户和全国种粮大户“十大标兵”荣誉称号。他说，他既是种粮大户，又是农机大户。随着种植面积扩大至万亩以上，胡广辉的年收入都稳定在200万元左右。胡广辉说：“现在对我来说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好的经验和做法与更多的农民分享。”农机有利于扩大规模，但保证产量还是得靠人脑，因为育秧、施肥、防病虫害都讲究科学方法，种田技术含量很高，只有掌握了科学的种植方法，才能获得丰收。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农民都能学会科学种田，每一块田都能实现丰产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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