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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儿童观及其对当今幼儿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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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比较鲁迅与丰子恺的儿童教育思想
作者 : 姜彩燕
　　试比较鲁迅与丰子恺的儿童教育思想
　　姜彩燕
　　摘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探索鲁迅与丰子恺儿童教育观的异同。鲁迅“以幼者为本位”的儿童观是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的，而丰子恺的儿童崇拜论则是在对艺术的崇仰和对佛教教义的思考中逐渐形成的；丰子恺认为儿童的长大是一种“退化”，而鲁迅将儿童的成长看作必要的发展；在关于儿童教育的“大人化”问题上，丰子恺的总结比鲁迅所批评的“少年老成主义”更系统更具体，因而也更具实践性；承担教育责任的成人在丰子恺笔下是儿童的崇拜者，而在鲁迅那里则是引导者，是生命“过付的经手人”；丰子恺更偏重艺术教育，且有排斥科学教育的倾向，而鲁迅主张一种结合智育与美育，贯通科学与人文的大教育思想。
　　关键词：鲁迅；丰子恺；儿童教育
　　中图分类号：1210.96／.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118-06
　　鲁迅与丰子恺曾先后翻译过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丰子恺还为鲁迅小说作过很多连环画，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并不多。实际上，对儿童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才是鲁迅与丰子恺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对儿童教育的思考伴随着鲁迅一生，成为他思想体系中相当重要的部分。从少年时的感性经验，到成年后的躬身实践，从理论上的翻译倡导，到创作中的深刻表现，无不包含着鲁迅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深切关注。而丰子恺创作的儿童漫画与儿童文学作品已然成为广受喜爱的珍品，他对儿童教育的思考与实践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可以说，在现代中国，鲁迅与丰子恺同属对儿童倾注热情最多的作家，然而，在建构现代儿童观和思考儿童教育的问题上，他们却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呈现出别样的风景。
　　一、儿童的纯色与杂色
　　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并称为西方近代的三大发现。鲁迅在留日时期就有了人的发现的思想，而对于儿童的发现则经过了漫长的酝酿期，到1918年《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才算正式开始。鲁迅是在进化论的视野中看到了后起的生命更近完全，更有意义，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他的“以幼者为本位”的儿童观。而当鲁迅呼喊“救救孩子”，并思考“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时，丰子恺正沉浸在对绘画和音乐的学习中，并立志以“美育”作为建构人生理想国的途径。1921年丰子恺赴日留学时正值日本童心主义文学艺术的全盛期，这种氛围促使他将艺术与童心联系起来，在对艺术的崇仰中发现了童心的可贵，为确立儿童本位观提供了契机。当他以居士身份皈依佛门之后，更是以佛家教义作为安身立命的宗旨。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艺术家和佛教居士的丰子恺，其儿童观“与他一贯坚守的纯艺术观和趋向佛理的人生观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他的儿童观正是在佛家“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的命题中形成的。这使他确信儿童生来就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是世间的种种规范对他们造成了束缚和异化。而以进化论思想为根底，并对“赤子之心”充满渴望的鲁迅，也认为儿童生来应该是纯洁的，他们的“坏”主要是“娘老子教的”。因此，在相信儿童天生是纯洁的这一点上鲁迅和丰子恺可谓殊途同归。但在对于儿童的认识方面，鲁迅比丰子恺显然要复杂得多。他的思想也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有所变化。就儿童观来说，鲁迅在1923年之后渐渐显露出对于儿童的失望和怀疑，并在《孤独者》中出现了对于儿童到底是环境教坏还是原本就有恶的胚胎的争论。这表明鲁迅先前深信不疑的进化论思想已经受到了质疑和挑战。由于鲁迅对儿童问题的思考显示出不断探索的动态特征，而丰子恺的儿童观自确立之后就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这就使鲁迅的儿童观呈现出更为丰富驳杂的色彩。
　　如果说丰子恺笔下的儿童几乎都是健康的、天真的、完全的，因而显示出单色调的话，鲁迅笔下的儿童是杂色的。鲁迅作品中，既有闰土、阿发那样在自然天地中成长的小英雄，也有阿毛、宝儿那样默默被吃的小生命；既有堆雪人的纯真孩子，也有拿着干芦叶喊“杀”的儿童；既有奴才相的儿童，也有流氓样的儿童；既有穿着斯文的长衫，躲在大人后面偷偷看的中国儿童，也有大笑大叫活泼好动的外国儿童。因此，在鲁迅笔下，儿童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笼统的指称，他们是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活生生的生命。他们会随着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与教育方式的差异而显示出不同风貌。丰子恺不愧是一个儿童的崇拜者，童心的赞美者，在他笔下，即便是五哥哥、乐生那样的顽历儿童，也显出非凡的创造性。而鲁迅一方面也渴慕儿童的天真，另一方面又是不幸儿童的同情者，同时也是顽劣、滞钝儿童的批评者。而后者正是教育的结果，是文化的濡染所致，这就使鲁迅对于儿童的批评具有了文化批判的意味。
　　二、儿童的成长与退化
　　鲁迅常常把中国的儿童和外国的儿童相比较，借以批判中国的儿童教育方式，进而批判中国文化。在他看来，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儿童。而丰子恺却主要是把儿童与成人相比较。他笔下的儿童与成人是截然相对，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人。他认为儿童“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孩子们都有大丈夫气，大人比起他们来，个个都虚伪畏怯”。他饶有趣味地描述了炎夏的下午，几个儿女在吃西瓜中的艺术表现，并为他们做了评判：
　　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 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于是我就做了评判者，在自己心中批判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他的)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
　　这显示出丰子恺对儿童成长的观念。在他看来，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理性越来越强，想象力和创造性也就越来越弱。而他认为理性渐强不是一种可喜的进步，反倒是一种退步，是逐渐地“打折扣”和“肤浅”下去。在他眼里，从儿童到成人的过程是一个从“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逐渐变为“变态的，病的，残废的”的过程。当他看着自己的儿女由天真烂漫的儿童渐渐变成拘谨驯服的少年少女，当儿女们在他眼前实证地显示了人生黄金时代的幻灭，他感到更多的是伤感和悲哀，以至于再也无心赞美那昙花似的儿童世界了。这并不单是自己的儿女如此，他推而广之，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个个都是从那天真烂漫、广大自由的儿童世界里转出来的，然后进入了“充满了顺从、屈服、消沉、悲 哀，和诈伪、险恶、卑怯的”成人状态。因此，他把整个人生也看作是一个生命力逐渐萎缩、退化的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并且认为这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功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
　　丰子恺曾引用两句古诗：“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认为这准确地写出了中年人的心境。实际上鲁迅也有过类似的心境，《故乡》和《在酒楼上》就真实表达过这种人到中年心境的寂寥与虚空。丰子恺1972年写的一篇回忆儿时玩伴的《王囡囡》，就是受到了《故乡》情绪的触发。虽然他们有过类似的情绪，但是鲁迅却并未把这种情绪绝对化。他没有把从少年闰土到中年闰土的变化看作是人成长过程的必然，而是呈现出特定时代的社会内涵，是兵、匪、官、绅、多子、饥荒让他苦成了木偶人。因此，当他看到水生和宏儿之间的友情时，仍然希望他们将来能开辟新的生路，不要辛苦麻木、辛苦恣肆也不要辛苦辗转地生活，而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过一种没有经验过的新的生活。
　　在关于儿童成长的文学表现中，有两种相对立的模式：一种是《小约翰》式的，另一种是《彼得?潘》式的。彼得?潘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一个永远想逃离成人世界，做自己童年梦的孩子。我觉得丰子恺的思想较多《彼得?潘》式的。他的内心深处，是拒绝孩子成长，痛惜孩子走出黄金世界的。他所常常异想的理想人生是：“小孩子长到十岁左右无病地自己死去，岂不完成了极有意义与价值的一生呢?”而鲁迅的思想是《小约翰》式的。虽然成长、求知的过程使人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快乐，也有迷茫和痛苦，甚至“钻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凄凉，越黯淡。”但是作为人，生命的过程是不能停留的，是必须不断地往前，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发展自己，而且遇到不利的周围环境还要学会反抗。所以，鲁迅那么钟情于《小约翰》，不仅仅是因为它天真、可爱的语言，对自然的丰富感性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其中所包含的关于人的成长的哲学思考。笔者以为，《小约翰》不仅催生了《朝花夕拾》那样的作品，而且对鲁迅的思想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过客》中那种明知前路是坟，仍毅然前行、不肯停留的象征性表达就和《小约翰》的思想是相通的。
　　三、儿童的大人化与少年老成主义
　　传统的儿童观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到儿童生命的独立性，常常把儿童看作是缩小的成人，或者成人的预备，因此带来了教育上的误区。丰子恺把这种误区称作是儿童的大人化，而鲁迅和周作人一样，都认为是一种少年老成主义。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的意思是差不多的，都是没有以儿童(幼者)为本位。
　　丰子恺认为“大人像大人，小孩像小孩，是正当的、自然的状态。像小孩的大人，世间称之为‘疯子’，即残废者。然则，像大人的小孩，何独不是‘疯子’、‘残废者’呢?”而且说“儿童能循规蹈矩，终日埋头读书，真是为父母者的家门之不幸了”。他每见这种残废的儿童，必感到浓烈的悲哀。在《关于儿童教育》一文中，他概括了四种儿童大人化的现象：即儿童态度的大人化、儿童服装的大人化、玩具的现实化以及家具的大人本位。实际上这些问题鲁迅也都曾注意过，不过他没有像丰子恺这样系统地做过总结。鲁迅经常批评那些驯顺、呆板的所谓好孩子，实际上就是丰子恺所说的儿童态度的大人化。比如机械式的行礼、鞠躬，使得活泼健康的孩子变成了木头人，这是鲁迅和丰子恺都注意并反对的。鲁迅曾经注意过中国儿童穿着斯文之极的长衫，实际上就是丰子恺所说的儿童服装的成人化。在这一点上，丰子恺发挥了自己学画的特长，经过仔细分析，认为由于大人与小孩的身体比例不同，所以适合的服装样式也应该不同。如果让小孩穿大人式样的服装不仅不美观，还令人生起一种恶感。关于玩具的过于现实化而不利于培养想象力的问题，早在1913年鲁迅翻译的《社会教育与趣味》中就有过论述。根据日本心理学家上野阳一的看法，虚拟游戏离真实越远，儿童越容易借助想象而感到趣味，如果给他玩精工制作的电车玩具，反而使小孩子的想象力无处可用。这跟丰子恺所论述的由于“想象”是儿童的一切感情之母，所以“制造玩具，须一面求形式的美好，一面给以引起想象的机会”，因而反对玩具的现实化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基于这种认识，鲁迅和丰子恺都赞扬过江北人所作的外表粗陋，材料简单的玩具。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到欧美家庭大体以幼者为本位的问题，但主要是从观念层面来论述的，没有涉及家具之类的具体问题。而丰子恺却把这种儿童本位的教育具体化为家庭的现实生活问题。他说家庭生活的大人本位，是大人蔑视孩子最明显的证据。家庭的日常谈话、饮食规律、家具设备都以大人为本位，对孩子是不好的。
　　因此，在关于儿童教育的“大人化”问题上，丰子恺的总结比起鲁迅和周作人所批评的“少年老成主义”来说更为系统具体，他关于礼貌、服装、玩具、家具问题的论述和建议，离实际的生活更为切近，因而也更具实践性。
　　四、对儿童的引导与崇拜
　　儿童观不仅是对儿童的看法，也是“人观”的缩影。儿童教育观也不仅是儿童观的体现，更是人生观的表达。所以，当我们对儿童教育问题发表见解时，实际上就是在表达我们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法国思想家蒙田说：“摆在人类知识面前的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似乎就是正确地抚养和教育儿童”。鲁迅与丰子恺都意识到了儿童教育所遭遇的困境。鲁迅感叹在一个黑暗的社会中，要做一个教员可真不容易。他甚至疑心自己的文学启蒙，以及广义上的教育，不过是“做醉虾的帮手”。而丰子恺也曾感叹教导孩子之难，因为教他们说真话会被人骗，说假话又不应该。虽然教育儿童如此艰难，但他们却从未主张放弃对儿童的责任。
　　鲁迅思考儿童教育问题的独特方式是从对教育者的启蒙开始的。他对“父范”的呼吁说明要改革儿童教育必须从改变儿童教育者的观念开始。虽然鲁迅对教育主体缺失的批评是全方位的，但在关于建构新教育主体的思考方面，却只抓住其中的关键之点，那就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他的理想中，父亲应该是一个爱己者，一个勇于承担教育责任、甘愿为后辈牺牲自己、既有天性之爱又有人类大爱的人，是一个生命“过付的经手人”。父母与子女，只有时间前后的差别，双方都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因此，父亲对儿童的责任应该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在丰子恺看来，与儿童的健全相比，大人是残缺的；与儿童的纯真相比，大人是虚伪的；与儿童的身手活跃相比，大人就是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孩子是“莲花不染尘”，大人则是“物欲蔽天真”。儿童与成人完全生活在两个不 同的世界里：“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的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年纪愈小，其所见的世界愈大”。因此，成人应该做儿童的崇拜者，儿童精神世界的守护者。儿童教育的根本之点就在于保护童心，使他们免于受现实社会的影响。而在鲁迅对儿童教育的思考过程中，一直强调做父母的应该教孩子去发展，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他不丰张人为地划定一个独立的儿童世界，给他们制造出一个温室或者花园，让他们在里边花呀爱呀的做梦，而是要使幼弱的生命逐渐获得生存的力量，最终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人，并在实际生活中保持一种正直和真气。所以，丰子恺主张让童心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绝缘”，而鲁迅却越来越强调儿童与实际生活接触，要作“好事之徒”。
　　现代的儿童教育观正是基于对儿童潜能的发现，及成人的自我反思而确立的。由于人类文明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复杂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成人的确不一定是充分发展的人，他们可能存在着各种肉体和精神的缺陷。因此，倘若教育是使孩子成人化的过程，就有可能意味着也是“缺陷化”的过程。因为成人化未必是人的全面发展，还可能是人的部分退化。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反思教育的误区，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并引发教育者重视孩子、了解孩子，甚至向孩子学习。丰子恺的儿童崇拜论与华兹华斯的“儿童是成人之父”，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等观点都有相通之处。但从另一方面看，当他把成人的病态、畸形和儿童的完满、健全都强调到极致，①那么成人怎么还能有教育儿童的资格呢?虽然丰子恺也说到大人应该修正儿童的行为，培养童心应该“要处处离去因袭，不守传统，不顺环境，不照习惯，而培养其全新的、纯洁的‘人’的心。对于世间事物，处处要教他用这个全新的纯洁的心来领受，或用这个全新的纯洁的心来批判选择而实行”。但从根本上讲，他认为“认识千古的大谜的宇宙与人生”的童心，是儿童本来具有的心，而作为教育者的成人是早已失去了的。因此，他所谓的涵养童心，实际上根本“不必父母与先生教他”，“只要父母与先生不去摧残它而培养它，就够了”。"这样一来，所谓的教育，只能是欣赏、赞叹、保护，而非引导。因为在孩子面前，成人根本没有任何优越性。一个病态、残缺、不健全的人怎么配教健全的人呢?这难道不是一种对于教育的颠覆吗?实际上，丰子恺之所以在随笔、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正是为了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他的种种描述都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珍贵童心的注意，引发对儿童生命价值的重新体认，从而凸现成人在儿童教育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使人们惊觉自己过去的错误。因此，从教育的角度讲，他的启发意义大于指导意义。
　　五、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
　　鲁迅非常重视培养儿童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同时又特别重视培养儿童的艺术美感和想象力。他认为文学、美术也需要以科学知识做基础，否则研究文学也会糊涂；而枯燥的科学知识又需要文艺的润泽和滋养，否则在学习的时候也会因过于枯燥而放弃。因此，鲁迅所主张的教育是一种结合智育与美育，贯通科学与人文的大教育思想。而丰子恺的主张显然更偏重艺术教育，并有排斥科学教育的倾向。
　　在丰子恺看来，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他们的创作力，要比大人强盛得多。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儿童面前“真是出丑地很了丰子恺认为儿童所具有的“绝缘的眼”，可以看出事物本身的美，可以发现奇妙的比拟。这种态度，与艺术的态度是一致的。①正因为丰子恺把童心与艺术看作是相通的，因此在教育方面也重视对于儿童进行艺术教育。他要排斥一切世俗的，实利的，道德的，社会的，科学的，技能的方面，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他认为儿童有天然的绘画才能，他们随意的涂抹，也“往往比学校里的美术科的图画成绩更富于艺术的价值”。儿童时代所唱的歌，最不容易忘记。而且认为“音乐能永远保住人的童心”，所以特别重视对于儿童的音乐教育。
　　鲁迅也很重视绘画，对儿童画本和连环图画发表过很多见解，不过他对音乐仿佛有些隔膜。②虽然他也重视儿歌，但谈及音乐的实在很少。而丰子恺却既会写诗，又会作画，既能弹琴，又擅唱歌，他真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但他不像鲁迅那样对自然科学始终充满兴趣。丰子恺曾坦言从小不喜欢科学而喜欢文艺，为的是科学书“所谈的大都是科学的枝末问题，离人生根本很远”，而文艺书，“即使最普通的《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也处处含有接触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所以他很少谈及对儿童进行科学教育。在他看来，理性太强，就是对于童心、艺术心的损伤，因此对五四以来盛行的科学主义教育怀有一种警惕和排斥。鲁迅也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先驱者之一，他也曾反对过科学主义者的论调，不过却一直重视儿童智育美育的平衡发展，建议孩子们“既要读文学书，也要读科学书，”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寻求一种内在的合理化。
　　六、结语
　　周作人曾在《儿童问题之初解》中提到：“凡人对于儿童感情，可分三纪：初主实际，次为审美，终于研究。”鲁迅在为教育部儿童艺术展览会撰写的《旨趣书》里，也有相似的表达。他把这三个阶段总结为：育养，审美，研究。可以说，丰子恺的儿童观，实际上是人类对于儿童态度的第二阶段，即审美的阶段。他对儿童的了解更多来自于对自己儿女的富于感情的观察，充满同情的理解，而没有像周作人那样借助现代儿童学理论进行理性的研究。在中国现代作家里，还很少有人像丰子恺那样痴迷于孩子的童心当中，设身处地地理解孩子，对儿童的生活有过那么细致入微的观察和饶有情趣的描绘。虽然他也坦言自己对于儿女的关心“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但他过于投入到对自己儿女的赞叹与欣赏当中，使他对儿童的理解处于一种感情的投入和艺术的美化当中。而作为文化批判家的鲁迅，对儿童教育的思考具有更广阔的视野。自从告别了童年之后，鲁迅对于儿童的了解主要来自书本以及对社会和周围儿童的观察。当鲁迅喊出“救救孩子”的口号，为儿童教育问题大声疾呼，畅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时候，其实从来没有亲身做父亲的经验，等到真的做了父亲，已是十年之后。正因为此，他就不可能像丰子恺那样以慈父的心情来观察自己的孩子，这反倒使他得以有距离地静观儿童这个群体。这种观察要比真正做父亲的人更少情感冲动，也更多理性色彩。
　　在鲁迅看来，成长是生命的必然过程。一个人由儿童过渡到成人并非如过去蔑视儿童者所言，完全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也不像丰子恺所言是一个退化的过程，也不是周作人所欣赏的“小大自休”的自然过程，而是像《小约翰》所表现的那样，是“祸福纠缠的悲欢”。童年时的混沌和纯真固然快乐，但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求知和发展同样是人的本能。儿童有对世界的好奇心，有探究世界的欲望和冲动，于是也就获得了成长的动力。像丰子恺那样对儿童的成长抱有潜在的拒绝心理和感伤情绪，甚至渴望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儿童般的世界，那只不过是艺术家不切实际的美丽幻想。在鲁迅看来，无论成长过程中有多少麻烦、不幸、危险、痛苦，都必须毅然前行，正如《小约翰》中所说：“人须工作、思想、寻觅――因此，他才是一个人!”
　　出自: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年5期工具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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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鲁迅的写作观对当今中学作文教学的启示
鲁迅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对学习写作、热爱写作的青年学生，进行过孜孜不倦的指导。他批判了传统作文教育的弊端，以时代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写作教育；他不屑那些不切实际的理论，对青年的写作实践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作为一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鲁迅的写作教育思想体现了严肃的批判精神和深邃的洞察力。他以广博深厚的学识素养，观照写作和写作教育中的种种现象，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具体的细节，都非常深刻敏锐。
鲁迅的写作观揭示了写作的本质，表明了他对写作目的、写作价值、写作态度的看法。对于写作中具体涉及的问题，如写作内容、写作心理、写作技巧方法等，鲁迅也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因而给予学习者的是切实有效的启发。鲁迅的写作教育思想蕴涵着以学生为本的先进教育理念：始终以学生为主体，侧重学法指导，启发学生发挥自己作为写作主体的读写主动性，让学生真正学会自己作文。他的写作观和写作教育的思想，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学作文教学改革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中学进行新课程改革、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学作文教学的现状、学生的作文状况，不尽如人意。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引下，结合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借鉴鲁迅写作教育思想，提高中学作文教学的质量，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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