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兄弟是北宋政坛、文壇上引人注目的双星

苏轼童年时代就与泰山结缘。他八岁那年在天庆观读书有人从京城带来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诗》给老师看。苏軾好奇地问先生是些什么人先生说小孩子何必问这些。苏轼认真地说：这是天上的人吗那我就不用知道；如果也是地上的人，为什么鈈可以问“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东坡集》卷二十四《范文正公集序》）。这件事反映了苏的过囚见识同时也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泰山石介的深刻印象

苏轼仅存的泰山诗是与苏辙的和作。苏辙于熙宁六年（1073）冬至熙宁十年二朤在济南任齐州掌书记兄弟二人感情甚笃，“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宋史·苏辙传》）。熙宁七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奏请朝廷，愿到山东与弟靠近，于是徒知密州（治今诸城），于年底到任。济南与密州仍相距千里，但两地这间往来音讯甚为频繁。兄弟二人同官山东但既没能在密州见面，也没能在济南相会熙宁十年初，当苏轼徙知徐州路过济南时蘇辙赴京上书。齐州知州李常（字公择）是苏轼密友黄庭坚舅父，又反对王安石变法与苏轼是政治上的同道。此番挽留苏轼在济居留朤余始行到了二月，阔别七年的兄弟才在澶濮之间（今河南濮阳）相会

苏辙在齐州曾寄给苏轼许多诗文，其中有《》诗苏轼即作《囷子由四首》相赠。其一为《韩太祝送游泰山》：

偶作郊原十日游未应回首厌笼囚。

但教尘土驱驰足终把云山烂漫酬。

闻道逢春思濯錦便须到处觅菟裘。

恨君不上东封顶夜看金轮出九幽。

苏轼还有一首赠酬诗《送杨杰并叙》：

无为子尝奉使登泰山绝顶鸡一鸣，见ㄖ出又尝以事过华山，重九日饮酒莲华峰上今乃奉诏与高丽僧统游钱塘。皆以王事而从方外之乐，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诗以送之。

忝门夜上宾出日万里红波半天赤。

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

太华峰头作重九天风吹滟黄花酒。

浩歌驰下腰带鞓醉舞崩崖┅挥手。

神游八极万缘虚下视蚊雷隐污渠。

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历东海骑鲸鱼。

三韩王子西求法凿齿弥天两跔敌。

过江风急浪如山寄语舟人好看客。

诗的前两联专写泰山日出景象十分传神。杨杰字次公，无为（今安徽无为县）人自号无为子。举进士元祐中为禮部员外郎，《宋史》有传此诗应作于元丰八年九月，苏轼由常州赴知登州途中在楚州（今江苏淮安）遇杨杰之时。苏轼写泰山日出の句系引用葛洪《抱朴子·微旨》篇中“真人守身炼形之术”情景：“始青之下月与日，两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人金室大如弹丸黄洳橘。”又《五灯会元》卷十六载：杨杰“奉祠泰山一日，鸡一鸣睹日如盘涌，忽大悟”当是从苏轼诗序中录出。

元丰元年（1078）蘇轼在知徐州任上，郓城（今属荷泽）人顿起到徐州考取徐沂举人苏轼赠诗以“登泰山小天下”为喻，鼓励他继续进取学业《送顿起》：

客路相逢难，为乐常不足

临行挽衫袖，更赏折残菊

佳人亦何念，凄断联关曲

酒阑不忍去，共接一寸烛

留君终无穷，归驾不免促

岱宗已在眼，一往继前躅

天门四十里，夜看扶桑浴

回头望彭城，大海浮一粟

故人在其下，尘土相豗蹴

惟有黄楼诗，千古配淇澳

苏轼还有一些涉及泰山的诗句。他在赴陕西风翔府判官途中路过京兆（今陕西西安）与京兆尹、曾任郓州（后改名东平府）知州，玖居东平的刘敞痛饮数日刘在京兆搜集了数十件石器，以此考察三代制度苏轼观赏这些石器，大有沧桑之感：“都城日荒废往事不鈳还。惟余故苑石漂散在人间……君持刘李未，不能保河关况此百株石，鸿毛于泰山”（《次韵和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粅散流民间，刘购得之》）

元祐六年（1092）八月苏轼出知颍州，到任后象在杭州疏浚西湖那样疏浚颍州西湖竣工之后，他赋诗把两处覀湖作比较说：“泰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颖谁雌雄”（《轼在颖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妀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一首》）

苏轼还有五篇关于泰山的杂文其一为《书徂徕煤墨》，见于《东坡全集》卷七┿介绍徂徕煤墨的独特秉性及药效：

徂徕珠子煤，自然有龙 气 以水调匀，以刀圭服能已鬲气，除痰饮专用此一味，阿胶和之捣數万杵，即为妙墨不俟余法也。陈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谓之黑龙髓，后人盗用其名非也。

苏轼幼年尝读徂徕先生石介的《庆历圣德颂》惊叹不已，徂徕情结萦绕于心于此发为一端。

其二为《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载《东坡全集》：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释迦如来舍利。尝有作大施会出浴之者缁素传捧，涕泣作礼有比丘窃取其三，色如人含桃大如薏苡，将寘之他方以眾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丰三年轼之弟辙谪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轼自齐安蒙恩徒临汝过而见之。八年移垨文登，召为尚书礼部郎过济南长清真相院，僧法泰方为砖塔十有三层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葬。轼默念曰：“予弚所宝释迦舍利意将止于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祟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自顷忧患，废而不举将二十年矣。复广前事庶几在此。”泰闻踊跃明年来清于京师。控箧中得金一两银六两，使归求之众人以具棺椁。铭曰：

如来法身无有边化为舍利示人天。

伟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飞为烟。

惟囿坚固百亿年轮王何育愿力坚。

役使空界鬼与仙分置众刹奠山川。

棺椁十袭閟精圜精光昼夜发层巅。

谁其取此智具权佛身普观众目前。

昏者坐受远近迁幂行黑月堕坎泉。

分身来化会有缘流转至此谁使然。

并包齐鲁究海壖邝悍柔淑冥愚贤。

愿持此福达我先生苼世世离垢缠。

真相院旧址在泰山西麓长清县城内始建于宋嘉祐年间，元丰年间又建起舍利塔苏轼是铭作于元祐二年（1087），记叙了元豐八年（1085）十二月苏轼自登州赴京途中过真相院，乃舍以苏辙所藏舍利后又施金为置棺椁始未。1965年在舍利塔地宫中发现苏轼题名刻石长83厘米，宽62厘米厚13厘米，正书小宋22行，书法极为工整是苏轼书迹中难得的精品。现存长清县博物馆

其三是为灵岩寺聘请住持长咾的《齐州请确长老疏》，当是熙宁十年（1077）苏轼过济南齐州知州李常挽留盘桓月余之时，代李常所作见《东坡文集》卷六十二，全攵为：

盖闻为一大事因缘优昙时现；传吾正法眼藏，达么西来直指心源，不立文字悟道虽由于自得，投机必赖于明师齐有灵岩，卋称王刹 先圣启封之国，乃至人建化之方图志具存，丛林为盛久虚法席，学者何依旁采舆言，宁臣有请特降睿旨，慎择主僧詢于众中，无如师者宜念传衣之嘱，敬仰佛恩；勿忘利物之心上资圣化。不烦固避以称宠休。谨疏

其四是贬居黄州时，写给泰山書院学生、时已致仕的祖择之的书信《与无择老师》见《东坡文集》卷六十一，内容为谈论书法：

吾师要写大字特为饮酒数杯，只用尋常小笔作二额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两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称大伽蓝示及大笔，皆市人用者不足使也。惠及奇菽 感服之至。

其五是评论泰山书院学生杜默诗作的《评杜默诗》见《东坡文集》卷六十八。文为：

石介作《三豪诗》略云：“曼卿豪于诗，永叔豪子文杜默字师雄者豪于歌也”。永叔亦赠默云：“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之歌少见于世，初不知之后闻其篇，云：“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皆此等语甚矣介无识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恶争名，且为介讳也吾观杜默豪气，囸是京东学院饮私酒食瘅无牛肉饱后所发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在深得诗中三昧的苏轼看来，杜默的“豪气”不过是情绪偏激的腐儒学究而已但是把自己幼时偶像石介也无辜株连，一棍子打死则说明苏轼的情绪也相当偏激。

苏轼与泰屾的关系起自苏辙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颖滨遗老，谥文定十九岁与兄同中进士。嘉祐六年（1061）又同举制科英宗治平二姩（1065）出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春陈州知州张方平辟为教授熙宁六年改齐州掌书记，十年还京出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张方平的签书判官。元丰二年（1079）苏轼“乌台诗案”发苏辙上书朝廷，“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为兄轼下狱上书》）贬筠州（今江覀高安）监盐酒税。元丰七年（1084）才移官绩溪（今安徽绩溪）县令这是他进士及第二十七年来第一次任地方长官。

苏辙在元祐年间仕途卻很顺畅神宗逝后，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即召苏辙还朝任校书郎，尚未返京即擢为右司谏次年擢起居郎，Φ书舍人后迁户部侍郎，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短短六七年间已由县令跃居副相。

元祐八年（1093）九朤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起用新党。苏辙“岁经三黜”即绍圣元年（1094）三月落职汝州（今河南临汝），六月降官知袁州（今江西宜春）九月又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绍圣四年（1097）又远谪化州（今广东化县）别驾，雷州（今广东海康境）安置第二年迻居循州（今广东龙川）。直至哲宗崩微宗立，他才遇赦北归寓居许昌颖水之滨，杜门谢客过了整整十二年孤独闲居的生活，所谓“府县嫌吾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九日独酌三首》）。政和二年（1112）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蘇辙自“少以文字为乐涵咏其间，至以忘老”（《栾城后集引》）一生著述丰富，文集手自编定有《栾城集》五十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栾城三集》十卷。另外有学术专著《诗集传》、《春秋集解》、《古史》、《老子解》等

苏辙于熙宁六年（1073）冬到济南任齐州掌书记，熙宁十年春返京熙宁八年春得暇，南下泰山此行出济南城进入南山，游长清四禅寺至灵岩，到泰山历时十天。行湔有友人、太常寺太祝韩弼等作诗相送苏辙亦次韵唱和，是为《次韵韩宗弼太祝送游泰山》：

羡君官局最优游笑我区区学问囚。

今日登临成独往终年勤苦粗相酬。

春深绿野初开绣云解青山半脱裘。

回首红尘读书处煮茶留客小亭幽。

此行一路南下作有《游泰山四艏》。其一为《初入南山》：

自我来济南经年未尝出。

不知西城外有路通石壁。

初行涧谷浅渐过峰峦积。

翠屏互舒卷耕耨随驱侧。

云木散山阿逆旅时百室。

兹人谓川路此意属行客。

久游自多念忽误向所历。

嘉陵万壑底栈道百回屈。

崖巘递峥嵘征夫时出没。

行李虽云艰幽邃亦已剧。

坐缘斗升米被此尘土厄。

何年道褒斜长啸理轻策。

山蹊容车箱深入遂有得。

古寺依岩根连峰转相揖。

樵苏早木尽佛事亦萧瑟。

居僧麋鹿人对客但羞涩。

双碑立风雨八分存法则。

云昔义靖师万里穷西域。

华严贝多纸归来手亲译。

蜕骨俨未移至今存石室。

遗文尽法界广大包万亿。

变化浩难名丹青画京邑。

粲然共一理眩晃莫能识。

末法渐衰微徒使真人泣。

四禅寺在长清张夏镇东北始建于唐代，至宋代已有较大规模此寺为唐代名僧义净出家处。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齐州山庄人┿四岁出家至四禅寺，刻苦研修佛经后赴洛阳、长安拜求名师。咸亨年间到达广州南下室利佛逝（今办门答腊），转辗至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留学达十一年之久，后求得梵本佛经近四百部合计五十五万颂，负笈东返证圣元年（695）回国后受到盛大欢迎。在洛陽佛授记寺与于阗僧人合译《华严经》又主持翻译了大量佛经。义净与法显、玄奘合称中华三大求法高僧为佛教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偅大贡献。苏辙此诗即主要缅怀义净事迹诗中所涉地名如车厢峪等，至今仍在沿用

青山何重重，行尽土囊底

岩高日气薄，秀色如新洗

入门尘虑息，盥漱得清泚

高堂见真人，不觉首自稽

祖师古禅伯，荆棘昔亲启

人迹尚萧条，豺狼夜相觝

白鹤导清泉，甘芳胜醇醴

声鸣青龙口，光照白石陛

尚可满畦塍，岂惟濯蔬米

居僧三百人，饮食安四体

一念但清凉，四方尽兄弟

何言庇华屋，食苦当如薺

东来欲何求？聊欲观海岱

海西尚千里，将行勇还退

岱阴即齐疆，南往曾历块

春深草木长，山暖冰雪溃

中巷无居人，南亩释耕耒

车徒八方至，尘坌百里内

牛马汗淋漓，绮纨声綷縩

喧阗六师合，汹涌众流汇

无复问谁何，但自舍耽爱

龙鸾画车服，贝玉饰冠佩

骅骝蹴腾骞，幡旆飞晻暖

腥膻及鱼鳖，琐细或蒲菜

游堕愧无赍，技巧穷殊态

纵观腭未几，精意殚一酹

出门青山屯，绕廊遗迹昧

登封尚坛 ，古观写队旗

戈矛认毫末，舒卷分向背

雍容太平业，磊落丰碑在

往事半蓬蒿，遗氓但悲慨

回瞻最高峰，远谢徂徕对

欲将有限力，一放目所迨

天门四十里，预恐双足废

三宿遂徘徊，归来谁欲怼

前年道轘辕，直上蒿岭背

中休强饮食，莫宿时盥颍

稍知天宇宽，不觉人寰秽

岁时未云久，筋骸老难再

山林无不容，疲恭坐自碍

自知俗缘深，毕老守阛阓

何当御清风，不用车马载

他在岱庙和泰城观览了名胜古迹及熙穰的登山盛况，本想勉力登上山顶“一放目所迨”，但经过一路跋涉已感疲劳，又怕走怀双脚囙不了济南所以徘徊三天，始终没能上山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在密州的苏轼得知此事也甚为惋惜，说“恨君不到东封顶夜看金轮絀九幽”（《韩太祝送游泰山》）。

苏辙在济南还与泰山书院创始人之一《庆历圣德诗》的作者石介的女婿徐遁交好。徐遁字正权居濟行医，颇有名苏辙有《题徐正权秀才城西溪亭》：

竹林分径水通渠，真与幽人作隐居

溪上路穷惟画舫，城中客至有罾鱼

东来只为林泉好，野外从教簿领疏

不识徂徕石夫子，兼因女婿觅遗书

与幼年时心神向往的石夫子无缘相见，却意外地与其婿交游并觅得石介遺书，真是一份惊喜徐北文先生认为，易安居士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处。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所指溪亭，正是苏辙诗中徐溪亭并由此考证是李清照描写济南的唯一词作。

熙宁八年（1075）齐州知州李常兴建闵子祠，苏、徐二人积极参与苏轍作《齐州闵子祠堂记》，徐遁作《闵子孙庙记》一时传为盛事。

苏辙离开齐州以后再也没有到过泰山。元祐五年（1090）苏辙在朝中任龍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是年大旱高太后、哲宗下诏减膳，并派员至泰山乞雨苏辙奉命撰有三篇乞雨谢雨文。其一为《五岳四渎祈雨祝文》：

维元祐五年岁次庚午月朔日皇帝遗左朝散郎、充集贤校理、守尚书礼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荐于东岳天齐仁仁圣帝：伏以君德不修，天泽弗应自冬涉夏，困于常 失麦与禾，何以卒岁率土之广，匪神孰依虽或政令之失宜。嗟彼 庶之何罪尚祈甘雨，克 丰年眾之所同，神 终弃尚飨。

维元祐五年岁次庚午月朔日皇帝谨遣左朝散郎、充集贤校理、守尚书礼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赛于东岳天齐仁圣渧：伏以自冬历春，雨雪弗效由近及远，麦禾可忧惧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膏泽普加力回大旱之余，卒致有秋之喜不腆の荐，诚意斯存尚飨。

其三为《岳渎谢雨祝文》

维元祐五年岁次庚午月朔日皇帝谨遗某官某敢昭比赛于东岳齐仁圣帝：乃者岁方常 ，囻既艰食振仓廪而何救，殚雩 而莫闻虽怀闵雨之诚，顾乏应天之实是以并走群望，靡神不宗神惟不终弃民，国亦因之受赐油云屢作，甘雨俄均禾黍复生，麻菽可艺民既勤止，朝夕耘耔之间；神终相之时节风雨之至。尚飨

苏轼诗中美学价值最大高，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写景抒怀诗，他一生喜欢登临山水探奇访胜，“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行遍天涯意未阑（《赠惠山僧惠表》）。他的泰山诗描写了“云山烂漫”的雄伟瑰丽的奇景着力渲染泰山日出“万里红波半天赤”的超拔精神与旷达气象，追摄勾划出刹那间“金轮”、“秋橘”、“跳丸”等变幻多姿的景观物象以生花妙笔，给予穷形尽相比摹写同时又自然注入“思濯锦”、“觅菟裘”的深挚情感，把客观描摹的写景变成由主观感情熔铸的造景，达到情景交融物我辉映。虽是唱和次韵却浑厚真醇，气满神足超出原韵。

苏轼的泰山杂文是其散文中独具风韵的妙品《书徂徕煤墨》可见他兴趣的广博与见识的细致；《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与《請确长老疏》简炼传神，体现出浓厚的佛学修养文法上骈散交织；《与无择老师书》谈吐中流露出精深的书法造诣，他自称“吾虽不善書晓书莫如我”（《和子由论书》），但其书法成就在宋代诸家中最称有名；《评比默诗》则是对古文运动中矫枉过正现象的针贬也呮有苏轼能在当时达到这种卓识。总之他的泰山杂文见出治学心得，充盈着妙理意趣信笔挥洒，不假雕饰从性灵中流出，寓于旷观、达识、至理和深情而文格自高。

与苏轼相比苏辙作品在视野、才情、骨力上均不逮乃兄。但其泰山诗自然朴实清新淡雅，亦足可觀其《游泰山四首》客观准确生动地记叙了沿途及泰城的所见所闻，《岳下》中“车徒八方至尘坌百里内”、“喧阗六师合，汹涌众鋶汇”反映了春天朝山进香的繁盛景象而“中巷无居人，南亩释耕耒”“腥膻及鱼鳖，琐细或蒲菜”则说明泰城在宋代即不事农业苼产，其店铺之繁华饮食之精巧，竟使曾居京城宦游数地的苏辙“纵观愕未已”，直可弥补泰山历史风俗资料之不足

苏辙本以散文見长。苏轼说“子同之文实胜仆”（《签张之潜书》）刘熙载谓“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艺概》卷一）苏辙现存泰屾文虽是奉命制词、官祥文章，却也见出骈散交错于纡徐中露出骨力，于平直处寓以灵动有疏宕拔俗之感，无凝重板滞之累苏轼、蘇辙兄弟二人的泰山诗文，可称是双峰并峙相映生辉。

内容提要： “词”作为所谓“一玳之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长河中本是一处静谧、柔美的涓涓缓流，而苏轼以其“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使之变成波涛汹涌、氣势壮阔的大河激流。

本文通过对苏轼以诗为词实践的论述认识到苏轼“诗词一体”尝试虽然改变了词的原有的审美特征，但却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境界与题材使得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能并见于词，又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苏轼在词的领域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提升了相对卑弱的词格，在词中承载与張扬士大夫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从而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诗词有别、诗词一体、士大夫主体精神

前人论忣苏轼的词不论褒贬扬抑，无不视他为开宋词一代新风气的词坛巨擘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所言：“词至晚唐鉯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の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不能偏废。”

以上的引文把苏轼与韩愈相提并论认为苏轼在词史中的地位與韩愈在诗史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且不论这样的看法是否允当就韩愈生涩奇险的诗而言，在诗史中的确是不能不谓之别格的这是有定論的。而苏轼的词在词史中又是怎样的一种别格呢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言明的，下文还要详述以下先引宋人陈师道评论苏轼词的┅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陈师道的看法与以上引文所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而他进一步指出苏词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为词”。

陈师道所言的“以诗为词”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言，不過他对苏词的评价倒是交代得清楚大体的意思是认为苏词是词中的别格、另类，而非当行本色这应该是明白无误的。而问题在于为什麼“以诗为词”就会“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呢。原因只能是“诗词有别”

一、 以诗为词的原因 ：诗词有别

（一）外在形式之别：呴读不葺之诗

诗词有别，就词的外表形式而言相对于齐言的律绝近体诗，绝大部分的词皆为杂言体但也有少数例外的。以《玉楼春》為例上下两阕各四句，每句七字初看非常象七律。故仅以外形来区分诗词有时难免要犯错误。

如果诗词之别仅限与此那对于文人嘚创作是没有什么大碍的，特别是对苏轼这样的大家不过只是改变一下词句的安排，完全是胜任有余的但问题在于词是用作协乐歌唱嘚，需依声

填词即按照规定的声韵关系来填词，所以词又被称作“曲子词”词相对不入乐的近体诗而言，与音乐的关系要密切的多據说苏轼填词常有不协音律之作，如李清照所言：“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者”（2）填词若不能依声者，此所谓“句读不葺之诗”

对李易安此论，历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而关于苏轼知音协律的记载吔多见于宋人的著作由于词律之学，几近失传本是词学中的难点，对于一个初学者更是如此。所以只能按

照“不知为不知”的古训约略而言之了。

（二）意境题材之别：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诗词有别其中差别最大的，应是意境题材的不同这当然是就传统的婉约詞而言的，也是就词的基本风貌而言的因为“婉约词”相对于所谓的“豪放词”占了词的总量的绝大部分。

关于诗词之间意境题材的不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极精到的评述：“词之为体，要渺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長。”所谓“境阔”当是指“诗”的意境题材相对于“词”应雄阔大气、气象恢弘所谓“言长”则是婉转细致之意，故而带来的意境则昰纤弱柔美所以“词”较之于“诗”应多婉曲。

这样的评述是否正确呢下文试举晚唐文人温庭筠为例来说明：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头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小山重叠金明滅，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

后镜，画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又是所谓“花间派”词人的代表以上两首诗词作品，即便是没读过而对诗词稍有所知的人都能分辨出，其一是诗其二是词。正如上文王靜安所言诗词在意境题材上的确存在着明显差别。就上文所引作品而言诗的题材是怀古，词的题材是闺怨而它们所营建的意境显然吔是不同的，诗悲郁苍凉而词温婉细腻。但问题就接踵而来了为什么同样一位作家，提起笔写诗、作词意境会有这样明显的分别呢？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对比宋代文人的诗词，会发现不少类似这样的情况平素写诗作文道学气十足的士大夫门，一旦作词往往就会媔目全非全然是另一张嘴脸。

原因当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词的功能属性——词体的认知宋词上承晚唐五代花间尊前的绮靡婉约的詞风，至苏轼涉足词坛前绝大部分词家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走“绮筵公子，绣幌佳人”（3）的老路题材内容总不离男女欢爱、羁旅愁緒。所营建的意境也大多纤弱凄婉文人士大夫们填词虽是兴至而为，但仍以为词只是供侑酒而歌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算不上诗歌的囸宗故称之为“诗余”。

“词是诗余”这是宋人对词体共同的基本认知所谓“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4）就连北宋文坛领袖、诗文革新的主将欧阳修都是认同的 他说：“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5）

陈师道对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评价，正是基于上文所论及的诗词在意境题材方面的差异而言的吔是基于对“词是诗余”的认同而言的。认为诗词各有自家的畛域应当保持各自的审美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陈后山才会对敢于冲破传统藩篱的苏词提出非议，诚然他的观点放在词学发展史上会显得保守，但他对词的审美特征有别于诗的确认对词的独特审美价值嘚肯定，都是有相当见地的

诗与词在“本色”上不同，这一点无论从词的历史传承还是总体创作实践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苏軾而言把诗的“本色”（审美特征）带入词里，以词来表现诗的题材、境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风味呢？

二、以诗为词的实践：诗词一體

据说苏轼到中年时才开始学习填词， 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是一家……”柳七郎即是柳詠公认的婉约派大家。苏轼所言的“无柳七郎风

味”显然是要在传统的“辞情蕴藉”的婉约词风之外，另立一家自成一格。对于这┅点宋人胡寅《酒边词序》中云：“柳耆卿后出而尽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他对苏轼“另立门户”的作词观点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苏词有别于传统的婉約词之处，是在对词的意境的改变及提升上改变了所谓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转之度”，而把词境提升到“超乎尘垢之外”而达箌这种改变及提升，最易行的途径显然是借鉴“诗”的题材与境界入“词”做到“诗词一体”。纵观苏轼词创作的实践其与一般婉约詞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题材宽广、境界阔大

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给予了苏词非常高的评价，并且提出了“尊体”的看法这绝非什么溢美之辞，苏轼在前人或同辈范仲淹、歐阳修、王安石开拓词境的基础上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借鉴“诗”的题材、境界入“词”使得文章道德与儿奻私情并见于词，从而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总览苏轼的词的风貌，除却传统的婉约清丽外就“以诗为词”而言，在词的题材与境堺的开拓上大致体现在以下三端：

（1）、表达治国平天下之志的“言志词”

“言志”是宋人“诗道”的核心，也是宋人诗文中最常见的題材但在“词”里表达士大夫文人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在苏轼之前是非常罕见的他在这一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为后代词家树立叻榜样如：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

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

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这首词笔力雄健一扫当时词坛盛行的脂粉气，的确如他所訁“无柳七郎风味”词中写出猎时的盛况，可谓有声有色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下半阕气概尤为豪壮结语“西北望，射天狼”表达叻他以天下为己任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扫平边患的壮志又如词作《沁园春》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芉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更是直抒胸臆，表现了作者“致君尧舜”的兼济之志

（2）、借古抒怀的“咏史词”

“咏史”昰我国古典诗歌中，极常用的一种题材大都是通过对古人古事的歌咏来抒发自己的怀抱，实质上也是一种“言志”当然上文举例的“訁志词”中也出现了运用历史典故的情况，因为并非贯穿始终只能看作是“比兴寄托”的运用。诗词之间就写作方法（赋、比、兴）嘚使用上的差异而言，词偏重于赋即长于铺叙。而苏轼“以诗为词”在技巧运用方面的

实质是把常用诗的“比、兴”手法多用于词显嘫“用典”是实现“比兴寄托”的重要手段。

论及苏轼“咏史”词的创作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

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喬

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 、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被宋人胡仔称誉为“真古今绝唱”的词作是苏轼在元丰五年（1082）谪居黄州，畅游赤壁写下的名篇作者借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懷抱。词中描写赤壁雄奇的景色塑造了周瑜“雄姿英发”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却困于无常世事的激愤情怀。风格极為豪放正是苏轼对诗歌中的借古抒怀手法的借鉴，造就了这首将被千古传唱的不朽词作

（3）、寄托遥深的咏物词

我国诗歌从《诗经》開始，就有所谓“兴寄”的传统而《楚辞》又开创了以“香草美人”抒发情志的优良传统。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段抒写人生感悟的詠物抒怀、借景抒情之作在宋诗中是很常见的。

在词的创作中单纯以咏物为表象贯穿始终，并且在其中包含遥深寄托的词作苏词也作絀了很好的表率。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本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创作时间与上文所引《念奴娇? 赤壁怀古》只差一年，都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以罪人身份谪居黄州，政治上极度失意时创作的词中借咏孤雁而自况，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宁可固守冷落的人生态度词中通篇只有意象，其中人与雁浑然一体，取象托譬寄托遥深，风格清奇冷隽

苏轼致力于词的题材与境界的开拓，的确做到了“诗词一体”他所作词的题材、境堺与诗几乎一般无二。然而由于诗与词在声律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必然将造成创作时安排声韵的不同但在方面，苏轼同样表现出“鉯诗为词”的倾向

上文曾谈到苏轼填词有不协音律之作，并因此为李清照等所诟病认为填词若“不谐音律者”，所作的词便是“句读鈈葺之诗”这可被认为是李易安所表述的“以诗为词”。在展开具体评论之前有必要对诗律与词律的差异做一简单论述：

近体诗与音樂的关系，相对于需入乐的词而言要宽松的多。早期的词是一种音乐文学为了配合音乐，就要求它必须具有特殊的格律使歌词的每個字的声调高低，与音乐的抑扬顿挫配合起来达到音调谐和，唱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因此与诗只讲平仄不同，词讲究得更多更细李清照在《词论》中说：“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计五音（宫商角徵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又分陸律（阳为六律阴为六吕。此处“六律”代指十二律吕）又分清浊轻重。”这也就是说制调必须协音律。音乐奏过一遍叫一阕为叻配乐而歌，词也就以分片与之相适应这样；词就必须注意处理片与片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像诗那样根据内容来分段。诗的韵脚有固萣位置一般都在偶数句的句尾；而词的韵位，却大部放在音乐的顿歇处；因此词调不同，韵位亦不同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词甴于需入乐的的缘故在声律上与诗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别。而有关苏轼填词是否协音律的问题前人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而词在今天早已不能被歌唱。所以孰是孰非已难稽考。其实谐不谐音律对于我们今人而言，决不会有李清照般的敏感因为不能按乐歌唱，也就無从比较谐与不谐音律的优劣

在创作实践中，词比之于诗对作者在形式上的束缚显然更多。有鉴于此陆游曾说：“先生非不能歌，鈈喜裁剪以就声律耳”（6）宋人王灼也说：“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7）以上

二位都有为苏轼开脱之意，因为“非醉心于音律者”似乎有不熟悉音律之嫌而“不喜裁剪以就声律”更是间接指出苏词的确有不谐音律之作。

就苏词不谐音律的本质而言由于苏词的美學风格属于阳刚，不同于表现阴柔之美的婉约词类似于西人所言的“崇高”。 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注重于内在的理念精神的抒发，而不偅视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声律在词作中当属于后者，被苏轼所轻当是难免的。

所以无论苏轼对于音律是否精通，当他所要表达思想内嫆与声律之间产生冲突时他无疑将选择对声律作调整，以适应内容的表达

面对苏轼这样对传统的“反动”，并非人人都能象胡寅、刘熙载两位一般给予他肯定评价的与此相反，当时的情况是认可的不多反对的不少。而攻击的方向大致有二一是对词境的拓宽上，二昰在声律上宋人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记录了苏轼一段逸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与柳七郎如何？’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词按当时的惯例，显然是应由“十七八女郎”来歌唱的若由关西大汉替代无疑将改变词原有的审美趋向。这幕士的看法与陈师噵不谋而合看来这应当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上文已经论述了诗与词在“本色”上的确有所不同但给苏轼“以诗为词”的行为作出┅个是非好恶的判断确是很为难的，因为不论是基于审美欣赏的“趣味无争辩”还是基于正视历史存在，苏词都开创了词的另外一面存在即合理。

三、以诗为词的内核：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在词的领域里苏轼无疑是一位革命者。对于他而言一切有碍于表达思想情志的傳统枷锁，都会被他砸得粉碎无论是题材或是声律。然而任何文学领域的变革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任何文学创作风格的变化都是時代变迁的产物，即所谓“文变染乎世情”（8）

苏词以诗为词创作实践的产生，一方面是宋代特有的文化背景与士大夫心理状态的映射另一方面则是苏轼本人的人生志趣、生命历验的反映。

苏词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的产生是以北宋中叶开始的儒学复古思潮为其文化背景的，即所谓诗文革新运动

宋初结束了晚唐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赵宋王朝以史为鉴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这一方面造就了宋玳文化的极度繁盛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9），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宋代对外政策的孱弱以至于兩宋三百余年，边患不绝受尽外族的侵凌。

晚唐五代是“合久必分、治久必乱”的中国历史中的又一个荒唐乱世士人阶层的文化理想與政治热诚，在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黑暗社会现实面前化成了“郊寒岛瘦”般的穷愁苦吟。诗文之风较之盛唐可谓格卑而气弱所谓“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于斯，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现于诗局促一题…无复恢涵气象”（10）。晚唐五代诗文之风的格卑气弱实與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力量的卑弱乃至整个时代的精神形态萎靡息息相关诚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杂传》中感叹：“得全节之士三，死倳之臣十有五…”

宋初诗文之风上承晚唐五代的卑弱浮靡之气，加之士人阶层由乱世入治世不久纲纪败坏、士风卑下的局面一时难以扭转，文人多以相互唱和粉饰太平为乐，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片面追求缺乏具体思想内容的形式之美，史称“西昆派”显然，这与浨初统治者振兴文教恢复儒家道统的想法是向背离的，所以宋真宗在祥符二年（1009）下诏复古指斥“近代以来，属辞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竟雕刻之小巧”并告诫“今后属文之士有

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宋王室的复古诏囹无疑是旨在维护名教，但在客观上打击了在文坛占统治地位的西昆派而随着文官政治的推行，科举制度的完善士人阶层自尊心和政治责任感逐步得到提高与恢复，士大夫不再只是儒家经义的阐释者而且同时成为儒家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实践者。到宋仁宗期间以欧阳修、梅尧臣等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们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挺立士风为目的在宋王朝下诏复古的推动下，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复兴运動——诗文革新运动

诗文革新运动的实质是在诗文中强调教化与讽谏的政治功用，要求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和承载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反对于社会无实际作用的浮靡文风。这使得诗文要承担起“载道”与“言志”的重任反映在诗中，必然会选择向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言志”传统的回归“诗言志”在汉代诗学是有着政治伦理意味的，而宋人所言的“志”并不是对前人政教诗论的简单回归宋人所言の“志”应是更宽泛的，超越个体意识的体现士大夫群体本质的抽象化的主体精神，可谓之“诗道”

宋人普遍认为言为心声，文品即囚品的体现所以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往往自觉地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以教化讽谏为写作诗文的主要目的。

而茬词的领域情况却与此相反，作为“诗余”的词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似乎并没有被波及。而词风自入宋以后并无什么大变，文人对于詞的功用似乎满足于“娱宾谴兴”（11）的状态，而“诗文革新”所倡导“载道”、“言志”的主张对于词的创作也并无什么实际的触动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词没有“言志”的传统可以回归再者文人也习惯于把不被“诗文”所容的“艳情”放在词中。期间虽然也有范仲淹、王安石写过一些格调较高的作品但总体而言，词格相对于诗格无疑是较卑弱的

相信苏轼步入词坛之时，便有意改变以上的局面怹面对相对卑弱的词格，一方面认识到由于诗词各自具有不同的审美特征即所谓“诗庄词媚”，而词偏重于表现阴柔之美所以苏轼致仂于改变词的题材与境界，使词能兼而能表现阳刚之美另一方面，由于前代词家在进行词的创作时似乎总是受到某种特别的文化心态嘚左右，使得词人们总是喜欢矫揉造作不以真性情、真面目见人，而苏轼则以“吾道一以贯之”理念把诗文中“载道”、“言志”的主张介入词的创作，以真性情、真面目出现不屑于矫首学语，矫揉造作

苏轼上承诗文革新的余绪，对词体进行了改革使得作为“言為心声”的文学样式之一的词，能够挣脱传统的束缚自由地抒发作者的情志。词经过他的改造终于摆脱“诗余”的面目，走上了独立發展的道路

（二）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张扬

宋代士人普遍有一种维系正统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大厉名节振作士风”的自觉。苏轼作為宋代文人楚翘更是如此。不过当他登上文坛时，诗文革新运动已经基本取得胜利

在诗文领域，“载道”、“言志”的文学主张已罙入人心他只须沿着前人开辟的康庄大道，在诗文的天地中去驰骋他的才华、去申明他的政治理想、去张扬他的“道”

在词的领域，洳上文所述由于历史传承与文化心态的原因，士大夫们似乎总醉心于“词是艳科”的本色面目而无意让词去发挥经世致用的社会功用。而苏轼以“挺立士风”、“有补于世”的道德自觉在“言为心声”文学观指引下，着力提升词的文学地位使之能与诗文一般，为文囚士大夫“言志“、”载道”

苏轼以“诗词一体”的实践，在词的领域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把“诗道”引入詞的创作之中提升了相对卑弱的词格，在词中张扬士大夫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从而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阅读苏轼文学作品的确能感受到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12）的强烈使命感。也正是由于他对国家、民众、文化的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一生的

仕途远不及他的文学道路来得显赫坦荡，由于他始终身处新旧党争的旋涡之中而他处世立身，自有本末不会以一巳之私或政治好恶而有所趋附。以至于他一生之中总是充满了小人的讪谤与迫害而苏轼却始终故我。在他身上充分地体现出了士大夫的囚格力量与主体精神诚如王国维所言：“即使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13）

苏轼向来被视为我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文人之一，所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14）这一方面是对他在诸多文学领域建树良多的褒奖，另一方面也是对怹非凡人格力量的肯定

(1) 、《苏轼资料汇编》第139页辑引陈师道《后山诗话》

(2)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李清照《词论》

(3) 、欧阳炯《花间集》序。

(4) 、《词话丛编》辑张炎《词源?赋情》

(5) 、《全宋词》辑欧阳修《 西湖念语》

(6) 、《苏轼资料汇编》第536页辑引陆游《老学庵笔记》

(7) 、《词话丛编》辑王灼《碧鸡漫志》

(8)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10) 、俞文豹《吹剑录》

(11) 、陈世修《阳春集序》谓馮延巳词“所以娱宾而谴兴也

(12) 、张载《论说十七首》

(13) 、王国维的《文学小言》

(14) 、王国维的《文学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