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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办学奇迹原因探析
西南联合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本文从联大教授的文化背景、三校结合的影响力、联大的教授们剖析联大成就奇迹的原因入手，为当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寻找一些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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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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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这里为何人才辈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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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45 &中国教师报 & &
这里为何人才辈出——对话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院士西南联大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一直被世人传颂，人才济济，名流如云。培养优秀人才的秘诀到底在哪里，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院士。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自主办学的优良传统中国教师报：在遥远的边陲城市昆明，西南联大能成功培养一批优秀人才，您认为主要的秘诀是什么?潘际銮：我认为，西南联大成功的首要因素是：学校的大政方针是由教授会和教授常委会作决定的。这样的好处在于，大学能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不受过多的行政干扰。当时，学校名师荟萃、学术自由，教师可以讲自己的观点，讲不同的学派。如政治课，教师既可以讲三民主义，又可以讲马列主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上不同教师的课，自由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向。而且，哪里有教师讲课，只要学生感兴趣，都可以去听。遇到座位不够的时候，学生就站在教室外面听。中国教师报：您认为，西南联大的自主办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潘际銮：学校的办学，主要由教授会、教授常委会和校长决定。举个例子，当时教育部给西南联大发了课程设置诸问题的训令(日)，对大学应设课程与学生成绩考核办法都有详细规定，并要求各科课程必须呈给教育部请示核准。针对此事，西南联大经研究写了回呈，对教育部的做法提出以下观点：“教育部重视高等教育，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的一个科，同仁不敏，窃有未喻。”如果大学内部直至某一课程的兴废都要听从教育部的命令，必然会受到当局者进退的影响，朝令夕改，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这样怎么能让学生们坚守其心志呢?以上例子说明，西南联大是根据教育规律和自己的经验自主办学，这是西南联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严格的教学要求与宽松的教育制度中国教师报：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您认为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后能取得成绩，还有哪些制度因素有助于学生成长?潘际銮：现在，有些人认为，学生需要严格管教;有些人认为，学生应该放任自流。其实，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对培养创新人才只会起到束缚、消极作用。以西南联大的经验，人才培养需要宽严结合。西南联大当时教学要求很严格。学生参加考试，学期末学校会在张贴墙上公布每个学生的成绩，上边会记载课程科目、学号、分数等内容。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数学、物理不及格的学生每年有1/3。但是当时考试题目很灵活，考学生掌握知识的真正能力和水平，所以没有能在西南联大“混”毕业的学生。中国教师报：这种制度给您带来了什么影响?潘际銮：我没想到的是，在西南联大第一年，就接受了一个最大的教训。我在中学时一直是物理尖子，大学会考时又是云南省状元，没料到的是，到西南联大以后，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竟然不及格。不是我学习不努力，而是考试时不仅要考教师讲过的知识，还要考核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也直接促成我后来更加努力地学习。当时的学习注重循序渐进的方式。我所学的是工科，如果数学、物理不及格，就不能学电工、力学等课程。电工、力学课程没学，就不能学后边的机械设计课。西南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明确规定每个系要修多少学分，必修、选修各为哪些课程，要按这个要求去做。在我的印象中，每学期最低要修16个学分，最高不超过32个学分。修满学分才能毕业，没修满的不能毕业。万一不及格，可以重修;并且不限于一次重修，今年不及格，再修一年，再不及格，可再修一年。我们同学中5年毕业的非常多，6年、7年毕业的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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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西南联大何以人才辈出？本科教学抓得紧
15:12 来源：澎湃新闻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照样有很好的业绩。尤其是人文学，不仅未受缺少实验设备的影响，甚至更因战火而激发了学者的潜能与情怀。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称：“在烽火满天，四郊多垒之际来谈哲学，这是中国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国哲人的本色。”严酷的战争环境，并没有阻碍中国哲学的进展。“实际上，这七年来的中国哲学，比起中国任何一时期来讲，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的说，中国哲学是进步了。这七年来的抗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谢幼伟列举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逻辑指要》、冯友兰《新理学》、金岳霖《论道》，还有沈有鼎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意指分析”的两章。由此可见，“这七年的抗战，并没有阻碍中国哲人的思索，反而，使他们的思索更为敏锐了”。哲学研究如此，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何尝不是这样。若联大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反而激起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点很让人欣慰。不同专业的学者，受战争影响深浅不一。讲课没问题，若需要精密仪器配合的，则不免捉襟见肘。联大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在回忆录中谈及，其如何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靠如此简略的仪器做实验，写论文，实在太难为教授们了。这里涉及对西南联大学术水平及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及：“总之，联大理工方面，尤以数理，最能发扬光大战前三校优良学风。我多年来和科学界老朋友忆往的积累印象是：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赴美深造，日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截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的1996年，联大教师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69人，学生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计149人。单凭这些数字，人们也有理由对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充满信心。更何况，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信誓旦旦地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西南联大毫无疑问，西南联大是当年中国最好的大学。三校合一，师资力量强，学术水平高，“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当年就慕名从中央大学转学西南联大。联大算学系教授陈省身对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也相当满意：“三校联合，教员不缺，所以我有机会开高深的课，如：李群、圆球几何学、外微分工程等。”可晚年接受采访，陈省身是这样谈论联大的学术水平的：“西南联大也就是说，大家都是矮子的时候它比较高一点，没什么了不得。”单看胡适从美国寄《拓朴学》给江泽涵教授，联大算学系老师于是分头手抄，然后开展研究；或者联大为图书借阅制订十分严苛的制度，以免学生们无书可读，你就不难明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年联大许多领域的学术水平，其实并不像今人所渲染的那样高超。生活艰难，实验设备很差，联大教授的研究大受限制（人文学不在此列）。可也正因此，教授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学生上。这一点，单看联大的研究生教育，就很容易明白。西南联大的研究生由三校分别招收与管理，学籍不属于联大，故统计起来有点麻烦。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研究所方面，清华毕业了32人，北大毕业了19人，南开毕业了24人。而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第三卷中的《清华研究院历届毕业生论文题目一览》（1940年—1946年），确实是32人；至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历届研究生论文题目一览》（1939年—1945年），名单上则有35人（即便扣除没有论文题目的5人，也是30人）。记载虽略有出入，但联大因经费限制，招收研究生数量不多，九年间正式毕业的不到百名，则是千真万确。比起今日中国大学，一个院系每年毕业的博士硕士都不止此数，实在让人惊叹。因主客观各方面原因，没有能力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西南联大，选择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这是明智之举。原本是缺憾，可扬长避短，反而成就了西南联大的名声——因为，本科教学乃大学之本，除了具体的专业传授，还有精神气度的熏陶，影响更为深远。而本科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又远在博士生之上。这就难怪，半个多世纪后的西南联大，被年迈的校友们越说越好，越说越伟大。杨振宁之表彰西南联大，也主要集中在本科教学，尤其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如何扎实：“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多年后接受采访，杨振宁说得更明确：“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不只是联大，浙大也好，中央大学也好，华西大学也好）这些学校的教师对于教学的认真的态度都很好，比起美国今天的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讲起来好。这个结果是一个好的学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学到很瓷实的知识、学到很深入的知识、学到很广的知识。”1945年秋，吴大猷建议选派物理、化学、数学人员出国考察或深造，被当局采纳。西南联大选送到著名物理学家费米门下念书的，是已念完研究生的杨振宁和大学二年级学生李政道。李的回忆与杨的文章同调：“在抗战的时候，就是老师对学生培养的经验是很高度的……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最能说明教授识才、爱才且倾尽全力培育的，恰好是李政道本人的故事。这点，在吴大猷的《回忆》中，有很动人的描述。为了说明吴大猷晚年的回忆并非自夸，引录一段《联大八年》中的文字：假定说联大物理系教授都比较瘦的话，那末吴先生无疑是个例外。当他穿着一件较小的长袍来上课时，那件长袍简直就是鼓足了气的气袋。他讲课的特点是说得快，写得快，擦得快，心手迟钝者，实在颇有望洋兴叹之感。下课钟响了，吴先生总是继续守住岗位，孜孜不休，每每延迟到下一堂钟声响了为止。吴先生据说是物理系最渊博的一位，正因为如此他即将与华罗庚先生远渡重洋一探原子弹的秘密。他是北大教授，在联大曾开过的课程有电磁学，近代物理，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等。受作家笔墨的影响，很多人误以为，西南联大的理科教学很认真，文科则很随意。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称：“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时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与此相呼应的，是何兆武的《上学记》。在“自由，学术之生命”节，何也谈及联大教师讲课之绝对自由。文科教授本来就是个性强、逸事多，加上回忆文章多挑好玩的讲，后世读者容易被误导，以为联大生活全都是《世说新语》般的文人趣味。联大教授讲课确实很自由，但我认同校史编者的说法：“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李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１１月１日是西南联合大学校庆之日。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培养出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西南联合大学原系长沙临时大学于１９３８年迁至昆明后的改称。在此以前，１９３７年由于日军侵入华北，制造“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当时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务委员，未设校长。同年１１月１日开学上课。在长沙只一学期，就因南京陷落，武汉吃紧，学校西迁入滇，全校大部师生不得不跋山涉水徒步转往昆明。西南联大仍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委。实际上，皆由梅贻琦主持校务工作。
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为艰困，图书仪器十分缺乏，教育设备更是简陋。学生宿舍大多是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板房，暴雨来临，满屋漏水。联大的其他校舍都是或租或借各地在昆明的会馆和城外的一些中学的校舍。教室多是铁皮屋顶，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屋。学校食堂虽是砖木结构，建筑也很简陋，里面只有几十张饭桌而无坐凳，学生都是站立用膳。抗战时，学生的伙食很差，红米饭里面往往掺了很多砂子，每日食的多是仅用盐水煮的蔬菜，很少有油水。学生上课很是艰苦，由于教室分散，往往上完一课，就得匆匆赶往另一相距颇远的教室上课。当时联大十分民主自由，不少校外学生纷纷来校旁听，我们正式学生稍一来迟，就无坐位，只好站着听课，笔记十分不便，增加了学习上的不少困难。
联大的图书馆建筑也很简陋，仅比学生宿舍高大一些。大阅览室里，排列着几十张长方形的阅览桌，周围都有木椅，只容几百人。由于图书馆不大，藏书不多，学生读书勤奋。到图书馆借阅书籍者特多。图书馆每晚开馆前，门外总是挤满了学生，都想抢先进入借阅参考书，或抢占一个位子便于自习，如果动作稍迟，即会人满无座。
联大有个“民主广场”，就是图书馆前的一块空地，空地中间立有一根旗杆，杆前有一座砖砌的讲坛，这里每月举行一次“国民月会”，邀请名人来校讲演，茅以升、顾维钧、李约瑟、林语堂、陈诚等都虽在这里讲过话。当时尽管这里没有扩音设备，但会场十分安静，学生都能秩序井然地听讲。联大素有“民主堡垒”之称，许多爱国民主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因而被称为“民主广场”。
自１９３８年９月，日军飞机频临昆明进行空袭，狂轰乱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亦有被炸毁的，造成人员伤亡。１９４１年，日军又侵入我云南边境，战况激烈，并有一部日军直驱进入桂黔骚扰，当时抗战形势危急，但联大岿然不动，校内教学正常，学生勤奋读书依旧，整个学校有序不紊，处乱不惊，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苦卓绝的伟大精神。
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这是西南联大教学科研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西南联大当时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如对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颇有研究的陈寅恪，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朱子清，以及各有专长的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柳无忌、叶公超、吴晗、钱穆、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潘光旦、贺麟、陈岱孙、王力、吴宓、闻家驷等，还有著名中国近代若干基础学种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开创者，如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施嘉炀、顾毓王秀、华罗庚、陈省身、姜立夫、周培源、任之恭、梁思成、赵忠尧、钱思亮、金岳霖、江泽涵等，他们学术造诣较高，了解国外学术发展情况较多，因而使联大的教学能够接近国际水平，成为当时国内的第一流大学。
西南联大的学生素质较高，原来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素质很好，１９３８年后统考入校的学生多是高分承取的，素质仍列前茅。由于联大教授人才荟萃。教学水平闻名全国，又具有民主和宽松的环境，所以为国内学生所向往，许多学生不顾家庭反对，交通险阻，路途遥远，前来投考西南联大，甚至有宁可放弃已在其他大学的学籍重新报考，成为联大新生。当时联大虽然教学设备简陋，物质条件艰困，却创出了奇迹，办出了世界一流的大学，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国际所瞩目的，不能不令人惊叹。
联大之所以能够培养如此众多人才。不仅是由于师资队伍雄厚，专家名流集中，同时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学制度、学习风气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
首先，西南联大充分继承和发掘了三校的学术民主思想和兼容并包的精神。联大汇集三校专家学者于一堂，能够发掘学术民主，使联大成为自由探讨学术的论坛，不仅调动了教授任课的积极性，也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与思辨能力。
其次，西南联大教学要求严格，重视学风。联大对基础课的要求极为严格。学生学习成绩达不到标准，不能补考，必须重修。大一基础课程，也有知名教授任课，对学生作业要求很严。因此学生都很用功，读书风气极浓，学生受到扎实的基础训练，应变能力强，有利于以后进一步发展。
其三，西南联大教师科研并重，学术造诣深，具有敬业精神。有些教授居家离校甚远，为了学生学习效果好，从不集中时间讲授，一门三学分课程，总是以高度责任感每周分三次到校授课，不顾辛劳。有时遇到空袭，都是带领学生到郊外授课。他们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深受学生敬重。联大教授各有授课方法，但均反对照本宣科，而能各施所长。
其四，西南联大校系领导，重视教学实验实习。联大迁到昆明时，理工科的设备不多。学校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和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一些教师也自己动手制造设备，使各系都能有实验课，以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其五，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促进了对人才的培养。１９３９年，西南联大恢复研究院，招收研究生。当时有一批年轻教授从国外带回一些国际科学先进技术和信息，资深教授也在探索新方向，因而研究生的课程直接反映了国外最新的科学成就，推动联大科研教学水平达到新的高度。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６年，联大培养的研究生，以后成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和科技工程杰出人物有钱伟长、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朱光亚、邓稼先、任继愈、陶大镛、郝治纯、阴法鲁等一大批。
正因为西南联大拥有上述一些优势和特点，所以能培养如此众多的优秀人才，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以及一代推动我国科研事业与国际最先进水平接轨的杰出科学家。据统计，截至１９９５年止，当年西南联大理工学院教师和学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和中国工院院士的计有１５３人，在人文科学方面，也有不少教师和学生取得突出的成绩，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南联大师生都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关切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校歌中有这几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些语言充分反映了联大师生同仇敌恺，教学读书不忘爱国的冲霄壮志。联大学生出于爱国热忱，曾掀起三次从军热潮，先后在联大学习的８０００多学生中，投笔从戒者达８００多人，笔者也是其中一员。
西南联大师生还直接继承了“五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全国重大政治斗争，在学校的民主运动中都有所表现，对当局危害抗战的行为十分愤慨，奋起反对。那时学校已有中共地下组织，所以联大成为当时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全国闻名的“民主堡垒”。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于１９４６年７月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平津。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改名昆明师范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又改名为云南师范大学，成为西南联大留在云南的永久纪念。人人网 -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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