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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 【英】柯文南
Taiping Rebel: The 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y C．A．Cur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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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62年开始正式地研究《自述》。首先翻成英文，又考证所述的历史实事，并对这篇重要的历史材料的笔者加以评价。我这研究工作虽然在1968年完成，到1977年才修改出版。现在想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自己对于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的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我所翻译和研究的版本是1962年台北出版的《亲供手迹》，即原稿的影印本，与吕集义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大致相同，但吕先生抄写曾家给他看的原稿(可能不是全部)比《亲供手迹》少两千八百字左右。《亲供手迹》是用两色影印的，可以清楚地看出所删除和偷改的词句。
这本《亲供手迹》到手以前，我一直认为在生前最后几天的经历总有什么解不开的迷题：就是说，根据当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关于李秀成的思想、行动及立场总有些不能了解的问题：因此在自述原稿尚未公开揭露之前，对于李秀成的历史估价就不能下结论。我想在中国也曾有不少人，因为不愿意承认—位极出名的革·命英雄会对敌人有如此不顽强的态度，就怀疑把《自述》某些“革·命”的部分删去。我当时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阅读《亲供手迹》之后，我首先感到的确“忠王不忠”。后来，经过进一步考虑分析，我认为这个结论太简单化而不够客观。
《自述》是最重要的内部历史资料之一，这当然不是说它很完满地反映和结论太平天国的一切。在我看来《自述》最大的价值：—是它反映李秀成一人当时对于太平天国的看法，二是反映李秀成个人的思想及立场。而且，既然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的思想与立场必然在某些程度上反映太平天国的性质、后期的变化及历史意义。
在这里不准备谈的活动及其功过，只要从《自述》中看他被俘后的思想与行动。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总有另一个问题在脑里，即“李秀成既然如此，对于整个运动说明什么？”在我说来这仅仅是问题而已，还没有得出完满的解答。
对于任何历史资料应当首先考查它的来源、产生的情况等等。《自述》当然不是在一生的黄昏年月安安静静地写的“回忆录”，而是在天京失守、天王病死、自己被俘时、在敌人的木笼中，为敌人的眼光而写的。在这样情况下，李秀成比较强调的缺点及失败的因素，而较少“歌颂革·命”是很自然的。如果他写《自述》是因为对敌人有所要求（这问题下边再谈），那么不“歌颂革·命”也不足怪。况且《自述》所述多半是1856年领导集团内讧后的历史，即掌握兵权的时期。而这一段显然是运动衰落的时期。所以《自述》基本的语调是丧气的，因而有人说李秀成以消极悲观的态度污蔑太平天国革·命。但是，如果承认太平天国、尤其在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后有严重的内部问题，就不应该把李秀成这些话认为仅是一个人的“悲痛丧气”的哀悼而不加以考虑及讨论。
(三)写《自述》另一个目的是为自己辩护：一方面强调自己被动参加：“自劲(幼)在家为穷民，而图日食，并不知天王图国之为来者，数万之众愿随。独非我一人愚蒙”。在某些方面，这种被动的思想与他的**活动及其速升为高级领导的实事是互相矛盾的。另一方面，他强调自己屡次劝洪秀全择贤修政等，这等于暗示说“如果天王肯听我的话就不会亡国”。同时他对于自己以本位主义式的活动对太平天国的团结所起的破坏作用却一句不提。
(四)另一个目的是比较引起争论的：就是为“乞活”而写的可能性。据我知道李秀成在被俘后从来没有直接地“乞命”，只曾在《自述》中劝“老中堂……奉请……肯赦此(两)粤之人，甚为美甚”。
“乞活”说首先是根据赵烈文日记，见了李秀成之后所记“言次有乞活之意”。曾国藩在安庆出版的《李秀成供》刻本批记中也写道李秀成“宛转求生”。李秀成和曾国藩谈话时是否曾要求“赦命”，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但在我看来曾国藩的话不见得可靠。因为他很可能认为“李酋”“宛转求生”正是清廷所欢喜的消息。赵烈文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据《能静居士日记》，赵问：“汝今计安出？曰：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遣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此语看不出什么乞活之意。
但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一)《自述》中说“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但其含意不能说完全不模糊)；(二)李秀成所提出的“招降十要”只有他自己生存才能实行，而且，如果成功亦有“以功赦命”的可能性，而李秀成可能象韦志俊“得回家之乐”。但李秀成当然知道韦志俊“得回家之乐”是因为他用兵力帮助敌人镇压**，而没有理由说李秀成愿意如此做。何况曾国藩并不是象“胜小孩儿”那样无用，他知道招降“贼目”的危险性，尤其招降李秀成那样威风的人。
再者，太平天国几乎完全被镇压下去，再没有招降“贼目”的必要，尤其是已被俘的“贼目”。我想李秀成一定知道“赦命”的可能性的确不大。另外，我们可以从英国政府翻译官阿拉巴斯德纪录访问李秀成在监狱里的情况，看出他当时的情绪：
“我不愿打扰他便静静地进去，但某人招呼他，他就转头，遂站起来，用我的姓名向我祝贺。这时我不得不说几句，故只问他是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说此话好象几乎以快乐的声调，使我无意之中同情他。”（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412,1864）
李秀成对赵烈文的“死耳”和对曾国荃野蛮行为的态度，都表明他对自己的生存并没有什么幻想。在《自述》末段也写道“死而足愿、欢乐归阴”，而根据赵烈文记载他在刑场“复作绝命词十句……遂就诛”。当然，这些记载不能做铁的证明，但我总认为，忠王在世最后几天所写并不是以“乞命”为动机。
(四)《自述》中“招降十要”是批评李秀成最严重的一点。虽然李秀成与赵烈文谈话中曾提至这个问题，在《自述》中只是在中部(即第35页前，共有74页)才提出。因此我认为提出招降的计画并不是拿笔写《自述》的目的。可能是“幼主”、洪仁玕等无消息，**再兴起的希望减少的情况下才提出的。
曾有人说：提出招降是为了瓦解革·命，或为了得功乞恩赦命，或者是为了欺骗曾国藩：李秀成自己说是为了“我兵数十万在外乱坏世民，我不能卫”，是为了“保民”，为了“赦两广之人勿杀，给票(令)其回，或散作生意”。
我认为他的目的实在如他所述；他这些目的不仅是符合于忠王的性格，符合于他的忠君思想，而且符合于他当时的情绪。连清方记载也不得不承认忠王是较仁慈的人——“人甚和气”（赵烈文兄弟之语)，“假仁假义，慈爱军民”（汤氏辑《鳅闻日记》）。英人呤利说：“我曾经屡次见到忠王在国人中间享有极高的声望，我们每次过一地，人民全都夹道欢迎他的到来。我曾问过许多人，他们众口一辞地说忠王是一个善良公正的人。他尊重并保护最微贱的农民的权利。太平军首领大都为百姓所拥戴，也有少数为百姓所不喜。所有太平军首领都被认为比清军好得多。可是没有一个太平军首领象忠王这样为百姓所热爱”。
既然在李秀成的思想中忠君忠友的成分好象比忠于太平天国更重要，那么，当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遇到不可挽救的失败时，企图以解散旧部避免继续流血(甚至附带地保护自己生命)，的确是很可能的，而且符合于他的性格。是不是应当这样解散太平队伍，应该谄媚曾国藩曾国荃与清帝以达到目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自述》最大的历史价值之一，在我看来，是在它说明李秀成的思想及其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他到底“忠不忠”？除了《自述》所供应的资料以外，几乎没有理由怀疑李秀成不是完全忠于太平天国。相反地，他从兵士升到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封“忠王”，他的战绩和保幼主出京等事都证明他是一生忠于太平天国的。但是，从《自述》可以看出来，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李秀成写《自述》时可能是夸大些他与天王之间的意见分歧。但两人之间曾有过严重的意见冲突，这是完全可信的。内讧之后，一人掌握兵权而不引起天王的怀疑大概是很不容易的(他的兵权当然也起着保护李秀成的作用)。据《自述》这些意见分歧多半是在政治范围之内，而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考查洪秀全的性格及作风，这也可信(却不见得没有其他原因)。没有这样的意见冲突却是不可能的，因为李秀成有实际的行政与军事责任，而洪秀全深信自己为“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的确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人。忠王在《自述》强调甚至夸大这—点，主要是因为他感到委屈，他的意见被拒绝以致“国破被擒”；这可以说是自己辩护，也可以说是个人英雄主义，却不能说是不忠于太平天国，他并没有叛变。
他虽然是广西人，投降的机会不是没有：“不忠早亦他走”。当赵烈文问他“何不早降？曰：朋友之义，尚不可渝。何况受其爵位”。《自述》中说“深情有义，肯报古过情者不亡(忘)。既为其臣”。天王死后，李秀成以为他的忠君责任就应当继承在“幼主”身上：“我受过其思，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尽忠于“幼主”终使自己被俘。虽然忠，我们根据《自述》知道他并不是完全不动摇。他“如骑虎背不得下”，作为广西人“下虎”比继续“骑在虎背”更加危险。只有他愿意帮敌人打革·命军才有保身的可能，而说他愿意走童容海的道路是没有根据的。宋永祺之案不能证明李秀成自己是在协商投降，因为在此案中他好象不是主动者。如果宋永祺或其他人已经与清方谈判过忠王投降问题，在清方档案中应该有记载。赵烈文日记(四月二十七日)中记载“中丞来，见示城贼傅振纲与陈舫仙密启，大旨言城中秉政之人，已生疑心，甚为防范、其事欲须少缓云云。先是有湘乡人胡恍喜与傅为亲家，傅伪封列王……其人在忠贼名下颇信任，于二三月间通信陈舫仙处，欲献城出降。微探其旨，似忠贼亦有异志”。推测“忠贼亦有异志”决不证明李秀成与这“献城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已经有过忠王想变节的谣言，而郜永宽的儿子曾告诉戈登忠王有意投降（戈登致母亲信，1864年2月）。李秀成与李昭寿投降后继续有来往，卫护陈得风、郜永宽等叛王亦是动摇的现象。
很显然、李秀成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及报恩思想，而不能简单地说这就等于忠于**。单从《自述》看来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思想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积极性。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尤其重要，因为群众抗清决心以及要求平等公平的思想和太平天国某些社会改革政策，多是以宗教思想来表达。拜上帝会的宗教意识首先团结了反清的骨干分子，加强了他们的信心，也起了鼓励群众的作用。他们良好的纪律，兄弟性的团结，他们朴素的道德，虽起源于农村社会和抗义的传统，都由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所加强。有了这样的思想武器，太平军的作风、精神及道德对于群众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从《自述》看来，李秀成却对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意识好象没有什么兴趣；他讲得很少：“自拜上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除此以外只有一个地方提到宗教思想，即批评天王“靠实于天，不肯信人”。李秀成被审问时并说干王所编各书“皆不屑看也”；在忠王现存的各示谕等文件中，除了回信英国教士艾约瑟之外，很少提到宗教方面。另一位外国教士也曾说李秀成谈话中对于基督教没有表示很大的兴趣。这是不是因为忠王比其他领袖，甚至比天王有更高明的政治思想认识，超过了“宗教外衣”，看穿了宗教迷信呢？我以为不然。但是李秀成在《自述》里故意不谈“异端”怕曾国藩见怪，这当然是可能的。
《自述》里也没有直接反满或反对清朝的话，而原因绝不仅是忠王怕得罪曾国藩。我认为没有理由否认李秀成曾经常对满清官员宽待：《自述》里有这样的证据：比如对赵景贤，米兴朝和林福祥的宽待；这大概是实事，而李秀成宽待被俘清官和礼待清官死尸，绝不会是他为了准备投降先给自已写保险签而做。何况宽厚政策与干王所公布的《诛妖檄文》的精神相符合；文中有这样的词句：“宣谕天下军民官绅士庶人等……然从前尔等官兵为妖所用，本系被其迫胁，原难深罪……”，“亦皆是天父之子女”，“……奋兴有志，共成后日功名”，“三五年间俱是开国勋臣，那时分茅裂土，衣锦荣归，闾里辉煌，方不负大丈夫建功立业之志……切勿以曾为妖鞑之官兵，自怀疑畏，裹足而不前”。
有不少人曾批评过李秀成在江浙地区对敌人“招降纳叛”的政策，以为不是瓦解敌人而是瓦解**。不战而取胜在原则上当然不是错的，但在具体情况下其结果的好坏决定了对投降后的敌人采取什么措施。在李秀成所统制的区域里“招降纳叛”的后果当然不好，具体情况不必叙述；但是，如果说“招降”政策是李秀成一人的错误，而不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般政策，那就不符合实事。《诛妖檄文》的路线全是“招降纳叛”的精神。而太平天国后期的衰落之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没有很好地改造教育叛军。
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生存，要求平等公平，要求和可恨的贪官算帐是其拥护及参加大平天国运动的有力动机。这些要求及渴望多少反映在《天朝出市制度》及其他改革性的政策。但《田亩制度》无论在前期或在后期总没有执行。1860年后在江浙的地政不见得与其他地区有基本上的区别。
李秀成的忠君思想及其对太平天国朴素的**精神缺乏深刻的信心和热情，便决定他被俘后的情绪及行为。他和赵烈文谈话的表示，在审问中的态度和整个《自述》的语气都证明他认为**已经失败了而没有挽救的可能。这当然是他主观的看法，但是我们以百多年后的眼光来看就不能完全否认这个看法大体上是符合实事的。太平天国在1864年夏并不是处在临时的军事危机中。而已经早进入衰落时期；在两年内童容海、骆国忠、古隆贤、郜永宽、汪安钧、周文佳、邓光明等人都背叛；1862年冬，虽统二十多万军队，李秀成不能解围天京，何况那时湘军只有三万兵而“军中疾病孔长，摧折我精锐几有三成，存者不过七成，又将有四、万成久病不痊者”，1863年忠王西征也失败。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衰落病症。李秀成开始写《自述》时已经失去他的根据地，天京也失守，天王已死而自已被俘；“幼主”洪天贵福，如果得脱，是不是可做挽救革·命的焦点呢？“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幼主果能到外，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此人必不能有了”。李秀成亲自把战马交给“幼主”，而不久与其他太平军无意分离，都证明这一批数千人的军队，在闯出城后就各求生路而不顾领导者的安全；故忠王以为“幼主”不会得脱是很自然。万一得脱，洪天贵福真有能力代替天王吗？赵烈文在审问忠王时问“三、五年前已见幼主下诏，此何礼也？曰：使之习事也”；但洪天贵福在供词中说：“朝事都是干王掌管，兵权都是忠王掌管，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很显然，洪天贵福是一个毫无经验，毫无政治认识的宠坏孩子，被俘后在临近刽子手的刑刀时却幼稚地说“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 李秀成低估“幼主”，在我看来，绝不是为欺骗曾国藩。
在《自述》最后一页李秀成提醒清方“要防鬼反为先”；这一警告虽然完全正确，而表示忠王的政治意识与爱国精神，却因为在最后才提出，好象附语似的，而且只是提出买洋炮之类的意见，我们决不能说劝告曾国藩反抗帝国主义是李秀成写《自述》的主要目的之一。
由于忠君思想，宿命思想，爱民情操及实际情况(即天王已死，天京失守，幼主、干王无信，自己被俘)，李秀成在生最后几天很显然以为**既然已经失败了，自己死前最后的责任只能是劝敌人允许他想尽一切办法解散太平天国的残军(无论是真情与否)，避免继续流血，避免“内乱外患”。这难道是很可耻的想法及行为吗?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农民起义在社会没有发展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前，没有新式政党的领导，总是要失败。没有这样的社会及政治条件，农民战争必定传染着忠君思想、宿命思想、狭隘的爱民情操、狭隘的政治观点、个人英雄主义、本位主义等局限性。那么，为什么要求一个农民战争的军事领袖超越历史条件及阶级条件？评价李秀成的讨论中曾有不少人提到历史与阶级局限性：戚本禹曾经这样说：如果李秀成的思想及行为是由于局限性而产生，那么为什么其他的太平天国领袖，在同样的情况下没有同样的表示？有人提起陈玉成，而曾有推倒忠王抬高英王的倾向。李晴先生在《历史研究》l979年第一期的论文中已经提到两点关于英王被俘前后不及英雄资格的实事。在我看来，陈玉成与李秀成同样是犯过只顾自己根据地不顾全面的错误，而英王被俘基本上是这个错误的后果。据“刀口余生”《被掳纪略》记载：“英王常云：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并说当苗沛霖提出与英王共攻汴京时，旁人说苗不可靠，英王却不听。在宽待清官方面有下述一事：英王生擒安徽巡抚李孟群“卑礼劝降”，但李孟群“会陈邀共食，逐碗击之。”英王才把他杀死。英王被俘后，拉到清官面前开口就诅骂，这显然与李秀成的态度不同。但应该指出，李秀成是落到曾国藩的手中，而且无论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如何，他不能跟屡次被英王打败的无能的满族贪官胜保比较。陈玉成也有供词，但仅仅是审问记录而已，并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审问官没有把英王的话全部记下来，但其中“我受天朝圣恩，不能投降”这一句大概可信，而与李秀成的报恩思想差不多。再看“刀锯斧钺我一人受之，与众无干”这一句，也和李秀成欲保护部下军队的态度相同。况且在陈玉成被俘后，他的亲兵三千“皆降于沛霖为致死力”。本来一个高级领导人的亲兵应当是最有觉悟、最有锻炼的兵士，他们这样投降“龙胜帮龙虎胜帮虎”的“无赖小人”苗沛霖，在最低程度上是表示严重的、狭隘的忠君思想。
也曾有人拿洪仁玕与忠王比较。的确，洪仁玕在自述中并没有表示悔过赎罪的思想，却自称“本藩”，称敌为“妖”；但是全文为自己辩护的口气很浓厚，宗教色彩也很浓厚，并强调说太平天国“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洪仁玕虽提到文天祥却没有提其抗元，而只说他“亦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于天抗也……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这总是宿命论而已，与李秀成没有什么大差别。洪仁玕也有忠君思想：“我主恩加叠叠，念予苦志求名……特加殊封。予自受以来，亦只宜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至于赖文光的自述，的确充满“君子”口气，也表示浓厚的忠君思想：“……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以听天命……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这也是很显明的忠君及宿命思想，与李秀成没有什么两样。当然应该承认赖文光自述是尊严动人的文件，但绝不能说是满有农民**精神的**宣言。
太平天国，正象其他农民战争所产生的政权一样，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很好地反映及满足群众模糊而不集中的，却客观上革·命的渴望，尤其是当农民起义者企图超过区域性的范围而在全国建立一种代替当权封建统治的新政权，担负全国的行政，特别是其财政(即赋税)的一切。起义的领导人物得到政权或军权所给予他们的光辉和威风之后经常享受到较好的、甚至奢侈的生活，而在报恩君主时却忘记自己的来历及原有的朴素的革·命精神。千百年的宿命思想传统使得这种人万一失败被俘，便感到其运动及自己的遭遇的确是“天”和“命”对他们原以为是“正义”的事业下最终的谴责——“天败于予，又何借哉”！
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精神当然不能单从他被俘后对敌人顽强不屈的程度来衡量。敌人的审问庭并不象某些现代的公开的法庭一样：有来自各地的新闻记者在场，可做顽强对抗的**宣传讲台。严格的说来，向敌人提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等于与敌人合作的行为：提供自己名字是承认敌人有知道其名字的权力，提供**经过是承认敌人有权力知道其经过。提供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把“真情”传下去，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名誉及威风而述，但这也表示提供的人对敌人起码有点信任，肯把“真情”留下而不毁灭，不然提供只能是为自己辩护而已。敌人当然不会让革·命宣言传出去，而今天不存在一件真正的“歌颂革·命”的供词可能也有这个原因。象长枪会首领焦桂昌、王贯一那样顽强词句：“我们同会之人，现在尚有二万余人，万不甘心投顺，终久必来报仇，且看日后如何结局就是了。我们死也不屈”，的确少见于现存供词中。一定也曾有过不少类似的顽强词句而敌人不录，但极大多数的，无名的英雄是“除了锁链无所可失去”的，不考虑自己威风及名誉的，无可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而牺性在敌人的刑刀下。
太平天国领袖被俘后对敌的态度由许多主观及客观的因素所决定。一般说来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敌人面的的表示如何，而且他们所说的话那是经过敌人的手——或录，或不录，或歪曲。至于李秀成《自述》，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手迹》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但忠王被俘所讲、所想，我们当然无法全知。《自述》由于丧气的情绪显然不能代表他十四年革·命斗争中的思想及精神。反过来说，《自述》所表达的李秀成不能说与英雄的忠王无关。
如果采取既不饰美又不抹煞的科学的历史唯物观点来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最突出而最有价值的结论必定是属于局限性。如果这样的局限性不仅是他一人特有的，那么应当进一步分析研究太平天国的局限性。在我看来，整个太平天国局限性的概括现象是其政权制度，包括一般的，尤其是高级领导人员在内。由于客观的因素就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的代表太平天国运动的理想：即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平等公平的渴望而牺牲的精神。
不动格局！79㎡秒变97㎡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一日初稿 十月二十三日修改 （本文系作者本人用中文写成）
附:《李秀成自述》
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拿，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承〈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自我主应立开塞〈基〉之情节，衣〈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老中堂玉鉴。我一片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
一将天王出身之首，载书明白。其在家时，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其父□名不知]。长次兄是其前母所生，洪秀全是后母所生。〔此之话是天王载在诏书教下，屡屡讲讲道理，教人人可知。〕长、次兄在家种田。洪秀全在家读书，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有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道光十七年，1837年）之病，死去七日还魂。自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凡间之话少言，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具&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寻〈浔〉州、桂平、武宣、象洲〈州〉、腾〈藤〉县、陆川、博白，具&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即秦日纲）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到〈道〉[e2]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各不知，各实因食而随，此是真言也。
欲查问前各王出身之来由，特将前各王前后分别再清。至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往&住&山名叫做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筒〈峒〉[e3]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其重用，勇敢纲〈刚〉强，冲锋第一。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此人在家是出入衙门办事，是监生出身，见机灵变之急才足有。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县白沙人氏，家富读书，文武备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与人做工，并无是乜才情，忠勇信义可有，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之事，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是以数县之人，多有敬拜上帝者此也。
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
道光卅年（1850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县所管，与腾〈藤〉县相连。起义之处，与我家两隔七八十里，〔金田至大黎三百余里，花州〈洲〉山人（村）起义处所隔大黎我家中七八十里。〕具&俱&是山路难行。此时我在家，知到〈道〉金田起义之信，有拜上帝人传到家中。后未前去，仍言〈然〉在家。所知未久，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州〈洲〉，接天王到金田会集矣。〔此时上〈尚〉在家，入营之后，罗大纲谈可〈及〉底细，故而写入。〕[e4]到金田，有大头杨〈羊〉（张钊外号）、大里&鲤&鱼（田芳外号）、罗大纲三人在大黄〈湟〉江口为贼，即入金田投军。该大头杨〈羊〉到金田见拜上帝之人不甚强庄〈壮〉，非是立事之人，故未投也，后投清朝向提台（即向荣）。至罗大纲与大头杨〈羊〉两不相和，后罗大纲投之。天王到金田之后，移营上武宣东乡三里，招齐拜上帝之人，招齐武宣之人，又上象洲〈州〉招齐拜上帝人马，招齐仍返金田、新圩。〔自武宣移营上象州，破庙王清营之战，到象州中平马安〈鞍〉山战。马安〈鞍〉之战，清军死亦不少，天朝死亦不少。自金田移营过武宣，双界&髻&顶之战，两家死人不少。[e5]那在新圩之困，清将向提台及张敬修之困我也。〕屯扎数月，当被清朝之兵四困。后偷由山小路而出隘关，出到思旺、思回，逢着清朝向提台官军扎营数十座，经西王、南王打破，然后出关，由八筒〈峒〉水而到大旺圩，分水旱上永安州。
此时我上〈尚〉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经过，是&自&梧州腾〈藤〉县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在家贫寒，父母养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堂兄堂弟堂叔多名，未便细写，将大概来由写呈。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自八岁九、十岁，随舅父读书。十岁之上，具&俱&自与我父母寻食度日而已。是〈至〉廿六、七岁，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至天王由思旺到，到大黄〈旺〉圩，分水、旱两路行营上永安州，路经大黎经过。大黎处所，四面高山，平地周围数百里，西王带旱路兵由大黎经过，是西王、北王、天官承〈丞〉相及罗大纲带。水路兵是东王、南王所带。西王、北王带旱兵在大黎里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谷依〈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西王在我家近村乡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家&加&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即在州城屯扎数月。后载〈赛〉中堂及乌、向大军四方围困，内外不通。后有姑稣〈苏〉[e6]冲一条小路而过招〈昭〉平。而姑稣〈苏〉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经罗大纲带领人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关，得火药十余担，方有军资，不然上〈尚〉不能得出此关。困在永安，并未有斤两之火药，实得姑稣〈苏〉冲寿春兵火药十余担之助，方可出关。至永安水斗〈窦〉[e7]军营，是天官丞相秦日昌守把，清朝之军是张敬修为将困打。后移过仙回〈迥〉，被乌帅大军追赶，杀死天朝官兵男女二千余人。众见势甚太逼，大众次日齐心与乌军死战，复杀死乌军四五千。乌帅被伤，在六塘圩身故。
自杀胜之后，东王传令，不行招〈昭〉平、平乐，由小路过牛角猺&瑶&山，出马岭，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一月有余，攻打未下，退军由象鼻山渡河，由兴安县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计议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敷〈数〉。此时追军，即向、张两军。后移师到柳〈郴〉州。入柳〈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荼〈茶〉凌〈陵〉州亦得数千。后移营，西王萧朝贵带李开芳、林凤祥等来打长沙。此时我为兵，上〈尚〉未任事。西王到长沙攻打，那时天王同东王上〈尚〉在柳〈郴〉州。西王在长沙南门外中炮身死，后李开芳具本回柳〈郴〉，王天同东王移营而来长沙，实力攻打，数十日未成功，连开地道数处，放倒长沙大城，官兵不能勇&踊&进，外面清朝向、张大军围困，在长沙对面沙洲杀胜一仗，杀死清朝官兵数千。以后破城，仍然未下，天朝官兵有粮，无有油盐可食，官兵心庄〈壮〉，而力不登，是以攻城未就。
天王在长沙南门制造玉玺，呼称万岁，妻称娘娘，封东、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呼万岁在后。制造玺成，攻城未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廷〈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后而改作〈顺〉流而下，过林子口（当作临资口）而出洞廷〈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吴三桂之器械，盘运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汉阳，得汉口，困武昌，然后开道破城。此时东王掌令，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掌兵，攻打廿余日而破武昌。后而未守，直到阳罗〈逻〉，破黄州，取池〈蕲〉水、池〈蕲〉州、九江，破安省，（即安庆）具&俱&是水旱并行。那时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带陆路之兵，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罗大纲、赖汉英等带领水军。克得安省未守，赶下江南，将江南（即南京）四面围困。七日，破由仪凤门开道破城而进。水面舟只万余，各尽满载粮食等件。
此时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急〉[e8]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殓〈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是中洲〈州〉之地，足备稳殓〈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知〈之〉！"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固〈故〉而未往。此水手是{木架}〈驾〉东王坐〈座〉舟之人。被该水手说白，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开立军伍，整齐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归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出城门去者准手力拿，不准担挑。[e9]妇女亦由〈同〉。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沓〈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法律严，故癸丑年（太平天国三年，咸丰三年，1853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
东王令严，军民畏。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怒于心，口顺而心不息。少怒积多，聚成患害，积怒仇深，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北与翼议杀东王。翼与北王密议，杀东一人，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辅清而已，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后北王杀东王之后，尽将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是以翼王义怒之。后翼王在湖北红〈洪〉山，知到京城害杀许多之人，在湖北红〈洪〉山营中，带同曾锦兼〈谦〉、张瑞〈遂〉谋狼{北早}〈狈〉赶回京都，计及免杀之事。不意北王顿起他心，又要将翼王所杀。后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小南门而出，走上安省，计议报仇。此时北王将翼王全家杀了。后移红〈洪〉山之军下救宁国。〔困宁国清朝帅将姓周，不知名字。此人后与侍王李世贤二人战，死在芜湖湾趾〈沚〉。〕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甚，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可&乃&定。后将北王首级解至宁国，翼王亲看视果是不差。后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说。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安王即是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说。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怒&怨&，被忌押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
今将天王起义，及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地官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夏官丞相赖汉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来意，东、西、南、北、翼王合心举义图谋之实积〈绩〉，后此人自行相杀，乱事之原，业经载明。已&又&将李秀成在天朝出身为官，每年奉命战征，一切之情由，明白写清，并未隐瞒一切细情，恭呈老中堂玉鉴，一视便知，并未差错之理。[e10]
自{糹力}〈幼〉生在广西梧州府腾〈藤〉县宁风乡五十七都长恭理〈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独生李秀成、弟李明成二人。家母陆氏。在家孤寒无食，种地耕山，帮工就食，守分安贫。自{糹力}〈幼〉时，八、九、十岁之间，随舅父读书，家贫不能多读，帮工各塾，俱一周知。来在天朝，蒙师教训，可悉天文。〔我悉天文者，是在杭州，西湖山后，有一老师，年有九十余岁，教我七日七夜而知。后此{此}人不知&告&而去，寻踪无由。今已被拿，天数难辞，故而明说。〕此假〈段〉不说，说在家时。在道光廿六、七、八年（年）间，有天王自东省花县上来广西平南、梧州、桂平、武宣各等县，教人敬拜上帝。此之一节，前偏〈篇〉业已载明。自拜上帝之后，广西贼峰〈烽〉四起，年年贼盗分&纷&张，一出贼之大头目陈亚贵、张加〈嘉〉祥、大头杨〈羊〉、山猪箭、糯米四、刘四各贼首，连年贼恶，劫当铺，抢城池，上下未亭〈停〉，乡人见过人众，自后不惊。后见拜上帝兵马到来，是拜上帝之人，具&俱&不他逃矣。故又被团练之逼，故而迷迷而来。
一路自粤西而至，我本为兵而来，前之内政，具&俱&不经我手。后至南京，破城之后，那时我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那时东（王）有令，要在各衙之中，要举出军帅一员带领新兵。后经东王调保我为右四军帅，守把太平门外新营。此时癸丑年（太平天国三年，咸丰三年，1853年）之间。是年八月，调为后四监军，在仪凤门外高桥把守。十月之间，即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时官小，不故〈过〉听差而已。我在军中，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各上司故而见爱。逢轻重苦难不辞，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后春官丞相胡以晃带领人马去打破庐州府，破郡之后，来文（调）往庐郡守把安民。此四年（咸丰四年，1854年）之间矣。此时调为指挥之任。此时官小，不甚为是〔到此段之下不说，说翼王、安、福王之由，此段在后分别陆续补说〕。至翼王与安、福王两斗他往，东、北王又死，秦日昌〔秦日昌，即秦日纲也〕因韦昌辉与东王相杀，秦日昌亦死在其内。国中无人，经朝臣查选，查得十八指挥陈玉成、二十指挥李秀成、赞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贤这班人出来助国。此时翼王在安省远去，幸我招张乐行、龚得&德&树这班人马，声称百万之众，是以天王降诏来寻，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
因翼王与安王、福王三人不睦，出京远去，军民之心散乱，庐州被清朝和帅攻破，合城兵将尽亡。那时和帅自下镇江，与张国梁困打镇郡，分军来逼桐城县，是清朝军门秦九泰〈定三〉领军围困。清朝帅将大小营寨百有余座，自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度度&处处&严密，困逼桐城。此时我为丞相，谨〈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人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力敌桐城，保固皖省。那时已有张乐行、龚德树在三河尖造反。那时李招〈昭〉寿在我营中共事，李招〈昭〉寿与张乐行、龚德树有交，特通文报与张乐行来投。此时张乐行接得文件，当即复文，已肯来投。那时格宜用心镇守桐邑。〔说张乐行之事，前说一偏〈遍〉，后说一段，方可分清来历，故而再说也〕。每日交锋，军炮不息。那时清朝帅士每日万余与我见仗，我天朝帅士不足三千，他营一百余座，我止有一孤城，城外止营盘三座，力战力敌，是以保固桐城，安省得稳，实我之敌〈力〉也。后见势不得已，那时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至陈玉成，在家与其至好，[e11]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天朝，格宜深友。那时在桐城，命使持文前往宁国，求救于陈玉成，当即准请，当即未解宁国之围，移军来救桐邑之困。〔未解宁国之围，前段亦说明〕。兵由棕扬〈枞阳〉渡江齐集，我亲自轻奇〈骑〉赶赴棕扬〈枞阳〉，绘成进攻图式，与成天豫细详。至桐城之敌军，算我之军，定由对面迎敌，清朝官军逆面备防。我与成天豫计出奇兵，我亲回桐邑，谨备制敌之师，候成天豫奇兵制胜，由棕〈枞〉阳一鼓顺下，攻破无为州，下汤〈仓〉头镇〔此是无为州汤〈仓〉头与镇江汤头分别。〕运漕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仓〉头清营。攻破之后，抄黄落&雒&河，破东关，得巢县，分军镇守。〔自无为至汤〈仓〉头到巢县，清将不知姓名，此经成天豫之手，那时我（在）桐城。〕即移军，成天豫带领人马上打庐江，仍然攻破庐邑，派军把（守）庐江，即引军上界〈氵卑〉河，攻大关，包过桐城之后，断清军之粮道。桐城地势，一面高山，一面平坦，清军粮断，成天豫由外包来，我领军由内攻出，两面合攻，清军大败。分三路追赶，破舒城，得六安，此两处之民，投诚者数万之众。当过六安，上三河尖，招引张乐行。那知张乐行先发龚德树、稣〈苏〉老天半路想〈相〉迎。当即计破霍丘县，攻破此城，交张乐（行）为家。那时成天豫引兵破正阳关，攻寿州未下，扯兵直上黄、松两处，与曾帅交锋，同清将李续宾对战，在松子牌&童司牌&失利之后，与清军两迎，胜负未分。〔斯时成天豫是冬官丞相，封我是地官丞相，封为合天侯矣。恐前后参差，故而明载，一觉〈览〉可知。
那时朝中无人掌管，外无用[e12]将。斯时我与成天豫各有兵众，朝中议举我与陈玉成带兵外战。后见我堂弟李世贤少勇纲〈刚〉强，又而选用，又得一将，朝用世贤次之。蒙得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永不出京门，后封为正掌率大臣，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连我与陈玉成亦其调用。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故未散也。若清朝早日肯救赦广西之人，而散久矣。后有人奏闻到。天王知到此事，各有散意，后即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今天王封出许多之王，由此段而起，是酬各再振雄心之意而保〕。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此时成天豫屯在太湖、潜山，我屯在六安、霍山，然后轻奇〈骑〉约成天豫赴安省会议，云朝中这乱如何亭〈停〉止之由。正当会议，斯时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陈玉成封又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实任也。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自为兵出身，任大职重，见国乱纷云〈纭〉，主又忄蒙〈蒙〉尘，尽臣心力而奏练〈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衣〈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代〈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于安、福王。因此奏练〈谏〉，当被我主降照〈诏〉[e13]革除我爵。后再复一本，将天下之大势情形，并陈奏练〈谏〉之来历。奏本由朝臣手过，见我本张&章&明顺，朝臣亲上殿奏练〈谏〉，仍复我职。
那时和帅困我镇江，内外不通音信，内又无粮，外又无救。翼王远逃，那时朝中无人出色，独我与陈玉成二人有兵多众，故人而举荐，调我下救镇江。当时由皖省赶上六安，全军调下，救出镇郡之兵，失去镇江之城矣。
那时清朝和、张两帅引军攻打句容。那句容县天朝守将是袭职夏官丞相周胜富守把。〔句容守将周胜富是周胜坤之胞兄。周胜坤在汤头被张国梁攻破营寨身死后，周胜富兄袭职，委镇句容，是此来由也。〕战攻数月，被和、张两帅打破句容城池之后，和、张两帅来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假〈段〉放下，先说明向帅头困天京之由。
头困天京，向帅同张国梁带有满兵数千，汉兵二、三万之众。自孝陵卫扎至朱洪武坟这边，东南扎至七公〈瓮〉桥为止。那时向帅困我天京，那时镇江亦困。困镇江清帅姓吉，是满洲人氏，营扎九华山、当涂〈丹徒〉、金山一带。仪征清朝帅臣不知姓名。〔复查镇守土桥、三岔〈汊〉河是清朝德姓为帅。〕天朝镇江守将吴如孝，提理仪征、镇江一带兵权，概归吴如孝掌管。那时我上〈尚〉是地官副丞相，合同冬官丞相陈玉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后为迓天侯，即陈仕章也。〕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等下救镇江。此是初困之救军。进镇江汤头，与张国梁连战十余日，胜负未分。后九华山清朝吉帅发兵来与张国梁会战。我亦选集锐军，两家迎敌，大战于汤头，两无法处，我欲救不能，吉、张破我不下，两边按寨对扎，两不交战说话。想通救镇郡未下，当与各丞相等计议，派丞相陈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镇江。水面皆是清军炮舟拦把，虽言&然&严密，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当与吴如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出，我带军由外打入。后查汤头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内，清军由此河边扎营。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两进为难。后我天朝之军移靠汤水山边下汤头，靠河边，两家难进处所。清军营寨概移入汤水山边，堵我进兵之路。那时镇江不应绝命，吴如孝、陈玉成已由内打出。我在外高山吊望，见镇郡人马出来，旗播〈幡〉明现，知是我军。是夜亲挑精锐之兵三千，我亲带由两不能处所，清军移堵我汤水进兵之路矣，此处无兵把守，此地叫做汤头岔河，是由此经过，将此清军旧营修扎。天明原扎汤水山边之丞相陈仕章、涂镇兴、周胜坤等出军与吉、张两帅制战。吉、张不知我出奇兵袭由汤头岔河而过。午未时，吉、张方知我袭其后路之信。汤头岔河隔汤水山边廿里之大概，那时镇江吴如孝、陈玉成之兵亦到，两下接通，那时欢天喜地，内外之兵，和作一气，大锐声张，与吉、张两帅答话。次日开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是日当即扯兵而下镇江，屯在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与吉帅大营相对。吉帅防我攻其大营，度度〈处处〉严密防守。是夜调齐镇江舟只，调齐由金山连夜渡过瓜洲。次早黎明，亲领人马同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吴如孝力攻土桥，破入土桥清军马营。那时清军大败，红桥以及卜著&朴树&湾、三岔〈汊〉河清营尽破，大小清营一百二十余座，清营那时闻风而逃。当即顺破扬州，后将扬州一带粮草运入镇江。此不知土桥清朝将姓名，已今〈经〉日久矣。自在汤头岔河以及汤水山边守将同下镇江，过在扬州矣。独留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带领人马守把吉、张旧营，是堵后路之意。破土桥之后，得扬州之后，取粮回镇郡，事完，欲领兵回京。那汤头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守把吉、张两帅旧营六个。自我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过破土桥之后，此处周胜坤所守之营，仍是吉、张两帅破去，周胜坤兵败，吉、张两帅将此营坚扎，加工修理，绝我归京之路。斯时无计可施，全军概在扬州、仪征，欲由六合县上甫〈浦〉口回京，后经张国梁知到，带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尽心拼命，合为一气，仍由金山渡江而回。过到（齐）金山，齐兵定叠&垒&，那时张国梁在六合未回，当即领兵攻打高资。是日攻破清营七个，余四个大营未及攻下。吉帅由九华山领兵来救此营，当被天朝官兵逼吉帅逃入高资山中。那时吉帅是夜逃出，入其高资营，被我天朝官兵四困，内外不通。吉帅自己用短洋炮当心凹自行打死。清兵见主帅自死，各军自乱营，此营当即失利与天朝帅手。后悉知清朝吉帅身死，知其营中无有主帅，当即移营，赶下九华山。次日早辰，全军具&俱&集九华山脚，吉帅之营七八十座，军中无主，吉军自乱，不战自逃。吉营失过之后，张国梁由六合赶至，此时救之不及。张国梁兵屯当涂〈丹徒〉镇，然后将我得胜师前往当涂〈丹徒〉，与张国梁见仗。两家迎敌，自辰至午，胜负未分。至申时候，有镇江守将吴如孝带领人马千余前来助战，将张国梁马军先破，步军并进，张军大败。次早行营回京。汤头旧清营见九华山营失守，自己他逃，后我天朝之军直上到京。
东王令下，要我将孝陵卫向帅营寨攻破，方准入城。将我在镇江得胜之师，逼在燕子机〈矶〉一带，明天屯扎，逼得无计，将兵怒骂。然后亲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入京，同东王计议，不欲攻打向营。我等回报，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东王义怒，不奉令者斩。不敢再求，即而行战。次日开攻，移营由燕子机〈矶〉、猺〈尧〉化门扎寨四营，猺〈尧〉化门清将是向帅发来镇守，我自此屯扎。次日张国梁已由当涂〈丹徒〉返回孝陵卫，是早引军与我迎战，自辰至巳，两军并交，张军败阵，天朝之军，顺力追赶。是日张军仍回孝陵卫，我等移营，重困猺〈尧〉化门清营。次日张国梁复领马步前来，两家立阵想〈相〉迎，各出门旗答话。步战汉兵，马战满兵，两交并战，自辰至午，得翼王带曾锦兼〈谦〉、张瑞〈遂〉谋等引军到步助战。清军满兵马军先败，次即向、张[所]领汉军亦败也。是日向、张所救猺〈尧〉化门未能，自军败阵，后被我四面追临，当即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廿余个，独乘〈剩〉向帅左右数营，张国梁自扎七公〈瓮〉桥，此亦乘〈剩〉左右乘〈剩〉己营也。是夜向、张自退，我天朝之兵并未追赶。〔此是五年间，东王未死。〕
后东王传令，将向、张营寨器械什物，运齐入城，将官兵扎息数日，大赏众军，然后饬令我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等领兵追由句容而去，顺手已得句邑，并下丹阳。斯时向、张已到丹阳六七日矣，已将丹阳四面坚屯营寨之后。那时我与四丞相领兵方到丹阳，离西门廿五里下寨。次日计议攻城，那知张、向之军次早先至，两家并力迎敌。是日张、向军败入城，并不出战，坚守城营，我力攻未下，清军精锐养足。此时天朝之兵战久未下，官兵少有战心。后经张国梁分军迎敌，在丹阳南门外大会一战，两不高下。此向帅困在丹阳，又失去孝陵卫大营，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阳，是以向帅自缢而死。张国梁与向帅拜为契爷，他见向帅自缢，故而奋身再与见仗，然后被张国梁攻破丹阳南门外天朝营盘七个，杀死六七百人。南门守营之将是十三检点周得贤，中炮身死，于〈馀〉军败散。此员战将勇敢有余，众军见此员战将战死，攻打丹阳又不得下，各有畏意，人人那时已有退缩之心矣。
然后无计可施，全军扯攻打金坛，亦然未克，连廿余日，亦是与张国良〈梁〉战征。每日见仗，具&俱&未分高下，两阵皆坚，攻城又未成效。那时李昭寿亦在其场。所攻未下，然后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廿五里所屯。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此是天意，若向帅未败，仍扎孝陵卫，遇内乱之时，那时乘乱，京城久不能保矣。逢向帅败过而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朝中内乱，祸起肖详〈萧墙〉，因此而起，内政不修，人心各别，亦因此举之原。
在六年（咸丰六年，1856年）之间乱起，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故有今之败。我久经力练〈谏〉数十封章，不从我练〈谏〉。虽本无才，因自{糹力}〈幼〉为民之时，不知天王欲图天下，奇〈骑〉上虎{北早}〈背〉，不得不由。自由从者，粤省数万而随，非我一人而为此乎&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数万之多，那有不才理者乎？非独一山夫之辈。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北草}〈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此之机变作，实实无知。此亦世人之劫数，亦是英雄应受折磨之当，五百年之大数，转限数难逃。自周至今，数千年之大换，世间之作变，非是我为，世民随洪姓而来，作一路而至，即是沙云而已，忄蒙忄蒙而随。今除神象，是天王之意，亦是神圣久受烟香之劫数。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象，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我亦不知理数，揣{水口}〈沓〉来情，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可是也。
我自{糹力}〈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忄蒙忄蒙而来，造成今日患害，父母分离，妻儿失散，为人非肯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乎&也&！今国破被擒，实直一心，将国来历，一一用心，从头至尾，起止反复，得失误国情由，实见中烝〈丞〉大人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救世之人。久悉中堂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当承讥〈讯〉问，我实的未及详明，自行甘愿，逐细清白写呈老中堂玉鉴。至自我天王起义至今，两面交锋，各在一朝，虽耳闻未及目见的实。今我主死国亡，我亦被擒到步，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写齐明白，存我粗心，性直心直，故而明白写呈。非求我乐，实出我直心，非悉我有今日难，非悉生我能扶洪为君，实不知今日繁&烦&难也。此段业经说过，再说朝规坏乱，丧民失散家邦情由。
此时杀东王之后，又杀北王。杀北王之后，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那时三河有军把守，守将是蓝成春，具文到京告急，三河有庐郡清军围困。当调我领本部人马去救三河。军行到无为州，三河败退，随失庐江县矣。那时张国梁之军败而复振，进兵攻打句容矣。句容守将周胜富败退，清将收得句容，顺下再困镇江〔前是头困镇江，此是二困镇江，注明在此〕。张国梁困得镇江之后，同和帅复困天京，此是八年（咸丰八年，1858年）之间矣。
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朝之兵尽行带去；杨辅清已在福建；韦志俊避逼林泉；林绍章〈璋〉因在湘谭〈潭〉失军，革职闲居；林启容被困于九江；黄文金在湖口有清军制困；张潮爵、陈得才孤守皖省无兵；陈玉成那时虽旺而官亦小，斯时其在小孤山、花洋〈华阳〉镇一带。那时国内分〈纷〉张乱政，独有蒙得恩、李春发二人不能为事，有安、福王押制不能，此八年（咸丰八年，1858年）之间。
和帅、张帅困天京，得幸粮丰足，件件有余，虽京兵少，有食有余而各肯战，固而坚稳也。张国良〈梁〉之兵是广兵，虽精，未有曾帅之兵力足，勤劳亲事。广兵好勇而心不齐，虽有满兵数千，未有曾帅（湖）南兵之庄（壮），是以八、九年（咸丰八、九年，年）之困不碍。和、张二帅军饷，出在福建、广东，稣〈苏〉、杭、江西之助。那时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木梁}〈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甫〈浦〉之通，虽被德帅攻破两甫〈浦〉，上（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故而稳也。稳过之后，和、张、德三帅围困虽是严紧，斯时朝臣荐用于我，主一心用我，我一心实对，主用臣坚，臣力死报。那时家弟李世贤，带我原日旧部士将屯在黄池、湾池〈沚〉之庄〈壮〉势。此时朝政事悉归我一人提理，那时主信我专，令法得严，故稳固也。出令各不敢有违，具&俱&各愿从，听我调度。
那时京城东北已困，独有南门将已实困，那革职林绍璋调其回京，后保为地官又副丞相之职，调任京务。那时观势不同，外无调度之将，不得已先与朝臣计议，我欲出[京]以为外调救解等议。众朝（臣）苦留，那时从头至尾，一一算筹，各方心愿，肯我出京。复而奏主，主又不从。然后，又从头至尾一一奏明。主上不肯，斯时无计，当即退朝。又过数日，复而明〈鸣〉钟擎〈击〉鼓，朝堂传奏，见事实实不能，故而强奏。擎〈击〉钟鼓之后，主即坐殿，尽而力奏。斯时朝不当绝，劫未满登，人心有醒，主而复明，故而准奏。是次日出朝，将京中之事，概行清白交与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掌管，奏免不准长、次兄理事，斯时肯信奏事而佳也。交清朝中政事，辞主出朝，由南门一日一夜赶到芫湖与家弟李世贤斟酌，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斯时清军势庄〈壮〉，四面皆军，人心又乱，又无逃处。那时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那时韦志俊与陈玉成同进固冶〈始〉、双〈商〉城等处。天王欲见韦志俊之罪，又经我在天王驾前力保，后封其为定天福之职，即同陈玉成合队矣。今韦志俊生命投入清朝而得回家之乐，性命实我保全。其回家乐也，我之难，无门而死，亦不叹也。那时陈玉成欲上得〈德〉安招足人马而救天京，那知天不容去，在罗田、{艹麻}〈麻〉城一败而回，在太湖、潜山屯扎，正是九&八&年[e14]（咸丰八年，1858年）五六月之间也。陈玉成去远，李世贤力挡南岸一方，我独无计，在无（芜）湖将我部下调精兵五千余众，一由无〈芜〉湖渡江，一由东梁山渡过西梁（山），两处渡江，概到含山齐集。那时部将独有陈坤书、萧招生、吴定彩、陈炳文而已。在含山齐集之后，那时和州失守，清军屯扎廿余营，不得已，破招〈昭〉关，{冂页}〈顺〉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河&村[铺]清营，然后破和州廿余营也。后有两甫〈浦〉德帅救兵已到，我先将和营早破，救之不及。上石营两座未破，被德帅马步之军救去，杀死我步军数百人。此是陈坤书在此。那时我引军先取全椒、滁州、来安，分甫〈浦〉口德帅之势，斯城虽破，德帅之势已分，奈无兵可用，取到来安为止。后胜功〈宫〉保马军来敌，连战数场，我军失利，退守来安，仍回滁郡。后将滁州交与李昭寿镇守。李昭寿在我部下，我无不重情深待。我部下旧将见我待李昭寿深重，我手下各又不服。至李昭寿之兵甚为多事，兵又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扰于民，县县佐将，被其打责。自见事过，又不好见我之面，故而有变心而降大清也。自李昭寿在我部下，扰乱民间，与守将闹事，我并未责其半言，后其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我天国坏者一是李昭[寿]起，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邦〈帮〉兵害起，惹我天朝之心变，刘、古、赖三将、杨辅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陈坤书是我部将，我有十万众与他，此人胆志可有，故而交重兵于他。后谗臣见我兵势甚大，密奏天[王]加封其重爵，分我之权，故而自尊，不由我用，制其不能，而[害]百姓者，是此等之人也。南北两岸其害过之处所，我无不差官前去复安，给粮给种，招民给本钱而救民命。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也。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这等人害也。〕
此段说完，又说我独自一人无计解救京围，此是九&八&年（咸丰八年，1858年）之话。交滁郡与李昭寿，我自回全椒，无兵可用，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在全邑，日夜流凄〈涕〉，虽招有张乐行之众，此等之人，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也。那时止有部将陈坤书、吴定彩、萧招生、谭绍光、陆顺德，各将愿力拼舍死，愿救京都。当调精锐，不足五千，欲先扫开两甫〈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内人心。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即由全椒重&动&马下大刘村安营扎寨，由桥陵〈林〉进兵两甫〈浦〉。那知德帅由甫〈浦〉调集马步万余到大刘村迎战，外有胜帅马军三、四千，头一见仗，我军取胜，次日开兵，我军失利，新旧之营概行失守，失去官兵千余，败军概到汤氵泉〈泉〉一带，我自己数奇〈骑〉而转全椒。那时真苦之不尽，流凄〈涕〉不尽了，仍在全椒，实无良策。后通文各镇守将，凡是天朝将官概行传齐，择日约齐到安省棕〈枞〉阳会计。各处将臣具&俱&而衣〈依〉约而来，此时正是八年（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中期&旬&。那时陈玉成由罗田、{艹麻}〈麻〉城败转，不约而到棕〈枞〉阳会议矣，各誓一心，订约会战。陈玉成之兵由潜山过舒城，破庐郡，出店铺，攻梁园、定远。此时攻定远，是陈玉成令吴如孝带领龚德树之兵围攻，陈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斯时我已由棕〈枞〉阳回全椒整队，当即领人马到滁州、乌依〈衣〉会与陈玉成矣。那时德帅在甫〈浦〉口发动人马由小店而来乌衣，胜功〈宫〉保之马军亦由水口而来，马步[军]押战，大战于乌依〈衣〉。那边德、胜两军，这边陈、李两将，两家交兵，自辰至午未，胜、德二人之军败阵，我军乘胜而追，那德军失去三四千众。次日到小店，与〈遇〉张国梁由江南统带精锐前来救解小店，于〈张〉军又败。顺势追下甫〈浦〉口，陈玉成攻德帅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甫〈浦〉口一万余人。此时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是一救于天王。后陈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长，到扬州。此等处俱无清兵把守，随到随克，独扬州有兵，不战自逃。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肯降即可，不肯者，皆由自愿也。该不从，称云：受清朝之恩，不敢再造。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而行。斯时兵少，不定〈守〉扬州。
陈玉成攻破六合之后，忽言&然&安省告急，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一带，被老中堂统下帅臣李续宾攻破，一日五文前来告急，那陈玉成无心在下，当即扯兵上救。斯时陈玉成启奏天王调我同往，陈玉成先行扯兵上去，我随后而来，直由巢县而进。那时三河复守之将是吴定规所守，〔三河失过，然后天朝又复取回，前蓝成春之失三河，清军未守，复命吴定规为将。〕被李续宾逼困甚严。经成天豫陈玉成[那时已封前军主将]，领军由巢县到白石山、金牛而进，包三河之后，断李续宾之后路，塞舒城（之）不通三河李营之救。斯时[李]续宾见前军主将陈玉成之军屯扎金牛，次早[李]续宾领精锐四更仆〈扑〉到主将营边。依续宾要黎明开仗，李家手将要五更开仗，[李]续宾云："陈玉成兵庄〈壮〉，恐战未成，各将岂不误我之事？"是以五更未开战也；若衣〈依〉其手将五更开仗，陈玉成之兵而败定也。黎明之时，被李将攻陈将之寨，当被李将攻破，追陈将之兵过于金牛去矣。天当明，蒙雾甚大，皆闻人声，不知向处，那知陈玉成上〈尚〉在李续宾之后，李将追赶陈将之上前，陈将在（李）将之后杀去，李将那时知到〈道〉陈将由后杀来，复军回敌，己军自乱，死去千余清兵。查白石山隔金牛廿五里，那时陈玉成奏调我往，天王封我为后军主将，随后而来。是早在白石山十余里屯扎，我听闻金牛炮声不绝，知是开兵，我亲引本部人马，向三河边近而来。斯时正逢陈、李两军迎战，离李将营前七八里交锋，我军即至，陈玉成见我兵生力一庄〈壮〉，破李续宾阵门，阵脚一动，大败而逃，困李将于营中。那时清军外无来救，三河隔庐郡五六十里，庐郡又是陈玉成派吴如孝守把庐城，舒城李军又被陈军隔断，欲救不能，后李将见救不及，营又紧困，自缢而死。后将李将全军收集，多落在陈将营中，我营少有，那知湖南之人，同军行到半路，不防提备，被湖南之人杀死陈将之军数十人，后陈将传令杀尽。落我营具&俱&一而在，自此之后，各已陆续自逃。我与李将战平三河之后，当与陈玉成两路分行：陈玉成靠舒城而出大关，我由三河至庐江，到界河。斯时桐城被李将攻克，派将由&在&此守把。我与陈玉成在桐邑羽〈吕〉亭翼〈驿〉会议分兵，陈将与曾帅、李将人马战过，低〈底〉细甚知，我未与战，其地又生，派我由孔城而进桐城斗铺，陈玉成由山边而进桐邑。西门清将出军与陈玉成见阵，我亦到场。清将分马步两边迎战，〔桐城清将不悉姓名。〕清军见三河失去李续宾之好将，各有忌[e15]意，少有战心，故而败也。当日败仗，我军越由西门扒城而入。我由斗铺而攻，当已夜矣，清军营寨是夜退逃，杀死不少，斯时收复桐城，当即息兵三日。那时安省已困，内外不通，自三河一战，桐城一战，安省之围自解。此是一解天京，得甫〈浦〉口而通之道之二困京也。〔连向帅算来二解也。〕三河、桐城之战，则皖围之〈立〉解。
那时陈玉成军由石牌而进宿松，其军乘胜，不知自忌，在宿松被曾帅部下将官马步打败，自退而回。陈将派其部下之将李四福领一军由青草隔〈塥〉进黄泥岗〈港〉，进石牌之上，去助宿松成功，到黄泥岗〈港〉被清军马军冲失一队，未及助宿松之力，不知宿松之败，两误不成。陈玉成总欲得宿松，有安省之稳，心结实而图之。斯时我由潜山而进太湖，两处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是陈玉成派将把守。陈玉成自宿松之败，仍回太湖与我会议，其欲节节连进二郎河，屡议我不欲愿，其屡屡多言计恳，不得不由而从，当即分路进兵上二郎河。会鲍军同左〈多〉将军之兵，一由二郎河而来，一由宿松而来，马步并进。陈玉成之军先败，其营概被鲍军所得，其被鲍军逼其上山，杀死数千天朝将士。独乘〈剩〉我扎大营六座未破，被困至夜，左〈多〉、鲍收军，我冲阵而出，是夜仍退回太湖，陈玉成亦至。那时陈玉成军屯太湖，其自回安省。我引军回巢县黄山屯扎，息养过年。左〈多〉、鲍二军，亦而息马养军。
那时江甫〈浦〉是薛之元镇守，九年（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投降清朝，将甫〈浦〉城献降。此时李昭寿在滁州乌衣、小店连营，接连江甫〈浦〉，甫〈浦〉口亦是李昭寿兵屯。此时又是为三困天京矣。那时我上〈尚〉在黄山，救之不及，然后得悉江甫〈浦〉之变，赶下甫〈浦〉口，城内一片空城，城外有李昭寿之兵，不得已，令将入屯甫〈浦〉口，暂通天京之路。所幸者那时有六合、天长、和州、巢县、无为之势。后经南岸张帅加兵来，两甫〈浦〉又被困紧。那时虽通京城些须之道，其实不由，然后不得已，追调前军主将陈玉成赶军下救，后而由庐郡梁园而至。那时六合亦有清朝之军数万围困六合。困六合清将姓朱，是广西人，张帅部下，发来六合。后前军主将先攻六合，头一战未成，然后将兵扯下扬州，声张困打阳〈扬〉郡。那时朱军屯在六合东门一带四十余营，攻扬州，过东门之后，是以分朱军兵势之计，复兵回袭。朱军战士调救扬州，被我复兵隔断，内无战兵，外救不能速至。后江南张帅分兵来救，在陵子**锋，一战张军而败，是夜朱军尽退，六合之围而解，朱军失士甚多。后又同陈玉成引兵回甫〈浦〉口，将清朝周将困浦口五六十营攻破。自六合班师上甫〈浦〉，与清帅张国梁及其部将张玉良、周姓等战。五六日大战，张国梁兵败。周将见主帅兵败，将士心寒，无有守战之心，中有大江之忌&惧&，将兵自畏，未有力敌之心，故而甫〈浦〉口清营不能守也，失去清营五六十个，退到河边，不能再退，其上有江甫〈浦〉未退。那时独[通]京之半边之路。此是四困京城之小解围也。
自攻破甫〈浦〉口、六合之后，曾帅大军又由黄（梅）、宿松而来，上路又来告急，前军主将扯兵上救，独我不能前去，要保甫〈浦〉口。后破两甫〈浦〉清营未尽，后又反生。我守甫〈浦〉口日久，又无军饷支兵，外又无救，南岸和、张两帅之兵又雄，无兵与其见仗，营中所用火药炮子具&俱&无，朝无佐政之将，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军务政务不问，我在天朝实无法处。力守甫〈浦〉口，后又被见疑，云我有通投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被天王悉到，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此时虽而受逼，我乃粤西之人，路隔千涯，而无门投处，我粤人未能散者，实无门可入，故而逼从。若曾中承〈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今我天王立国，其欲创立山河，非我知也。大清欲息峰〈烽〉烟，再望平定天下，收服人心之为首。我主实因德政未修，故而败亡。久知中堂恩惠，收齐作乱之人，免乱世间，百姓早日可安宁，清军将相早日解甲息军，满天同歌而颂赞中堂、中承〈丞〉大人恩德巍峨，荃[e16]邦之幸也。语语直陈，实出我直心之意，蠢直如斯，非敢多言话办〈辩〉，我是何人也，本朝英才片〈遍〉地，非我军犯之味言，久知中承〈丞〉大人、中堂恩量，故而言及。我今临终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宁，闲言粗{讠表}〈表〉，恳容见量〈谅〉。
今将我在甫〈浦〉口被逼之后，逐细陆续陈清。那时江甫〈浦〉上〈尚〉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甚不同，轻奇〈骑〉回京奏主。主又不从，当金殿与主办〈辨〉白，问主："留我镇甫〈浦〉口，尔外救应望何人？"将主国臣筹算，与主周详算：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有其名未能为用；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在池郡英〈殷〉家会〈汇〉、东流亦有曾帅之军制战；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宁〈陵〉、湾趾〈沚〉一带；京城四门具&俱&被和、张两军重困深壕，朝内积谷无多，主又不准我出，[谁]为外来救？我主意何为？与主力办〈辨〉。当被严责一番，又无明断下诏，不问军情，一味靠天而已，别无多诏教臣。不得已，后而再行强奏，定要出京。主见我无可而留，准我出京。当即将甫〈浦〉口军务概与黄子隆、陈赞明接镇，当即行军，自甫〈浦〉口动身到无〈芜〉湖，三四日之间，甫〈浦〉口城外靠大江边营盘，概行被张帅之军攻破，九伏〈氵伏〉洲亦已失守。此时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
被和、张两帅密密加营，深壕格深，阁朝无计，京城困如铁桶一盘〈般〉。此时天朝气数未尽，不应绝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而肯从我意，任我指陈&挥&。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四筹解救，善心用意，和就外臣，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之名号，实在我舍散银钱，不计敌军将臣，与我对语，亦有厚待，民间苦难，我亦肯给资，故而外内大小，人人能认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长，长者，重用者，我天王是一重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其驸马钟姓、黄姓，第五重用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后，正将英王之事交与我为。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自尽一心。那时天京困紧，实实无计。十年正月初二日（咸丰十年正日初九日，日），由无〈芜〉湖带领人马到南陵，过青戈〈弋〉江马头，由宁国、高桥而过水东。那时宁国清军防备我攻打宁城，其严备我到，谁知我由水东顺过宁国，两日两夜赶到广德州，当即攻破广德，留陈坤书、陈炳文在被〈彼〉守把，我亲带部将谭绍光、陈〈陆〉顺德、吴定彩等，由广德动身到四安。四安有张国梁之军在此守把，是日到此，当即开兵，两家见阵，拼力来迎。此时张[军]败阵，攻破其营，收四安，下红心〈虹星桥〉，会家弟李世贤之队并力计攻湖州。那时湖郡不欲人多，将此城交李世贤自攻，我扯本部人马由庙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那止有六七千之众，将杭州困其五门，三日三夜，攻由青〈清〉波门而进。攻破杭州，非是人力，实实天成，一千三百五十名先锋打破杭郡，并非人力之能也。杭民应难，劫数难逃，我非一心去打杭郡，见和、张两帅困我主及我母亲（在）京，知和、张两帅军饷俱出在稣（苏）、杭、江西、福建、广东，此是出破兵而制胜，扯动和、张两帅江南之兵，我好复兵而回，解天京之谋，非有立心去打杭郡。打入城内，连战数日，满营未破。然后和、张两帅果派江南救兵来救杭郡，令张玉良统带到杭郡武林门，两家会话，知是江南和、张之兵分势，中我之计。次日午时，将杭[郡]新制造旗帜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计。不意张玉良果中我谋，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碍。此时天朝未当灭绝，谋而即中。[于今]气数业已满登，谋而不中。以前至今亦是此人任事，而今计不中而失京城，一〈亦〉是我主无福，清朝有福，曾帅大人坚心耐苦，将士齐心，曾家亦有厚福而辅清朝，得此城而威扬天下，实中堂之谋、九帅之才谋算，将相用命，而成全功也。此段放下，再将杭郡退出，来解京城之围，张、和兵败之情节，一一详呈。说清之后，再又说今失天京之情。此事十余年之积聚，一段难以说清，陆续载计〈记〉清明。
会议之后，当即分兵，杨辅清带领人马攻高淳、东坝，派李世贤攻溧扬〈阳〉。刘官芳亦至。此时处处成功，辅清遂克溧水、木〈秣〉陵关，侍王李世贤克得句容。我由赤沙山而来，一路我并未攻打城池，直到雄黄镇。那时张、和两帅分将屯扎大营十余个。斯时侍王亦到，大齐会战，与张帅之军两家立阵，两并交锋，自申至酉，张军大败，攻破雄黄镇清营，清兵畏忌，不敢交锋。次日进兵，由土山而来，辅王由木〈秣〉陵关至南门，那英王陈玉成自潜、太早亦扯兵下两甫〈浦〉。那时我与杨、刘、李等俱在南岸，英王是不约而来，知我兵到南岸，其由西梁（山）渡江，顺由江宁镇而来头关、板桥、善桥。那时军军俱而到步，我由猺〈尧〉化门而进紫荆〈金〉山尾，陈坤书、刘官芳由高桥门而来，侍王李世贤进北门红〈洪〉山而至，辅王杨辅清由木〈秣〉陵关到南门羽〈雨〉花台，英王陈玉成由板桥、善桥而进。和、张两帅之兵，（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雄黄镇战败一仗，张玉良带江南精兵去救杭郡未回，被我军隔断于外。和、张两帅之粮出在稣〈苏〉、杭、福建、广东、江西等处，具&俱&被隔断，营中无粮，那时天朝之兵又众，是以一鼓而解京围，此六解也。那时虽解京围，攻破和、张两帅营寨，未杀多人，具&俱&行连夜全军退去，直下镇江、丹阳屯扎。和、张军死者三五千人，散者多也，散下稣〈苏〉、常。和、张之兵陆路抢民间物件，众百姓怒之。此时我朝军威大振，何知有今日之难！
六解京围之后，并非主计，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这班臣子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忽〈屈〉误英雄，死去无数之好汉，误死世民，实出吾主之过，不问贤良而用，信臣不专，我屡启本力练〈谏〉，与主力办〈辨〉世理，万不从容，故而今日之难。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涌涌&而来，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人无天理，非是人伦，奇〈骑〉在虎{北早}〈背〉，不得下奇〈骑〉，父母失散，非我之愿。主立山河，得永远之业，我为其将，随军许久，未乐半时，愁繁〈烦〉我有。有天朝害民害众者多，非我一人之爱主，权柄不归，何能治事？中堂、中承〈丞〉在外耳目深长，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谅可久悉矣，不待再言。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格外不由人奏，具&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斯时军威格胜，将士格多，缠身难谢，日缠日重，格难离身。自此六解京围，亦未降诏厉〈励〉奖战臣，并未诏外战臣见驾，朝臣亦是未然&见&。我主不问政事，具&俱&是叫臣认实天情，自言〈然〉升平之句&局&。今国破丧邦，被中承〈丞〉大人之获，押在罪囚，上〈尚〉未刑治，我闷闷于囚，我主势已如斯，不得不写呈中堂、中丞之玉鉴，可悉我主欲立朝之来历，坏国根源素〈诉〉清，万不隐避，件件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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