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明星阵容的战争史诗片《长津湖》定档9月30日，我国的第8个烈士纪念日。那些长眠于长津湖畔的烈士，他们无可比拟的勇气，将被记住。
说到抗美援朝，大多数人熟悉的是上甘岭战役，而不太了解长津湖战役。在战史上，长津湖战役被称为“立国之战”，它是为改变战争进程而在酷寒之地进行的厮杀，是“钢铁人”与“钢铁部队”的较量，创造了中方全歼美军一个团的纪录。
近年来，随着档案文献资料的逐步公开，健在的志愿军老兵也开始口述，网络上、媒体上对于长津湖战役的争议也随之而来，甚至连谁胜谁败都有了不同说法。
怎样才能理解这场战役的残酷性？了解来龙去脉，了解战争背后那些政治较量，是客观评价的基础。9月2日，第八批109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他们被记住的不应仅仅是名字，还有尊严和骄傲。
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周边层峦叠嶂，一条“Y”字形的羊肠小道是唯一通路。
长津湖周围沟壑纵横，是非常好的伏击战场
1950年11月23日，正在向鸭绿江挺进的美陆战1师，在小路边安营扎寨，庆祝西方传统的感恩节。当天士兵的伙食非常丰富，不但有烤火鸡，还有炸薯条、牛肉馅饼、沙拉、水果、蛋糕，甚至还喝上了几杯酒。
美军士兵一边庆祝，一边抱怨朝鲜的天气越来越冷，但想到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承诺，“我保证说话算数，你们能够同家人共进圣诞节晚餐”，士气又高涨起来。
这些9月在仁川登陆的主力，自认为是改变朝鲜战局的英雄。他们登陆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势如破竹，一路北上。
10月初，骄傲的“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扬言，要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还把本应保密的“老虎钳”战略昭告天下：第8集团军约12万人由西线向北推进，阿尔蒙德指挥美第10军5个师约10万人东进，在江界（朝鲜的临时首都）会师合围。
作为第10军的先头部队，美陆战1师堪称王牌中的王牌。该师自1941年成立以来，经过炼狱般的瓜岛战役、冲绳岛战役，即使面对最精锐的日军，都未吃过败仗。《风语者》《父辈的旗帜》《血战太平洋》等反映太平洋战场的好莱坞大片，都以它为原型。
这支部队与中国也颇有渊源：1900年八国联军中的美军就是该师；1945年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登陆的也是该师；1946年“安平事件”和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还是该师。
此番与志愿军在朝鲜狭路相逢，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在美国人的眼里，这齐装满员的2.5万人是不可战胜的。合众社记者米勒写道：“美陆战1师有着典型的美国军队的最好的品质……能打败这支军队，那么就已赢得朝鲜战争甚至也许全世界的战争，因为这是我们军队中最精锐、最优秀的。”
不过，世界上偏有敢摸老虎屁股的人。1950年10月24日，毛泽东急召宋时轮进京，明确给出了9兵团入朝作战的具体目标——打掉美陆战1师。他说：“我们要争取战略主动，扭转战局……美国人是最怕死的，只要美陆战1师顶不住，抓住这个主要的精锐，就可以化解矛盾，争得主动。”
敢打强敌，是毛泽东内在性格的写照，也是他指挥入朝作战的策略。在战略上，他藐视敌人，谋划着一举打掉几个美国师。在战术上，他深知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又无空军掩护，“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
11月初，美陆战1师在黄草岭一带遭到拦截。这一仗只是志愿军小试牛刀，第一次战役后，42师迅速放弃了长津湖以南的阵地。
突然从千峰万壑之中杀出来劲敌，又如水银泻地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让美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觉得凶多吉少。他严格控制着推进速度，平均每天只走2英里，还执意要修建补给机场。这可惹恼了顶头上司阿尔蒙德，他分兵两路，让美步兵7师作为侧翼，沿长津湖东岸狂飙突进。
身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听说志愿军且战且走，狂妄地认为，中国军队只是“象征性进攻”，如今已“畏战败走”。为了让敌人更加膨胀，彭德怀命令部队在后撤期间，丢盔弃甲，营造力不能支的假象。期间，还通过释放美军战俘传递出志愿军粮草不足，即将回国消息。麦克阿瑟果然做出错误判断，要求东西两线放胆前进，直扑到中朝边境。
从黄草岭到长津湖，道路狭窄到只容一车通行。孤军深入的美陆战1师，就分散在从咸兴到中朝边境之间120里的崎岖山路上。
在羊肠小道上摆开一字长蛇阵，明明是兵家大忌，但连续三个星期都没遇到像样的抵抗，让谨慎的史密斯也产生了错觉，他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并对记者们说：“成吉思汗也不敢在冬季的朝鲜北部大山里打仗。”
11月下旬，美陆战1师推进到柳潭里，与江界的直线距离不到100公里，而美步兵7师17团已经突进到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与中国一江之隔。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第一次到达鸭绿江边，也是唯一的一次。
阿尔蒙德专程赶来，以中国为背景拍照，17团士兵则模仿1945年盟军在莱茵河边的举动，解下裤子向鸭绿江撒尿，这一新闻立刻成了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胜券在握的氛围中，麦克阿瑟下令发起总攻 ，圣诞节前解决战斗。
11月26日，在最北端的柳潭里阵地，史密斯拿着望远镜向西北眺望，“看来，我们可以提前回家过圣诞节了”，他笃定地说。
但就在他视野中的这片茫茫雪原里，隐藏着宋时轮将军率领的9兵团20军、27军，近10万人。他们如猎人一般屏息等待着，而围猎的目标，正是美陆战1师。
9兵团司令兼政委宋时轮，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他剃光头，爱吃辣，能喝烈酒，脾气也特别火爆，是什么硬仗都打过的百战将星。
他带到朝鲜的这支部队，下辖20、26、27三个加强军，原为华东野战军的王牌主力1纵、8纵、9纵，曾经在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的整编74师，在淮海战役中让杜聿明成了瓮中之鳖，此后又解放上海，是被国人称颂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入朝前，他们一直在东南沿海厉兵秣马，随时准备收复台湾。10月才接到北上命令，在山东地区完成了部队最基本的收拢。
作为预备队，宋时轮原打算整训到来年开春，换上苏式装备，再入朝参战，但战场瞬息万变，麦克阿瑟的进击比预料中来得更快，毛泽东决定抓住敌人立足未稳的机会，展开第二次战役，在运动中歼敌。
这场仗，彭德怀本想以第13军团主力在西线歼敌，仅以吴瑞林42军的两个师，顶住东线正杀气腾腾向鸭绿江扑来的美第10军。但毛泽东比他更有雄心，他要“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并点名让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担负东线作战。
为赶在美军到达之前在长津湖设伏，毛泽东在10月12日电令9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接着又于31日发出急电“9兵团全部开赴前线”，11月5日指示“宋兵团立即入朝，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
第9兵团3个军12个师15万大军，连同全套武器装备，长驱北上2000余公里，成功地完成这次规模宏大的远距离机动。11月7日，开始从辑安、临江等地渡过鸭绿江，隐蔽开进朝鲜。
为什么要劳师远征？毛泽东亲自对宋时轮解释过，“军委要用指挥员之强，要用部队之长。解放战争中你的部队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现在用你的兵团目的就在于此”。
机不可失，但一切都是匆忙的。一道紧似一道的电报，彻底打乱了之前先到东北整训、换装，然后再择机入朝的计划。
20军是在列车开进山海关时，由总参谋部派高级参谋拦住列车，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入朝”的命令。十几列火车在沈阳只稍停片刻，就继续火速开进。
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晋年看到战士身上的薄棉衣（装1斤半棉花），急得直跺脚，“你们就这样过去，别说打仗了，冻都能把你们冻死”。他找到20军副军长廖政国，要求紧急停车两小时，以便调集厚棉衣（装3斤半棉花）和棉帽、棉鞋、棉手套，却因军情紧急，20军58师、59师和89师都没有停车，便直接开往朝鲜江界。无奈之下，他只得动员车站的东北干部战士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往车上扔，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当时宋时轮找我反映过御寒物资不够的问题，我立即下令开仓库，给了他们一批当年日军留下来的大衣。不过这批大衣数量有限，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得穿。”贺晋年说。
除了最后一批入朝的26军换上了一些冬装，大部分9兵团士兵，有的分到一件棉衣，有的分到一条棉裤，但更多的是穿着薄棉衣，戴着根本就不能抵御风寒的大盖帽，脚踏单薄的胶底鞋，进入了北风呼啸的朝鲜。
入朝第一周，他们就遭遇了朝鲜50年不遇的寒流——那些刚刚从南方过来的战士，头一次看见雪，就立刻感受到了零下20摄氏度的冷酷。
与美军每个士兵都有一件大衣和一个鸭绒睡袋不同，9兵团每个班十几个战士，只能分到两三床棉被。一入夜，战士就把棉被铺在雪地上，然后十几个人抱团取暖。志愿军老战士刘伯清回忆说：“冷到什么程度呀，讲了你都不敢信，一些战士的耳朵被冻得硬邦邦的，一碰就掉了，一点都没知觉喽！”
更郁闷的是，连吃饭都成问题。补给的粮食还没运到前线，运输车就已经被美军飞机炸光了。在这场战役中，我军后勤仅能满足一个师的需求，但是9兵团一共有12个师。
在几乎没有补给、严格进行隐蔽伪装的情况下，9兵团创造了连续行军10天、平均日行军30公里的速度。21日前后，20军、27军先后到达长津湖附近预定歼敌地区，26军也到达了厚昌江口地区，完成了集结。
战争结束后，美著名军事评论家约瑟夫·格登满怀敬意地评价：“以任何标准来衡量，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
虽然有情报显示，至少有两个中国军级建制以上的部队，要发起进攻，还要截断部队补给，但史密斯师长只是稍有不安。在他眼里，围歼陆战1师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史密斯虽然不懂中国兵法，但他估算，想围住陆战1师，中国至少需要十万人以上的部队，而在绝对的制空权下，别说调动十万大军，就是十万只兔子，也逃不过美军的低空侦察。
更何况，11月7日至21日间，“联合国军”还发动了“空袭战役”，每天出动各种飞机1000余架次，在鸭绿江边狂轰滥炸，10万人的战役行军，怎能丝毫不被察觉？
美国舆论界对9兵团秘密集结非常叹服，称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然而，这个奇迹是有代价的。
11月24日，麦克阿瑟乘坐飞机沿鸭绿江上空亲自进行观察。据美方记载，飞机在大约5000英尺的高度沿江飞行，“公路和小路都历历在目，但没有大量使用迹象”。
就在麦克阿瑟眼皮底下，志愿军正隐藏在用枯枝和积雪伪装起来的战壕里，在小铁锹上烙面饼，或者把土豆烤熟，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准备口粮。
为了隐蔽，9兵团大军出境后就穿林海，过雪原，跋涉在雪寒岭、荒山岭、死鹰岭、剑山岭，一个又一个连名字都透着冷的山岭上。白天，他们伪装成一行行移动的小树；晚上，他们和衣睡在用松枝、野草伪装起来的地洞里；饿了，就啃冻得像铁一样硬的饭团、土豆和窝窝头；渴了，就抓过雪来吃。
入朝时担任27军参谋长的李元将军在2006年时回忆：“给一幅地图，一个翻译，部队就稀里糊涂地过了鸭绿江。一到这边，部队马上上山。一路上看到老百姓穿的白衣服，上衣很短，裤裆吊着……战士就问，这到什么地方了呀？这时才告诉他们，这里是朝鲜，抗美援朝，这就开始了。”
“很显然，我们并没有为这一大型战役做好充分的准备。”正因为这种情形，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大教科书提到第二次战役时，对长津湖只一笔带过，以至于这样一场重要战役几乎鲜为人知。
近年来，随着档案文献逐步公开，健在的志愿军老兵开始口述，媒体和文艺作品一次次聚焦，网络上对长津湖战役的议论多起来，争议随之而来。焦点就在于，东线战场仓促入朝，犯了兵家大忌，这一仓促行动是不是得不偿失？是否必要？
就连20军58师师长黄朝天都曾对老领导宋时轮当面发难：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不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吗？
“长津湖地区根本就不适合军事行动，就算是成吉思汗也不会想去征服它。”败军之将史密斯在战后的一句话，也影响了不少学者的判断。台湾战史学者光亭就认为，狼林山阻隔了东西两线，东线不会威胁西线，长津湖战役没有必要，如果将9兵团主力调至西线，那么西线的战果会更大。
这些问题，作为2019年全军军事理论研究课题，已经被反复掂量过了。
略懂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兵贵神速”。第9兵团先敌一步进入预定战场，未战而得先机，是决胜的关键一环。试想，一旦美军站稳脚跟，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再加上巨大海空优势，志愿军恐怕一点儿机会也没有了。
就算西线美军被击退，但长津湖地区地形险要，一旦美军在此构筑工事，依托元山、兴南等港口，很可能将这里变为第二个釜山。如此一来，这一地区的美军就会对平壤一带构成严重威胁，使入朝志愿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
迅速入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也抓住以后不会再有的战机，使我国东北的安全形势得到根本保障，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和平稳定。把9兵团调至西线扩大战果一说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以朝鲜的地理环境，西线根本摆不下这么多部队。
从战术上看，长津湖地形险恶，只有在这里，才能把美国的最大优势——重武器——转化为弱势。
重武器依赖公路，而狭长的公路不利于机械化部队展开，狭长的湖面还能将美陆战1师与美步兵7师隔绝，很难互相支援。另外，长津湖的山林和白雪，还有利于志愿军躲过美军的空中侦察，发起突袭和夜战。
无论怎么看，长津湖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可能会有无数种假设，但不管后人如何评述，历史终将成为历史。
复盘这场战役，最令人扼腕的，不是该不该打，而是后勤保障本可以更好。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中反思：原定在沈阳、梅河口补给冬装，作战计划改变后，物资要从沈阳、梅河口抢运集安、临江。原本就运转不灵的运输部门更是手忙脚乱，造成官兵领冬装时锣齐鼓不齐。
主观上，9兵团官兵“没有对朝鲜战地环境的认识，认为打仗不会冻着人”，60师怕背不动，把全师的大衣、背包都留在了集安；某团团长竟然带头涉水鸭绿江，当场冻死冻伤近千人；为了不影响行军速度，各部队普遍只携带3到5天的粮食，脑子里还是解放战争的老黄历，以为走到哪儿都有群众送吃的。
《20军长津湖战役简报》记载：“由于我军入朝仓促，各部队有三天没吃到粮，弹药不能及时供给，加上冬季物资未能补充，在零下20度的雪冰冻地上作战，对我战力影响很大，减低参战部队之战力百分之五十。”
没有重武器，弹药、食品少，使得轻便、快速成了志愿军最大的优势，但也成了他们最大的劣势。对手很快发现，中国人发起的战斗只能坚持一星期。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发起进攻
即便山高雪深，缺衣少粮，我军仍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战场。
因为冻伤减员，9兵团把发起总攻的时间推后两天，定在了11月27日，而美第10军居然也要在这一天发起总攻。也就是说，双方的第一次遭遇战竟然是对攻。
11月27日，大雪纷飞，气温下降到零下30摄氏度。上午，东线美军首先发难，却一拳打在棉花上，连敌人在何方都摸不清。黄昏时分，轮到志愿军吹响号角，战后幸存的美军回忆起那个恐怖的夜晚，都不寒而栗：
刺耳的军号声突然响起，霎时间满天的信号弹升空，伴随着四面八方传来的“沙沙”声（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志愿军战士的胶鞋踩在雪地里的声音），无数披着白布的战士，怒吼着向自己冲来。
眼前的平原，本是白雪皑皑的一片，军号声一响，士兵就从隐蔽处跃出来，他们的腿被冻得无法弯曲，跑起来就像是“原木在移动”。坦克、火炮和机枪一齐射向他们，他们像原木一样一排排倒下去，后面的又像原木一样一排排涌上来。
美国军事史学家蒙特罗斯后来记述道：“陆战队的坦克、大炮、迫击炮和机关枪大显身手，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而来，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令陆战队肃然起敬。”
经过一夜血战，史密斯惊愕地发现，从天而降的十万神兵，已经在40英里长的山区道路上，把美军从北向南分成五块，包围于长津湖东西两侧及湖南岸的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三个孤立的点上。
柳潭里的战斗惨烈无比。
志愿军围得容易，歼灭却很难。被围美军立即用200余辆坦克在三个被围地域组成环形防线，志愿军缺乏重武器，只能用步枪、机枪去冲击敌人的“铁桶阵”，付出的牺牲难以想象。
连续三天，长津湖的黑夜属于志愿军，白天属于美军。白天，依靠7艘航母上的500架舰载机，美军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晚上，志愿军再趁着夜色，把白天丢失的阵地抢回来。双方都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柳潭里的战斗惨烈无比。交手后志愿军才发现，敌人不是纸老虎，而是虎狼之师，“一个炮兵营的火力就顶9兵团一个军”。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连长邹世勇在战斗间隙点了一下数，“我这个连是232个人，这一仗打过后，只剩下37个”。
迟浩田将军当年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我们营原本不用上，两个营打柳潭里伤亡很大，没打下来。2营又接着打，还是不行。后来轮到我这个营了，我当时是副教导员，教导员呢，冻病了。我们商量说咱们不能这么干。”他出其不意地选择在白天进攻，很快就和兄弟连队攻占了4个高地，一口气往南推进了2公里多。
陷入拉锯战，对“吃三个地蛋（土豆）打一次冲锋”的志愿军来说，本已不利。通过美军俘虏，还得知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消息：美军在长津湖的总兵力达3万多人，柳潭里、下碣隅里、新兴里三处的美军兵力比战前估计多了1倍，有的地区要多出3到4 倍。
宋时轮的秘书穆俊杰晚年透露，在第一天的交战中，担任主攻的27军第80师减员达三分之一，79师减员二分之一。29日，27军参战部队冻伤、冻亡和伤亡减员已达三分之二。如此惨烈的战斗，让久经沙场的宋时轮也有些举棋不定了。
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打破“我们不遥制”的信条，向彭德怀、宋时轮等人发来一条紧急电报。电报中称：
“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西线争取歼灭四五个英美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和一个南朝鲜师，是完全有可能的！”
毛泽东这封电报，虽然没有具体的战术指导，却似一剂强心针。宋时轮想起主席在北京讲的话，如果让美军从东线北边冲出包围，将威胁志愿军的西线，导致全局被动。
眼前没有别的路，只有继续打，不惜一切牺牲完成战略任务。怎么打？与其一起打，不如集中力量一个个地打。先打谁？先易后难，志愿军选定了新兴里的美第7师，这股孤悬于湖对岸的美军，便于集中力量击破。
从11月30日晚起，27军集中两个师从四个方向向新兴里发动猛攻，在不计伤亡的情况下突破了火炮和坦克阵地，与美军展开巷战。
没有炮火支援下的短兵相接，美军完全不是志愿军的对手。战士们攻进一座指挥所时还不知道，他们歼灭的正是美第7师31团。该团因为战绩卓越，曾被威尔逊总统授予了“北极熊团”的称号。
在这次战斗中，“北极熊团”3191人被我军全歼，团长麦克里安被击毙，接任团长职务的弗斯重伤后落水而死，团旗也被缴获。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唯一一次全歼团级建制美军。12月2日，按捺不住兴奋之情的毛泽东致电宋时轮：“我第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
志愿军战士夜晚发动夜袭
“团灭”当日，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飞抵湖区最南头的下碣隅里，召集史密斯等美陆战1师高级军官开会，传达麦克阿瑟的新命令：东线美军立即全线撤退。
史密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见鬼！我们不是在撤退！我们是在换个方向进攻！”
女记者希金斯在12月4日访问了下碣隅里，她在报道中描述道：
我在下碣隅里见到这些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官兵时，曾想，他们究竟还有没有力量再经受最后的一击而突围出去呢？……第5团团长默里中校，像落魄的亡灵一样，与指挥第5团成功地进行了仁川登陆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了。
而“像落魄的亡灵一般”的默里中校自己则在回忆录里说：“打开血路的5天5夜就像是一场噩梦，是海军陆战队不曾有过的最坏的时候。在柳潭里的附近，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大概不会再见到天亮了。”
被困的消息传回美国，举国上下都在为陆战第1师的命运担忧。
一张名为《撤退》的照片久负盛名。在这张照片中，从长津湖撤退的士兵满脸血污、双眼望天，眼神中充满了茫然和绝望。摄影师邓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这一仗没有英雄。”
看到照片，美军家属愤怒了，他们走上街头，要求总统杜鲁门立即结果这场“愚蠢的战争”，美国媒体也从毫不关注这场战争，变为连篇累牍的报道陆战1师被围的消息，并呼吁当局“得做点什么”。
杜鲁门从11月30日开始，就和高层不停地开会，在“越发沉重的气氛中”阅读着麦克阿瑟的报告：中国人的最终目标，无疑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
在被中国主力部队团团包围的情况下，五角大楼的高参们认为，陆战1师也许会就此消失，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本人几乎已经肯定，该师将彻底覆灭。
会议的议题从是否授权麦克阿瑟使用原子弹，到是否现在就承认战败，将美军全部撤出半岛。美国防部长马歇尔说，“解救我们的部队还是维护我们的民族荣誉”，这让人进退两难。
12月3日，华盛顿的沮丧情绪达到顶峰，那天的战报显示：“联合国部队在11月30日和12月1日有超过1.1万人阵亡、负伤、失踪或被俘。”
国务卿艾奇逊不得不把讨论转向了关键的问题：“军事形势是否达到了我们有必要寻求停火的境地？”解密档案显示，这天会议的结论是，美军彻底放弃取胜的想法，但必须体面地撤出。
可是，在节节败退的战局中，怎么才能不丢面子的坐到谈判桌前呢？
为此，杜鲁门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此语没有吓退志愿军，却“震惊”了美国的西欧盟友。英国首相艾德礼匆匆飞到美国，5天之内与杜鲁门会谈了5次。
艾德礼开门见山地说，“联合国军”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别无他择，为了停战，不惜放弃台湾，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予北京。杜鲁门则表示，可以接受停火谈判，但不放弃南韩、台湾和联合国的席位。两人在分歧中不欢而散。
同样“震惊”的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防止朝鲜战争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印度等“亚非十三国”向联合国提案：朝鲜战争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切现存问题”。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了十三国提案。
至此，中国在政治上已经赢得了主动。不难看出，长津湖战役作为第二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令美高层对于朝鲜战争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产生了分歧。
在战争中，围歼王牌部队总能在政治上震慑敌人。例如二战时期，美军击沉了象征日本军魂的“大和”号战列舰，再如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一举将国民党整编第74师全歼。
陆战1师遭受重创后，世界上再没人敢轻视这支“农民军队”了。
美军飞机用凝固汽油弹攻击
“铁脚板”追车轮子
为了接应陆战1师南逃，美军调集300多艘舰船到兴南港，还调集了前所未有的航空军，对我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狂轰滥炸。而我军官兵则穿着单薄棉衣，饿着肚子，和敌人的飞机大炮做着殊死的对决。
从柳潭里到下碣隅里的公路，成了中美两军绞杀的修罗场。美军用3天时间才走完这22公里，伤亡1500多人。战斗最激烈的一天，美军一整天只撤退了500米。
战斗间歇，一位美军记者问一个正在用刺刀从冻硬的罐头里挖蚕豆吃的陆战队士兵：“如果上帝能够满足你的一个要求，你最需要什么？”那个士兵头也没抬地回答：“给我明天吧”。
其实，这场战役对双方来说都是炼狱。很多志愿军战士是在极度饥饿、疲乏、被冻得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仍拖着冻坏的腿顽强追击着机械化的美军。战场上甚至出现了只剩10多人的志愿军步兵，却狂追有坦克和汽车的上千美军跑路的奇观。
下碣隅里是美军师部所在地，地处“Y”字形道路的中心，还有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机场，如果被志愿军攻下，陆战1师的后路和补给将被完全切断。
为了避免美军溃逃，20军早在11月28日，就向下碣隅里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无奈这里环形防御工事极其坚固，经过一夜的激战，只是抢下了下碣隅里东面的高地。
这块高地可以俯视下碣隅里防御阵地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天一亮，美军就组织了大批士兵开始反攻。守卫这块高地的，是58师的一个排，亲自带队上阵地的，是20军的战斗英雄、连长杨根思。
炮火和空中轰炸结束后，美军开始向高地冲锋。奇迹般地，在不可能有生命生存的高地上，站起了一排颤颤巍巍、摇摇晃晃的中国士兵，他们举起已经拉开引线的手榴弹，雨点般地朝山下扔去。
美军的8次冲锋都被打退了，而高地上，也只剩下杨根思、一个排长、还有一个负伤的战士。杨根思命令排长和伤员带着唯一的一挺重机枪撤下高地，自己则扛起了炸药包。当40多个美军冲上来时，杨根思突然从尸体堆里站起来，点燃引线，冲向了举着海军陆战队队旗的士兵。
撤到下碣隅里的美军虽然遭到重大伤亡，但他们还能通过飞机输送伤员，通过空投补给恢复元气，但我方援军却因大雪没膝，没能及时赶到。即便如此，几乎已经打残的志愿军第58师，仍集结了仅剩下的1500名战士，做了最后的决死进攻。
从下碣隅里撤退到18公里外的古土里，美军又用了38个小时，这支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部队平均每小时走500米，每公里伤亡34人。
水门桥旁都是高山悬崖，美军在此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由古土里撤退时，美军总人数不过14000人，各种车辆却高达1400辆，机械化程度之高，是志愿军难以企及的。宋时轮只好使出土八路的老法宝：断桥破路。
美军南逃的最后一关，是水门桥。这座桥跨度8.8米，两端都是悬崖，周围没有任何可以绕行的道路。过了水门桥，再往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那时志愿军的“铁脚板”将再也无法追上美军的车轮子。
美军深知水门桥的重要，派了一个坦克营40辆坦克一字排开守桥。
12月1日，20军60师炸桥小分队成功将桥炸毁。可第二天，美军工兵就用钢木结构完成了修复。
12月4日，志愿军再度出击，第二次炸毁水门桥。美军又在原桥残留的桥根部，架设了一座钢桥。
12月6日晚，两个排的敢死队，发动了第三次炸桥行动。200多名将士们，个个背负100多斤的炸药，将钢制大桥连同根部基座全部炸毁。
第三次被炸后，60师一名副师长亲自到悬崖边视察了一番，从中国人的观察角度，以中国人对科技与工业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半年的时间，美军休想在此处重新架设桥梁。
此时，拿着重装备的26军88师已接近战场，即将对陆战1师发起更加凌厉的攻击。宋时轮认为，陆战1师已是煮熟的鸭子，就算插上翅膀也不可能飞走了。
就在美军几乎陷入绝境时，工兵营营长帕特里奇中校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请求总部空投桥梁组件，然后再架桥。
美军强大的后勤机构立即开始运转。日本三菱重工连夜制作了8套M-2型钢木标准桥梁，用8架C-119运输机，在12月7日运往1000多公里以外的水门桥附近，21时30分，用巨型降落伞直接空投到美军狭窄的环形阵地里，其中6套落地后完好无损。
就像玩积木一般，经过整整一天的紧张施工，陆战第1师的工兵部队于8日16时在悬崖上架起了一座载重50吨，可以通过所有型号的坦克和车辆的钢制桥梁。
12月8日晚，减员万余人的陆战1师通过水门桥，仓皇逃向兴南港。该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中写道：“幸亏中国人没有足够的后勤支援和通信设备，否则陆战1师决不会逃离长津湖……陆战1师不过是侥幸生还。”
煮熟的鸭子从桥上飞了，桥边高地上埋伏的连队竟然一枪都没放，这也太不可思议了。20军军长张翼翔接到报告，美军攻占1081高地时，180团2连没有还击，几天几夜都没从高地上下来。
张翼翔派人到俯瞰水门桥的阵地上去看看，只见战士们一个个在雪坑里，枪都朝公路摆着，无一人后退。走近那些战士，他们一动不动——都冻成了冰雕。上百名战士伏守在冰雪中，却没能等到向敌人发起冲锋的一刻，这种锥心刺骨之痛，谁能忘掉？
在上海战士宋阿毛单薄的衣服里，战友们找到一张薄薄的纸条：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的/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气多”战胜了“钢多”
长津湖战役中，“冰雕连”在多地多处出现过。12月8日，宋时轮向彭德怀、毛泽东汇报伤亡：“第9兵团经近半月激战，部队已经极度疲劳，特别是冻伤减员十分严重。……80师239团3营6连在攻击新兴里之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即卧倒冰地上，最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除一个掉队战士与一个通信员外，其余200多名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察尸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
解放上海时睡大街的文明之师，就是伤亡最为惨重的27军79师，可见其部队官兵执行纪律，有多么严格。
毛泽东收报时北京天色已晚。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默立良久，黯然神伤，独自走至院内，向着东方脱帽致敬。然后回书房复电宋时轮，盛赞：“9兵团此次东线作战，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40000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彭德怀阅电后，果断命令9兵团放弃已经被包围的敌人，赶紧到气温稍高一些的地区休整，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难也最了不起的决定之一。
战至最后一人，抱着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战斗英雄杨根思。
1950年12月24日，平安夜，美第10军从兴南港装船撤离。败退脱围的美陆战1师把长津湖一战视为其骄傲的资本，美国军方为长津湖作战共颁发了17枚荣誉勋章、70枚海军十字勋章，是美军战史上颁发勋章最多的一次。
1952年9月，9兵团从朝鲜回国，行至鸭绿江边，宋时轮面向长津湖方向，默立良久，然后脱帽弯腰，不能自持。回国后，宋将军后半辈子都在军事科学院任职，长津湖战役仍刻骨铭心——绝不能再让我们的战士，因为装备落后而牺牲。
战后复盘，人们才知道，1950年是朝鲜有记录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战士们在水门桥旁高地埋伏的那一夜，温度低至零下54摄氏度；人们也才知道，交战双方火力上的天差地别：
美一个陆军师就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我军一个师仅有12门山炮；美师拥有电台1600部，我一个军才有数十部电台；美一个军拥有汽车7000辆，而27军入朝时只有45辆汽车。美军对志愿军的手榴弹心有余悸，其实，手榴弹是很多志愿军仅有的重武器，寒冷使得炮管收缩，70%的炮弹打不响。
在这种差距下赢得战争，放眼全世界，都难以找到类似的“战例”。总结长津湖血战时，有一个说法，叫做“气多”战胜了“钢多”，什么意思？“气多”的“气”，就是中国军人的气概！“钢多”的“钢”，说的就是美军的钢制武器装备。
战后，美方公布第10军损失数为阵亡1029人，失踪4894人，伤4582人，非战斗减员7338人，总计17843人，占第10军总数的五分之一。志愿军9兵团的损失数目，伤亡失踪为21300人，非战斗减员28954人，总计约50254人，占9兵团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
由于中方伤亡远大于美方，因此有人说，中国输了。但战争的胜负不是由伤亡数字或比例决定的，这是常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以阵亡士兵1600万比800万，战胜法西斯阵营；美国南北战争，北方以伤亡64万比39万，战胜南方。仅以伤亡比例来否定长津湖战役，可谓无知。美军战斗减员略高于非战斗减员，而志愿军正相反，这反映了双方后勤保障与医疗条件上的差距。
70年后再回头，长津湖战役的牺牲是惨烈的，但也意义非凡。英国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评价道：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指清川江、长津湖战场）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
如今，在长津湖畔的烈士陵园里，安葬着9867名9兵团英烈。正是他们无可比拟的坚忍和勇气，为十几亿人赢来了70年的和平。
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长津湖畔，这里安葬的是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东线长津湖之战牺牲的烈士。长津湖之战历时28昼夜，歼敌13900余人。
原标题：真实的长津湖，是钢铁人与钢铁部队的较量，比电影拍得更痛，更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