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八路军的少年兵—日籍八路回忆录 转至龙腾翻译_二战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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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八路军的少年兵—日籍八路回忆录 转至龙腾翻译
我是的少年兵——在里的十年山口盈文他以开拓义勇军的身份西渡满洲，战后作为一名日本青少年却因莫名机缘加入了。这位在国共内站期间和的军队打过仗，在里也与美军交过手，并且于战后回国。一位在19年（1944年）春加入满蒙开拓团少年义勇军的日本人奇妙的命运——战败。就在无数滞留满洲的日本人过着辛酸生活的日子里，他竟然成了一个“士兵”……并与军队作战，然后还参加了。最近一个日本老八路写的回忆录前言
回顾我这一生走过的路，不算长也不算短，这辈子既谈不上什么地位也与名誉或者权利无缘；仔细想来更像是一艘没有桨没有帆甚至连舵也没有的小船，在风浪里飘摇着随时都会沉没。
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雨雪，靠着自己一个人苦撑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过去了；脑中尚残留些对过去回忆，仿佛遥远天空上的星星点点。于是我将这些东西按顺序一件件记录下来作为过去经历的留念，最终集成了这本手记。
趁这次再版的机会，为便于加深理解，特地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后记”的形式追加上去；另外对于现在中国令人眩目的变化情况也写入了后记之中，以供读者作些微薄的参考。我觉得对自己青春年代影响最大的还是战败后留在中国解放军里的那段时光。
1945年就在战舰上举行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上，曾发表说：“这一天大炮停止轰鸣，一出巨大的悲剧终于结束了。全世界现在终于可以安享和平了。”而与此同时在满洲出于被放任状态的约70多万日本人却突然遭到了的进攻，陷入地狱般的痛苦之中。如果看过本书即可对当人突然掉入低谷的时候，为满足自己“吃”“睡”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欲望，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而此时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反思自己这70多年来的生命活动，深切地体会到命运这种东西光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是无法改变的。
哪怕自己学校毕业以后想成为一个响铛铛的社会人士，但还是无法避免会被这时代的波涛尽情玩弄。人生和志向毕竟还是不同的，常常会被带到自己无法预料的地方去。
有趣的是有的人可以在这时代的大浪里尽情嬉戏，不会被卷入任何旋窝里，风调雨顺地过完这一辈子；也有人一出生就被卷入各种事件中，最后悲惨地死去。这恐怕只有用命运才能解释了吧。
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写完后追加写道：“善良的人对人施以仁德却横遭祸害，早早死去；而恶人用尽恶行却成就富贵，保持长寿。以此看来怎么可能会存在天道？（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感谢网友 lostwing——译）”，他指出了命运论的矛盾。但我认为所谓命运的力量超越了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无论贤愚都会被命运所左右，这点在人类历史中已经留下来了深刻的记号。
另外，本书出版时特别要感谢以高科（株）的监督矢泽健和光人公司的小野塚康轰为首的各方提供多种协助，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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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己巳年（蛇年）生。
我出生于1929年（昭和4年），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正是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即将开启的一年。那年10月，纽约华尔街股价暴跌，从而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大恐慌。而日本在这一年里也陷入了萧条之中。大学生就业特别困难，以至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大学毕业后》都能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4月份，全国范围内有大批共产党员被举报出来，整个社会氛围看上去阴沉沉的。可即便如此绝大部分日本人却依旧各自为乐，浑浑噩噩过着日子，例如在7月在浅草由榎本健一牵头成立了号称全日本第一家轻话剧剧团“Casino Folies（赌场女神）”受到了热烈追捧；8月德国的飞艇齐柏林号抵达日本，从而周围聚拢了一大波看热闹的……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也正以苏联为假想敌，计划进军满洲。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即1931年（昭和6年）9月18日夜，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在奉天（现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炸毁了日军的铁路，并诬陷到中国军队的头上。第二天19日就对张学良的大本营——奉天展开了攻击，到第二年1月为止占领东北三省全境。这就是“满洲事变”。做投机生意的祖父和饭馆“福泉”的故事
我于1929年（昭和4年）1月21日出生在岐阜县加茂郡八百津久田见村一个叫野黑的贫寒村子里。登记的时候写为25日出生，所以户籍上生日就成了1月25日。
我的名字“盈文”还是父亲托檀家寺的主持给取的。因为那时父亲听主持说：“凡是由我取名的孩子，今后无论遇到什么灾祸都能侥幸活命。”后来到了战后我在满洲失踪生死不明的时候，主持的这句话就成了他的心理支柱，一直相信我定能“活着回来。”我出生的第二年，妹妹也诞生了，她也被主持起了个名字叫“之乃妇”。
这名字日语也可叫做“しのぶ（shi-no-bu）”，但我妹妹不会写汉字，所以就一直用假名来写。
妹妹出生后不久我们就搬到临近一处叫“和知”的小镇上去了。
父亲（春一）生于1902年（明治35年），是个农民家的长子，下面有弟弟妹妹各一人。我的祖父（吉三郎，1877年生）则在久田见村务农。后来他开始炒起蚕丝生意来，因为那时候正好丝织业刚刚兴起。自然作为炒家还是逃不过“一夜暴富、一夜睡大街”的命运，最后失去了全部财产，连第二天的饭钱都没个着落，于是祖母她就带着大女儿干脆逃回老家去了。
老婆跑了以后祖父就对我父亲交代：“你是长子，这个家就交给你了。”说完也带着弟弟跑到静冈县滨名郡湖西鹫津（现湖西市鹫津）一走了之。
于是家里就留下父亲一个人，一边在村子里的私塾（现在的学校）学习，每天还要到地里干活。私塾的老师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对他多有照顾，安排给一位专修神社的木匠家里当徒弟过活。
在那里父亲学了整整12年，终于学会了一手木匠活可以独当一面，便独立出来自己讨生活。1927年（昭和2年）父亲在25岁的时候和当时在丝厂工作的母亲（当时20岁）结了婚，从此开始家庭生活。
虽然已经独立了，但由于当地农村格局实在太小，收入有限，所以除了本职工作以外他也负责送送报纸以维持生计，由此可见当时经济状况确实相当窘迫。
那么再来看看那位抛弃父亲跑到鹫津的祖父过的又如何呢？他从周边村子里收购肉鸡，然后再批发给肉类商贩，从事中间商的买卖，还用挣来的钱开了家叫“福泉”的饭馆。手头宽裕以后就给父亲发了封信让他到鹫津来生活。1931年（昭和7年），我们一家子就靠着祖父移居鹫津，父亲也开始做起了建筑生意。到我5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进了当时本地唯一一家幼儿园。
我每天上幼儿园都是从“福泉”出发。这家饭店在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是鹫津镇上数一数二的饭店，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中小企业业主都把这儿当成社交场所，所以非常热闹。
“福泉”饭店里寄住着8位姑娘在这里干活，年龄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都有。白天由老板娘教她们三弦琴、舞蹈、礼仪等内容，以艺伎的标准来培养。而到了晚上就化起浓妆，把头发盘得高高的迎接来往的客人。可见她们都是些从东北过来签了卖身契的女孩子。
刚到“福泉”的时候我被这些艺伎们称作“少爷”，但实际上本人一点也没有“少爷”该有的样子，就是个爱调皮捣蛋的小孩，在幼儿园里到处惹是生非弄得老师都很头疼。回来以后也不安分，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挥舞竹棒在山坡上玩打仗游戏，或者跑到附近海里、河里去抓鱼。每天身上的衣服当天就给弄的黑乎乎的，要么就是撕成一条条的。
对像我这样的孩子没经验的人肯定没法应付。不过老板娘一到我从幼儿园回来，就会让我拿着把1尺长（30.3厘米）的尺子坐到艺伎们旁边，监督她们三弦琴和跳舞。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就让我对她们实施体罚。
一开始我也觉的挺好玩的，就认认真真地打起姑娘们的手心。但艺伎中间有个女孩总也抓不住诀窍，每次到同一个地方都会犯错。
某天我反复好几次打了她的手心，最后心软了，觉得她也挺可怜的就对老板娘说：“她也蛮可怜的，还是别打了。”想帮她混过去。也不知道老板娘怎么想的回答：“那就来打我的手心吧。”。之后每当有人犯了错要挨打，艺伎们就会哀求说：“妈妈，还是按原样来罚吧。”这时老板娘就会问我：“小家伙，你说怎么办？”于是我突然想起元旦打羽毛球的情形，每当没接到羽毛球就会在脸上用墨水画个×当错惩罚，所以就说：“那就在脸上用墨画个记号吧。”老板娘欣然同意：“那就这么办”最后就觉得在脸上画东西作为惩罚了。落后的小学生
等到我从幼儿园结业，祖父他又因为炒股票失败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连“福泉”饭店也转手让给了别人。听父亲说，祖父欠下的钱除了用“福泉”抵债外，还有一大块缺口，所以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过得紧巴巴的。
事已至此，那我也不能继续过“小少爷”的日子了。就因为祖父欠钱这档子事儿逼不得已，只能回到老家苦哈哈地过日子。从那以后我就只能看到父亲半夜里还在铺子里默默刨木头，抡锤子背影了。也就在那时候我才深深体会到：“世上怕是没有比贫穷更能让人感到痛苦的了。”在鹫津待了三年，人口也又添了一个弟弟。包括我在内父母要抚养7名子女，可见他们得有多辛苦。对此我只能说父母真是伟大啊。
我们家起初就是在镇上租的间小平房而已；等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就在鹫津寻常高等小学门前，一个叫箕轮的地方买下了栋二手两层小楼，搬了进去。
而母亲则利用地利开了家小文具店。至于文具采购的工作则交给我这个小学生。每周日我都要骑上自行车，在车后货架上支大竹篓，到距鹫津镇5公里远的新井镇上一家批发店去进货。
当时的小学生领地意识非常强，特爱挑事儿。一看到其他学校的学生就立刻像只好斗的小公鸡一样上去找茬儿。每次我戴着配有鹫津寻常高等小学校徽的帽子去进货的时候，一旦撞上新井镇小学的学生，肯定就会被他们故意责问：“你小子哪儿来的？”接着就是打架。为此我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碰上他们。
也有时候实在是逃不过去，不得不和他们大打一场。但基本敌我比例都是三比一，根本没胜算。每次遇上这种群殴，都不得不强压胸中的怒火自认倒霉。
我是在1936年（昭和11年）升入鹫津寻常高等小学的。这年就在我入学前2个月，在东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指日发生于日本帝国的一次失败兵变——百度）；而在中国则发生了张学良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兵谏抗日，即“西安事变”。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根本不可能知道。
我上的小学就在离家箕轮出发脚程5分钟的地方，简直像自家后院一样，所以我把它当成了游乐场每天都过去玩，对那里每个角落都很熟悉。所以后来去上学的时候也没有产生任何紧张，成了小学一年级学生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这学校怎么这么穷酸啊。
上学不久有次在做操，负责的女老师指挥说：“我们要去操场了，大家都排好队。”可我却顶了句嘴：“不排队不也可以去么？”接着就一个人跑出了出去。于是其他人也跟在我后面一股脑都跑到操场上去了。估计老师这下子脸面全给丢光了。从此以后我的家长簿上就多了一条：“扰乱纪律，品行不端。”的评语。
把这事儿告诉父亲后，他说：“学校嘛，哪怕你学习不好，但只要能乖乖听老师话，让老师开心就行了。如果你小子老这样自说自话随便行动，就会被人当成坏学生一直到毕业。所以你要是不和别人一样老老实实的上学可不行。”从以后的经历来看，的确如父亲所说的那样，日本这个社会的确是有这么股风气，即把和别人一样思考并行动的人当作好的榜样。只要有人稍微偏离了共同的行为模式，哪怕只有一点点和其他人不一样也会立刻被当作异类排挤，少数人的意见很难被得到尊重。
可能我这个人生来不喜欢循规蹈矩的，所以在学校学习期间从来没感受到有什么乐趣。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感觉都没有变，日本人就是这么喜欢扎堆，只要能和其他人呆在一起就会感到放心，甚至连善恶是非的判断都不分，把这一切都当成正义；整个社会规则感觉就是凭借人多就能强横地无视少数派的意见的样子。我所处的正是这种以“大家都这么说。”或“大家都这么做。”为理由来抹杀少数人的意见的时代。
我那时候小学一年级语文课从教授课文“开啦，开啦，樱花，开花啦。”这种假名开始。至于其他学科教的课文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不过在四年级学日本历史的时候尚还记得教过说从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社会统治从贵族转移到了武士手里的字句。那时候学校里教的都不讲逻辑，只是一味地灌输天皇就是神的内容。我小时候心里也想过：为啥天皇就是神呢？可如果真问出口来恐怕就会倒大霉，所以根本不敢提出来。而且同年级的学生中也从没有一个人会提出这种问题的。
一进入学校正门，右手边就有一座供奉天皇和皇后的“真影”以及教育敕语的奉安殿。上学放学的时候学生们就被要求必须对它脱帽低头行礼。
1937年（昭和12年）我升到了小学二年级，某天暑假正玩的开心，无意间听到出入父亲工作室的大人们说：“出大事了。听说发生了日支事变。”我还奇怪到底是啥事儿，翻开《少年每日新闻》看到上面有一张桥的照片，下方还标有“卢沟桥”的说明文字，并且还把整个事件刊载在醒目的地方报道了一遍。我一看就觉得胸口热血沸腾，贪婪地把整篇文字读了个仔细。这就是卢沟桥事件（7月7日）。
从此中日便不宣而战，两国的人民也一起坠入了这出悲剧之中。真没想到就因为这种无聊的理由两国居然开战了，想想就觉得可怕。可能当时对日本来说只想随便找个借口开战就够了。
第二年，1938年（昭和13年），日本虽然投入全部兵力的七成占领了武汉三镇、广州等城市，但依然遭到中国方面的坚决抵抗，于是整个战线陷入了泥潭。
白米被禁止食用、食品和衣料等日常生活用品也开始实行票证制度等等，人们生活上也逐渐变得不便起来。父亲所从事的建筑工作也越发减少，最后被动员到军需工厂去工作去了。广播里的新闻尽是些中国前线又打了胜仗的报道，连小孩听了都坚信“日本肯定会打赢这一仗！”
1940年（昭和15年）11月，按照《日本书纪》的说法这年是神武天皇即位第2600年；为庆祝这一年，全国上下都举办了盛大的皇国纪元2600年庆祝会。
等过了年，到1941年（昭和16年）4月，新学期一开始小学也改名叫做国民学校。
同年6月，新闻里突然播送了德国对苏联宣战的消息。那时候我为了赚零花钱就打起了送报纸的零工，腰上别了个铃铛，边发出叮铃叮铃的声响边走着散发号外。这种好外新闻自从卢沟桥事件以后就逐渐多了起来，我被动员起来参与分发号外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接着在这一年里，东条英机内阁也卯足了劲立刻于12月8日对英美发出了宣战通告。
伴随着各家各户收音机里传出的《军舰进行曲》，我拿着“帝国海军成功偷袭珍珠港！”的号外在镇子上到处乱窜，一边大喊着“号外，号外！”一边发放报纸。记得那时候我真是热血澎湃，兴奋的不得了。
自开展以后，从大本营里发出的“胜利消息”接二连三。可到了1942年（昭和17年）春，就在我升到高中一年级不久，即4月18日，听到了“东京、名古屋、神户受到美军空袭”的消息，感到简直不可思议。本以为这次会出号外，就特地跑到报纸发行点瞧了一眼，结果根本就没号外。
而且报纸、电台里也没有这条新闻，有的大人们甚至说：“这是敌人的诡计”“是烟幕弹”。由于确实没有号外，所以我也有些怀疑：“可能搞错了吧。”
全国上下在胜利的美酒中沉醉着迎来了1943年（昭和18年）。
“日本军队从瓜达尔卡纳尔岛转进（实际上是撤退）”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在所罗门上空战死”
“阿图岛守军玉碎”
突然开始类似这样的消息一件接着一件扩撒开来，而同时号外却全都消失了。
其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条东京上野动物园的动物都要被毒死的新闻。我记得那时候像我们这种小学生甚至写信请愿“不要把动物杀掉，请把它们疏散开吧。”
我可能是受到父亲血统的影响，对制作模型、绘画都特别爱好。要不是这场战争，我大概也会踏着父亲的脚步接手建筑工具的活儿，也可能成为某个漫画家的徒弟从此走上画漫画的道路了吧。就是因为这次战争我的愿望全都落了空，而且自己也被卷进残酷无情的战争里去了。
1941年（昭和16年）10月，由东条内阁发起，再加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的背景下，我们鹫津国民学校里也来了一批本地出生的军人和从满洲归来的义勇队队员。他们热切鼓动道：天皇的孩子们，为了国家能志愿加入满蒙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是你们无上的光荣。
同时学校里、大街上也贴出了招募少年兵的海报：“年轻人啊，到天空、大海、大陆去吧！”，这可让头脑简单的青少年一下子热血沸腾起来了。
而我成了高年级学生后，班主任老师也极力劝我志愿加入义勇军去：“生为堂堂日本健儿，何必在这狭小的日本苦苦挣扎；还是到满洲那广阔的天地去吧，那里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开疆拓土。”另外还听说只要加入义勇军，在满洲干足3年，就可以获得好几千亩土地，立马能成个独立的地主。
在那个时代的小学里，除普通学科上6年，还有高等学科2年。凡是上完普通学科后还能进中学的都是些脑子好，家里有钱的人家的孩子。我因为脑子不好使家里也没钱，所以能读上去已经算是例外中的例外了。考虑到随着战局日益恶化，哪怕毕业后我的出路也只有三条：要么被征用到军需工厂干活，要么上预科练（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还有就是去满洲。
我原本挺向往“七颗纽扣一支樱花一挺锚”的预科练，下定决心要志愿加入他们。于是就和打工的报摊老板谈了一下理想，结果他偷偷把我带到后院，压低了声音说：“别去，预科练都是些喂海鱼的。还是去军需工厂干活吧。”
但我当时依旧深信只有为国战死才能够“衣锦还乡”，所以每次看到其他人志愿报名预科练，我都会摆出一副“这个国家只有老子才能守护”的表情，焦急地看着他们。既然预科练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打算听老师的去满洲镀镀金。把这个事儿和父亲说了后，他说：“这世道真让人讨厌，不过也总算比当兵好些。”就同意了。最后在1944年（昭和19年）3月志愿加入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那时候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一亿人民一亿兵”打到“鬼畜英美”这样的氛围里；而我却要躲到“安全地带”去，所以还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卑鄙了，一时有些想不开。可能是父亲在和我聊天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才同意我去死亡概率较低的义勇军的吧。特别是他那句“这世道真让人讨厌”跟是表明了他对这个时代的厌恶。
在同学中，除我以外还有山本贞和君，中村良一君，土屋进君三人也报了去满洲的志愿。我们四个出发的时候，全镇的人还在小学的校园里给我们举办了壮行会，简直就和当兵出征一样。
我们于3月14日进入位于茨城县东茨城郡下中妻村的内原训练所里。在这里，所有静冈县中召集来的十四、五岁的少年被编成了一个中队，并以神田定部队长的姓作为冠名，就这样诞生了这支“神田七中队”。包括队员、干部在内总人数不到200人。
内原训练所所长是加藤完治。加藤其人就是在1937年（昭和12年）与时任满洲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一起谋划、起草了《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并提交近卫文麿内阁。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后，就打出了“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八纮一宇”等标语，从全国募集14岁到18岁的少年。然后一边鼓吹“背上背着枪，手里拿着铲”，组织起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再将他们送进满洲。
《要纲》的重点是“将青少年组织起来，名义上义勇军目的是为了劳动报国；一旦有事，则立即转为士兵”。为保证人员，各都道府县的学校里都要摊派人员定额，以保证数量充足。凡是能保证人员定额的教师、校长给予奖金，如果无法达成便要被贬到偏远地区。
内原训练所的训练内容其实根本不是针对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根本就是军队式的训练。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早上被起床号叫醒，接着点名、朝拜天皇；更是奇葩的是，还要二次朝拜，拍两次手后大声喊：“蓝天飘白云，生活乐趣多；兄弟齐协力，破石又断金。”，再拍两次手又拜一次还没完，最后还要大叫：“繁——荣——昌——盛——！”
一番折腾后就得绕着操场转圈跑，这也算训练课程。一边跑还得一边唱：“你去我去他也去，北满洲的大平原；广漠千里一望无际，自由天地正待你我他。一眼望去高粱地，风吹波浪上下翻涌，啊！我要飞入大陆的空中，白云朵朵化为双翼。此去生死命由天，坚锵誓言填满胸膛，高歌跃进大和魂，热血洒满天地间。”
宿舍修成了太阳的样子，称作“太阳营”，每座都像蒙古包圆圆的样子，分为上下两层，每个人能分到约一张榻榻米（约1.5平米——译）大小的地方。听说还有的只有单兵掩体那么大，而且还不卫生，入队不久后几乎所有人都染上虱子、螨虫生了疥廯，不得不接受硫磺浴的治疗。西渡满洲立马后悔
1944年（昭和19年）5月，结束了在内原的训练后，我们就从新泻港乘坐“鸭绿丸”渡过日本海，在朝鲜的釜山港上陆，之后又坐火车朝着位于勃利（七台河勃利县——译）的训练所进发。
此时新几内亚岛上的日军已陷入苦战，继瓜岛、阿图岛玉碎后，塞班岛的日军也正处于玉碎的边缘。日本的覆灭已经近在眼前了。而我们却依旧被蒙蔽着，怀揣日本必胜的信念从火车站上下了车。一下子就被股老大的蒜味儿冲昏了头，通过鼻子向自己宣告：“可是到了满洲了啊。”
义勇军已经在这里受训3年了。最初的队员早在1938年（昭和13年）就已经到了满洲。以后我才了解到自打与美国开战后国内人手就一直不足，到满洲来的开拓民数量也急剧减少，所以补充进来的几乎都是义勇军的人。而这些补充进来的人又多被分配到与苏联临近的地区。
根据1945年（昭和20年）5月的调查，普通开拓民人口达到了22万人。而我们义勇军的全体人数也攀升到了10万人。
我们进入的这所“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勃利训练所”的总部位于距勃利市越140公里以外的一处偏僻地方。在勃利训练所里有1500人正在接受训练，此外还有干部及其家属、医院方面的人、寮母（女宿管员，这里指专门招募用于照顾青少年义勇军的成熟妇女，比例一般300比1——译）等合计月1800人。所长是个退役军人，前海军少将松本。
在这里按照出身县市分别编成不同的中队（人数在194到250人之间——译），再按照大队（1100人编制——译）来进行生活训练。各大队会在离开总部稍远些的地方各自设立总部，负责每周一次从训练所总部领取以粮食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农具等物资。我们所在的神田七中队被分在大茄子大队（原文如此——译）。这个大茄子大队位于离训练所总部40公里处，一路上会路过好几家其他县大队的总部。
等抵达的时候，已经有支静冈中队在这大茄子大队里呆了2年。我们这些新来的则住到隔壁的宿舍，旁边还特地空出一处足以容纳另一个中队的宿舍区。这大队长叫胜间田，按他的说法可能还有另一支来自静冈县的中队会送过来，但最后还是没实现。
大队的驻地被土墙围了起来，门口还站了两个队员作为步哨。驻地内包括中队的宿舍（一个中队一栋，一共六栋）、大队总部大楼、干部宿舍、武器库、牲口棚、诊所等设施。宿舍为瓦房，屋顶上竖有两根壁炉的烟囱，窗户则是对开式的双层窗户，与隔壁中队之间还设有胸墙。大队门口隔着一条国道就是旷阔的大豆和玉米田，沿着国道稍走过去就是满洲人的一个村落。
这时候还没有人意识到即将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厄运。勃利的天空依旧那么蓝蓝的，巨大的夕阳在远处正沉入地平线，将大地染成一片鲜红，这氛围真是让人感到庄严又和平。空气中也是一尘不染，根本没有任何异常迹象能让人察觉到苏军即将从此处突然发起进攻。因为我们深深地相信日本关东军绝对不会失败。
“听起来像天堂，看起来是地狱”这就是我们义勇队生活的写照。在国内听说“满洲地里的活儿全都实现了机械化，没啥体力劳动”，可实际上在夏天即使烈日骄阳能把人皮肤晒焦也得下地干活，而冬天则必须在零下30度的天气里穿越雪地到山里伐木。对我们这种根本没干过力气活的人来说简直感觉自己就像“奴隶”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骗上当，但却没有其他地方可逃，所以只能继续呆在这所“监狱”里，对此后悔不已又没有退路。
边成了临时传令兵
1945年（昭和20年）5月初，中村一之中队长率领了由220多名队员组成的中队抵达我们神中队旁边的宿舍里。后来我才知道《冻土的青春》作者，田中庆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居然也在这支中队里。为何在这个人为主的大队里会跑来京都的中队？真让人不可理解，直到现在我都以为可能当时静冈县几乎没啥人报名义勇队，所以才这么安排的吧。
就在他们抵达的同时，已经秘密决定放弃其他地区，将国境线防守范围缩小到满州东南部和朝鲜。自然，那些被放弃的地区上居住的日本人该如何安排他们根本就没考虑过。
我们当然对此一无所知，刚要庆祝自己终于混成了前辈，就被告知：神中队将作为义务劳动队动员到奉天（沈阳）军需工厂。于是我的鹫津老乡们——中村、土屋、山本君等人和几乎所有队员全都去了奉天。
正所谓祸福相依，吉凶天定。神中队正是因为这次转移才避免了遇到我后来所经历到的悲惨命运，也逃过了在俘虏收容所尝到的辛酸和延吉收容所的悲剧，早早回国去了。但我却正巧在神田七中队开赴奉天的关头被调到勃利训练所总部特技大队铁工班，没能去成奉天。
这铁工班干的是铁匠的活儿，负责修理农机具，也有制作工具的，可前辈们偏偏啥都不教我。虽然有个指导员，但他基本不来现场，所以我们只能去给前辈帮把手干私活，即打短刀。手持6斤重的锤子，照着前辈用小锤指示的位置正确地锤下去就行；不过最让人紧张的还是在刀刃钢和铁刀身熔合的工序。如果不能和前辈的呼吸节拍保持一致锤打的话，那么钢材便不会熔合进铁里。反之，如果心里有杂念，那么手下的锤子力道就会失控，钢材和铁块也会飞溅出去导致熔合失败。
如果关键的那一下没打好，那么立马短刀就废了，由此前辈便会怒骂“你小子！”接着就是一顿毒打，脸都给揍得肿起一大圈。
就这样在铁工班里小心翼翼地呆到5月下旬，我又被以“秘密军事行动”为名，连理由和目的地都不清不楚便突然和其他50名特技班队员一起被点名挑选出来，转到勃利东南约140公里处畔一处叫的村子去。
从勃利坐火车经过抵达车站，再坐卡车去。一进入当壁镇的兵营只见他们拿出了 就没见到的大米饭，我们都高兴得直喊万岁。而与此同时已经放弃了保护处于为危险的北满洲地区居民的任务，撤退到了以为中心、新京以南的丘陵地带，而高级军官、官员及其家属也已经优先到国内避难去了。
一回想起我们这些滞留满洲的日本人遭受的苦难，就绝对无法原来高层的这种冷酷无情的行为。不仅如此，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听到那些曾经抛弃同胞早早避祸一走了之的军人中依旧有些人领着高额的军人抚恤，无忧无虑地安享晚年。难道他们真的一点都没有自责吗？我真想借用司马迁的话大喊：“天道在哪儿？还有何是非？”我相信抱有同样心情的肯定不止我一个。
中的无理体罚
这“传令”的工作就是将通信班收到的电文、情报、命令等文件送到各个相关部门，就像个“快递员”一样。因此装文件的传令包重要性甚至要超过自己的生命，以至领包的时候还会附上一块自爆炸药说：“如有万一，你就得和它一起自爆。”
在这里也经常有老兵硬给我们挑些小毛病例如：头盔有些戴偏、回答声小了些、纽扣松了等等为借口说：“给你长点军人的志气”，接着就被打耳光的事。
特别是炮台警备班的高山班长，总是喜怒无常，只要被他看不顺眼就会毫无理由被呵斥：“你小子，新兵给我报道十次！”或“匍匐前进50米！”给狠狠整上一顿。匍匐前进就是要双手将步枪平托着匍匐前进50米，这样一来肘部的皮肤就会被磨烂，疼得连缰绳都握不住。
幸好在通信传令班里有位曾在满铁当过通信技术员的班长伊藤倒是个温厚实干的人，从来没对我们施以打骂。每次挨了整后跑到伊藤班长去报告，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并且安慰我们：“唉，又挨训了？还是忍着吧。”甚至还会替我们包扎。原本以为当兵的都是些凶狠角色，现在看来中间也有好心肠的人。
我到这儿以后，对从小就非常向往的帝国军人的印象逐渐消失了。新兵完全被当作各种无理惩治的对象，一桩桩一件件说都说不完。例如：熄灯后被本周轮值上官一个个敲醒，指责枪架上有灰说：“你们这帮臭小子，难道不知道枪上刻有菊花纹章吗？怎么还敢把的武器随便乱放！”接着就要求半夜里整好队课以面对面打耳光的处罚。虽然我肚子里抱怨：“枪架落灰又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枪上生锈。”但也没办法只好忍着挨罚。
1945年（20年）8月9日黎明，我被吵醒了起床出去一看，只见登陆艇搭载着坦克正越过上的国境线如洪水猛兽般的冲了过来。
这就是指挥的远东的坦克师。这天是继6号、的袭击后刺向日本的决定性一击，当然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原子弹的消息。
我立刻就赶往传令室去传达“全员集合”的命令，这才发现通信台上电话铃声空响着却没人接，当班的士兵也不知道该先收发谁的的消息，只是一味地干瞪眼不知所措。这时通信传令班班长伊藤从值班士兵劈手夺过记录本，并将信文大声念了出来。
“作战命令。各方面军各自负责击退入侵敌军，准备全面开战。”
伊藤班长神色紧张命令说“将此命令立即向各部门传达！”就开始催我们快走。由于此事实在太突然，甚至已经能听到雷鸣般的炮声，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才挺起身站了起来。这时候我心里冒出来的却是：“都已经这种地步了，能行吗？”的想法，已经被不安、恐惧和孤立感给压垮了。
直到听见伊藤班长“快走啊！”的怒吼才回过神，和其他人一起跑了出去。我曾经常认为：“日本这场战争迟早会赢，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次伟大的行动。”；但一听到炮弹的呼啸，这种念头就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恐惧。
此时在满洲包括预备役共70万，开拓团有32万，满铁职员等普通日本人有一百多万，不知道这些人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都会是什么心情呢？
听说湖泊布置了好几处雷场，但坦克登陆后却一个都没爆炸。
只看到士兵在坦克背后架好机关枪，鞠躬似的弯着腰就这么冲了过来。那坦克像怪兽一样就算被炮台上的大炮打中了，也依旧还是不断前进。这么厉害的坦克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日军受的训练都是进攻型的，从没训练过有组织的防守，一旦遭受攻击就会四分五裂各自为战，一点效果也没有。
特别是指挥系统各自为营支离破碎。例如当我要向警备艇部队去传递命令文件，可警备艇部队到底转移去哪儿了却一概不知，所以就决定暂且先往左翼407战壕骑马去看看。一路上碰倒了从日军部队里逃难出来的（——译）和苦力，可他们脸上怎么看都没有慌乱的神情，反倒是有种刚从山上郊游回来般的喜气洋洋的神色。我问：“407部队情况如何？”，结果中间有个人对我倒竖大拇指嬉笑着说：“完蛋！”
总算抵达407部队的战壕，只见有士兵被击伤躺在一边奄奄一息。我用颤抖的声音喊：“传令！川本队长大人！”，可从掩体里却有个声音回复说：“战死！”。于是接着又问：“高山兵长大人！”回答说：“右侧阵地406！”我觉得再呆下去情况可就不妙了便扬鞭驱马往右侧战壕赶过去。刚靠近战壕突然就有个士兵握着枪对着我命令：“停下！”，但我很着急就边喊：“传令！高山兵长大人！”边要闯过去。可那士兵依旧神色不变说：“停下，否则开枪啦！”，接着就举起了枪，一见这阵势我吓了一跳。
这士兵举枪对着我明显是想挡住我，不让看到他后面发生的事。于是我偷偷往他身后一撇发现大约10米左右的地方有五六个士兵围着面色苍白的高山兵长，他也看到我了。不一会儿就听到一声沉闷的枪响伴随着“唔”的呻吟和哀叫，接着就是“高山班长战死！”的喊声。
这时那个用枪指着我的士兵问了声：“完啦？”，就跑了过去，我也跟他一起过去看情况。只见高山兵长胸口流了很多血。从腹部也有血淌出啦，就好像红墨水钢笔漏水一样，接着他就咽了气。我也曾经被他狠狠整过，但这事儿实在太突然连传令的任务都给忘了，便随手将传令包甩到他肩上就跑开了。
可能那群士兵可能是为了报复他平时残酷的折磨。也有可能他下达的命令实在无法完成，私下商量不想白白送死就先下手为强。有个士兵对着高山兵长的尸体骂道：“听着，子弹可不总是从前面飞过来哦”这句话便一下子印进我的脑子里，还进一步琢磨如果被自己人杀死那还能算是“光荣战死”么。
回到传令班，见到通信器材都被破坏，文件也都被投进火里付之一炬。我站在伊藤班长前面汇报传令任务后，他慌张地说：“嗯，临时征召人员立即回原单位去吧。”
“啊，太好了。”我想，便回答“是！”，啥都没收拾就立刻和从勃利派来的同事一起跳上卡车回去了。
卡车全速行驶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掀起滚滚烟尘往站疾驶过去。坐在货车车厢里，我们都按耐住心里的不安一言不发。总算到了密山车站，结果发现周围挤满了难民和士兵，完全处于一种混乱装填。
由于关东军惧怕被苏军追上，所以一边逃跑一边破坏桥梁铁路；而后面的开拓团的人就这样被堵在桥边被苏军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集体自杀，这种惨剧比比皆是。虽然看到了幼小的儿童不能理解母亲的死亡，只能紧靠母亲尸体旁放声大哭，可这时候每个人为了生存都已经精疲力尽，根本无余力施以援手。只得置之不理默默地继续前进。
苏军已经占据了各处战略要地，为了突破这重重封锁线，我们只能与自己的恐惧和体力作斗争。
虽然我们义勇队员也非常地累，可那些战火下的孩子们面临的结局无疑更加悲惨。有些孩子被空袭炸死，也有的是被活活饿死。还有的是被亲身父母连带自裁。甚至有的难民被中国武装人员袭击，不仅被夺去所有的财物，甚至连孩子都被带走的。
在逃亡过程中，有的被寄托在中国人手中，有的被人捡走，有的被出卖；这些在中国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就是所谓“中国残留孤儿”。我听说当时中国通行买卖婚姻，对于贫穷的农民来说很难找到愿意嫁过来过一辈子的人，因此就有很多人买来儿童养大来当作自己或者儿子的妻子。至于男孩子则是被当作劳动力来使用。“残留孤儿”多集中在旧满洲北部农村应该就是出于这些原因。
或者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或者被迫与不喜欢的人结婚，就这么挨过半个世纪，想想看这种日子该有多么痛苦啊。不过即便是从得失损益来看，客观上也使得大量孩子能够得以生存下去，所以我作为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养育之恩还是应该报以感激的。
一天，我们将要横渡一条宽达80米的大河。打开地图查看，这河名字应该叫“未肯河”，如果不跨越它就无法抵达牡丹江、哈尔滨。当然我们白天肯定无法渡河，就决定在晚上过。一边等着日落，一边挑选了8名水性好的人；再集中起所有人的绑腿搓成条绳子，打算带着它游过河后系在树干上作为救命绳索。把脚探入河中试了下，没想到水流非常湍急，深度也到达腰部，只要一不小心滑倒就会被冲走。渡河的人数有900左右，最后决定分三批从半夜1点到3点展开渡河行动。
晚上10点我们正在准备渡河，突然被一阵奇怪的引擎声惊到，原来是苏联的坦克兵团沿着公路开了过来。由于桥梁都被破坏，所以坦克也是干着急没办法。渡河点离公路不过600米，为了不被发现就下令：“禁止发声，别让孩子哭。”
终于开始命令渡河，只要被旁边公路上的苏军发现就全完了。大家都憋住呼吸。可有个不明所以的婴儿却哭了起来。一位母亲不得不按住孩子的嘴巴防止声音外露，最后孩子窒息死亡。发现孩子身体软了下来才知道自己竟然把他给捂死了，母亲把孩子埋进胸口压下声音痛哭流涕。看到这个样子我甚至想：还不如干脆让苏联人发现然后全都把我们毙了才好。
不管怎么样渡河还是开始了。幸好苏联坦克一直挂着油门引擎停过，所以也没注意到我们这边的动静。
虽然预设了一根绑腿搓的绳索，但依然有背着婴儿手牵着五六岁孩子的母亲或衰弱的老人滑到后一下子就被激流吞没。也有的母亲为救孩子自己松开绳索想追过去，结果也被冲走，消失在黑色的水流中。还有的孩子用尽了力气松开绳子一边哭喊着“妈妈，妈妈”一边往水底沉下去。
这是多么悲惨啊！这河简直已经化作恶魔的血盆大口了。眼睁睁地看着这种悲惨残酷的事情却无法伸手帮上一把，否则连我也会被河冲走，我能做的只有死死抓住身子一点点往前挪动。
我本来穿着衣服，肩上扛着枪渡河，可那枪太碍手碍脚，甚至有好几次差点被它绊倒，所以最后就把它丢进河里去了。
到了对岸才发现女人和孩子的数量一下少了很多，但那时候也没工夫清点确认有多少人失踪，就这么直接向牡丹江方向继续出发。
当时好像已经是9月份了，但我们尚未收到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甚至连苏军已经控制了整个东北的情况也不清楚，依旧抱着日本必胜的信念往牡丹江的方向继续隐蔽行军。
获知日本战败
过河后走了不久，就看到一些形似的士兵从方向逃了过来。从他口中才得知：“日本已经在8月15日全面投降，整个满洲都落入苏军控制之中，日军武装已被解除了。”
于是松本所长召集干部们开了个会，直到晚上教育部长才把我们叫过去宣布：“明天大家下山去投降吧。注意自己的行为，别让人家看日本人的。”“呸，什么别让人看笑话？！妈的！”谈话结束时不再喊“万岁”，因为可能会让人误会招来子弹，所以大家都改称“是”了。这下总算不用继续躲躲藏藏的了，心里其实也挺高兴，一下就躺进草堆里仰望着夜空，看到明亮的星星一闪一闪地离我们如此接近好像就快掉下来一样。虽然对以后的日子会怎么过依然还有些担心，但这会儿却感到过去失去已久的某些东西这时候似乎又回来了。
等到天亮，大家下了山集中到附近村子旁边的平地上，训练部长就开始清点武器。他来到我面前问：“你的枪呢？”我回答：“是，过河的时候掉了。”“你说什么？！”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好像要揍我一顿的表情，可考虑了一下又说：“好吧。”就接着去问下一个人了。估计他脑子里还存在“步枪是天皇的财产”之类的思想，所以想要给我个惩罚后来才想起来我们已经投降，就放弃处罚的想法了吧。
等我想通后回过神才发现四周已经被苏军包围了。士兵给我们检查了身体，收缴武器，还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没收了。后来所长告诉我说我们将会被带到东京城俘虏收容所去。
初期的紧张感消失后，才发现浑身脱力，在被雨淋成泥泞的路上走路感到自己的脚像灌了铅一样重。
即便如此，我们依旧拖着重重的步子往东京城俘虏收容所走去，心里想：我们怎么偏偏生在这种倒霉的年代里了啊。
至于其他和我们汇合的其他开拓团人员被怎么处理的我就不清楚了。其实这时候也没空去考虑其他人的事情。只记得被送到东京城俘虏收容所的全都是和我们勃利训练所有关的人员。东京城俘虏收容所
可能是因为战争结束，我们的精神状态也一下放松下来；向东京城一路走去感觉真是又遥远又痛苦。甚至有人与其说他是在走路，反倒说是一具移动的空壳更贴切些。路两旁有的在哪儿苟延残喘奄奄一息，有的干脆直接扑通倒地就那么死了。这种事情看得多了也就变得麻木，哪怕后来看到更多的尸体也只能让我想：“怎么还有？”感情上对他们已经和对普通的物体没啥区别了。既不会为他们流泪，也不会双手合十给他们念佛。
即使面对士兵的尸体也只是会觉得：“什么神州不灭啊，这不还是都输了嘛。”，根本对他们产生不了恻隐之心。
东京城俘虏收容所设立在敦化东北约120公里，位于镜泊湖畔一所原国民学校中。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收容了一些的败兵。周围拉有铁丝网，每隔50米就有一挺机关枪，并有背着冲锋枪的士兵监视警戒。可我却因为总算能在挡风遮雨的屋子里安心睡觉而感到非常高兴。
但在这里，食物必须由每个人自己发挥手段努力筹集才能吃到。所以不得不拼死钻过铁丝网溜进满洲人家里偷东西，或者到田里去偷农作物。听说光是每天钻铁丝网被发现射杀的就有好几个，但如果不钻出去找吃的的话虽然不会挨子弹但迟早也会饿死。故而只能孤注一掷钻过铁丝网，根本停不下来。
有时候也会看到让人不堪回首的一幕。兵经常在露天吃饭，手上的黑面包他们就会拧下一块来故意丢进铁丝网里。为了抢这一小块黑面包，日本兵们就会哗啦地聚过来表演一出激烈的争夺战。而苏联兵则站在一边笑嘻嘻地欣赏。
“无敌”的荣誉感这会儿全都没影了。在我那个年代从小就被教育说士兵都是些为国战斗的大英雄。和我同年龄的男孩子因此心里都梦想着能去当兵。 在兴凯湖成为临时征召兵那阵，哪怕被上级士兵欺负心里苦闷，但也只觉得当兵就是这样，所以也就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着忍了下来。
可现在却战败了，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过，无论放在谁身上都会让人心理失去平衡。当人被逼到悬崖，要么生要么死，这时候每个人的本性就被暴露出来了。可即便如此，面对这种屈辱的场面我依然感到无地自容。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对于军人、的厌恶才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哪怕现在睡在有房顶的屋子里，但每个人逃避危险的本能依然还保持警惕。每当晚上突然听到枪声，大家就会一齐呼啦醒过来，互相大眼瞪小眼；这才想起自己已经在收容所了，于是苦笑一下躺下接着睡。在收容所里，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以及营养失调导致的阿米巴腹泻正逐渐蔓延开来，每天都有约20人左右因此死亡。
据说战败时在满洲死去了17万4千日本人，其中开拓团相关的就占了8~9万。同样是开拓团，就因为负责人的一句话立刻生死两分。例如安宁开拓义勇队的所长就无视军令，确立拒绝参加的一切军事行动的方针，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蹲在训练所，于是他们队里一个人都没死就过了这一关。
而另一方面如东宁开拓义勇队的负责人，先是强行将行动不便的眷属和病弱人员全都用氰酸钾毒死，接着像我们勃利训练所所长松本一样去忠实执行“死守”的命令，结果就导致了很多牺牲者。最后到了东京城俘虏收容所后，松本所长和总部的干部们也被当做了战犯被押到其他楼房里去了。
平时人们应当更喜欢和平多于战争，可不知怎么得却突然发了疯一样，互相呲牙咧嘴，失去了理性，感情也变得憎恶，一起割取生命。在战争这种环境里，人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现在再回头来看，可以说战争其实就是场“杀人游戏”，为了让它正当化国家领导人才会往上按个“正义”啊，“真理”之类的名头。
辛亏个子矮捡了条命
无论是谁都希望生下来时能得个修长的身材，俊秀的面貌。只可惜天公不作美，只给了我一副低矮的身高，长得也有些丑，以至于大小时候起对自己就一直抱着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等长到青少年的时候就希望哪怕身高能发育到平均水平也好啊。为此还做了多般努力，例如用双手吊在树枝上拉长身体等等。直到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明白人与人之间总会在外貌上有区别，我心里的疙瘩才慢慢减了下去。
不过即便如此，但人的外表还是会对他这一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还是挺重要的。比如有的人就因为长得漂亮，既可以成为明星偶像，仿佛一步登天一样过着幸福的日子；而另一些人不小心长歪了，结果这一辈子也就这么搭了进去。
我个子长得矮尽吃亏，不过有一次却正因为个子矮却因祸得福逃过了一劫。到了东京城收容所后，一天管理方召集所有俘虏集合起来。等大家都到了以后，就看到有个苏联兵拿着160厘米长的半截木棍对着每个人的身高一个个比过去。按照高于木棍和低于木棍分成的两拨人。接着就把高的那组人给送去西伯利亚、蒙古等地方去了。这些人被关进苏联的收容所，被迫从事严酷的劳动，有不少人就死在那里，他们的遗骨甚至到现在都还没给送回到亲属手中，真是太悲惨了。
我那时候正好出疹子，还发高烧站着直打晃，听说他们要发布回国通告后依旧苦撑着去广场集合。那个拿着棒子的苏联兵到我面前，连量都没量一下直接就去下一个。我还以为他肯定没把我算进回国的名单，心里还为我可怜的身高叹了口气：个子矮连国也回不去了啊。但后来才知道正因为个子矮才没被挑走，又感觉真是辛亏自己身高低。
后来凡是没被选中的病人、矮个子都被转移到延吉收容所去了，于是我也不得不再开始了漫长又痛苦的行军。路上我得了急性拉肚子，走不到50米就得蹲下拉稀，所以慢慢就离队伍越来越远。体力也不行了，甚至拉肚子时脱了肛放不回去，裤子也没法系上，整个下半身就这么露在外面，拄着棍子拼命在后面往队伍方向赶。隔离病房的军官们
我就摆着这么一副难看的样子在路上走着，肚子饿了就去农民家里手舞足蹈请求能给点吃的。可能看到我实在可怜，几乎所有人都会给我些吃的，哪怕是剩饭。有时会被中国小孩丢石头，也有被青少年包围威胁过，就这样从那位老婆婆家里出来坚持走了两三天的功夫，我总算抵达了延吉。从东京城过来有150公里，这趟走过来可真是不容易。远远看到有座建筑物被铁丝网围住，于是就过去看了看，发现里面有大量的日本兵；我便从铁丝网中间钻了进去。原来这里是原关东军28部队驻地，延吉俘虏收容所。进入10月，每天早晚都会冷得要命，只觉得寒气透过身上的夏装直接渗入皮肤。我找不到自己的队伍，所有兵营里都塞满了士兵，根本没空地容纳新来的人。我急着想找个能躺下的地方以便处理肛门问题，一会儿这边一会那边到处转悠，这样就被一名倒背着冲锋枪的苏军哨兵给注意到了。他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下半身还裸露在外被冻的直发抖，审视一番后就边喊：“达瓦伊（喂，过来）”边牵住我的手带我去了医院。
这家医院本来是所陆军医院，虽然已经被苏军接收，但那里的日本人依旧按照原样工作着。苏联哨兵把我带进去，大声说了些什么，就看到房间的门被打开，有个军医脖子上吊着听诊器与好几名护士一起出来，问我“你还好吧？”
我回答：“嗯，我拉肚子停不下来。”
军医就对护士命令说：“把这孩子带去诊疗室。”
“请到这里来。你可真坚强啊。”
听到护士的话语，感觉这日语说得真是太好听了，简直就像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我跟她进了诊疗室接受军医的诊断。他看了以后留下话说：“是赤痢，处理完了就带去隔离病房。”就走了。
护士给我把肛门安回去后又帮我洗了个干净，接着回到诊疗室打了几针，上下换上医院病号服后就让去躺倒传染病房的床上。边给我手臂上打吊针，边鼓励说：“没事儿了，争取早点康复吧。”
躺在洁白柔软的床上简直不像真的，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好几次确认自己是不是处在现实当中。
到了吃饭时间，护士拿着营养餐过来，可却啥都没分给我。只得看着隔壁床位额病人吃东西的样子咽口水。先前那位护士又举着瓶输液到我这儿来“这才是你的饭哦”说着往我胳膊上扎进根粗粗的针头。
从第四天开始我才能吃上水一样稀的白米粥，之后逐日浓稠起来最后就和普通食品一样了。在这里既不用担心吃饭也不用担心睡觉的地方，甚至连暴徒袭击的事情都不会有，真是像天堂一样。
过了些日子我慢慢开始熟悉隔离病房的情况了。隔离病房的一角住着几个原关东军军官，他们看上去不像生病的样子。我曾在东京城亲眼看到过士兵们争抢黑面包的样子，从那时候起对军人的印象就开始有了变化。我本来以为作为高级军官，当战败后总该研究些如“日本以后会何去何从？”之类比较高级的问题。可是听他们聊天的内容却尽是些自己家乡哪个菜最好吃什么的。了解以后我一下子有些跟不上他们的节拍。此外到了晚上他们还要求士兵去搞些（其实就是偷）酒啊食物什么的过来；一旦拿到东西则会满脸喜色胡乱开玩笑说：“这不错啊，记个一等功。”，接着就在半夜里开酒会，我看得简直呆住了。这帮人旁若无人地胡闹可却根本没人出来抱怨过一句话。
我躺在床上想：难道我们以前就是对这么一帮人毕恭毕敬，把他们的命令当作天皇的命令，粉身碎骨，忠诚尽力的吗？真是后悔极了。事到如今就是再怎么后悔也没用，只能咬牙切齿怒目相向而已。日军里就是因为这种军人太多了才会打败的啊！到这时，我对军人的仰慕和尊敬就彻底消失了。
我在这家医院住了20天后就被强行退院了。即使是我退院当天。那帮闲不住的军官们依旧是老样子大吃大喝，谈论说还是炸天妇罗最好吃之类的话题。他们莫非故意躲进传染病房里，想用这种方法来逃脱苏联当局对战犯的审判么？亲切的朝鲜族老婆婆
太阳开始下山了，可我却连去延吉的队伍影子都没看到。该不会是掉队了吧，我一边想着一边把裤子搭在肩上，露着腚趴拉着腿继续往前走着。突然注意到有什么人从背后急急地在追我。
到底会是谁呢？我仔细一想，立刻脑子里充满了恐惧，连肛门的痛都顾不上，赶忙加快速度想要逃走。却没想听到有个女人的声音大喊“约不，约不”，回头一看原来是个朝鲜族的老大妈啊。于是就停了下来，等她靠近。她来到面前，看着我那破落的模样上下来回打量了好几次，突然就伸出手来指向一座落满霞光的村子，用结结巴巴的日语说“休息，休息”还牵起我的手往那边引。“反正烂命一条，死就死吧”下定决心后就跟着老婆婆进村去了。老婆婆把我带到她家里。当看到电灯的光线，我高兴异常，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和平时期一样。家里住着她儿子和媳妇孙子孙女，他们看到我这个蒙头垢面光着下半身的样子都给吓了一跳。
那老婆婆似乎把我的来历给他们解释了一通，之后他们就开始来来往往忙碌起来，从锅里往盆里倒上热水，看样子好像是要给我洗屁股。把肛门浸入温温的热水中，我全身都洋溢着一种进入天堂般的舒畅。用手往回一推，脱出的肛门立刻就恢复了原样，好好地呆在了它本该呆的地方；与此同时之前遭受的痛苦也魔术般的消失了。
处理完毕后，年轻的夫妇就给换了盆热水，再把我从头到脚都给刷洗得干干净净。老婆婆又烧热了一块瓦片用毛巾包好，让我躺进热炕上再把瓦片盖在腹部。
她儿子拎了个药箱过来，放到我面前。我打开一看全都是日本的药物。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到手的，我从其中发现了“征露丸”，这简直就是在地狱里遇上菩萨一样。从瓶子里倒出药丸合着热水吞下去，便躺在热炕上睡下了。
老婆婆还在半夜了特地给我又热了一次瓦片，我趁机也又吃了一次征露丸。老天保佑，在我看来这位老婆婆真是位观音菩萨啊。我从没这么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人情冷暖。我又困又累，感觉哪怕就这么死了也算值啦。反正死生有命，祸福在天，我心里一横躺下接着就睡了个天昏地暗。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爬到头顶上了。他们请我吃了顿小米粥，里面还有绿豆。和老婆婆告别的时候她支吾着用日语说：“不要走，不要走。”想把我留下来。但我一心想回日本，哪怕回不去也要尽量靠近祖国再死。我把自己的意思对她表明后就走出了那家门口。
虽然我心里非常感谢他们，哪怕千言万语也无法说尽，为此还在心里发誓说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要像这位老婆婆一样去照顾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送别老婆婆，出了村子走路没多久，结果又开始脱肛；不得不再次把裤子脱了挂在肩膀上，继续向延吉方向走过去。隔离病房的军官们
我就摆着这么一副难看的样子在路上走着，肚子饿了就去农民家里手舞足蹈请求能给点吃的。可能看到我实在可怜，几乎所有人都会给我些吃的，哪怕是剩饭。有时会被中国小孩丢石头，也有被青少年包围威胁过，就这样从那位老婆婆家里出来坚持走了两三天的功夫，我总算抵达了延吉。从东京城过来有150公里，这趟走过来可真是不容易。远远看到有座建筑物被铁丝网围住，于是就过去看了看，发现里面有大量的日本兵；我便从铁丝网中间钻了进去。原来这里是原关东军28部队驻地，延吉俘虏收容所。
在职研究生报名入口,在职研究生名校报名
弱肉强食的收容所生活
离1945年（昭和20年）结束还差两个月不到，就在新年快来临的时候我被强制退院，转到设在原延吉监狱中的一处收容所里。
这里收留的都是义勇队员以及从北满逃难过来的日本人家属。真没想到我居然还能在这里遇到勃利义勇队的拓友。可惜刚松了口气才发现这里依然残留了义勇队时期的上下级关系，凡是不遵从前辈要求的人都会收到无情地惩罚。
前辈们经常截留下给下级人员配给的食物来给自己用，凡是稍有人露出不满，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就会遭受到被称为“赛马”的私刑。即面向椅背跨坐下去，再将身体和脚绑住用皮带啪啪啪地抽打背部；挨打的人吃了痛就会往上蹿起。这样一来就好像在马背上上下扑腾一样，所以就被称做“赛马”此外还有拿粗筷子夹在手指两侧再将棍子两头用绳子绞紧，简直就像拷问犯人一样。
在医院里还能保证一天吃上两餐，而且还能睡在床上；可在收容所里却只能在原来监狱仓库的地方铺上三个麻袋当褥子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睡觉，吃的也只有一天两次配发下来，只有茶碗那么大份量的高粱粥。和医院一比根本就是从天堂掉进了地狱，之前医院的日子果然只是个美梦而已。
每天只有一点点高粱粥外加严寒，慢慢的就出现营养不良，因此倒下去的人一日益增多。人一旦营养不良脸就会浮肿看上去像发胖一样，只要有人出现这个症状，过不了几天他就会在睡梦中被冻死。
东北的冬天非常冷，晚上室内温度只有零下15度和呆在冰箱冷藏室没区别。如果有人空着肚子只穿夏装的话，着冷气就会透过皮肤直达骨髓里。所以为了防止在熟睡中被冻死，同伴们都会互相挤在一起盖上麻袋睡，同时指定值班的人负责每2小时轮番把大家叫醒。即便如此依然有体质弱的拓友一个接一个地冻死。
等太阳出来的时候，也会以好几个人为一组抱团取暖。每天聊天固定的话题都是吃的啦、什么时候回日本之类，永远也不会感到厌烦。
一天黎明时分，睡在我身旁的M君在说梦话：“妈妈，妈妈。”我正要呵斥：“安静点！”可他还是继续说。我觉得很奇怪就起身去看M君的脸，只见他脸色苍白，双眼微张，呼吸好像也不顺畅。我立刻大喊：“怎么连你也这样！”接着就叫醒勃利训练所同在特技班呆过的H君和W君，拼命给他进行心脏按摩。M君的脸上似乎出现了一抹微红，意识好像也清醒了些，但却说了句奇怪的话：“好多桃子啊。”，我凑到他耳边附和道：“是嘛，那太好了！”，下一刻他好像露出了微笑的样子接着便仿佛蜡烛烧光似的安静地咽了气。
M君经常会提起他在老家种桃子的事情，也许那时候他的灵魂已经回到家乡，看到了果树上结满桃子的样子了吧。但我这时心中却根本没有产生任何朋友死去那种悲伤的感情。室外天已经大亮，比起怀念M君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我的神经已经被磨砺地麻木了，心里只想着今天开饭的信号怎么这么迟。
“开饭！”一听到信号，我立刻像弹簧一样蹦起来，手上拿着旧饭盒就往厨房跑。顺便说一下，凡是这时候还起不来的人要么已经冻死了，要么快要冻死了。如果我这时候还去查看有没有人冻死的话，那就赶不及打饭了；所以一旦到了饭点就只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生存尽快赶过去。喝完饭盒底部那点高粱粥后才回去总部报告拓友死亡的信息。
前辈这时候才回去一间叫“尸检”的房间里，对干瘦的死尸进行分拣。他的衣被和持有的物品都会被我们剥下来带回到前辈总部（义勇队三年级队员为管理下级人员而设立的非正式组织。）。前辈们就会把这些物品拿到街上贩卖，再买回食物和衣服。
被剥光的尸体则会送到太平间，一层层码起来跟木柴一样，每5天1次送到山里埋掉。埋尸体的工作在领到收容所管理委员会的证明后由我们自己动手操作。由于地面以下好几米早就被冻住了，所以实际“埋葬”的时候根本无法挖坑。只能用麻布袋子做的担架抬着尸体像丢垃圾一样往山上一丢了事。
5天前被丢弃的尸体再去看时已经被狼、野狗什么的啃掉了，到处都是散落在雪地上手脚残骸，真是凄惨。好不容易经历了各种地狱般的磨难，以至于对人的死亡已经非常迟钝了，可以想到明天可能自己也会变成这样不免还是会在心里哀叹。希望这些拓友能够顺利成佛。人的死亡真是又脆弱又凄惨。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佛吗？我那时候就产生了各种奇妙的想法。决心逃跑
义勇队特技班里的H君和W君是我的老乡。自从离开勃利以后虽然也有分开的时候，但总体上我们三个外加静冈人A君一共四个都是一起行动。例如一起去太平间挑具个子矮看起来轻些的尸体，用麻袋编的担架抬到山里墓场去什么的。
运完尸体回来的路上会经过延吉市区的一处大市场，顺便捡些掉在路边的菜叶菜梗放进口袋带回去，再从附近人家借个蒸笼蒸着吃。这时有个男的从总部过来说前辈找你们有事。“到底啥事儿？”我们四个人就过去了。没想到他们劈头就骂：“你们几个也太长脸啦！”接着就被皮带抽了一顿。
“居然连捡烂菜叶也捡来吃！”
这么一来，我们也只能求他们饶了我，希望这种惩罚快点能停下来。
平白无故倒了顿大霉，互相支撑着晃晃悠悠回到房里，身上脸上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肿得高高地，又被冰凉的雪一刺激，真是又痛又后悔。H君就说：
“今天又是那路神仙做的好事？”
“做好事？就算有神仙做好事日本还不是输了？”我强烈否定了他的看法，W君也附和说：
“就是，什么日本神州不灭，还不都去吃屎。”
听了这话，H君就不说话了。
周围寒风刺骨，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眼睛里含满泪水。当晚就决定必须赶快逃出去，否则我们迟早也会去喂狼。但问题是该如何才能逃出去呢？
第二天，一边晒太阳一边就把我昨天晚上想出来的逃跑计划和他们两个说了
“在这儿呆着迟早得喂狼去。我们还是逃跑吧。可以趁搬尸首的时候逃走。怎么样，试试看吧？”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后，W君说：
“那我们还能往哪儿跑？”
“这事儿跑掉以后再去考虑吧。要是运气不好到哪儿都就只有死路一条，只不过是死在这里还是死在外面的区别而已。”
听了以后他们还是不说话。这时H君打破沉默同意我说：“那好，我走。”
“喂，W君，你怎么样？”我催他快下决定，但他还是犹豫不决。
“关键是逃出去以后怎么办？”
他的想法我很清楚。因为没人能保证一定能成功逃跑。就算不被抓回去也有可能冻死在外面。对于这种生死相搏的提议肯定无法简单地回答：“好，可以。”
于是我让W君仔细考虑下就停止了这个话题。过了几天，外面雪花飞舞天气非常寒冷。
前辈总部指示我们出去干活，但没人愿意在下雪的时候出去。于是我就觉得机会来了，就去找H君招呼说“喂，我们走吧”，这时W君站起来表态“我也去”。又叫上A君一起。我们向总部答复说我们同意去干活后，他们说：
“嗯，辛苦了。今天较冷，允许你们一人披两条麻袋。”
听了这话，我都想咬死他。但还是忍住了回答：
“谢谢前辈。”
道完谢后，领到出门牌，抬起放有死尸的担架，从收容所大门出去了。这次我们并没有随手把尸体丢下，而是特地找了个雪窝放进去，之后合起双掌心中祈求佛祖保佑。也算是“临时抱佛脚”吧。
出收容所大门的时候我就想着该怎么甩掉A君这个外人，但一直找不到好办法，就一直回到了街角。经过街角没几步，突然有了个主意。我提议到“喂，去街上捡些菜叶回去吧。”，A君吓了一跳：“喂，还是算了。被他们知道可就惨了。”认真想阻止我。
H君和W君也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就跟着A君劝我：“还是算了。”脑子真笨，我对他们稍有些生气“那，你们先回，我一个人去。”A君就催另外两个说：“那我可不管啦。我们走吧。”
另外两个看我脸色，总算明白过来了，才说：“我们也想去捡。”A君就有些不耐烦。
“随你们的便，我先走了。”
说着就在雪中消失在路上。
我对他们两个很生气：“你们太迟钝啦”
“别生气，要能早点告诉我们……”
“我不是说了边走边想的嘛”
“我还以为今天不干了。”
“别说了，都已经把他给甩了。”
H君比较沉稳，担心地问“A君他会不会向总部……”
“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回头啦。快走快走。”说着我就冒着风雪跨步上路。
在我们前面的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是生存还是死亡，谁都不知道。暖心暖胃豆腐汁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到了一座小村口。从旁边小屋里飘来一股水蒸气同时夹杂着豆腐的香味，不断刺激我们的肠胃。于是我们就在这户人家门前弯腰坐下，休息一会儿。
大个子H君直叹气说：“唉，好想吃豆腐啊。”和我一样矮小的W君说：“我进去问他们要些吧。”
我看着天上太阳快要落山的样子正考虑今晚该怎么办，突然房门打开了，有个老人捧着个装满煤渣的框走了出来。他看到我们猫着腰蹲在那里好像吃了一惊，接着就往房子里大声呼喊了几下，也不知道说的是啥。接下来从房子里又出来四五个男子，把我们给围住了。
我们三个就好像被蛇盯上的青蛙缩成一团，他们轮番上来打量着我们，好像在问话。但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察觉他们似乎也没有恶意，于是我就手舞足蹈拼命用肢体语言告诉他们：我们饿坏了走不动路。那位嘴上长胡子的老人看来就是房子的主人，他也用手势告诉我们：进屋吧。我们战战兢兢站了起来进入他家，只看到大锅里煮着豆腐汁，热气腾腾直往外冒。
老人把锅里的豆腐汁盛起来后地给我们。大概是要我们喝吧。我们非常感激，贪婪地把豆腐汁全给倒进肚子里。那感觉就好像整个腹脏全都被豆腐汁浸透一样。简直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三个互相一看情不自禁地说：“哎呀，这下没算白逃出来。”喝完以后还给添了一碗。这可真是“救命水”。到现在我每次看到豆腐都会想起这时候的场面。
当天晚上，他让我们睡在热乎乎的炕上，我们都睡得跟死过去一样。
睡梦中只觉得有人在推我，跳起来一看，桌子上放的不是白乎乎的馒头和热气腾腾的豆腐白菜汤么？老人对我们比划说快起来去吃吧。从窗户向远处眺望，雪地反射着月亮发出惨白的亮光。由于没表也不知道现在是啥时候了。一边感谢老人的照顾一边一口口啃起了馒头咽下肚子。
老人过来，竖起两根指头，又合起手掌做出睡觉的样子。估计意思是说我们睡了整两天。吃完后老人把我们带到豆腐房里意思是要我们在这里干活。我们反正也没地方可去，对此当然非常高兴。从第二天起每天早上3点左右起床，我负责拉风箱，W君负责烧锅，H君则负责打水。
豆腐房分上午下午各做一次豆腐。我们由于体力尚未恢复所以做起来稍有些吃力，但自己依旧可以感觉到体力确实是在一天天恢复过来。一天有个年轻男子往街上运完豆腐回来，对老人快速说了几句话。男子走后老人脸上出现了困顿的表情，叫我们过去说：“大鼻子来，快快走（苏联兵来了，快点逃）”还把手放到腰间做出跑步的样子。虽然听不懂，但能明白是快点走的意思。
我们接过老人给的馒头，出了豆腐房，但又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真是前途未卜啊。
被自治警察逮捕
我觉得三个人一起行动太惹眼建议大家分头逃跑，可他们两个强烈反对，于是最终决定各自分开100米的距离，万一路上出事就可以望风而逃。决定以后，我打头向着延吉走去。
本来还打算等避过了风头再回那家豆腐店去看看，只可惜走岔了路从此便与避风港失之交臂。我打算往朝鲜方向过去，所以出了延吉一路都往南走。
我正快步穿过车水马龙的集市大街，却听到从背后有人说日语：“喂，停下！”我站住回头一看，只见5米远处有两个男的举着枪对着我，手臂上佩戴红底黑字写有“纠察队”字样的袖章。不由担心在我身后的H君和W君的状况，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只好举起双手等他们过来。
其中有个人举着枪用流利的日语问：“日本人？”我回答是，“为什么不戴日侨登记证？”（在日“本人居留民委员会”登记的证明。居留民委员会是由战后滞留满洲的日本人组织起来的地方性管理组织，凡是留在当地的日本人全都要加入该组织并登记造册，然后必须将这个证明贴在胸口或手腕上。）他责问道。“我刚从勃利过来，还不知道这个。”我回答，男子说：“那好，你被逮捕了。”接着就从腰部解下绳索，把我的双手绑到背后，用命令的口气催促：“走！”周围一圈人就喝起倒彩看热闹。我瞟见H君和W君混杂在里面担忧地看着我，还好没事儿我放心了。
那两个男的趾高气扬地分开看热闹的人群，把我带去一处挂着“延吉市治安警备署”的地方门口。屋子里还原样保留着满洲日治时代的物品，我一看就明白了，这里以前是警察署。他们告诉我说明天录口供，就把我塞进拘留所里走了。
在原满铁宿舍发生的绑架事件龙腾网
朝阳川位于延吉向南约25公里的地方，是个人口有2万的小镇，居民中有7成都是朝鲜族。
卡车停在一栋挂有“朝阳川警察署”门牌和满洲时期招贴板的红砖房前后，跳下一个人走了进去。龙腾网
当时由于日本战败满洲秩序崩溃，同时并存苏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的八路军三支队伍。但在这里国府军队和八路军尚未进驻，镇上的治安属占领军苏军管辖，并借原满洲时期的警察官员之手组织起了“治安警察团”维持运营。
先前进去的人出来后，又跳上驾驶室，发动卡车再次出发。最后停在了靠近朝阳川火车站旁的一座三层建筑——原满铁宿舍前。
一进房子我就被命令去烧蒸汽锅炉。到了锅炉房，找了些燃料集中放进锅炉里点燃烧旺。于是各房间里就会通进蒸汽加热保暖。就这样东方的天空逐渐被染成了红色不久天就大亮了。
闲着没事儿，发现办公室墙壁上还贴着《满洲帝国地图》，就在上面查看这个朝阳川到底在什么位置，结果发现这里离朝鲜国境才80公里远；真没想到离朝鲜这么近，心中不免一阵欢喜。
我在二楼走廊里打算去查看一下暖气供给情况，突然响起了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觉得奇怪往窗外一看，居然是苏军的卡车，里面的士兵纷纷下了车，把宿舍给包围起来。
我觉得这事儿太蹊跷了，就大声喊：“喂，苏联兵来啦！”同时响起了枪声以及冲进建筑物的皮靴声。我立刻躲进房间，藏到衣橱顶部的天花板夹层里，担心苏联兵不知什么时候会往天花板上打枪，吓得连口气都不敢喘。
幸好，过了没多久宿舍楼里就又安静下来，我从天花板里钻出来，从房间窗户偷偷往外瞧，和我从延吉过来的人都举着手抱起头。不但武器都被收缴，连随身物品也全给搜走了。过了一会儿苏军把他们都押上卡车，不知开到哪里去了。看到苏联兵搜刮得那么彻底，我暗暗吃了一惊。
所谓正义的战争是没有的。战争就是强大的一方击败弱小的一方后将其征服而已。其中最大的问题还是军纪。后来我才知道苏军攻入满洲后表现出的军纪实在是非常差劲。
他们将满洲全境到处都折腾了个遍，不仅劫掠滞留满洲的日本居民的财产还对其施以暴行，真是坏事做绝。不仅如此，还听说他们利用日军俘虏和滞留的日本人将满洲的重工业设备、发电设备、铁轨都给拆了运会国内。这么一来，整个国家不就都成了抢到集团了吗？
后面没有翻译了
八路来啦这种悠闲的拘留所日子过了不到2周。某天深夜，朴突然跑过来叫醒我：“快快，烧炉子。”接着又慌里慌张地跑了出去。警务室里气氛和平时不太一样，虽然是深夜，却依旧有很多人匆忙地跑来跑去干这干那儿，还有人一边打电话一边大声呵斥，而且还经常听到他们嚷“巴罗巴罗”什么的。“巴罗是啥？”我觉得很奇怪，问了周围的人却依旧一头雾水。我去后院取煤炭的时候看到有三台卡车打着引擎，周围不少人忙着搬上搬下。把煤搬回房间，生好炉子后去找朴，想去问问那个“巴罗巴罗”到底是啥。“不是巴罗巴罗，是波罗。就是公费啊。”我还是没听懂。波罗是啥？公费又是啥？到底咋回事儿？“那又怎么样？”我又问，朴焦急地说：“打过来啦。大家都死啦死啦。逃跑的好。”我这才明白他说的是八路、要来，赶快跑的意思。我一边考虑到底该怎么办一边看着从后面开出的卡车远去的样子，突然最后一台卡车突然停到我面前，驾驶座车门打开，有人喊：“快上车”，就把我拉上了车厢。卡车全速向南面驶去，坐在车厢里的人满口八路八路地说个不停，也不知道讲的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自己该说些啥。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只能跟着他们到哪儿算哪儿了。反正我已经决定随波逐流，看到连武装治安队都把治安任务丢在一边跑了，想必这共匪一定很可怕。卡车开了不到一小时就到了一个叫朝阳川的镇子，停在原警察署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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