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国什么什么成语
【七月】0256
　　爱国如家 指帝王像爱抚自己的家室一样爱国爱民.　　安国宁家 指治理国家.　　保国安民 保卫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　　定国安邦 邦：国家.治理和保卫国家,使国家安定稳固.　　蠹国害民 蠹：损害.危害国家,残害人民.　　富国安民 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　　富国强兵 使国家富足,兵力强大.　　祸国殃民 祸、殃：损害.使国家受害,百姓遭殃.　　经国大业 经国：治理国家；大业：伟大的事业.极言文章有重要作用.　　经国之才 经：治理.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形容才能卓著.　　举国若狂 全国的人都激动得像发狂一样.　　举国上下 指全国各方面的人.　　举国一致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开国功臣 指为建立新的国家或朝代立下汗马功劳的人.　　开国元老 元老：政界年辈资望高的人.指建国时资历声望高的人.　　开国元勋 元勋：有特大功绩的人.指为建立新的国家或朝代立大功的人.　　卖国求荣 勾结投靠敌人,出卖国家的权益,谋求个人的富贵.　　倾国倾城 倾：倾覆；城：国.原指因女色而亡国.后多形容妇女容貌极美.　　全国一盘棋 指全国各部门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全面安排,互相协作.　　入国问俗 国：原指都城,后多指国家.到别的国家或地方去,先要了解它的风俗习惯.　　体国经野 体：划分；国：都城；经：丈量；野：田野.把都城划分为若干区域,由官宦贵族分别居住或让奴隶平民耕作.泛指治理国家.　　亡国之音 原指国家将亡,人民困苦,因此音乐也多表现为哀思的曲调,后多指颓靡淫荡的歌曲.　　为国捐躯 捐：献；躯：身体,指生命.为国家牺牲生命.　　小国寡民 国家小,人民少.　　一国三公 公：古代诸侯国君的通称.一个国家有三个主持政事的人.比喻事权不统一,使人不知道听谁的话好.　　忧国奉公 心怀国家,努力做好工作.　　忧国忘家 因忧虑国事而不考虑自己的家事.　　忧国忧民 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而担忧.　　治国安民 治：治理；安：安定.治理国家,安定人民.　　安国富民 使国家安定,使人民富裕.　　败国丧家 使国家沦亡,家庭败落.　　败国亡家 使国家沦亡,家庭败落.　　邦国殄瘁 殄：尽,绝；瘁：病.形容国家病困,陷于绝境.　　病国殃民 使国家受害,人民遭受苦难.　　敌国通舟 同船的人都成了敌人.比喻众叛亲离.　　敌国外患 指来自敌对国家的侵略骚扰.　　蠹国病民 危害国家和人民.同“蠹国害民”.　　蠹国残民 危害国家和人民.同“蠹国害民”.　　蠹国耗民 危害国家和人民.同“蠹国害民”.　　蠹国殃民 危害国家和人民.同“蠹国害民”.　　黼国黻家 指国家文教之治,美如锦绣.　　富国彊兵 使国家富裕,军力强盛.亦作“富国强兵”.　　富国强民 指使国家富足,民力强盛.　　富国裕民 使国家和人民富裕.　　护国佑民 捍卫国家,保护人民.　　矫国革俗 匡正国事,改革敝俗.　　矫国更俗 匡正国事,改革敝俗.同“矫国革俗”.　　巾国英雄 巾国：即巾帼,古代妇女配戴的头巾和发饰,后借指妇女.指女子中的英雄.亦作“巾帼英雄”.　　绝国殊俗 绝国：异国.殊俗：不同的风俗.指身在异国不同风俗的地方.　　开国承家 指建立邦国,继承封邑.　　匡国济时 匡正国家,挽救时局.　　立国安邦 建立国家,安定天下.亦作“立业安邦”.　　卖国求利 勾结投靠敌人,出卖国家的权益,谋求个人的富贵.同“卖国求荣”.　　破国亡家 国家覆灭、家庭毁灭.　　杞国忧天 比喻不必要的或缺乏根据的忧虑和担心.同“杞人忧天”.　　杞国之忧 比喻不必要的或缺乏根据的忧虑和担心.同“杞人忧天”.　　辱国丧师 指国家蒙受耻辱,军队遭到损失.　　辱国殄民 使国家受辱,人民遭殃.同“辱国殃民”.　　辱国殃民 使国家受辱,人民遭殃.亦作“辱国殄民”.　　亡国大夫 指不忠不智的前朝遗臣.　　亡国灭种 国家灭亡,种族灭绝.指一个国家被彻底毁灭.　　亡国破家 国家覆灭、家庭毁灭.　　亡国之器 指象箸、玉杯之类的器皿,古代作为骄奢亡国的象征.　　亡国之社 已亡国家的祠社.古代天子将其作为亡国的象征,以自儆戒.　　亡国之声 指淫靡的音乐.　　为国为民 指不谋私利,为国家和人民效力.　　误国殃民 给国家人民带来祸害.　　徇国忘身 徇：为国献身.为国尽忠而将个人得失、安危置之度外.　　移国动众 动摇国基及民心.　　益国利民 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　　忧国爱民 忧心国家,爱护百姓.　　有国难投 有国家却不能回去.　　治国安邦 治理国家,使之太平、安定.　　爱国一家 热爱祖国,像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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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兰梦惜2722
1、赤县神州 在中国的古书《史记·孟子苟卿列传》中提到战国时齐国有个叫验衍的人,他说：“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后来人们就称中国为“赤县神州”.但更多的是分开来用,或称赤县,或称神州.2、华 古代时候这个字的意思和“花”一样,引申为美丽而有光彩.对华的解释,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人们,认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齐而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为华.第二种说法是：“华”含有红色的意思.古代的周朝人喜欢红颜色,把红颜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称为华.第三种说法是：华是由中国的古称“华夏”省略而来.“华”作为中国的简称,历史悠久.3、中华 秦朝以前,华夏族称自己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又有“中华民族”的说法.“中”是中国,“华”是华夏族的指称.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4、夏 在古代有“大”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大禹建立的夏王朝,后来人们就常用“夏”来称呼中国.5、华夏 中国古代,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南方、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都向当时的商朝称臣.华夏族是当时的主要民族,后来人们就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6、 禹城·禹迹·禹甸 相传古代洪水滔天,一个叫大禹的人去组织大家治理水灾.据说,禹治水后,按山川形势划定九州,所以后来世代相传下来称中国为：禹城、禹迹（大禹治水,足迹遍全国）、禹甸（“甸”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7、九州 相传夏(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古书《淮南子·地形》又记：中国古代设置九个州：神州、次州、戎州、自州、冀州、台州、济州、薄州、阳州.后来,九州就泛指中国.以九州的意思还派生演化出九域、九有、九土、九区等许多名字.8、海内 古代的中国人以为中国周围都是海,所以把中国叫做海内,把外国叫做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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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震旦。
九州，中原，华夏（或诸夏），赤县神州，中华，天下，禹城，震旦，京师
扫描下载二维码农民是个什么民？农民中国是个什么国？
农民是个什么民？农民中国是个什么国？
13:38:32 类别：
博者论：我在2006年一文中开篇即指出：谁认识农民？好像是个幼稚的问题。可是，有哪一种职业，永远没有退休？有哪一种职业，没有任何保险或者福利？有哪一种职业，劳动所得远远不够养活自己。要靠从事无数兼职才能解决一家人的温饱？有哪一种职业，只要从事了她，就该一生受穷，甚至要承受无数城里人的讽刺挖苦和嘲笑？有哪一种职业，全国13亿人，有9亿人在从事她？这样，谁还敢说，你认识农民？这也是促使我在三年后写下：毛泽东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他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他之所以渺小的，也因为他只是中国农民的儿子，这构成了他一生的荣与辱！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当今“三千年未有之大时代”的大命题。至此，邓小平能否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完全取决于能否走出百年误区，回答毛泽东荣与辱的时代大命题。即，中国农民阶级（阶层）的终结（被消灭与诞生）。
都是农民？
农耕社会，乡土中国。
1949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112人生活在城镇；
1978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180人生活在城镇；
2008年，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456人生活在城镇。
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基本上是农民的后代，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儿。
今天，7.2亿中国人生活在乡村——其中，每年有2.26亿乡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和进入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
“三农”问题悬而未决，中国城市与农民已纠葛为一体，又壁垒分明——中国社会的封面是城市，封底是农民，但农民在城市缺失公平待遇。部分城市政府和市民作为城市的既得利益者，强化了以户籍为前提的“出身论”，在认同农民(工)的能力之前，就剥夺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歧视农民，却忘了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
改革开放30年最值得致敬和表彰的群体、被忽略的中国骄子，是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所谓崛起的大国，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世界工厂，所谓城市化，根本不成立。
生活在城市的我们，要感谢和帮助农民和农民工——他们是我们的来自，也是我们亏欠多年的兄弟。
农民与城里人三十年的纠葛
农民是个什么民？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一半日新月异，另一半停滞徘徊。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了下签。生为农民，你得付出比城里人多一倍的力气才能过上体面生活。
两个世界的纠葛是伴随中国城市化的宏大主题。抛下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断难前行。
打破城乡二元，激发中国农民的巨大潜能，请经济学家算一算，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30年回顾，似乎错失了一个重要主题：感恩。今天，我们重拾这个主题，感谢农民，尤其感谢两亿多农民工。没有他们粗糙的双手，所谓崛起的大国，所谓中国奇迹，所谓世界工厂，根本不成立。
除了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富于进取精神的官员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外，改革开放30年贡献最大群体首推农民工。他们是中国改革的头号功臣，理应得到善待。当下，金融危机走向纵深，他们又成为第一拨受害者。
如何摆平农民与城里人之间的天平，是历届中国领导人也是每一位城里人面临的课题。回馈农民，城里人需要利益让渡；不是凭一时良心发现，而在制度设计。而从观念上解开“农民”这个称谓的死结，更需要勇气和久违了的传统道德力量。
“农民”何以变成一个形容词？
污名化农民的背后，是为建立某种身份优越感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进城后的毛泽东仍保留对红烧肉的嗜好，于是不免惹得江青唠叨，说这是农民习性。一次被唠叨急了，毛泽东大吼：“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
江青以健康为由的唠叨并不错，错的是将之与农民联想的小资作派。贵为红色“革命闯将”，毛夫人搔首弄姿的相片上不难发现旧上海滩的履历。
小资情调视农民为土气。“真农民！”是小资们常说的一句嘲讽。“农民”变成形容词。如今“小资”也是形容词，“你才小资呢！”
社会学称此为污名化，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获得某种优越感。污名化反映了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即便在赵本山、冯小刚式的幽默中真正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那都是城里人的调侃。
在城里人的传媒中，不难发现对民工的污名化相当普遍，似乎这是农民天性。以致一旦发生刑事犯罪，城里人首先联想到的是进城的民工。
一份由地方政府部门推出的“关爱”和“教育”民工的歌谣如是云：小农意识要去掉，说话粗鲁让人受不了；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了……不许随地大小便，刮胡子剃头天天要洗脚；不看黄盘和小报，学习文化素质要提高……(《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盲流”一词早见于1953年国家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最初，“盲流”是作为动词的“盲目外流”的名词化缩略，指称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而随着社会变迁，这一指称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评价色彩的内涵(有学者指出，“盲流”一词的发音，倒过来就是“流氓”)，令对“盲流”的粗暴执法合理化。孙志刚的悲剧最终导致该法令取消。
从“盲流”到“农民工”，这些词语里面包含的污名化倾向，既是一种贬斥，农民不该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与待遇，也为建立某种道德优越感，农民是文化低能者。
南京学者就民工群体媒介形象展开研究，对《扬子晚报》的统计发现：2001年该报中民工形象正面角色只占10%，负面角色占66.7%。包含骯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污名化，以及说话粗鲁、手脚不净、随地大小便、看黄盘和小报等标签。
传媒或互联网属于城里人，它们构成强大的话语场，贬斥、妖魔化一些人，奉承、推崇另一些人。今天，哪个城里人胆敢自称“农民怎么啦！我就是农民！”是需要勇气和道德反省能力的。
鄙弃农民身份就变“洋”了吗？
土与洋的故事，一朝进城忙“换装”
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为10%，十个里九个是农民；1980年，中国城市人口不过19%，五个里四个也是农民
，这种低增长当然与“上山下乡”等逆城市化政策有关。2008年，中国城市人口比率达到了45%(国际平均水平为50%)。
这么说，今天的城里人多数是60年间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衣着光鲜的大都市人，他们家族前传的主角都是农民。
有意思的是他们多数都不承认或故意遗忘这个前传。这令人想起解放初期“换装”的故事。干部进城第一个要解决的个人问题是什么？是“换装”，将乡下妞换成城市小姐。《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电视剧版，真实生活版的石光荣应该有一房乡下老婆。多数干部即使未到场，父母大人早就在乡下许下一门亲事。这位乡下妞素未谋面，文化不高，但孝敬父母能生娃。她不会像城市小姐那样动不动就对丈夫的穷亲戚冷嘲热讽。
“换装”的故事不断在历史中重复，只是主角和版本不同。新时期大学生有“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改革开放后的回乡知青则有《小芳》歌谣。
《小芳》中的她，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但不敌另一个她，妖冶不可方物、摄人心魄的“现代化”。这位“现代化”佳人还有个艳名叫“摩登”。不只干部、知青、大学生，所有城里人都中了“摩登女郎”的招，全都六神无主。“摩登”代表先进，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并没有错，只是不能忘了自己是谁。现实的城里人，有歌手李春波式的感恩或内疚心理的不多。这不是矫情。
现代化将中国传统社会一劈两半：一半光鲜夺目，另一半是黯然无光。乡村世界里的人要花一倍或数倍的努力方能过上城里人那样体面的生活。网文《我奋斗了十八年就是为了和你喝一杯咖啡》道出农家子弟的辛酸。航天精英翟志刚等农家儿一步登天的机会太少了。感叹“宁做三奶，不嫁穷人”的农家女才是真实的写照。现代化借传媒营造了一个超强话语场，一切“洋”的可以恣意强奸一切“土”的。
西谚云，三代造就一个贵族。三代之前都是农民，三代之后足以造就一个城里人：袋袋裤、蛤蟆镜，杂染的毛发，乜斜的眼神，活脱脱一个新人类。但骨子里，我们都是农民的后代，都是中华大地上繁衍的物种。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在土与洋交织的当下社会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扪心自省，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小聪明的农民嘛。你以为你换了马甲我就认不出你了吗？
谁说世界是平的？
“狗日的户口”何以不绝，背后实质是某种利益垄断
世界上最不人性的社会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在中国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先进城的凭什么要排斥后到的？曰：利益。
中国的问题，千条万条，最主要的一条是人太多，可供分配的太少。毛泽东在1973年会晤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曾建议送一千万名中国妇女给美国，“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我们的孩子太多了”。这一段被写进了《尼克松回忆录》。毛给自己“人多力量大”的政策作了总结。
但“人太多”不能成为人口歧视的理由。去年春运，广州这座民工过境之城展现出最大的善意，将最具现代化、国际化标志意义的广交会场馆拿出来招待滞留民工。广州电视台主持人陈扬动情地说：“农民工，民工，打工仔，外来务工人员，不管怎么称呼，现在要说一声，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辛苦你们了！”当时学生义工、政府工作人员齐上阵，疏导帮助那些落难不能回家过年的人，他们是珠三角经济崛起的功臣。
其实，广州人民哪里知道，农民工走了，不再回头。东莞排起了退保的长龙。一项旨在偏向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何以被拒绝？因为工厂朝不保夕，他们不知未来在哪里。
当前，鼓励农民回乡创业成为一种口号。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提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解决农民出路提倡大办乡镇企业。
上世纪80年代中，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离土不离乡”政策，农村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昔日铁匠鲁冠球，就是那时冒起的千万个草根精英之一，鲁于1985年被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赞扬。风头正盛的还有农民老板禹作敏。无论成败，鲁与禹都是英雄。
“离土不离乡”避免了农民涌向城市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批评者认为，该政策以及户籍管理限制，加剧了经济结构二元化，严重制约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
正当金融危机之时，有人重提“离土不离乡”，“回乡再创业”。如果大城市都没生意做，农村何来机会？
中国2.26亿农民工，乡镇企业解决了0.8亿。尚有同等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需要转移出来。这三四亿人如果都去美国、去欧洲，势必就成了西方人胆寒的“黄祸”。办法只有一个，自行解决。
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解决的诚意。民工迟早要进城，进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东莞这样的珠三角城市，他们是来了就用、用完走人的“候鸟”。长三角优于珠三角之处就在于农民工培训。当下经济萧条，最应花的钱应该是民工培训，也算是一种感恩与补偿。4万亿之中，没有民工的培训费的救市方案，只会是城里人的分肥&&
北京市政协委员任志强又发“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论，以为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任大炮”总能道出权力精英的心底话。各级市政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虽明面不提，却暗地实施。问题是阻止农民进城就能造就“高素质”城里人吗？相反，垄断只会导致低能。
沿海省市“腾笼换鸟”的做法，留下精英，去掉“糟粕”也并非新鲜事。安徽保姆被需求时，美其名曰《黄山来的姑娘》。等到不被需求或过剩时，小保姆就成为《我爱我家》这类都市剧嘲讽的对象。北京人管外地进城找财路的叫“老遢儿”，可北京人吃的喝的用的都由“老遢儿”提供——为特供京城用水，周边河南河北山西各省多年来以不定期停水度日。
30万民工子弟就读，成了北京人的新难题。北京丰厚的教育资源，令民工进城的目的倒置：过去是因打工而找门路让子弟上学，现在是为子弟进京上学而打工。如果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民工子弟可在京考学，那将是对北京市政府和市民的最大考验，届时，道德困境和竞争压力纠缠在一起。
中国的户籍制于人道原则、于生产力原则都不符。人道上，城乡两个世界的纠葛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全过程，抛下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断难成功。生产力上，打破城乡二元将极大提升生产积极性，激发中国农民巨大潜能。我们不妨请经济学家算一算，这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农民是个什么民？城管是个什么管？
城管何其威，小贩何其衰
城市应该光鲜整洁，还是应该“乱七八糟”？权力意志喜欢前一种，哪怕是现代都市的幻觉；文化人喜欢后一种，因为那是城市魅力所在。
在权力意志规划下，城市最好都像北京国贸周边一带，光闪闪、亮堂堂透着现代感，高傲而冷酷。这里绝不允许农民摆卖煎饼果子、贩光碟、支瓜摊，可这些都是城市生动的细胞。没有生动细胞，就像如今的中关村，冷酷不好玩。
北京越来越“好看”，可越来越不好玩了。这是台湾人的评价。
相信城里人都见过城管“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城管是权力意志的代表，“小鸡”是下岗者和农民。城管制度当初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容，管制流动摊贩，但制造了大量的社会冲突事件。城管与摊贩之间以暴易暴、酿成人命的悲剧屡见不鲜。
更残酷的场景出现在派出所收容“盲流”人员。广州“孙志刚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假以“打造国际大都市”这般光辉之名，诸多恶行顺理成章。
前北大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大义凛然地站在校门口拒绝蒋介石的军警入校。台大校门附近的空地上违章搭建了一排木制房屋，一群卖豆浆、钟表的小商贩在这里营业，有人主张拆除这些建筑时，傅校长倒认为这些人靠小本生意养家糊口，没必要为难人家。
中国城市管理人员，某些权力意志者，最缺傅先生的胸怀与雅量。人都得不到尊重，城市光鲜又有何用？
农民如果不是为了生计断不会忍辱进城讨生活。2000年，湖北省一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假如“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农民们惟有进城讨生活。
在中国特有的二元世界中，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下签。生为农民，你就得被人管、被人赶、被人骂，像老鼠一样四下流窜。
社科院陆学艺课题组“中国十大阶层”研究表明，老九农业劳动者家庭年收入6780.01元，垫底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则为10577.69元(2001年)，再不济的城市家庭收入都高于普通农民。
去年3月人大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手机打爆，胡最后不得不关机。包括胡小燕在内的区区三个代言人显然是无法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民意诉求。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最能忍耐的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破坏力的一支队伍！”(《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农民之所以安分守己，是因为他们还有“奔头”。最好不要把他们的卑微的“奔头”掐灭，否则城里人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乡村何以衰败？
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抽走了乡村精英
城市不好进，乡村也不好呆。如今的农村已非昔日田园牧歌。
打工者出走的乡村已是一幅破败景象。“3861部队”，除了妇女儿童，剩下就是老人了。土地勉强在种，只能维持生计。农业只是一碗饭，工业才是一桌菜。但乡镇工业已没了当初红火的景象。现代工业留给乡企的空间有限，它们只能干城里漏下来的活儿。
乡土文学里，“随便到田里搞一下就是一顿菜了”。今非昔比，化肥、农药滥用，导致鱼虾绝迹。顺便提一下，城里人喜食的田鸡是速成饲料催肥，乡村已无青蛙这个物种。村口的大树已被伐去盖房，村委会形同虚设，职能只剩下卖地和修路。乡土的衰败，令文人骚客备感失望。故乡沦为某种文化符号。
文人骚客的乡村画卷是乡绅的世界。如今乡绅阶层缺失，所谓渔樵耕读，“耕可以养生，读可以明道”只是古书上的记载了。
广东大埔，这个养育出政治家李光耀、企业家曾宪梓的客家地，民国时出过四位省主席，20世纪百来名将军，可谓人杰地灵，可贫穷依旧。究其原因，是人才外流。
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则抽走了乡村精英。这种人才的“抽水机效应”表现为层层抽取，村里的能人到乡，乡里的能人到县，县里的能人走省城，省城的能人直奔京沪穗——这直接推高了京沪的房价。
陕北素以美女闻名，如今哪来的“米脂婆姨”，当地干部叹“孔雀东南飞”现象，“连麻雀都东南飞喽”。美女都飞到京沪穗和深圳了，最不济的也去了东莞。
乡村青年才俊经当兵与考学外流。他们是乡村精华中的精华。此外就数出外打工者了，他们以汇款的方式回馈家乡，但有些事是汇款解决不了的，比如参政议政。
农民在人种上与城里人并无差别。所谓农村人口素质低，除了精英离乡之外，主要是当地教育资源奇缺。“我看了网上那些代课教师给我的留言，那真是‘血淋淋’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向传媒感慨。这个经济发达省份乡村代课教师月薪平均不过三四百元，“一个月吃不上几斤猪肉，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普九的梦想从未照进乡村的现实。农民只求国民待遇的愿望长年实现不了。
2005年，中国结束了长达三四千年的农业税政策。只是农业仍然无利可图，因为无形成本并未减少。自古“皇权不下乡”，但税负仍能层层加码，致使乡村凋弊，此所谓黄宗羲定律。今天一些地方所谓乡村自治，也是“六套班子”、“七所八站”，层层盘剥农民。不少乡村恶势力横行，不是乡绅治村，是恶人治村。
眼下的现实是，二亿出外打工的民工都是农民中的精华。这些精华被城市使用后抛弃。回乡，他们已找不回自己的位置，打工，赶上经济危机、城市淘汰。他们沦为多余的人。
新生代农民还会那么听话吗？
农一代与农二代：父亲是父亲，我们是我们
老一代民工即“农一代”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城市别指望这&&
样对待“农二代”，那些与你我同样有现代意识的80后农民工。“农二代”，才是未来中国农业剩余人口最大的危机。
一位工厂老板笑谈，新生代民工也追电视剧，也参加PK选秀，对自己的权利特别看重，头脑灵活不好管。农二代“放下书包进工厂/工地”，根本不懂种地，对城市街道胡同的熟悉胜于乡野田畴。乡村没有位置，他们想当然以为自己的未来在城市。
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6555名“90后”的调查显示，61.1%的“90后”认为，出身背景、家庭财富、父母关系、学校好坏等因素对自己的成长有重要影响，同龄群无形中已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城市/乡村皆如此，80后/90后对“起点不公”的愤懑将是未来社会冲突的导火索。
中国青年报就相关调查发表文章《聚焦新生代农民工：平等比生存更重要》：第一代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工钱就知足了，而农二代民工眼里，获得城市的平等待遇，比工钱更重要，“他们不想再是城市的匆匆过客”，除了关心薪水，还关心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培训机会、社会保障等，比其父母辈有着更强烈的接受继续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愿望，务工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技术”和“增长见识”。
新生代农民工，其实远不是一个“农民工”的词所能概括。与其父辈相比，他们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身价值。在求职、工作过程中，他们敢于“挑肥拣瘦”，一旦遇到侵犯自身权益的事，决不会像父辈一样选择忍气吞声，忍辱负重。
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对城市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对城市的融入程度却反而更低——认为与当地人关系融洽的比其父辈少。
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论“社会的断裂”时，引用了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比喻：现代社会运行正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今天的中国同法国一样，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
农二代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衡量现代人指标特征，比如，具有现代化的价值观、乐于接受新事物与新思想、尊重权威但不盲从，他们都具有；而公民意识、热心社会活动方面，只要城市接纳他们，自然也会逐渐建立。
说新生代民工是中国社会最全球化的群体并非无根据，在国际新闻中经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甚至比“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家更具国际化生存能力。最不全球化的是垄断行业，和城里不愿干活的懒虫。
农二代民工与其属于农村，不如说属于城市，他们构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假如政策性地将他们“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那将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的危机。城市政策制订假如忽视农二代的权益，将铸成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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