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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吴军：智能的时代，连接比拥有重要， 合作比颠覆重要
作者:顾学文
这是个智能的时代，智能的基础是大数据，可谓“无数据、不智能”。
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大数据”再一次成为热词。
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掀起的智能革命中，人类社会将再次经历瞬息万变而又意义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对此，我们该如何做好准备、迎接未来？
自然语言处理和搜索专家、畅销书作家吴军，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时说：“只要转变思维模式，我们就能、也才能‘看见’未来。”
过去三年，我们获得的数据量超过了人类6000年历史的总和
上观新闻：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技术展开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第三次信息革命是计算机和半导体芯片。
当下的智能革命被认为是围绕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展开的。因而，近些年来大数据之“热”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当人人都在谈论大数据时，是否要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大数据？
吴军：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数据就是数字，或者必须是由数字构成的。其实不然。互联网上的任何内容，文字、图片和视频，都是数据；医院里包括医学影像在内的所有档案也是数据；各种设计图纸，甚至是出土文物的尺寸、材料，也都是数据；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每天的活动，都是数据。很多种数据，比如语音和文字，反而没有多少数字的内容。
上观新闻：对人类而言，这些数据的意义何在？
吴军：数据最大的作用在于承载信息。但是，并非所有的数据都承载了有意义的信息，不仅如此，很多数据是人造物，可以被伪造，比如为了优化网页搜索排名而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数据。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用知识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而数据正是知识的基础。过滤没有意义的数据，删除伪造的数据，从数据中获取有用的信息，随后进行处理，人类就可以获得知识。
上观新闻：计算机问世有70年历史了，这70年中，全球数据量按每年平均40%的速度增长，计算机的处理能力也在持续增长。但为什么数据只在今天引发智能革命？
吴军：简而言之，是因为以前的数据量不够，维度也不够，而现在我们能够采集、存储和处理大数据。
比如说，包括摄像头、可穿戴设备、GPS等传感器，收集着我们过去忽略的数据；而移动互联网使得数据传输变得十分便利。即便你睡着了，可穿戴设备仍在不断地传输数据，记录数据。存储的能力也大大提升了。而依照摩尔定律，计算机处理器的性能每18个月提高一倍。假如一台计算机18个月前一秒钟能算1亿次，今天能算2亿次，18个月后能算4亿次，再过18个月能算8亿次。
因此，过去三年，我们获得的数据量超过了人类6000年历史的总和。而且，预测一年半后，又将翻一番。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光大没用，
大规模数据不等大数据
上观新闻：当数据大到一定规模时，量变引起了质变？
吴军：原理是如此，但事情没这么简单。大规模数据还不等于大数据。2000年以后，数据量不仅剧增，而且开始相互关联，这才出现了“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首先体量要大，这没有争议。但光是大还没用，比如一个人基因全图谱的数据，大则大矣，但没有太大的统计意义。大数据之所以有用，除体量大之外，还要具备多维度、完备性和及时性特征。
其中，多维度最重要。2013年9月，百度发布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结果———《中国十大“吃货”省市排行榜》。百度没有做任何民意调查和各地饮食习惯的研究，它只是从“百度知道”的7700万条与吃相关的问题里挖掘出一些数据，但这些结论却可能比任何学术研究更能反映中国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有着丰富的维度，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从这些数据中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统计结果。
上观新闻：一提“大数据”，人们就会想到“人工智能”。这两者之间有何种关系？
吴军：在有大数据之前，计算机并不擅长解决那些需要人类智能解决的问题，但在今天，这些问题换个思路就可以解决了，其核心就是变智能问题为数据问题。
传统的人工智能方式是让计算机按照人的思路去做，但今天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不再坚持“机器要像人一样思考才能获得智能”。比如“阿尔法狗”（AlphaGo），它不是靠逻辑推理获胜的，而是靠大数据和算法。在数据方面，谷歌使用了几十万盘围棋高手之间对弈的数据来训练它；在算法方面，谷歌采用了上万台服务器来训练它下棋的模型，并且让不同版本的“阿尔法狗”相互对弈了上千万盘，可以说它几乎是算无遗策。
所以说，这是个智能的时代，而智能的基础是大数据，可谓“无数据、不智能”。
未来的城市，
更像一台超级电脑
上观新闻：您在新书《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中，描绘了人类从信息时代到智能时代的“关键一跃”。那么，“一跃”之后，我们面对的会是一个怎样的未来？
吴军：未来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也是一个很坏的时代。还是先讲讲好的吧。
比如交通。我们每个人的出行都是随机的，就跟布朗运动似的。未来城市是怎样的呢？你可以把整个城市想象成一台超级电脑，每一辆汽车是一个终端，可以从主机上获得一个优化的交通方案。在美国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将原来70分钟的出行时间降到了20分钟。现在在北京，人们上下班平均要花两个半小时，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比例节省，每天就有可能节省40分钟，社会效益非常可观。
再往后，马路上可能都是无人驾驶的电动汽车，连成一排往前开，像火车似的，不需要红绿灯。中间哪辆车要拐弯了，就从队伍里分出去。整个社会交通会变得更美好、更安全。
还可以用无人机来代替警察巡逻。这些无人机和今天的无人机不一样，它们很聪明，摄像头带有人工智能视觉识别软件，能够识别出潜在的犯罪嫌疑人。
上观新闻：在智能时代，大数据对哪个行业影响最大？
吴军：大数据对商业的影响更为显而易见。我给你举个某服装奢侈品牌的例子。
奢侈品牌有个特点———决定销量的并非是价格，而是顾客群的喜爱。但此前，企业并不能很好地了解顾客喜好。进入大数据时代，问题有了解决方案———在商品标签里植入芯片，商品只要被拿进试衣间，芯片就能识别出来，并且记录顾客的试穿情况，同时推算出客户可能感兴趣的商品。这样，公司就能知道，一件衣服没有卖出去，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改进产品，或者改变销售方式。
不仅如此，该品牌还改造了试衣间，试衣间里的智能屏幕会根据顾客的试穿效果，及时给出尺寸、颜色等方面的建议。因为充分利用了大数据，它的销售额从2001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40多亿美元，这个增速远高于服装业整体水平。
上观新闻：大数据能否为制造业插上翅膀？
吴军：制造业的故事也有。
国内有家制造风力发电机的企业，全世界市场占有率排第二名，但企业就是不挣钱。企业负责人一心想怎么改进技术，但没什么效果。后来我问他，这些发电机卖到世界各地后情况怎样，谁在用，谁用得多，谁用得少，哪些配件、大概什么时候会坏、需要维修……他都回答不上来。产品一卖出去，他就不管了。
在我的建议下，他在发电机上安装了传感器，监控每部发电机叶片的老化程度。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手里有了一张全世界风力发电的“地图”，他知道发电机卖到巴西后，根本转不了几下，而德国的风力强，风力发电机的覆盖率还不够。知道了这些，他就知道了怎么做市场。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告诉我，他改变了商业模式，不生产风力发电机了，现在产能过剩那么多，就让其他企业去生产，他只做服务，因为他掌握着相当大的数据，第一时间知道哪里的发电机需要更换叶片、需要维护保养。现在，这家企业的利润率非常高。
这就是用大数据的思维方式、用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总在抱怨制造业没有出路，其实，换个思路，就有出路。
连接比拥有重要，
合作比颠覆重要
上观新闻：您刚才说到，这是个好的时代，也是个坏的时代。
吴军：是的。智能革命让一切更精细化和人性化，所有产业都将迎来挑战，包括农业、制造业、体育、医疗，还有传媒这个行业。
这是空前的挑战，因为它会造成非常多的社会问题———科技进步带来的未必全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可能有很多困扰。比如，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毫无隐私可言的社会里。我们自己就是隐私泄露者———你在手机里安装了那么多APP，参加了那么多优惠活动，都是在主动曝光自己。
雅虎曾被曝丢失5亿个账号。一般人可能会觉得，5亿个账号，哪那么容易从中找到我的信息？其实不然。处理这些账号的是机器，不是人工，找到你的账号、破解你的密码是很容易的。
上观新闻：正因为此，智能时代渐行渐近，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担忧。人们担心自己的隐私泄露，担心工作会被机器所取代，人类甚至最终会被机器控制。那么，面对智能革命带来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吴军：两次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都曾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使得很多行业消失，但同时又催生出新的行业。不过，新的行业容不下那么多人，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这种影响花费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消化掉。在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只有2%的少数人受益于新科技。
在机器抢掉人类饭碗的时代，如何做到不被抛弃？答案很简单———跟上智能革命的浪潮。98%的人，就是抱着旧思维不放、不愿接受新技术的人。比如，做秘书工作，可是不会用电脑，非要手写稿子，那你马上就会被淘汰。
上观新闻：具体而言，如何改变思维模式？
吴军：比如，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双创”热潮中，不可否认，不少创业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创业者总想着颠覆，而世界上的事大部分是合作，并不是颠覆。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的模式都是原有产业加上新技术，从而成为新产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瓦特和博尔顿的朋友维奇伍德把蒸汽机用到了瓷器制造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蒸汽机应用到产业上的人。他做的还是瓷器，没有改做金属碗、金属盘，但是他改变了瓷器近千年供不应求的状态，维奇伍德因此而成为2%的新技术受益者。
就像阿里巴巴并不拥有实物商品一样，谷歌、脸书也并不拥有内容，但它们或者拥有人的连接，或者拥有内容的连接。连接是分享经济的本质。新时代我们要有分享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时刻想着颠覆。
上观新闻：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传统制造业，从这一角度而言，反而是一种优势？
吴军：是的。相比美国，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产业上。在美国，已经没有了一大堆比较落后的“遗产式的产业”（Legacy Industries），而中国有。试想，每个产业如果加上智能技术实现了升级，就等于得到了一个新的产业。这是中国的机会。
总之，在未来的万物互联时代，或者说是智能时代，连接比拥有重要，合作、分享比颠覆重要。
挑重要的事情做，
而不是把所有事情凑合做完
上观新闻：具体到个体的人，怎样才能成为这仅有的2%？
吴军：独立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很容易接受结论，而不去关注结论产生的过程和方法，不去判断它是否正确、合理，是否符合常识。有人说自己太忙，没时间求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别说没时间，我看很多人有大把刷微信的时间。
还有就是要简单化。永远要记得：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任何复杂的金融产品都可能是骗局，因为它无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它的赢利模式。
上观新闻：除这两点之外，是否还应该多一些跨界思维？比如像您，当您写作《数学之美》《浪潮之巅》《硅谷之谜》的时候，您是科技专家。而当大家读到您的《文明之光》《大学之路》时，感受到的却是一位人文学者的思考。
吴军：和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些国外专家比起来，我这点跨界不算什么。大家之所以会惊讶，只是因为我们太不“跨界”了。
这种不跨界从大学就开始了。一些同学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但制度不允许他转系，这往往导致他在大学四年里过着一种暮气沉沉的生活。
我一直呼吁，取消一进大学就分专业的做法，至少可以推迟一年；同时允许大家转系、换专业。当然，在环境没有改变之前，个人不应该放弃自我。机会总是会找到的，关键还是要有这种转换跑道的勇气———毕竟人生不是一锤子买卖。
上观新闻：现代社会节奏日益加快，现代人压力日益增大。听说您是个做事情特别有效率的人，其中有何秘诀？
吴军：这是现代人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挑重要的事情做，有些事情不做，而不是把所有事情凑合做完。在这方面，谷歌提倡的做事情的方法，或许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谷歌把某一类人称为Pseudo Worker，直译就是“伪工作者”。这些人每天把自己搞得很忙，他们所做的可能也确实是公司的事，但这些工作对公司的发展不产生作用。比如某个互联网公司，不断地改版，其实这些修改既不增加新功能，也并没有让人觉得更好用。相反，他们很少开发出新产品，最终公司被并购了。
谷歌则相反，对员工的评价不在于他有多忙，写了多少代码，甚至不是完成了多少产品的改进，而在于产生了多大的效果。而伪工作者，即便装得再忙，最终也是被淘汰的。
上观新闻：怎样才能防止员工成为伪工作者？
吴军：首先，管理者要让员工站在“做什么事能让公司获益最大”的立场上去工作。这样，他们才能在做不完的工作中，主动寻找那些对公司最有帮助的事情去做，而不是简单应付老板派下来的工作。而管理者本人，也存在着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可以不做的选择。很多我们看上去非做不可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有些时候需要换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所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舍弃一些也未尝不可。
所以，每当你因总也干不完的工作而焦虑时，不妨试试先停下来，重新梳理一遍手边的工作：主动地站在对公司业务帮助最大的角度，站在提升自己能力的角度，先完成那些最重要的事情。
曾设计了谷歌中、日、韩文搜索算法以及谷歌自然语言分析器，现为硅谷风险投资人。畅销书作家，著作《数学之美》获国家图书馆第八届文津图书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文明之光》被评为2014年“中国好书”。
栏目主编：龚丹韵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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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1196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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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价：2.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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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代表：王晓初
总经理：陆益民
董秘：王霞
公司网址：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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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1-
吴军：硅谷之谜——商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
　　主题：正略读书会第六十三期
　　硅谷之谜——商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
　　时间：日14：00
　　地点：北京圆山大酒店
　　主讲人：吴军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下午好。欢迎来到正略读书会第63期活动现场，我是主持人马琳。本期活动是由宽带在线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和正略书院共同主办，在此我代表主办方欢迎大家的到来。正略读书会是一个高端读书品牌，由正略咨询发起，每月邀请一位著名的专家学者为我们解读历史、解读世界、解读社会、解读人生。听众包括国家各部委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国资委直属央企，上市公司高管，民营企业家和社会各界精英。正略读书会采取严格的实名制、会员制、邀请制。各位手中应该都有本期活动的菜单，在封面上印有正略书院的微信二维码，希望大家现在打开微信，通过扫一扫功能对我们进行关注，今后我们举办的其他活动都将通过这个平台进行预告和传播。今天的活动现场有微博互动，大家可以随时将自己想提的问题通过新浪微博进行编辑，加上#硅谷之谜#@正略书院进行发送。
　　今天的活动我们请到的是吴军先生为我们主讲“硅谷之谜——商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吴军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硅谷风险投资人，年加盟腾讯，出任负责搜索和搜索广告的副总裁，2012年回到谷歌，负责开发被认为是下一代搜索的谷歌自动回答系统。其作品《浪潮之巅》《数学之美》和《文明之光》深受业界好评。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吴军先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分享。
　　吴军：首先感谢正略、联通以及人邮社能举办这次活动，让我和大家进行一次读书的分享。今天我主讲的题目是“硅谷之谜”，主要是从后工业时代的一些特点来分析硅谷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给大家一些启发。讲座的最后，我可能会用一个实例——谷歌公司，剖析一下它的管理特点，因为前面讲得可能有点虚、有点泛，后面我们说一个实例。
　　很多人去过硅谷，我每个月至少要接待三四个从中国来的各种各样的代表团，有企业家的，有政府官员的，还有国企的，来参观和进行一些座谈，当然我还推掉了绝大多数，所以大家对硅谷还是非常好奇的。
　　在中国以前，其他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在试图复制硅谷，比如日本曾经有过一个筑波工业园和筑波科技园，台湾也有新竹。大家都很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硅谷严格来讲不是一个地区，没有一个城市叫硅谷，它更多的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就是一直到沿着旧金山的两边，一直衍生到圣荷西，南北长大约50英里，东西沿海岸线能住人的地方是8-10公里，所以是两个狭长的地带，包括几个县和底下几十个很小的城市，每个城市虽然叫做“市”，我老说硅谷相当于一个大农村。整个人口大约是450-600万人。它产生的GDP占全美国的三点几。
　　硅谷的特点是它有好多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每天大概有十几家公司诞生，今天在北京这个数量已经不算什么了，硅谷那种很小的公司我就不算了，比如三五个人今天辞了职，跑到车库里干什么活，这种不算，有正式投资行为支持的公司大概是这样的范围，每天有十几家公司诞生。过去历史上平均10天有一家公司上市，我看了看，今年证监会批的上市公司大概有十几家，最近的经济形势比较好，大概每个星期都有一家公司上市。一年上市的公司跟中国整个全年上市的公司数量相当。更关键的是它在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的前100个公司里，它占了四成，公司的表现很好。另一方面是它的投资非常活跃，世界上最有名的几家投资公司，比如像红杉资本、KP、NEA这些都在硅谷，而且集中在硅谷的一条街上，这条街叫沙丘路，有人也说这是硅谷的风险投资的华尔街。
　　从教育来讲，它有两所非常好的大学，就是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好大学有各种各样的评判标准，如果我们以哪个大学能进入世界前十的专业数量最多来评判，这两所大学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一第二的，它们两个的名词有时候互相之间有所变化。当然它也有自己特殊的文化，比如有一个很著名的动画公司叫皮克斯，这个在硅谷。另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嬉皮士的文化，大家可能想象当中嬉皮士的文化是很叛逆、负面形象比较多的文化，但是今天我要讲到，它对硅谷的成功以及硅谷文化的形成，甚至这些创业公司的形成，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所以硅谷大概是这样一些特点，很多地区想复制硅谷，但是都没有成功，严格来讲到今天都没有成功，所以它一定有很多为人所不知的地方，这也就是今天我要报告的主题。　　硅谷成功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说法不能说是错的，它都有道理，但是不全面，甚至它可能不是最根本的。
　　第一个叫做“气候说”，最早得出这个结论的是风险投资的人。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他就说，在西雅图附近也有很多工程师，他们也投资了很多钱，但是对比硅谷的投资效果和西雅图那边的投资效果，他发现差距很大，硅谷大概是全美国投资效果最好的，西雅图是最差的。当然投资强度也不一样，硅谷占了美国风险投资的40%，西雅图占的少一些。他总结出一条，就是它的气候好，一年365天有300天是大太阳天，而且温度不高不低，相当于四季如春，所以风险投资经常看，在咖啡厅里很多人在谈论创业这个事情，并且很多投资交易非常快的就在咖啡厅里完成了。但是在西雅图，因为它的纬度比较高，一年365天大概有250天左右要下雨，这种情况下环境不太好，人的心情也不太好，在那儿的人很多有忧郁病，冬天的时候下午4点多就天黑了，所以大家要回家了，所以不是一个好的创业环境。这是风险投资从统计来讲得到的一个结论，但是这可能是一个现象，未必是本质的。因为在美国气候好的地方很多，最典型的是佛罗里达，那个地方气候很好，但是那个地方的经济一团糟。圣地亚哥和洛杉矶气候也很好，也有一些还可以的公司，但是没有像硅谷这么繁荣。所以这是一种说法，它只是一方面，但是不全面。
　　还有一种说法是我们在国内办科技园的时候很多人都强调的，就是说我这里有大学。最典型的就是离这儿不远的清华科技园，他一定强调它的特点是这儿坐靠清华，这里一定很好。硅谷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有一个斯坦福大学，而且就连斯坦福大学自己在招生的时候，不断向学生宣传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大学为硅谷输送了太阳公司、思科公司、雅虎公司、谷歌公司。所以大家有一个概念，有了一个斯坦福大学，所以就有了硅谷。无论是筑波工业园，尤其是台湾新竹工业园，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个概念，建在大学边上就一定好。道理是不是这样呢？斯坦福无疑对硅谷有帮助，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因果关系是搞反了。也可以看另外一个反例，麻省128号路，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高科技比较集中的地方，在波士顿地区，它的大学数量比硅谷还要多，它有58所大学院校，硅谷是30所左右，波士顿地区450万人，人口跟硅谷差不多，有25万学生，这个密度还是很高的，很重要的是，它每10万人里面就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从科技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来讲都很好，它有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但是有一条，如果你研究一下美国财富500强的公司，在过去的30年里，很少有新的大公司在那儿诞生，在这500家公司里面，可以认为是代表美国工业界的精英，最后一家在波士顿诞生的大公司是EMC——做存储的公司，在以后30年里居然就没有诞生出一家500强公司。当然你可以说，是不是500强公司是百年老店，也不是，因为美国财富500年公司平均的寿命只有38-39年，基本上在过去30多年，差不多重新洗牌了一次。为什么没有诞生呢？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显然只是背靠几所大学是不够的。我前一阵去上海，包括在清华跟好多大学老师聊这个事情，他们脑子里还一直强调“产学研”三个字，这个词我们说了很多年了，这条路是否真的是一个地区能诞生伟大公司的原因，我觉得听完这个，大家心里可能会画一个问号。我们想想中国出现的BAT公司，其实和清华科技园这些东西都没有半点关系，尤其像腾讯在深圳，这个地方连个一流的大学都没有。　　还有一个说法是“风险投资说”，这是很多办科技园的人现在在做的一件事，因为中国现在房地产的发展，尤其是商业地产，大概到了一个瓶颈阶段，所以很多房地产公司，包括有些很大的，比如幸福置业，都在说我做孵化器，我有VC，硅谷为什么成了，因为有风险投资，风险投资给个人投钱，让他们创业，创业成功贼和就起来了。那么是否钱投下去以后，这个就一定能起来，这个事也很难讲。因为我们都知道，各行各业投掉的冤枉钱也有的是，这是第一；第二，即使算成功的风险投资，历史上它并不是诞生于硅谷，这件事不是硅谷的一个特征。事实上，硅谷早期的风险投资全部是来自于其他的地方，具体说是美国的东部，像纽约地区这些传统的金融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实类似于今天的风险投资家这些人，历史上在美国东部就已经有过了，最有名的就是JP摩根，他在历史上投了很多科技项目，当时看是非常高新的科技项目，其中他投的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是爱迪生，后来变成了爱迪生科技公司，后来变成了GE公司，还有一个是今天炙手可热的特斯拉。摩根如果按风险投资来讲，他是个非常合格的风险投资人。但是在美国东部并没有形成硅谷这样的地区，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还有其他的很多说法，我就不列举了。
　　硅谷很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几十年常盛不衰，它不像很多地区，比如底特律地区，一旦汽车工业不行了，我们今天看报纸上的广告说，一块钱买一个别墅，这不是骗人，真的一块钱买的，因为这个人欠了几千块钱的房地产税，付不出来。所以可能很多地方领导觉得，这点是可以借鉴的，就是如何在一个方兴未艾的行业中，在一个地区范围，能够孵化出下一个公司，这是硅谷一个神奇的地方。
　　大家经常会有一个问题，重视知识产权有利于科技发展，硅谷成功了，也有人把这点套上去了，说是不是重视知识产权。你看苹果和三星的官司打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有侵权。这看上去是表面现象，事实上真是如此吗？在欧洲和美国各个国家，重视知识产权的程度是一致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地方诞生一个硅谷，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好多说法，比如政府扶植说，美国政府说白了还是个小政府，既没钱，也没权，对外比较凶，对内比较弱。所以靠政府政策，是扶植不出一个硅谷了，这是一个可以得到的结论。很多科技园说，我这里有政府政策，招商引资、政府政策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概念，但是我今天要说的结论是，政府的政策是得不到硅谷的。
　　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不是说完全不对，有些是对的，有些不对。比如靠近亚太地区，这个确实是对硅谷有帮助，因为在二战之后，其实从二战前开始，美国沿岸地区发展比较快。
　　解破硅谷之谜，就要先讲讲硅谷诞生的前因后果。硅谷诞生在二战之后，在二战之后的时候，斯坦福大学其实并不像今天这样有名。在硅谷旁边，或者离硅谷比较远的地方，另外有一所大学，当时已经非常好了，就是今天的UC伯克利。这里面我给了三个人，第一个是奥本海默，第二个是劳伦斯，第三个人叫康普顿。第一个人是原子弹之父，后两个人是当时他下面有两个主要的组的负责人，这两个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可以说，没有UC伯克利，就没有原子弹的成功，这是当时伯克利的研究水平。事实上到了二战后，斯坦福基本上就要破产了，当时没有一个好大学，硅谷还比较荒凉，虽然有一些无线电的行业，但是要破产了。二战后，它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了60年，出现了这么一个繁荣的地区。
　　我们中国人讲，什么东西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们就套用这个公式。硅谷起源最重要的有三个因素，先说天时，1952年，IBM决定制造计算机。我们都知道，1947年人类发明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当时电子计算机是政府行为发明的，就跟原子弹一样。但是到战争结束以后，有些时候完全由政府主导、没有市场化，它的发展会比较慢，所以就把这个放开了，由企业去干。IBM当时正好是老华生退休，小华生上台，他想做一些新的事情，所以就做计算机。早期存储是纸带或者卡片，所以要做一个新的磁存储。既然要做一个新的东西，当时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干脆远离这个本部，因为当时IBM已经是个不小的公司了，所以能少受整个官僚体制的影响，IBM主要是在纽约北部地区，干脆远离到加利福尼亚。他们在圣荷西南边，成立了一个圣荷西研究中心。IBM进来这里带来的好处是，以前这里是没有计算机的，他带来了正规军。
　　这是从卫星上照的一张图片，是IBM实验室的一张图片。你可以看到，这个实验室很怪异，这里有一片楼，好像是不平衡，因为这边盖完，这边没盖完。原因是什么呢？他盖完这一栋楼，这栋楼很大，里面也盖得很奢侈，后来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赶上IBM走下坡路，他就没钱盖了，曾经一度想把这栋楼卖掉，结果没有人买得起这栋楼，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最早IBM为硅谷带来了计算机。
　　我讲一下斯坦福的情况，二战后它的财务情况非常不好，斯坦福大学是个私立大学，美国的私立大学是没有政府支持的，你可以有些科研经费。当时老斯坦福留下了一个遗嘱，这个遗嘱里有三条：第一，这个学校不要搞宗教；第二，这个土地永远不能卖；第三，我们不收学费。但是第三条很快就支持不下去了，因为不收学费，就靠他一点点的遗产是不够的，后来就开始收学费了，开始的时候学费很便宜，一门课10美元。到二战的时候，接一点政府项目能维持，二战以后基本上就要破产了。当然这个地是不能卖的，这条要守着，所以就无解。当时工学院院长特尔曼，他就研究斯坦福的遗嘱，他发现一个漏洞，说这个地不能卖，但是没有说不能长期出租，美国有个法律说地可以租99年，而且还可以续租。他就用这种方式，创造了一个斯坦福科技园，当时因为有一些科技公司想到加州开一个点，因为的经济起来，尤其当时朝鲜战争以后，对日本的贸易起来了，所以他们愿意开一个点，当然也包括本土的惠普公司。第一批进驻斯坦福科技园的公司有惠普、柯达，还有一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这个被认为是硅谷的起源。特尔曼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无线电技术专家，对学术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后来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他这些贡献，只知道他叫硅谷之父。特尔曼后来当了斯坦福的副校长。
　　有了天时、地利，就要有人。中国说人和，这里恰恰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不和。到50年代的时候，贝尔实验室有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夏克利，他发明了晶体管，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到了50年代末，他跟大部分的中国人一样，因为妈妈年纪大了，希望他回家照顾，他就离开了美国东部，到了旧金山湾区，因为他的名气很大，就成立了一个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因为他的名气很大，所以他就招纳了一批贤才，非常能干的一些人。但是夏克利有一个特点，第一，他不是一个好的合作者，他跟谁都合不来，后来他到斯坦福大学当教授，跟所有的同事也合不来；第二，有的人虽然不是好的合作者，但是他是个好老板，他很严密，能把公司管起来，这样也行，但是他也不是好的老板。他手底下很多人还很能干，结果就有8个人决定，咱们干脆当叛徒。就是这张黑白图片里的8个人，这8个人里的几个人后来非常有名，一个叫诺伊斯，这个人两度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第一次是他发明了一个江铃晶体管，他发明以后跟老板的关系不好，吵来吵去这个事就耽误了，后来日本人江铃在第二年发明了这个晶体管，就得了诺贝尔奖。诺伊斯第二大贡献就是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就是他发明的，但是他运气不好，当给集成电路颁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也没得到。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摩尔。诺伊斯、摩尔后来又创立了英特尔公司。还有一个人叫克蓝纳。这8个人就当了叛徒，所以叛逆这个词在硅谷不是个坏词。
　　他们出来以后，有一个从东部来的风险投资人，当时还不完全叫风险投资，这个人叫洛克，洛克就给这8个人投了钱。这个钱是从哪来呢？是东部一个有钱的家族，这个家族叫菲尔柴尔德，这个公司用他的名字命名，诺伊斯就当CEO了。仙童公司具体说来就是发明了半导体。仙童公司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这里有几个数据，说明它对整个硅谷和全世界半导体的影响力，第一个数字是60%，全世界半导体的精英老大聚集在一起开会，互相之间茶歇一聊，60%的人都在仙童公司每个年代工作过。第二个数字是92，仙童公司不是像后来不断的拆分，它拆分出来92家上市公司。第三个数字是2.1万亿，这92家上市公司，如果把市值加起来是2.1万亿，这个超过金砖四国，它超过巴西、俄罗斯、印度任何一个国家的GDP。但是有趣的是，在硅谷，仙童公司如果按照美国东部的发展，它可能长成另外一个AT&T或者IBM，它实际上没有变成这样，而是变成了无数个小公司，这个母鸡不断生蛋，生完以后自己变得很小，但是整个地区起来了。所以将来如果有领导办科技园，你要想，你宁可不要有一家大公司，宁可出92家上市公司，把这个地区带动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事情。这个也是硅谷名字的来源，是因为有了仙童，有了半导体，半导体用的是硅，所以这个词就出现了。60年代末半导体已经方兴未艾了，硅谷是70年代才出来，而且是媒体创造的，也不是计算机科学家创造了。
　　到1967年的时候，半导体已经很发达了，仙童公司的8个创始人之一摩尔就提出了摩尔定律。提出摩尔定律以后，他就说，半导体的性能在今后会每两年差不多翻一番，当时没有太多人信。而且菲尔柴尔德家族是投资人，他还是大股东，虽然摩尔和诺伊斯都是主要的管理者，但是这个家族又派来了好多的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时候也有问题，他比较短视，看报表，看营收，看KPI，没有长远的眼光。摩尔已经说了，将来大规模集成电路会飞快的发展，但是仙童的动作非常缓慢，诺伊斯也觉得没有太多办法改变现状。他当时就又找洛克，就是当时给仙童投资的人。洛克是菲尔柴尔德家的朋友，他找洛克说，我和摩尔打算出来再重新做公司，开始他们希望要1000万美元，后来根据洛克的估算，500万美元就够了。他说，你们要做什么。他说，我们要做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因为一年前摩尔已经预测了，这个将来的发展是不得了的。洛克当时干的一件事，这种做法是硅谷后来成功的很重要原因，他要替这两个人保密，他不能告诉菲尔柴尔德家族，虽然原来那些钱是从那儿来的。他就说，因为只有你们两个人，我找了一个小伙伴，就是安迪格罗夫。当时安迪格罗夫死活就不愿意离开仙童，后来安迪格罗夫讲，这是他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这张照片上就是这三个人，中间是诺伊斯，小胡子是安迪格罗夫。硅谷的诞生就是这样。　　其实在硅谷诞生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半导体公司在这里出现了，成本有所上升，然后就培养出第一批的工程师。其实早在60年代末，硅谷的半导体业就要开始外移，1967年左右，大概有30多个台湾的工程师回到台湾，包括台积电的那几个创始人。到1968年，就有1000多人跑回去了，外移的速度很快。后来人家说，你这个地方会不会衰落？这个事反而没有发生，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80年代的时候，它的半导体已经很衰落了，80年代全世界最大的三家半导体公司NEC、东芝和日立都是日本公司，英特尔第四，摩托罗拉第五，但是硅谷没有成为底特律，用我的话说是它变“软”了，变成了“软件谷”，或者是“生物谷”，后来是“互联网谷”，而且这个东西反过来带来了半导体的复苏。从表面上看，由于摩尔定律的作用，使得处理器芯片的性能不断提高，它进入个人市场就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是假设当时计算机，哪怕变得再便宜，如果比这个柜子大，这个东西很耗电，放到你们家，就算白给你，你也不会要的，因为你拿它要干什么，所以一定要有个人的应用软件。所以在这个时候风险投资起了很大的公司，原来半导体公司里有很多做软件的，现在你出来做个人软件，这样的话这个产业就完整了，光有PC硬件是没用的。这个变化导致了硅谷从硬件到软件的转变，后来还有其他转变。我们经常谈创新，我刚从谷歌回来的时候到腾讯，大概两年的时间做报告，每次都有人说，你原来的公司很有创新，现在这个公司没有创新，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事实上我遇到很多公司，没有一家公司说自己没有创新的。所以创新并非是硅谷成功的奥秘之一。硅谷变成了软件，再从表象上来看，硅谷发展起来，变成软件的时候，出现了很多互联网公司，你觉得这个很正常，其实也未必。因为西雅图的软件产业也很好，它一直也没转变成互联网公司。原来在波士顿的时候，软件业也很发达，而且在波士顿附近当时有个DEC公司，数据库在那儿做得都不错，包括王安电脑在那儿都很好。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真正是80年代以后IT飞跃的时候，它没有形成一个转变。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很正常的，你看硅谷觉得很自然，但是其他的并不是很自然。
　　硅谷成功的最终奥秘是什么？
　　奥秘之一：背叛，以及对背叛的宽容。
　　我们仔细分析硅谷诞生的伟大的公司，比较早的是太阳公司，后来是思科、雅虎、Google，这些公司没有一家是说，我们两个有一个主意，然后到车库里，创立一个公司，它都是从现有的机构孵化出来的。SUN（太阳公司）是地道的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公司。思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系统管理员，他们是两个系的人，后来在一起谈恋爱，两个系的计算机系统不一样，互相通信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做了一套网络设备，使这两个系的网络能够全部一致，这就成立了后来的思科公司。做完以后，这两个人说，谢谢斯坦福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实验环境，我们两个去办公司了，就成了今天的思科公司。雅虎是当时杨致远的老板学术休假去了，还有第三个人，办了雅虎，而且用了斯坦福的资源。这种公司还有Juniper，包括思科后来孵化出无数的小公司，都是这样的特点。前两天他们硬把我“绑架”到车库咖啡，说你们看看我们这些小创业团体。其实我没意思说，你们错误理解了那些小创业公司，不要听他们讲表面的车库的故事。先决条件就是你对叛逆要有宽容，这种宽容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的，在美国或者在任何地方你都要签一个非竞争协议，比如电商到淘宝去工作，就说你将来不能跳槽到京东。新泽西是美国科技人员最集中的地区，但是自打有了AT&T以后，就再也没有大公司出现了，因为你的东西都属于AT&T。在加州为什么无法执行呢，也是这么规定的，同业不能竞争，阿里的人不要到京东去，他们也是签这个协议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个人和公司打起官司来，他一定偏向于个人，这是惯例；还有一条，你虽然签了这个，如果你只要说，我这个人这辈子只会做电商，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为了让他谋生，就要允许他做电商。所以这件事在加州没法执行，所以你在加州可以随便跳槽。李开复从微软跳到谷歌的时候，当时打这个官司，当时谷歌就想把这个官司从西雅图挪到加州来打，因为只要挪到加州，这个官司就不用打了，因为你可以说，李开复除了做IT，他什么都不会。所以这是他对叛逆的宽容，公司干脆就不限制他了。再有一个是保护商业秘密，这个事到哪都是对的。在硅谷你去面试是这样的，首先不能问你在过去的公司做的项目是什么，你可以考一些题，考他的能力，但是不能问这个。你如果问了这个，他可以不回答你。他即使到了这家公司，比如原来在雅虎，后来到了Google，也不会有人问你，你在雅虎是怎么做的，这件事是绝对不能问的，他可以做，但是你不能问。对商业秘密这个边界有个把握，这是它的特点。再有一个特点是加州的法律是鼓励挖角，大概半年前有一个新闻，加州政府告苹果、Google、英特尔和思科几家公司，告的理由很奇怪，说你们这四家公司，我看你们很少互相挖角，所以你们底下有秘密的协议，不互相挖角，你们不互相挖角就破坏了竞争，所以州政府要罚你。这是它的判罚。这几家公司说我们认罚，因为当时判罚得不多，是几百万美元。后来到了上诉法庭以后，上面一级法庭说，这个罚得还不够狠，还要再加3倍，这几家说，我们还是认罚，因为实在懒得跟你打官司。另一方面来说，它是一个鼓励竞争的机制。大家听到这里以后，你已经发现了，这其实是对我们过去宣传了很久的现代工业企业制度的一个颠覆，就是在大机器生产的时候，那个时候制度的一个颠覆，所以这是后工业时代的一个特点。对传统的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员工和公司之间的忠诚、非同业竞争，我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硅谷是不遵守这个的。　　既然前雇主反正也告不倒你，他现在该怎么办，他就成为了投资人。讲一个具体的案例，这也是我投的一家小公司，是做移动安全的，做得不错。这个公司原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从一家上市的信息安全公司里出来的，它的第一个投资人就是原来这个上市公司的CEO。这个事很奇怪，他做的东西跟原来公司的技术是相同的，原来的老板还去做他的投资人，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也不难理解，第一，你告他也告不了；第二，这种大的上市公司，他的竞争对手可能是赛门铁克或者是思科、Juniper这样的公司，他的竞争对手不是小鱼小虾，在硅谷经常有蛇吞象的事情，这种公司一旦起来以后，我作为你的投资人，他保留优先收购它的权利，你做死了就算了，这个钱我就算白投了，你要做成以后，我优先收购回来，我在针对赛门铁克、思科这些公司的竞争中还保持优势。所以你虽然离开了我，还是我这个系统内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像仙童这样的公司不断分化，导致了硅谷很难出现一个在地区上说一不二的像AT&T、IBM的大公司，但是它带来了一个结果：它使整个行业都起来得非常快。在这个前提下，因为不断的分出一些公司，我随时可以收购回来，我既然可以收购我自己投的公司，我也可以收购别人的公司，那么就造成了并购的蜂起。这是硅谷公司一个重要的手段，他不是什么事都做，但是他看到一个新的技术，或者一个新的公司，对自己核心的产业或者对自己转型有用的时候，他开始并购。甲骨文这个公司，过去20年他自己的技术开发是很少的，他所有新的业务都是通过并购获得的，他基本上就是个并购机器。谷歌是被认为一个非常有创新力、很伟大的公司，但事实上它很多新的业务也是并购来的，他并购一个小公司，但是他善于吸收和发扬光大，这是这两家公司的特长。比如谷歌地球或者谷歌地球，他最早是并购了一个几十个人的小公司，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是并购过来的，并购以后谷歌给了它很多资源，它现在是一年50亿美金的营业额，而且增长很快，但是它的起源是并购。安卓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当时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并购下来谷歌投入了很多资源，把它变成今天全世界最风行的操作系统。前一阵它为什么花30亿美元买Nest，这些东西都是他进入相关的新行业。
　　讲到并购，就要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跟文明的关系。德国、法国、日本的并购都不多，英美比较多，商业文明或者海洋文明的国家比较多，原因是什么呢？商业文明是强调做生意，你卖我买或者你买我卖，咱们两个人是交换，通过交换，你得到你需要的，我得到我需要的，我们互利互惠，这是很重要的特点。为了做到这一条，要有几点：第一，我做这个东西，我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什么人都能用，然后卖到全世界；第二，我一定不要去做所有的东西，东西可以买。农业文明是什么呢？小农长大就是大农，农业庄园里什么都有，自己可以生产，不是为了交换的，是为了自己使用，自成体系，这是农耕文明的一个特点。中国过去30年完成了从农业到早期工业化，然后到大生产、现代工业以及到后工业时代，但是很多思维不可能变得这么快，所以导致很多企业为什么什么都做，都是跟这些特点有关。
　　接下来可以看看硅谷企业的一些特点。我们过去说，企业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件事被日本企业做到了极致，讲究员工忠诚，公司也管你一辈子。在硅谷，还是一个商业时代的交换，你个人从公司获得你所需的，从你这儿获得我所需的。有些时候人是核心的，不是公司是核心的。还有一个概念是我们要打造航空母舰，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要整合，这样资源多了，这个公司就能发展好了，硅谷恰恰不是这样的。至于说要办百年老店、基业常青，一个公司尽可能要不断的一遍一遍的转基因，这一次大潮赶上以后，还要赶上下一次大潮，这是好多现代的管理者在考虑的问题，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都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三角形完全倒过来。硅谷是什么样的？在硅谷，首先人是核心，不是企业是核心。最有名的硅谷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说，风险投资的作用就是让工程师合法的暴富起来。什么叫暴富呢？他又给了一个解释，他们要比毒品贩子还有钱，但是这个收入是合法的。这也就导致了一些公司内核心员工的薪酬不是走标准的模式，这两个人看上去资历差不多，可能一个人的薪酬是另一个的5倍。整个商业体系的核心由公司转变成人，这是一个倒三角。再有一个是风险投资的作用，其实我们过去理解，风险投资就是你要办公司没有钱，我给你钱，这是风险投资，这是一方面，它还有很多作用，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挖角。刚才我讲了一个故事，诺伊斯和摩尔找洛克第二次拿钱的时候，洛克帮他们保密，不告诉菲尔柴尔德家族。在硅谷风险投资常常是这样一个特点，你跟他谈什么东西，你哪怕说我偷了公司的技术，要干一个东西，我们之间谈一谈，互相之间是有个不成文的君子协定的，我跟你谈什么，出了这个门我就忘了。常常风险投资还干另外一件缺德的事，就是挖角。你找他，他第一次没给钱没关系，他觉得你的主意不那么好，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他就拿着本，记在上面。接下来到另外一个人办公司的时候，他缺人，他就说，我来帮你挖角，因为他有钱，他可以许诺，说你到这个小公司吧，我投了，他们可以给你多少股份，这是风险投资的一个作用。事实上很多硅谷中等的公司，就是融资融到A轮、B轮的，他们的CEO都是风险投资帮着找到的。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风险投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每到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两个做法，一个是在现有的公司进行技术改造，赶上这次技术革命，这是一种做法，大家如果是大企业的负责人，你会发现这个阻力在公司内是相当大的，是很难的一件事。风险投资的人说，我把旧房子的砖头拆了，盖一个新宫殿，要容易得多，砖头还是要砖头，但是做的事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在他们看来，引领下一代技术革命的公司，不一定非要是前一代成功的公司，这是他们要干的一件事，就是挖角。
　　原来我们说，现代工业企业制度是这么一个金字塔，人是其中的一部分。日本最明显，日本的公司就是这样。现在在硅谷，你每天听到的故事都是这个故事：你如果做成了，所有人都把你举起来，你就成为英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故事，才让那些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往这儿跑，虽然其实真正成功的人并不多，失败的是绝大多数，但是因为有这样神奇的故事，大家都往这儿弄，这样才真正营造了一个创业的环境。对比美国另外几个高科技很集中的地区，波士顿地区，纽约和新泽西附近地区，包括西雅图，其实缺乏的是这样一些环境，并不是缺乏技术人员。这是第一个奥秘，叛逆和对叛逆的宽容。
　　奥秘之二：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有时候是好东西，有时候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能卖到全世界的一个产品，常常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产物。我在《文明之光》的第一册里讲了陶瓷，这实在是个神奇的东西，影响了贸易几百年。世界上很多产品，有些是所有人喜欢，有些是一部分人喜欢，比如有一些瓷器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青花瓷。青花瓷并不完全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它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像蔓藤这种图案是源于古埃及，它来自于古希腊。到元朝的时候做边境贸易，波斯人带了颜料到中土来，他们喜欢做有颜色的瓷器，就做了中西混合的这样一个东西。白颜色是蒙古族崇尚的颜色，蓝色是穆斯林喜欢的颜色。图案有中华文化的东西，但是你看这些蔓藤图案，这些都不是中途文化，所以是多元文化结合的东西。iPhone也是一样，这个东西为什么在世界上这么好卖，不是乔布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他这个人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他在印度住过比较长的时间，去过很多次日本，“少就是多”的这个简洁设计是完全根据东方文化的形态来的。它的一些圆拐角，为什么不像有些手机是方方的，拐得正合适，他有一次就带产品经理去看，说这个角做得不合适，他带经理到保时捷车那里看，说这个车的圆弧做得非常好，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多元文化。
　　在硅谷人口是这样分布的，白人占50%多一点，亚裔占30%，西班牙籍占10%左右。在硅谷中心的一些地区，比如像苹果总部所在的地方，亚裔占到50%以上。国际化本身，多元文化本身，在世界上大部分时候，它并不是带来好处的，它是带来矛盾。为什么在硅谷地区，多元文化总体来讲带来的是好处，而不是矛盾呢？这里面就有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是好奇；第二是宽容。好奇是什么意思呢？硅谷这些地方都是一些非常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这些年轻人思想里没有太多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他对新的东西比较好奇，喜欢接受。释永信到硅谷去很受欢迎，到谷歌、苹果都很受欢迎，到苹果去库珀接见了他，库珀还向他请教，说我每天入定大概15分钟，我想提高我的境界，使得我更向上。释永信答得非常到位，我觉得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当时大家都很喜欢他。释永信就说：“你们做手机做得非常好，你做这么好的手机，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这是最大的善。你们继续把产品做好，这就是向上。”这就是好奇和宽容，使得多元文化真正能开花结果。　　多元文化还有一个特点，硅谷的人口分布有什么特点呢？右边这张小图是硅谷，左边这张图是大的世界地图，它实际上是全世界精英汇集的结果。好多人说，为什么中国的创新力不如美国。我说这句话可能是个伪命题，你想比较的是中国某一个地区创新不如硅谷，但是你不能完全把硅谷当成美国一个行政区划，这个没有意义，它实际上是全世界人聚集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看全美国，美国一半的州是红色州，就是支持共和党的州，基本上是没有创新的。即使是蓝色的州，除了那几个大都市周围，纽约、波士顿、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剩下的地方也没什么创新。在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创业园遍布全国各地。所以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讲，我一直不认为哪个国家更好，我也不是说中国没美国更创新，这个很难说，基本上各有千秋。你跟硅谷比，是一个吃亏的比法。打个比方，你拿一个班的平均成绩跟那个班的第一名比，而且那个第一名还是个外来生，这么比不公平。但是这也说明硅谷的一个特点，如果你真的要打造硅谷，这个你要学。
　　1.8万和5000我做一个解释，任何地区的人口是流动的，有人口进来，也有人口出去。它在跟美国其他地区的人口交流，2013年净流出了5000人，因为它的生活成本很高，大家退休以后把房子卖了，就到其他地方生活了，所以净流出5000人。1.8万人是它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流动，净流入是1.8万人。净流出的都是老头、老太太，都是退休的，净流入的人都是拿工作签证的，没点水平是不会进去的。所以这么一交换，每年的新生血液补充还是蛮可观的。因为有了多元文化，所以大家爱到这儿来住。为什么你不愿意去西雅图住？西雅图最好的中餐馆都不如我们这儿随便楼下街边的一个中餐馆好，所以你怎么可能去那儿住呢，你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新的全球的人才往那儿流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外面的人口不断流动，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带来美国公司尤其是硅谷公司收入的超过一半来自海外，像英特尔这种公司，绝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海外的。像Snapchat、Whatsapp这些小公司，今天只有几十人或者上百人的公司，它已经都是全球化的公司了。我们不妨对比Whatsapp和腾讯的微信，2012年，腾讯的微信想花10亿美元卖它，他们到了硅谷，也找过我，讲过这件事，但是Whatsapp不愿意卖。当时这个公司也不过是几十人，而且真正的工程师只有15人，其中还有5个是做界面的，就是这么小一个公司。它当时的产品用户已经是全世界的了，而且你看它的产品优先级很有意思，好多腾讯微信有的功能他都没做，但是他把好多语言都做了。微信就不一样了，做一个产品，做完以后，马化腾一用，夜里十二点给你发邮件，说好几个功能不满意。你如果是一个总监或者总经理，你的优先级是赶快责成下面几个人把这几个改了，把产品做得很完善以后，等到中国市场你都占满了，那个时候你才会去想占到海外的市场。而做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和一个国家产品是完全不同的。
　　多元文化会冲突，所以硅谷的公司经常是这样，我们5个人吃饭，来自4个国家，文化也真是不一样，比如印度人不吃牛肉，最后变得什么肉都不吃，穆斯林就干脆不吃猪肉了，最后大家什么肉都不能吃，大家一起吃披萨，只好吃素的，这是互相的宽容，实际上也是个PK，他宽容你的文化，你宽容他的文化。在硅谷内，一个不大的公司里，你能找到母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你要是语言不通的话，要做国际化就比较难，而且你即使学了外语，你没有在那儿从小生活过，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还有产品的不同，硅谷公司即使是小公司，他一开始做的也是全球化的产品，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地图这个产品，里面有一个地址分析，如果光做中文的地址分析，我当时指导谷歌中国的团队，不是光为中国一家来做，是为全世界做，涉及到有些设计，比如地址理解这件事，中国很简单，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哪条街哪个号就可以了，地址很清楚。但是到英国不是这样的，英国6个字母和数字，把英国横平竖直的划成一个小方块，很多街名是重的，但是小方块有坐标，这个坐标是不重的。你要做一个全球化的产品，一开始的设计会复杂很多，但是一旦设计成了，很快能国际化。大家如果这个产品一开始就是为中国的市场做的，而且不断优化，形成了中国人使用的习惯，全球化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延伸一下，讲一下中国公司举步维艰。第一是根本没有认真做，第二是错误理解了国际化和本地化的区别，本地化很好理解，讲一个好莱坞电影的例子，我觉得IT产品、好莱坞电影全世界美国做得最好的。好莱坞电影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傻。我们看好莱坞的所有电影，其实你看了觉得特俗套，比如《阿凡达》《泰坦尼克》，是非常老套的爱情故事，就如此而已，但是你不需要任何的先决知识、文化背景就都能懂，就像iPhone手机一样，不用教你就会用，它也没有做什么优化，说根据中国人的特点优化，根据法国人的特点优化，所以法国人觉得它没文化，包括汉堡包，也是没文化。但是没有先决文化假设的东西，他做这个的时候，其实是考虑到全世界人性共同的东西。中国的电影，几年前我跟奥斯卡的一个评委聊这个事，当时中国有两个电影，一个是《让子弹飞》，一个是《赤壁》。《让子弹飞》在美国上映了一周，票房大概是1万美元，因为没人看得懂，光有这个文化你还看不懂，还得懂上下的黑话。《赤壁》也没人看得懂，我说为什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爱情故事，符合你们的标准。他说，不是这样的，看你们的报纸强调的是祖国的统一，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在中国1800年前发生了一个什么事，这很正常，曹操带着天子的军队，跟你说，你跟我统一吧，咱们一国两制，你为什么要抵抗，这个东西看不懂。这就说明，看似有些时候国际化的东西容易，包括日本一开始也是早期举步艰难，原因就是，你这个产品并不是真正为全世界设计的，而是为一个地区设计的，当你进入第二个地区再为它设计，然后第三个、第四个，就会做得很累，你就会发现海外市场特别难打开。
　　这是讲阿里的一个东西，这是我的一个体验，阿里说能把东西卖到全世界，招股书上也是这么写的，他也有这个图标。我当时想买一本《剑桥中国史》，先在京东上找，那个支付永远付出过去。然后找阿里，它给我提示的是“对不起，你填入的不是英文，请填入英文”。我买的明明是一本中文书，怎么填入英文。说明这个东西不是为了用的，你如果做一个东西真是想让美国人用，你不会做成这样。这个是给老板看的，以及给投资人看的。所以我们讲差异，说硅谷为什么成功，或者一个创业园为什么成功，有些地方一细看就找到原因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奥秘之三：拒绝平庸。
　　这是两所大桥，底下那张图片是海湾大桥，上面这张图片是金门大桥。海湾大桥在硅谷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金门大桥，但是你不知道它。不知道的原因不怪你，是因为它的名气还不够，名气不够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世界上只知道第一，没人知道第二。海湾大桥后来重建了一遍，全部的钢架子都是从上海宝钢做的，全是船运过去的。
　　为什么要拒绝平庸？因为当一个地方非常发达了以后，它的各种生活成本都很高。你有两个做法，比如我们的上海、北京，我们天天听到说生活成本太高，政府要做什么事呢？我们要做廉租房，我们要对弱势群体、对一些年轻人，要保证他的生活，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硅谷不是这样，这张图是硅谷的房价走势，基本上是直线上升，也没有调控，没有限购，这早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起的了。举个例子，在硅谷的中心地区，1999年我到那儿去，到一个小公司的创始人家，他当时那个房子是中等价位的房子，50万买的，当时那个地区中等家庭收入是11万美元，也就是4倍半的工资。2013年，这样的房子涨到230万，当时这个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工资是到了16万美元，是年薪的12-13倍，所以你基本上是买不起的。只有几种人在那儿买房子，一种人是做得很好的，比如律师、医生，尤其是替苹果和三星打官司的律师；第二种是自己通过创业成功的人，小公司的老板；第三种是谷歌和Facebook比较早期的员工，就这三种人在那儿买房子。你如果做得不这么好，你可以到硅谷稍微差一点的地区买房子，你如果还做得不这么好，你就别住在这儿，没有政府说给你廉租房，要给年轻人照顾，没这么一说。那你怎么办？你除了出人头地，没有第二个选择。
　　一个产业起来，一个产业下去，总有一些公司起来，总有一些公司被淘汰，各地方可能被淘汰产业的态度是不同的。比如希望底特律地区，跟过去的东北老区一样，说国家得给我点政策，有这么多产业工人，失业了怎么办。奥巴马没办法，他自己又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只好买一些汽车公司的股份，然后缓解一下，这是2008年对底特律这些地区的做法。2000年互联网泡沫完蛋，那时候硅谷是很惨的，惨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年，因为互联网泡沫起来了，工程师不够用，从中国、印度直接招了大量的人。这些人到美国发现，美国汽车真便宜，当时还没现在贵，大概1.5-2万美元就能买一辆很好的。买完之后马上就遇到了经济危机，然后马上没了工作，当时硅谷的失业率是10%，这个还是拿救济的人，还不算拿工作签证的，当时的失业率很高。印度人也很聪明，这个车的钱也没付完，就把车开到机场，买了张机票回了印度。后来发现机场的车停不下了，因为净是一堆没人要的新车。但是硅谷没拿政府的一分钱救济，完全是靠市场的运作，它就起来了。就像一个孩子，你老不给他断奶的话，他永远长不大，他经受一点风雨，能长得很快。对于这些不太好的公司怎么办？一个看法是，死亡是你这个公司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你要么被并购掉，要么就慢慢关门。曾经有很多明星公司，SUN已经不存在了，被并购了。这个带来一个结果，对局部的利益来说是一个损失，但是对整体地区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使整体的地区更加有竞争力。
　　硅谷的房价为什么能支撑呢？我刚才讲的是上面这条线，下面这条线是因为硅谷这些明星公司的增长，它是以更快的增长，所以它能支撑住房价，不至于有房价泡沫。因为大家普遍的一个观点是，新的事情要由新的公司来做，老的公司如果不能生存，那就不能生存。
　　光喊拒绝平庸是不够的，对一个公司来讲，真正要做到不平庸，就要有一些投入。首先，对小公司来讲，模仿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在硅谷你办个公司，你到我这儿拿钱，我问你做什么，你说，我做的就是跟思科一样的交换机，但是我比他便宜30%，你也不用来找我了，我也不会投你，模仿是很可耻的一件事。第二，因为是很强的市场行为，所以赢者通吃，政府不会管这些事，允许让其他公司倒闭，最后拼出一两家大公司。所以你会发现，硅谷很多公司会把世界上很多市场给通吃掉。第三，这些公司对研发的投资非常大，大公司为了保持竞争力，最高的是微软公司，一年投入上百亿，谷歌去年已经投到80多亿，按照这个速度今年也快突破100亿了，苹果过去不多，因为它的生产线不算长，这些年它增长得很快，思科公司是电信行业，传统一点，所以是保持一定的投入。这是硅谷成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做一个总结，硅谷发展起来基本上是三个机缘：天时、地利、人不和。天时是IBM进来，地利是旁边有斯坦佛，人不和是有8个叛徒。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硅谷的起源，为什么叫硅谷；第二，它如何转成了软件公司，因为摩尔定律导致了个人可以使用电脑，个人使用电脑必须要有软件，所以就形成了软件公司；第三，从软件谷转化成互联网谷，在这个过程中，VC起了非常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的成功秘诀：叛逆，多元文化，拒绝平庸。
　　它有什么借鉴意义？首先，大家没有必要模仿硅谷，我看中国成功的企业都不是在所谓的中国硅谷诞生出来的，所以模仿硅谷的必要性不大，因为很多东西很难模仿，比如多元古代，硅谷很多公司一半以上的人是外国人，如果让中国的公司做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对现代工业企业制度的重新认识，怎么以人为中心来重新定义人和企业的关系。再有一个是多元文化和世界情怀，新的公司可能会需要具有世界情怀，以至于他一诞生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我觉得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小米，它虽然在中国市场做得还不是很好，不像阿里、腾讯都在中国通吃了，国际化都举步艰难，小米已经很快的进入国际化市场，而且它的产品设计不只是为中国，不是完全优化成汉语的。再有一个是给地方领导做借鉴的，就是你拒绝平庸，你牺牲掉一些过去所谓的纳税大户，如果他这个产业快完蛋了的话，关键在于要在一个产业中能够孵化出新的产业，让整个地区受益。
　　（茶歇）
　　吴军：上半场我大概讲了一下硅谷发展的情况，给大家灌输了一些颠覆性的概念，它到底为什么能有整个地区的长期高速发展，而不是某个企业的高速发展。你听了可能感觉到牺牲了个别的人、个别的企业维持的地区的繁荣，我们做企业的人总希望企业比较好，不希望每一次技术革命企业就垮掉，希望能多赶上几次浪潮。
　　接下来我讲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个企业怎么通过自己的努力维持竞争性。这个是谷歌的例子，我到谷歌的时候，谷歌只有几百人。我们常常讲万众一心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基本上不太可能，在几百人的时候比较容易，但是几百人有几百人的问题，就是小公司怎么和大公司竞争，当时雅虎有上万人，微软就更大了。所以首先要做的几件事，第一，要找到合适的人，当时公司主要的负责人工夫就花在这上面，当时差不多每一个员工入职，都要由五个人中的一个人最后面试他，两个创始人，一个CEO，还有两个主管负责工程的人，这五个人里要找一个人负责面试他。找到合适的人以后，他们不用担心的是这个人的主动性很高，因为在公司里不努力你就做死掉了。但是他们需要确认的是，每个人要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每个人有很多选择，你可能有10件事要做，他要确认你做正确的事情。这五个人每星期花一天的时间，审查所有的项目，所以每个人在三四个星期里就会有一次机会跟这五个人汇报，两个创始人，一个CEO，加上两个主管工程的。在汇报会上，他对你怎么做这件事情完全不关心，对于进度他也完全放心，他就是要确认，在所有的事情中你做的是优先级最高的一件事。为什么他对你完全放心呢，因为你要有很高的主动性。当时我很少有晚上12点以前回家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工作，而且你很上心，任何事都要找最好的方法把它完成。所以我画了一个大球，里面有两个小人。接下来就有一些问题，这是今天好多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成长阶段这个问题还没有那么大，到几千人、上万人的时候就有一个挑战，就是怎么维持原有的文化。假设一个公司有100个人，今天进来10个人的时候，这个文化比较好维持，因为言传身教就把它消化掉了，如果100个人的公司进来了200个人，这就麻烦了，这个文化就完全被稀释掉了。另外，因为人多了，原来自己一个人在做事的人，他可能底下有一个小组了，这时候我和另外一个人底下就管着20多个人的团队了。这些事和其他部门肯定会有冲突，比如搜索，假设有一个手机部门，手机部门可以做无线的搜索，搜索部门也可以做无线的事情，这两个部门会有冲突，有冲突就会有隔阂，如果处理得不好，大家就互相不说话，可能大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这时候谷歌的具体做法是成立了一个运营委员会（OC），这个运营委员会就是由原来五个人，再加上一些人，有法务的，产品的VP等等，每个星期他们开一次会，听你们汇报这些东西，他做的事情就是确认所有部门之间是没有墙的，这很像杰克韦尔奇强调的事。还有一件事，如果两个部门合作一件事，得到了一个成果，不是每家得一半，而是每家得1，他确认部门之间的合作是顺畅的。　　亚马逊是很转型的比较传统的管理方式，是树状的，今天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和事业单位都是这样的，部门下面有小部门。谷歌为了做到这件事，实际上它有两套管理，一套是实体的，一套是虚拟的。比较实的就是，有比较实的汇报关系，一个人汇报给一个人，这套主要是管人事方面的事情。还有一套相对比较虚的，每一个产品的部门，从各个人事部门凑出来的人，来做产品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做呢？它的好处就是，我常常用两个比方来说明这个事情，第一个比方是打仗和守城的关系，假设一个将军带一个部队打仗，打下一个城市，如果他占住这个城市不动，他自己当市长了，那整个部队就没法往前打了，就这么点地盘，你得鼓励他接着往前打，而且你打下这个地盘，守住它不需要全部的人，只需要一部分人，你再招一部分人，再打第二个城市。但是很多时候公司中层是有矛盾，所以这个事做不好。打仗和守城的关系就像我有一群人做这个项目，是一个项目组，比如做搜索广告，做出来以后，这个项目慢慢就长大了，长大以后有好多钱进来，这个部门大了，你就说外面的事跟我没关系了，我就守着这个部门，部门做大，这是大公司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是这样，所以有好多虚拟的关系，人事经理和打仗的经理是分开的，我重新成立一个新的项目组，只留下原来1/10的人去维护产品，新的项目组去做一个新的事情。因为新的项目组是一个虚拟关系，所以就很容易成立起来，并不需要人员在部门之间的调动。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不断的打下去。这是一个公司在中等规模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是练兵和打仗的关系，有的将军是打仗的好将军，但是他未必是个培养人的好将军。比如清末的左宗棠，这是个打仗的好将军，曾国藩打仗可不行，但是左宗棠不服曾国藩，老说曾国藩的坏话。后来他底下一个人就说，曾公手底下督抚出来十几个，你手下出来的人没有一个。曾国藩不是一个打仗的好将军，他老打败仗，但是他是一个培养人的好军。公司里也一样，有的人能够不断的把人培养出来，但是你让他真做个产品，他做不起来。谷歌里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人事经理，主要管人的培养、提拔，也管人的考勤、奖金发放等等，还有一种是具体带兵打仗的将军，就是项目负责人，打仗时从各个部门调人，就像一个总指挥，从这个部队调一个师，那个部队调一个团，组成一个攻坚队。这个结构再配上运营委员会，协调各个部门的关系，这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活力的、而且内部没有太多矛盾的机体，在几万人的公司是这样的情况。
　　到2008年还是出问题了，一个行业兴起，一个行业衰落，兴起的行业常常是一个小公司、有活力的公司在竞争，衰落的行业是一个大公司。过去来讲，大公司的竞争不是比谁跑得最快。这就是他们讲的故事，在非洲草原上，你不用比猎豹跑得快，你只要比你的竞争对手跑得快就行了。2008年谷歌跟雅虎竞争，赢了，跟微软竞争，赢了，跟苹果竞争开始是落后的，后来安卓起来之后，从市场占有率上也是赢了。可是一个小小的Facebook就搞不定，搞不定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上面这张图，它的沟通成本太高，结构太复杂。后来它就把公司拆成了好多PA，它把OC撤了，为什么呢？OC后来也大了，什么事都由OC决定，把人凑齐了也不容易，大的负担也大。后来的谷歌只知CEO，不知道有OC，因为他放权了，有点像地方自治。他分成了这么几个产品中心，上面那个人管创新的，旁边那个印度人是主管搜索的高级副总裁，苏珊是管谷歌的广告，乌尔斯管全球架构，沙拉是救火队，哪个部门不是很好，他就去管，谷歌最早的广告系统是他带人做出来的，这个是艾伦尤斯塔斯，原来是CTO，现在管Google Knowledge。互相之间他们就不交叉了，为什么叫PA，不叫BU呢？BU是要单独核算的，PA就是说你只要花钱，你不需要自负盈亏，只要公司决定该给你一些钱，给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原来核心管理团队也是这么十个人左右，和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原来十个人是互相影响的，在一个委员会里面，这几个人单线都通到佩琦这儿，互相都是不影响的。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谷歌的收入会有很大的差别，原来同一级的工程师基本上收入都一样，开始的时候福利都很好，也没事，后来到了年，大家觉得干好干坏都一样，好多人就跑到Facebook去了。后来他把这个改变了，两个部门之间不一定要互相对比工资，有的部门可能比另一个部门高很多，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刚才我说了在硅谷人和企业的关系，你要是太强调企业，就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三角形，人也就跑了。就你的观察，你会发现谷歌是两个谷歌，一个是大家看得见的，就是佩琦的谷歌，它的特点是，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他的，比如谷歌每个季度业绩都在上升，还有一个是布林的谷歌，他自己脑子里充满了一堆理想，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一堆千奇百怪的想法，他就想把这些实现。很早的时候，我在谷歌，他就问我，咱们做一个东西，把人脸识别出来，互相比对，这个多好。那个时候我多少知道这个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我说，当时的技术人脸转5度的话，就识别不对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一堆想法。所以谷歌那些以后的东西，或者很奇怪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比如眼镜、无人驾驶汽车，还有医疗，包括谷歌风险投资，你觉得跟现有世界不搭边的东西都是他的。这两边分开以后，就有点像当时的贝尔实验室和AT&T，所以它有一个转化机制，这个涉及到人的利益分配机制。讲一个工程师的故事，这个人在谷歌里算是一个比较传奇的工程师了，谷歌云计算的好多东西都是他主导做的。他做的这些东西是谷歌的基础架构，他是属于佩琦的谷歌，他做得很好以后，就会有人要挖他，那么你就有几个选择，要么是让他创业，要么是让人挖走，要么是让他平庸。这个时候就要给他一个出路，就让他到布林的谷歌，到这儿来，你有很大的自由度，做一个新的事，这个新的事你自己想，本质上和你自己创业一样，你也有额外的收益，你做成以后也有跟一般员工不一样的回报。他就做了一件新的事，就是谷歌深入学习的工具——Google Brain。做完以后，在其他条件比如训练数据、识别算法都不变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把语音识别的错误率、机器翻译的错误率降低。这个东西开始有一点实用了，这时候他就从布林的谷歌“毕业”了。毕业以后，他就回到了佩琦的谷歌，又配给他几个工程师，他就把这个真正做到语音识别产品当中去。他2010年到了布林的谷歌，2012年毕业了，又到佩琦的谷歌，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做好以后，又遇到了刚才的困境，他就又回到布林的谷歌。他现在又做一件新的事，他在解决医疗数据怎么表达的问题，因为谷歌以前的基础架构是为了信息处理做的，不是为了医疗做的，他就做了这个新的事。所以这两边有互相转换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它在维持它的创新力。
　　提问：身边很多人加入了创业的浪潮，周末去咖啡厅，大部分人也是在讨论创业投资，新的创业公司层出不穷，这让我不禁想起了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时期。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如今的中国互联网行业？
　　吴军：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这个问题。先讲讲美国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确实有很多浪费，很多公司应该是不可能拿到钱的，然后拿到了钱，最后失败了，是很惨的情况。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因为当时失败死掉了好多公司，但是也有一些公司成功了，他们为后来的一些公司留出了一些空间，比如像雅虎、谷歌，包括亚马逊、eBay等等，虽然有一些泡沫，但是总是有一些好的公司。事实上在每次技术变革发展的时候，总是有各种泡沫出来。比如我在《文明之光》第二册里讲的英国的铁路热、美国的铁路热、中国的高铁热，显然是一些泡沫，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如果这个技术浪潮真是代表了社会的进步，它一定会沉淀一些好的东西。在美国互联网之前也有一个别的泡沫，比如60年代有一个电子产品的泡沫，在60年代的时候，当时所有的公司名字最后都有“tronics”，当时一样也泡沫破灭了，但是后来也诞生了一些伟大的公司，互联网也是这样。所以科技进步不可能完全没有泡沫。
　　中国现在虽然有些泡沫，但是我看到了两点还是比较好的：第一，毕竟投资的强度远没有2000年硅谷浪费钱浪费得这么厉害，钱浪费得没有这么厉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云计算起来了，所以创业成本比较低；第二，虽然创业人数比较多，而且很多是概念的抄袭，但是创业的热潮非常广泛，他们试图用互联网的概念、大数据的概念，改造各种各样的产业，这是对经济各个产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次的创业热涉及到很多产业，我们对新技术有很多需求，而不像2000年的时候，光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本身。
　　提问：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将“创业”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求各地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允许在校学校休业创业，您对当前从国家层面鼓励学生也怎么看？
　　吴军：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昨天我在清华附中的学生们讲的时候，讲了一些数据。大家有时候对学生创业有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我们常常看到了一些退学创业成功的人，比如当年的比尔&盖茨、乔布斯、迈克尔&戴尔，谷歌那两个人是本科读完了，杨致远也是本科读完了，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实际上是把因果关系搞反了，我们常常说上学以后是为了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本事，能够找到一条成功之路，这是我们正常的思维。会有一些人，他在读完学以前，已经比较幸运或者能力比较强了，他找到了这条路，他当然不用读书了，他退学了因为他找到了成功之路，而不是反过来说他退了学以后自然就能成功。
　　第二，从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讲，不论是做一般性的老百姓的员工也好，还是做大公司的管理者，尤其是刚才讲到的国际化，中国未来是需要有国际视野的公司，那必然有这样的CEO，不可能说有这个公司、没有这个CEO。我先说一般的平头百姓，美国不同学历的就业薪酬是节节高，没读完高中的、读完高中的、大专的、本科的、硕士、博士，博士里面又分一般的博士和专科的，一节一节在上升，而且上升得很快，这说明教育对你的能力是有提升的，这点是不能否认的，我们不能说为了创业就把学生的教育耽搁掉。
　　第三，如果你把财富500强大公司的管理者也算起来，也各个阶段创业成功的人，比如特斯拉这个创业也很成功，亚马逊的创业人也算进来，还有中国BAT的创始人也算进来，你算一下，到底是退学创业成功的比较多，还是读完大学的创业成功比较多，这个很容易算出来的。首先，要给大家提供良好的教育，鼓励创业是好事，但是如果大家的一个概念是，现在大学教的东西都没有用，学生也不读书就去创业，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因为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会造成很多很小的低层次竞争的公司，而诞生不出一些伟大的公司。即使从解决国家就业的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看到，现在是BAT到底雇佣的人多，还是咖啡店里面创业的几个小团队，一个团队雇佣两三个人，然后跑街，这样的一百个、一千个公司雇佣的人可能不如BAT一家。
　　这是我的总的观点，所以我非常鼓励年轻人去创业，你毕业了以后愿意创业非常好，但是不是说今天有一个千奇百怪的想法，我也不上学了，就去创业。　　提问：我看吴老师的《数学之美》看了很多次，每一次看了之后都有更加深入的理解，看的次数越多，就能够把那些知识都连贯起来。今天提的问题是关于您刚才说的组织结构，以曾国藩和左宗棠从管事、培养人和带兵打仗和做事的角度说这两类的情况，现在在现实中，我们更多的人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好像在国内的现状是，做事好像年纪大了就没有前途，迟早还是要管人，从掌握资源的角度，你的薪水能更高，职位能更高。比如我现在博士毕业两年，我在一个中等的公司，带一个团队，但是我的技术逐渐就走下坡路。我个人就比较喜欢技术，比较喜欢研究算法，可能过了几年之后，我也没有管理的经验，也很难转向所谓的人事管理，有的时候经常比较困惑和矛盾，到底该怎么样选择？
　　吴军：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专业上发展还是在管理上发展，我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第一个考虑，如果所有人都去转向管理，其实技术专家就缺了，所以技术专家就会变得值钱，你的薪酬不会少，我过去在腾讯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第二，结合中国的特定情况，在美国是根据你自己的特长，你是做技术还是做人事，很容易选择，结合中国的情况，你要想做得最好的话，第一个层次你是不辞辛苦的两件事都做，我看到一些人是这样做的，但是很多人还有能力的问题，你要根据你的能力，如果真的很擅长管理，你觉得比技术的发展更好，你不妨走管理的路。但是有些人又想做成一件事，又做管理，其实也没有这个能力，要去跟公司要求这样的职位，可能跟周围的部门关系搞得也不是很好，上面的领导也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人你可能就集中去做一件事更好。第三，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讲，不管你做管理也好，做技术也好，做技术问题比较小，做管理有很少人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到最后他什么技术专业都没有了，纯粹是做管理的人，这种人即使有也不多，即使是做管理的人，他是不断的在学习新技术。我跟政府部门的很多领导接触过，我发现他们对新技术的了解和把握都是非常好的，也是不断在学习的，所以并不是说你一旦脱离了技术这条线，就可以彻底跟技术无关了，那是从另一个角度或者另一个方面去接受新的技术。
　　提问：刚才您提到了在硅谷精英的个性，也提到了企业的包容，在具体的运作中，这两方面是怎么样更好平衡的，以及国内从中能学习到什么样的精髓？
　　吴军：提得高一点，讲文明和文化的差别。尤其在后现代工业时代，人和企业的关系更多的是合作的关系，不完全是谁雇佣谁的关系。商业文明总是交换的，大家通过交换产生利益，我为这个企业服务，我得到资源，我做出贡献，我为这个企业做贡献，然后我得到一份收入，企业善用这个人，他自己能够进步，这个企业的产品能够改进。我觉得总体的调子上是这样一个关系。这个关系落实起来就有几点。
　　第一，双方是契约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是上下级、老板和下属的关系，这点我体会比较深的就是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的差别比较大，中国上下级关系非常严重，严重到甚至你雇一个员工来，假设腾讯雇一个人或者百度雇一个人，这个人理论上来讲是百度的人，不是这个老板的人，他应该为这个公司整体的最大利益去做贡献，但是变成了哪个老板雇来的，他就是这个人的人，变成了小团体的利益，实际上这并不符合我说的现代契约的精神。
　　第二，所有的东西是市场决定的，我经常看到国内这样的一些例子，说来吧，你来以后我保证提拔你，现在钱不多，我只能给你工资。你自己就有一个判断了，也许这个老板说的是对的，你跟着他，这个公司做好的，他真会这样对你。像京东就不告诉你是多少股，之后可能是这个数，可能不是这个数，你碰大运，这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不属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企业和个人之间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关系，你个人的职责是什么，你在这个位置，你应该做好什么事情，然后企业需要为他提供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报酬，个人应该达到这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相对平等的关系，这个很容易处理，即使是老板和下面的雇员，也相对平等一点。但是一旦公司大了，层级深了，我们有时候说层级扁平，有时候不仅仅是在现代企业中汇报关系有多少层，而是一个总经理和下面的员工，开会的时候是否主席台一排二排是挂了牌子的座位，越到后面是级别越低的，这也是很大的差别。这也是硅谷公司和美国传统石油公司很大的差别，石油公司是一个椭圆形的桌子，主持人往中间一座，两边坐的人，最靠近他的人是职位比较高的，硅谷的公司是胡乱坐的。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他职位低一点，他自己会感到，自己被平等对待了，所以也愿意为这个公司做一份事情，而不是觉得自己在这儿得不到很好的待遇，自己就跑掉了。我觉得是新型的一种人和企业的关系。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互动环节就到这里。我想请一位现场的朋友到台前来，跟我一起来完成一个小游戏，运动量不大。
　　（现场小游戏）
　　（赠送礼物）
　　何总：很高兴今天能请到吴老师，两年前我到宽带公司的时候，我给每一位中层干部送了三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吴老师的《浪潮之巅》，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这些年我很多次都翻过它，后来又看了吴老师的几本新书。给我的一个冲击是看到吴老师的新书是《文明之光》，我没想到吴老师作为一个计算的科学家，还纵览古今文明，写了一本人文科学的书，而且把新的第三次、第四次工业文明的东西都囊扩在这本书里，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
　　今天吴老师讲硅谷，我从2000年去了硅谷，更多的是跟具体的企业单元、跟具体的人接触，没有从整体上看它成功的原因。今天吴老师讲的很多东西，给了我很多有意思的角度，比如背叛，比如鼓励挖角，还有谷歌这种组织结构，我觉得在很多东西上都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吴老师能够跟我们更多的交流，能够带动中国新一代的后工业时代的企业和个人的成长。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今天下午吴老师三个小时的时间。
　　主持人：谢谢何总，谢谢吴老师。最后，我们掌声请出正略读书会的创始人赵民先生做总结致辞。
　　赵民：今天下午是第二次在我们读书会请吴老师讲，大家如果上一次参加了的话，对照上一次，一个是从横的轴，一个是从纵的轴，我觉得是当代科技型创业家和投资人的典型代表，吴老师的学识很渊博。
　　人受到大家的尊重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某一个专业特长做得特别好，做成伟大的企业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经济学家，伟大的科学家；第二是人品很好，能够非常温和、中立、厚道的判断很多事情；第三是他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能告诉我们很多宇宙外的事情，星球外的事情，和这个土地外的事情。我经常用这个标准看我周围的朋友，来判断他是不是可以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我帮助和给我成功动力的正能量的人。我这三个标准吴老师都符合，所以有些朋友是要一辈子交的，有些老师是要一辈子学习的。吴军老师对文明的研究和对世界范围内技术进步的研究是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也学不上的。再次感谢吴老师。
　　吴军：谢谢赵总，赵总太过奖了。非常感谢联通，感谢正略，也感谢人民邮电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些交流。我觉得交流很难说是我给大家讲点东西，还是我从大家这儿学习很多东西，每次讲完以后，我都有很多新的收获和体会。谢谢大家。
　　主持人：今天正略读书会第63期活动到此结束，今天外面很冷，但是我们的会场里很温暖，于温度，于情谊。今天谢谢吴军老师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大家的到来。正略读书会，月月来相会。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