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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最艰难时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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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过一列地反击日军“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和取缔、镇压根据地内的亲日、亲蒋等封建反动势力，抗日政权和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但这并不意味着抗日就会一帆风顺。日军侵略者看到我根据地巩固发展，如梗在喉。 ...
　　经过一列地反击日军“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和取缔、镇压根据地内的亲日、亲蒋等封建反动势力，抗日政权和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但这并不意味着抗日就会一帆风顺。日军侵略者看到我根据地巩固发展，如梗在喉。虽在1939年6月大规模“扫荡”被根据地军民粉碎，1940年8月又在我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中屡遭重创，但亡我之心不死，对根据地发起了更大规模、更加残酷、更为频繁的“扫荡”、封锁和“蚕食”。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英雄的邢台县人民没有被敌人的疯狂吓倒，在县委、抗日县政府领导下，针锋相对，英勇牺牲，在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反维持斗争中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活剧。凭着这种不打败侵略者誓死不停止斗争的英雄气概，硬是在日军最疯狂的时期，给予日军毁灭性打击。
　　英勇不屈反“扫荡”
　　1941年初，日军重新集结兵力，对地处敌占区边沿的尚汪庄、火石岗、坂上、峰门一带6天空袭7次。设在王尔庄、于家沟的邢东县委、县政府多次遭袭，有时机关一夜要转移两三次住地。日，邢西县委组织部长范秉衡深入前沿雀寨村工作时被包围，不幸中弹牺牲。5月17日，邢东县长王荫芝在桐花岭阻击战中，被炮弹击中咽喉而英勇献身。
　　针对此种情况，县委、抗日县政府认真分析形势，总结了对日军遭打击后的疯狂估计不足的教训，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教育民众认清形势，克服轻敌麻痹思想，从思想、物质方面做好艰苦斗争的准备;二是调整充实区干队和各村民兵自卫队领导力量，加强民兵军事训练。建立健全战时组织——岗哨、联防、情报网。三是组织县独立营、区干队主动出击，开展反突袭反包围斗争，打乱敌人的“扫荡”计划，阻止日军的突然袭击。虽然如此，但由于日军不消灭抗日根据地誓不罢休，加上日我力量悬殊，在年连续两次5月大“扫荡”中，虽然日军都以失败告终，但根据地军民也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日，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以消灭驻在邢台浆水的抗大总校和根据地抗日力量为目标，亲自指挥调动2.5万名日伪军，分别从北面的元氏、赞皇，东面的邢台，南面的沙河，西面的昔阳、和顺出发，四路合击浆水地区。敌人一到根据地，便采取“篦梳战术”，在山顶搭起哨棚，一座山一座山地进行搜查，一条沟一条沟地进行清洗。甚至连常人难于攀登的陡壁悬崖和很少前去的深谷野凹也不放过。
　　由于敌人来势凶猛、兵力集中、人数过多，致使邢台县抗日根据地军民付出了沉重代价、蒙受了巨大损失。八路军总部、129师设在邢台县西部山区路罗等地的后方医院、银行、仓库、兵工厂均遭日军洗劫;22日，敌军血洗营头村，放火烧掉784间房子;27日，敌人搜查奶奶顶(小西天)，隐蔽在那里的抗大陆军中学副校长史紫千抗击敌寇、受伤被俘、后遭杀害，陆中四队队长王惜珍及部分学员与敌交战、血染疆场、光荣牺牲;同日，南就水民兵自卫队队长王臣富、指导员孙立祥为掩护兵工厂工人安全撤退，带领12名民兵同敌人激战全部遇难。凶残的日军将该村100多名群众杀死36人、240间房屋烧毁118间;30日，折户村民兵姚青训从大寨山用石头砸伤两名日军，敌人连续两次搜山，抓捕附近村逃难群众93人，将其中42人推下万丈深渊。
　　敌军的野蛮暴行，吓不倒英雄的邢台县军民。营头村村长郝麦令、金茶院村群众马兴让落入敌手后，宁死不暴露八路军和抗日干部的下落，坚决不告诉粮食埋藏的地点，最后被敌人乱刀刺死;清泉129师军工四所二分厂干部职工在晋冀交界的牛金山漆树沟被敌人包围后，徒工刘登富为掩其他同志挺身而出，故意把敌人引到自己身边，一面向敌人开枪，一面向后撤退，最后子弹打光，敌人在一片漆树林里把他围住，并大声吼叫，要他缴枪投降，刘登富临危不惧，双手握枪，响亮地回答：“老子死也不交枪，来吧，来杀来砍吧!”话音刚落，凶恶的敌人便上前用刺刀挑死了这位英雄。该厂民兵自卫队长、机工师傅赵丙义在牛金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诱惑敌人转移目标，赵丙义嘴部受伤后鲜血把衣服染红，仍然用帽子捂住伤口坚持战斗，最后把敌人上引上悬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转身跳下万丈深谷;浆水镇镇长、民兵自卫队指导员李永华面对日军的野蛮进攻，一方面组织群众空室清野、向深山转移，一方面利用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先后带领民兵与日军进行了三次交锋，并打死一名日本军官和数名日军士兵，缴获了一批战利品。该村民兵王振亮奉命侦察敌情，在大寨旮旯遇到搜山日军。为了给隐藏在山上的乡亲报信，王振亮当即把身上仅有的两颗手榴弹投向敌群，接着向日军开枪射击，腿部负伤仍坚持战斗，最后献出了年轻生命;坡子峪村民自卫队指导员张玉美在山上亲自铲除了1名为敌搜山探路的汉奸，并设计把敌人引进伏击圈予以痛击，出色完成了掩护16名抗大临产女干部的任务;水门村民兵自卫队队长郎守业开枪打死1名日本军官和1名日军后，设法引诱山头的敌军同山沟日军狗咬狗互相射杀，趁机掩护全村群众转移到外围安全地区。事后，当地群众特意编了“郎守业打枪瞄的准，一枪打死两个日本人。四二年大扫荡，掩护了众乡亲……”的歌谣，对他在反“扫荡”中的大智大勇交口称颂。
　　在全县军民与进山“扫荡”之敌浴血奋战的同时，驻在浆水地区的抗大总校遵照党中央关于“保存有生力量”的指示，除留少数干部协助地方开展反“扫荡”之外，其余师生按照总校统一部署，将全校分成几个独立行动的分队，避开正面冲突，同敌人兜圈子、捉迷藏、单独活动。然后选择有利时机，果断跳出重围，与转移到外线的我军主力一起骚扰敌人的后方，袭击敌人的老窝邢台城，搅得敌人首尾难顾、日夜不宁，最后被迫中途撤兵。反“扫荡”结束后，党中央、毛主席特意从延安给在浆水办学的抗大师生发来贺电，祝贺他们保存了力量、打击了敌人，取得了反“扫荡”的又一次胜利。
　　日，日军出动6000余名兵力再次大规模“扫荡”邢台县抗日根据地。县委、抗日县政府总结了1942年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事先成立了由县长武旋声任总指挥、县委书记朱惠(即程式兰、女)任政委的战时临时指挥部，并且制订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向全县人民发出加强备战的五点紧急指示，从思想、组织、物质上作好迎战的准备;一方面采取化整为零、分头活动的办法，划分责任区、责任村，要求县、区干部负责群众安全转移，组织民兵寻机歼敌。
　　根据战时临时指挥部的部署，全县群众在敌人到达之前， 便备好干粮、炒面，坚壁好所有物资，
有计划地转移上山;各地民兵也备足弹药、布阵埋雷，等待痛歼来犯之敌。鉴于军民各方面准备充分，因而敌人一进入根据地，便遭到民兵的四处打击。15日，敌人来到白凡石，又被民兵杀伤10余人;17日，敌人在孟家嘴、下坡村遭我民兵袭击，两次死伤50多名;18日，坡底村民兵巧布地雷阵，炸死炸伤30多名敌人。与此同时，浆水、路罗等地民兵也到处开展麻雀战、地雷战，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疲备不堪。特别是我主力部队主动出击、英勇抗敌，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溃不成军，不到半月时间就丢盔卸甲、败退而回。
　　邢台县军民反“扫荡”的胜利，充分证明抗日根据地坚如磐石，人民力量无坚不摧，日本侵略者动摇革命阵地、削弱革命力量的图谋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永远不会得逞。
　　多措并举反封锁
　　1941年3月，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除在军事上残酷“扫荡”、疯狂进攻根据地之外，还从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严禁粮食、布匹、药品、油盐、火柴等生活日用品进山，妄图把不屈不挠的邢台县抗日军民扼杀困死。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伪邢台县公署秉承其主子的旨意，专门制定了《经济封锁法》，指出“凡封锁线以西地带均为封锁区域，严禁一切物资输入”，并且规定了禁运的物品名称和种类。同时成立了物资对策委员会，印制了物资搬运许可证和出入城门许可证，并在南北八、九十里长的第三道封锁线上设立20个过往通道，路口均建物资检问所，由伪军严加盘查、昼夜把守，给各种物资进入根据地造成极大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县委、抗日县政府毫不退缩，毅然带领全县军采取多种措施，与敌展开反封锁斗争。
　　首先，动员群众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没有火柴，就在火链下边放上硝纸，一打便冒出火星。农村烧柴作饭剩下木炭，用灰埋起来保存底火，作饭时取出来用草叶吹引燃着，可以连续几天不断火源。或者一家有火，互相点引，即省了火柴，又不误作饭;没有碱面,就用开水煮柴灰,经过搅拌后让灰沉淀，浮在上面的水含有碱性非常光滑，用这种水和面蒸馒头就不再发酸，染布没颜料，就用橡壳、牤牛草、干草灰代替。把湿白布放进煮橡壳的开水锅里加点黑矾，布就染成黑色;放进煮牤牛草的锅里加点黑矾，布就染成青色;放进干草灰与水搅和的大缸里浸泡几个钟头取出来用棒槌砸匀，布就染成灰色。还有的用红胶泥加水与白布搅和，同样用棒槌均匀去砸，布就染成了紫花色。
　　其次，千方百计从敌人手中购买急需物品。通过敌工人员秘密作工作，分别在邢台县城和羊范、苏村建立了三个联络点，以互通有无、经商作买卖为掩护，设法和城内日本人开办的“金钢会”货栈、大仓洋行等贸易机构取得联系;同时分别在羊范、苏村成立有我方人员和敌伪头面人物合办的货栈，并与日本商业部门挂勾，明为日本人的合法贸易组织，实为根据地进出货物的中转站，从而使煤油、纸张、药品、医疗器械等当地无法买到的物品运往山区。
　　第三，自己动手，解决粮食、穿衣问题。没有粮食，就动员群众上山开荒，充分利用河边沟沿撂荒的闲散地块，千方百计扩大耕地面积;同时教育群众克服靠天等雨思想，积极投入担水抗旱斗争，保证农作物按时播种。为了防止到手的粮食被敌人抢走，每逢收获季节，都精心安排部署，组织民兵突击抢收、快打快藏，全力保卫秋收麦收。由于当时住在邢西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人数较多，仅抗大总校就有近3000余名干部师生。为了解决口粮的严重不足，根据地内所有人员都把上山开荒、种菜种粮作为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并千方百计努力完成。特别是抗大总校师生，除到晋冀两省交界的水门、坡子峪、桃树坪和山西东平沟、南天池、松烟镇赤峪沟等边缘地区开荒种地外，还根据上级指示，多次到外地运粮、征粮，并派出200多人组成的粮食工作队，分赴邢东、沙河、内邱、临城、赞皇、高邑、元氏等地，在抗日县政府的配合支持下，深入斗争尖锐的接敌区和敌占区，逐村向伪保长宣传作工作，使他们把敌人摊派给各村的粮食征集起来转送给我们，从而大大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鉴于邢台县过来没有种棉花搞纺织的习惯，日军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后，军民穿衣用布更加困难。一方面号召群众学种棉花，解决原料严重不足;一方面物色纺织技术人才，首先由折户村郭爱妮、张爱妮、王连妮三人经过琢磨，制出了全县第一台织布机，并成功地织出了全县第一匹棉布。随后以郭爱妮纺织组为基础，组织妇女学习纺花织布。先从本村开始，接着培训骨干向面上推广，很快使妇女纺织运动在根据地普开，改变了军民穿衣用布极度紧张的被动局面。
　　第四，土法造武器。为了弥补民兵武器弹药的不足，更加有效地打击消灭敌人，根据地军民还充分利用当地石头多的优势，自己动手造地雷、配炸药、做雷管，普遍开展土法造石雷运动。当时不仅人人会唱“石头子，钻个眼，装上药，安雷管”的歌谣，而且各村民兵都会动手制造。特别是牛庄村民兵自卫队长张玉山，不仅造出了拉火雷、踏火雷等多种样式的石雷，而且开动脑筋、大胆试验，掌握了修枪技术，学会了制造子弹、手榴弹，并且试制成功了射程一公里、爆炸面积40平方米的迫击炮，成为全县闻名的制造武器土专家，后被太行区和太行六分区分别授予“杀敌英雄”、“武器能手”的光荣称号。
　　由于全县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彻底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针锋相对反“蚕食”
　　日军侵占邢台县不久，便沿平汉铁路(今京广线)西侧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1939年4月又沿青山、苏村、霍楼、石头庄、羊范一线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1940年底，日军推行步步向邢西抗日根据地延伸的“蚕食”政策，又在梅花、谈话、黄店、土岭、龙化、坚固一线构筑了第三道封锁线;1941年3月，日军推行第二步“蚕食”，北小庄、西黄村一带陷入敌手;1942年3月，日军推行第三步“蚕食”，继续向西推进，并在吕家洞、袁家庄、兴繁岭一线修建炮楼，动工构筑第四道封锁线。由于我抗日军民多次破袭，这道封锁线一直没有修成。
　　面对日军的“蚕食”进攻，县委、抗日县政府一方面在前沿接敌区成立了邢东办事处(1940年8月至1942年4月曾改为邢东县)，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同时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采取“三项措施、五种形式”，深入斗争前沿和敌占区，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三项措施是：
　　①建立敌后抗日政权——南北八区。鉴于敌人运用“碉堡推进”、“步步进逼”的战术不断向根据地压缩“蚕食”，县委、抗日县政府根据当前斗争形势，对全县区划进行调整，将梅花、谈话、土岭、坚固以东至铁路以西的160多个村庄划为八区。不久，为了适应对敌斗争需要，又以石头庄为界，分别建立了南北八区，同时选派经验丰富的刘勇、笠松、杜炳南、侯振江等同志担任区长，负责同盘居在该地的1个日军大队部(新兵营)、1个日军中队部(谈话)、1个日军中队、4个日军小队、3个伪军中队、7个伪军小队、两个伪区政府、20个乡公所、5个警察所、3个维持会、1个特务队敌人进行直接交锋。
　　②建立敌后抗日武装——区干队和村民兵游击小组。
　　除上级派遣武工队分别深入南北八区开展对敌斗争外，重点建立区、村地方武装。其任务有三个：一是配合县独立营、武工队正面作战;二是寻找机会抓汉奸、打击小股敌人;三是开展政治攻势，瓦解争取敌伪人员。北八区抗日武装发展较快，区干队(代号敌后抗日民团)曾发展到3个分团，并在大部分村庄建立了民兵游击小组，其中大百工、卫鲁等游击小组对敌斗争有声有色，事迹非常突出。
　　③建立两面村政权，表面上为敌人办事，实际上给我们工作。为了使敌伪组建的村政权变成我们的耳目、控制在我们手中，一方面通过党组织或秘密调查，摸清各村伪保长的政治态度，向他们进行宣传、交待政策、指明出路，教育他们认清形势、改邪归正。如徐村伪大乡长李吉昌经教育转变立场后，曾几次给各村伪保长开会布置工作，为抗日政府筹措了不少粮款;另一方面选择时机，把伪政权换成我们的同志。如李梅花维持会需要换人，我们就把张克让、袁垣贞派进去，二人利用合法身份为抗日作了很多工作。
　　二、五种斗争形式是：
　　①主动出击，把战场推向敌人据点和炮楼周围，威胁敌人的老窝，找上门消灭敌人。日，邢东抗日县政府县长刘致中带领县公安队两个班在梅花据点周围活动，得知该据点日伪军第二天要去卫鲁村抢粮，便决定提前“教训”一下敌人。当晚，先派三名同志摸到据点铁丝网外面放了几枪、甩了两颗手榴弹，引得敌人枪声大作。第二天一早，又让据点内部的我方情报员向敌人谎报：“县政府白天要在卫鲁村开大会”。为了引诱敌人上钩，刘县长在村前山头布置好埋伏之后，果真在村里召集开会，借机向群众宣传抗战形势。当敌人便衣侦探情况属实、大批人马进入我伏击圈后，立即遭到迎头痛击、死伤数人，接着刘县长指挥大家先在阵地变换方位、虚张声势，随后交替掩护、边撤边打，一直和敌人磨了两、三个小时。结果日伪军抢粮未成，反而损兵折将、耗费了子弹，只好改变计划、扫兴而归。从此之后，梅花据点的敌人惟恐上当受骗，只好缩在“乌龟壳”里观察动静，很长时间不敢冒然进村。
　　②深入敌后搞骚扰。1943年6月，北八区副区长笠松听说会宁伪区长和警察所长去邢台城开会，便带领七、八名区小队员化装成敌伪便衣和宪兵队，中午时分大摇大摆闯进区公所，迫使伪警察缴械投降，获步枪10支、子弹数百发、手榴弹数十枚。临撤退时，又命令1名敌人去城里报信。下午两点多钟，日军果然派出骑兵小分队一直搜查到白马河北岸。由于找不到目标，便朝天乱放了一阵枪，最后拨马而回;此外，城内的敌人也同样遭我多次骚扰，仅卫鲁村游击小组就曾进城搞过日本洋行的电话机，抓走伪治安军司令高德林的丈母娘，甚至在火车站活捉了日本警务段段长小田享和1名日本翻译。
　　③拆墙填沟，破坏交通和敌人的工程。1940年底，敌人扬言3个月筑起梅花至土岭的第三道封锁线。县委、抗日县政府立即指示沿线各村，敌人白天修，我们夜间破，敌人分段包工修，我们分段包工破。并分头下去动员群众一拖、二磨、三怠工，决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与此同时，县、区武装积极配合，白天到工地故意鸣枪扰乱，示意群众借机逃跑。夜间则组织群众把封锁墙拆倒、往封锁沟里填土。由于军民同心，结果使敌人吹嘘3个月完工的计划，拖延到6个月也没修成一半。
　　④政策攻心，争取瓦解敌人。通过喊话、撒传单、建立“黑红榜”、利用家属做工作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争取敌伪人员弃暗投明、背敌向我。同时对死硬顽固分子坚决镇压，进而达到杀一儆百、震慑敌人的目的。伪县政府警察局秘书王惠之通过我们和家属做工作，思想发生变化，表示倾向抗日，此后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便利条件，给我们送情报、搞身份证、掩护我方人员，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相反在谈话据点特务队当便衣的卫鲁村李小四，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几次警告都无济于事。为此，北八区区长刘勇趁他娶媳妇之机，带人化装成送幛子贺喜的，在家里把他抓住，当即押到石善村西枪毙。不久，边区报纸以“新郎变新鬼”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在敌人内部引起很大震动。
　　⑤潜人敌营，及时搜集传递情报。为了摸清敌人动向，县政府曾物色经验丰富的同志打入土岭、梅花等据点，作为我们的内线，对于赢得斗争的主动起了很大作用。如共产党员李昭德以日本便衣身份打入李梅花据点，忍辱负重、机智应敌、千方百计搜集情报，使内线工作很有成效。1943年春，敌人一个月突袭我们20多次，由于昭德情报准确及时，我方没有遭受一次损失。
　　“三项措施、五种形式”的实施，扭转了斗争的被动局面：一是在据点周围开辟战场，紧紧拖住敌人，使其无力分兵向根据地骚扰进犯。如伸向邢西根据地前端的谈话、土岭、桐花岭据点之敌，原来气焰嚣张、有恃无恐，经常到周围村烧杀抢掠、祸害百姓。自从被我敌后武装设伏打击后，除了大部队行动外，一般小股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随意进村;二是开展敌伪工作，镇压特务汉奸，动摇了日军对敌占区的统治。通过政策宣传、教育争取，有的伪乡长、村保长打断了对敌人的维持，有的伪军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再帮助敌人作坏事，有的便衣和警备队开始悔过并同我们建立了内线联系;三是考验了干部、锻炼了群众，涌现了区委书记李端修、区长靳成森、杀敌英雄樊生林等一大批斗争顽强的同志和积极分子;四是发展堡垒户、建立根据村，不仅在敌后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北八区的张安北、青山和武支江、兰羊以及南八区的伍仲一带开辟了小块根据地，使日伪控制的占领区变成了有敌人的“无敌区”。由于广大军民艰苦努力和顽强斗争，日军对邢台县抗日根据地的“蚕食”计划同样落空、化为泡影。
　　开展反特反维持
　　邢台县自1940年春反特务斗争之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一度有所收敛。1942年春，国民党邢台县党部在县城恢复成立。不久，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王玉宾插足邢台，并向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国民党积极抗日分子、无党派积极抗日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政权时混进抗日县政府内部担任秘书的国特分子李玉英发出指示信，要他扩大本党(国民党)势力，寻机破坏抗日工作。随后，国特分子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开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特别是同年5月日军大规模“扫荡”根据地期间，一些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认为时机已到，便四处造谣、扰乱民心，甚至公开维持敌人，给日军带路搜山，残杀我抗日干部和革命群众。河东村张立志、浆水村李振让等汉奸不仅带领日军挖掉许多群众藏东西的窑洞，而且把抗大总校供给处藏在山上的布匹、被服等军用物资搜出抢走;下坡村曹荣、贺家坪村韩风文等败类除组织维持会、效忠日军之外，还多次给敌人带路搜查藏在山上的群众。反“扫荡”结束后，县委、抗日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关于反对敌人特务与勾结敌人破坏抗日根据地之国民党特务的斗争指示》，及时在全县开展了反维持斗争。通过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分别在各地召开大会，枪毙了张立志等汉奸、国特分子，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争热情。如在枪决宋家庄维持会长、地主、汉奸宋岩才的公审大会上，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群情激愤，纷纷用铁的事实控诉宋岩才在日军5月大“扫荡”中出面组织维持会，带领敌人烧房抢粮、上山搜捕群众、奸污妇女、杀害我抗日干部的罪行，最后县司法科长李正代表抗日县政府宣布判处宋岩才死刑、立即执行。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特、汉奸的破坏活动，使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和群众情绪很快趋于稳定。
　　1943年4月，隐藏在邢台伪治安军高德林部的国民党情报队长刘超群接受上级指示，与混入抗日县政府的国特分子李玉英挂勾联系，制定了阴谋毒害抗日干部的行动方案。李玉英随后向路罗、浆水、将军墓、宋家庄等区分部的国民党特务布置任务，从此投毒放毒案件在全县时有发生。后来，李玉英又把刘超群派人送来的毒药分别交给陈梦泽、陈宗礼、张瑜、王成彬等国特分子，为他们从事破坏活动撑腰打气，投毒放毒案件日渐增多。在此之前，浆水曾连续发生两起性质相同的案件：一是浆水一高学生武云平中毒暴死，当时死者面色苍白、四肢未僵，由于医疗条件较差，无法及时抢救，结果断送了一个认真好学的青年性命;二是浆水村刘盛芳曾往东垴水井放过一包毒药。后经交待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刘盛芳供出毒药是在浆水开饭馆的国民党员尚清淮给的，接着尚清淮也坦白了武云平暴死之前，在一高读书的女儿尚淮玲曾去过武家。但尚清淮的毒药究竟是谁给的，尚清淮却未作交待。时隔不久，路罗、杨庄、前掌、牛旺、坡子峪等地也发生了类似投毒事件，特别是原县农救会主席王丕绪回老家杜树养病时，傍晚在宋家庄一家饭馆吃了一顿烩火烧，往回走时就肚子疼，到家后疼得更厉害，而且不断呕吐，天还未明心脏就停止跳动，引起全县很大震惊。为了挫败国特的阴谋计划、打退国特的嚣张气焰，县委、抗日县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对太行区的除奸反特务问题指示》，再次开展了全县规模的反国特斗争，先后逮捕国特分子31人，判处死刑3人，判处徒刑9人，并在浆水、路罗、杨庄、前掌等地相继召开了反特务公审大会。随着斗争不断深入，混进抗日县政府内部的国特头目李玉英终于原形毕露。经过调查核实，原来李是国民党邢台县党部书记长，曾搜集了我们不少情报、干了不少坏事。在铁证面前，李玉英只好低头认罪，被我政府逮捕法办，铲除了特务投毒放毒的罪魁祸首。
　　反特、反维持斗争逮捕镇压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和汉奸，清理了内部、纯洁了组织，不仅巩固了各级抗日政权，而且为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扫除了障碍。
　　在开展上述斗争的同时，县委、抗日县政府还组织了两项较大规模的活动。一是为了解决根据地内群众的生活问题，县委和抗日县政府还组织群众开展了生产开荒抗天灾和减租减息运动。1939年以来，自然灾害连年不断，饥饿疾病已威胁到人民的生命。针对此种情况，县委、抗日县政府一方面派人到山西募捐、运糠，一方面组织生产自救，提倡变工互助，
同时发挥民兵作用，劳武结合，帮助群众抢种抢收。县委书记、县长和机关干部一样上山，带头按要求完成每人半亩地的开荒任务。同时在根据地针对封建势力对农民的盘剥，根据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土地使用暂行办法》和《统一累进税条例》，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不仅渡过了灾荒，也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为即将到来的艰苦斗争做好物质准备。
　　二是开展民主建政。艰苦斗争时期的到来，对村政权提出了更高要求。严峻的形势要求村政权不仅要学会带领群众对敌斗争，而且要能够带领群众搞好生产自救、支援武装斗争和相关的各项工作。因此，冀太联办根据农村抗日政权现状和当前形势的需要，按照《晋冀豫边村政权组织暂行条例》和《晋冀豫边区村民代表会选举暂行条例》规定，决定从1941年开始，充分发扬民主，实施民主建政，各村普遍实行村民选举。为搞好此项工作，县委、抗日县政府在连庄举办农村干部训练班，通过学习培训，使农村干部认识到村政委员会(村公所)的性质、组织和任务，明确了民主选举村政权的目的和意义。培训后，邢西各村很快按照宣传教育、选民发动、调查户口、登记选民、划分小组、民主选举等程序，选出了村长，建立了村政委员会，通过民主选举，提高了村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但是，按照《条例》规定，村政委员会组成应为党员、国民党积极抗日分子、无党派积极抗日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由于当时农村阶级对立严重，党员和群众担心按照“三三制”使政权被国民党坏分子操纵，县委、抗日县政府考虑到当时群众觉悟，也未提出硬性执行，选出的村政权人员仍是“清一色”。
　　在此同时，县区两级政权也开始按“三三制”原则进入民主选举，日，历时3天的邢西县各阶层代表会议召开，选举县参议会。出席大会代表42人，其中共产党员14人，国民党7人，无党派人士21人。冯长诗以37票当选县参议会议长，刘振河为驻会议员。继而，抗日县政府也遵循上述原则，对政府机关进行充实调整，吸收了部分各界抗日人士参加政府，团结了抗日的各个阶层。邢东县选出议长杜炳南。1942年4月，邢东、邢西两县合并为邢台县。经民主选举，无党派抗日积极分子李梦萍当选县参议会议长，武旋声当选邢台抗日县政府县长。
在民主建政的同时，县委也进行了整顿作风和整顿组织，加强和提高了党的领导和组织能力。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县后，朱惠任书记，武旋声任县长。新的县委在驻地牛旺村召开了党的临时代表大会，提出恢复1939年的斗争精神，从贯彻土地政策入手，重新发动群众，进行战时动员。从思想、组织、物质等反面作好了迎战艰苦时期的各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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