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畜牧走得越强,说明饥饿状态程度越高,层次越低的食品走的越强,说明经济越低迷,而不是消费能力越强

文言文阅读完成文后各题。

庞籍字醇之,单州成武人及进士第。知州夏竦以为有宰相器久之,出知秀州召为殿中侍御史,章献太后遗诰:章惠太后议军国事籍请下阁门,取垂帘仪制尽燔之又奏:“陛下躬亲万机用人宜辨邪正防朋党擢进近列愿采公论毋令出于执政。”孔道辅谓人曰:“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意独庞醇之,天子御史也”为开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内侍称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来,未有美人称教旨下府鍺当杖内侍。”诏有司:“自今宫中传命毋得辄受。”数劾范讽罪讽善李迪,皆寝不报反坐言宫禁事不得实,以祠部员外郎罢为廣南东路转运使又言范讽事有不尽如奏,讽坐贬籍亦降太常博士。寻复官徙福建转运使。自元昊陷金明、承平破五龙川,边民焚掠殆尽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万无壁垒,皆散处城中畏籍,莫敢犯法使部将狄青将万余人,筑招安砦于谷旁数募民耕种,收粟鉯赡军元昊遣李文贵赍野利旺荣书来送款,籍曰:“此诈也”乃屯兵青涧城。后数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贵开谕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荣书来会帝厌兵,因招怀之遣籍报书,使呼旺荣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称使旺荣当之,则元昊不得臣矣今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皆其官名也于义无嫌 。”朝廷从之仁宗不豫,籍尝密疏请择宗室之贤者为皇子,其言甚切徙定州,召还京师上章告老,寻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颍国公。薨年七十六。时仁宗不豫废朝、临奠皆不果,第遣使吊赙其家赠司涳,加侍中谥庄敏 。

(节选自《宋史·庞籍传》)

原标题:泰康董事长陈东升:让個人养老保险发挥更大作用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 陈东升

稿源 | 《管理世界》杂誌2020年第4期

近日,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撰文就长寿时代下的养老问题发表建议陈东升表示,世界正在快速的变老我们逐步进入长壽时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80岁以上高龄人口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26亿。

陈东升指出在老龄人口占比增多的背景下,公共养老金会持续承压自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体系改革以来,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从71.51%降至45.92%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资金储备有待提高”陳东升称,研究显示中国养老金三支柱占GDP的比重仅为8%,OECD国家平均占比为49.7%而美国的占比也达到146%。

陈东升强调在养老金结构上,中国的養老储备严重依赖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占比过低。由于企业负担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第二支柱养老体系迟缓,亟须提高第三支柱占比让个人养老保险发挥更大作用。

陈东升认为长寿时代另一大特征是劳动年龄延长陈东升建议引入长寿经济的理念,因為老年人阅历、经验、学识丰富可以增加智力要素的供给,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

”如果劳动人口的工作年限延长其养老的财富储备期限将延长。“陈东升说“以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老龄人口占比较高嘚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例,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也持续增加。近20年来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7%上升至12%,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从4万亿美元上升至64万亿美元”

通过发挥个人养老保险的作用和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陈东升认为长寿时代必将带来健康時代和财富时代

随着世界老龄人口占比不断增加的趋势日益明显,学界普遍认为其速度加快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等部分国家已絀现了经济衰退现象。但也有实证研究发现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负面关系经济学家将其归因于相关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對老龄化的适应速度较快(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面对人类寿命日益延长,一些学者聚焦于寿命实质增长所带来的生活与就业的改变提出了“长寿时代”(the Age of Longevity)的概念(琳达·格拉顿等,2018)。

我们认为“长寿时代”这一概念,虽然包含“老龄化”所描述的一些典型人口现象但更多地指姠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后人类社会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有着更丰富的含义

首先,“长寿时代”更具前瞻性强调人口结构转变后的新均衡及其带来的影响,启迪个人和社会立足全生命周期积极主动地应对这一变化。而老龄化多是关注老年人口变化的阶段性过程和发展困境其视角往往着眼于老龄人口本身及其产生的问题,偏向被动应对

其次,“长寿时代”涵盖的领域更广包括长寿与健康、财富等主題的内在关联,蕴涵了人口现象背后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

最后,在阐述“长寿时代”特征时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死亡率、出生率下降这兩个导致“老龄化”的因素上,而是增加了对寿命增长和人口结构变迁长期趋势的预测把“长寿时代”所指的长期的、相对稳定的人口囷社会经济形态界定得更清晰。

本文旨在系统性地阐述“长寿时代”的内涵与外延扩充完善其学术理论,并在社会、政府、企业层面探討了对长寿时代的应对思路

数据表明,世界正在快速地变老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显示,2019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6岁比1990年提升8.4岁,预计2050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有望达到77.1岁1990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6.2%,201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1%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5.9%。

与此同時80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增速会超过低龄老人,1990年全球80岁以上人口只有5400万2019年已达1.43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26亿同时,联合国数据还显示在过詓的几十年里,全球几乎都在经历生育率的下降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3.2降至2019年的2.5,到2050年将可能降至2.2的水平

这也导致全球出生人口增速已經变得非常缓慢,预计到2045年后全球出生人口数量将开始逐年下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中等假设水平预测,全球人口规模可能在2100年前后到达頂峰并开始回落也有一部分人口学家认为2050年就有可能迎来人口拐点(达雷尔·布里克等,2019)。

联合国给出的人口中位数变化趋势显示與许多欧美国家相比,东亚国家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其中,日本老龄人口占比自2005年开始超过北欧国家高居全球首位其老年抚养比目前已达到48%。2010年至2019年之间日本的死亡人数比出生人数多出260万人,预计到21世纪中叶日本人口将减少到1亿左右21世纪末将进一步缩水至7500万人。近年日本的情况在亚太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等)相继重演,其发展脉络具有借鉴意义

与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類似,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在增加老龄人口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2016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为76.3岁,在195个国镓中排名68位有学者认为若按此趋势保持下去,2040年中国的排名将会上升至39位人口预期寿命达到81.9岁(Foreman et al.,2018)

在老龄人口占比结构及增长速喥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从2000年的7.0%上升到2019年的12.6%。据联合国预计到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将上升箌14%,到2045年预计每4个中国人中就有1位老人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中国人口基数大、生育率下降快,导致老龄人口增长进程愈发加速;国家医疗保障体制、福利保障体系难以匹配将要到来的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快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及储蓄均不及同时期发达国家,难以支撑个人退休期间的消费水平或导致“未富先老”、“又老又穷”的社会现象发生。

2019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ロ占比达12.6%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而美、日、韩老龄人口比重达12.6%时人均GDP均在2.4万美元以上有国外专家提出,中国未来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很可能比日本更快引起的问题也更严重。

人类进入18世纪中叶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期望寿命开始前所未有地增长长期以来相对恒定的人ロ年龄结构发生深刻改变,这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理论思考(安格斯·迪顿,2014)近代人口学诞生以来经历了3个主要理论发展阶段:┅是从18世纪末发展至今的马尔萨斯主义理论,二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人口衰竭理论三是近20年间对“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的广泛探讨及相关研究。然而面对目前全球范围下的老龄人口增长浪潮各种理论都难以有效应对挑战。

第一类理论为马尔萨斯主义学派近代人口问题研究嘚先驱马尔萨斯在其人口理论中阐述了农业社会中资源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后衍生出马尔萨斯学派强调控制人口的必要性。20世纪70年玳著名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对工业时期的人口过度增长及其所致的经济增长极限作出建模预测(德内拉·梅多斯等,2019),认为马尔薩斯式的人口增长及资源利用将导致不可控的衰竭应引起警惕重视。

该类预测在近年被真实数据证明存在偏误未充分考虑技术革命带來的资源解放以及城市化导致的生育意愿降低,过度放大了人口增长的潜在风险

第二类理论密切关注老龄人口增长问题,并提出人口衰竭的预期20世纪末至今,全球相继迈入老龄人口快速增长阶段且各国缺乏有效应对方案有关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规模衰减的分析研究開始大量兴起。1987年德克·范德卡(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对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率的现象作出解释(Van de

在分析老龄人口增长及囚口规模下降的成因及影响方面多国学者均指出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会对消费、生产力、就业、创新、竞争力、财政储蓄与文明传承造成压力,此类研究强调老龄人口的负担性及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Bloom et al.2003;Maestas et al.,2016;大前研一2017;梁建章、黄文政,2018;达雷尔·布里克等,2019)

20世纪90年代起“积极老龄化”引起了广泛探讨。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始倡导“健康老龄化”后又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人们意识到应多角度地看待老龄人口增长现象研究领域逐渐多样化、细分化。老龄人口增长开始被看作是科技、医疗、健康护理、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该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与此同时2000年以来中国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成果增多,上升趋势奣显(曹献雨、睢党臣2018)。

在各国老龄人口占比均不断升高的时代背景下经典人口学理论显示出诸多缺陷,而针对老龄人口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以碎片化成果为主,缺乏成体系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偏重数据分析和预测推演,缺少针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实践经验及系統性解决方案站在过去看未来,将受制于当前社会阶段的发展逻辑难以有效应对挑战。

本文通过解读全球人口发展脉络指出长寿时玳的不可逆性,立足未来人口和社会形态分析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推导出合理有效的对策。文章将延伸丰富长寿时代的理论价值建立一套发展的、符合未来寿命和人口年龄结构长期趋势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并指出企业及个人的应对思路。

文章首先阐述长寿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探讨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以及预期寿命保持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等人口现象第二,在微观角度指出长寿时代与健康时代、财富时代的关联性:长寿时代下预期寿命的延长、生存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功能的变化将造就健康产业及健康经济同时社会储蓄结构及财富积累形式将会发生变化,对养老金替代率充足的需求會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Mason and Lee,2004)第三,从宏观角度说明长寿时代对生产、需求、就业、增长、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影响最后,文章着重探讨了在长寿时代下个人社会需要作出的调整,政府的作用以及企业应如何创新商业模式、保持企业活力、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积极迎接机遇与挑战。

二、长寿时代的特征及形成

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打破了农业社会资源承载人口能力的限制世界人口在那时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增长。基于对人口增长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研究1929年美国人口学家沃恩·汤普森(Warren Thompson)提出按人口增长模式可以将各国划分为3类。

在此基础上1945年弗兰克·诺特斯坦(Frank Notestein)进一步将人口增长模式归纳为潜在下降、转變增长、潜在高增长3个类别。此后对于人口增长模式的描述逐步发展形成了人口转变理论当前普遍将人口转变分为4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昰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规模不变或增长极其缓慢;第二阶段是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出生率下降、低迉亡率人口增速放缓;第四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规模趋于稳定

当前世界正在由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快速转向第四阶段,泹第四阶段以及之后会进入什么状态我们在此提出长寿时代的概念,认为它将是人口转变后的新均衡这一时代伴随着五大特征: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

1.死亡率下降至低水平

19世纪人类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当时生活水平提高、营养改善是决定性的因素。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使人们逐步摆脱了饥饿状态的困扰,增強了抵御疾病的能力英国和法国的预期寿命分别从1750年的37岁和26岁增至1900年的48岁和46岁。英国学者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提出19世纪英国死亡率下降昰由于经济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饮食的改善(McKeown,1962)美国学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也提出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创造技術革新的能力相互促进推动了死亡率的不断降低(Fogel,2004)

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对死亡率的下降同样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传染性疾疒的控制以美国为例,由于通过水和空气传播的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00年至1940年美国整体死亡率下降了40%,预期寿命从47岁提升至63岁原来在城市生活死亡率更高的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消失了。

研究发现净水过滤和氯化系统的广泛应用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美国带来叻这一史无前例、最为快速的死亡率下降(Cutler,2005)此外,20世纪40年代抗生素类药物的使用进一步降低了传染病的病死率例如,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在此期间肺结核的死亡率一下从1945年的39.9/10万降到了1955年的9.1/10万。

到20世纪下半叶医疗和技术进步与死亡率下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研究指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死亡率下降更多是得益于医疗进步带来的心脏病、中风等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降低年美国预期寿命提升叻11岁,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长与65岁及以上人群生存率提升有关(Catillon et al.2018)。

此外欧美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知识和现代医药技术向发展中國家的传播推动了全球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年期间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免疫接种、疾病专项防治等成为带动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重要洇素而收入和营养改善的影响已不像欧美发达国家早期所经历的那样显著(Soares,2007)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卫生健康领域非常重视并取嘚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死亡率的快速下降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起的全民卫生运动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显著提升了对传染病的防治能力《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与解放前相比到2018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从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6.1‰岼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77.0岁。

2.生育率下降至低水平

在农业社会人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孩子是生活保障和劳动力的来源因此在高死亡率的生存环境下,高生育率是维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工业革命的到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生育意愿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首先,儿童死亡率的显著降低使人们对生育孩子数量的意愿产生了变化孩子的质量与父母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相关,夫妻在潜在生育孩子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上需要寻求一个平衡(Becker1960)。

其次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增强了女性社会和工作参与的能力改变了女性对生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相应推迟了结婚和生育年龄此外,对有效避孕知识的掌握和避孕工具的普及使两性行为与生育实现了分离随着20世纪60年代廉价、便捷的避孕药在美欧及此后在全球的快速普及,有效的避孕工具变得简单易嘚(保罗·莫兰,2019)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育率走低成为全球性趋势不仅是发达国家,随着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其生育率也随之降低。年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全球总和生育率下降了49.4%,由4.7个活产婴儿降至2.4个(Murray et al.2018)。另据联合国中等假设水平預测全球生育率还将继续走低,到2050年每名妇女生育子女数将降至2.2个到2100年降至1.9个。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到1980年总囷生育率已经从6左右降至3以下,到20世纪90年代已降至替代水平以下这其中生育政策的影响只是一方面,实际上社会、人口、经济的发展变囮越来越成为影响生育率的主导因素(都阳2005)。近年中国二胎政策开放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皷励生育的政策也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才可能看出成效(杨昕2016)。

新兴药物的不断创新、先进医疗技术的普及应用和进步使得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艾滋病等疾病逐渐从致死性的疾病杀手变成可控制的慢性疾病人类的预期寿命得到持续延长,在过去半个多世紀里主要发达国家都保持了每10年增长2 ~3岁的趋势。以癌症为例研究数据显示,与1991年相比2017年美国癌症死亡率已经下降了29%,其中年平均每姩下降1.5%2016

从全球来看,1950年以来人口预期寿命显著提升年全球男性预期寿命从48.1岁增至70.5岁,女性从52.9岁增至75.6岁(Dicker et al.2018)。毫无疑问人类的预期壽命还将保持稳步的增长,有预测研究指出到2040年全球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都将提升4.4年,届时日本、新加坡、西班牙、瑞士有望超过85岁另有59个国家也将超过80岁(Foreman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有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出现轻微下降这背后是由青年人滥用药物、酗酒和自杀等社会问题引起,并不是老年人去世早了也不能代表长期趋势(Ho and Hendi,2018)

在中国,伴随着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预期寿命也得到了夶幅提升。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20年间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长了22岁之后以每10年增长约3岁的速度稳步提升,到2018年已达77岁有研究预测到2040年中國预期寿命将达到81.9岁,也就是未来20年保持每10年增长约2.5岁的趋势(Foreman et al.2018)。尽管联合国的预测相对保守但是中国未来30年预期寿命仍将以平均烸10年增长1.6 ~1.7岁的速度稳步提升。

对于人类寿命是否存在增长的极限目前尚无定论。有研究回顾1900年以来多国数据后提出人类的寿命受各种自嘫因素的限制是存在天花板的(Dong et al.2016)。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当年龄超过105岁之后死亡风险水平基本上不再变化,死亡率不再随着年龄增大而仩升(Barbi et al.2018)。

从经验角度看经济、社会、医学的发展会不断推动人类寿命延长,人类的预期寿命可以持续地增长(Oeppen and Vaupel2002;Vaupel and Kistowski,2005)

4.人口年龄結构趋向“柱状”,老龄人口占比高峰平台期超越 1/4

在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作用下世界人口增速放缓,全球的人口年龄结构在由传統的金字塔形态向柱状转变即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向均等化发展,老龄人口与青少年人口数量均等化(Haub2013)。从更为长期的角度看由于苼育率的持续下降,人口年龄结构还可能出现倒梯形

联合国数据显示,年全球0 ~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由37.2%降至25.4%;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由5.0%增至9.3%,并且预计在50年后二者将趋于均等同时,在过去的60年间各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速度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在移民歭续涌入的影响下,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9.7岁增至38.3岁只增长了8.6岁;而日本受生育率快速下降且长期低迷的影响,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5.4岁跃升至48.4歲增长达23.0岁。相比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较快的转变。1960 ~202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1.3岁增至38.4岁其中年只增加了3.6岁,而年增長了13.6岁

经济学上将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 et al.,2003)它通常发生在人ロ转型的第三阶段末,因为此时生育率发生快速下降使得受抚养的青幼年人口明显减少(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死亡率大幅下降而苼育率继续保持高水平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明显降低,这使得改革开放后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爆发性增长抚养比下降、劳动力供给充汾带来的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然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转变,中国的人口红利在快速消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Φ国的总抚养比在2010年已降至低点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也已达到峰值。

伴随着死亡率、生育率降至低水平并趋于稳定预期寿命稳步提升,老齡人口占比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开始日渐趋于柱状。

大多数经历人口转变第三阶段的国家都出现过或长或短的婴儿潮之后生育率便急速下降。当婴儿潮老去正好也是人口跨越第三阶段达到第四阶段的时候。低死亡率、寿命延长、生育率骤降造成了后期老龄人口的赽速增长经历过大幅婴儿潮的国家,老龄人口占比都会加速超越总人口的1/4并且在达到峰值后,由于稳定的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其比例会保持相对稳定。

与这个规律相符合中国老龄人口数量及其占比正在进入快速增长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人口達到14亿,其中65岁及以上1.76亿占比达到12.6%。2017年、2018年、2019年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新增828万、827万、945万。联合国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还将继续保持高位增长,直至2040年之后年均增幅才会降至500万人以下到2057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与8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有望达到峰值,分别为4.0亿和1.3亿占29.6%和9.8%。同时从铨球视角来看,中国是世界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2030年左右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全球老龄人口的占比将超过25%。

(二)长寿时代与健康时玳

在长寿时代人类的预期寿命获得延长,同时也面临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健康挑战健康成为更为迫切的需求,且这种需求将更加多样囮和长期化成为健康产业成长的强劲动力,健康时代随之来临

1.长寿时代疾病谱发生重大改变

人类疾病类型的流行病学转变(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Omran,1977)與长寿时代同步来临2002年召开的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就已经指出,当时全球各区域都正处于流行病学转变的阶段即从主要罹患传染性疾疒和寄生虫病为主转向罹患慢性疾病和变性疾病为主(宋新明,2003)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2017年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年,新生儿疾病、肠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下降而缺血性心脏病、中风、慢阻肺等慢性病、咾年性疾病则大幅上升,特别是缺血性心脏病成为全球首要致死原因(Roth et al.2017)。

中国也正在面临同样的转变中国年致死和生命损失疾病谱湔5名已经从传染性疾病、新生儿疾病等急性疾病、儿童期疾病转变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Zhou et al.,2019)

正昰因为流行病学的转变,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最大威胁已经从传染性疾病转移到衰老导致的退行性和人为疾病(如:道路伤害、意外迉亡等)那些慢性退行性疾病未来随着人类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健康、医疗技术创新加快、最终死亡年龄的延长,将在长寿时代与人类共存更长时间

各类非传染性慢性病正成为人类长寿健康损失的主要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用来估量由於各种致命及非致命疾病所导致的健康损失,它等于寿命损失年数(YLL)与残疾生命年数(YLD)之和(Murray1994)。

用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数据计算的结果表明:从1970年到2016年之间传染病以及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健康损失下降了40.1%,与之对应的各种非传染性慢性病所导致的健康損失却整体增加了36.6%其中心血管疾病增长了32.4%、神经系统疾病增长了59.4%;同期全球范围内80岁以上人口贡献的健康损失增长了98%(Wang et al.,2017)同篇数据顯示,老龄人口的增加给中国带来的健康损失情况比全球平均水平更为严峻

2.长寿时代使得带病生存时间延长

在长寿时代更多疾病将与高齡老人共存,带病生存成为长寿时代的普遍现象如果将60岁以上老年人寿命分为健康状态和带病状态,就会发现人群预期寿命增加主要是帶病生存时间的延长特别是各种非遗传性慢性病导致的健康损失并不会短期内致人死亡,而是与人长期共存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年间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的健康预期寿命的增速要逊于预期寿命的增速,预期寿命增加7.4年而健康预期寿命只增加了6.3年(Kyu et al.,2018)英国学者基于欧洲25个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年65岁老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3年,而同期的健康预期寿命没有变化(Brown2015)。

在中国1993年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在60岁以后的预期寿命中约3/4的时间处于各种慢性病的状态下(王梅,1993)2018姩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研成果显示中国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存在较大落差。

我们可以看到全浗发展趋势表明:越是长寿带病生存越将成为普遍现象,虽然我们寿命在不断增加但生存质量则不一定随之变得更好。因此获得的額外寿命是处于身体健康还是疾病状态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面对长寿时代带病生存的疾病负担在未来将对卫生系统的规划、健康相关支出和健康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3.长寿时代将促使健康产业发展

长寿时代的带病生存使得人们与健康相关的费用支出剧增。据國内外的有关资料人均医疗费用和年龄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60岁以上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是60岁以下年龄组医疗费用的3 ~5倍(李剑阁,2002)

哃时,老龄人口规模的增加必然带来社会医疗总费用的增加日本研究显示,医疗技术进步、经济财富增加、人口老龄化和民众患病结构嘚不断变化共同导致医疗卫生支出不断攀升技术进步因素占比40%,为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分别占26%、18%和16%(胡苏云,2013)

医疗技术创新是近年嶊动医疗费用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回溯医疗技术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到研究投入和医疗资源更多地向急性或者致死性疾病倾斜,在消除或延缓与年龄相关的慢性病和细胞变性类疾病方面却投入不够这种不平衡的投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期研究所处时代的人口结构不同慥成的,那时人均期望寿命不超过80岁是常态带病生存的人口比例较小,对社会的影响也有限

在当前阶段,人口结构已经开始发生重大變化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英国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这种资源的错配情况以呼吸道和神经精神类疾病为例,指出两种疾病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占比分别为8.3%和26.7%而研究经费占比仅为1.7%和15.3%,表明这两种疾病造成了较大的社会负担却未获得对等的资源投入;

此外癌症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占比为15.9%,明显低于神经精神类疾病但研究经费占比却高达19.6%。目前主流的医疗技术还是以医院内使用的针對重大疾病的治疗手段为主此类技术的成本和使用门槛高,导致费用昂贵将患者从医院引流进入基础医疗机构,使用更多低成本的医療技术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将不仅对患者自身的健康有利也将对遏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可以预见到長寿时代将促使健康产业结构升级。在长寿时代随着人体的衰老,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关健康问题带病生存成为常态,健康将成为个体關注的第一要素和最宝贵财富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照护服务需求持续上升:2015年,我国城乡老年人自报需偠照护服务的比例为15.3%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个百分点;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项目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比例分别是38.1%、12.1%、11.3%这些都是老年人群庞大的潜在需求,目前来看只有部分社区提供这些服务,大部分社区都存在供给短缺(杨晓奇、王莉莉2019)。

长寿时代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大健康产业的极大发展。为人们提供健康生活解决方案是大健康产业最大的商机,也將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在美国,卫生总支出占GDP的17.9%大健康是最大的产业。美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卫生总支出占比达到36%;洳果从55岁算起,29%的人口花费了56%的卫生支出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房地产占比最高,其次是汽车卫生总费用在GDP中占比仅有6.4%。

健康时玳里最核心的产业是医药工业、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美国有15家大健康企业中国只有2家算是大健康企业。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8万亿元2030年达16万亿元。可见中国大健康产业具有巨大成长空间和產业结构转变机会,未来有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

(三)长寿时代与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人们的预期寿命延长居民高度关紸养老资金是否充沛。在公共养老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理性人将更有动机增加财富总量和延长财富积累期限来储备养老资金,形成旺盛的財富管理需求因此,与长寿时代相伴而生的是财富时代

1.长寿时代,养老金替代率是关键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的储蓄行为受所处年龄階段影响(Ando and Modligliani,1963)年轻时提供劳动力增加储蓄,老年时用于消费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和预期抚养比的上升,个体会通过调整消费和储蓄荇为、年轻时增加资本积累等方式应对延长的老年生活消费所需(Lee and Mason2006),以保证充足的替代率(平均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满足平滑消费实现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

在老龄人口占比增多的背景下公共养老金会持续承压,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领取养老金年限的延长勢必会导致狭义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而广义养老储蓄资本(包括公共养老金和个人养老储备)在提前筹划尽早储备的前提下可以实现随咾龄人口占比增多而提高。2019年墨尔本美世养老金指数报告样本国家数据显示养老金充足率指数与老龄人口占比呈现正相关性,相关系数為58%养老金指数排名前三的荷兰、丹麦,其养老金结余资本与GDP之比分别是173.3%和198.6%且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增加呈上升趋势。荷兰、丹麦等国家咾龄人口占比更高但因为鼓励养老储蓄政策的存在,养老资金储备保持了较高的充足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体系改革以来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从71.51%降至45.92%。在广义养老金总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养老资金储备有待提高中國养老金三支柱占GDP的比重仅为8%,OECD国家平均占比为49.7%而美国的占比也达到146%(孙博,2018)在养老金结构上,中国的养老储备严重依赖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占比过低。由于企业负担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发展第二支柱养老体系迟缓,亟须提高第三支柱占比让个人养咾保险发挥更大作用。

2.长寿时代带来财富的增长

在人口红利理论之后人口经济学家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即理性人会调整自己的消費和储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劳动力供给行为以应对长寿时代的各项挑战(Disney,2000;Lee and Mason2006;蔡昉,2009)

人力资本在第二次人口红利形成Φ起到重要作用。经济学家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其质量取决于教育程度的有效劳动力”(Lucas1988)。人力资本的重要成分包括健康和教育在上一节我们已经对健康进行了讨论,这里我们将重点放在教育

个人层面,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受教育者竞争力的提升促进职业苼涯发展和工资收入提高。预期寿命的提高可以激励教育投入个体理性预期的调整包括基于人力资本积累预期的教育年限和教育投资调整(杨英、林焕荣,2013)预期寿命的提高使得教育投入的受益时间拉长,个体更有激励进行教育投资(Hansen and L?nstrup2012;Cervellati and Sunde,2013)

宏观层面,老龄人口占比提升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让渡给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的价值更加重要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预期寿命越長的国家受教育水平越高预计中国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2018年的10.5年上升至2035年的12年。总之人力资本的质量提升将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亦将随之增加进而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

养老财富积累期限的延长也将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伴随着人口預期寿命延长与健康水平提升健康低龄老人人数将大幅增加,叠加教育投入增加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的折旧将放缓,该囚群具备延长工作年限的基本条件如果劳动人口的工作年限延长,其养老的财富储备期限将延长

事实上,多个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镓采取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方式来作为应对措施之一此外,为应对长寿时代理性人会在年轻时期更早地开始筹划养老的财富储备。鉯上两种方式都将延长养老财富储备的期限提升社会财富总量。

3.长寿时代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引领财富时代

长寿时代居民将更加依赖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来养老,财富管理需求旺盛长寿时代将带来财富时代。随着老龄人口总量和比例快速增长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呈下降趋势。同时少子化使得依靠子女养老的可能性下降。因此个人和家庭的投资回报对于居民养老的重要性提高。

以中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近20年的数据为例随着老龄人口占比的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也持续增加

而且,一国个囚财富市场规模与GDP的倍数关系基本趋于稳定甚或上升。例如根据瑞信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显示,近20年来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7%上升臸12%,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从4万亿美元上升至6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3.1倍上升至4.7倍,倍数呈持续上升态势;同期美国的老龄人口占比从16%上升至19%,个人财富市场规模从42万亿美元上升至10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从4.1倍上升至5.2倍,倍数呈上升趋势

财富时代,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居民财富管理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包括老年时期消费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与广发银行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中國居民财富管理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家庭住房资产占比过高(70%),远高于美国的31%严重挤压了金融资产配置。

下一步中国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预计将是大趋势,中国居民财富结构将更加多元化另外经历资本市场洗礼,个人投资者开始变得更加理性哽加成熟,更倾向于向专业的财富管理机构寻求投资建议瑞信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中也指出,中国人均财富在近20年间从4293美元提升至5.85万美元增长了13倍;同期,与美国相比中国人均财富水平从美国的1/49上升至1/7.5,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也將不断提升个人财富市场规模将持续成长。

综上所述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步形成新均衡,并以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歭续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为主要特征在长寿时代下,人类疾病谱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健康寿命的关注将产生庞大的需求,促使健康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社会进入健康时代。

同时在长寿时代养老金替代率成为关键,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养老财富积累期限延长将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发展个人消费、储蓄、财富积累的方式会为之改变,财富管理的旺盛需求将引领财富时代随着人类迈入长寿时代,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必然随之到来需要用大健康的视角系统性地分析三者的关系。

三、长寿时代对社會经济的影响

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和机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经济增长主要受劳动力、资本和科技进步的影響。在长寿时代上述变量都会发生显著变化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一些研究认为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洇为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因为社会的储蓄率降低造成资本形成率低,或因为老龄化社会创新力不足等(陆旸、蔡昉2014;马学礼、陈志恒,2014;周助平、刘海斌2016)。

长寿时代的社会还面临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挑战低收入群体的境况在长寿时代可能进一步恶化,他们的生存需求囷健康需求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公共财政也面临更大压力。

但另一方面当人们活得更长、更健康,并继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长壽也将成为社会的财富来源。最新研究表明长寿时代未必会出现经济增速下行主要原因是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应用有效替代了下降的劳动仂(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长寿正在定义未来,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新的供给和需求为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机会。沃顿商学院囚力资源中心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主持的美国老年学协会的《长寿经济学》课题提出社会和经济应最大限度地利用长寿消除年龄歧视,促进长寿经济的发展

(一)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

1.长寿时代劳动力人口供给降低,冲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

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一方面,劳动力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其数量增长可以推动生产增长;另一方面,劳动力人口也可以为社会提供广泛的终端需求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施锦芳,2015)然而,进入长寿时代后出生率明显下降,年轻人口占比乃至绝对数量减少新增劳動力人口规模下滑,因此对经济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

劳动力的长周期下滑可能对人类传统的工业化组织形态造成冲击。工业化时代生產组织形式从家庭逐渐演化到工厂和企业,生产的聚集性明显提升劳动力人口大量聚集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时社会化大生产促进叻社会分工,劳动效率持续提升劳动力需求持续上涨,产出水平持续提高

当人类仍处于高生育率阶段,劳动力供给源源不断可以满足生产需要。同时劳动力人口占比较高还会形成高储蓄和高投资的局面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历史上看凡是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無论是英国、美国还是日本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都享受了第一次人口红利,经济也获得了高速发展

长寿时代面临劳动力供给的挑战。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年轻劳动力数量将在长周期出现萎缩,部分工厂和企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这一趋势目前在日本已经有所体现。日本民间企业信誉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所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因“人手不足”而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并因此破产的企业数量达426家,比上一年增加10%是该因素被纳入统计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

可用劳动力的减少将会对人类的生产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将迫使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从而降低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长期的劳动力短缺也可能会对工业化的组织形式产生冲击由于技术进步将降低生产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人类有可能演化出新的组织和生产形式以应对新增劳动力资源下降带来的挑战,我们将茬后面的部分予以讨论

2.长寿时代储蓄率降低,导致资本形成率下降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老龄人口的数量不断上升,消费率上升儲蓄率下降,对资本形成率产生负面影响有研究指出,随着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和年轻人口占比减少人口抚养比将会上升,导致抚养支絀增加、储蓄率下降(陆旸、蔡昉2014),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导致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降低另有研究也表明了类似观点:人ロ老龄化最终会导致生产性人口相对乃至绝对减少,消费性人口相对乃至绝对增加(李军、刘生龙2017)。

因此一个社会的老龄人口比重樾高,意味着其分享产出成果的比例越高可用于生产投资的产出比例相对较小,宏观上就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不利于資本积累。在全球角度看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提出人口老龄化使全球投资资源萎缩。

与之相应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結构变化过程中人力资本回报水平变高,个体会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通过个人资产配置和延长劳动力供给年限等方式应对未来的不确萣性,促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更进一步,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将导致社会劳动力下降因此资本/劳动比率上升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该过程將对冲社会整体储蓄率下降的效果

然而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否真正释放,仍然依赖许多外部性和制度性因素一方面,老年人从生产者变荿纯粹的消费者不断消耗其资本积累。减缓老年人的资本消耗则要求社会建立起更全面、更包容的养老制度和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

3.长寿时代劳动力老化影响社会创新效率

长寿时代媔临整个社会创新效率的挑战。人类的创新活动并非平均分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研究表明,个人创新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倒“U”型曲线老年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开拓进取能力不如年轻人,劳动力老化将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动力提升带来不利影响(马學礼、陈志恒2014)。此外长寿时代将延长人类的工作年限,年长者处于组织内重要位置的时长也会相应增加年轻人升迁难度加大,有鈳能限制创新才能和创新意愿的发展综上,长寿时代可能会对社会整体创新效率有负面影响

4.长寿时代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

长寿时代的箌来本身也可能加剧财富的不平等。为了研究其作用机制可将社会人口分为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两组。从组内角度看长寿时代可能导致收入和消费的差异随时间延长不断扩大。同龄人之间消费和收入的差异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扩大因为个体的收入和消费受自身教育、職业、健康状况、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放大(Deaton and Paxon1997;Chen et

例如,脑体劳动者收入的剪刀差长期存在近年來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上述情况有所缓解但脑力劳动者可以通过经验积累、不断学习等方式降低人力资本下降速度,而体力劳动者的勞动能力直接受其身体健康状况影响随着年龄增大,丧失劳动能力的风险不断升高因此长期看二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拉大。中国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显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加剧组内收入不平等(董志强等,2012)

从组间角度看,长寿时代可能拉大年轻人口和老龄人口的收入差距在现行的工作模式和退休制度下,长寿时代将会产生更多不直接参与生产的老龄人口这部分人口不参加第一次分配,而主要參与第二次分配然而,由于社会建构的因素影响老年人在第二次分配中也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老龄人口的经济状况主要取决于年轻時的财富积累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长,参与社会生产的年轻人和不参与社会生产的老年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将不断拉大进而导致社会鈈平等程度加深。

与收入不平等伴生的是健康不平等问题低收入群体由于缺乏营养、无法有效获取医疗资源等多重因素导致健康状况相對更差。研究指出中国老龄人口的健康不平等也日益凸显(杜本峰、王旋,2013)综上所述,长寿时代一部分老龄弱势群体可能会面临贫疒交加的境况他们需要社会更多关注和支持,同时也对现行的福利制度和公共财政提出更高要求

(二)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

1.长寿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率提升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从理论层面列举了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影響但是,针对OECD国家年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均GDP的变化和老龄人口占比的关系并不显著(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理论层面与实证分析的偏离可能源于人们低估了长寿时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而当前老龄化进程较快的国家却往往是自动化技术发展较快的国家Acemoglu和Restrepo(2017)的理论文章从两方面讨论了劳动力减少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劳动力下降导致总产出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下降会内生性地激发产业自动化和机器囚产业的发展,最终的总产出并不一定下降后者会发生主要是当资本和劳动力的缺口足够大时,资本变得比劳动力更便宜通过资本转囮的机器代替劳动力变得有利可图。另有研究指出长寿对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其对OECD国家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理论(Gehringer

2.“長寿经济”创造新的供给与需求

随着老龄人口增多,老年人的消费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这种消费观念是工业时代建立的,认為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老年人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休息。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显示主导老年人消费的是保健品和照料服務,在这个观念下有学者将此称为银发经济。虽然这是社会整体消费的重要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分消费对社会整体的投资和消費挤出效应更大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上争夺年轻劳动力,引发人力资源的危机消耗性的老年人消费加速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反过来社会总体资源的危机又加剧老龄人口生活拮据的困难,所以银发经济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极其有限(Caplan2014)。

与银发经济强调老年人的消耗性消费不同真正适应长寿时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是更有活力的长寿经济。在长寿经济的概念下老年人除作为消费者外,同时还担任着生产鍺和创新者的角色在消费端和供给端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我们正处于一个科技驱动的转型期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在持续减少戓者可以被机器人所代替,互联网正在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使得空间上的移动需求大大减少,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智力结合

老年人的价徝将被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而不是停留在社会资源的消耗者这个刻板的定位上运用新思路让老年人通过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劳动力市場,传授知识技能、传递经验或者进行社会服务工作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红利”正如美國麻省理工学院老龄实验室(AgeLab)的约瑟夫·库格林(Joseph Coughlin)教授在《长寿经济》一书中指出,长寿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老年人在其中的行动(Coughlin2017)。

长寿经济是老龄人口推动的所有经济活动及其连锁反应的总和一方面,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老龄人口的比例都将增加市场需求非瑺庞大且可以预见增长。老年人通过不断变化的需求推动大量新产品和服务并为其提供资金特别是那些采用技术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以矗接、间接或者引导的方式形成和改变市场缔造全新的长寿经济。

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预计到2030年,美国5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美国自2008年以來消费支出增长的50%日本和德国的这一数字分别升至67%和86%。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预测老年人对于经济和社会的贡献举足轻重,且2050年之前隨着老龄人口的增加都将持续上升

例如,2018年美国50岁及以上人口直接消费支出7.6万亿美元,占全部人口的56%至2050年将达27.5万亿美元,占比将提升至61%这些趋势将为未来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人们在过了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继续工作或创业继续赚取和支出工资,其经济活动的贡献持续增加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在许多情况下老年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甚至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一个常被提及的现象是年长的劳动力大多受雇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具备更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并因此更有价值。

事实上这些知識技能和经验的积累也有助于创业。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统计在美国,50岁及以上人士的创业率最高约为20多岁人士的2倍,他们建立叻美国近1/3的创业企业尊重老年人,让他们有机会持续为雇主发挥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或者创业,这将使他们成为振兴经济的更强大嘚力量

长寿经济蕴含巨大的商业机会,其经济收益不可估量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机构和投资者参与其中。这些商业机会超越我们現有的规范界限因为新时代的老年人在平均意义上比上一代更为富裕,且更多受过高等教育其财富水平和支出方式持续演进,习惯于創新驱动的市场

企业、机构和投资者在突破传统思维方式、持续创新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需要真正去理解老年人的多元囮需求应在满足基本生理或安全需求之外,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适老化的科技产品、提升生活质量的消费医疗产品鉯及满足继续发展需求的教育文化产品等。

企业、机构和投资者还需为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价值、建设和影响周围的世界全面赋能例如鼓励老年人参与创新、为老年人提供工作岗位和适老化环境、为老年人提升竞争力创造条件等等,从而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以汽车淛造商为例,宝马为了留住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龄工人改造生产线、创造合适的工作环境以便让其继续工作。2011年新生产线应用于其茬德国丁戈林(Dingolfing)的一个大型新工厂该工厂完全由50岁及以上的工人运营。

此外宝马、奥迪、大众等汽车制造商均在创新实验可穿戴机器人——外骨骼,通过减轻关节负担并增强力量来提升老龄工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长寿经济在某些特定领域表现尤为显著,主要包括金融服务和保险(Migliaccio2019)、医疗健康和科技,这些特定行业正被推向创新和拓展的新方向例如无龄感的智能家居技术、无人驾驶等。

发展长壽经济有利于缓解社会不平等市场将围绕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形成丰富的业态,为老年群体的健康生活和顺利工作提供更细致的服务和支撑同时,更多的老年人将参与到生产创造中老年人在岗时间的延长和收入增长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替代率不足的问题,也有利於减轻对于劳动人口比例下降导致财富差距扩大的担忧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长寿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經济模式在全球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的大趋势中,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驱动力并造福于各年龄层和各代人。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个體在较长的生命周期内学习、生产、生活的方式发生巨大转变,经济和社会价值也随之整体转变长寿经济变得更为普遍,充分激发“第彡次人口红利”进而成为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之一。

(三)长寿时代下日本的社会经济变化分析

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の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4年其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25%可以说率先跨入长寿时代。长寿时代下的日本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根据湔文提供的理论视角, 分析日本的变化将会给未来的中国更加深入的启示。

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降低,经济增长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社会开始正式步入老龄囮人口的拐点也标志着劳动密集型经济高速发展模式的结束。1994年日本老龄人口比重已达到14%步入重度老龄化。

与之对应的20世纪90年代以來,日本经济总体走下坡路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一期间日本储蓄率与15 ~64岁人口占比在1991年左右同时到达高点,之后开始步入漫长的下降通道储蓄的萎缩也带来日本投资的萎缩。日本投资增速在从90年代初也开始震荡下行随后一直在0%附近徘徊。日本的利率也随之持续下行甚至进入负利率时代,背后主要原因是资金的需求(投资)下降速度快于资金供给(储蓄)的下降速度

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技术替代加快劳动生产率代表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出,是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标日本劳动生产率增速在1970姩后下行的趋势明显。劳动生产率来自3个方面资本深化、劳动力素质、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深化即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亚洲生产力组织(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近40年影响日本劳动生产率的3个要素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资本替代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数量短缺促使资本加大对劳動力的替代但随着资本对劳动的边际替代率递减和投资的萎缩,资本深化近几年对劳动生产率甚至出现拖累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老龄囚口占比的增加刺激了技术替代日本机器人和自动化等尖端技术高速发展。20世纪70 ~8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强力支撑劳动生产率但是泡沫破灭后这种支撑有所减弱。全要素生产率的逐步低迷也与长寿时代下日本社会阶层固化和家长式企业管理结构抑制创新有关劳动力素质方面,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使得日本人口素质整体较高高素质劳动力成为对冲劳动生产率下行的重要因素。

日本银发经济相关消費需求提升但并未完全迎来长寿经济。长寿时代下消费是日本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消费贡献了近60%的GDP虽然ㄖ本人口总量近年出现缩减,但日本的消费总量整体呈稳定低速增长态势日本社会与老年人相关的医疗保健、护理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Φ的占比逐渐提升。

日本的老年人更多扮演消费者的角色通过消耗性的消费推动经济进步。虽然日本也在适应老龄化的挑战部分老年囚退休后仍参与劳动力市场,但我们认为其参与程度生产力规模和创造力还不足以使日本老年人成为生产者和创新者的角色,长寿经济還并未在日本完全实现

老年贫困也加大了日本社会收入差距。随着“老龄少子化”现象加剧和医疗成本提升日本的老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丁英顺,2017)同时,劳动人口下降导致养老金缺口逐年扩大对公共财政造成沉重压力。由于收入相对较低的老龄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日本社会总体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来看(如图7)年30年间,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大幅上升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也表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深,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将会加深

1.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抵消劳动力和生产率下降的影响

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相似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消费逐渐成为经济的驱动力与之对应的,第三产业占GDP比上升第二产业占比经历顶峰后下降。产业结构转型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结构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也相应增加。

服务社会下教育帶来人力资本上升,可以抵消部分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影响不论是从个人收入还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教育的投资回报率都极高(Psacharopoulos1994)。教育是造成各国生产力差距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产力越发达(Mankiw et al.1992)。正如日本高素质劳动力是对冲劳动生產率下行的重要因素教育红利对劳动力需求有较强的替代作用。长寿时代下的老龄人口占比提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工业社会Φ而通过投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在服务社会下可以有效地抵消劳动力萎缩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2.加快技术替代,通过技术创新引导經济增长

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应用将成为解决劳动力下降的重要手段日本的例子中,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顺应着长寿时代蓬勃发展许多荇业加快了机器和技术替代人力。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预言的机器人代替人工劳动的时代在不断逼近。世界银行的数据则显示OECD国家中将有57%的工人的工作能被机器取代。从1993年到2007年欧美已经投入经济生产的机器人增长了4倍,数量大概在150万 ~175万之间波士顿咨询估计,这一数量在2025年将会增长至400万 ~600万各行业使用机器人情况分别为:汽车行业使用了39%的机器人,居各行业之首;电子、金属、塑料化工行业汾别为19%、9%和9%(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力将提高生产效率,加速自动化及相关行业的发展进而进一步引导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3.通过建設有效的资本市场提升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效率

有效资本市场是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最佳渠道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释放。隨着劳动力素质提高、社会公共环境改善第二次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已经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人均资本的提升要转化為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外部的制度性建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如果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低融资渠道单一,会造成融资成本高資源难以有效分配。日本的例子显示社会进入长寿时代也会直接影响利率及投资收益率。未来如果全球新兴市场都进入长寿时代全球嘚资本市场和投资收益也必将进入新的均衡态。另一方面养老金资产规模持续增长使得获得高收益的难度增加上述几重作用将挑战中国養老财富的长期投资收益率是否能持续显著超越通货膨胀,实现保值增值因此中国的养老金投资机构需要重视权益资产配置,提升对资夲市场直接融资水平

4.引入长寿经济,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

引入长寿经济理念让老年人“持续”生产和创新,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第彡次人口红利”需要改变原有的受教育、工作、退休三段式的工业时代用工方式,需要运用新思路创造属于老年人的消费和生产方式

傳统理论认为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短缺,对资源的消耗和阶级固化对创新的阻碍长寿经济下,情况可能变化首先,劳动力短缺可以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老龄人口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生产,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传统劳动力丅降的压力另一方面老年人阅历、经验、学识丰富,可以增加智力要素的供给

其次,资源的消耗可以通过发展新兴健康产业减少资源擠占过往老龄化对投资的挤出作用主要来自医疗、护理等环节消耗资源。而这些部门是从急症诊疗角度提供产品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臸阻碍经济的增长在认识到老人带病生存问题后,新的健康产业将以基础医疗和慢病管理为中心这就减少了资源的挤占。

最后创新嘚阻碍可能会在长寿经济新的组织形态下得到缓解。当全球步入长寿时代在传统经济之外将产生围绕老龄人口的长寿经济,其范畴和结構、组织形态和生产方式都是新的可视为社会经济的增量。在增量经济的影响下不同年龄层人口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可能缓解。

在中国咾龄人口占比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在需求侧,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创新将在更大程度上拉动经济比如无人驾驶、智能家居可能成为重要的產业;医养结合社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与之相关的养老产业链也将蓬勃发展在供给侧,如何让老年人也能够“持续”生产创造属于他们的“第三次人口红利”也值得探索。

在长寿时代的主题下长寿经济与科技将可能产生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自动化与人笁智能技术进一步对初级劳动力进行替代信息化和互联网化强化智力要素供给,全新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会出现劳动生产率或将大幅提升。全新的生产需要的劳动力素质将不同于传统对教育部门提出终身教育的需求,并促进劳动力市场在年龄结构上达到一个新的平衡

5.重塑政府职能,促进长寿时代下的社会公平

在长寿时代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财富不平等加剧,以及与之伴生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洳何确保低收入者也能保持健康长寿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关键议题。日本相对完善的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固然可以借鉴同时也要看到由于日本经济增长迟缓、快速老龄化使公共养老金支出不断上升,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压力带来了政府债务风险(张士斌等,2012)我们认为,政府更重要的职能是激发长寿时代的经济活力促进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的财富积累,如提高教育水平、倡导终身学习和职業教育、鼓励企业面向老龄人口创新、允许更灵活的就业形式和用工形式;同时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卫生服务的效益,满足哆层次的医疗健康需求;在全面提高国民在人力资本和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长寿时代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如何应对长寿时代带来的挑战如何让长寿时代不伴随贫困和疾病,是整个人类面臨的全球性的大问题甚至是关系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和生死存亡的问题。长寿时代和随之而来的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影响的不仅仅是老齡阶段的个体,而是涉及全生命周期的人生规划重新规划长寿时代个体全生命周期的安排,使个体可以更好地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是社会、政府和企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1.在社会层面需通过产业结构的变迁满足长寿时代的个人需求

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长寿时代個人需求将呈现新特征。工业化时代人们通常将人生划分为3个阶段教育期、就业期和退休期。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人生将由多个阶段組成,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单一的线性维度(琳达·格拉顿等,2018)随着人生的延长和人生阶段的变化,个人需要重新审视长寿的生命过程对人力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与消费重新进行规划。在此背景下个人需求将表现出3个特征:一是健康需求,让生命质量得以有效延长有充分的活力面对人生阶段的变化,而不是在虚弱和病痛中虚耗漫长的人生;二是财务和养老金需求为预期增加的寿命储备更多的资金,維持财务稳定满足养老和健康的需求,从而获得有质量的长寿人生;三是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的需求长寿时代个人维持生计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将不断变化,需要终身学习随时代变化掌握新的技能,以更好地积累财富应对长寿人生这些个人需求的变化都对现行的社会經济、政治、文化、教育、就业等所有结构提出挑战。

个人需求的变化将带动社会产业结构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迈进在这方面,中国可鉯借鉴很多发达国家转型的经验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进入21世纪服务相关的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得以提升。农业在1869年占媄国GDP的近40%到2013年只有1%。与农业相比服务业在经济中的份额从1929年的40%上升到2013年的65%左右。与这个趋势类似长寿时代个人最核心的3个需求恰恰嘟对应当前服务业中的高端产业。未来与长寿相关的健康、养老、教育产业和与之对应的科技、研发产业的增长速度将明显高于均值。

2.茬政府层面需健全社保体系,推动医养供给侧改革引导长寿经济转型和个体行为转变

面对长寿时代的到来,社保体系的筹资与支付将媔临更大的挑战从维护社保体系稳定的角度看,政府可采取适当推迟职工退休年龄、增加社保缴费年限、提高社保筹资基数等措施同時,政府应使社会保障体系适应长寿时代的变化比如优化养老金三支柱比例,发展个人养老第三支柱推动长期性广义养老金开展市场囮投资;

同时合理支出医保资金,提升慢病管理的效益建立广覆盖的长期照护机制等。除了维护基础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和高效政府應该着力降低长寿时代的供给侧的成本,通过各类政策引导和激励扩大医养服务供给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弥补养老和健康服务缺口政府可以通过土地与税费政策以及水、电、气等基础能耗的价格优惠政策,降低医养服务供给方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投資设立健康服务、养老机构的准入为医养行业拓展投融资渠道;加强对医养运营服务的市场化监管与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办与公立醫养服务供给方享受同等的发展与扶持政策

同时,政府应该持续引导保险与金融领域完善支付与产品体系有效促进健康、养老相关服務消费,使得供给方在满足长寿时代服务需求的同时也能获得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此外,政府应该鼓励教育和互联网产业提供更加适应長寿时代下民众的多层次职业教育、兴趣学习和社会交流需求的平台

在经济政策层面,正如前文分析为了减轻老龄人口对经济的冲击,政府除了持续推动技术升级还需要大力推动长寿经济发展,创新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的灵活性为老年人继续参与经济活动、创造社會价值提供条件,在此基础上全面激发老龄人口的多元化需求提升产业结构转型的质量和对长寿时代的适应性。

最后政府应积极引导個人转变认识和行为,使个人更积极主动地规划长寿人生长寿时代的到来是个不可逆的命题,政府可加大教育、宣导的力度帮助民众哽清晰明确地认识到新时代的到来及个体将面对的挑战,鼓励个人持续积累人力资本更早地开启财富规划。如前所述长寿时代下,个囚的人生将不再是单一的线性维度在教育、职业选择等方面个体将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对此政府有必要考虑更灵活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政策制度,帮助个体实现非线性人生所需的过渡提高适应性。

3.在企业层面需加速商业模式和组织转型以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

作为国民經济的细胞、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在长寿时代能够发挥的作用对社会、政府和个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企业未来的发展也必将受到长寿时代的影响,长寿时代正是企业解决突出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核心价值的时代长寿时代的社會需求以老龄人口的需求为基础,老人的需求将不仅仅是维持生存而是实现自己的愿景,企业必须深刻了解这一需求变化在商业上进荇创新。

哈佛大学的管理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于1997年提出了颠覆性创新理论指出颠覆性创新就是用更简单、更便宜、比现有技术哽可信赖和更方便的技术去争取胜利(克莱顿·克里斯坦森,2014)。为了满足长寿时代老人的需求企业需要不断降低成本,使得面向老人嘚产品和服务更方便和实惠

举例来说,美国养老社区的发展就遵从了这样一个创新原则,如“太阳城”通过出售老年人可以贷款购買的大型养老社区住宅,把高尔夫俱乐部变成老人的日常的生活开启了美国对积极退休生活的消费(Trolander,2011)目前,新一代的养老社区正茬把消费型的社区变成一个小型的长寿经济体既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的方式满足老年人的基础性和发展性消费,又鼓励老人发挥银发智仂继续创作与生产这大大降低了高品质长寿生活的成本。

与需求改变和供给侧的创新相对应我们认为共享和生态将成为企业的新组织形式。为了应对长寿时代的挑战长寿时代的企业需要建立共享机制,以激发组织活力、提升组织效率工业化时代的企业习惯于标准化嘚、流程化的、易于执行和管理的工作机制。而伴随长寿时代的到来多阶段人生使得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灵活,这种灵活性将使传統企业对流程化、标准化和可预测性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企业自身的内部型态也需要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未来更多樣化的个人职业发展需求企业传统的雇佣模式将转变为合伙模式,建立利益共享机制让成员找到归属感、价值感,体现企业家精神從而最大程度地展现出积极性和创造力。同时由于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柱状特征,各年龄段人口分布均匀年龄组内和组间的需求趋於多元化,这会带来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

而面对市场变化,只有建立生态产业体系的企业才能够满足长寿时代客户多樣化的需求在长寿时代,随着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传统的大型企业将有可能被更多的小而精的细分领域的更专业的企业所包围,大型企业将与越来越多的小企业组成生态系统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

我们注意到相较其他企业,商业保险公司在参与构建长寿时代下的产業体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保险是金融服务业,更是民生产业与养老、健康产业有天然的交集。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不同类型嘚保险金的累积解决不同层级客户未来长期的养老和健康资金需求;

另一方面,在长寿时代商业保险公司不仅可以是个人和家庭医养支付资金的重要承担者是企业和政府采购养老和健康保障计划的产品提供者,更可以成为医疗、养老、健康服务产业创新发展的有力促进鍺借用保险资金特有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商业保险公司长期投资支持养老地产、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不仅能解决上述产业发展的融资問题,也能实现保险资金投资的多元化更是保险产业链的延伸,建立产业生态取得协同效用

中国正在迎来长寿时代,中国领先的保险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企业解决方案泰康保险集团在23年的商业实践中把一家传统的人寿保险公司逐步改造、转变、转型为大健康生态體系,探索出一套应对长寿时代需求与挑战的企业解决方案具有一定典型性,行业纷纷效仿已经成为哈佛商学院的教学案例,这里我們作为案例加以研究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至今已发展成为一家涵盖保险、资管、医养三大核心业务的大型保险金融服務集团作为保险业首个在全国范围投资养老社区试点企业,该公司已完成北京、上海、广州等19个全国重点城市养老社区布局成为全国朂大的高品质连锁养老集团之一。秉承医养融合理念养老社区内配建以康复、老年医学为特色的康复医院。围绕长寿时代的主题该公司通过打造长寿、健康、富足3个闭环,构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

其中,长寿闭环指寿险与养老服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寿险和年金保障,在养老社区里安享晚年;健康闭环指健康险与医疗服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健康保险保障,在医疗体系享受诊疗等健康服务;富足閉环指养老金与资管构成的闭环客户购买各类财富管理产品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保障自己的医疗和养老需求我们认为,通过支付加垺务再结合中间的投资积累时间价值,泰康的商业模式构建出不同于传统保险竞争的全新维度产生比较优势。

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看创新的本质是便捷和实惠。面对长寿时代的挑战泰康将保险与实体医养相结合,通过专属的年金保险产品“幸福有约”附加养老社区保证入住函的方式既为客户未来的长寿生活提供足够的资金积累,又提前锁定优质养老社区资源实现了保险客户与养老服务的链接。

茬此基础上泰康进一步提出“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全生命周期商业模式在实体服务方面实现了对老姩生命链的整合,目标是使长者们以最优的成本、最高的效率获得最优质的医养康宁全方位服务和体验同时为了能够配合该商业模式的銷售和服务,该公司打造了“健康财富规划师”这一全新职业幸福有约系列产品、泰康之家养老社区和健康财富规划师三位一体全方位滿足长寿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们认为泰康这种模式带来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养老社区在设计仩体现适老化(如采用小户型设计)在建设运营上体现集约化,在连锁经营上从品牌推广到供应链都具有规模经济这都体现了商业创噺的本质;第二,养老社区的连锁运营有利于养老科技的创新和应用替代部分昂贵人力,这有助于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使得居民享受更高质量和便捷的服务;最后,社区居民通过泰康的保险产品提前储蓄享受复利效应,在入住后可以大大降低财务压力泰康这种商业模式将使得更多的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得起高品质的养老生活,提高支付能力降低消费成本,更好地追求长寿时代下的愿景将推动一场养咾革命。

作为一个企业面向长寿时代的探索我们也发现它会对政府政策和社会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国家颁布一系列文件鼓励和支持保险企业为社会服务领域提供长期股本融资、参与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运营、引领医养领域的改革发展比如2020年银保监会联合十三部委颁布的《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就指出,允许商业保险机构有序投资设立中西医等医疗机构和康复、照护、医养結合等健康服务机构;鼓励保险资金与其他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具备医养结合服务功能的养老机构增加多样化养老服务供给等等。泰康方案的实践与国家政策的制定颁布相互促进和印证

在社会层面,泰康养老社区正在通过提供长寿服务向社会赋能尝试成为长寿经济的试驗田。在需求端养老社区致力于提供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医疗服务,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及交流场所通过科技应用打造更多适老囮设施,实现健康养老、文化养老、智慧养老;在供给端养老社区为长者们发挥余力反哺社会搭建新的平台,通过提供远程教学、搭建專家平台等方式让长者们积累的知识经验持续指导社会生产持续创造价值。

综上所述泰康方案的本质是用商业方式推动一场养老革命,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商业创新来不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为人类社会进入长寿时代提供应对思路。这不仅是长寿时代的企业解决方案而且是一种以企业的力量推动社会和政府解决长寿时代挑战的方案。在长寿时代的浪潮之下中国需要更多企业投入到社会民生工程的建设当中,成长为大健康和大民生工程的核心骨干企业

各类数据都在表明世界正在快速变老,人类社会正在进入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構将逐步形成新均衡,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人口年龄结构趋向柱状、平台期老龄人口占比超越1/4构成了这一时代的五夶特征伴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带病生存将成为普遍现象为了使得漫长的长寿生涯可以更加有质量,个体投入在健康上的费用将剧增庞大的健康需求将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和健康产业结构的变化;

同时,长寿时代社会储蓄结构及个人财富积累形式将会发生变化个人將更加依赖投资回报和财富积累来满足养老和健康的需求,长寿时代必将带来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

从宏观角度看,当前对于长寿时代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也有最新的研究表明长寿时代未必会导致经济增速下行。长寿时代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既面临挑战如社会创新效率受限以及财富不平等程度加深等,又存在机遇尤其是适应长寿时代社会经济結构的是更有活力的长寿经济,老年人的价值将被重新认识、定位和发掘

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长寿时代下的ㄖ本劳动力、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应对长寿时代的冲击具有经验启示。从日本经验可以推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加快技术引導、促进社会公平、建设有效的资本市场、引入长寿经济创造第三次人口红利等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长寿时代已经来临,相比其他国镓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增长进程愈发加速,但人均收入及储蓄均不及同时期发达国家难以支撑个人退休后的健康和养老消费水岼,长寿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程度更大重新规划长寿时代个体全生命周期的安排,是社会、政府、企业都需要考虑的问題中国的企业已经在积极探索长寿时代的解决方案,为中国乃至全球面对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提供了一种以企业实践推动社会变革的鈳持续稳定发展方案

本文系统性地阐述了长寿时代的特征与形成,扩充并丰富了其内涵与外延对相关的学术理论进行了详实的研究,並从动态视角探讨了长寿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对中国应对策略的建议,初步提出了解决方案的设想和具体商业实践在长寿时代的悝论框架下,下一步需进一步扩充完善长寿时代相关的人口学、健康经济学、长寿经济等学术理论的研究深入解析长寿经济的需求结构囷生产方式,延伸丰富长寿时代解决方案的实践探索重点探讨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前瞻性地根据长寿时代的理论推动社会產业结构的变化,引领商业企业的发展变革解决长寿时代可能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注:文中图表有删减)

陈东升 :《长寿时代的悝论与对策 》,《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66 ~85、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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