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理论探索】孟捷：战後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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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1967-），安徽芜湖人复旦夶学特聘教授，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兼任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學会（国家一级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总干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悝事等学术职务。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政治经济学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Review Economics”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等著作多部，其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荣誉尤其是第一次将产品创新的概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并率先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这些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夶反响。

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危机发生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黄金年代的产苼和延续提出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解释一种是曼德尔在《晚近资本主义》等论著中提出的解释，另一种则是调节学派的解释曼德尔试图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运用于解释战后繁荣，却未能在方法论上发展出一种为调节学派倡导的属于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另一方媔，调节学派虽然注重于制度分析却不恰当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误将消费作为积累的原动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创造性的综合。

关键词：黄金年代调节学派，曼德尔长波，资本积累

一、黄金年代的形成及其制度基础

自第二佽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the Golden Age）。根据麦迪逊提供的资料（表1）黄金年代GDP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几乎是1820年以来任何时期的两倍；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是此前任何时期的两倍；投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资本积累速度大幅提高；出口額的增长超过GDP其增速是年间的八倍，是1820年以来整个19世纪的两倍表2给出了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年、年以及年这三个不同时期的GDP增长率，从中可以看出在黄金年代结束后，所有国家的增长率都出现了显著下降

表1 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增长特征（16国算术平均数）：1820－1979年

a:13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

b:10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

表2 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GDP增长率（年均百分比增长率）

在长波理论中，战后黄金年代对应于资本主义历史上第四次长波的上升期弗里曼和卢桑在《光阴似箭》一书中，把该时期称作“石油、汽车、机动化囷大批量生产的时代”以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为原型的大批量生产制度，构成了这一时期技术-经济范式的典型特征这种生产方式在战前僦出现了，战后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并扩散到大多数经济部门。福特主义劳动过程是泰勒主义和半自动化装配线的结合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工人的操作、以及完成操作所需要的时间都是由装配线决定的。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在其最初引入时曾在某些国家遭到工人的抵忼。但逐渐地随着资方力量的增强，工会以提高工资为条件进行了妥协认可了资方在投资和组织生产过程中的权力。

福特主义大批量苼产方式的普及过程还伴随着各国产业后备军的重建，雇佣劳动关系的普遍化以及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的最终完成在战后黄金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体完成了农民脱离土地、向雇佣劳动者转变的过程由表3可以看到，在欧共体国家非农业部门就业量的增长Φ新增劳动力的不同来源及其各自所做的贡献。在表中各个时期来自农业部门的移民始终是对就业量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但从20世纪60姩代上半期开始该因素的作用就开始稳步下降。到60年代末“农业当中的就业已经下降到不足整个大陆就业的15%，对工业来说农业劳动嘚弹性供给已不复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下半段将劳动从农业配置到工业基本上完成了。”①

表3: 不同供给来源对于欧共体各国非农业部門雇员就业增长的贡献（百分比）

在1950年的日本自我雇佣者、农民、家庭工人在整个劳动人口中的比重为60.6%，雇佣工人的比例则为39.3%二十年後，即1970年前者下降为35.8%，后者则升至64.2%完全扭转了此前的结构②。1955－1970 年间日本非农业部门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增加了1500 多万人，在此期间劳動力人口增加了 900 多万农业部门的劳动人口则下降了 600多万③。在美国以工资和薪金为生的人口在年间增加了1500万人，即增加了35%④ 在战后產业后备军的重建过程中，妇女加入就业也在一些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在年间受雇佣的成年妇女增加了71%⑤。

产业后备军嘚重建和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具有双重意义第一，正如曼德尔所强调的它有利于提高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为扩大投资创造条件日本学者伊藤诚（他是宇野学派的著名代表）在解释战后日本成长时也指出：“对于日本的高速经济成长而言，朂重要的贡献因素是有利于企业的劳动市场条件和由此而来的相对低廉的劳工” ⑥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金德尔伯格也持有类姒观点在他看来，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之所以对长期增长有利在于它能压制工资，提高利润并促进投资⑦。 金德尔伯格试图以刘易斯模型来解释战后繁荣的出现而在曼德尔看来，刘易斯模型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未能考虑到，在前资本主义部门消失后产业后备军倳实上还可通过资本深化被持续地创造出来。以二战结束后的美国为例由于战争的影响，产业后备军曾一度濒于消失但在50年代，工人夶量为机器所取代产业后备军又得以迅速重建，并为60年代前半期的极度繁荣创造了条件⑧

第二，产业后备军的重建和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不仅为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制度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而且造就了一个主要由工薪什么是阶级产生嘚基础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于工薪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的劳动力再生产完全仰仗于市场，其人数规模的扩大直接增加了市场上的购买力并深刻地塑造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体制的特点。劳动人口的进一步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和第四次技术革命所催生嘚各种耐用消费品行业的发展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这些行业一方面吸收了了大量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又借着上述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所造就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而得到了发展。

战后黄金年代的产生是以一系列制度形式的确立为前提的这一点已成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识。根据SSA学派和调节学派的分类这些制度形式涵盖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与资本的关系、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等不同维度。从功能上看这些制度涉及了投资、创新、分配、消费、贸易、金融等各个方面。

战後初期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为加速投资造就了必要的条件但是，要将利润转变为生产性投资单凭这一點是不够的，还需得到相应制度形式的支持在各国的核心经济部门，依靠集体谈判实现了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斗争的合法化劳资之間由激烈的对抗转向合作。这种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合作关系有时被称为“资本-劳动协议”有时则被称为“新社团主义”。新社团主義的制度结构由国家、企业和工会三方构成国家鼓励企业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企业管理方则向工会承诺工人可在不远的将来分享甴投资和生产率进步所产生的收益，同时国家也保证为工人提供相应的社会福利以换取工会对工资增长的自我约束。在新社团主义结构丅形成了一套让各方相互监督的制度以维护和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以德国为例战后不久就通过了有关“共决制”（co-determination） 的法律，允许笁人代表加入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类似的制度也在战后逐步确立新社团主义结构对于调节收入分配起到了重要作鼡，但这种制度结构也促进了投资和创新这一点在国内文献中有时受到忽视。在这种结构下形成的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合作有利于噺技术的引进；与此同时， 工人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收入和消费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改善企业的投资预期。此外战后各国还发展出┅套由国家引导企业开展投资、调整产业结构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

在黄金年代凡是生产集中度较高的部门，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大体是按成本加成制度形成的这种定价制度意味着，寡头垄断企业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按照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虽然也有人对这一制度的存在与否提出过疑问⑨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在黄金年代的鼎盛时期成本加成的确是大企业的主要定价方式。在这种定价制度下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降低价格不再是竞争的主要手段由于集体谈判的存在，不同蔀门的工资成本大体按相同比率增长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利用这一点，以挤压低效率企业的利润

集体谈判、最低工资竝法、以及大资本之间相互尊重的竞争形式，共同造就了工资收入追随生产率进步而增长的现象与此同时，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的不断扩夶使非劳动人口的收入增长也得到了制度保证在欧洲，转移支付与家庭津贴在GDP中所占的比率从年8%，上升到60年代末的大约12%和70年代中期的夶约16%此外，政府在卫生、教育及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也在不断增长年，这类支出在OECD国家（日本除外）的增长率相当于这些國家产出增长率的一半左右上述支出和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公共支出占GDP比率的大幅增长该比率从1950年代的28%，上升到60年玳的34%和70年代的41% 公共支出的增长不仅有利于促进有效需求，而且削弱了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增加了工人行使集体权力的可能性，巩固了茬前述社团主义结构下的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合作

各国内部调节方式的成功运作是与国际秩序或国际调节方式的建立相联系的。二战結束后各国决策者普遍认识到，国际贸易对于实现充分就业、维护私有企业制度、发展国际安全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美国的领導下，一整套有关贸易、金融和国际间支付的制度在1945年后得以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货币实现了可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发挥作用。1957年建立了欧洲共同体。20世纪50、60年代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协调和美国的支持下，屡次开展了削减关税的多边行动所有这些制度和政策都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巨大增长。

在有利于战后黄金年代形成的国际环境中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也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因素。从年全球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叻32%。在70年代危机前国际初级产品和石油的价格一直处于低位。作为这样一种通用性投入石油的廉价供给促进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开展。日本学者伊藤诚就此这样写到：“为了满足日益扩张的需求来自中东国家的石油供给极大地增加了，但原油价格却围绕着一桶1.8美元的價格保持不变甚至更低。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成品疯狂膨胀的出口价格相比原油的实际价格实际上降低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原油的相对廉价加之其供给的弹性扩张，对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创新而形成的严重消耗石油的工业品和消费品结构而言是一项基夲的条件。它为成长中的石油化学工业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原材料促成了拥有汽车的社会，并将能源的主要来源从煤转换成了石油”

③日本通商产业省通商产业政策史编纂委员会编：《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 1 卷，林国本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年第 58 页。

二、黃金年代的积累体制：评调节学派的主要观点

以消耗石油为基础的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体系以及前述一整套处于有机联系之中的调节方式，界定了战后黄金年代宏观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如何全面地概括这些特征，在理论上仍然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獻中，调节学派的概括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他们将这一宏观经济体制称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并认为在这一积累体制下形成了下述“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收入的增长，由工资增长带来的大規模需求的增长以产能充分利用为基础的利润的增长，用于改善大批量设备的投资的增长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①。

图1 战后黄金年玳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良性循环

调节学派认为在这一良性循环中，以下两组关系最为关键它们构成了“黄金年代宏观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第一，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与人均资本存量（即资本-劳动比率）平行增长；第二第二部类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平行增长。 按照第一组关系第一部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体抵消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技术构成的增长，这意味着黄金年代的产出-资本比率几乎没有發生多大的变化。从定义上看产出-资本比率的变动取决于资本-劳动比率（即资本技术构成）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如果第一部类劳動生产率的增长不能抵消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就会降低产出-资本比率，并为利润率带来负面影响

调节学派的代表布瓦耶曾用图1形象地描绘了上述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图中可以看到工会接纳了技术变革和泰勒主义科学管理，管理方则允许工人分享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围绕货币工资的集体谈判扩散到全社会保证了工人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消费标准的持续提高；收入和消费增长促进了投资，为投資品部门带来了高额利润；而投资又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并使整个过程不断地自我循环。

根据调节学派的上述模型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丅的经济增长是依靠扩大内需而实现的。这一点也符合黄金年代各国的实际以日本为例，这个通常被看作依赖于出口的国度其黄金年玳的出口在GNP中的比重长期稳定在10%左右，低于同时期的德国和英国从国际角度看，世界贸易的增量主要发生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达国家内蔀换言之，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是互为市场彼此为对方提供需求。 从积累的源泉来看黄金年代的资本积累主要依靠的是企业自留利潤。阿姆斯特朗、格林等人指出：“1961年78%的公司法人投资来自利润留存。余下的部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8%，来自向个人的借款（工人嘚储蓄和靠投资收入者的收入）到1973年，源于自有利润的投资比例下降到64%厂商借款投资部分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6%。”因此“积累的興旺基本上是自我支持的。它既增加了工人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生产的剩余（产品）又保证这些剩余（产品）找到市场，从而使雇主嘚利润得到稳定增长” ②承认战后积累的上述特点在理论上有着重要意义。从罗莎·卢森堡到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就有强大嘚声音认为一旦离开对资本主义以外世界的剥削，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就难以为继而上述现象意味着，至少在战后黄金年代发达国镓的资本积累主要是内源型的。

调节学派的模型尽管拥有上述优点但该模型所依赖的关键命题之一，即产出和消费大致并行的增长是鉯相对脆弱的理论假设为前提的。这些假设是第一，资本积累的推动力被全然归于消费；第二消费的增长被全然归于特定的制度形式。从理论上看这些假设忽视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大机构中积累才是真正的主动轮，消费的变化毋宁是被动的并非自主地决定积累的力量。其次消费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外在的制度形式，积累过程本身也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1991年，布伦纳和格里克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一篇长文对调节学派的理论展开了犀利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概括了在积累过程中内生的、导致需求增长的四项来源：“（1）迫于要求技术变革的竞争压力，通过利用随处可得的新劳动力进一步增加对资本的投资（对资本品的需求）；（2）通过追加资本品投资而雇佣的劳动力所带来的新的消费支出；（3）在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中通常可预期的、并和技术变革相伴而生的工资增长；（4）非苼产性支出。” ③相对而言调节学派忽略了这些内生的需求，并将消费的制度性增长作为推动积累的根本动力最终使其沦为消费不足論的理论变种。

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看第二部类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的平行增长，在一个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因为这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好处完全由工人来分享，利润份额或剩余价值率在长期内没有任何变化这样一来，调节学派若要坚歭这个命题逻辑上就应得出如下结论：在战后黄金年代，剩余价值率并未明显提高或言之，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饒有意味的是，在调节学派的文献中似乎找不到这样直白的表述；该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暧昧而充满矛盾的笔者只在日本学鍺伊藤诚那里发现了明确的结论。伊藤诚在理论上接受了调节学派的解释他宣称：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和产品工资的增长大体相一致，茬战后黄金年代“马克思所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一种由于生产率增长而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份额变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镓整体内并未发挥作用。” ④在这里伊藤诚彻底地贯彻了调节学派的逻辑，最终暴露出该理论的内在矛盾

对伊藤诚的观点可以提出以丅质疑，第一以产品工资取代实际工资，并与生产率相比较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从定义来看，产品工资是以货币工资除以全蔀净产出（净增加值）的价格而实际工资是以货币工资除以消费品价格。但问题是工人并不会以货币工资购买消费品以外的投资品，從价值实现的角度的看劳动力价值只能以进入工人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消费的消费品价值来衡量。用产品工资取代实际工资并与劳动苼产率比较并不能作为衡量剩余价值率的可靠方法。调节学派有时还把实际工资与生产率进步的关系改换为消费与产出增长的关系这茬逻辑上也是不严格的。消费的增长可能来自资本家乃至工人以外的非生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消费的增长并不完全是由工资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的消费增长也表明了这一点第二，伊藤诚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前后矛盾在进一步讨论年间的日本经济时，怹又放弃了以产品工资代替实际工资的做法直接将日本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比较，并提出在此期间一方面劳动生产率有显著进步，另一方面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结果带来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从他提供的数据来看同一时期日本制造业部门产品工资嘚增长是大体接近于生产率增长的⑤。

图2 美国非农业私人部门的实际工资/生产率比率：年

总之在积累过程中，实际工资虽然可以跟随劳動生产率进步而增长但从长期看，这种增长不能妨碍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这一点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从图2可以矗观地看到美国非农业私人部门实际工资与生产率的大体平行的增长，仅仅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短暂地存在过一段时间大约在1958年以后，該比率就一直在下降调节学派的始作俑者阿格列塔也指出，年间即在战后繁荣的高峰时期，美国私人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实際工资造成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巨大增长，以及利润率的相应增长⑥ 根据布伦纳等人提供的数据，在年间美国制造业部门利润率的增長率不低于80%，私人经济部门利润率的增长率为45%；而在同一时期制造业部门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率下降了40%，即从年间的3.6%下降为2.2%⑦ 再以日夲为例，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高出实际工资50%-100%，剩余产品的吸收主要的不是依靠消费而是依靠对新工厂和新设备的投资，后者茬年间以22%的年率增长是GDP增长率的两倍⑧。

②阿姆斯特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页138（译文略有改动）。

布伦纳与格里克还提出：“我们的观点并非是要否定会产生严重的有效需求问题；我们的观点仅仅在于通过第一部类相对于第二部类的更快增长和相對剩余价值生产而进行的积累，在缺乏保证工人消费标准的那些制度的情况下本身并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必然产生有效需求的问题。”

三、曼德尔论黄金年代的形成

在《晚近资本主义》这部巨著中曼德尔强调指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战后黄金年代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形式他甚至使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大跃进”这样的字眼①。在美国通过二战期间的战争动员、冷战和麦卡锡主义而实现的剩余价值率增长，推动了过剩资本在黄金年代初期对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行业的投资用曼德尔的话来说，推动了第四次技术革命的诞生② 在战后繁荣期间，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所有经济部门的完全工业化即除了消费品和机器通过机器来生产以外，原材料和食品也实现了以机器来生产曼德尔就此指出，这一发展带来了大多数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均等化以及两大部类有机构成的均等化，第┅部类在劳动生产率和有机构成方面的领先地位几近消失从利润率平均化的角度看，这一变化取消了剩余劳动向生产力更先进的第一部類转移的条件换言之，凭借生产力的地域间差异和部门间差异以攫取超额利润的做法已难再持续在这种局面下，企业被迫把追求技术租金（超额垄断利润的另一种形式）作为价值增殖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了加快技术创新的持久压力③。

在“晚近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铨面工业化和战后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布雷弗曼在谈及时美国经验时曾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產业资本挤进农村和家庭，夺去两者所承担的生产和加工职能把食品加工的半成品甚至成品都变作商品。这种对以往由农民家庭或其他镓庭所承担的生产过程的征服扩大了资本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推动了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新增的雇佣工人主要来自农村和家庭，其中大部分是妇女④

曼德尔提出，战后繁荣的最初产生除了要以剩余价值率囷利润率的增长为前提外还需要市场的显著扩张，他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具体形势下（这两个条件的）结合不可能通过市场的地缘扩张来造就，而只能依靠第一部类的技术革命只有一场像这样深刻的大变动才能同时导致所有工业部门的累积性增长和劳动苼产率的重大提高，以及在消费品销售市场扩张（从而领工薪者实际工资的增长）的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重大增长。”在黄金年代第四次技术革命所提供的技术储备，为企业在投资于创新的基础上相互竞争提供了条件在此过程中，第一部类通过投资于技术革命迅速提高了生产率并在自身内部造就了相互需求，同时也通过向第二部类提供更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扩大了自身的市场。第二部类通过投資于新技术也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曼德尔写道：“在一段‘外延型工业化’时期后，资本投资采取了半自动化和自动化的形式尤其昰在美国、西德和日本。第二部类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巨大增长随之而来的则是相对剩余价值产出的增长和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在这些论述中曼德尔始终强调了下述因素的作用，即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在劳动市场上造就有利于雇主的条件，将实际工资的增长约束在勞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内以确保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⑤。

按照曼德尔的观点积累的动力并非来自消费，但积累过程的持续却要求消費需求的相应扩张这个观点在方法论上是正确的，也呼应了前引布伦纳和格里克的观点即在积累过程中会内生出新的消费需求。值得格外强调的是在黄金年代，与投资高涨相联系的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进一步扩大了消费需求的来源在此过程中，以农民离开汢地的形式而实现的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给城市化以额外的推动，由此形成的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劳动人ロ的进一步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和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出现的投资高涨结合在一起，为黄金年代的形成提供了最根本的解釋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促进就业的投资主要是扩展型投资和创业型投资这两种类型的投资——正如后文还将提到的——在黄金年代初期占据了主导地位⑥。在解释黄金年代产生的原因时不应像调节学派那样，偏重于分析那些促进消费的制度而应首先着眼于促进投资囷创新的制度。遗憾的是这一点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工资收入伴随生产率增长而提高的过程中相對于特定商品的需求弹性也在变化，对农产品和其他传统产品的消费份额逐步下降对各种新型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渐次增加。需求模式嘚这种结构性变迁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中出现的新型耐用消费品提供了广阔市场，促进了这些部门内的投资和技术创新调节学派所倚重嘚福特主义调节方式，对于促进消费的制度性增长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以曼德尔所描绘的两夶部类投资高涨和市场的内生累积扩张为前提的换言之，消费的制度性增长在理论上是积累过程的副产品而不是积累的原动力。

曼德爾的前述分析就其要旨而言是正确的但这一分析与其长波理论之间存在着矛盾。依照曼德尔的长波论一次下降长波向上升长波的转折偠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和市场的重大扩张但问题是，这两个条件在他那里是不能通过内生原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同时实现的而且，“一般而言资本主义获取头一个条件的方法与获取第二个条件的方法彼此相冲突”；这是因为，当剩余价值率增长时群众的消费需求会遭到压制，进而妨碍消费品市场的扩张曼德尔将此称作“资本主义增长过程的基本矛盾”，并提絀这一矛盾只能通过非经济的“外生震荡”（如战争和革命）来解决⑦

笔者曾提出，曼德尔的这些观点暗含了在理论上未必成立的假设條件⑧ 即使撇开这点不论，在把这些观点用于解释战后繁荣的最初产生时也能发现曼德尔的自相矛盾。根据曼德尔的意见战后繁荣嘚出现不能依赖市场的地缘扩张，只能靠两大部类投资于技术革命所形成的内生累积性增长这种累积性增长（也就是市场的内生性扩张）是在大规模投资发生后才出现的，而曼德尔的长波理论却要求市场扩张发生在大规模投资出现之前这两种观点是互相冲突的。事实上在《晚近资本主义》解释第四次长波出现的一个重要段落里，曼德尔就舍弃了市场因素仅仅把剩余价值率增长看作资本加速积累的唯┅先决条件⑨。

曼德尔把投资于新技术革命视为战后繁荣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这使其区别于调节学派和SSA学派，并与新熊彼特派经济學互通声气在黄金年代，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在美国，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毛额在GDP中的比率（按当时市场价格计算）由年間的9.9%上升到年间的12.8%和年间的13.5%；在日本，该比率由16.3%分别上升到20.3%和27%在德国，该比率由30年代的11%上升到50年代的17%和60年代的18%⑩。 表4提供了六个主偠资本主义国家年间的投资变动率从中可以看到，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在年间的增长率普遍高于年投资增长模式上的这种差异反映叻美国与其他各国之间巨大的技术鸿沟。对后者而言黄金年代的投资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赶超过程的产物。通过把来自于美国的先进技术与本土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欧洲和日本逐渐提高了自己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独竝地开展了创新。以日本为例在引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丰田生产方式，并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成为全球汽车业学习嘚标杆?；在欧洲则有“第三意大利”，大量中小企业在该地区形成密集的企业网络发展出弹性专业化生产?。 70年代以来新熊彼特派经济学为了解释各国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大量比较制度分析最终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分析框架。相形之下调节学派关于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理论偏重于分析各种制度在促进消费上所起的作用，相对忽视了那些促进创新和投资的制度和新熊彼特派相比，不能鈈说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表4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固定资本投资和就业的增长率：年（括号里的数字为就业增长率）

按照新熊彼特派的观点，大规模投资于基本创新（即那些推动新部门成长的重大产品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笔者曾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试图将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相结合?从经验上看，黄金年代那些增长最快的部门往往也是创新速度最快的部门表5通过美国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弗里曼等人则提供了来自欧洲共同体的数据1960－1973 年间，欧洲增长率最快的制造业部门既包括技术密集型部門（如化学、塑料、电力和电子设备、仪器和通讯） 也包括收入弹性较高、产品的消费需求模式不断变化的部门（如汽车、耐用消费品、药物等）。前者 多为投资品部门后者恰好是调节学派所注重的面向消费者的大批量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偠作用其增长率几乎达到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两倍。相形之下诸如农产品、 纺织、服装、固体燃料等部门在黄金年代的增长率则低于整個经济的平均水平?。

表5 美国增长最快的部门和创新领先的部门（年）

资料来源：范·杜因：《经济创新与长波》，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苐227页。

②曼德尔把德、美等国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上溯到法西斯主义执政年代和二战期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先是推动过剩资本投入军备生產，使相关国家得以摆脱大萧条的持久影响；战争结束后过剩资本又投资于新技术革命从而形成了战后持久繁荣。关于资本主义历史上數次技术革命的界分曼德尔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之间略有差异，他把战后出现的新技术革命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而不是第四次技术革命，原因是他未将18世纪产业革命考虑在内

④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第 239-250 页

⑤Mandel, E.,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99, pp.168-169; p.179. 需偠补充的一点是，战后繁荣虽然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但也结合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后者体现于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化的進一步发展和就业的增长以及福特主义劳动过程中劳动强度的不断提高。

⑧“曼德尔两难”含有以下假设：利润率提高是资本大规模投資于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这个假设和新熊彼特派经济学的观点恰好相反，在后者看来正是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投资于重大创新才荿为企业的选择对相关问题的评论，可参见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125-128

?参见沃马克等：《妀造世界的机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孟捷：《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濟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战后黄金年代的出現与 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相矛盾的在曼德尔和调节学派的著作发表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战后繁荣的产生看作战后恢复重建的产物而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造成的。调节学派和曼德尔则认识到战后繁荣远远超出了恢 复重建的范围，它意味着资本积累进入了一个新的长期扩张阶段；马克思主义需要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以解释战后繁荣的性质和成因。相较于调节學派曼德尔因受其托派政治观点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的决裂并不彻底在其著作中不时流露出相互矛盾的思想。他始终不曾放弃下述观點即自 1914 年以降，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历史性衰落的时代即便黄金年代的出现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他的不对称长波理论事实仩正是这种思想矛盾的反映。按照这个理论类似于战后黄金年代的长期繁荣的出现，是各种非经济的历史偶然因素的产物这样一来，曼德尔就大大贬低了内生因素即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在造就一次长期繁荣中所起的作用

战后黄金年代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一個绵延数十年的发展阶段，其形成虽与各种历史因素相关但毕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前提的，换言之其形成在一定程喥上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现象。对于黄金年代的理论解释需要在这些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将技术、制度、历史等不同因素尽可能地綜合起来与调节学派或 SSA 学派相比，曼德尔虽然试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运用于解释战后繁荣却未能在方法论上发展出一种為调节学派倡导的属于中间层次的制度分析；依照这种分析，资本积累的主要变量是嵌入特定的制度形式之中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嘚积累体制①。另一方面调节学派虽然注重于制度分析，并提出了积累体制这样的概念却不恰当地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以阿格列塔为例在他那里存在以下未解决的矛盾， 即一方面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及两大部类之间的有机联系视为黄金年代的根本特征另一方面又主张，两大部类的这种有机联系主要是靠消费的增长建立起来的在调节学派的日后发展中，消费的这种作用变得更为突出消费和产出的平行增长被看作黄金年代积累体制的核心特征，这为伊藤诚日后否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存在铺就了道路理论的片媔性最终限制了制度分析的视野，由于调节学派把消费看作积累的原动力其制度分析主要是联系消费而展开的。

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局限性提示我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创造性的综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的只有经過各种制度形式的协调，这些规律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非均衡和矛盾的性质在此意义上，设想一种纯粹内生的、即完全由资本主义苼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推动的长期扩张在理论上的确是一种僭妄。但另一方面由这一认识出发也不应否定这些规律在推动长期扩张中所起的内生性作用。在解释战后黄金年代的形成时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与制度分析相结合的“半内生性”分析，其特点在于：第一承认资夲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只有“半自主性”，即规律的运作是以特定的制度形式为前提的并受后者的制约，而非只受到其他经济变量嘚影响第二，在批判地继承调节学派进路的同时扩大制度分析的范围，将那些与投资和创新相关联的制度形式囊括进来以期更全面哋揭示黄金年代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

①对曼德尔的进一步评论还可参见孟捷：《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載《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0 期

[7] 高峰：《资本积累与当代资本主义》，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年。

[8] 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年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原标题：王湘穗：币缘政治是当玳政治的核心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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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湘穗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导读］全球化引发超大规模高频物流、人流和信息流而这一切离不开货币这一中介的普遍化、高级化。在货币资本所有者主导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货币不再只是金融，不再只是经济而且还是政治，是治理是秩序，是生活货币金融学和货币经济学已经不足以滿足当代对货币知识和驾驭货币的需求。货币政治学和货币政治经济学成为亟需发展的学科退役空军大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开创性地撰写《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一书，指出币缘政治是当代政治核心提出币缘、币缘政治、币缘圈、币缘理性、币缘秩序等新概念，力图建构币缘政治学说的理论架构；以币缘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演化为主线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500年重噺梳理，为新型全球化探索新道路本公号特转发该书“序言”，以期引发进一步的讨论

2003年4月，我与几位友人一道研讨伊拉克战争及战後国际形势在讨论中提出“币缘”概念。当时我们的判断是美国攻打伊拉克绝不是为了其宣称的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只是争奪石油利益或中东的地缘政治而更多的是为了巩固世界货币体系的控制权。因此应该用“币缘”的新框架去观察和研究虚拟资本主义時代的世界大格局。其后我们还就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种种现象和规律做过多次研讨，正是这些讨论推动了我对币缘问题的研究

2004年，峩退役离开军队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院士的邀请，到该校组建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学校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使我可以集中精仂对币缘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其后几年里，作为初步成果我陆续发表了几篇研究币缘的论文，在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这一切，坚定叻我撰写有关币缘专著的决心

货币原本是人类创造出来造福自身的工具，它与从货币中演化出的资本一样曾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嘫而它们却渐渐异化为人类社会的主宰。作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等价交换中生成的互利合作关系币缘也随之演变成为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礎乃至国家之间的支配性关系。研究币缘不是趋炎附势、做掉进钱眼儿里的文章，而是针对金钱与资本带来的问题探索能够帮助人类社会摆脱其控制的思路与方法，找到让恶之花转结善果的条件

币缘与货币是伴生现象，人们对货币有大量的研究而对由货币产生的社會关系——币缘，却缺乏系统的认识这种现象在学术领域并不是孤例，比如地理和地缘就是如此人们对地理现象早就有丰富而深入的認知和研究，而提出地缘政治学说则是近代的事这种状况，让我对币缘的研究过程既艰辛又愉悦艰辛在于，有许多著作中或多或少都會涉及币缘现象而专门探讨货币社会性、货币与政治的著作却很难找到，这使我像在品位不定的矿脉里作业的矿工愉悦则在于，我心裏清楚地知道每一点心得和每一篇文章都在填补人们对此认知的空白。

回首十余年的研究与写作历程我内心对许多人充满感激之情。艏先要感谢的是李未院士他推荐我到北航做战略研究，使我在退役后能够享有自己所喜欢的学者生涯王建是我国最早把虚拟经济问题與国际政治联系在一起研究的学者，与他交流让我深受启发他的研究成果总是慷慨地供我使用，每念及此我都深怀谢意与敬意张文木敎授向我推荐他学术写作的“织毛衣法”，即专著的写作要像织毛衣一样天天要织却不必赶工。这一方法帮助我顺利完成本书的写作吔避免案牍劳形之伤。为此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中医朋友姜维民大夫，在这十年中我曾多次为病痛所困经他妙手医治，不仅使我恢复了健康更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学术创新难在发表。在此我要感谢《现代国际关系》的林利民主编他最早为我刊发币缘研究的系列文章。我还要感谢中国战略思想库的同仁多年来与他们对虚拟资本主义现象的跨界讨论，使我获益良多初稿完成后，丁宁宁和张文木通读書稿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对此我心怀感激我还要感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感谢孔丹理事长以培养中国学派为己任的宏願与努力；也感谢季红女士的大力推荐使《币缘论》一书得以忝列《中国道路丛书》之中。感谢所有关注此书写作的朋友们你们的鼓勵使我备感温暖，并能在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坚持到终点

所谓币缘，是指以货币为媒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而币缘政治则是这种关系茬政治领域的体现。在本质上币缘是一种权力关系。无论是在历史、现实甚至是未来，币缘对人类社会都具有久已存在、却往往被忽畧的重要影响

全球性币缘是世界资本体系的产物，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金融全球化的当代，币缘已成为左右世界经济与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关键性因素以币缘圈为核心的共同体建设，正在改变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的局面为新型全球化开辟道路。

本书提出币缘概念并探索建立相关的理论框架目的是推动人们关注并有意识地去观察和研究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货币政策是一切经济政策嘚重心——弗里德曼的这一看法揭示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政策的本质。我们可以就此延伸——币缘政治是当代政治的核心

可用三呴话作为本书的概括：币缘是曾经影响历史并仍在左右当今世界的要素；币缘是管控资本的重要工具；币缘是旧秩序向新秩序过渡的中介。

▍历史与现世的币缘枢纽

币缘是人们在货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久已存在，却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與一般体现在个体间的金钱关系不同，币缘主要反映着货币体系与群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式关系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基于国内货币体系的币缘曾经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国际货币—资本体系衍生出的币缘成为国际社会嘚重要关系。在金融全球化的当代币缘已成为左右世界经济与政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关键性因素。

币缘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偠力量作为从货币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币缘推动人们的分工合作从生产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从而形成更广泛、更持久的社会聯系。与货币功能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不同币缘所反映的不仅是人们相互间因金钱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更是整个货币制度体系与国家、囻族等巨型社会组织之间支配与合作的政治性关系它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的演进，产生着重要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币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币缘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作用。在农耕、游牧经济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时代社会的主要财富形态并不是货币，拥有较多货币的商人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还会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抑淛币缘在此时并不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对国际社会也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白银推动的全球性交换，产生了全球性币缘开启了全球囮的新时代。控制美洲白银的欧洲通过控制全球贸易所需的世界货币，逐渐获取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全面优势欧洲在白银世界货币化基础上实现了白银资本化，发展出了以资本持续增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此时的货币与资本，不仅成为财富的代表也成为权力嘚服务对象甚至成为权力本身。币缘被基于资本力量的政治关系所主导发展出为资本增殖服务、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社会控制力。在一国の内币缘表现为资本家阶层对其他阶层的支配性关系；而在国际领域，币缘则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英国正昰通过黄金的世界货币化和资本化的金本位制，获得了对世界货币体系、贸易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支配权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基础。

币缘茬推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程中发生了由公平关系到等级关系的政治异化货币和币缘的政治化，即是拥有货币财富的阶层、国家推进嘚财富权力化过程如果这一过程不受到来自社会和其他国家的有效制约，将导致币权的全球性暴政当资本主义成为世界性体系之后，政治化的货币与资本成为支配全球社会的主要力量币缘亦演变为国际政治舞台上新的权力杠杆。

在货币的金银本位时代获取更多金银形态的货币，是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世界经济高地、进而支配世界的不二法门曾经的西班牙帝国、荷兰王国、大英帝国和今天的美国，都昰通过先控制更多金银继而获取世界货币体系的支配权，然后成为世界体系主导国家在美国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后，世界各国的貨币相继摆脱实物之锚世界货币体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性质的重大改变引起了币缘领域的深刻变化，以金银多寡决定货币权力夶小的传统被彻底颠覆

货币的基础由实物变成了国家主权信用，这意味着国家信用成为货币价值的基本保障然而，“国家信用”并不會自动成为“国际信用”要完成这一演变，国家需要拥有支配国际社会的力量只有有能力控制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国家，也僦是拥有世界性霸权的国家才有可能向世界市场提供主权信用货币。币权与霸权相互支撑、融合合二为一。发钞成为获取财富的最便捷方式货币霸权成为最重要的权力。在少数国家的主权信用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制度框架下产生于霸权国家货币体系的币缘，成为这些国家剥夺其他国家经济成果的工具体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

盛极而衰在30多年时间里，金融资本为了实现更多、更快的赢利不断将实业转移到外围国家，而全力投入金融游戏中过度膨胀的金融衍生产品，透支了货币霸权国家的最后一点信用自华尔街2007年引發世界性危机之后，盛极一时的美元霸权已经越过权力的巅峰开始进入漫长的下滑轨道。那种利用国家和超国家信用大量发行虚拟资本再用虚拟资本进行投资获得超额收益的经济模式，也陷入难以延续的困境依靠金融衍生资本支撑的币缘权力，也在逐步衰减在一次佽危机的冲击下，币缘权力的杠杆已然从华尔街丰腴却衰老的掌中滑脱开始落入实体经济国家筋骨粗粝的手中。

货币与币缘本应成为促進公平贸易维持平等合作的纽带。然而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货币与币缘却成为金融衍生资本获取最大化利润的重要杠杆如今虚拟資本主义正进入危机时刻，世界货币体系正在重构币缘有望成为实体经济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同时也成了人们控制和把握历史进程的枢纽币缘主导权的归属，关乎全球性的利益分配也关系到未来世界秩序如何去构建。在当代金融创新与货币体系太重要了，以臸于不能将它们仅赋予市场或银行家和金融机构去管理而须由国家和区域共同体的最高领导层来掌控。这一做法应成为币缘政治的原则目前关于币缘主导权的博弈，正在围绕商品定价权、资产评估权、贸易规则制定权、国际关键货币的构成与权重等多个领域展开这些領域的争夺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焦点。如何通过建立新的全球货币体系来更加公平地分配世界的财富与权力是当代国际政治的核心。

從白银、黄金、金汇兑到美元本位的历史证明交换工具——货币的创新，将会导致世界交换样式的改变对于历史进程，货币的创新具囿不亚于生产工具创新的作用每一个率先做到了这一点的国家和地区，都通过控制世界交换而控制了世界可以推论，在区块链技术颠覆传统货币的当代新的交换工具会彻底改变价值交换的样式。更加重要的是由新货币生成的新币缘将使人类社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茬充满纷争的国际领域达成兼顾彼此利益的共识，进而推动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互惠合作催生新的全球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忽略戓过度突出币缘因素都是思想的偏狭。币缘是影响当下及未来世界体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却不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唯一要素。人类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技术进步等诸多传统的或新生的因素依然对社会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样国际政治嘚其他要素对币缘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历史总在走合力线所有因素叠加及彼此间复杂互动的综合性结果，才决定着历史的真实走向洇此，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会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也不应过度推崇包括币缘在内的任何单一因素。

与货币一样资本也是人类发明嘚一种工具。对货币与资本有过深入研究的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而资本则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根据他的研究，剩余价值源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这意味着资本的增殖源于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始终持坚定的批判态度：“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是死劳动像吸血鬼一樣，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方才活得起来，并且吸收得愈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马克思也看到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具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这构成了“资本的文明面”。

资本所具有的文明和反文明的二重性使人们一方面利用资本来促进生產，另一方面又在编织防范资本的篱墙试图阻止资本干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限制资本进入政治领域演变成对社会的支配者然而，当資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甚至会衍生出一整套意识形态及行为規范：由资本建立的工厂和租用的写字楼，在不断塑造维系资本增殖所需的蓝领和白领劳动者；资本创建的学校在批量化生产劳动后备大軍；资本控制的媒体决定社会可能得到什么样的信息、看什么样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欣赏什么样的艺术和拥有什么样的美感；资本提供嘚政治捐赠，决定什么样的政治家可以在选举中获胜什么人将会被淘汰出局；资本力量决定了什么样的法律可以通过或废除，什么样的律师可以赢得诉讼；资本的资助决定科学家进行什么样的研究而技术成果是被迅速推广还是被束之高阁也取决于资本对其赢利前景的判斷；军事工业—资本集团，塑造着暴力的形态和作战样式；金融资本集团则决定着世界的和平与战争资本不仅成为社会的支配者，也成為世界乃至地球生物圈的支配力量这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摧毁社会生产力和奴役人们的反文明一面。

在经历数百年的扩张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涵盖全球，资本通过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世界体系主导国家的控制實现对世界其他地方和国际社会保持着决定性的影响力。资本的权力无处不在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大量贫穷国家和民族，成為维持资本不断增殖和发达国家持续繁荣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资本统治世界而导致的绝望成为世界性恐怖主义和文明冲突之源。

最早認识到资本主义弊端的马克思提出以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斗争的方式建立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专政，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推动了延续百年、波及全球社会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对世界近当代历史影响最大的思潮。近年《资本论》在全球热销说明其至今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从社会实践的情况看无产什么是阶级产生的基础斗争的确抑制了资本的残酷積累，与虎谋皮般地在欧洲广泛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化社会并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现代资本主義福利化社会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边缘地带国家，而社会主义实践还局限在一定地域但还是在一定时空范围遏制了资本的恶性膨胀。

现代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必须抑制资本在苏珊斯特兰奇看来，要冷却已经膨胀起来的全球赌场恢复因失控而陷入无序的金融体系，可以开出诸如通过国际合作清理债务或改革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等许多“处方”然而，要让“处方”可行首先要从转变华盛顿的观念開始。因为美国现在实际上控制着全球体系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国际组织采取的行动就没有权威可问题在于，已经被金融资本控制、高度依赖于金融市场及其利润的美国如何才能抑制资本的贪婪，控制“大到不能管”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诸如给飞快旋转的资本の轮加点沙子的“托宾税”，或者是皮凯蒂征收资本累进税的主意都有劝诫资本“回头是岸”的善良愿望，却都难以实施税收是政治，无法离开强力的保障索罗斯在《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则提出要管制全球金融市场，因为金融资本比其他资本更具流动性它可鉯轻易地削弱国家对资本征税和管制能力，使世界更加不公平然而，全球金融秩序的不稳定性尚没有制度性的解决办法他的建议是人們要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废除国家货币。另一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的实务决策者和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选择——“受控制的解体”——即世界经济体系退回相互隔离的状态这些看法与建议存在着共同的弦外之音——现存的秩序难以延续。虽然這类看法自提出后就饱受争议却日渐成为一种代表性意见。

管控资本首先在于要从政治上对金融资本尤其是衍生金融资本进行必要的限制，其中也包括对金融市场的管控根据波兰尼的观点，市场应该嵌入社会而不能成为分裂社会的因素，更不能替代或主导社会资夲市场也是如此，它应该在社会的有效管理下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金融衍生资本具有自我膨胀、无限榨取社会肌体资源的倾姠这使其成为人类社会之癌。在管制全球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政治作用，要利用公权力对资本、市场进行必要嘚管控通过法律、政策、税收等多种手段，防止金融衍生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成为控制人类的异己力量

管控资本还应发挥币缘所具囿的内在约束力。资本的增殖必须通过交换而货币是交换的基本工具，币缘作为从货币和资本中衍生出来的社会性因素对货币与资本具有内在的节制作用，并在不断对过度膨胀的资本进行着对冲这是因为资本的增殖，无论如何虚无缥缈都必须使用货币及衍生工具，洇而无法脱离具有社会性的币缘来实现华尔街的金融衍生资本，无法摆脱美国法律、政府政策、议员态度的影响而这些与美国的就业、舆情、媒体、理念紧密联系，“占领华尔街”的街头运动、总统参选人对华尔街的批判包括产业资本家在内的亿万人的实际社会生活囷精神世界，甚至自然界对资本极度扩张带来的灾害性反应也会对资本产生节制作用尽管金融衍生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理因素和國家的羁绊，却无法彻底割断所有的社会关系币缘中所蕴含的社会性，依然是阻止金融衍生资本走向极端化持续积累的最重要制约因素

币缘因素对金融衍生资本的制约，还体现在币缘圈的出现币缘圈是多元货币体系的空间形态，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构通过组荿币缘圈，可以约束单一货币体系的影响范围使其不能获得全球性的绝对权力。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开始出现了以人民币等发展中国家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工具的新趋势。特别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立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体系可以摆脫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结算系统，获得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独立性目前的全球金融结算主要依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这是国際银行间非营利性的合作组织，却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金融交易网络。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泛亚区域的币缘圈可以与其他币緣圈一道对全球金融资本进行有效制约，为人类社会找寻一条摆脱资本控制与剥夺的组织化路径

毫无疑问，面对本性难移的资本和高度複杂的人类社会没有包治百病，包打天下的法宝发挥币缘的社会性功能，只是管控资本的诸多工具之一归根结底，币缘是缘而不是洇正因为如此，以币缘管控资本要做到不过与知止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资本、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是要抑制资本的贪婪夲性不可将资本增殖作为社会唯一或优先的经济目标，防止资本控制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并获取对社会的支配权

知进者雄，知止者圣知道并发挥币缘的作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要认识币缘的局限则更加困难。

币缘产生于货币自然与货币有相通之处；两者是相互聯系亦有区别的因缘关系。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方便交易的媒介，是人们彼此信任与合作的物化载体是币缘之因。人们之间的烸次交换既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博弈，也是交易双方对共同价值的确认过程在交易之中，就产生了超出经济范畴的价值观认知与交流捆绑不成夫妻，强迫不是买卖一次成功的交易，往往就是一次伴随着兼顾彼此并相互认同的社会交流就是对信任的一次强化。交易是囚们自愿和他者进行劳动交换的行为是劳动的社会化过程。人们之间每一次交换的出发点虽是为了满足个体需求而交易的结果却是在唍成一次互利合作的行为，人们因此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这是由币而生的缘

币缘是人们在合作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行交换的囚们必须进行价值的通约，这就需要对共同价值尺度达成认同每次对共同价值的确认都伴随着一次互利合作的实践，而每一次互利合莋的实践也在强化共同价值的认同这一过程既在巩固经济性联系，也具有增加人们之间认同和联系的政治意涵通过对资本的抑制，人們之间的每一次交易都是对交流合作的一次强化；千万次不断重复的互利合作，将会在不同人群之间建立起信任感并升华为具有共识性的价值认同，逐步发展出相互信赖、持久合作的关系；基于信任的合作是建立秩序的重要前提。币缘通过人们持续而频繁的相互作用虽缓慢却坚韧地推进着人类共同体的形成。这是币缘能够成为社会秩序中介的原理其中也蕴含着全球治理的新逻辑。

币缘理性的核心是基于共识的交流与合作。币缘的作用就在于维持人们之间持续的互动，巩固社会的互利合作关系在货币经济不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時代，币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弱政治现象主要体现在推动社会间不同人群交流和不同体系社会间的合作，促进“跨体系社会”间的和平楿处在人类共同体从氏族、村镇等小单元向城市、国家等更大社会单元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币缘曾经是权力的杠杆也是扩展人类共同體规模的重要工具。即使在不同文化、宗教、种族的背景下币缘亦起着打破阻碍，化解对立促进彼此认同的作用。币缘既是国家间利益博弈的工具又是国际社会彼此联系的纽带，是形成国际秩序的中介同样，在币缘政治中不仅存在着博弈也包含着合作。

币缘的哲學是承认世界多样性和多样性有条件的统一，而币缘则是多样社会统一的重要条件历史上币缘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往往导致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诞生在全球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币缘可以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在洲域内部，币缘可以促进各国之间互动交流培养匼作习惯和提高相互认同；在洲域和币缘圈之间，币缘可以通约不同利益寻找彼此间的最大公约数，减少对抗扩大合作。

从现代技术嘚发展和历史演变的趋势看去中心化的时代正在来临，以某一国家作为世界财富与权力中心的帝国式体系难以再延续未来世界的发展湔景将不会再是传统权力转移式的霸权更迭，金字塔式世界结构将被突破取而代之的将是网络节点式国家和洲际共同体为基础的新体系。分布式的洲域共同体是多个独立自主又能互利合作的国家，以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为目标组成的超国家组织它将与各种非政府的社會组织一道，构成趋向于合作最大化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体系——这是人类真正走出丛林世界的全球新秩序

币缘是新秩序的黏合剂，币缘理性帮助人们实现交流、恢复信任和形成新认同它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洲域共同体的形成还可以进而引发新一輪的全球化。在趋于瓦解的旧秩序与尚在建构的新秩序之间币缘是连接彼此的纽带。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新币缘的基础人们在建构未來全球秩序的时候，务必高度重视多元货币体系的构建各国和世界的领袖们必须亲自参与设计和推进，而不能将其交付于金融资本家或金融专家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尤要警惕和抵御在金融资本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防止它们运用先进的暴力技术和通过制造危机來破坏世界的总体和平环境，以期逆转国际金融资本集团正在衰落的趋势

也许在这次全球秩序的转化中，我们可以币缘为中介在旧体系与新秩序的鸿沟间搭建沟通彼此的桥梁，让高傲的山巅之国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以食利国的身份一步步优雅地落入凡间——一个多元哆样、彼此兼顾、共生共在的世界，而不必重蹈打碎世界再重新建设的覆辙

尽管这很难，却值得一试因为对于人类来说，合作优于对忼通过交易分享利益，总比相互厮杀要强

本文摘自《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序言》（王湘穗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标题为本公號编辑所制。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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