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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传今】走向“沉沦”的哲学精神
　　最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发生并且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初，但真正具有新的研究观念的变化，则肇始于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叛。从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到“走进”或“回到”马克思的努力；从“现代性”、“后现代性”马克思的塑造，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发掘；从广泛“对话”的浪漫想像，到全面“创新”的强劲诉求；从学术标准的自主确立，到学科建设的浮出地表，都反映或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旨趣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某些分化以及研究者自身的自我定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就表层上看，这些变化似乎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但深层次说，它们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当代挑战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的一种表现。反思这一“危机”以及为解决“危机”所进行的学术实践，对于仍然处于变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合法性危机”之一：“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中的变化，在学界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集体性”反叛之前，就已经开始，然而那种变化仍然是在“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发生的，它不是一种学术上的自觉，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学术事件”，不如说它是政治生活主导下的社会生活事件。这一事件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重大转折的先导，但从学术研究视角看，它在研究观念和思想方式上并未表现出多少“异质性”因素，“合法性”问题因此也没有登上思想的舞台。真正具有“异质性”因素的研究观念或方式的出现，是从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和批判开始的。　　对“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之强烈与广泛，是以往哲学研究所不曾遭遇的。它力图反对这种研究范式中普遍存在的简单、僵化的教条主义，揭露其以求证原理代替探求真理的本质，并进而对其“原理+论证”或“论证+原理”的论证方式和表述方式进行彻底清算，借以消除它对正常学术生活构成的负面影响，摆脱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非学术化”的理论困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其本来具有的学术品格。显然，这个批判只是在否定性的视野内看待“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事实上，这一哲学的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建国后的官方哲学和唯一哲学，其收获与失误，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与学术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人认为这一哲学不能全盘否定。虽然这种意见并非不应考虑，但是不可否认，上述批判当时确实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击中了这种哲学的要害和实质。正是这样的原因，这一批判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中的一种浓厚的精神氛围。　　审视这种批判的内容和理论旨趣，可以发现，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都有了一种新的理解，这使它自身与过去的研究传统有了某种质的差别。在过去的研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无论是本质性的还是一般性的)问题，也出现过许多不同理解甚至争论，但是那些不同理解或者争论是在同一个研究传统中进行的，就是说，它们是在“意识形态”(注：不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而是在肯定的意义——即列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参见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框架内展开的，它们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直接或从属的部分，它们的产生或消亡以及最终的价值评判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源自学术内部，而是从属于某种外在的、意识形态许可的标准。比如，哲学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例证。这一讨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对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入而长远的影响，但是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把它描述为一个政治事件似乎比确定为一个学术事件更为允当。它因当时政治变革的需要应运而生，它的话语方式、产品形式及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与文学界挥之不去的“文学的困惑”(注：“文学的困惑”指的是下述这种情形：文学作为文学已丧失其应有的自主性，它的题材、体裁、主题、意义、功能、甚而至于写作方式，并不取决于文学自身，而是取决于一种外在的东西，比如要育林，就有“植树文学”；欲开荒，则有“砍伐文学”，文学因为从属于那种外在性的要求而失掉了赖以存在的特性，遂被归约为一种简单工具，陷入所谓“简单化”“概念化”、图解生活甚至图解政治的泥淖之中。文学界与“概念化”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始终未能奏效，其原因正是在于仅仅从其外在性而非从文学作为文学的本体性质上讨论文学问题。上述这种问题的产生方式及其讨论方式，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是极为熟知的。这与库恩所说的“范式”极为相近，只不过库恩谈论的是某学科的“范式”，而这里则是指中国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一种“学术范式”。事实上，学术界遭遇的许多“难题”或者“禁区”，与其说是各相关学科自身的问题，不如说是这种“学术范式”产生的问题。)一样，与当时政治变革的关系要比与哲学自身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如同黑格尔“密涅发的猫头鹰”，是“黄昏”时分起飞的，只不过它要在某个范围内纵横驰骋，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自由飞翔。这样分析并非要贬损它的意义，事实上，它对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整个学术的重要性及其伟大意义，是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会过分的。这样分析只不过意在表明，它所体现的反思和批判是在它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哲学传统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对那个哲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　　与此不同的是，对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和批判，其锋芒所向，则更多指向长期以来所习以为常的那个哲学传统自身，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它是反思性的，不如说它是解构性的。与过去的批判不同，它不是纠缠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而是对这种哲学自身提出质疑，这种哲学的权威性及其所体现的整个权力关系因此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批判的彻底性虽然没有贯彻到底(从知识社会学的维度来看，这种不彻底性与其说来自哲学自身的软弱，不如说来自哲学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后者比前者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但是它却真正动摇了“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以及它自身所属的那个哲学传统。它反对从政治话语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抛弃从属于特定政治导向的片面化以至歪曲性的非学术化解释方式，力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上或(更多地)从所谓“哲学上”来理解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批判旨趣及其内在理论诉求，颠覆了那种积习成疴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传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的复归和学科意识的觉醒。这虽然还不能说是哲学家自身的解放，但无疑可说是哲学自身的解放。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另一个新的维度——学术化的维度，“学术性”成为一个新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同体中，开始形成以“追求学术性”为主导的精神氛围，并在90年代所谓“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所谓“思想淡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隐喻，它的真实含义似乎是“政治淡出”)的潮流中达到极致，“学术性”因此成为吞噬一切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研究传统——以“学术性”为鹄的的传统——形成了，但它是在与过去那种“非学术化”研究传统的对抗中形成的，这种对抗导致它把所谓“学术性”置于一种非同寻常的地位，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也带来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　　关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之所以值得重视，还有一个重要之点就是，它第一次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合法性危机”，触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1)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从形态上说，不是经典著作中的一些原理或片言只语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导向或要求的一种生硬奇怪的结合，就是它们与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一般常识的牵强附会的拼凑，它们虽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名，并被赋予绝对的权威，但它缺乏“合法性”的来源，缺乏最基本的文本依据。(2)这种研究方式，不仅导致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简单的政治化倾向，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沦为服从于现实的粗陋的辩护工具，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反对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这个“合法性危机”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危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变革世界的理论，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要求人们立足于现实，从对现实事物的批判中实现世界的革命化，从而实现人们自身的解放，这使它与人们当下的存在状况具有一种天然的、密切的联系，它的深刻性和它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这一联系。割断这种联系，把它教条主义化，或者把它仅仅作为辩护现实的工具，则必然引起人们的怀疑而陷入某种危机之中。现实生活的变革，加深了它与那种教条主义理论之间的反差，从而使危机变得更加深重。这种危机的克服，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恢复了它自身固有的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时才能实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在这个关键之点上保持了一种世故的缄默，而试图从另一个维度——学术化的维度，通过学术自主性的确立，来摆脱或者消除上述那种危机。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实践看，可以说这一批判既有所得，也有所失。它虽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摆脱了那种没有学术自主性的困境，但是由于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这个关键之点的那种世故的缄默，它在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性的同时又使其面临着另一种困境。如果前者可以称为“政治化的困境”的话，那么，后者则可以称之为“学术化的困境”。　　对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所反对的那种研究方式虽然已不存在，但是那种方式所体现的某些观念或倾向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仍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产生着影响。对这些观念或倾向的清算，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任务。　　二、“合法性危机”之二：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于“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限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桎梏和政治化思维方式的干扰，打破了过去“体系哲学”的那种千篇一律、唯我独尊的单调局面，在回归学术层面的努力中，呈现出各种学术观点和谐共存的多样化态势，在宽容性和包容性方面取得重大收获，展示出一种利于学术发展的谦逊精神和博大胸怀。不仅如此，而且其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其哲学境界也得到提升。所有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作为一种学术而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样一种研究观念或研究方式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在内、外两个维度都有突破性进展。从内部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重要概念，诸如主体、实践、自由、交往、世界历史，等等，其涵义和使用方式，都得到了富有学术趣味的分析，虽然这些分析还不能说有着充分、扎实的文本依据，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还残留着某些“六经注我”式的工具化痕迹，但毕竟表现出一种立足文本研究问题的愿望和努力，较之过去弥漫于“体系哲学”中的那种断章取义的理解和零打碎敲的运用有了天壤之别。从外部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及其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关系，都得到了眼界宽阔的学术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和影响力。　　“学术性”的理论诉求和学术实践，在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拾“学术性”的同时，也使其走向“差异性的处女地”。在学术性至上的刺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虽然不是风云变幻，但至少也是异态纷呈，各种主义，众多新说，竞相闯入这块领地，其变幻之快，在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比如：“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的“朴素式阅读”、“征候式阅读”、“互文式阅读”还在争奇，而马克思之“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生存论实践本体论”就已斗艳，当所有这些都在不了了之之时，反现代性的马克思、现代性的马克思和后现代的马克思却又异军突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犹如一场辞藻的盛宴，难免令人茫然，无从无依。　　上面这些描述，并不是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复杂现象的一个全面概括，而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揭示其特征。事实上，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观点、学说之纷然杂陈，以致任何概括性描述都十分困难，而只能从特征上作出有限的说明。即便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种复杂的状况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在于：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带有本体性质的疑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如何摆脱“本体与阐释”的困境?&　　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像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其深刻性和丰富性是无以匹敌的，对他的思想进行不同的理解和多种视角的研究，实际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内在要求。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能不能或者要不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多视角、多侧面的阐释，而在于如何进行这样的阐释。换言之，就是应如何处理或保持研究者的阐释与思想家的思想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遭遇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他哲学研究中遭遇的问题。从现象上看，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差异性达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乎成了近代以来各种思潮粉墨登场的舞台。这看上去似乎是“月印万川”，但实际上却只是“万川之月”。对这种现象稍加考察，可以发现，与其说它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丰富性，不如说它来自于研究者的研究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中那个“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的心照不宣的观点，恰好表明了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源。事实上，这种差异性的绝对化所导致的“差异性”背后潜在着一种危险——相对主义的危险。在把马克思仅仅看作一个历史人物、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单纯当作西方哲学的一个形态的某些学术实践中，在把马克思“幽灵化”甚至“符号化”的某些学术倾向中，某种相对主义的危险就已经不能再简单地说是一种“潜存”了。相对主义的阐释除了使伟大、深刻的思想“碎片化”而走向平庸之外，还揭示出一个严重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那些各自不同甚至抵牾的解释，其文本上的合法性何在?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有没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有没有一种由概念、问题和方法构成的逻辑自洽的统一性?如此这般的阐释究竟是对于马克思的阐释还是关于阐释者的阐释?如果“本体”无显而“阐释”横行，那将怎样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呢?&　　学术性不仅刺激了差异性的兴起，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职业化进程。“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动摇了从属于某种政治导向的研究传统，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同体产生分化，一部分研究者(由于某种体制上的原因)继续保留着过去那个传统所赋予他们的特定身份，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向“学者型”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职业化开始形成。研究的职业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规范的建立，使其在学术神殿中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但是，它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研究者身份的转变及学术化马克思主义，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面临着严峻挑战。研究者身份的转换，使他们从意识形态的历史重负中摆脱出来，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及其造成的与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理论之间的强烈反差，又迫使他们必须在变动的社会生活中进行重新定位。在社会挤压和“学术自主”思潮激荡的双重压力下，为寻求获得普遍认同，研究者力求在学术中摆脱困境。这种身份的转换，导致研究者现实责任感的弱化和社会使命感的缺失；同时，越来越强烈的生存压力，又加重了上述弱化和缺失。(注：这里涉及的问题与知识界的整个状况具有密切的相关性。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问题开始成为热门话题。知识界试图从“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及其内在规定性上探求社会科学的脱困之路，参阅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冬季卷，总第17期，此后关于“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亦可看作这一主题的延伸。这一思路遭遇的严重挑战在于“公共领域的缺失”与“知识分子的背叛”。各类“明星”、娱乐新闻和花边新闻的肆意侵占已使有限的“公共领域”更为有限，而“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性也几在其“外在性”中消弭殆尽，与曼海姆所谓的“漂移”相反，知识分子作为权力(政治权力与世俗权力)与欲望之网中的“定在”而(自愿地和被迫地)放弃作为其内在规定性的责任和使命，导致其群体的消散或消亡。“知识分子”之个体存在的“此岸性”使得上述方案不啻为一种镜中之花。)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像过去那样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成为一个具体学科的专家或学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而其作为改变社会、变革世界的理论所内在具有的批判精神和伟大的使命感都难免在研究者的自身定位中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它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那种天然的亲和性遭到破坏甚至消失。与生活以及人们的感性存在之间的这种疏离化，将使其“重回象牙之塔”，重蹈马克思所批判的“自说自话”、“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的那种哲学的覆辙。[1](P120)因此，如何保持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精神及其性质的一致性，应当是“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一个理论困难。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这些理论困难，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因之外，还与“学术性”这个概念有关。“学术性”虽然早已被研究共同体所广泛认同并成为一种工作目标或评价标准，但从由之而起的学术实践看，它自身充满着疑惑。它并没有表明它所要求的东西应当具有怎样的规范，这将在是否具有“学术性”的断定上困难重重。从发生学的意义看，它是在批判把学术从属于某种现实导向的观念中提出的，似乎是强调一种“学术自主性”，但它并没有指明应当在“独立于现实”还是“抛弃现实”的意义上理解这种“自主性”。如果复归了“学术”而流放了现实，那么，关于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学术活动的目的和意义，都将处于不该发生的悬疑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中的“学术性”问题，表面看来，似乎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深层次看，它更像一个现实问题。它是理论与其范导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之间矛盾的一处折射，同时也是理论对于深刻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回应。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危机——理论自身的危机和现实的危机——的一种反映。这与2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所遇到的危机有类似之处。回避与姑息是可耻的和无原则的。(注：20世纪初，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而一度走入低潮。革命的失败造成政治上的动摇和背叛，组织上的涣散和瓦解，也导致了思想上的倒退和混乱，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泛滥，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成为一种时髦。而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一些人不敢正视危机，仍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付剧烈变化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造成危害。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对这种危机所引起的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行的，企图用空谈来回避这些问题，是最有害的、最无原则的”(《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应当像列宁那样，勇敢地正视危机，在理论与现实的批判中，化解危机，推动理论与现实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一个被遮蔽了的问题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不是某个头脑深处的神秘行为，而是它所处时代的状况的精神表现，它与现实具有一种无法割舍的联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是历史的经验所一再表明的一个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精致的外壳或某种超时空的普遍或永恒的价值，而完全在于它始终关注社会历史的当下状况和人们现实存在的感性直接性，并力图为人们提供摆脱其现实存在关系而走向自身解放的可能途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展现出它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里，它才拥有了它在人类精神领域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与当下现实始终保持这样一种清醒的关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它的一种内在理论要求。歪曲或舍弃这种关系，都将使这种哲学及其研究陷入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同的侧面印证了这个观点。　　“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上去虽然南辕北辙，但在思维方式上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二者都未能很好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前者把哲学研究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现实导向，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联系处于一种虚假状态；后者则把哲学研究限定在“学术性”的视野内，因此使这种关系处于一种流放之中。如果说前者歪曲了这种关系，那么，后者则是弱化甚至“悬置”了这种关系，二者都以不同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成为一个被遮蔽的问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面临着一种“合法性危机”。　　摆脱这种“合法性危机”，必须真实地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弘扬其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附加物，而是它自身具有的一种内在性质。人的解放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它为自身确定的理论目标，因此，它必然内在地要求打碎一切阻碍人的解放的现存关系，在旧世界的崩溃和新世界的建立中，把人的解放作为社会过程及其结果现实地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包括理论自身的批判和现实批判——是人解放的前提，同时也是实现这种解放的手段；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批判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它与现实发生联系的一种方式。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不单单是个逻辑问题，而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如果只从逻辑出发，在观念的领域内，或者“回归”到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个观念抑或仅仅抓住某个概念进行所谓“解释学”的“阐释”，从而“挖掘”出一个如此这般的体系，或者“采纳”某种“高深的”哲学，闻疑称疑，得末行末，而不从它与现实的关系中去寻找出路，则只能像《庄子》所谓“狙公赋芧”(注：《庄子》载：“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参见《齐物论》，载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庄子》讲的这个故事，恰好说明了那种脱离现实的哲学的本质性特征，它的奇技淫巧及理论陷阱。)那样，津津于言辞翻新，而重蹈玄学化、神秘化的深渊。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需要借鉴过去的或现有的思想资源，而是说要在何种意义上利用那些资源。况且，从人类思想的历史来看，观念从来都是关于某事某物的观念，思想也总是关于某事某物的思想。失去了这个维度，将无法确定思想的意义和价值。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a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P3—4)马克思关于思维的真理性问题的这个重要观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学说的理论品格。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应当严肃对待的一个本质性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06期）哲学的图片和资料:
摘要哲学，就是研究客观世界上的一切普遍规律的科学，就是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切普遍规律的科学，就是通过研究自然界、人类认识、人类种族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切普遍规律，为人类认识、人类种族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切普遍适用的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的科学。研究规律是手段，为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发展提供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是目的。人类怎样认识世界，就会怎样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哲学，归根结底就是研究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科学。所谓哲学，就是研究客观世界上的一切普遍规律的科学，就是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切普遍规律的科学，就是通过研究自然界、人类认识、人类种族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切普遍规律，为人类认识、人类种族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切普遍适用的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的科学。研究规律是手段，为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发展提供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是目的。人类怎样认识世界，就会怎样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哲学，归根结底就是研究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科学。抽象是哲学的根本特点。哲学为什么是抽象的？因为一切存在之间都拥有抽象的同一，这种抽象的同一是内在结构的抽象同一和外在关系的抽象同一。正是基于这种抽象的同一，使我们有可能感觉到一切存在的存在。哲学所要做的就是阐述这种抽象同一的内容。 头脑说，哲学是万学之学。一切具体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遵循抽象的规律；一切具体的应用学科都应该遵守抽象的哲学原理，但这必须以哲学原理的正确性为前提。 抽象不能脱离具体而独自存在；具体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必须遵循抽象的规律。把握抽象必须用具体；把握具体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只能用抽象。 研究哲学不能脱离研究具体问题的应用学科；某一具体的应用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和它与其它学科的外在关系，应该遵守抽象的哲学原理。把握抽象的哲学原理必须依赖具体的应用学科，具体的感性现象和具体的生活体验；把握具体的应用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和它与其它所有学科的外在关系只能是哲学。 哲学的有用是因为它是统一切学问的万学之学；哲学的“无用”是因为它不直接致力于解决具体的问题。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美好生活的向导。哲学就是用简单的说话来体现出隐含深层意义的道理，让人们去思考和体会。哲学本身就是用来完善自己的精神修养和帮助他人完善思想的。哲学的特征在于追问本质，不断反思。内容上，哲学的反思对象无所不包；深度上，哲学的反思是无穷无尽的。现实中，我们可以借用哲学的思维方式，但是不能照搬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即是说我们能够直接关注的现实是具体而有限的，思维的不可封闭性使得我们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不能进行无穷追问。把哲学低估于现代科学是不负责任的，哲学隐藏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的方式，如果将哲学简单的与现代科学相提并论，则成为了一种狭隘的唯科学主义。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关系。凡是承认物质为第一性，意识是物质的产物，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称唯物主义者；凡称意识第一性，物质依赖与意识存在的，称唯心主义者。哲学 定义
哲学的定义：哲学即智慧之学。它是从理论上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反思以及《博弈圣经》对理想世界的构建，从而构成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根本态度和根本主张，它是人类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博弈圣经》中写道：“我们把文化中借助国正论的语文学反映，定义为哲学。”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的科学实践活动，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的科学实践活动。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终极意义的认识和界定，它在认识和界定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哲学 历史
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派哲学家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家，不管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否正确，但是他们的想法之所以有别于迷信的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是以理性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哲学的讨论范畴，他们提出了有关形而上学，知识论与伦理学的问题，至今依然。某些现代哲学家认为，直到今日的哲学理论依旧只是在为他们三人做注脚而已，仍离不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数千年后，我们依旧在试著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也代表著我们依然为这些问题或是这些问题所延伸的更多问题而感到困惑。
“哲”一词在中国起源很早，历史久远。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者，即西方近世“哲学家”，“思想家”之谓。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东周时期，以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及晚期的法家为代表。而实际上在之前的《易经》当中，已经开始讨论哲学问题。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1896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哲学 本质和特征
哲学的特征在于追问本质，不断反思。内容上，哲学的反思对象无所不包；深度上，哲学的反思是无穷无尽的。现实中，我们可以借用哲学的思维方式，但是不能照搬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即是说我们能够直接关注的现实是具体而有限的，思维的不可封闭性使得我们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不能进行无穷追问。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门理论。哲学同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具有共同的规定，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是哲学的本质和属性规定。
人类为什么要进行哲学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生存发展是人类生来具有一般本质和规定，现实世界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只有进行包含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生存发展的基本目标。人类的哲学思维和哲学社会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是包含社会意识内容和规定的行为。哲学是具体事物或世界的组成部分。哲学是社会主体——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形式和组成部分，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的相对抽象事物，是包含元本体的元实体，是统一世界大集体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哲学是一门有历史悠久的学问，人们关于哲学的定义有多种版本。哲学（PHILOSOPHIA）是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人赫拉克利特创造的术语，本义是“追求智慧”。十九世纪末，日本学者西周（NISHIAMANE）将外文PHILOSOPHIA译成汉文“哲学”。黄遵宪又将哲学一词转介到中国。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与外文PHILOSOPHIA的语义相贴近。外文PHILOSOPHIA按其本义是“爱智慧”，而非智慧之本体，哲学表现为对智慧永无止歇的追求。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考哲学是人在求知欲望的驱使下，对一切能想到的事物（不论其虚实），追问其本质、关联、共性的思考与探索。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现在较流行的关于哲学的定义，这种关于哲学的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什么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化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系统化的哲学理论。把哲学定义为哲学理论，驴头不对马嘴。哲学 哲学不是什么
&&&& 哲学不是“智慧”。 在古希腊，哲学（philosophia ）的意思是 ：智慧。后来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他说：“人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在他看来，哲学只是为了摆脱愚蠢而设置的一种学问。但我们不仅要问：哪一门科学不是为了增长人们的学问，使人们的大脑聪明起来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所有科学都是哲学。我们说智慧是人的大脑的聪颖程度，而对人的大脑的训练的任务是由其他各门具体科学所承担的。诚然，哲学的思维也有锻炼人的智慧的功能，但它的主要作用还是对人的生存，对这个世界作出种种解释，是对其他科学的结论作出的理性概括。其次，现代自然科学已经得出结论：一些脊椎动物也是有思维，有智慧的。如果把哲学解释为智慧的话，那么，哲学也是关于动物的。显然，这些观点与我们的哲学观念是相悖的。 哲学不是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 稍有哲学思维的人都知道：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是人的生存问题。一切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的。而人是一个独特的生命存在，人的心物二重性决定了人既是一个肉体的存在，又是一个心灵的，精神的存在。我们很难说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肉体，精神将不复存在；没有思维，人是植物人，是不完整，不健全的人，而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健全的人。对一个健全的人来说，灵魂和肉体同等重要。其实，哲学研究的更多的是人的心灵问题。心灵是指导人的行为的关键，身体只是灵魂的载体。对身体的关注，是生物学，医学的事情。可惜的是，今天的的讲坛上，老师们还在喋喋不休的讲述着物质，意识等远离人的生存状态的皮毛知识。虽然那些早已边缘化的哲学，渐渐淡出人们的学术视野，但它却造成了学非所用，学非所学的严重的智力资源的浪费。 哲学不是政治。 政治要解决的是人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他关涉的是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社会组织，社会教化等，虽然哲学也关注这些问题，但它不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哲学关心的是人的生存，生命的意义，生命价值的选择以及选择后的种种行动。它更多的是解决人的内在的问题，是给人的灵魂以启迪，导引，让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答案。而政治更多的是对人的外在行为的规定，国家哲学是特殊社会形态哲学的变种，它是国家意志通过行政，教化等手段强加于人的，有些时候这种哲学是对个人意志的否定。因为，哲学的显著特征是自悟，它是人通过对自身，对世界的理解而产生的感悟，认识。它是自由的，不需要政治的强行参与。因此，那种把哲学等同于政治的行为实际是对哲学的矮化。 哲学不是演绎典籍。 今天众多学者，动辄孔子，老子，萨特，海德格尔，在古人，西人的纸堆里拾人牙慧。我们不反对考究前人。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选择，才能推陈出新。但那种把自己埋在故纸堆里，言必老庄的考究式的经院学风，实际是自我生命意志的丧失。我们说，真正的学问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己对自身，对世界的理解，感悟。时间在变，知识在变，人们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理解也在变。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对生活对世界做出新的解释。诚然，人的生活有相通之处，但不同的生活境遇下的人对世界，对自身的理解是绝对有差异的。那种一篇文章洋洋万言，除却引章据典而略剩无几的学问，实在不能令人恭维。真正的学问在于创新，在于超越。超越前人，超越时间，对现在和未来作出前瞻性的描述和判断。那种靠诠释他人，在他人后面东施效颦的治学态度，实际是自我生命意志的萎缩。是学术上的投机取巧。 哲学不是哲学家，男人们的专利。 我们说，人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们对生活的理解，认识都有所不同，因此，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独有的生活方式。哲学家只是能够运用自己手中的文字把它诉诸笔端，或者哲学家的对生命的理解也许会更深刻些，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感悟。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着自己的哲学。我们就是哲学家。那种对哲学家的顶礼膜拜实际是对自己生命的冷漠。相信自己，是哲学的第一要义。 现代学者周国平先生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女人不必也不宜直接搞哲学。为什么呢？理由之一是搞哲学毕竟还是需要逻辑的，少不了这个整理和表达的工具，而这是女性的弱项 。”此言一出，引起了广大女同胞的强烈抗议。其实这一理论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既然人人都是哲学家，那么女人怎么就不能搞哲学了？这个“人人”仅仅指男人 ？或者女人不是人。难道哲学只是男人的专利？诚然，女人善于抒情，但抒情也是诗，也是哲学。他们自身，他们的命运本身就是一本哲学。女人在某些方面对生活的理解，也许比男人更深刻些。因此，哲学绝不能把女人排除在外。那种学术上的霸权主义，实际是对学术的无知。 哲学 名人见解
胡适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哲学是对世界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爱因斯坦关于哲学的定义：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冯友兰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自己的哲学定义：“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中外哲学的产生皆起源于疑虑与惊讶。譬如屈原之《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整整一部长诗，一百五十八问，皆是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对远古神话的传说的惊讶与疑虑。哲人正是由此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思索与探求。并且，惊讶与疑虑将始终伴随着哲人的沉思。
毛泽东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为什么关于思想的问题是哲学的最基本问题？关于任何事物的思想，首先它是一种思想，它都与关于思想的思想密切相关。关于思想的思想，是全部思想的关键。哲学 研究对象
哲学的基本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哲学，无论是哪个派别的哲学，一旦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便标志着这个派别的哲学已步入严重的误区。因为在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中将“人”置于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中，究竟人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成为一个不置可否的问题。如果说人是物质和意识的复合体，那么，在物质意识的关系中却没有人这一“极”，说不清楚人与物质和意识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在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中，根本没有人的位置，形成一个人的空场。这就决定了这样的哲学必然毫无意义。事实上，哲学不应是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哲学，而应当是关于人的哲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应当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显然不是那种严格的相互对等的关系。人总是以主动的行为影响着世界，以追求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使世界的存在状况更适合人的生存。
总的说来，人与世界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人认识世界和人改造世界两个方面。因为各种领域都有相关的哲学问题，所以哲学探究的范围很广泛，包括人生、知识、价值、科学、社会、政治、艺术、音乐及文学。但不论在哪个领域上，哲学探究的焦点往往都集中在三类工作。概念分析。哲学是要考察我们的思想与行动的理据。此过程常会引导我们去釐清自己所使用的概念。所以，哲学探究因而会包含概念的分析和阐明，例如：「知识」是什麼？「原因」是什麼？「真」、「善」、「美」是什麼？推理及证立。当我们考虑某些理据能否支持自己的见解，自然会追问：什麼是好的理由、理由又怎样支持见解，以及在思考过程中有哪些常见的错误。所以，哲学探究的另一类工作就是研究推理及见解之确立的过程。哲学 名词概述
1．哲学是共性认识和主要认识，哲学包括认识论、世界观和实践论（方法论）三个部分（哲学三部），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 2．哲学是共性认识和主要认识。把共性认识和主要认识相联结，把主要认识和次要认识相联结，这是把全部认识组织起来的基本框架。哲学是共性认识。可以把人的全部认识区分为共性认识和特性认识两个方面。主要的共性认识与主要的特性认识，构成全部认识的主要部分。哲学的基本特性是共性认识，因此习惯上把哲学称为共性认识。哲学是主要认识，指哲学是上层认识。类似同上。归根结底基层认识是主要的。基层认识与上层认识的区分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和错综复杂的。但必须明白，这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哲学包括关于基础矛盾的共性认。识总之，上层认识与基础认识相区分。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而不是世界观。而世界观是共性认识和上层认识，认识论是特性认识和基础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共性认识和最上层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论（矛盾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础认识和最主要部分。
３．哲学包括认识论、世界观和实践论（方法论）三个部分（哲学三部）。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主要部分是不可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次要部分是可变的，其不可变性只能存在于其可变性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是永远需要向前发展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比如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论断的主要部分是正确的，但其次要部分仍是需要向前发展的。我以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想问题。哲学 批判思考
由此可见，哲学主要是一种批判的思考活动。批判思考就是审慎考察我们的信念、价值及行动背後的理据。这种考察是很基本的哲学思维。具体而言，批判思考首先要釐清一种见解究竟有什麼内容，或先弄清一个行动所为何事，并找出这些见解和行动的理据，继而考虑理据是否可靠。然後，我们可以再追问这些理据是否足以支持那些见解或行动？或者这些理据本身是否合理或已充分确立，不用其他理由来支持？　　回答这些问题就等於在评估和反省自己的理据、看法、信念及行动；我们也可藉此尝试对这些理据和看法作出修正。如此一来，钻研哲学能助人确立信念、价值和作明智合理的抉择，令我们成为有理智自主的人，最终使人生更有意义。哲学 学科分类
马克思哲学古希腊哲学家透过问问题来进行哲学实践，他们所提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类为三类，这三类问题分别形成了哲学的基础学科，形而上学(metaphysics)，知识论(Epistemology)以及伦理学(Ethics)。
最初的三类问题分别是:&*有关世界的本质与真理的问题&*有关我们如何知道或认识真理的问题&*有关生命意义与道德实践的问题&&& 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三门主要学科并非壁垒分明，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他们互相覆盖到彼此的领域，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形而上学主张不可能忽略知识论的理论基础。同样的的知识理论就是在架构主体与形而上学事实之间的关系。而道德的实践往往与道德真理的存在与否和我们怎么去了解它息息相关。哲学的困难在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通常必须在形而上学与知识论都有良好的说服力。哲学 与科学的关系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不具有或很少具有“现世”用途。有人认为，离开哲学，各门学科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或者会更好。哲学并不关注各门学科中实例、概念或定理的具体内容，它所关注的，是这些具体科学的“基本常识”，或是其中被人们惯常使用因而视作理所当然的概念、准则、定律等。这包括：促使它们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它们在哪些范围上有效？它们的威权是由什么来得到保证？它们是否已经是这门具体学科中所要求的足够的基本前提？它们对人有什么意义？等等。以及将这些疑问运用于哲学自身。因此：物理学研究物体现象、结构和运作规律，寻求一种解释现象的客观最优方法；而形而上学要求对规律的有效性以及最优方法何以成立作出说明。知识多被视为经验以及方法的整合；而知识论关注的是知识自身是否可以获得、是否可以划界以及是否具有意义。数学利用逻辑形式来研究数量、结构以及模型；而逻辑学则关注那保证推理有效的威权是什么、逻辑推理的可靠性和完备性。社会学试图以某种普适定律来概括并预测人类群体或其中个体的行动；而伦理学则更加关心这些行为的自由度与道德责任的相关性、其内在动机、意义所在以及如何使人们的行为朝向一个最优的趋势发展。政治学关注权力的转移；而政治哲学对权力何以能够出现并成立更加关心。艺术向人们展现美的魅力，却不曾说明这魅力的由来；而美学则追问美的本质和意义。哲学 相关理论
利他主义──反现实主义──佛教哲学──儒家思想──享乐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理想主义──非现实主义──逻辑正确主义──悲观主义──道家思想──自我主义──悲观主义──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斯多噶主义──存在主义──形而上学——功利主义—……哲学 哲学分支
由于研究领域的不同，哲学有很多分支。 *哲学史 ，东方哲学史 ，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史 ，伊斯兰哲学，日本哲学 ，西方哲学史 ，古希腊哲学 ，中世纪哲学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俄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科学哲学 ，现代哲学 ，生存哲学 ，分析哲学 ，人文哲学 ，解释学 ，符号学 ，实用主义哲学 ，伦理学 ，医学伦理学 ，教育伦理学 ，政治伦理学 ，家庭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 ，美学 ，美学史 ，艺术美学 ，技术美学 ，形而上学 ，现象学 ，过程哲学 ，知识论 ，死亡哲学 ，人生哲学 ，法律哲学 ，心灵哲学 ，墨家哲学 ，当代英美哲学 ，比较哲学 哲学 主要的哲学家
孔子古代中国哲学家孔子(儒家学派创始人) ，老子(道家学派创始人)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火本原说创始人），泰利斯（水本原说创始人），阿那克西曼德（无定说创始人），阿那克西美尼（气本原说创始人），苏格拉底(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的奠基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太博学了!) ，伊壁鸠鲁基督教哲学查士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拉克坦修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 ，罗色林安瑟尔谟(存在论论证罗吉尔·培根文艺复新后佛朗西斯·培根(现代科学之父,许多科学研究方法都是他所写的) ，霍布斯(机械唯物主义者)， 笛卡尔(二元论者,非常重要的哲学家) ，斯宾诺莎(理性主义者,泛神论代表人物)， 莱布尼茨(理性主义者,博学家) ，洛克(经验论者) ，贝克莱(经验论者)， 休谟(逻辑上把经验论发展到顶端) ，卢梭(社会契约论者)， 康德(根本上分析笛卡儿以来的二元对立传统)， 费希特(自称承继康德哲学) ，黑格尔(观念论者,德意志哲学集大成者) ，叔本华(唯意志论者)， 马克思(经济,政治,哲学家) ，尼采(唯意志论者,哲学史家,诗人)， 罗素(著名的数学,哲学,哲学史家) ，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海德格尔(存在主义)， 萨特(存在主义)， 德里达(解构主义)， 杜威(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教育哲学家) ，文德尔班(哲学史家) ，歌德（哲学家），罗蒂(实用主义)， 詹姆士(实用主义) ，斯温博尔(现代神学主要领头人,英国科学院,神学院院士) ，福柯(结构主义心理学)， 阿尔都塞(结构社会主义) ，Sosa(主要的现代形而上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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